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贸易战;产业转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程，在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对余下3 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通过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等措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作为反制，将之前2 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调制30%，以及增加3 000亿美元商品税率至15%。显然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间，美中贸易逆差规模由2 848.48亿美元扩增至4 430.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终将中美贸易失衡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两国贸易失衡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严重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对中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否与产业转移有关?2018年3月以来的贸易战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占比的变化探讨了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并以2018年3月为节点，分析贸易战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对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以及拟定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结构性因素。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的市场需求(蔡兴、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第二，数据失真。孙继山(2017)、戴翔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国对美国超过半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绝大多数加工贸易又来自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实现了巨大的结构性收益，因此贸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与贸易利益相等同。第三，东亚因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即东亚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化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刘万锋，2008;杨丹、张宝仁，2012)。第四，国内发展战略。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以及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商品结构不合理，外部表现为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乱(孙瑞华、张松丹，2006)，但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却会有很多政策和条约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贸易战对一国贸易的影响。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现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增长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而关税升级会降低加工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贸易与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艳等(2018)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关税税率越高，中国对其出口越少。有学者专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李昕(2012)利用含中国加工贸易部门的GTAP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和100%两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1.67%～4.51%，实物投资下降0.82%～2.09%，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论，而当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亟需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一是通过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二是以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对外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等。
三、 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刘志彪，2009)。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高度服务化、制造业高端化以及向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攀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将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谭介辉，1998)。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结合本国比较优勢，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总量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贸易差额的直观分析。本文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了1990年～2018年美国与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占比变化较平稳，而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绘图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美国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例的变动呈“剪刀差”态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比重大幅缩水，共减少46.56个百分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比重指数型上升了38.47个百分点。
2.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的计量检验。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美国对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分别用X，Y来表示。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贸步入新台阶，同时伴随着东亚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样本研究年限为2000年～2018年。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
(2)计量检验。由于本文研究的变量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先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X、Y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变量X不平稳，而变量Y平稳。因此还需要检验X、Y两个变量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否存在单位根。
如表1中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对变量X和Y进行序列一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接下来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中“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显示，根据FPE和SBIC准则，只要滞后1阶。根据LR检验以及AIC和HQIC准则，选择滞后5阶。权衡考虑，本文选择滞后5阶。
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兰杰原因，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的格兰杰原因。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向中国产业转移所致，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甚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华投资、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以及发展偏落后的东亚国家(越南、柬埔寨等)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虽然近年来通过产业回流等方式有所缓解，但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两国巨额贸易差额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 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 总体进出口规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91万亿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为2.50万亿美元，增长6.9%;进口总额为2.11万亿美元，增长10.4%。进出口总体规模均有增长。
但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进出口平均增速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速7.70%和进口平均增速10.47%，相应下降了3.28和4.88个百分点。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见，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虽然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仍在不断上升，但不管进口还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响。
2. 对美贸易受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进出口增速。本文根据IMF数据计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以及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数据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个国家，下同)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为5.83%，低于总体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8.95%、12.23%和7.77%，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97、5.25和0.79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了9.63%，下降显著;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进口增速均低于总体进口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速则高达18.34%，高于总体增速7.85个百分点。
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愈发明显，对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
(2)进出口占比变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国对各国或区域的进出口占比变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欧盟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中国对其出口占比已高达30.59%。
进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较稳定，但从2018年3月起，即贸易战开始之后，趋势就立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对美国的进口占比从8.58%降至5.79%;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韓国的进口占比仍然变化不大。可见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变化。本文参照邹嘉龄等(2015)方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中亚5国、蒙俄2国、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6大板块。时间同样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两大块。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中东欧，分别同比增长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亚，分别增长了7.49%和5.20%;中亚和西亚北非略有下降。进口方面，整体增速较高，其中中亚、蒙俄和西亚北非的增速高达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东南亚为7.40%。进出口总额可见图1，东南亚11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均处榜首，西亚和北非18国占据次位。
3. 贸易结构难以优化。本节主要比较我国重点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以及占总出口比例变化。
2018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累计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别为15%和18.3%，比总出口增(下转第57页)速(12.7%)高出2.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国总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1%，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可见美国贸易战重点针对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服装及衣着附件和农产品出口在贸易战影响下也持续下滑。以上四大类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总出口比例均出现下降。若贸易战继续下去，我国出口结构将难以优化。
4.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贸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進出口1.2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亿美元，进口6 055.7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占总进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5 289.6亿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亿美元，进口1 943.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总进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贸易战影响下，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利用实证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贸易战开始之时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发现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流向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内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会长期影响仍有待考察。由于贸易战有滞后效应，若其持续下去，之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本文所示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加大对外投资，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速度，优化海外市场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增加值比例，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推行供给侧改革，使高端产业与内部消费需求相适应。贸易战终究会给两国带来损失，只有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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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29.
