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也开始跨越种族和文化，笔者基于中国知网从跨文化交际/传播（ICC）的角度出发，对国内近些年来关于跨文化广告研究的文献进行分类并做简要评述。
【关键词】广告；跨文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张成，河北农业大学。
一、前言
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跨文化广告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国内关于广告的研究一直很热，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如广告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广告”和“跨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之后发现国内在关于跨文化广告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两大方面，这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CC）在国内的两种译法以及学科划分不无关系。因此，本文从这两大方面出发，对近年来国内关于跨文化广告研究的文献进行分类，并在梳理之后做简要评述。
二、研究现状
跨文化广告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国内学者贺雪飞（2007）对此做出了界定，她认为：“跨文化广告传播，是在不同文化疆域间的广告传播，广义上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内领域的跨文化广告传播，即在一国范围内的跨种族、跨民族及不同亚文化之间进行的广告传播活动；二是国际领域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是广告信息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流动”。而狭义的跨文化广告即国际领域的跨文化广告。本文所讨论的关于跨文化广告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跨文化广告。
1.跨文化传播。近年来，关于跨文化广告研究的中，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占很大部分，而其中又以“传播策略”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占多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陈云萍的《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及传播策略》（2008）、周凯的《“中国制造”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策略》（2010）、李昕霖、罗萍的《国际品牌广告在中国市场传播中的问题与策略》（2013），这几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策略，但仔细分析比较之后不难发现标准化、本土化和共鸣成为了跨文化广告策略研究论文中必提的策略。
除了“传播策略”以外，还有一些论文强调传播学理论对跨文化广告研究的阐释力。例如，孙惠英的《广告传播中的跨文化思考》（2004）借鉴大众传播模式，贺雪飞的《论跨文化广告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2007）以奥斯古德-施拉姆传播循环模式为模本，建构了跨文化的广告传播模式。此外，还有李淑芳的《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辨析》（2011）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意义出发，明确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伦理，透析标准化和本地化两种广告跨文化策略的实质。
2.跨文化交际。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研究广告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跨文化交际学中的理论，如文化价值观、文化维度、非言语交际、面子理论等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以及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结合其他学科，如翻译学、语用学、心理学结合进行的研究。
第一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澜玉《中美公益广告文化价值观对比》（2008）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罗基奇的价值观调查以及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提出五大价值取向理论中的个别文化价值观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中美公益广告的比较研究，阐述两国公益广告中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潘妮的《论跨文化广告中的非语言交际》（2009）以非语言交际理论为指导探讨了跨文化广告中的非语言交际问题并试图以此对于跨文化广告的创意及传播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文晴的《跨文化视域下中美广告“面子”解读》（2013）从跨文化与文化研究角度，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符号学分析方法等探讨“面子”与媒介技术和消费文化的关系，并结合案例分析法解读中美广告语所体现的“面子”差异。
第二类论文中有殷优娜的《从人际意义视角看中美文化对其广告话语影响的比较研究》（2005）以韩礼德的人际意义理论为参照，以中美两国的商品广告为分析样本，看中美文化对其广告话语的影响何在；王守宏在其博士论文《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2012）中重点从外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入手，以跨文化语用学为理论框架，探讨如何消解外宣翻译中的文化障碍以实现有效、成功的外宣翻译。
三、现状的不足
从中国知网检索、筛选后所得的文献来看，无论是从跨文化传播还是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所进行的研究，都是以思辩类的定性研究为主，采用实验法、个案分析、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偏少，因此，文献中的发现与启示都比较宽泛，对现实生活中的广告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不断涌现并且受众广泛，广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电视、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介，而国内针对网络新媒体中广告的跨文化研究还较少。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内关于跨文化广告的研究主要以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理论为主，结合语言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也以定性研究为主，笔者以为国内的研究应综合各学科理论知识、多尝试个案分析、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并且对网络新兴媒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推动国内关于广告的跨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姜智彬，黄羲煜.中国跨文化广告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4（3）：11-17.
[2]李淑芳.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辨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6）：81-85.
[3]李昕霖，罗萍.国际品牌广告在中国市场传播中的问题与策略[J].新闻世界，2013（7）：209-210.
