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麻疹病人护理研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担任该职务长达16年之久。在职期间，李德全非常关心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无论是急性传染病还是慢性传染病，在其重视与领导下，防疫工作均成就斐然。疾病流行全国解放前，一些传染病非常严重，鼠疫曾在549个县流行过139次之多，夺去100万人的生命。
麻疹病人护理研讨论文 篇1：
非洲:无国界医生在行动
2010年9月29—10月1日，本人应邀出席无国界医生（MSF，Medecins Sans Frontieres）瑞士分部在日内瓦召开的小型国际研讨会，主题是“各方对医疗人道行动的理解”。出席者分别来自无国界医生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 INGO,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散布于世界的19个分部、联合国相关部门、国际红十字会以及一些教学科研单位。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本人对无国界医生的活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无国界医生的成立
可以说，无国界医生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诞生与非洲直接相关。1967年5月，尼日利亚发生内乱。以奥朱古为首的伊博族军人集团宣布东部地区脱离联邦中央政府独立，成立“比夫拉共和国”。7月，尼日利亚中央政府出兵征讨，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战争爆发。1968—1970年间，一群法国医生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比夫拉的救援工作。尼日利亚内战于1970年结束，约有50—100万人死亡。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红十字会要求成员保持沉默。几位年轻的法国医生忍无可忍，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独立于政治或信仰之外的组织，以为受害者提供直接的医疗援助为己任，无国界医生在巴黎应运而生。
无国界医生为何要另立门户呢？首先，红十字会历来都在征得当地政府许可后才在该地工作。其次，保密规定的约束也使无国界医生的创始者认为不合时宜。其三，红十字会的职责是保护而非医疗，而无国界医生的创始者认为受害者需要更直接的以医疗援助为主的人道主义救援。无国界医生的宪章明确规定：“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主要为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也欢迎有助于组织完成自身使命的其他专业人员参与。全体成员同意遵循以下准则：无国界医生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以及天灾人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无国界医生遵循国际医疗守则，坚持人道援助的权利，恪守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并要求在其行动中不受任何阻挠。全体成员严格遵循其职业规范，并且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之外。作为志愿者，全体成员深谙执行组织的使命所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并且不会要求组织向其本人或受益人作出超乎该组织所能提供的赔偿。”
为何要举行此次研讨会？
无国界医生自1971年成立以来，一直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秉承完全中立、不偏不倚和独立的指导原则，致力为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疫症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助，也为一些医疗设施不足的地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协助当地人民重建医疗系统。1999年，无国界医生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之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组织成立近40年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战乱横生，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增加，加上该组织特有的专业技术和职业精神，无国界医生发展很快，目前已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进行过救援行动。仅在2009年一年内，它共为全球超过750万名病人提供了治疗，并接受了近30万人/次入院治疗。然而，近年来，“一些组织和政府利用‘人道’这个标签来包装某些特定的政治议题”（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主席范宁医生语）。这些组织和政府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招牌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例如，2001年，美军飞机在阿富汗就一边投掷炸弹，一边投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质。这些年来，美国仍以人道援助作为宣传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人道救援与军事行动的致命混淆，一方面使无国界医生这种致力于救死扶伤的纯人道主义组织被人误解，导致交战各方和受援者对救援人员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救援人员日益成为各方袭击的目标，其处境因此受到威胁，无国界医生的志愿人员在阿富汗等战乱地区就曾多次遭受不测。2004年，无国界医生的5名员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2009年，包括无国界医生的法国和荷兰分部在内的13个国际救援组织被苏丹政府驱逐出境；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在达尔富尔被绑架（数日后获释）。一个希望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国际救援组织却日益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如何看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怎样面对目前的危机？无国界医生组织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
无国界医生在非洲的行动
让我们来看看无国界医生2009年在全球救援活动的一组数字：无国界医生共进行了7509512次门诊，其中292347人/次入院治疗；治疗了1110495宗疟疾确诊个案；为7932403人接种脑膜炎疫苗并医治77901名脑膜炎病人；为1419427人接种麻疹疫苗并医治28261名麻疹病人。无国界医生还接收了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入院，为性暴力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为孕妇和产妇服务，为结核病以及一些热带病患者进行治疗，为暴力事件受害者进行外科手术，等等。到2009年为止，无国界医生还为190254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登记并护理，给予162728名病人抗艾滋病第一线药物治疗及1781名病人抗艾滋病病毒第二线药物治疗。