[3] 孙继山.中美经贸向何处去?——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贸易战应对选项的分析[J].国际贸易，2017，(11)：31-33，40.
[4] 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4，(9)：41-48，88.
[5] 杨丹，张宝仁.东亚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定性与定量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0)：97-104.
[6] 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5-15.
[7] 刘万锋.中国与美国和东亚国家贸易差额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1993-2005年[J].财贸经济，2008，(8)：95-100.
作者简介：李旭泽(1994-)，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9-16。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中美贸易关系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在贸易领域动作频繁，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探讨中国政府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策略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有助于部分国内产业或企业工人收入的提高，这样的政策迎合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群体，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面对美国的限制和阻挠，中国除捍卫自身的发展权益外别无选择，贸易摩擦的处理需要做长期准备。
1 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政策改革
第一，中方可向美方展示友好的姿态，以减少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敌视，避开中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差异，单从经济层面强调“和平与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美中双方存在竞争，但更重要的是合作，双方对外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应本着公平、平等的原则协商解决，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第二，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推动竞争政策改革，健全反垄断的法律法规，适当减少产业政策，降低某些行业的准入门槛，维护公平、自由竞争的营商环境，准许外国企业、国内民营企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国有企业按商业规则进行竞争;第三，逐步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依据其八个组成部分主动提出具体的落实项目和时间表，在税收中性、融资中性和约束补贴、政府采购等方面进行改革，努力争取在中短期达到国际标准;第四，修补关于技术转移方面的规则漏洞，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壮大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引入惩罚性的赔偿措施，提高其违法成本，充分发挥法律威慑作用。中美贸易谈判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其谈判模式应该是边谈边签、边谈边生效、边谈边升级，中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 营造和谐稳定的经贸环境
一是重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中日两国应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合作方式，从竞争走向协调，双方携手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发展自由公平的贸易体制。二是与欧盟深入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又是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和主要进口来源地，当前欧盟内部存在“英国退欧”与“意大利预算”两大困境，最近法国又出现大规模骚乱，外部面临美欧经贸谈判、新兴市场危机、中东局势日益紧张等多个问题，经济出现下行走势。因此，全面深化中欧经济合作，增加中欧之间以及针对第三方开展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促进中欧互联互通，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维护国际秩序与规则，使美国企图拉拢日本及欧洲、北美与亚洲部分国家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难以达到。
3 深化中拉、中非经济合作
第一，构建新的中拉合作框架和模式，全面提升拉美的软实力。拉美是全球中高收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经济板块，是“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参与方。共建“一带一路”是中拉合作的基础与平台，是引领中拉经济合作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加强中拉之间政治和安全、基础设施和交通、贸易、投资、金融、农业、工业、科技、环境、人文交流等多领域的合作，有效促进中拉之间的互联互通，既有助于中国实现优势产能的规模效应，也有益于拉美改善基础设施，进而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全面提升拉美的软实力。第二，同非洲加强全方位对接，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非洲经济保持较高增速，通胀水平不高。中非携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将有效突破非洲基础设施落后、人才不足和资金短缺等经济发展的瓶颈。鉴于非洲的经济、军事与安全形势，应加强非洲军事力量保障，提高非洲基礎设施水平，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拓展步伐，增强海上运输能力，从而推进产能合作、设施联通，扩大中非经贸往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4 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一直充当主导者，其他国家则是美国的追随者。“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多元化合作”理念将有助于弥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失衡，有效地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中国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将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致力于在亚洲构筑“区域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各国一起树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并达成共识;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共担责任、规则平衡”基础上，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加速形成亚洲区域统一的大市场，打破贸易保护主义的各种壁垒，提升亚洲整体竞争力。
