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全球治理；认知谱系；深层机理；知识图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以来，它已成为当前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著述丰富。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评述，这方面的文献也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的综述性文献甚少，这也意味着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综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这些综述大多为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它们难以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整体的把握。本项研究注重对当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与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观察和理解，力图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呈现与解释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读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全球治理的实践。本文以近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当下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全球治理的本土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呈井喷状态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热潮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步拓展。本文选取两个维度来论述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分别是论文年际变化和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论文年际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文献在各年份的数量分布情况，方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变化情况；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换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用来确定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重要主题。
从论文年际变化来看，近些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态势（见图1）。2010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加的，2010年后开始显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献总量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高达478篇（占比54%）。
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与出现频次（见图2），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国际社会（60）、国家主权（40）、国际关系（35）、二十国集团（34）、国家制度（30）、国家机制（29）、经济治理（27）、国际秩序（27）、金砖国家（27）、世界经济（25）、非政府组织（25）、行为体（25）、主权国家（24）、气候变化（23）、新兴大国（23）、G20（23）、全球问题（21）等等（括号内标出的是节点的频次）。为保证图2的清晰度，筆者对图片进行了调整，只标出频次较高的节点，覆盖频次较低的节点。这样可以突出基本节点及其联系网络，方便我们掌握图谱的主要内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外，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全球性问题、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国际合作、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联合国、公民社会、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国际责任、非传统安全、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国家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法、民族国家、全球性挑战、国际关系学、国际机构等内容。
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全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议题而言，议题的多样性反映在内容上，不仅有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还涉及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描述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全球治理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复杂化。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难度，“问题的有效治理领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领域，其中以环保领域甚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达成就很困难”。总之，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是密切相关的。此外，紧密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表明该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也是学者们展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
国内全球治理研究主题时区图（见图3）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演化发展及各阶段热点主题，直观地展示出该领域的认知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借助图3所揭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频次变化率较高的主题词大体上分成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文献数量较少，出现时间最早、频次最高的词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阶段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开始出现大量的新热点，如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非政府组织、全球问题、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等。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词汇不断出现，如新兴大国、金砖国家、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命运共同体等等，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变迁直观地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基于对这一认知谱系的理论爬梳，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集中体现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是将其价值诉求划定为服务于单个的主权国家，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尚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解读更多地表现出怀疑主义的眼光，突出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化工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唐贤兴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全球治理这种概念表达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它塑造的“治理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这种“治理社会”的质疑还包括对民族国家主权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对一国国内统治的替代无法排斥主权国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些抱有怀疑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的论断无疑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预设，即单纯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适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是直接对应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伴随着他们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须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意指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公共性是全球性问题最典型的特征，诸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与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公共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对话、合作与协商进而建立有效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也决定了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全球治理的界定应更加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层面上多主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标是实现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彰显了这种价值追求，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俞可平所作的定义同样表现出全球治理的普适意义：“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之，从意识形态化到超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趋势。
（二）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变迁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角色转变生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历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该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诉求。随着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基于中国视角与中国实践来探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渐增多，给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阐释。比如，庞中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不能仅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自身治理主体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在引导、创设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制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张宇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这类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认知问题上往往聚焦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本土化阐释赋予全球治理研究较强的工具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读还体现在对其价值理性的追问上。从强调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价值诉求的转移是一种由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过渡。石晨霞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描述为“由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层协同治理”，换言之，“在治理主体上，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容纳全球治理的现实，同样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是国内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追问和立场表达的主要观点。“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識。