这些救援和治疗行动绝大部分发生在非洲。在苏丹，无国界医生于2009年开展了数次紧急救援行动，为超过43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长期处于战乱，民不聊生。无国界医生在该国设立了医院和流动诊所，为当地人民提供免疫和治疗服务。2009年，他们共进行了53万宗诊疗，为65万名儿童注射麻疹疫苗，并在南、北基伍省为5600名被强暴者提供护理。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长期处于战乱状态。2006年年底，虽然索过渡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军队帮助下击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索马里主要地区，但反政府武装并未中断其在摩加迪沙等地的袭击。由于安全形势恶化，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及援助机构人员的袭击事件频频发生，多数国际援助机构已因此撤离索马里。然而，无国界医生从1991年起即持续为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援助，历经战乱，仍然坚持。2009年，无国界医生以内罗毕为基地，为索马里人提供医疗照顾。1300名索马里当地员工在百余名内罗毕员工的支持下，进行了约65万宗诊疗。病人中23.8万名为5岁以下儿童，4.9万名孕妇得到产前保健，2.6万名在无国界医生的医院或诊所得到收治。外科人员进行了近3000台手术，其中900宗因暴力所致。此外，无国界医生还诊治了200多名患“黑热病”的病人、2600多名疟疾病人和1300多名结核病人，并为22.4万名儿童注射了疫苗。
以无国界医生的香港分部和瑞士分部为例。2009年，由香港无国界医生分部派出志愿者114人/次分赴全球40个国家参与救援项目，其中包括18个非洲国家：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斯威士兰、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2009年，香港分部在世界各地的救援工作共撥款1.2亿港元，其中非洲国家占48%。在拨款救援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非洲国家有23个。香港民众也尽力支持无国界医生的崇高事业，2009年公众捐款（不包括赞助）达1.7亿港元。为了与中国的学术部门进行沟通，从而使国内的民众更加熟悉无国界医生这一国际救援组织，香港分部的代表还在2009年1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举办专题讲座，并与该所研究人员进行交流。
无国界医生瑞士分部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非洲。它是由80个国家的员工组成。以2009年为例，它派出620名国际人员，并聘用了2730名当地员工，共花费140万瑞士法郎的救援款，为20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救援服务，其中12个为非洲国家。瑞士分部负责人表示，减低病人的痛苦程度、降低死亡率，以及提供治疗和关键食品是他们救援的主要目标。无国界医生从2002年即开始在索马里进行救援行动。2009年，为帮助索马里难民，无国界医生瑞士分部在肯尼亚东北部难民营开展医疗服务，这是该分部2009年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他（她）们中的524名当地员工和7名国际员工为当地的妇女、儿童和战争及病痛受害者提供救治，人数达24万。无国界医生从1996年开始在苏丹进行救援，目前共有24名国际员工与258名当地员工。他们深入南部苏丹为当地民众治疗。2009年，南部苏丹爆发脑膜炎疫情，无国界医生及时进行治疗和防疫。
无国界医生自1988年起开始在中国工作，救援范围涉及自然灾害以及艾滋病防治项目等工作。然而，中国人对无国界医生了解不多，除香港人外，国人中参加无国界医生志愿工作的医疗工作者微乎其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屠铮医生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们相信，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国政府与无国界医生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合作将大有作为。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MSF International Activity Report 2009; Activity Report 2009, MSF Switzerland,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Arzte ohne grenzen; MSF Activity Report 活动报告 2009，Medecins sans frontieres/无国界医生（香港）】
（作者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作者：李安山
麻疹病人护理研讨论文 篇2：
李德全与新中国卫生防疫
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担任该职务长达16年之久。在职期间，李德全非常关心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无论是急性传染病还是慢性传染病，在其重视与领导下，防疫工作均成就斐然。
疾病流行
全国解放前，一些传染病非常严重，鼠疫曾在549个县流行过139次之多，夺去100万人的生命。据有关记载，霍乱自1820年传入我国后曾大范围传播，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爆发疫情40余次，每隔三五年流行一次。1931年就有300多个城镇爆发霍乱传染病，得病人数高达10万以上，死亡率高达10%左右。仅1946年的东北霍乱大流行就造成了24872人發病，17738人死亡。疟疾、天花每年发病也达到3000多万人次。
新中国成立之初，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仍然是急性与慢性传染病。
急性传染病指的是天花、鼠疫、霍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和白喉等。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还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847人。1950年至1954年，全国范围内患鼠疫共6800余人，平均每年1300余人。
1950年2月，各省市疫病流行，传播很快，蔓延很广，病类以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为最多。京汉铁路沿线及陇海铁路中段的各省受害尤其严重。湖北枣阳一带，半月内脑脊髓膜炎及上述各种流行病蔓延400余公里，死亡400多人。天花在许多地方流行，白喉曾先后在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发现，猩红热、百日咳也在不少地区为害。此外，闽粤两省一些地区发现鼠疫。
慢性传染病主要是麻风、肺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它们在一些地区肆虐，极大地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1950年冬末春初，全国解放战争刚告胜利，国家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人民的科学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加上春耕要开始，各种疫病的流行，不仅危害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且直接影响生产，如不立即防治，势必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疫区人民由于长期的迷信习惯，在流行病发生时，常有求神拜佛的举动。巫婆、神棍及其他游民借机敛财，从而引起社会不安和恐慌，导致百姓逃离，造成更大的传播机会。
