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紧紧围绕社会需要，紧密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应用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普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社会需要 实践本质 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话题之一，但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却鲜有提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并进而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目标的科学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识，但是，却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而且，在现有的认识中，不論是基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掌握群众的解读，还是基于毛泽东的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的解读，事实上都往往最终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也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归结为通过一定的手段，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思想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接受与应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固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问题，然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其实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目标理解的一个相对初级的层次。
事实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著作，甚至包括《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写成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可以读懂的著作，而无数的无产者，也恰恰是甚至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在不认识文字的情况下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相反地，倒是无数的专家学者恰恰误读了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马克思本人不得不通过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马克思主义者”来提出抗议。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显然并不是通过通俗化来达到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恰恰相反，马克思强调的是“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很明显，马克思强调的理论的真理性最终是“人本身”的问题，是让“真理性”的理论代表群众的利益去通过群众形成物质力量的问题。而毛泽东提出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与实际事物相联系，必须满足客观存在的需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固然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与接受，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更好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进而成为推动人民群众实现社会的变革与物质世界改造的思想武器。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紧紧围绕社会需要，紧密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任何理论都不仅只有在满足社会需要和民众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够焕发其思想活力，而且，也只有不断地和不断变化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也才能够体现其真理性作用，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内容，最终为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组成部分与整体也同样只有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而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哲学、开放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能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不能与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相联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能成为空洞的理论教条，而不是用以指导实践活动的思想武器。这种情况下的空洞说教，当然也起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效果，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而且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惟其如此，为了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就不仅仅要首先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有用性，而且，尤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属性，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在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目标的实现必须紧紧围绕实践本质，在实践的过程中明确具体路径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人民群众通过更为科学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自我、改造世界。而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最为根本的目的。惟其如此，在实践活动中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直接地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而且，也往往因为实践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真理性、有用性的不断证明而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好更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正地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深入。
