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贵州 民族民間音乐 保护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世居贵州的汉、苗、布依、侗、仡佬、土家、水等18个主体民族，创造了丰富、厚重的文化艺术，至今绝大部分仍相对完好地保存在各个族群的社会生活中。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随着生产技术、社会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大众文化的冲击而逐渐走向当代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甚至消亡。面对这种状况和危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贵州各级政府部门和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手段。对各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抢救、保护。
一、“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收集整理
音乐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主要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进行的歌种、乐种音乐曲调的收集。“盛世修志”。在“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总体规划下，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贵州亦不例外，自1979年成立《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以来，相继成立了《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贵州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等编辑部。现四部“音乐集成”志书已完成了编辑工作，均已出版发行。
四部“音乐集成”志书历时半个多世纪，凝聚了几代音乐艺术工作者的心血。发动了各级相关部门的艺术工作者，音乐艺术人才。全面系统地对世居贵州的汉、苗、侗、布依、水、土家、仡佬、彝等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抢救性质的调查、收集、整理。抢救了一批涉临消亡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主要以乐谱、文字形式的文本记述了贵州各世居族优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志书”大量实地的调查，翔实丰富的乐谱记录、学术性的文字介绍分析，凸现其文本性质的保护价值。进而为今天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工作。摸清了家底提供了信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学校音乐教育
自1950年代以来，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引入音乐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来取了不同的方法策略和实现途径。1950年代，苗族民歌被引入了音乐教育是基于两种目的。即从歌舞创作和收集整理为目的。方法和实现途径是组织专业院团的演职人员、艺术院校的学生到苗族地区教学采风。另外，带有苗族民歌风格的声乐作品，被引进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侗族大歌引进中小学、高等艺术院校的音乐教育受到音乐学界、教育界和社会的好评、肯定与赞同，使侗族音乐的传承体系得到改革、创新，使之纳入国家正规、专业的教育体制中，为侗族音乐的传承、传播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开创性更推动了整个贵州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现在贵大艺术学院音乐系“民特班”的民族音乐教育取得长足发展，芦笙演奏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在贵大艺术学院。贵州民族音乐舞蹈学院。已向社会各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黔东南州境内苗、侗音乐则大量引进中小学的音乐教育。
三、音乐文化生态保护
生态博物馆式的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典型个案为被称为全国第一座“民族民俗村寨博物馆”的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上郎德寨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境内，是一苗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交通及为方便。因其独具特色的苗族生活习俗文化保存完好。1986年在文化厅的资助下，1987年建成对外开放。通过多方位保护传统文化，以文化推动旅游。近乎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苗族的敬酒歌、芒筒芦乐舞、铜鼓等音乐文化，发挥了新的社会功能，即服务于游客的演出。苗族群众在在完成起服务性的歌舞表演获得实惠之余，激发了他们自觉、自发保护传统文化(主要为音乐舞蹈文化)的心理。
从1994年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艺术之乡”的创建活动，目前，共评选出64个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如：苗族芦笙艺术之乡、地戏艺术之乡、苗族木鼓舞之乡、侗戏艺术之乡、布依族八音之乡、傩戏艺术之乡、苗族四面鼓艺术之乡、苗族芦笙技艺艺术之乡、彝族歌舞之乡等等。其中雷山县上郎德寨苗族芦笙歌舞之乡、从江县小黄村侗歌之乡、册亨县乃言布依戏之乡等七个艺术之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1998年10月，贵州省与挪威王国政府合作，得到了挪威王国政府的无偿援助。在贵州六枝特区的梭戛社区建设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建立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3年建成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2004年建成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村寨博物馆、艺术之乡、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加快了这些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民俗的保护，则从文化生态上保护了个别民族音乐文化的基因和生境。分别使苗族三眼箫、口弦、情歌、芦笙乐舞，布依族酒歌、山歌，侗族大歌及民族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使之在各自不同的生态语境中，得到“活态”的传承与发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启动以来。贵州省专门设立了“贵州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组织申报。相继成功申报了三批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10项，省级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9项。如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铜鼓十二调、苗族飞歌、苗族多声部情歌，布依族大小调等名列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普查、收集、整理、研究等相关工作。
综上所述。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手段，对各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对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传承、传播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上述各种抢救保护的方法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这还需在今后的保护工作中进一步加大抢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近几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成为了境外媒体涉华报道的重点。尤其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的议题，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文化强国”的目标之后，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报道更是一路升温达到高潮。外媒的报道是折射国际社会对我关注面的“三棱镜”。因此，总结和分析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特点和趋势，将有利于我国外宣媒体在新形势下找准海外受众的“兴趣点”，妥善回应外部关切，为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外媒报道特点
根据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产经新闻》等30多家境外媒体最近一年多来涉华文化报道的调研结果，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监控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几方面，相关报道的特点如下：
一是普遍对“文化强国”战略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意义持肯定态度，认为加强文化建设对内有利于提振文化产业，促进软实力建设，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抵御欧美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对外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