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长
高中毕业时，李德全就梦想当一名医生，深入到农村贫困家庭中，为那些因生育孩子而受苦受难甚至失去生命的妇女服务。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她只好到协和女子大学读了普通科。直到抗战时期，她在重庆还时常和朋友们谈起年少时因经济困难而没能学医的事情，深以为憾。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贺诚、苏井观为副部长。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与解放军的老医务工作者贺诚（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苏井观（任副部长）组成了卫生部的领导班子。从此，李德全实现了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的愿望，圆了她的“医生”梦。
接受任命的这天晚上，李德全十分兴奋和激动，感到担子重，责任大，卫生部长关系到全中国5亿人民的身体健康啊！她下决心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学习，向广大医生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她下决心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贫困多病的地区，深人流行病多发地区，让人民卫生事业真正为亿万人民服务。
毛泽东主席曾指示：“在疫病流行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是不亚于各种灾害（水、旱、风、虫等灾）所造成的损失。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卫生工作和防疫工作的领导，将卫生工作和防疫工作看成与救灾同等重要的任务。”
在李德全的主持下，卫生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新中国卫生事业首要大事是要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
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
1950年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联合军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队以及各地人民团体对于疫病传播的现象，必须有严重的警惕和注意;应该负起责任，发动军民，来努力扑灭和阻止各种急性疫病的流行;必须扩大卫生宣传，破除迷信，安定人心。
卫生部在人力、财力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先后组织80多个防疫队、10多个鼠疫队、若干妇幼卫生工作队，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卫生部防疫总队在卫生部的领导下，配合各重灾区生产自救的中心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广了接种、环境卫生、妇婴保健、组织训练治疗和宣传等工作。其中，在预防接种工作方面，伤寒霍乱注射计204530人，种牛痘322979人;治疗工作方面：初诊236423人，复诊166046次（包括痢疾、黑热病、麻疹、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复诊数字在内）。由于以上工作，经年流行在各灾区的天花、麻疹、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肠胃病等疾病及婴儿死亡率均大为消减或消灭，减少了许多地区群众的疫病痛苦并改善了他们的卫生情况，同时提高了群众对卫生的认识。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经过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努力防治，全国的防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全国各地已无大的疾病流行，并且几种急性疫病，如天花、霍乱、鼠疫等的发病率、死亡率已显著降低。据统计，自1950年春季起到1951年9月止，全国已有1.8亿人种了牛痘，其中东北地区种牛痘人数已达到全区人口的九成。该区1951年上半年发生天花的人数较1950年下半年减少了92%。北京、旅顺、大连、营口、秦皇岛、烟台、厦门、广州等城市，两年来根本未发生天花病例。霍乱最后一次流行是1946年，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加强了检疫、饮水消毒、环境卫生以及早期预防注射等工作，两年来未出现一个真性霍乱病人，同时减少了伤寒与痢疾的发病人数，基本上消灭了霍乱。在东北、内蒙、察哈尔、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云南八个鼠疫流行中心地区，均设立了防治所，发动群众大量捕鼠、灭蚤。在东北、内蒙、察哈尔等几处历史鼠疫区，1950年首先控制了鼠疫的流行。
对麻风病的防治
对麻风病的防治，李德全也十分重视。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前，这种疾病主要分布在农村，国际上也认为我国麻风病患者不计其数。那时候老百姓对麻风病人都十分恐惧，只要发现一个，不是烧死就是打死。专家建议，将麻风病人隔离起来，建立麻风村，集中治疗。这是涉及民政、农业、公安等几个部门的战略系统工程。
虽然早在1954年，李德全就将建立麻风村的想法与有关部门领导达成密切合作的“君子协定”，但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通过一个正式文件，就可有力推动这项工作。后来，医疗预防司的同志草拟了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想通过全国人大来加强部门合作防治麻风病。这个提案的初稿于1956年准备，1957年定稿。医疗预防司将材料送给李德全并请她牵头共同提出这个提案，李德全欣然同意。她联合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监察部部长钱瑛、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编号为110号的提案。提案理由：第一，麻风病危害人民健康极大，我国23个省、自治区、市系属麻风病的流行区，据全国麻风病防治会议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麻风病患者38万到39万人，绝大多数患者迄今未得到适当的隔离与治疗，对人民群众威胁甚大。第二，麻风病的防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劳动生产、社会秩序等多方面，只靠卫生部门是不能搞好的。
提案提出了解决办法：第一，隔离管理麻风病患者，最好的形式是建立麻风病村，集中隔离治疗。第二，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各负其责。提案被全国人大通过。卫生部据此发布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并对以后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
这样，全国各部门紧密合作，麻风病得到有效遏制。江西宁都县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得很好，卫生部于1959年2月在宁都召开麻风病防治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宁都的经验。李德全出席现场会并作重要讲话，对宁都县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对结核病的防治