我们之所以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目标，但是，归根到底，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在根本上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上代表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也将毫无意义。也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都把人民群众放在了历史主体的地位，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思想的高度概括与体现。其最为根本的要求就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实现社会的发展。就此而言，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施必须在根本上尊重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我们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充分融入人民群众中间，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态度和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无疑不仅能够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也更容易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仅是一项思想建设工程，而且是一项极其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只有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紧紧把握社会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应用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普及，才能够更好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科学性和有用性，更好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效实施。
（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研究和江苏高校品牌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研究（项目编号：PPZY2015B152）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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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作为网络游戏的农场游戏中的“偷菜游戏”近年来风靡网络，制造了网络游戏的新奇观，成为社会中瞩目的焦点，也成为大众文化的经典的案例，虽然偷菜游戏收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游戏上体现出来的大众文化的特性却是极其明显的，且具有代表性，成为互联网大众文化历史上的标志性对象。
关键词：偷菜游戏 互联网 大众文化 视觉化图解
“偷菜”游戏是近年风靡全国的一款网络游戏，也成为近年网络中的热门词汇，该游戏是由开心网推出的一款通过在网络上虚拟的种植、收获农作物，而进行娱乐的社交游戏。游戏一经推出便在网民中掀起一股“偷”莱热潮，参与年龄层次之大，风靡程度之热，在网络中也实属罕见。在偷菜在网民中热捧时，国家文化局对此游戏又进行的限制，一时间网民对此游戏褒贬不一，学者专家纷纷从各个角度对此现象进行剖析，本文欲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行切入，偷莱游戏进行大众文化的解读。
一、互联网，偷菜游戏的运行平台
当前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文化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文化是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化，大众是媒介影响下的大众。电视机、录相机、录音机进入家庭，使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自然与由媒介负载的大众文化相连，使大众文化成为了与日常生活镶嵌在一起的组成部分，不是专门的、独立的业余文化生活。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普及，也导致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能很快被大众熟悉和消费。偷菜游戏的载体是互联网，互联网是当前大众文化媒介当中综台性最高的平台，其传播速度、传播效果、互动性、都是其他大众媒介所不能具有的。互联网本身也成为大众文化最繁荣的区域，代表了大众文化的前沿，近年来互联网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大众文化现象，更是让这个判断无容置疑。互联网成为一个与精英文化相对抗的阵地，它将崇高、严肃消解。娱乐性与欲望化成为互联网的关键词，人们的听觉、视觉、感官刺激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延伸。在互联网中网络游戏是互联网大众文化的代表性的一个方面。在传奇世界，魔兽世界等近年来热门的网络游戏将人们的原始的攻击欲发泄殆尽，网络里模拟的的攻击、成就也变的真切化。偷菜游戏也是近来兴起的网络游戏之一，它的寄生载体是校内网，和QQ聊天程序，这些在年轻人中有较高普及率的网站、软件。这些网站往往具有一些共性，都是彼此熟知的朋友群体，本身就具有游戏参与的互动性。游戏中的互动性也弥补了忙碌生活中所缺失的交流感，增加了彼此间日常交流的话题性。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当代社会面临的未来冲击之一就是短暂性，既人与物的关系的短暂性，人与地点关系的短暂性，人与人关系的短暂性、人与信息关系的短暂性，这种短暂性打破了人们的情感和期望长久性和稳定性，这样大众文化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粘合剂。偷菜游戏是建立在朋友之间的游戏形式，朋友之间相互在农场里的种菜、偷莱、杀虫、简单性的互动交流活动，让朋友之间产生了更多的集体心理认同。这样不同程度的消解了人们的孤独感，成为粘合大众心理的粘合剂。
二、视觉化感性化的图像模式
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主要区别在于大众媒介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声音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大众媒介己进入第四媒介阶段。媒介的革新必将会使大众文化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大众文化的感性气息无处不在。大众文化把人性从长期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把欲望、需求、本能、无意识、想象、激情等感性力量充分显现出来，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人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升华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中性文化，它消解一切意识形态，又竭力迎合大众，不追求精神的超越性，因而以轻松、快乐、狂欢的姿态赢得各个阶层大众的欢’喻。它唯一的约束来自于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它没有一贯的立场，随时迎合大众的口味，并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来调节自己的文化立场。而最能够迎取大众口味的，惟有欢乐”。马克思关于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的论述，是对主体人性的极好总结。他认为这种历史工作的结果造成了“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它表现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一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方面，因此，“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面本质据为己有”，并且，“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种肯定不能仅仅理解为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和拥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对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占有，它“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故而“对我来说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