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2篇
(1)书信，包括正式书信和非正式书信、(2)计划、(3)梗概、(4)报告、
(5)评论、(6)创作。美国语文教学则倾向于从写作能力要素的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对各文体的训练要求可以较明显地反映这一特点。例如“梗概”的写作要求是：“记下主要的事实，接着要用完整的句子写下来，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然后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形容词和材料。最后使文字比较简洁。”从这一段介绍来看，“梗概”的写作主要是训练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相当于我国作文教学中的缩写。再如，对“创作”并没有严格的文体形式上的要求，而是把它定义为“创造性写作”，并提出了“真诚、感情、独特性”三点要求，指出：“说明性文章倾向于使读者思考，创造性的写作则是让读者感觉。创造性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态度，没有哪两篇文章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所说的“创作”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写作中的创造能力。美国语文教学中的“实用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概念，而是突出各类文体中的“实用性”。这与我国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文”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是指实用功能很强的一类文体，可以划分出若干种具体的文体，每种文体都有形式上的特殊要求。从逻辑上看，美国语文教学对文体的分类显得不够严谨。但各种训练文体都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中美实用写作教学比较研究：
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3篇
2018年1月以来, 美国政府陆续针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光伏产品、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钢铁和铝等出台关税政策。而3月22日, 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紧接着3月23日, 中国做出回应, 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 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4月4日, 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 将对中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4月5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 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4月16日,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宣布, 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将被禁止从美国市场上购买零部件产品, 期限为7年。
面对美国一系列举动, 中国也未坐以待毙。4月17日, 中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初步认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行为,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4月19日, 中国商务部决定对部分进口卤化丁基橡胶产品实施保证金形式的临时反倾销措施。
2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影响
2.1 进口增加, 冲击国内市场
中国加大自美国的进口, 整体上将对中国农业产生一定冲击, 尤其是猪肉养殖行业可能会面临美国低价产品较大的价格冲击。而能源进口的增加可以使得我国能源种类与能源来源更加多元化, 有利于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声明中并未提到中美在制造业加深合作的具体指向, 如果进一步增加进口, 对制造业而言, 将加快相关产品形成竞争性市场, 有竞争才有进步, 希望会有更多的制造业向家电行业一样在充分竞争中脱颖而出。
2.2 短期缓和, 长期仍需关注
中美贸易战的阶段性缓和, 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均大大下降, 短期风险偏好有望得到提升。但当前中美双方似乎仅就解决贸易问题达成了框架性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进口规模还有待进一步的沟通与博弈。同时, 由于特朗普本人执政风格高度不确定, 未来是否会出现反复也无定论, 中方应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
3 应对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
也就是说, 中美贸易摩擦只是阶段性的缓解, 未来仍将经历长期拉锯战, 将成为常态问题, 长期存在、持续发酵。
3.1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
事实上, 如果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对中国做出宽松的政策, 对标加拿大, 那么美中贸易逆差会减少30%甚至更高。美国将军民两用的高科技产品当成了纯军用产品, 所以对中国完全没有放开, 如果这部分放开的话逆差会减少很多。世界经济和中美经济均进入了一个重构阶段, 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 中美贸易争端必须坚持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核心, 也只能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衡量方法。
3.2 实施改革驱动发展
其次, 在企业间达成共识, 利用企业的力量来推动开放和改革。针对本次的贸易摩擦, 美国波音公司已经发出声明, 声明表示“将主动与两国政府接触, 并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富有成效的谈判基础上继续努力, 因为强大而充满活力的航空航天工业, 对两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都是重要的。”
3.3 加大对市场的开放和拓展。
2017年, 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9%, 对欧盟是16.4%,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28%。此前, 我们对于美国的依存度还是过高, 所以现在应该极力开拓欧盟市场,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 另外, 应该启动与更多国家的自贸协定, 如2016年开始启动的中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等。
3.4 中美直接的对话谈判
美国挑起贸易战, 一大理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太大, 要通过加征关税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 缩小贸易逆差, 但其计算方法和统计数字都存在有误的地方, 需要两国商务部门和海关相互合作, 拿出正确的数字反映中美贸易问题的真实现状。其次是中美贸易出现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自我限制对华出口, 导致逆差的产生。美国很多产业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 改变中美贸易的状况。
整体而言, 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 中国一直保持克制与理性, 中国出台反制措施回击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 根本目不是立足于“打贸易战”, 而思路仍将是双方在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关切的基础上, 平等发展双边关系, 实现“合作共赢”, 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结语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的贸易摩擦, 也需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守成大国需要尊重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 新兴大国也需要正视历史形成的力量平衡, 通过两者之间, 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互动, 最终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不论对于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问题, 往往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时代特征的通盘考虑, 单一层面的考虑往往会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本文重点阐述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产生这种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病针对其出现的影响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摘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日渐强硬。首先在战略上, 2018年年初, 特朗普政府公布两个重要官方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这两份文件无一例外地将中国描述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者”。称美国“将提升竞争意识, 应对这一挑战”。在贸易领域, 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贸易摩擦, 为达到自己目的不惜引发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升温。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合作
参考文献
[1] 曲德辉.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市场惊慌不失措[N].期货日报, 2018-03-26.