5 继续扩大开放
在市场需求驱动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整体科技创新实力有了明显进步。但在芯片设计、高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和顶尖科技人才队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应全方面、多方位分析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瓶颈，探索快速发展的路径。中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国内两方面科技资源，在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实现自主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板块的财政投入，用于支持科技基础、前沿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
6 结语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也会频发，国家和外贸企业均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冲突。中国必须充分估计到贸易战带来的冲击，未雨绸缪，建立应对贸易争端的预警和应对机制。中国也要向世界释放更加明确的开放信号，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戴翔.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
[2]柯建飞.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J].全球化，2017，（6）：71-84.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首先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陕西省各工业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进而测算出各工业部门出口隐含碳的排放量，发现陕西省出口隐含碳的重点部门分布于金属矿加工制品业、石油化工业、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等几个完全碳排放系数较大的工业部门。其次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的影响，最后研究了征收碳关税对出口总成本以及碳成本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碳关税的征收不仅会使各部门工业品的出口贸易量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会使陕西省工业品的出口成本大大提高。因此，陕西省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做好准备积极应对国际碳关税的征收，推行低碳技术，发展低碳经济。
[关键词]碳关税;隐含碳;陕西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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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碳关税做了大量的研究，沈可挺、李钢（2010）〔1〕针对碳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工业部门产量、出口量以及就业率产生的影响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征收碳关税不仅会使工业部门总产量下降，也会使工业部门的就业率下降。Nakata，Lamont（2001）〔2〕认为征收碳关税可以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这样能增强一国科研创新的力量。杨占书、曲卫国（2009）〔3〕指出我国应该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优化能源结构，使得我国出口产品朝着低碳方向发展。孟棋、贺立（2010）〔4〕通过对中国16个行业的碳排放量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是一个以高碳产业为主的国家，其隐含碳的排放量远远高于美国。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在对碳关税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计算隐含碳排放的方法上，有些学者采用“直耗能源法”，势必会导致隐含碳排放量的低估〔5〕。其次目前碳关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把省作为对象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以中国内陆大省陕西省为研究对象，采用投入产出法，在综合考虑到单位商品生产全过程中的碳排放量的前提下，计算出陕西省各部门的隐含碳排放量及出口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的影响。
二、陕西省工业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陕西省工业品，各部门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投入产出数据与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2007年《陕西省投入产出表》。由于各部门能源消费数据与投入产出数据这两部分统计口径不一致，所以，本文首先将这两部分的部门进行整理归并为15部门。
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陕西省各部门的出口额、完全碳排放系数及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可由表1看出。从出口额可以看出陕西省工业品出口主要集中在金属矿制品业、设备制造业、食品烟草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化工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等能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从完全碳排放可以看出陕西省各工业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较大，非金属制品业、石油化工业、金属矿加工制品业、印刷造纸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位居前列。最大的可达8.08吨/万元，而最小的则为0.65吨/万元;从出口隐含碳的排放量可以看出陕西省出口隐含碳排名前五位的由高到低依次为金属矿加工制品业、石油化工业、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和烟草加工业，这5个部门的出口隐含碳的排放量占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84.49%。（见表一）