目前网络游戏在视觉化的造型上大都颇费心机，营造视觉化的奇观画面，多数网络游戏中的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或者绝技施展都是高仿真的，逼真度可以同科幻电影相媲美，让无数的参与者将现实和游戏相混淆，满足人们心理潜在的攻击欲望，成就欲望，在视觉化的造型下，人们的思考心理变的感性化。在偷菜游戏中，游戏营造的童话式的田园风光，种菜、除草、摘取收获，古典的男耕女织，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中田园国的向往，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田园诗歌的流派，作为逃避黑暗现实的方式，在进入大众文化的时代，田园诗歌的假象变成了游戏式的参与，讲古代文人墨客所希望的意境都模拟成图像的方式，游戏中的土地、植物、都具有梦幻的卡通性质，并且在同传统的网络游戏相比较，该游戏操作是一键式的，简单明了，易于操作，整个游戏过程并不需要占用多少时间，参与者可以通过短暂的时间完成游戏过程。叔本华曾说过“在外来的因素或内在的情调，突然把我们从欲求的无尽之流中托出来，在认识甩掉了为意志服务的枷锁时，所以也即是不关厉害，没有主观性、纯粹的客观事物、只就它们赤裸裸的表象，而不是他们的动机来看而完全违心于它们时，那么在欲求的第一条道路上永远寻求又永远不可得的安宁就会在转眼间自动的光临，而我们也就得到了十足的怡悦。”整个种植收获的过程满足内心的成就感，在游戏中，设置了可以偷取好友的种植的农场植物的功能，在当今社会中快节奏的生活，以及众多规章制度增加了人们的束缚感，日复一日重复的劳动让人们缺少新鲜感，刺激感。在偷菜游戏中，“出轨”式的获取方式，让人们心中充满了刺激感，新鲜感。同时偷取的过程由现实生活中的严肃化、违法化，变成大众文化中的游戏化、娱乐化。在游戏中还设置了，个人资产的排行榜，现实生活中的物质衡量标准的金钱也变成游戏化的方式。在现实当中难以满足的轻松获取上万金钱的欲望，在游戏中得到了虚拟的满足。
虽然偷菜游戏收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游戏上体现出来的大众文化的特性却是极其明显的，且具有代表性，成为互联网大众文化历史上的标志性对象。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特征;影视文学
前言：
影视文学是指充分运用电视、电影画声媒介，以视觉、听觉的传播设计为着力点，将传统文学作品创作的规律结构情节与人物塑造充分运用起来，满足受众群体审美情致的一种文学种类。就实质特性而言，影视文学本质就是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所以影视文学与其他的文学形式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且具有规律上的共性。它贴近社会，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迎合大众的情感需要，与社会心理的敏感区域相碰撞，以群众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对事情展开叙述，进而是最具大众化的一种艺术载体。同时，影视文学作品是以影视传输媒介为载体，所以无法避免与影视媒介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具备的该种独特性，在新兴影视媒介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下的产物。
一、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文学作品
现今是处在社会生活效率高、节奏快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人已经没有精力去仔细推敲、品味和探索在概念和词语里隐藏的内涵和蕴意，也没有精力展开精心的思想反刍和心灵省察。不想阅读文章，更有意愿直接接触那些精美的形象。图像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主流趋势，而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已经逐渐淡入人们的视野，影像、图像文化成为主流元素。当下，影视文化的群众基础扎实，与社会焦点问题相贴近，且与人民大众的爱好和情致相契合，逐渐地成为现今审美文化的主流元素。不过一种新事物的兴起总是矛盾的统一体，影视文化在具备众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尼尔提出在电视兴盛的时代，政治、新闻、宗教、体育、商业以及教育都自甘堕落成为娱乐的附属品，更甚至默默无闻地为娱乐所服务，而后果可想而知。影视文化是以图像为主，这就使人们解密文字世界的能力大打折扣，特别是影视文化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经济性是影视文化的一大特性，趋利性导致影视文化向品类化和单一化发展。所以影视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应当重新对审美价值体系和机制进行审视，尤其是应当将文学艺术中的精髓吸取进来，才能够使影视文化更加富有艺术气息和艺术生命，而不是供人娱乐的工具。
不得不承认，主打文字的影视叙事作品依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将图像、颜色以及音乐配合文字进一步阐述了影视作品的审美内涵和蕴意，文本语言在影视作品中所起的审美作用是无可取代的。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就创作文学来说，想要将文学作作品的内在含义顺利呈现给大众，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优美的语言。同时优美的语言还有利于作者表达自己的情感。最近几年来影视文学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文学语言的铺垫。虽然影视文学和文学创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种类，不过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互动交流关系。而影视作品的成型是由导演、编剧、演员等艺术创作者共同的结果，假若他们没有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影视文本)做铺垫，那么再高水平的影视艺术传输也只能像巧妇一样“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没有艺术作品做铺垫，想要广泛传播也就难上加难。所以在审视传统影视文学时，应当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即观察现代大众传媒大环境下所创作的影视文学作品。
二、大众文化语境下解读影视文学的审美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指人民大众创作且欣赏的一种普通文化。当前，运用高新科技电子产品为传播载体的一种事件和时间上相同步的世界性文化也包含在大众文化当中，呈现出通俗容易解读的风格。所谓的精英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所创作且欣赏的文化，其风格是博大精深和高雅。精英文化主张影视艺术应当具备文学性，这在本质上 就是精英和大众两种文化形态的融通，是指对仅仅少部分人才能理解阅读的经典精英文化作品，经过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进行凝练、提取、升华后变成大众能够吸收的文化。因此精英和大众两种形态的文化能够互相融合和沟通、交流，互为补充是笔者的观点。而当下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文化审美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特征。
(一)美的真实性
卡希尔这为美学家提出，所有艺术都是由自身的语言标记，这些标记是一种非文字型的直觉符号语言。在影视艺术作品中，比如颜色、图像、光感、声音等等均可以当做艺术载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寄托思想和感情的生命形式符号。这些直觉性的标记符号拥有直接造型的能力，可以将文学艺术作品中编撰的场景及人物用接近于真实的画面在观众眼前呈现出来。