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4篇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创业教育起步较晚。1996年,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 2004年起, 还坚持把创业教育“启蒙”纳入入学教育, 来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本科创业教育始于1998年, 十余年来受世界范围内创业教育影响, 我国高职高专和普通本科学校的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来说, 我国创业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 学科基础薄弱, 没有专门的创业相关专业, 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业教育缺乏有创业经验和创业实践的师资队伍。创业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 中美高校创业教育现状
2.1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
创业教育最早兴起于美国。1947年, 哈佛商学院的Myles Mace教授率先开设了《新创业企业管理》课程, 有188名MBA学生参加了学习, 后来, 该课程被众多的创业学者认为是美国高校的第一门创业学课程。1968年, 百森商学院率先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创业学方向, 学生开始有机会系统的接受创业课程。1979年, 大卫·伯奇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工作产生过程》, 推翻大型企业是经济支柱及新就业机会主要创造者的传统论断, 揭示了创业对创造工作机会,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 创业教育向大众化和尖端化两个方向发展, 几乎所有参加美国大学排名的大学都已开设了创业课程, 并且创业教育开始培养创业学方面的工商管理博士, 创业教育的学科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到2005年为止, 美国共有1600多个学院开设了2200门关于创业课程。
目前, 美国高校已设立本科和研究生创业管理专业、创业活动中心、创业教育研究会等, 并为创业者提供短期创业培训。创业活动中心还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渠道, 成立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机构、创业资质评估机构等, 形成了高校、社区、企业良性互动的创业教育系统。同时高校还加强与基金会、创业协会的联合, 建立了创新教育联盟并设定了创业教育的标准。
2.2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现状
我国创业教育起步较晚, 本科创业教育始于1998年, 清华大学在国内管理学院为MBA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自1999年始, 团中央每年组织全国性的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以此引导和促进创业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发展。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 与20世纪90年代初创业教育刚刚在我国出现相比, 虽然目前许多高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创业教育, 如创业竞赛、创业课程开设、创业实践等, 但总体来说, 我国创业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创业氛围, 没有专门的创业相关专业, 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业教育缺乏有创业经验和创业实践的师资队伍等, 创业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
3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带来的启示
3.1 形成全社会的创业氛围
高校创业教育是涉及政府、社会、企业、高校的一项系统工程, 有效的创业教育需要不同机构协同联动。 (1) 有效的政府推动。目前, 我国创业教育主要由政府推动。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创业教育的作用, 通过制定创业政策、税收政策、提供创业基金和场地等形式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创业, 为大学生创业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发挥社会的后盾作用。社会中的校友资源、家庭资源、各种基金会和公益团体都有可能为创业教育提供支持。同时, 社会中的风险投资商、天使投资商更是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 (3) 加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除创业知识外, 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获得, 企业可以为创业项目提供实习机会, 促进产学合作以及科技创新向创业的转化。同时, 来自企业拥有创业实践经验的创业者是高校创业导师、创业计划大赛评委和创业论坛客座教授的不二人选。
3.2 加强创业教育师资培养
理想的创业教育要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目前, 我国高校从事创业教育的师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事企业管理和战略管理教学的经济类教师, 另一类是辅导员和从事就业工作指导的教师。从总体上看, 我国高校合格的专兼职创业教育师资都极为紧缺。因此, 高校首先应组织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参加创业模拟活动, 以获得创业的体验;其次, 对教师进行专门化训练, 使之学习和掌握有关教学知识;再次, 通过创业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和研讨会来培养师资;最后, 邀请具有创业经验的成功企业家担任创业教育课程。
3.3 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置
由于我国创业教育起步较晚, 没有完成的知识体系和课程结构做支撑, 缺少可操作性。因而, 应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庆和高校实际的创业教育体系, 开发出一系列实用、科学的创业教育课程, 这样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才有章可循, 具有可操作性。在创业教育课程开发过程中, 应积极借鉴国外大学实施创业教育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 围绕创业过程的具体环节而展开, 全面开展面向全校学生的必修和选修的创业教育课程, 在传统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 把创业社会常识、创业心理和技能、市场经济、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商务知识、法律知识、公关和交往等与创业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 重在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构建创业所需知识结构, 完善学生综合素质。
3.4 构建创业教育实践服务体系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 创业教育实践服务体系是服务于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服务于大学生现实创业需求的重要体现。学校可以利用自身社会资源, 根据学生创业项目的需要和特点联系孵化小企业的大、中企业, 让有创业计划和能力的学生和大、中企业联手创办小企业。学校本身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创办一些实体, 为学生提供实战演练场所。还可以鼓励学生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及业余时间创立一些投资小、见效快、风险小的实体, 以营造创业氛围。
摘要：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 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开拓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当代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 对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美国,高校,创业教育
参考文献
[1] 费黎艳.中美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J].海商学院学报, 2007 (6) :93～94.