（三）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理论自产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饱受学者的质疑。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论能否有效指导治理实践？这都是学界争执不下的难题。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严密度和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确，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误导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设计出管理共同事务的新技术；它引入了灵活而非标准化的机制并赋予多种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因为无政府主义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表示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要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建立长久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领域，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跨国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发了学界对“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担忧。秦亚青将“全球治理失灵”定义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而出现世界秩序失衡的状态”。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组织或机构，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游戏规则’。广义的治理概念是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不只是机构，还包括游戏规则，规定行为体在合作实现社会目标和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方面的责任”。卢静将这种全球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失灵，一方面，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已无法适应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关联性增加了制度建设的难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灵进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争执已慢慢淡出研究视野，更多的关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研究陆续产出。蔡拓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针对治理的模式和主体提出的，即主体多元、定位准确、尊重现实、提高实效的治理。吴志成等人认为，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塑国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明确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举措，引导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总之，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化倾向，但对具体领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议与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变迁的深层机理
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理性化、本土化与实践化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那么，这种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研究嬗变的动因与规律，从而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参照。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治理实践而激发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渐占据学术热点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样态，它并不局限于作为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特定治理场域中去确立相应的理论分析与体系建构。
因此，现实政治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即全球治理的研究应服务或服从于现实政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学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复杂且多元的全球治理问题所展现的动态过程中去构建那些在发展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在历史的、动态的全球治理场域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因果序列变化，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理论服务于现实，还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基于实验或实践来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公共决策。
“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舞台，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课题之一，国内学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种思考中，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场域中逐渐失去了学术表达的场所，并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随着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否定，‘价值中立’终究还只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美好愿景”。关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关理论和概念引介层面上去建构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而如若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把握作为国家战略的全球治理，则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确与中国现实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我们应当承认，将研究焦点置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较于单纯的理论与概念探究更为合适，因为这契合了中国逐渐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现实政治需求。
（二）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转折点，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报告，《全球治理》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学术期刊得以创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文献也陆续出现。现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为联合国体系下各类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中积极推进的任务，并且进入了众多国家、主要的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倡议之中。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是国内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热潮得以出现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宣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且以此宣告中国迈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时代。可见，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是对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的理论回应。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直接推动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在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且频繁的关联，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与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而言，如何构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高效妥善地调配资源来解决国内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对学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除治理行为体的互动之外，对于共同规范的接受、遵守与内化同样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运行的重要方面。刘兴华认为：“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并对其加以修正和改造。”可见，治理行为体的多元性与基本规范的共识性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基础。
还有学者对国内治理进行细化，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關系来看，在价值目标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着思想养分和理论指引。在治理主体层面，民族国家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点。高奇琦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一种“国家自理”，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拥有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规范要依赖于民族国家进行落实；其次，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应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最后，国家自理可有效解决失效国家的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建构良善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正如陈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与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国内秩序，有意识地防止对外输出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凭借积极的对外作为，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供给增量治理资源，并寻求消解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从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问题与全球性治理问题出现交集，如气候问题、网络犯罪、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会对全球治理的内容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地方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向度”。总之，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成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反思与展望
以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方法作为研究手段来试图解决对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困难，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且又现实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综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研究“场域”，意味着其自身具有某种时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题变迁时区图对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的归纳，正是这种时空化特征的直观体现。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基础理论与概念探究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动态过程本身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穿插的逻辑展现。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关理论或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找准切入问题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