在针对相同的事物时，强调直觉影像性的影视文学作品与以文字为主的文学作品之间，都是想要达到表达真实性的目的，不过两者之间在挖掘层次和立场却各有个特点。文学作品重视的是内在无法言语的含义，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中外哲学美学史以及佛教的“顿感”学说等，均是通过对外在事物描述而提升到表现意境的高度。萨特曾经指出，每种事物通过人的语言表达后就已经不是以前的事物，该种事物已经丧失了原先的“纯洁”。外在事物经过人内心的想象而实现“境生象外”“传神”等景象，也就是说文字这种语言符号通过对事物的表述和概括后能够十分真实。人们在创造的文学作品中，是依靠着内心的想象来构造一个虚化的艺术世界。就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则是不管是塑造服装、人物长相、表情等外在要素，还是塑造人物性格等内在要素，均是由演员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演绎。即无需重塑思维，就能够直接呈现给观众，使观众能够见到确切的人物和聽到声音。影响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加工后能够重现现实物象，进而在人们眼前呈现出具有审美意境的事物。就表现物体活动以及物质对象而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能与影视作品相媲美，这时说明影视作品最接近现实和人的经验。很多作品是通过人们幻想而编撰的影视作品，也能够因为图画和声音的艺术感染力和造型力变成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作品，这主要是因为影视作品接近于“实际”和“物象”。相比较来说，影视文学将真实性的影视世界展现给大众，尤其是视觉的具象使审美对象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所以运用影视来展现对象时，具有独一性和形象性的艺术特点。而文学语言是运用抽象思维来达实现形象的真实，影视文学在描述事物时恰恰与语言文学相反是采用形象思维方式。比如文学家会用“太阳出来了，天气真暖和”这种表达方式来将人们内心对太阳的感受描述出来，不过影视作家想要将这种暖和的天气表达出来，则是在具体形象的世界中找寻适当的图像进行描述。这时就可以采用“一个人正在脱下厚实的棉衣，额头冒出涔涔的汗水”、“他一抬头就看到刺眼的阳光，衬衫被汗水打透，紧紧地贴在身上，他右手拿着把蒲扇用力地扇着”等等语句来转换成视觉图像。比如将小说改版为影视作品后，就会用生动、真实的形象补充文学作品中给人留下的空白，将经典的文学形象塑造出来。比如将《红楼梦》小说改版成影视文学作品以后，将其中的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贾迎春等人物加以重塑，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对人物的期待。
(二)美的时空性
影视文学表现出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扩展。假若文学上表现出的是一种组成或者展现的空间，并且呈现出时间持续中的某个片段，那么影视文学是将空间的再现和再反映。文学的空间是读者思想意识中的记忆与虚构的时空图。在用文字符号建造的虚幻世界中，通常是会有所压缩或者变形。文学空间的根本属性是以时间为主轴进行故事的讲述，而空间则表现出跳跃和间断性，人们在文学作品看到的是文学世界中局部的某个片段，是在按着时间主轴表现出的意识空间环境。
巴赞指出“银幕并非是一个相框，而只是显示某个事件一部分的屏蔽光的框，在人物从画面走出后，应当觉得这些人物只是暂时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依旧在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生存着”，画框以外的背景与画面呈现出相反性，作为“窗户”的荧屏空间能够向观众展现出一个近似无限向外延展的世界。影视文学作品中所构筑的空间是源自于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表现出向外无穷延展的形态，以荧屏上有限空间为依托，构建出虚幻的无限空间;充分运用画框内场景的转移，将框内和框外的联想空间一同组织起来铸造影片的审美艺术空间，因此可以将连续性、信任性的影视作品呈献给大众。在影视文学作品构筑的艺术世界中，时间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流动性为依据来表现艺术空间的时间。即影视文学是在空间转化中加入时间元素，在流动的时间之中纳入空间变化，因此影视文学时空是一个持续流淌的艺术时空。
在观众面前呈现的影视文学作品图像实际上是由空间性、持续性的动态图画组成顺畅、系统性的视觉图像。当我们在观看影片时，视觉中产生的空间幻想是由光影技术制造生成，特别是当前流行的3D影片，其独有的透视效果给人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再融合剪辑画面和时间交错的暗示性，给人带来时间上的幻象。作为充分运用透视性的影片，在辅之以音响、声音图像和场景切换技术，给人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三)美的重构性
华丽的视觉效果、波折的视听叙事、精美的听觉感觉是影视文学给人们带来的效果。改编原著成为影视文学作品以后，不但具备原著的內涵，而且影片自身以独特的影像策略重构文学作品的内含。重构后的影片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与文学作品不相同的领悟和感受，即一种新式的审美体验成型。改编后的影片会在无形中消除了一部分原著的哲学意蕴，将原著的深度降低，不过在降低这种深度时，增强了影像的叙事性，给观众一种新的感悟，能够使读者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原著作品。接受美学理论家指出，只是绝对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是不现实，而电影或者文本与观众或者读者是共同存在的，是有机的统一体。因此文本合理的采纳观众的批评或者反馈，对自身发展是很大的推动力。
比如崔漫莉的《浮沉》小说有“最鼓舞人心的职场生存小说”，“经理人和销售者的商战圣经”的美誉。在改编成电视剧之后，人们开始对小说有重新的认识，将“把爱留下，将钱带走”、“羡慕别人，不如发挥自身长处”等赋予时代特色的经典语录在电视剧中提取出来，并且对满足时代特色的职场生涯以及深不可测的商场对弈进行完美解读，就是因为《浮沉》电视剧重构小说的效果。即一部好的影视文学作品能够对小说中的各种因素、意识和社会文化形态进行重组，建立内在联系，阐述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影视作品重构性的价值。
结语：
在当今社会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不断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有长盛不衰的气势。不过大众文化在与社会流行趋势相接轨具有时代性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弊端。在大众语境下的影视作品，要求作品与文学底蕴相结合打造精英文化作品。比如张艺谋将莫言的《红高粱》改编成电影，也是借着这部作品张艺谋成为人们熟知的导演。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影片的精美造型、绚丽色彩对莫言文学语言的一种补充，给予人们一种强烈的冲击力，直观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所以影视文学作品只有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石，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增强影视作品内在文化意蕴是现今乃至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以大众文化语境为标准，才能够使我国影视文化作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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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传播;教育功能;价值取向;遗产传承
“传播”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它离我们并不遥远;“文化”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将这两个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主题——“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是以文化信息为媒介内容的传播，是人类交流、开化的特殊形式，是传播的特殊范畴之一，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威尔伯·施拉姆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扎尔斯·科利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撒皮尔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整合和文化增殖;文化传播造成了文化积淀;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分层;文化传播导致了文化变迁……文化传播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崭新的社会现象，面对着文化传播巨大功能产生的强烈冲击，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 文化传播功能的横向细分