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5篇
摘要：作为居世界前两位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中美在中东必然因石油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重性——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中东石油领域，如果两国展开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双方可能走向“零和”或两败俱伤的“负数”结局；如果两国开展对话、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则完全可以在中东石油甚至其他能源领域实现互利双赢。
关键词：中东石油；中美博弈；国际竞争；能源合作；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舒先林，博士，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 30205)。
本文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石油进口大国互动关系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研究”(2009106)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石油进口大国互动关系与中国石油安全研究”(2008d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东地区在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体现在多个方面，而石油资源可能是其最大战略价值所在。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由于美国中东石油战略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战略，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此中国中东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必然涉及一个重大变量——美国因素。该因素不仅事关中国经济利益，还涉及中美政治和安全利益等方面国家利益。分析和研究中美在中东石油领域博弈的性质和特征，把握中美中东石油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属性，推进中美在中东石油和其他能源领域开展良性竞争和国际合作，对于避免中美因能源利益走向对抗或冲突，实现两国能源安全双赢和稳定国际能源秩序，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互动：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特征
由于石油是一种特殊商品，除经济属性外，其浓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色彩与国家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中美石油关系离不开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分析，中美关系大局主导着中美石油关系，特别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性质和基本走向。
1 中美关系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基本处在曲折波动、摇摆发展的不稳态势之中。但也应看到，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确有很大发展，双方在许多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利益。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由冷战时的外在因素(如联合抗苏)转向内在因素(国家利益)，双方关系在波折起伏之中逐步发展。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与克林顿总统共同签署联合公报，达成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双方关系隐约出现健康而稳定的发展趋势。2001年小布什总统就任伊始，宣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一度又蒙阴影。但随着“9·11”事件的爆发，曾被视为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布什政府又将中国视为“朋友”，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称这一时段的中美关系为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好时期”。2008～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后，中美两国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多次强调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合作基础，并在涉及气候变化、清洁高效能源、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区域性问题及其他政治经济问题方面达成广泛共识或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有关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一些新概念(如G2、Chimerica)日益为世人所关注。
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事实上充满了曲折。对此，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前外长钱其琛深有感触：“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所以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奉行一种‘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这种两面性决定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它的国家利益。因此，就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尽管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总不至于破裂；而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又往往冒出来新的问题。”由此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与美国政要偏好和个性相关，总是处于偶然、混乱和无序之中而无规律可循。其实中美关系也有其基本规律，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两国关于世界稳定与和平观念及其发展模式仍存分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继续保持两面性等三个方面。因此，中美关系呈现出“时好时坏”的摇摆性和双方“可敌可友”的可逆性状态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主要由中美关系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
中美关系的矛盾根源于两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在对外战略目标和社会制度性质等方面基本对立；在经济利益方面相互交织甚至相互依赖；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既存在重大差异又发生着碰撞和交流。这表明，在中美关系中交织着共同利益、交叉利益和冲突利益等结构性利益矛盾关系，这种利益矛盾关系正是产生中美双方“可敌可友”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大局及其发展趋势也必然受制于此，呈现既对抗竞争又妥协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发展态势。
2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双重性