我们在对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学者们的现实关切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应隐讳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为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当前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价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还缺乏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识，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为“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其二，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意义受限。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实践性总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沦为空谈。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国家利益冲突或国际纠纷等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总之，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会使概念化的理论解说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性功能受阻又严重钳制着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克服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政策议题达成共识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内容复杂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时，应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对理论研究的塑造和影响，还要注意到理论研究对全球治理实践的适用与选择。在构建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分类，力求得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类型学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增加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针对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公共环境教育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该课程以当前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主线，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高其环境素养。为了更好地发挥该课程在高校环境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教学改革措施，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全球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目前，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变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气候紊乱导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珍稀物种不断消失，人类在地球家园中的朋友越来越少；在周围的环境中，大量有毒化学物质随意排放，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使许多重金属元素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威胁公众健康。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如何解决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也成为人类热议的话题之一。所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现代大学生是我国解决环境问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的形成也将决定我国环保事业的成败[1]。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了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类的通识课，《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其中之一。该课程以当前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主线，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高其环境素养，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提高其保护环境的意识[2]。
经过两年该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其他高等院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本文从该课程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总结了自己对该课程的理解，希望能对此类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激发以及对于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保证内容的实时性
（一）课程内容合理化
为了紧跟学科前沿，该课程选择清华大学钱易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二版）作为教材。该教材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学科的覆盖面广，本课程涉及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治理学等诸多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内容丰富[3]。但教材的更新毕竟与当今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不能同步，且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具有量大，面广，及时的特点，因此，如果完全以该教材作为教案，则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考虑到教材的局限性，该课程教案以本教材中的基本学科理论作为授课的理论基础，以全球最新的环境案例及环境保护形势和政策为主要授课内容，同时，适当结合学生的兴趣，介绍实时性的环境保护技术，缩短课程内容与环境科技前沿的距离。实践证明，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环境学科的基本理论，又不使授课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专题化
由于该课程的设置主要面对非环境专业的学生，因此将课程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形成小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来教授，会更易于被学生掌握，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物种多样性、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等。考虑到该课程的授课对象大多数来自非环境专业，因此，此类专题大多比较熟悉，而且是热门话题，例如，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PM2.5的制定及危害等，学生很感兴趣，适当补充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后，学生就能接受，从而使课程内容深浅得当，难易适中。
三、努力创新教学方法，保证模式的多样性
（一）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是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深度不高，但知识面广泛，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学手段不足以完成教学目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兴趣，学习效率也不高。因此，将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现代多媒体技术，内容极其丰富，通过生动的图片、动画和视频，从视听两个角度来强化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从而与传统的教师传授模式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课程部分内容比较抽象，例如讲解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时，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文字板书的教学手段，学生对于全球环境形势的严峻性难以形成直观深刻的印象。在讲授该专题内容时，可以采用图片和视频的手段，介绍历史上以及当前出现的环境事件，如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2010年墨西哥湾油田漏油事故、2011年铅酸蓄电池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事件等。运用多媒体手段，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实例，给学生提供了图、文、声并貌的信息，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领会全球环境形势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面对环境危机事件时的处理对策[4，5]。同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一些环保类影片及环保专题的影像资料，如《可可西里》、《美丽的西双版纳》、生态农业、工业生态园等，既贴合课程的要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引发学生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二）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
随着当今Internet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中计算机的普及率也几近100%。因此，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变得可行，而且会促使教学手段的创新性改革。由于环境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庞杂，仅仅依靠课堂的短暂时间，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学生领入环境保护事业的大门。而要让学生真正地掌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精髓，还要依靠网络教学的补充。
目前，很多高校构建了网络教学平台或精品课程网站，对于课堂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网络平台可由任课老师进行管理，放入课堂教学的课件，学生可以自主复习，重新学习课堂上没有接受和消化的内容。同时，平台应该增加丰富的教学素材，例如关于各个专题的实时资讯，新颁布的环保政策等。由于环境科学发展的迅速，这就要求网络平台上的内容和资源及时更新，以确保其时效性、典型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也可以提供师生互动的平台，例如BBS、聊天室或者Email。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一些环境问题的看法，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也可以就某个知识点进行提问，老师们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为同学解疑。这样，就形成了课外互动式的学习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加强教学效果。而且，网站应当设置一些题库和试卷库，方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自主检查，老师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达到更优的教学效果。
（三）采用互动式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素材，使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之中，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课堂气氛过于沉闷，因此要引用丰富的案例素材，结合理论知识来讲解知识点，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和目的以及学生的兴趣，并适当考虑案例的时效性、典型性、针对性。例如在讲授“水污染状况及其治理”专题时，可以选择我国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作为主要案例，利用图片和影像的形式直观地展现苏州河的变迁以及治理的各项措施。由于整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对水污染及其整治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知识结构。在播放影像资料之前，可以精心设计一些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案例，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另外，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邀请一些本领域的著名专家给学生做专题讲座。这种形式，既缓解了紧张的课堂气氛，还能使学生了解到最新的环境案例和理论，也颇受同学好评。例如，本学期，有幸邀请到了加拿大Alberta大学的James R.Bolton教授为本课程的学生介绍了加拿大Edmonton城将其中的一个机场改建为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案例。该案例体现了人类居住社区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与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理念，提供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类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图1为James教授与学生讨论的场景。结束后，学生普遍认为一个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为实实在在的案例更容易为同学所接受。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以老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缺乏双向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这种教学形式上过于呆板，学生得到的知识比较肤浅，难以形成深刻的印象。而互动式教学可以克服以上的缺憾，它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甚至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6]。因此，案例教学中，还应当加强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在本课程的讲授中，将学生分组，每组同学可以采用大家喜爱的形式展示本组感兴趣的环保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授课老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并计入一定的课堂成绩。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思考问题，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加强了老师与同学及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实施过程中，该形式效果良好，大家积极思考，采用的形式有电视采访，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情景剧模拟，小品等，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性，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图2为以电视采访形式进行活动展示的场景。