对于结核病的防治，李德全也极为重视。有一次，医政局医政处同中国防痨协会议定，要重点抓结核病防治，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商量后，便去请示李德全部长，她答复说：“这是好事啊，你们要多少钱啊？”医政局防痨负责人回答说：“一年得要3万元。”李德全说：“这是好事，中国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主要就是因为结核病啊，如果一年花3万元就能在全国防痨，那太好了！”最后，批准每年给防痨协会3万元。
有了经费，防痨协会就可以把专家请来，把医生从医院里抽调出来，全国各省都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结核病医院、结核病疗养院。防痨协会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群众团体横向联系的优势，多次组织各地专家开会，总结经验，提出了具体防治建议。
1955年，卫生部发布《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措施》，提出结核病防治工作“应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大至农村”，“防治工作以工矿、机关、学校等团体为主”，防治重点“放在肺结核及儿童结核”，“对于儿童保育机构、小学校，公用交通、食品制造、服务性行业人员，加强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积极推进卡介苗预防接种”。在防痨机构建设方面，“组织建立结核病防治所、结核病医院、结核病疗养院”。
到1959年，即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全国防痨机构从1950年的12所共600多张病床，发展到101个防治所，61所结核病院，74所结核病疗养院，共有病床35476张。此外，在综合医院中，还设有10%的结核病床。结核病专业医师、医生也从1950年的不到100人增加到2700多人。北京市结核病的发病率降到了1%以下，病死率由229.3/10万人口，下降到45.9/10万人口。全国卡介苗接种累计达到1700多万人次。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中，大批战士感染血吸虫病，造成非战斗减员，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在中国南方的水网地带，血吸虫病患者1000多万人，还有1亿多人受到威胁。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当地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甚至出现无人村。血吸虫病疫情让中央政府吃惊，中央政府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
针对各地不断报告发现的血吸虫病疫情，卫生部在1950年4月20日发出了《关于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的指示，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着农村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防治血吸虫病关系到国泰民安，要求各地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到农村地区去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而且强调那些曾经发现过血吸虫病病例的地方应该马上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接着，卫生部于4月24至29日召开了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1950年卫生科学研究计划大纲，强调要加强对各种疾病的研究，指出：“在传染病方面，确定首先研究危害最大的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住血吸虫病、疟疾、性病、结核病等。”而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血吸虫病的危害性也被强调。李德全就在会议上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当时卫生部对血吸虫病知识的宣传也非常重视。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上，就向普通群众大力宣传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知识：“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可以从会场获得许多卫生医药常识，如我国各种地方病（住血吸虫病、黑热病、克山病、大骨头节病等）、传染病（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砂眼、梅毒、流行性脑脊髓炎等）和其他常见病症的流行状况、传染过程和预防、治疗、护理的知识。”
有了这种认识基础，新政权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自然就非常重视，于是各地马上就投入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防治的实践工作中，因此在1950年，人们就发现：“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等流行病都在重点地区进行了适当的防治。”
进入1951年后，卫生部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更加重视。当年，卫生部为研讨如何更好地防止全国各地传染病的发生，进一步保护人民健康，保证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于4月1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百日咳、疟疾、日本住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结核病、麻风病、性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这是中国自1905年发现血吸虫病以来首次在中央政府机构里制定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方案，说明中国的血吸病防治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卫生部对于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不停地作出具体指示，如在1952年，卫生部在接到江西省卫生厅关于该省疫情的报告后，就立即發文至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要求该部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对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卫生部的这个指示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方法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就如何控制传染源作出指示，而且强调疫区在防治血吸虫病时必须各种力量相结合，同时还要求省级领导机关必须切实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指示的发出，对于推动长江流域各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53年，为加强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卫生部召开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会议，要求各流行区域必须重视血吸虫病问题，加强调查与防治。