在国际经济领域，石油是一种按照商业原则交易的最大宗贸易商品，但在国际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领域，它往往又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和大国争夺的对象与战略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罗伯特·吉尔平看来，大国关系在“体系的变更”、“系统的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三个层面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所谓“体系的变更”，主要是指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特征的变化；“系统的变革”，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以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力的变化；而“互动的变化”则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各种进程的变化。如果把吉尔平的国际体系变革理论加以引申，将美国所建立的中东石油霸权体系视为一种国际体系，那么，可据此分析中国参与中东石油开发与贸易对美国石油霸权体系的影响，进而探讨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在三个层面上的表现。在第一个层面上表现为冲突利益：美国要维护中东石油霸权体系，确保对世界石油格局的控制；而中国主张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公平合理地参与中东石油资源的竞争。在第二个层面上可能有交叉利益：美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以及由此导致的石油需求增长，不能干涉中国以和平方式和商业原则与中东产油国开展能源合作。当然中国也不会以不公平竞争的方式，更不会主动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影响美国中东石油既得利益。而在第三个层面上可能有共同利益：面对国际石油需求的巨大增长、石油地缘政治争夺的加剧以及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开展合作，并就各自的能源政策和战略与国际或地区石油组织(如OPEC、IEA和APEC等)加强沟通和协调。只要中国在中东获取石油的行动不引起“体系的变更”，即不动摇或瓦解美国中东石油霸权体系，那么中美石油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反之，则会产生竞争，甚至出现对抗和冲突。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在中美关系大局中既不是两国共同利益，也不完全成为冲突利益，而可能
是一种交叉利益为主的利益关系，或在交叉利益与冲突利益之间移动的关系。这表明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如中美关系一样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利益关系。从石油的经济属性方面看，可能存在一定共同利益，但更多是交叉利益；从石油的非经济属性看，则基本不存在共同利益，而存在冲突利益的可能性较大。由于中美在石油方面的直接经济利益(如中美石油企业合作产生分工利益及商业利润等)小于石油的非经济利益(石油安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因此两国不会在政治上主动寻求合作；但如果两国整体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大，以至一旦中国经济因石油安全问题受损，并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甚至政治(如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商品或大量抛售美国债券)，那么美国可能会从外交和政治层面改善与中国在中东石油领域的关系。
据此看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也主要是一种矛盾性的双重关系——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如果竞争与合作并存且倾向竞争一侧，这可能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进一步滑到对抗和冲突的一端，则会出现两败俱伤的“负面”关系；如果竞争与合作并存且倾斜合作一侧，或达到一种竞争下的合作，这种关系可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良性的和“非零和”的双赢关系。
二、竞争：中美中东石油博弈的体现
在未出现重大科技革命和新能源大规模商业化运用的前提下，当今世界对石油的高度依赖情况不会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中美因各自国内石油供不应求矛盾的发展，必会在中东等世界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寻求石油供应并发生互动关系，而在此关系中不可避免存在着竞争性一面。
现实主义的重要人物汉斯·摩根索曾对中东石油特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及其互动关系作过简短评述：“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适当地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摩根索这一评述还直截了当指出西方大国在中东石油上的竞争关系和争霸行为，这可能正是石油特别是中东石油不能单纯以经济资源或一般商品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6出版的并引起全球极大关注和持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假设，即2010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交战。在此假设中，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演绎了世界各大文明间卷入一场全球范围战争的过程。尽管其“文明冲突论”忽视了文明间合作、交流和共处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重大缺陷而遭致世界范围的激烈批评，但他以石油为线索对大国特别是中美利益冲突所作的假设绝非捕风捉影和无稽之谈。他在此假设中说：“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亨廷顿在这场假设的冲突中所分析的中、美、俄和中东产油国之间的石油利益争夺的具体过程尽管不可能真正发生，但其中涉及的大国特别是亚太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斗争不可回避。无独有偶，美国两位专门研究石油的学者也认为中美会发生石油对抗，理由很简单：“经济增长同利用能源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明，我们为何能设想以下观点：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将对未来的能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甚至，会在获取中东石油资源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竞争和对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两位高级研究人员的观点，不仅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和平利用中东等地油气资源的防范和排斥心理，而且有意无意夸大中国对中东石油和美国利益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这一潜在力量不愿被动地接受美国领导，并与其他国家争夺战略能源控制权，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尤其会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严峻的挑战。”“若无法促使中国采取更加负责的政策，中国寻求能源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加剧中美在中东的利益冲突，这将威胁到美在该地区的目标，加剧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发展最快国家的更为广泛和不利的对抗……美决策者应该开始考虑研究制定管理中国在中东挑战的策略了。”这些出自美国人士的代表性话语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把中国和平合理利用世界石油资源歪曲为“中国石油威胁”，而美国竟要“管理中国”，甚至企图“自由”获取中国境内的“南中国海的石油”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此外，美国媒体对中国在南美洲和非洲的油气勘探开发活动也表示担忧，对中国在中东、中亚、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发展能源合作进行指责并提出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关注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广泛影响。
有些美国人不仅在舆论上鼓吹“中国石油威胁论”，视中国为石油战略对手，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和平拓展油气资源的活动或施加压力，或进行遏制。近年来，在中国与南中国海、东海、钓鱼岛及与周边邻国(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的领土或资源争议中，美国总是有意无意指责中国，并对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干预，这在“大中东”地区表现最为典型。20世纪末，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修建长达3000公里中哈石油管道的协议，美国出于阻止中国对中亚石油竞争和其他战略目的考虑，极力促成了与东向“中哈线”相反的一条西向石油管道“巴杰线”的开通，这条美国主导石油管道显然对“中哈线”石油输出量构成挑战。2006年7月，“中哈线”正式开通，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标志着在探寻和开辟石油运输新途径及突破马六甲海峡“瓶颈”上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一度阻挠中哈石油管线的建设，此后还通过经济支持和外交手段要求哈萨克斯坦向“巴杰线”输送石油，而“中哈线”主要运输来自俄罗斯的石油。2003年12月，中国石化集团在伊朗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打出高产油气井后，继续争取在伊朗竞争其他区块的开采权，但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劝阻。而中国与沙特的石油合作更是牵动“美国神经”，它担心中国在“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恰好处于高度紧张的时候”与沙特密切合作，将动摇其与沙特的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美国不仅对此高度戒备，而且极力阻止。此外，中国与阿曼、苏丹和阿联酋等国的能源合作也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关注”。