（四）实践调查与专题讨论相互结合
理论指导实践，环境保护最终也要落实到实践中。但是，大多数课程都缺少实践的环节，为此，结合实际情况，给同学提供一些亲身感受环境保护的实践。例如在讲授“水资源与水污染”专题时，结合我校创建节约型校园的案例，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案例现场，让学生亲眼目睹正在运行过程中的水处理工艺，如我校采用膜生物反应器（MBR）处理学校生活污水以及校内水体的生态处理技术等。这种现场教学不仅填补了实践教学的空白，还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其环保意识。
另外，可以在课后布置少量环境调查项目。选择一些典型性调查项目进行课堂讨论。例如，在授课过程中，有同学看到垃圾围城的图片，就提到了城市垃圾的处理与处置问题。一位来自台湾逢甲大学的学生说，在台湾，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常习惯性的行为，但来到这里以后，发现自己想分类都很难，因为在我们学校目前还没有分类或者只有很粗略的分类，也缺乏监督管理。其他同学也提出了一些在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见与措施，学生们都希望，我们能早一天也实行垃圾分类管理，保护我们的环境。就此问题，我们给学生布置了在学校周围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问卷调查。学生对于调查的结果查阅相关文献或网络资料，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自主学习和分析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环境保护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当然，《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公选课，也难免有的同学是单纯为修学分而来上课的，通过了解，有的同学也直言不讳的说就是这样的目的，因此，如何结合目前全球环境和生态危机，为非环境专业的同学展现一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课程，让更多为了“挣学分”而来的学生，能为了“知识”而走进我们的公选课堂。前面的实践证明，通过以教材为理论指导，多媒体结合时事，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实地讲解等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起到了积极调动同学参与到课程中来的效果，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大大增强了选修课程同学的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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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建英.互动式教学模式在环境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成人教育，2008，（8）：142-143.
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巴黎协定；气候治理；中国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Greenhouse gases；Paris Agreement；Climate governance；China
气候变化关系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1]。科学研究和观测数据表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2]。气候变化导致冰川和积雪融化加速，水资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1-2]。气候变化还引起海平面上升，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加剧疾病传播，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群健康[3]。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禀赋较差，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4-7]。近1个世纪以来，我国区域降水波动性增大[8-10]，西北地区降水有所增加，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减少，海岸侵蚀和咸潮入侵等海岸带灾害加重[11-12]。气候变化还导致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农业生产灾害损失加大，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营安全受到影响[7]。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1 全球气候治理中重大会议和协定进展
1.1 《巴黎协定》的作用及中国贡献
在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推动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最终达成[13]。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巴黎协定》从通过到生效历时不足1年，成为史上获得批准生效最快的国际公约之一。《巴黎协定》如约达成与快速进入生效期，彰显了全球各国低碳转型的决心，极大地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巴黎协定》的履行，有利于指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形成气候适应力[14]。中国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批准、生效的整个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重要贡献，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巴黎协定》是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格局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南北两大阵营演化为当前的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巴黎协定》实现了利益平衡[15]。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主要经济体或谈判方在经济、排放、贸易等领域中的国际格局有所调整，导致各方谈判诉求出现变化，南北界限趋向模糊，而这些变化成就了《巴黎协定》新共识[16]。虽然未来国际气候治理的总体框架已经确立，要使其成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需开展精细化、规则化的谈判。未来谈判仍面临“原则”、减排模式和目标、资金来源及治理、透明度及全球盘点等问题[17]。在后巴黎时代，《巴黎协定》所确立的责任共担的共识，将成为各方积极开展务实行动的基础[13-14]。
1.2 馬拉喀什气候大会的作用及中国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于2016年11月7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开幕，这是《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的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是《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在落实行动方面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中方此次参加大会，期待各方遵循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以合作、务实的态度参与新的气候治理进程[18]。大会讨论的议题主要有《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后续谈判路线图和时间表；督促各国按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多哈修正案的规定，提高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落实自己的承诺，为《巴黎协定》的实施奠定政治基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应对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特别是审议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资金的落实情况；审议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情况。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上，各缔约方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有2方面：一是《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后续谈判路线图和时间表，特别是《巴黎协定》的实施模式、程序、指南的谈判问题；二是2020年前，如何使发达国家每年1 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落到实处，确保融资的可及性。而投资者则比较关注《巴黎协定》有关碳排放配额的国际交易问题，特别是建立一个共同和健全的会计规则框架，以及创造一个崭新、宏伟的市场机制[19]。尽管此次马拉喀什大会还面临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承诺，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各缔约方互信[20]；同时，由于机制灵活，所有的缔约国对《巴黎协定》的实施充满了期待，这也为《巴黎协定》未来的执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1.3 中美气候治理合作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双方致力于落实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元首联合声明，并将在迄今已取得的实际进展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合作[21]。中美两国已经激励全球采取行动构建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世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双方致力于落实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联合声明，并将在迄今已取得的实际进展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合作。中美双方认识到国际航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中美两国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就全球市场措施方案达成协商一致，并期待成为该措施的早期参与方。中美承诺将继续采取有力度的国内行动，以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在美国的电力行业，对风能和太阳能生产和投资的税收抵免政策延期5年相当于在未来5年部署约1亿kW可再生能源，美方还暂停了联邦土地上的煤炭开采租赁，同时对占全美煤炭供应量约40%的联邦煤炭项目开展全面评审。在交通领域，美方已经完成载重汽车的能效标准制定，在项目实施期间将减少至少10亿t碳污染。在建筑领域，美方于2017年制定完成20项额外的电器和设备能效标准，将有助于实现减少30亿t碳污染的目标。在非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美方2017年完成了减少国内氢氟碳化物及油气和垃圾填埋行业甲烷排放的措施制定[22]。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分别下降18%和1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至15%，森林蓄积量将增加14亿m3，作为实施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切实和关键步骤。中方将继续努力提高工业、交通和建筑领域的能效标准，推动绿色电力调度以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消费。中方还将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加强标准化、现代化运输装备和节能环保运输工具推广应用。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进展
中国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提升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建设，减轻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2.1 水资源领域
中国政府于2012年出台《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连续3年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年度考核，实现了“十二五”全国用水总量控制目标。推进农业、工业和生活服务业节水，强化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建设100个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和200个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水利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启动了105个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开展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积极推进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改善河湖水生态环境[23]。加强黄河、黑河、南水北调水量调度工作，确保重点城市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开展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基本建成重要取水户、重要水功能区和大江大河省界断面三大监控体系。加强江河治理骨干工程建设，完善大江大河防洪减灾体系。流域和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不断完善，全国新增供水能力380亿m3，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实施大型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快东北节水增粮、华北节水压采、西北节水增效等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24]。强化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6.6万km2。