说到“文化传播”必须先明确“文化”的概念。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上的文化是与特定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应的，包括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艺、科技、学术、法律以及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广义上的文化则是指人类经过劳动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的成果(或结果)，都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范畴。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对文化传播功能进行如下分解：
从横向来看，文化传播主要有教育功能、影响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和传递文化、建设道德规范功能三个方面：
(一)文化传播的教育功能是我们最熟悉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文化传播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化程度，即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高度而又协调的发展。就个人而言，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人的个性化程度，即作为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发展，人格、智力、能力、体力、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等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与文化传播紧密相连，从根本上讲，都与人的教育紧密关联。
文化传播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这种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教育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内容，教育的形式就是文化的形式。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也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说，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化传播，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进行交往的文化传播的功能。
(二)文化传播的文化价值取向功能
“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这个定义如此诠释可能太过抽象，这里可用三个具体例子来做解释。
第一，关于媒介内容中妇女形象的研究。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当代许多媒介研究者一个重大的研究主题。妇女模式的观察者指出，过去和现代的媒介很少展示扮演职业角色的妇女，缺少强大的、重要的妇女形象。在美国电视中，妇女主要以两种面貌出现：家庭妇女或从事地位低下的、从属性职业。美国的媒介广告也常常通过安排妇女的从属性姿态这些视觉手段把妇女描述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传播了妇女依赖男人的旧思想意思。具体而言，“男人是医生，妇女是护士;男人是律师，妇女是秘书，男人在公司，妇女照料时装用品商店。”可是现在，很多人已不再认同这样一种观念。“事业型女强人”的形象在哥特式小说、爱情喜剧、肥皂剧中塑造得越来越多。女人已不再被认为是男人是附属，相反，男人常常要面对“顶头女上司”的现象已不再罕见，甚至出现了靠“吃软饭”生存的男性。
这是KooKai时装公司的一幅广告宣传画。KooKai这个法国时装品牌专为15-25岁的年轻一族度身订造，以活泼反叛的少女形象出现。无需多做解释，这幅宣传画已经鲜明地表现了这个女性时装品牌的倾向：极为夸张地渲染女性独立自主的叛逆形象，把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女性形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并且这种巨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正是体现了文化传播对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
第二，关于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的扩散。我们主张建立的社会是在主流文化的导向下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体，这就要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将社会整体认可的观念与准则进行复制，将不同的个体同化。正如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君臣之礼”，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现代社会中，“非主流”这个名词对于大家来说已不陌生了。早在1997年，美国一档电视节目“爱伦”(Ellen)就公然在镜头中表现了两位妇女浪漫地亲吻，这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时至今日，非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已越来越多。例如非主流人群追求的与众不同——打扮入时、造型夸张，在生活中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服饰，发型前卫，有的还文身、打耳洞、唇釘、脐环。他们爱自拍，多用手机或摄像头，统一从头部上方45度斜照下来，男生喜欢照侧面长发，女生则爱瞪大双眼加嘟嘴或抿嘴，然后PS自拍的照片。“非主流”虽然不会成为主流，但是“非主流”能够在社会中生存和蔓延已充分证明有这样一部分受众在被同化，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在被改变着。
第三，“明星制造”为平凡人走向星光舞台筑路。随着“超女”、“快男”、“快女”的迅速走红，中国社会一大部分人投入了这场“明星制造”的热潮中——不管是作为观众还是演员。这样的选秀节目原是效仿美国的“American Idol”，这场选秀风能从大西洋的另一岸刮到中国来并将热潮持续这么久足以见得文化传播的神通广大了。我们在传统观念中对明星的种种认可被“超女”、“快男”、“快女”所颠覆。明星应当漂亮标致，而李宇春走红后“中性美”比漂亮标致更吃香;明星应当演技超群，而湖南卫视制造的青春大戏《一起来看流星雨》中大胆启用从未涉足演艺界的魏晨、俞灏明等明星饰演男主角，演技的要求已退居二线;明星应当歌声优美，而曾轶可的“狮子座”也以拿捏的唱腔风靡一时……文化观念的改变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宣传，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将外来文化带入本土，还使外来文化在本土中蔚然成风、逐渐渗入民众的传统观念并悄悄改变我们原来的看法。