中国近年来在致力于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方式和商业原则开展能源合作。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态度对国际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所作的贡献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赏。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对能源需求进口的正常经济行为常被过分“政治化”。因此，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石油可能成为另一个重大并可能影响到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不管自觉或愿意与否，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别无选择，已经并将继续卷入对包括中东石油在内的世界油气资源的激烈竞争，包括与美国的竞争。
三、合作：中美中东石油双赢的桥梁
基于对中美关系竞争和合作共处、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大局和演变的规律的认识，
战略性合作应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样，在国际石油安全领域，中美更应避免恶性竞争，防止走向对抗甚至冲突，在加强沟通、交流和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应是处理未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实现“双赢”的基本条件。
1 竞争下的合作应是处理未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基本准则
首先，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是实现中美中东石油竞争下合作的基础。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发展的理想境界是双方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而这种境界的取得又离不开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大背景。中美关系发展的实践表明，对于美国而言的对华关系和对于中国而言的对美关系皆为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最重要关系和最大难题。双方应从长计议以促进中美关系稳定持续发展。1989年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一超”，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有重要国际地位的政治大国。两国在维护亚太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和繁荣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在进行良性竞争的前提下致力于建设性的全面合作，中美关系在21世纪上半叶必将避免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式的恶性循环，走向合作与协调，实现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
其次，在中东石油博弈过程中，中美与中东产油国三方有一定依赖关系，尽管这种依赖是非对称性的，但它表明必须实现某种形式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受益。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据此，在中美和中东产油国三方相互依赖关系中，中东产油国是能源净出口国，中美是竞争油气资源的净进口国，似乎中东产油国居于主导地位，而中美两国则只能被动接收或展开恶性竞争。其实不然，石油资源作为中东国家的头号大宗出口商品，与其财政收入和经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失去中美两个稳定大市场的巨额需求，对中东国家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危机。除恶性竞争可能产生冲突利益外，对于中美来说，竞争中东石油资源还存在某些共同利益或交叉利益：维护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化解价格剧烈波动风险、实现石油供应安全、维护各方石油利益。但这些利益并不能通过恶性竞争甚至冲突来实现，而应靠良性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来达到，因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中美在中东石油方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两国国内石油供求关系的诸多相似之处。对中美双方来说，目前在中东石油领域并非是否应该合作和能否合作的问题，而是怎样有效合作的问题。套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一句话，就是各方“如何在争取控制国际系统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竞争中形成和维持互惠的合作模式。”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合作，无疑有助于改善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促进中东局势乃至国际石油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中美完全能够通过竞争下合作实现在中东石油领域的互利双赢。面对全球范围内激烈的石油竞争关系，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石油公司几乎垄断全球80％已探明优质石油资源的情况，中国今日已随全球化浪潮被卷进国际市场，为现代化发展寻求国内所短缺的石油资源。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已拥有全球和地区利益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然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全球范围参与广泛的能源竞争以确保海外油气资源供应安全。但就中美中东石油关系而言，除竞争外，双方在中东、亚太地区和全球开展石油乃至新能源等项目的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事实上，中美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利益基础：两国都需稳定而可靠的海外能源供应，都希望国际油价稳定低廉；作为海上能源运输大国，两国都希望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同时也都需要发展各种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中美两国业已在石油、煤炭、电力、核能和能源企业融资等方面有过合作，这为双方进一步能源合作奠定初步基础。近年来，中美在能源和环保方面已达成多项共识，并准备在多个能源领域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些均有助于减轻中美两国大量进口中东石油所带来的压力，并通过合作致力于解决国际能源长期安全供应等全球性问题。
2 中美合作的核心是避免因石油而走向对抗或冲突
尽管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中美在世界范围实现各自石油安全“双赢”局面的基本条件，但这并不能掩盖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战略竞争性，也不意味中美完全可以避免在石油问题上的对抗和冲突。事实上，关于两国在中东等地发生石油冲突的讨论和论断，不仅在美国存在，在中国也不乏其例，只不过“冲突论”在美国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广泛。
在中国，有学者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国家间的石油冲突问题，认为国家问石油冲突并非偶然，而是系列深层原因所致，如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以能源作筹码，限制后进国家赶超速度；各国战略能源储备和利益集团的活动加剧了全球能源冲突等等。也有学者推断中美可能因中东石油而发生冲突乃至热战，原因在于世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强大及其对石油需求的扩大，必然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斗争，加之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使地缘政治的争夺变成导致冲突和摩擦的‘热战’，使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在安全链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威胁。”