二是大量报道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举措，普遍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努力，但认为我软实力建设的效果差强人意。一些媒体批评开办孔子学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措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因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有的媒体提出中国建设软实力应多发挥民间力量，让民间人士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
三是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构筑抵制欧美文化“防波堤”以及应对民众的道德危机，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不少外媒却明确表示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究竟是什么表示困惑。
四是对电影业、图书业以及创意产业等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对为整顿和扶持文化产业而出台的新的政策法规高度关注。外媒一致认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五年”。
五是将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加强网络监管联系起来，认为六中全会聚焦“文化命题”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在换届之际，加紧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同时，外媒还高度关注中国网络空间一些批评中共控制网络的言论，并炒作“言论自由”等人权问题。
新形势下我外宣媒体面临的新任务
以上可以看出，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兴趣浓厚”，而且关注面非常广泛，涉及到了该领域的各个方面。其相关报道既有客观、理性的一面，也因受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新闻价值取向相异以及对中国缺乏了解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少歪曲、不实的内容。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我国文化外宣报道提出新要求的大背景下，如何主动出击，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文化建设高度关注之契机，加大报道力度，消除外媒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盲点，同时吸纳外媒报道中合理的建议，完善我文化外宣报道中的不足之处，是我外宣媒体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把握正确的报道方向。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继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单项改革之后所作出的又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而外宣媒体肩负着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外宣媒体在向海外介绍我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政策和举措时，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使自己的报道基调和方向同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外宣媒体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文化改革发展的主线，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二，必须结合海外关切加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内容的对外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从境外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目前国际社会对我“文化强国”战略很感兴趣。因此外宣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宗旨以及产业发展情况，充分回应海外关切。而且，要改变传统的“传播者本位”方式，充分重视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观众群在历史、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以海外受众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最感兴趣的话题为出发点，进行议题设置。对于国际社会对文化体制改革中无知、曲解、误读乃至敌意的方面，要分门别类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认真探寻合适的题材以及报道方式，消除或减少国外受众对中国的不良印象。比如，针对外媒指责中国控制网络无视言论自由的不实言论，要有理有据进行驳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要加强宣传，全面阐释；就外媒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关注点，要大量报道，充分回应。
第三，在报道手法上注重人文色彩，在报道内容上强调平衡性，努力提高中国文化的海外“亲和力”。外宣媒体在对外宣传我“文化强国”战略时，无论是涉及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都面临着究竟该如何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以人为重点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故事是最能打动境外媒体和国外受众的。比如，在向海外受众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外宣媒体不能采用对内报道常常运用的通过大段的排比句式，简单化、概念化地阐述某一理念的方式，而是要从具体人物的具体事迹入手，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而树立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另外，我们在报道内容的选取上还要注意平衡性。一些外媒曾建议，中国软实力建设应多重视民间的力量，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外宣报道。我们应重视和吸纳民间蕴含的丰富外宣资源，在报道中既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宣传内容的传播，也要给民间渠道以充分的出口，既要有主流的言论，也要有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增加我们文化报道的平衡性，提高报道在海外受众中的公信力。
第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当前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和一些移动新媒体以其庞大的受众群、空前的传播力和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许多公众热点事件的发源地和散热器，受到国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将网络作为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阵地”。这既对我文化外宣报道构成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外宣媒体要深入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整合各类网络媒体的宣传资源，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传播的便捷性、互动性以及草根性等特点，着力构建集传统媒体形式和新兴媒体形式于一体的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对外报道体系，做好新形势下的文化外宣报道。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不仅颁布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在又适时出台了《公共图书馆法》，强调“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宣示了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行公益性免费服务的鲜明态度，并以法律的力量来夯实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法》 公益性 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有助于公共图书馆的稳步向前发展，而且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乃至公共文化事业能级的提升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不仅时机绝佳，而且意义深远。
一、《公共图书馆法》颁布的意义何在？