2.2 农林业和生态系统
中国农业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节水农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通知》，继续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土壤培肥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旱作农业、抗旱保墒与保护性耕作等适应技术[25]。加大草场改良、饲草基地以及草地畜牧业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牧区合作，推行易地育肥模式，合理调整水产养殖品种、密度，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和装备设施。实施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和游牧民定居等重大工程。进一步落实草原经营管护制度，推进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发展。国家林业局发布《林业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6—2020年）》，开展森林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继续实施湿地保护恢复工程，提升湿地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启动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试点。强化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估。环境保护部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组织东北地区、青藏高原等典型区域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26]。国家林业局加强生态观测研究平台建设，加入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的数量达到166个。
2.3 海洋领域
中国政府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和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对中国管辖海域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作出了全面部署[27]。国家海洋局印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扩大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实施范围，加大沿海地区海洋生态修复力度；組织编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全国海岛保护“十三五”规划》，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8省（自治区）编制了海岛保护规划。国家海洋局初步建立了近海海-气界面二氧化碳交换通量监测业务，加强海洋灾害观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开展海平面变化监测和影响评估，每月发布《海洋与中国气候展望》，强化面向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精细化预报，完善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环境保障服务系统，加强海洋灾害防护能力建设[28]，每年发布《中国海平面公报》和《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开展国家、省、市、县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试点。
2.4 海岸带领域
2015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强海洋灾害观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全国11个沿海省份均加强海洋灾害的观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工作，国家海洋局推进海洋观测预报体系建设，开展海洋碳循环监测与评估，强化海洋预报预警[29]。开展海平面变化监测，开展面向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精细化预报，进一步完善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环境保障服务系统，向中国53个渔场28万余条渔船提供海浪和风场预报警报信息。国家海洋局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平面公报》和《2015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开展国家、省、市、县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试点，修改完善《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沿海大型工程海洋灾害风险排查技术规程》。利用中央专项资金支持修复保护项目30余个，在江苏、上海、浙江和海南等地所辖海岛修建防风、防浪和防潮工程，建设沿海防护林工程，有效改善了海岛防灾减灾基础设施，提高了海岛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5 气象领域
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警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国家级预警信息实现自动对接。风云二号G星投入业务运行，综合观测系统的自动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编写《气象灾害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全国统一的气象灾害信息管理数据库，编制《台风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指南》。推进暴雨洪涝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工作，启动8个城市内涝风险预警试点。推进中国气候服务系统建设，开展农业气候资源、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和生态气象监测与评价服务[30]。加强环境气象预报预警，完善了静稳天气指数等评价指标，开展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和污染减排效果的定量化评估服务。每年发布《中国气候公报》和《中國气候变化监测公报》。
2.6 防灾减灾领域
全面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和《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09—2020年）》，重点实施全国七大流域防洪工程、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国家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工程等，积极推进国家自然灾害救助指挥系统建设工程、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工程等，健全灾害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灾害预警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6]。各地深入推进社区综合减灾工作，共创建命名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6 551个，全面加强城乡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民政部组织开展140余项减灾救灾领域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增强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十二五”期间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共针对各类自然灾害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158次。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办法》。民政、水利、农业、气象、林业、地震、海洋等部门进一步加强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江河洪水、干旱和暴雨、森林火险、海洋观测等监测站网，提升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全面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洪水风险图编制、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和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建设，国务院批复了长江、黄河和松花江防御洪水方案，初步建成2 058个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全国报汛站点增加到9.7万个，有力地应对了频发重发的水旱灾害，防汛抗旱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国家防总、水利部共启动防汛抗旱应急响应70次。
2.7 人体健康领域
2015年以来，中国开展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疾病防控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报告和处置，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加强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和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卫生应急保障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气象局等部门对我国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发生形势进行分析预判。继续开展了登革热防治工作及做好高温天气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卫生应急督导检查，组织做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和高温天气医疗卫生服务工作[31]。国家卫生计生委积极开展适应政策指标研究，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开展全球环境基金项目“适应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
3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主要进展
3.1 节能减排和增加森林碳汇
2016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3.9%，从可获取的近几年数据来看，单位GDP碳排放持续下降，下降幅度基本保持稳中有升。近年来，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断下降，2012—2016年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31.4、31.2、38.1、41.9和35.4 kg，降幅分别达3.7%、3.8%、4.8%、5.5%和5.0%，节能成效显示出逐年向好的趋势发展[32]。与此同时，2012—2016年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14.5%、15.5%、17.0%、18.0%、19.7%，发展清洁能源政策落实良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2016年，全国完成造林678.8万hm2（图1），完成森林抚育836.7万hm2。退耕还林工程新增退耕还林还草任务100.7万hm2，完成造林79.6万hm2，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00.7万hm2。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成造林25.1万hm2，工程固沙9 800.0 hm2。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完成造林117.3万hm2。到2016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6.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3.5 m2，城市建成区绿地达197.1万hm2，城市公园绿地达64.1万hm2。
3.2 积极开展低碳试点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确保实现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10和2012年组织开展了2批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和《“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为了扩大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范围，鼓励更多的城市探索和总结低碳发展经验，经统筹考虑确定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等45个城市（区、县）开展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各试点省市认真落实试点工作要求，在推动低碳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17年中国要启动全国的碳市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首先，已在全国7个省市开展了碳市场的试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目前已做到了有机构、有地方立法，确定了配额，也分配了这些配额，建立配额的分配办法，还建立了核算报告、核查的体系，建立了交易规则，完善了监管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基本形成了要素完善、特点突出、运行平稳的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体措施体现在：①制定了全国碳排放交易配额总量设定和分配方案。②印发了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了重点排放企业历史碳排放数据的核算、报告与核查工作，涉及到重点企业7 000多家。③加快了立法。起草完成了《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已经列入了国务院的立法计划；起草了企业碳排放报告管理办法、市场交易管理办法等，在法律法规上做了充分准备。④加强了基础能力建设。加强了参与市场建设的人员培训，建立了报告核查的技术问询平台，还有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报送系统等。中国的碳市场启动和全面建成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建成之后将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市场[33]。