三、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出口的影响
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未开始征收碳关税，但是已经有一小部分国家开始实施对本国内部征收碳税，包括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等，他们的计税标准通常是对每吨CO2征收10美元至70美元的碳税。沈可挺（2010）〔6〕研究认为，倘若美国政府在2020年前后征收碳关税，则其碳关税征收水平可能会在每吨二氧化碳30美元至60美元。本文选择设定碳关税计税标准为每吨CO2分别征收30美元、50美元和70美元，并且由出口方全部承担碳关税，可以计算出在征收碳关税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品出口总成本增加以及碳成本率。
（一）碳关税对出口总成本的影响
表2为在这三种情境下模拟征收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各部门工业品出口所承担的碳税额与碳成本率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如果征收碳关税，陕西省工业品的出口成本将大大提高。出口成本上升最高的三个部门分别是金属矿加工制品业、石油化工业和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
征收30美元/吨的碳关税，出口成本上升最高的三个部门的总成本分别提高7798.8万美元、4277.1万美元和3144.3万美元。在征收50美元/吨的碳关税的标准下，出口成本上升最高的部门的总成本达到12998万美元。在征收70美元/吨的碳关税的标准下，出口成本上升最高达到18197.2万美元，最小的也达到64.4万美元。可见对出口成本上升较高的三个部门征收碳关税将直接导致这些部门的利润急剧下降甚至可能亏损，而对于出口成本较低的部门而言，碳关税的征收也会对这些部门的利润水平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碳成本率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碳成本率最高的三个部门分别是非金属矿制品业、石油化工业、金属矿加工制品业。
碳成本率最高的非金属矿制品业的碳成本率在最低标准下为18.23%，在最高标准下为42.54%。该行业的碳成本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欧盟 2006 年 8 月对中国产皮鞋提出的反倾销税率为 16.5%，2009 年 6 月对中国产铝合金轮毂提出的反倾销税率最高为 33%〔7〕）。由于碳关税提议可能针对出口占比较高的众多制造业行业，而不是像反倾销税那样针对个别特定产品，因此，其影响无疑要比特保或反倾销更为严重。
碳成本率最低的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在三种标准下的碳成本率分别为1.46%、2.43、3.41%。而事实上目前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非农产品最惠国平均关税水平仅为5.4%和3.6%。这说明仅仅通过降低碳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赖度并不能有效缓解碳关税的负面冲击，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各种碳关税议案的具体实施机制及其触发条款。（见表2）
四、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陕西省各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及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其次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
（一）陕西省各部门工业品隐含碳出口量呈现较大差距，隐含碳排放呈现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前五名的部门由大到小分别为：金属矿加工制品业、石油化工业、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和烟草加工业，这5个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占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的84.49%。这意味着欧美国家提议的碳关税政策会大大提高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的关税水平，对陕西省工业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二）征收碳关税使得陕西省工业品出口成本大幅度增长，严重影响到各部门出口。出口成本增长最大的部门，金属矿加工制品业在三种不同情境模拟下的出口成本分别为的出口成本分别为7798.80万元、12998.00万元以及18197.20万元，而出口成本最小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在三种不同情境模拟下的出口成本分别为27.60万元、46.00万元以及64.40万元。碳关税的征收极大的挤压陕西省各部门的利润空间，进而打击了各工业部门的出口热情。
（三）陕西省工业品出口碳成本率呈现较大差异，严重影响到各部门工业品出口。在三种不同的碳关税标准的情景模拟下征收碳关税可以发现完全碳排放系数较大的部门，其碳税率相应也是较大的，如非金属制品业，其碳税率最大达到42.54%，最小达到18.23%。所以征收碳关税势必会对陕西省工业品出口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综合来看，陕西省工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高增长、高出口、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征收碳关税对陕西省工业品的出口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应对碳关税这一挑战，政府与企业应共同努力。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提倡低碳经济，鼓励清洁能源的应用并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企业应从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升自己的生产技术，重视低碳环保。只有这样，陕西省工业品的出口贸易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带动陕西省经济的飞速发展。
〔参 考 文 献〕
〔1〕沈可挺，李钢.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J〕.财贸经济，2010，（01）：75-82.
〔2〕Nakata T， Lamont A.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Carbon Taxes on Energy Systems in Japan〔J〕.Energy Policy， 2001，29（2）：159-166.
〔3〕杨占书，曲卫国.优化中国能源结构的政策研究〔J〕.中国发展，2009，（02）：24-25.
〔4〕孟祺，贺立.碳排放规制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0，（06）：186-195.
〔5〕温丹辉.不同碳排放计算方法下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之比较〔J〕.系统工程，2013，（09）：84-92.
〔6〕沈可挺.碳关税争端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01）：65-74.