除了向群众宣传教育防病知识、普查和治疗病患之外，卫生部还广泛发动群众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血吸虫病重灾区江西省余江县，组织全民挖土方填埋钉螺，改变钉螺的栖息环境，斩断传染环节，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在全县消灭了血吸虫病。1958年夏，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专门赋诗《送瘟神》，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精神和行动。
（责任编辑：巫勇）
作者：赖晨
麻疹病人护理研讨论文 篇3：
20世纪50年代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历史省思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在内的20多种传染病在全国各地肆虐流行。中医界在遵循传统瘟病学说的理念下辨证论治，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并获得了国家卫生部门的表彰。然而，相关疗法也曾遭到西医的质疑与不解。历史表明，中医和中医药在治疗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部分病毒性传染病上独具价值，中西医结合更使得传染病的治疗颇具疗效。相关事例也昭示着，在面对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研究攻关和诊断治疗上，中西医不仅要各显其能，更应当加强合作、携手共进。
关键词 中医疗法，流行性乙型脑炎，中西医结合，科学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但传染病赖以发生和传播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土壤并没有迅速消失，相对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没有能力使传染病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鼠疫、霍乱、天花、疟疾、肺结核、流行性乙型脑炎①（以下除个别处表述需要外，均简称“乙型脑炎”）、麻疹、血吸虫病等各种传染病不时在各地肆虐。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在国家发展和振兴中医药政策的扶持下，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上迎来了历史机遇。
对于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历史，学界已有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邓铁涛在《中国防疫史》一书中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疫病防治时，辟有专门一小节介绍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形;②李洪河教授在《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中，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有专章讨论，其中也提及了乙型脑炎防治的内容;③阎石的硕士毕业论文专门讨论了乙型脑炎在全国的流行状况和新中国的防控举措。④上述研究对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由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所限，或对于当时乙型脑炎爆发的历史背景关注不够，或对于中医界治疗乙型脑炎的经过缺乏深入地挖掘梳理，导致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讨论不够系统和全面。
在此笔者拟重点对20世纪50年代中医介入乙型脑炎的治疗情形及其贡献进行系统考察，并试图梳理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所引发的有关争议以及中医界的因应举措，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中西医在传染病治疗中呈现出的复杂而有趣的历史面相及其历史意义，对推动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20世纪50年代乙型脑炎流行的概况
流行性乙型脑炎，在我国民间俗称为“大脑炎”，是一种由乙型脑炎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传播媒介主要是蚊子。由于区域空间的不同，能够成为传播媒介的蚊子，在北方主要是库蚊（又称“家蚊”），在南方主要为伊蚊（又称“花斑蚊”“黑斑蚊”“虎斑蚊”“花脚蚊”等）。每年的夏秋之季，降雨量多，气候温润潮湿，地面的沟渠、坑洼处多有积水，适宜蚊子的生长与繁殖，因此是乙型脑炎的多发季节。当库蚊、伊蚊在叮咬患有乙型脑炎的牲畜或人后，便将病毒传播给了健康人群。乙型脑炎的发病期一般为4～14天。此病在临床上表现为发病快，病人往往突发高烧（一般达到39℃以上），伴有头痛、呕吐、嗜睡、昏迷、烦躁、头颈强直、四肢痉挛等症状，危重型乙型脑炎患者的死亡率高达30%～50%，7%～20%的康复者留有智力减退、痴呆甚至偏瘫等后遗症，可见此病的危害性之大。①
20世纪50年代，全国多数地区发现乙型脑炎，如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旅顺、大连，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济南，中南地区的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自贡，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东南地区的广州、厦门、台湾地区等地。②
例如，1950年8月，北京、天津两地乙型脑炎流行，北京市共发现患者和疑似患者300多人，死亡近百人;天津共发现患者105人，死亡27人，两地死亡率接近30%，导致国家卫生部不得不紧急召集军委卫生部等单位代表、专家共同研讨应急对策。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北京市先后发现乙型脑炎患者合计2266人。其中，死亡558人，平均死亡率为25.16%，平均患病率为18.66/10万人。③总体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2/3为15岁以下的孩童，其中尤以1～9岁儿童为易感染人群。
为及时有效地防治乙型脑炎，国家卫生部多次颁发防治乙型脑炎的指令。1950年9月1日，国家卫生部及军委卫生部联合向河北、山西、察哈尔、北京、天津等省市卫生部（局）发出《关于防治流行性脑炎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疫情报告，对患者免费隔离治疗，同时发动群众进行灭蚊工作，防止乙型脑炎继续流行。④1952年，国家卫生部正式将此病定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以区别于冬春之际发生的流行性“甲型”脑炎，并将流行性乙型脑炎同鼠疫、霍乱、天花等归为22种传染病之一。国家卫生部同时规定此后如有乙型脑炎发生，患者須全部入住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1955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部于1955年7月5日公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其中共分“总则”“报告”“处理”和“附则”四章，共计20条，涵括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两大类，计18种。其中，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和天花3种;乙类传染病共有15种，第一种即为流行性乙型脑炎，⑤足见乙型脑炎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之大。