在西方，许多人基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由中美冲突推论中美石油冲突。在美国有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恶化：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极可能因为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性事件而增强”。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后起国家为争夺资源、市场和势力范围，会通过战争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该理论至今仍有很大市场。2005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试图决定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大胆预言，“油气资源的竞争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国际冲突的最有可能的原因”。言下之意，中美两国很可能因能源问题而武力相向。德国著名学者恩道尔对中东石油引发的武装冲突作了进一步分析：21世纪前二十年，除中东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油气资源可能会消耗殆尽，为排挤中俄等竞争对手对中东石油的控制，独霸中东这一最后的油库，美国遂不顾全球反战浪潮并绕开联合国一举武力占领伊拉克。恩道尔在书中引用了小布什政府能源政策计划的一个制定者关于军事占领伊拉克的一段自白：“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结在中东地区……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拥有武力，那么石油供应就不会受到破坏。”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等国家与中东产油国开展合作，势必“破坏”美国的石油供应，并引发中美冲突或战争。更直截了当在文章标题上使用“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的是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在分析中国近年石油对外依赖度的增加和中国未来汽车数量将超过美国的情况之后，他推论说，“依赖石油就意味着依赖中东”，中国会为石油“向伊朗和叙利亚等国提供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部件及其投射系统”。他在指责那些对中美中东石油关系有助于地区稳定“持乐观态度的人”之后断言：“历史证明，结果是相反的。超级大国在争夺稀缺资源时很难共存。”勒夫特的结论是，中美两国将为中东石油发生冲突，因为“在这个爆炸性的复杂地区无法容纳两个不仅争夺其石油、而且争夺其人民的支持、思想倾向和忠诚的大国。”最后，他关于中美避免中东石油冲突的建议倒是很干脆——“向中国人指出避开石油对双方都有益”。勒夫特似乎在警告中国：要“跳过石油”，不要使用美国人正在大量使用的石油，否则发生冲突并后果自负。这正是美国中东石油霸权本质一个极好的注解。
四、结语
事实上，中国因石油问题而介入中东并不触动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所实际形成的主导地位。中国在中东或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全球战略上的图谋，现在只是基于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以商业化、和平与平等的原则获取自己所需的部分资源。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更无能力对美国中东石油霸权体系进行“体系的变更”。尽管中国参与了石油资源的竞争，但事实证明，中国在中东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基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仅在中东石油局势、石油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不会与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发生冲突，且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中东局势稳定和石油安全的建议或协作，中国都积极支持、参与和合作。
中美在中东石油关系问题上，和则两利，合则双赢；斗则俱伤，战则两败。因此，避免中美中东石油冲突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政策策略，构建中美石油合作良性发展之路。美国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事实，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处理与中国在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中美联合公报范文第6篇
摘 要：回顾环境审计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审计学会在1996年组织过环境审计的初步探究，而且近几年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但是我国审计界对如何使环境审计融入常规审计，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本文利用中国与美国环境审计的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述我国环境审计在理论与实务中存在的差距，为环境审计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环境审计；比较研究；中国与美国
一、引言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匮乏、空气的严重污染，物种灭绝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而环境审计作为环保监督的重要手段，早在二世纪中后期，美国就对环境审计的研究与实践付诸了行动，最早关于环境审计的一些笼统的准则是由国际上的相关组织部门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了全球的共识，经过各国坚持不懈的努力，环境审计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了完美的进展，尤为突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我国通过借鉴国内外环境审计研究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基本思路，并推动着我国环境审计研究工作进步发展。
二、文献综述
美国和加拿大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进行环境审计活动，随后扩展到欧洲、亚太地区国家，环境审计在全球普遍开展。进入90年代末，西方主要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法律规范得到了普遍的完善，环境审计准则逐步强化。目前学者大家对环境审计的概念、理论争议很多，但多数还是支持成本理论、资源环保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理论。环境审计是从内部方面监督企业环境管理的活动，总体概括为环境审计是一种控制监督活动，是有规律的、客观性、规律性的控制活动（高方露等，2000）。关于环境审计的目标分为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李学柔（1997）就曾指出一元目标论只是列举了一系列环境审计应达到的最低目标。目前二元目标论有三种观点：一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陈淑芳李青，1998；陈汉文池晓勃，1997）；二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高目标和具体目标，这是福州市审计署环境课题组（1997）和许多专家（陈东，1999；袁素琴，2000；靳永军，2000）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执行目标（赵春涛，1999；天津市审计学会天津市审计科培中心环境审计课题组，2000；梁森杨卉，2000）。张以宽（1997）认为关于环境审计目标的三元目标论应分为最终目标、直接目标和具体目标。环境审计活动执行准则与财务审计、政府绩效和内部审计是异曲同工的，所以可以看出环境审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的企业更应该重视环境审计（靳永军2000）。