以上三个例子已经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文化传播对文化价值取向产生的深刻影响。文化传播正以它自己的方式树立起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最后，文化传播还能够传递文化和建设道德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继承均离不开社会文明的代代相传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和传递。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传播。此外，文化传播又是传递社会道德准则和建设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一股无形力量。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从正面宣传社会道德准则，如：尊老爱幼、舍己为人、廉洁奉公和乐于为国为民奉献等品德，赞扬体现这些美德的人物和行为以促进社会道德准则的实施;也可以从反面揭露背离这些准则的行为和倾向，以引起对这些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的社会舆论制约。近年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揭露批判贪污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 文化传播功能的纵向细分
从纵向来看，文化传播主要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和政治功能(包括法律、习俗、民主传统)两个方面。
社會遗产传承功能是文化传播内容的重要方面。人类社会及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文化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谈及政治功能，很多人会觉得政治与文化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何以能把政治功能纳入文化传播功能的细分之中呢?其实不然。首先，先来看一个概念：政治文化。何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文化总体的一个方面，早在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就已提到。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就殚精竭虑地探讨了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道德和习俗”对该民族的政治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托克维尔在他论述美国民主制度的专著中，也就美国人的民族习惯、思维方式及观念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印象政治文化的社会因素很多，除了物质关系外，首推社会文化的制约。因为各种政治文化都是其置身的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或者说是亚文化，亚文化或子系统总是免不了受到大系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文化是维持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能够得以顺利运行的基本心理环境。它将确定社会公民对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信念和基本态度，维持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基本认同和价值评价”。所以，每个国家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政治文化的传播，希望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政治文化能够为全体公民接受。而在传播政治文化的各种渠道中，大众媒介的效果不容忽视。通过文化传播，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在一辈辈的社会公民中代代相传，并从某一特定群体(意见领袖)扩展到社会其他群体之中，从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地位，甚至形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政治传统，在历代沿承中扩大影响并被不断改进。
横向、纵向论述了这么多的功能，其本质都是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各种深刻影响，也正是文化传播这一显著功能的进一步细分。
三、 对文化传播策略的考察
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探讨文化传播的文化策略已是当务之急。讲究文化策略，是为了促进文化传播更加合于人类理性、更加科学、更加有效，使文化传播真正成为文明的推进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的国际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都要求文化事业管理者、从业者具备深厚的文化意识和传播技巧，掌握其内在的文化规律，并确定具有战略眼光的文化策略。宏观意义上的文化策略，应该是将国内国际的文化传播都包括在内，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来考虑。具体而言，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正确对待和充分利用跨国媒介，促进文化的沟通，实行价值观念的交流，将受众的自主选择和舆论引导相结合起来。
2.以系统观念协调跨国、跨文化的新闻传播与国内新闻传播的关系，让全球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三者统一起来。
3.我国新闻传播的文化目标应该是顺应世界潮流,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现代文明。
经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推论：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把自己同外界封闭起来，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割裂
开来，任何文化都不会葆有生机和活力，最终都将终结和消亡。毋庸置疑，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大众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还是文化的首要功能和基本功能。这也正是我们关注文化传播所包含的深刻复杂的涵义的原因及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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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其内在本质却几乎相同：人们在闲暇的时候，通过娱乐活动来控制他们的思维和内在心理。大众文化使民众丧失了自身所拥有的否定和批判的能力，成为了一种异化的文化，而非真正的“大众化”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文化产业问题，重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重新领会其内在精神对当今时代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時也指“大众文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很多思想家都对大众文化持批判的态度。霍克海默是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而阿多诺是通过流行音乐这一具体文化表现形式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本雅明虽然在他的论著中并未提及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但他的艺术理论却深刻反映出他对大众文化的坚定批判态度，马尔库塞则以提出进行自救的方法来继承前人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态度。虽然他们所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本质意义和目的却是空前一致的。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文化产业问题，重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重新领会其内在精神对当今时代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概述