〔7〕马翠萍，史丹，丛晓男.产业隐含碳排放与贸易结构匹配下的碳关税研究——以中美贸易为例〔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02）：51-58.
〔责任编辑：张平凡〕
[收稿日期]2015 — 01 — 19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4KRM85）;陕西省教育厅2013年科学研究计划（人文社科专项）项目（2013JK0145）;2014年度西安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人文社科类）（2014RWYB011）;西安理工大学教师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107-211103）。
[作者简介]张根能（1962—），女，山西芮城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对外贸易与环境。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本文基于后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数据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用单位检验和协整性检验，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性进行检验，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得出结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美国不可能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从根本上改变其贸易条件。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人民币 中美贸易 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均有所下降，贸易逆差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以来美中贸易额明显下降。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传统的统计和会计方法未能反映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情况，导致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的扭曲。
关键词：美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逆差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07.003
一、美国商品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7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3%，約215亿美元;美国商品进口总值为2.5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7%，约426亿美元。由此，与2018年相比，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11亿美元，占2.4%，逆差总额降至866亿美元（见表1）。
2019年，美国主要出口类别包括机械（3791亿美元）、运输（2749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2563亿美元）、矿产（2097亿美元）;美国主要进口类别包括机械（7175亿美元）、运输（3443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3421亿美元）、矿产（2082亿美元）。其中，矿产进口数量比2018年下降了13.2%。
2019年，欧盟27国（不包括英国）是美国双向商品贸易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从出口规模看，加拿大是美国主要出口市场，总额为2933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7.7%;欧盟27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总额为268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6.3%。从进口方面看，欧盟27国是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4536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1%;其次是中国，总额为4527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2019年，美国与多数伙伴国的商品贸易仍为逆差，包括中国（3455亿美元）、欧盟27国（1846亿美元）、墨西哥（1076亿美元）和日本（702亿美元）。
2018—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出口呈增长态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出口，增长了154亿美元，占6.1%。其次是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30亿美元，占4.4%。美国对印度出口增长了9.68亿美元，占2.9%。同时，美国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出口分别下降了11.3%、3.4%和 2.4%。2019 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进口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进口，增长了 252亿美元，占5.9%。其次是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长了119亿美元，占3.4%。美国对中国进口下降了 16.2%，相应地，美中商品贸易逆差下降了17.7%。
二、美国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服务出口增长了2.2%，从8270亿美元增至8452亿美元，服务进口增长了5.0%，从5673亿美元增至5954亿美元。由此，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3.8%，顺差总额降至249.8亿美元。
关于双向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2019年欧盟 27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单一国家来说，2019年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国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2000 年以来，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的服务贸易比重有所下降，与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地，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2.6%，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4.8%。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印度。2019年，美国与多数服务贸易伙伴国保持服务贸易顺差（不包括印度）。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国的服务出口都有所增长（不包括中国）。其中，美国出口增幅最大的是欧盟27国，为114亿美元，占6.3%;第二是日本，为35亿美元，占7.7%;第三是印度，为12亿美元，占4.9%。
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服务进口都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欧盟27国，为96亿美元;第二是加拿大，为17亿美元;第三是英国和墨西哥，均为16亿美元。
三、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为2.5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1万亿美元，逆差为6164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了1.8%，比2006年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7617亿美元）下降了19.1% 。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4%，降至8662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 3.8%，降至2498亿美元。
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最大市场，总额为4598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8.4%;欧盟 27 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601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总额的19.3%（见表2）。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总额为358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4.3%。加拿大是美国进口第四大来源地，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总额为3633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1.7%。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0%;对中国进口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1%。 2018 年以来，美中贸易有所下降，但2019 年对中国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6%;对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5.1%。
四、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以统计和会计方法为例
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比如，相关贸易统计和会计方法并没有随着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较快发展，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不断增长，但是，相关贸易统计和贸易会计的方法却很少改进，传统的统计方法和会计方法扭曲了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现在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变化情况、变动趋势及其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一些数据可能会低估服务贸易情况，这些数据不是基于增值衡量的，并且无法将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价值归于服务投入。关于服务贸易的中间产品，包括运输和分销、研究和开发等，也经常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