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开始，争取在7年或12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然而，由于1956年并未采取积极有力的防治举措，全国乙型脑炎的发病人数创历史新高。1957年3月2日，国家卫生部发布《关于1957年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新一年度的乙型脑炎的预防工作，特别是要全力开展灭蚊、做好脑炎疫苗预防接种以及加强临床治疗、推动中西医紧密合作等项工作，以减轻病患的死亡率。⑥
到了1959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公共卫生水平始终未得到根本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乙型脑炎发病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达到25个。⑦当年5月15日至27日，国家卫生部、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针对麻疹、病毒性肺炎、传染性肝炎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等急性传染病的治疗举行了十几场学术报告。这次会议一方面意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来各地在急性传染病防治上取得的经验和做法，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试图尽快地根治急性传染病的决心。
二、传统瘟病学说理念下的辨证论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旧有的歧视中医的思想影响下，中医一度受到排挤。突出表现就是中医不被允许进入医院参与疾病治疗。1952年国家卫生部要求将乙型脑炎患者一律收入医院诊治。这意味着中医失去了治疗乙型脑炎的机会。不过，西医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效果不彰，随着国家对中医支持力度的加强，中医迎来了一展身手的机遇。
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山东省中医界最先做出了成绩。1953年秋，济南市爆发乙型脑炎。为了給病人快速降温，当地西医采用冰敷降温，并用磺胺类制剂和青、链、金、氯等抗生素以及对位基安香酸等药物进行治疗。然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死亡率非常高”。济南市卫生局遂紧急组织中、西医进行抢救，并将病人分成中医中药组、西医西药组对照观察治疗。中医中药组由吴少怀（1895—1970年）、韦继贤（1895—1976年）、刘惠民（1900—1977年）和周凤梧（1912—1997年）四位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负责。经过悉心诊断，吴少怀等四位中医认为，相关症状属于“湿温病”，且“热重于湿”，在疗法上亟宜“辛凉淡渗、芳香开窍”。于是，将白虎汤加广犀角、飞滑石大锅煎熬，让病患服用。此外，依据病情的不同，还分别给予病患“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或自制的清热镇静散”进行口服或鼻饲。病重者日服2～3次，白水送下。经过短期治疗，中医组12名病人全部痊愈，无一人死亡。①关于这一次的治疗，吴少怀等中医非常满意，事后专门撰写了详细的总结报告。②
我国传统中医学说中并没有“传染病”概念，更没有乙型脑炎的说法。不过中医将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传染性疾病视为一种外感性疾病，统称为“瘟疫”或“温病”（通“瘟病”，以下同），认为其是由天地间的不良时气所引发。传统中医治疗瘟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最早的《黄帝内经》中即有着温病的记载。经过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传统中医瘟病学说的理念和治疗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到了有清一代，涌现出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四大瘟病学家，标志着中医瘟病学说达至历史高峰。随着《瘟病条辨》《瘟疫论》《温热经纬》等经典著述的刊行，传统瘟病学说逐渐确立了以“解毒”“清热”和“养阴”为主的三大治疗原则。“解毒”“清热”意在祛除身体的邪气，“养阴”则在于扶持身体的正气。济南市中医对乙型脑炎“热重于湿”的判断，以及在治疗中使用的白虎汤、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等，均为传统瘟病学说的常规性疗法。
尽管吴少怀等山东中医的治疗颇见成效，但成就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令名的，则归功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中医郭可明及其医疗小组。郭可明（1902—1968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4岁时随父学医，后在家乡一代行医，精通中医内科、妇科和儿科的治疗，在石家庄及其周边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1953年，郭可明响应国家号召放弃多年经营的中医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第五医院）。有感于传染病肆虐以及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落后现实，郭可明决心投身中医的瘟病学研究与临床诊疗之中。
1954年，毛泽东主席做出关于重视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为中医进入医院并参与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年夏天，石家庄市“连降7天暴雨，天气潮热”，外加“洪水过境”，导致“湿气大盛，以致湿热熏蒸”，灾后蚊虫滋生，很快爆发了乙型脑炎。由于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一度达到50%。为控制住疫情，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1914—1977年）以郭可明为首，组成中医治疗小组。③郭可明在诊疗中发现，乙型脑炎发生于夏季、且病患主要以发热为主，相关症状应属于传统中医“温病”中的“暑温”范畴。于是根据瘟病学说大胆尝试，灵活施治，治法以解毒、清热、养阴为主，方剂以清瘟败毒饮、白虎汤为主方，对后遗症结合针灸治疗，收到了显著疗效。当年郭可明共治疗34位乙型脑炎患者，其中半数以上为极重型病例，经积极治疗后全部康愈。④遵照郭可明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1955年石家庄市又先后治疗了20名乙型脑炎患者，治愈率达到了90%以上。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引起了国家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后，河北省卫生部门在1955年、1956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座谈会，根据该病发作的症状、时节，并参考包括济南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与会者认为乙型脑炎就是瘟病，因此应当遵照瘟病学说辨证论治。