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科技进展
4.1 气候观测系统和气候变化基础数据
国家气候观象台建设逐步推进，完成了WMO和气象部门气候观测系统需求调查，研讨了国家气候观象台发展建设思路，进一步明确了观象台的业务定位、主要功能和运行管理机制。开展了地面观测要素数字传感器测试评估和自动气候站整站测试评估工作。完成自动日照计与气象辐射观测系统测试评估方案编制。对5个本底站10套双通道气相色谱阀箱进行优化升级，完成了7个大气本底站仪器设备的巡检和标校工作，提升大气成分本底观测站网的运行保障能力。积极推进高光谱温室气体监测仪研制，完成风云三号04星（FY-3D）、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试验卫星（简称“碳卫星”）发射前准备工作。碳衛星已于2016年12月22日成功发射，天基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建设逐步增强。中国百年气温序列研制取得新突破，新建了全球陆地气温、降水序列，重建了中国西部近百年气温变化序列。开展了全球基础数据集、再分析资料及模式产品对比评估技术；建立了全球地面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及降水量等要素的质量控制及日值的统计算法；通过筛选中国周边国家站点资料，实现对中国西部地区站点资料的补充。新建了中国格点化日降水数据集，重建了中国高空气温和水汽序列，为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可信的基础资料[34]。整合了中国分区县灾情数据集，引入了国民经济统计综合数据集产品。研制包括灾害发生时间、灾种、影响强度等的中国区县级灾情历史数据集；分析各气候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导致各区县典型灾害的主要致灾气候变量。开展区县国民经济关键指标统计数据和气象台站基本要素数据的关联组织与分析，构建一套时空统一、长序列的分区县综合要素（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农产品产量、气温、降水等）数据产品。
4.2 气候变化科技研发
气象部门继续开展区域气候模式研发，完成东亚区域25 km高分辨率气候变化预估试验，为下一步进行未来10～50年区域尺度的极端事件的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可能的相关风险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研发了新版本气候系统模式，完成参与CMIP6试验的气候系统模式BCC-CSM2-MR定版工作。利用新版本模式BCC-CSM2-MR正式开展CMIP6核心试验，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前控制试验完成了100年的连续积分。气候变化检测归因研究走向国际前沿。积极开展气候变化检测归因领域的国际合作，完成对中国气温变化的归因分析、中国极端气温变化强度的归因分析[35]。量化了不同强迫因子对中国气温变化的影响，指出温室气体和城市化效应是中国气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完成对中国极端气温变化强度的归因分析，指出在中国极端温度强度的变化中人类活动的信号可以被清楚地检测到。尝试开展了全球和亚洲地区的检测归因分析。利用极端温度持续性指数初步进行了全球范围的检测分析。开展了气候承载力评估分析研究。完成中国范围气候生产潜力分析，并结合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评估了气候资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承载情况。利用区域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分析了中高排放情景下未来100年气候变化对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从生态系统格局和功能的可能变化2个方面对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分析，推动了气候承载力评估工作向前发展。
4.3 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技术研发
近年来，学界研究了灾害性天气气候的时空变化，建立了农业气象灾害的辨识流程。开展《中国灾害性天气气候图集》的编制工作；利用观测资料和模式预估资料，分析了东北地区80%保证率下农业气候资源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了不同灾种的业务分析流程在我国不同区域的适用性，研发了灾损风险指数和灾损综合风险指数，分析了我国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时空变化态势。建立了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与脆弱性定量评估方法，发展了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中国自然与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与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和趋势。建立了城市内涝预警模型的基本思路并进行模拟试验，研制了区域性干旱过程划分标准和强度评估指标，构建了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模型。尝试建立了基于致险因子的广州登革热发病人数风险预警模型。继续推进城市暴雨分析评估工作。与住建部门联合，继续开展城市暴雨评估，新增146个城市的暴雨公式修订和暴雨雨型编制。开展了极端事件对城市影响评估。印发《城市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和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纲要》，开展了城市内涝风险普查，共普查城市内涝隐患点3 290个；建立城市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完善城市内涝影响预报模型，制作并发布城市内涝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产品784期。针对城市气候服务敏感区域和领域，结合不同城市特征，围绕城市建设规划、海绵城市、园林城市、城市热岛效应、风电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新机场选址、港口建设及营运等方面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36]。同时，上海等12个城市利用细网格气候信息中气温进行城市热岛效应分析；22个城市利用降水资料编制暴雨强度公式；11个城市利用风资料建立城市通风廊道及风玫瑰图等。
4.4 气候可行性论证
继续推进重点规划、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完成526项气候可行性论证项目。参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参与32个城镇规划编制和城市通风廊道设计。组织编制《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初稿），完成《电力线路覆冰舞动技术指南》，进一步完善了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37]。其一，推进气候可行性论证监管体系建设。制定了《气候可行性论证强制性安全评估监管体系建设专项工作方案》，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修订工作，组织开展了涉及安全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强制性评估目录、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信用评价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其二，继续推进城市暴雨分析评估。与住建部门联合，继续开展城市暴雨评估，新增146个城市的暴雨公式修订和暴雨雨型编制。开展了极端事件对城市影响评估。印发《城市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和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纲要》，开展了城市内涝风险普查，共普查城市内涝隐患点3 290个；建立城市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完善城市内涝影响预报模型，制作并发布城市内涝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产品784期。针对城市气候服务敏感区域和领域，结合不同城市特征，围绕城市建设规划、海绵城市、园林城市、城市热岛效应、风电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新机场选址、港口建设及营运等方面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同时，上海等12个城市利用细网格气候信息中的气温进行城市热岛效应分析；22个城市利用降水资料编制暴雨强度公式；11个城市利用风资料建立城市通风廊道及风玫瑰图等。
4.5 省际气候变化适应
上海、西藏等11个省区市气象局积极参与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规划编制。28个省区市气象局组建了省级气候变化工作团队，加强本省气候变化规律研究，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提供科技支撑[38]。其中，北京、上海、湖北开展了城市通风廊道规划、大城市暴雨内涝风险评估研究，辽宁、吉林开展了气候变化对东北玉米种植、黑土地的影响评估、长白山森林火灾影响分析，广东开展了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影响评估和适应政策研究。河南、湖南、陕西、宁夏分别开展了气候变化对烤烟种植、油茶产量、贺兰山酿酒葡萄以及马铃薯抗旱生产等的影响评估研究。各省区市气象局为地方经濟发展提供53份决策服务材料，其中，安徽、河南、甘肃的服务材料受到地方领导高度重视。四川等8个区域中心完成了气候变化监测公报。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气象服务。开展“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的气候适宜性分析，针对玉米种植结构提出了调整建议并上报国务院领导及农业等相关部门。各地完成县级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3 686项，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4 875项，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提供了支撑。
5 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和展望
2017年1月11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题为《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的报告显示，气候变化是2017年排名第2的重大趋势，极端气候事件被认为是所有环境风险中最突出的全球风险。在报告中，约750名专家对30项全球性风险进行评估，并分析了可能会加剧风险或改变风险之间相互联系的重大趋势。报告显示，决定全球发展的前五大趋势为收入和财富日益悬殊、气候变化、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网络依赖性增加人口老龄化。在气候变化等环境风险领域，目前主要包含以下6方面的进展和问题：
（1）环境是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风险。2017年气候变化是排名第2的重大趋势。五大环境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的失败、大型生物多样性损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大型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环境损害和灾难）首次在调查中被同时列为发生概率高、影响力大的风险，其中极端气候事件被认为是所有环境风险中最突出的全球风险。
（2）风险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失败和水资源危机之间的联系位列第3。环境相关的风险还与其他风险频繁联系，这表明全球共同因素（海洋、大气和气候系统）的“无效”管理具有当地和全球性后果。如，天气模式的变化或水资源危机可能引发或者加速地缘政治和社会风险，包括国内或地区冲突、非自愿移民，尤其在地缘政治脆弱的地区。
（3）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取得进展。2016年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风险领域取得了更多进步，这反映了全球社会向低碳经济转型和构建气候变化恢复力的坚定决心。如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在110余个国家获得批准；2016年10月近200个国家签署“基加利修正案”协议，以减少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的排放。
（4）低碳经济转型步入正轨，但步伐不够迅速。彭博新能源财经报告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能力达2 660亿美元，超过煤和天然气新分配能力的2倍。国际能源署报告称，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首次超过煤炭，过去2年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解耦。尽管由于绿色技术的投资和创新，工业和能源行业的比例已经达到峰值，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以每年520亿t CO2的速度增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即使各国实现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仍将上升3.0～3.2 ℃。为了保持全球温升幅度在2 ℃以内，全球需要到2050年减少40%～7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100年实现完全“零排放”。
（5）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环境问题被法律诉讼而强制采取行动。英国因为处理“国家空气污染危机”不力而受到起诉；美国政府被指责未保护青少年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权益；荷兰被法院下令削减排放；挪威由于其北极开采计划受到起诉。
（6）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风险的响应不应仅由国际机构和政府承担。需要采取一种更宽泛的“系统视角”看待挑战之间的联系，考虑更多元的影响因素。如金融行业，金融稳定委员会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小组应制定相关建议，管理气候变化的自然风险、责任风险和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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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员工以及顾客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使得企业面临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要求我国企业要在管理上进行创新。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背景出发，对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研究了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在企业激励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管理思想和管理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并从管理思维、管理组织、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营销管理五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建议。