汤姆森林早期对环境审计的定义做出了7种定义，它们分别对环境审计内容和执行程序等进行审计。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系统整体中的一部分，环境审计领导层通过确定环境管理系统与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匹配程度，确保环境审计的执行效果（汤姆森，1972）。环境审计是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评价，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在这种自我评价过程中是否达到了法律法规和环境目标的要求。环境审计指广义上的环境保护与评价（ 莱特博迪）环境审计包括广泛意义上的环境评价与复核。出上述表述外，外国的学者Natu也研究过环境审计的定义。Boivin则认为，环境审计的目的在于减少企业环境风险的补偿性问题，评价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是否遵循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公司业绩与环保政策的相关性。
三、中美环境审计比较研究
3.1环境审计概念的比较
在我们审计领域中，环境审计是一个崭新的新课题。有关它的概念，有关专家、学者讨论较多，例如，环境审计是一种鉴证活动，审计部门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环保问题方面进行监督和评价的鉴证活动，确保鉴证的真实性、合法性。环境审计的本质要求就是力求证实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美国对环境审计的定义为：环境审计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法定机构，对与环境有关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系统的、有证据的、定期的、客观的检查。
3.2环境审计产生与发展过程的计较
环境审计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1983至199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探索阶段环境审计的观念没有渗透，概念也没有被明确的提出来，但是当时的审计署接触的项目涉及关于环境审计，主要是环境保护资金的审计。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2年，审计司开始审计资源与农业方面的环保，1998年这些方面的工作突显出来。该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试点，稳步推动”的方法，以兼顾环境保护和对污染的整治，标志着环境审计进入新阶段。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该阶段我国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积极进行环境审计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实践过程中吸收着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及理论基础，伴随着这种实践的积累我国的环境审计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美国开展环境审计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环境审计的实施机构体系计较完善。美国审计总署首先进行的环境审计是针对水污染管理活动，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开始了环境审计起始工作，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环境审计工作。美国审计署制定出一系列环境审计的措施，并严格执行。迄今美国环保意识与环保理念无处不在，随着政治、文化领域对环保问题的宣传促进，美国的全民环保活动发展的越来越好，为政府环境审计提供了强大的支出。
3.3环境审计状况的比较
在33年前国际上就进行了环境审计理论的研究，而我国真正开展环境审计研究活动才历时10年的时间，二者在时间上的积累就相差甚多。虽然我国关于环境审计研究起步晚，但是其相关的理论、实施已逐步深入。环境审计的地位在国家审计中也是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专家、学者等也紧随步伐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环境审计研究项目，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相对于外国的环境审计，国内的环境审计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各地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相比国外环境审计的进展差距较大。我国政府审计部门执行着国家审计工作，被赋予了职能与权力，在审计署建立了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部门。《宪法》和《审计法》对环境审计的内容与执行部门的职能工作做了相关规定，这也成为了我国环境审计的法律基础。我国政府环境审计人员比较单一，多是由财务人员兼职的。环境审计模式与政府模型一致以行政为主，独立性和权威性较差，目前我国环境审计的主要对象涉及环保资金的筹集来源、使用和管理情况。中国审计署的环境审计主要是对国务院所属的环境保护部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管理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审计监督。对环保专项资金的来源、用途和监督过程中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收益性进行审计。使环境审计社会、环境、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
环境污染审计最早涉及的是水污染，美国在50年前就本土水污染项目初次进行环境审计。美国环境审计数量上的分析和对决策模型的研究在政府审计之中占有的地位很高，相应的，环境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层次性与多样性特点突出，主要包括会计专家、技术专家、政策专家等，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分析与决策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层次性是环境审计理论的重要特点，研究历史悠久，宝贵的经验是在长期的探索与环境审计材料的收集中积累的。环境审计署向国会定期提交的报告中，披露了包含水资源审计，环保资金审计，管理活动审计，研究绩效审计等一系列的内容，披露的报告内容为美国环境审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4环境审计政策的比较
因为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不想匹配，颁布的法规之间没有一致的协调性，政策的执行体系和保障体系也不够完善，所以我国环境质量总体上来说并不乐观。
而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与企事业单位越来越重视环保工作，环境审计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关于环境审计的相关技术与措施不断进步，在推行的道路上更畅通，并且其制度体系较为健全、完善。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较西方起步的晚、发展的慢，处于现在这种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中国环境政策覆盖的领域还不全面，法律法规与相关标准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匹配，这些因素都成为制约我国环境审计前进的障碍。公众、社会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相比参与环境审计的程度低，大众还没有这种意识。
美国实施开展环境审计工作的法律依据是《国家标准》，是由联邦审计总署起草制定的黄皮书。为了开展环境审计，美国联邦政府拥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标准》，再加上一系列针对环境审计特别制定的标准，这些都为美国的环境审计提供了审计依据。美国进行环境审计依据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系统既有联邦成文法，又涉及习惯法，这些法律文献都成为环境审计重要且必要的法律基石。
四、我国环境审计的建议
审计行为活动存在与发展的法律法规基础是审计依据。我们并不是要照搬外国环境审计的相关理论，我们只是借鉴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发达国家环境审计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加快我国环境审计执行工作的步伐，环境审计依据的开展得以实施。因为我国环境会计发展落后，国家并没有制定出相适应的标准，企业并不强化环保成本的控制、环境收益的确认，企业环境会计信息对外披露很少，外部人员是难以从对外的会计报告中直接获取可利用的审计证据，所以我国要重视强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效果的监督。审计实质将某一项活动执行结果与事先确定准则进行比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表保留或确定意见，加快中国环境审计的准则是势在必行的。积极推进和促进环境审计主体多元化，我国目前的环境审计就是政府审计，这种畸形的发展会阻碍环境审计的前进，更何况未来的中国，环境保护治理项目会越来越多样化，过分依赖政府的审计并不是长远之计。加强与外国环境审计组织的沟通与合作，就环境问题开展国际联合审计。借鉴外国经验，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会计师事务所艾环境审计中各自独立且统一的作用，实现三方审计的有机结合，协调好环境审计的各方力量。（作者单位： 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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