河北省卫生部门随后将石家庄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整理成册，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法》为名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①1955年12月19日，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市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因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方面的突出成绩，而获得国家卫生部的嘉奖。②1956年2月5日，郭可明本人更是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5年9月，国家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一方面，对于乙型脑炎爆发严重、没有治疗经验的地区，卫生部派出专家组进行指导治疗。如1955年某地爆发乙型脑炎，当地卫生部门鉴于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取得的显著成绩，遂邀请当地中医参与治疗。但当地中医多不明了石家庄市中医的具体做法，只能根据自身经验摸索施治，未取得预期效果，于是国家卫生部专门派遣工作组到该地讲授石家庄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当地中医先后收治了213例乙型脑炎患者，并全部治愈。③另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各地卫生部门派人员到石家庄市学习。例如，西安市于1955年、1956年先后派中医师3人到石家庄市学习乙型脑炎的治疗经验。④石家庄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相关经验，被以不同形式推广到了辽宁、福建、四川、湖北、北京和唐山等地，均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在治疗乙型脑炎的过程中，石家庄经验也曾遭遇“挑战”。1956年8月，北京市爆发乙型脑炎。北京市儿童医院采取石家庄市的经验进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以增强治疗力量。中医研究院也抽调了包括著名中医蒲辅周（1888—1975年）在内的十多位经验丰富的医师组成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组，支援北京的乙型脑炎防治工作。中医研究院认真研究后发现，当年8月北京多雨潮湿，多数患者发病属于“偏湿”型乙型脑炎;而石家庄市患者则多属于“偏热型”脑炎，因此以石家庄经验治疗北京市的患者便违背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治疗工作组迅速调整治疗方案，以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为主对患者首先祛湿，最终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⑤北京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再次证明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性。
三、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争议
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上虽然取得了显著疗效，但也引起了质疑和不解。1953年山东中医吴少怀、韦继贤、周凤梧和刘惠民治疗乙型脑炎的总结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便与西医对中医的疗法有不同认知有关。在这次治疗中，中医的白虎汤加减疗法成效明显。但是，据老中医周凤梧回忆，由于白虎汤的主要成分为生石膏，因此中医用石膏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便让一些人“想不通”，⑥济南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总结报告，最终“石沉大海”。一直到晚年，周凤梧仍对此耿耿于怀。
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同样遭到了西医的质疑，其中应用石膏也是被质疑的重点之一。陈可明治疗乙型脑炎也是重用石膏，并且剂量非常大。对此，陈可明曾有如下回忆：
我治此病，都是根據具体症状，灵活运用，没有完全采用过原方。唯每次都重用石膏，七八岁小孩可用到二至四两，十四岁以上可用到四至五两。但不是普通服法一次服下，而是四次或六次分服。根据体格强弱，酌定时间长短。若一次服下，就要发生滑肠、泄泻或大汗不止。⑦
对于石家庄市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中重用石膏的做法，一些西医感到不可思议，不少人质疑道：“中药石膏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我们知道它只能做石膏床、石膏绷带，并没有治疗疾病的功能。今天竟然能有治疗乙型脑炎之类的道理，我怎么也想不通！”①
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上的其他做法也令西医感到困惑不解。在传统的瘟病学说中，瘟病有着“偏湿”和“偏热”的类型之分。因此，在治疗上便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辨证论治。如“偏热”型乙型脑炎发作时，中医认为首先应解毒、清热，使病人体内的邪热发散出去，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使用冰袋进行物理降温，否则将致邪热郁积于体内，加重病情;而且，当邪热还未散尽之时，绝对不可给患者荤腥食物，以免邪热潜滋暗长，事与愿违。而在西医看来，为患者提供高营养食物恰是增强病人免疫力、恢复体力所必需。中医的治疗理念让西医感到不可理喻。对于中、西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理念和具体方法上的差异甚至对立，曾经带队到石家庄市调查的国家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1896—1975年）有着精到的总结：
西医主张在高热的时候就用冰袋冷敷，痉挛的时候用安眠镇静药，中医则坚决反对。西医诊断的时候要用腰椎穿刺抽脊髓，中医为了诊断这种病虽然勉强同意，但认为腰椎穿刺在治疗中对病人有很大危害。西医认为补充病员营养，可以增强对病毒的抵抗力，中医对输水输盐虽不大反对，但坚决反对给荤腥食物，认为这会助热资毒。他们认为，在数日内如不给病人输营养而有养阴药的支持，病人即有足够的抵抗力。②
此外，中医在治疗瘟病中依据气候、病人体质等原因辨证论治的方法虽然灵活，但是在很多时候需要医家自身的经验来判断，因此，一些西医尽管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表示肯定，但却认为中医的治疗方法并无规律性可依循，这与民国时期西医对中医缺乏科学性的质疑是如出一辙的。③
为了考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效果，国家卫生部在1954年选派17名在传染病医院工作、有着多年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进修学习，在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况。然而，由于一些西医对中医的轻视，在调查中一味地挑剔和找毛病，甚至有西医怀疑石家庄市的病症并非乙型脑炎，最终没有形成客观的结论。④