关键词：全球化 经济 企业 组织 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市场逐渐形成，使得企业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本文将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管理创新进行相关研究。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全球的经济活动超出了一国之内的界限，全球各国之间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通等方式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的国际化、投资的国际化、技术开发与利用国际化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企业还要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在这种形式下，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下面将对经济全球化下，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必要性进行阐述。
二、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的开放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各个行业都存在着行业巨头，这使得企业要紧跟这行业巨头的步伐，在竞争中学习和生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下，许多创新的管理观念层出不穷，许多国际巨头就是凭借先进的理念、产品和服务在行业竞争获胜，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竞争获胜，就必须让企业管理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员工和顾客需求变化的要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划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现代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显得格外重要，在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影响下，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制度应该像软化和柔性过度，硬性和强制员工的行为只会挫伤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激励机制也应该得到革新，应该更加注重员工的精神奖励，这样员工才有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在自我实现需要的影响下，顾客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顾客需要更加及时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顾客满意度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的重要标准，这也要求企业在管理上进行创新。
3.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经济全球化下，科技成为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进步使企业生产出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劳动力费用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将日益增大，同时，由于企业组织领导机构的革新和员工素质的提高，企业迫切需要在管理上进行创新，迎接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下，人才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在招聘精英员工时，我国企业很难与外资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这与我国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有关。我国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在吸引人才上往往不尽人意，这是由于我国企业激励机制上只重视物质激励，而没有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有关，现代企业的员工不在单纯的注重工资，更加强调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2.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经济全球化下，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激励、调适和辐射功能，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单纯地重视企业文化的物质层建设，忽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导致企业的文化建设空洞，企业文化的认可度低，而且企业文化还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
3.管理思想全面“西化”。在經济全球化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我国企业也开始了管理现代化，但是，存在着全面“西化”的问题，我国企业在管理现代化上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强调数字化、数量化和计算机化，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我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管理思想在经济全球化下还是相对滞后。
4.管理组织落后。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是很是有很多企业在组织形式上采用“直线职能”的组织形式，而且企业领导的管理幅度普遍过宽，各个组织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很容易发生矛盾，信息传递也不畅通，直接导致了效率低下，决策依据不及时和不准确，工作的责权也不够清晰，管理组织适应性差，管理过于机械化和硬性化。
四、经济全球化下加强企业管理创新的措施
1.管理思维创新。在经济全球化下，创新的管理思维没有被我国大部分企业的高层领导认可和接受，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都开始实现股份制改造，但是现代企业的系统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并不好，分权和集权相结合和的管理体制不不够成熟，对于管理现代化的内容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在管理思维上，要有所革新，要以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梳理，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意识，积极打造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特色的管理阶层，抓住企业管理思维创新的核心，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2.管理组织创新。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对管理组织进行创新。企业的管理组织创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流程创新和结构创新。我国企业要想在流程再造中有所作为，就必须通过对企业流程的根本性创新和设计，大幅提高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变革传统落后的管理流程，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同时，企业的组织机构作为企业领导的框架，支撑着整个企业的领导体系，我国企业在进行组织结构创新时，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改善传统管理体制下同级之间沟通不畅的现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的组织效率。
3.财务管理创新。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创新主要包括财务管理理念创新、财务目标重建和财务管理重点的转移，在经济全球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应该是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系，实现财务资金的最大效用，通过在财务理念上的创新，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4.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下，人力资源收益呈现出递增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看似是产品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竞争，只有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才能激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营销管理创新。市场营销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营销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使得企业营销的信息传递的速度飞速发展，我国企业在进行管理创新时，就必须重视企业营销管理观念的创新，重视企业电子商务的建设，积极变革企业的营销网络和营销方式，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
五、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是跨国界的，企业管理创新必须适应企业外部的环境变化、员工和顾客的需求变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同时，企业应该注意并消除经济全球化下管理中存在问题，拿出实际有效的措施。这样，企业才能适应来自各方面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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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卓蔚（1993—），男，汉，四川绵阳人，学生，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工业工程专业，研究方向：企业工程；曾兵（1971—），男，汉，重庆涪陵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学位，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及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我国在1986年7月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从1995年11月起，我国开始“入世”谈判。直到2001年12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法律文件，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促进贸易发展，让世界各国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8%降至8.9%；农产品平均税率由23.2%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透明畅通。截至2005年1月，中国已按加入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和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自2004年7月起，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极大地促进了民营企业进出口发展。
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2大类服务部门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个分部门的水平。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逐步降低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按期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不断扩大允许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其中，在快递、银行、财产保险等54个服务分部门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在计算机、环境等23个分部门允许外资控股，在电信、铁路运输、旅游等80个分部门给予外资国民待遇。2010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制造业。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2002年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0年间，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1.7%和21.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11.5%和1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8955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既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使世界各国人民获益。我国的对外开放由过去改革推动开放转向由开放促进改革的新时期。