在西方，“大众文化”早在“近代欧洲”（1500—1800）就已经出现了，在16世纪帕斯卡的著作中就对市场经济以及文化的消费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随后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对“大众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而法兰克福学派所面对的大众文化却主要是指20世纪30-60年代美国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1]。一般而言，“大众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共同的文化，它包含了广大群众在一定时期共同存在和拥有的部分特定行为和生活方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民间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大众文化”是狭义的大众文化。1942年，在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两人的通信往来中，他们具体讨论了“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与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与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2]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与现代化的大都市以及广大群众相伴而生的，它以大众传播为媒介，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控制。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并且丰富多彩，但其内在本质却尽乎相同：趁着人们在闲暇的时候，通过娱乐活动来控制他们的思维和内在心理。
与“大众文化”相应而生的是“文化工业”，异化了的“大众文化”被“文化工业”这个名词所替代。“文化工业”一词，最早出现在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替代“大众文化”有其深意。对此，阿多诺有详细的解释：替换概念是为了消解广大群众对大众文化的误会，对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文化工业”概念的出现也恰恰透露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不满，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绝不像字面意义上所展现的是大众的、自由的文化，与之相反，那是一种受控制的文化，而非大众那么简单，因此他们更愿意称之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即文化生产的工业化。“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3]工具性是文化工业的特性，它通过欺骗广大消费者而达到整合大众的目的，用非自发性的虚假的文化为载体来潜移默化地填充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文化工业”是对文化进行规模性的复制粘贴和传播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大众文化“大众化”的否定。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提出的背景和思想来源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提出的背景
1.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社会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欠下了巨额的债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导致了小生产者纷纷破产，德国社会动荡不稳，政治制度混乱无规则的状态。由于社会的无秩序，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来拯救当时的国家。希特勒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心理来宣扬纳粹主义。马尔库塞曾这样描述：“该时代是一个充满集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4]纳粹政府将艺术和文化加以审美化，通过包装之后的大众文化来操控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假象，使民众消解了自身的个性，丧失了主体性意识，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反抗。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政府对文化和艺术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把不符合纳粹文化的作品和艺术都扼杀在摇篮里，驱逐并杀害进步的文化创造者和艺术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作为受驱逐和迫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德国的专制社会表示强烈不满。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和专制国家的背景中开始的。
2.非法西斯主义却受操纵的美国社会
1933年，政府下令关闭法兰克福研究所。1934年，霍克海默和其部分同事相继到达了美国。阿多诺则于1938年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霍克海默随后也发现美国并非像表面上的那样自由，它的文化极权是非常隐蔽不容易被察觉却又真实存在的。霍克海默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极权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中都存在着普遍性。”[5]在他亲身体验美国的“自由”后霍克海默更加证实了自己的这一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右，快速发展的美国民众的生活被广播、杂志、电影等大众媒体所填满，这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表面上，美国社会是和谐、幸福的，甚至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但事实上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民众的心理机制中，开始操控民众的心理无意识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美国的极权主义虽与德国的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实质上都是独裁主义的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对民众思想心理和生活上的控制没有德国那么激烈，而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展现，它们以文化来同化民众的思想和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实施对民众精神上的操控。因此，在美国，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不可避免。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
1.马克思的异化学说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来着手自己的批判研究的。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种经济概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劳动异化”，将经济和异化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人与人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四个层面规定了“异化劳动”。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阐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异化、生命的贬损，人的本质的歪曲和丧失”[6]。这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看作是总体性辩证法，将它运用到社会历史现实之中就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表现就是人类的劳动的物化，“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7]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扬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将他的这一理论合理运用到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实践中来。