一直到1955年8月中旬，国家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调查组到石家庄市，实地考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况，以及当地举办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培训班的效果。调查组由时任卫生部部长助理的郭子化带队，成员则由来自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和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调查组通过座谈、访问、听取汇报和临床观察等多种形式进行考察，不仅确认了相关病症为乙型脑炎，同时发现1954年、1955年当地中医的乙型脑炎治愈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0%以上。⑤对于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成绩，至此被国家有关部门正式认可，有关质疑尘埃落定。与此同时，在国家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推动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中西医之间的结合也大大加强。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一般先是由西医确诊、输氧和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再由中医进行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取得越来越显著的疗效。⑥
结语
如果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处于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境地，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一度岌岌可危。⑦因此，尽管民国时期传染病肆虐，但在防治瘟疫的官方行动中，却很少见到中医的身影。中医基本被国民政府排斥到了卫生防疫的边缘，属于可有可无的防疫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的地位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肯定，中医在防疫中的表现与形象也自此有了明显改观。
在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中医在卫生防疫中开始显示其力量。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传染病防治队伍中活跃着中医的身影，同时也体现在中医药对部分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中彰显出了自身独特的医学价值。1959年由国家卫生部牵头组织召开的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上，蒲辅周代表中医研究院对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成绩总结中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白喉、猩红热、麻疹、肺炎、传染性肝炎和中毒性痢疾等传染病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特别是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疗效能够达到90%～95%以上。①1960年4月，国家卫生部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少疑难病症如晚期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聋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显著的效果，其中有一些的治疗效果已高于国际的先进水平。”对于自晚清以来便被政府打压的中医来说，能在乙型脑炎等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取得如此的成绩，不仅让当时的中医界无比振奋，更成为后世的一大美谈。
不过，我们也同样应当看到，在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初步取得成效后，随之出现的不解、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依然存在。对于西医界的质疑，1955年郭子化评说道：“在治疗、诊断方面，西医如果有任何怀疑，为了追求真理而采取寻根究底的态度，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果不顾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有着极高的疗效这一事实，仅仅因为中医一时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就加以否定，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我们应当首先肯定这种疗效，然后再研究这里面的道理。”②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质疑和辩难声中，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不少中医界人士结合临床经验撰写学术论文、编辑医案或者出版医学专著，为推动中医临床治疗的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在治疗乙型脑炎上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的蒲辅周先后发表了《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③《从治疗乙型脑炎的临床实践体会谈中医辨证论治的优越性》④《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思想》⑤等系列医学论文，出版了《流行性“乙型”脑炎》⑥《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⑦等书。一些省、市的医疗卫生部门也将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经历加以梳理并印刷出版，以作为医学界相互交流经验之用。如除了前述河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一书外，石家庄市卫生局的袁以群著有《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的治疗记实》、⑧河北省中医研究所筹备处整理出版了《流行性乙型脑炎（暑症）简易治法》、⑨陕西省西安市中医医院的王新午主编了《流行性“乙型”脑炎：西安市中医治疗纪实》，⑩等等。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医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相关作为与成就，以及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曾引发的相关争论，不仅表明中医和中医药在治疗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部分病毒性传染病上颇具价值，中西医结合使传染病的治疗更具疗效，也昭示着在面对某些重大、突发性传染病上，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因此无论在研究攻关还是实际治疗中，两者在各展其长的同时，更应当加强合作、携手共进。
【作者简介】马金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医疗社会文化史。
李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史研究。
【责任编辑：豆艳荣】
作者：马金生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