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都要求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近10年的探索与努力，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和完善相关体制加以解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前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变过去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国有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但实力大为加强。2005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40多个配套文件，形成一整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推动省以下财政管理的创新。在全国多个省份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试点，逐步规范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税收制度改革方面，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营造更加公平的法制环境。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改革，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加快推进。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7年的159家减少到117家，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等支柱行业。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可以进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运输等传统垄断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减轻纳税人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鼓励消费。进行成品油税费改革和资源税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调节作用。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随着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7月成功上市，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2009年前，中国跨境贸易不能使用人民币结算，进出口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等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随后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扩大至全国。2009年10月，创业板市场正式推出，实现资本资源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融合。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06年底，国务院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到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此项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还适时推出以全方位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此后至2011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深圳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山西省、浙江省义乌市、厦门市进行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些改革试验，旨在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推动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成就
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在继续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党中央相继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迈出新步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成都、重庆、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新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广西北部湾、关中—天水、成渝三大经济区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活跃力量。201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21.2%，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3.2、3.8个百分点，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
为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4年起，中央每年印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主题分别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这些“一号文件”，目的就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据统计，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国家以解决制度缺失为重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五保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逐步健全，改变了农村无社保的状况。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
进一步推进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用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由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1.22亿农村低收入人口因此纳入扶贫开发范围。中央密集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实现8年连续增长，2011年达到5.7亿吨。到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连续8年较快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向好，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构想。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他指出，我们党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从整个《决定》的內容来看，它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
全球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世界的经济体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影响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进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就成为各个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并且从我国国情出发，探讨了国际经济法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法 冲击 策略
国际经济法是对跨国贸易、税收、投资以及跨国经济交往关系进行调整的所有规范的统称，是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都受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一）弱化了国家经济主权
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法也承受了巨大冲击。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经济组织对于会员国主权管辖的各项事务开始发挥作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合，主要目的是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最佳分配降低生产成本。要想使运营风险降低，就要将一些国家的丰富资源运用到其他国家，这使得主权国家的资源重组能力和领土管辖权逐渐弱化。如今，许多国家都成为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弱化，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组织。
（二）发展中国家走向边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各国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机遇是大于挑战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挑战大于机遇。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迈进，而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他们开始寻求更广泛的合作，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不断加深，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国际经济组织成员中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身影，国际秩序开始朝着更加全面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经济法律规则不断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为了降低贸易风险、增加经济效益，出台了许多经济法律和规则，为保证交易的公平、推进跨境交易提供了保障。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国际经济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形成了崭新的经济运作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规则，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国内的经济法规更加符合国际要求。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法的应对策略
（一）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法制体系
在进行外贸体制改革时，要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在满足调整需求和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逐渐降低关税，做好配额管理工作，对于国外产品要平等相待。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国家标准，完善技术型贸易措施体系，对产品的安全和卫生做好检查，防止有毒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侵。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国要采取有效的反倾销策略，保障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合法权益。为了使各个企业的外贸经营权逐步放开，我国要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让中介组织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完善对外经贸体系。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外对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在符合世贸组织标准的前提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和完善外贸法制体系。
（二）完善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
在利用外资时，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使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对于外贸、银行、保险、旅游等服务行业，要逐步实现有序开放，对外国投资企业也实行国民待遇，完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要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造当中来，增加对出口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合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引入的外资用于基础设施、生态和环境保护、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及服务类产业的发展方面，合理利用好国际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还要重视对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工作，强化对外债的检测，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将外债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债务结构，建立和完善权责统一的债务机制，降低债务风险。
（三）实行“走出去”战略
我国要鼓励更多专业水平较高的企业去国外投资办厂，对于国外的市场和资源进行合理运用，带动产品和技术出口，使国内的生产能力逐渐向国外转移，培养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经济全球化的适应能力。深化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的稀有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为保险、税收、法律、出入境、金融、外汇等领域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对于境外投资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做好对对外投资的监管工作，有效预防国有资产流失。
三、结语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经济法受到了较大冲击，国家主权被逐渐弱化。针对这种情况，我国要认识到经济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充分认识国际环境的前提下，从我国国情出发，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完善对外贸易体系，力求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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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