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可以划分为意识、潜意识和下意识三个层次。意识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就可以察觉到的心理活动，潜意识是虽然无法自己察觉却潜藏在我们内心的心理，下意识是偶尔被察觉到的意识。弗洛伊德又将这三种意识发展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学说。这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借助精神分析理论而开展，通过人内在心理的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层人格，解读了大众文化在操纵人们时所控制的意识层面且已经渗透到了民众的无意识层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融入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中，丰富了其理论内容。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特征
文化本应该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但是大众文化使民众丧失了自身所拥有的否定和批判的能力，成为了一种异化的文化，而非真正的“大众化”的文化。它的异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消费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追求利益，大众文化出现了商品化和消费化的特征，即文化工业具有了拜物的特征。在工业社会中，文化和艺术在生产过程中被提速，大众文化更是被作为一种经济产品而快速发展，它以一种商业行为出现在人民的娱乐生活中，大众文化的生产从根本上就完全按照商业化的模式开始进行生产。“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8]121马尔库塞也清楚地表示：“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作出来的。”[9]在霍克海默等思想家看来，文化产品已经不是原有的艺术产品，而已经是一种失去艺术独特性的大众化商品。文化产品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并以作为消费品而骄傲。为了让人们购买产品，文化的生产就要去适应消费群体的口味，迎合了他们的需求，丢失了其原有的艺术崇高原则。当大众文化被加上商品化和消费化的枷锁后，这种艺术产品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艺术内涵。
（二）大众文化的标准性和齐一性
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消费化特征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众文化出现标准化和齐一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基于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制造者为了追求利润而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生产，文化就会像工厂生产商品一样被一同生产出来。霍克海默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齐一性[8]107。大众文化以一种标准化的工厂生产方式被大规模地复制并通过媒介进行传播。这种标准化和齐一性使得创造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艺术欣赏的能力逐渐丧失。文化产品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创新性也被直接扼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通过标准化模式生产出的商品由于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能被看作流水化了的被批量生产的消费品，而不能称它为艺术品。同时，文化产品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会尽力迎合观众的口味，大众文化的风向随着消费者的口味而变化，导致文化产品缺乏多样性，造成大众文化的单一性。
（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强制性
电影、电视等传播载体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都具有欺骗功能。它们提供给消费者无法实现的承诺，而民众还都乐在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8]130大众文化用其逼真的表面来遮蔽人们的视线，用娱乐和言语等各种形式来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看到的只是表面上身心的享受，但异化的大众文化已经在用这种欺骗的方法，以虚假的表面状态操控民众。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这种社会欺骗的功能会使大众逐渐失去自己的思想，丧失主体性的批判能力。大众文化用自己的方式来同化消费者，让人们在享乐中逐渐消除自身的反抗性，尽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和摆布。这也是大众文化强制性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强制性稳定了社会的秩序，在现存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压制了人们内心本有的否定、批判和反叛的能力，使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阶级意识，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威胁。这也是大众文化强制性的最根本目的。欺骗性和强制性对大众的操纵比早期社会使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更加有效，民众天真地相信统治者所宣传的一切，享受着和谐幸福的社会假象，即使是最后发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也只会出现反抗无用的社会局面。
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意义和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是对表面上所显示的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更是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极权主義的不满。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化危机的思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文化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当前的文化产品形态与之前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中国目前极其复杂的互联网时代面前，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具体解读，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大众文化不能简单地全部提倡，也不能完全否定。我们要辩证地去看待文化产业，用其精华去填充自己，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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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冰珂，郑州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