作为我国首部图书馆专业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公共图书馆领域本身。当前世界各国图书馆均面临社会、经济与技术的严峻挑战，不少国家和地区大幅削减图书馆经费，对公共图书馆是否应提供免费公益性服务提出质疑，有些国家及地区干脆关闭了图书馆设施。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图书馆事业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1979—2015年，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速16.6%）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速9.6%）。我国不仅颁布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在又适时出台了《公共图书馆法》，强调“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宣示了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行公益性免费服务的鲜明态度，并以法律的力量来夯实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
二、《公共图书馆法》将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什么？
（一）开拓了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
“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等一系列条款，为图书馆利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加强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图书馆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二）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规模发展与服务品质提升。
国际经验表明，图书馆法的颁布与实施对图书馆事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如韩国1963年《图书馆法》的颁布极大地刺激了本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全国新馆数量从1963年的445家猛增到1964年的1171家，全国图书馆馆员总数从1986年的7231人发展到1987年的13844人。我国图书馆事业正面临从量的发展到质的飞跃的关键时期。《公共图书馆法》颁布以后，不仅会带来图书馆规模的发展，而且会有一个明显的质的提升。
（三）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在实践中产生的创新成果和成功经验以法的形式固化了下来。
《公共图书馆法》中明确指出，图书馆除了借阅、查询等服务以外，还具备“开展公益性讲座、閱读推广、培训展览等服务”等多种功能，“公休日应当开放，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应当有开放时间”“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则体现了时代对图书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明确要求。
三、为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怎么做？
（一）宣传学习《公共图书馆法》，在“学”字上下功夫。
公共图书馆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明确规定出版机构要向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缴送正式出版物，其意义在于增强省级图书馆传承本地文化与时俱进的特点，也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转型。业界人士不仅要深刻理解广泛宣传新法颁布的意义，并且要进一步增强图书馆工作者的自豪感和职业意识。
（二）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法》：在“用”字上求实效。
一是提升免费服务的内涵。随着图书馆事业的深入发展，讲座、培训和展览的层次越来越高，因此公共图书馆要克服免费服务水平不够、质量下降等问题，着力提升免费服务的层次。
二是做好出版物缴送的后续服务。尤其对于正式出版的电子、视听以及其他介质的图书，不仅要做好收藏保管，而且要落实后续服务的环境和手段。
三是做实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联合服务。目前，全国范围内图书馆中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数字孤岛现象，主要是因为各馆之间，馆内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将开展联合服务落在实处，注重实效。
（三）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在“质”字上做文章。
国际图书馆界正在面临转型，图书馆服务方式从图书借阅向适应终身学习需求发展，将更加注重读者阅读素养、信息素养、技术素养以及职业素养等多元素养的提高；图书馆空间设置从阅览室向信息共享空间发展，将更加注重信息交流与知识分享；图书馆管理模式从自我管理向社会共建发展，将更加注重与外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图书馆发展。因此，本着“以人为本，准求卓越”的态度，在努力做好提升公共图书馆的“质”上做文章，真正实现公共图书馆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服务的宗旨。
四、总结
《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使命追求。要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图书馆转型与创新，在业务建设上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公共服务上与美好生活需求同步适应，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文化产业正在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迅速崛起的“朝阳产业”。处于从要素积聚向爆发增长过渡阶段的南京市建邺区，正努力培育壮大文化企业，繁荣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成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一、建邺区培育发展文化企业
的基础条件与有利机遇
建邺区培育和发展文化企业有一定的基础条件：
发展定位明确，产业空间布局清晰。立足“现代化新南京标志区”定位，区委区政府重点打造以广告创意、动漫游戏为主导的新城科技园板块，以文博会展、数字传媒为主导的中央商务区板块，以文化创意、旅游休闲为主导的江东商贸区板块，以创意智慧、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生态科技岛板块，以创新科技研发为主导的南部生态智慧城板块等五大文化载体，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开放灵动的文化产业空间新格局，强化了对文化企业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载体支撑与规划引领。
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和现代资源并存。建邺作为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空间，既有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更有潮流文化的时代内涵，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独特的地方文化形态，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深厚的文化禀赋，充满张力和活力的现代气息，使其拥有了发展文化产业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对具有前瞻意识的文化产业投资者将产生极大吸引力。
区位优势明显，综合实力增势强劲。建邺区作为南京主城区之一，东倚主城，西临长江，与老城仅一河之隔，与江北隔江相望，畅通的主次干道、便捷的地铁专线，沟通天堑的跨江大桥和过江隧道，构成了建邺环网相连、综合交错、水陆并蓄、辐射周边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近几年来，建邺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培育壮大文化企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政府高度重视，配套设施日臻完善。河西新城作为南京现阶段及未来倾心打造的新城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程度、推进强度、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务实、有序、规范的管理机制，公开、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日益完备的配套服务设施，为吸引更多的文化企业与文化项目发挥了良好的集聚、辐射作用，营造了文化企业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氛围。
建邺区培育发展文化企业更面临有利机遇：
产业发展的市场机遇。建邺区文化产业发展后发优势和潜力十分明显，无论是从近期青奥的筹办还是从城市新中心长期发展来看，其文化产业市场都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巨大商机。
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近年来，区委区政府以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1+5+1”文化政策体系为契机，先后出台了《关于建设现代文化强区、推动建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强力推进了全区文化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产业发展的人才机遇。近年来，建邺区着力打造人才高地，汇聚了一大批高端科技人才、商业精英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为建邺文化企业培育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
产业发展的青奥机遇。2014年青奥会落户南京。青奥会的举办必将形成推动建邺区文化企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现实优势。
二、建邺区文化企业整体发展态势喜忧并存
近年来，建邺区以“文化南京”发展战略为契机，依托丰厚的文化资源，突出园区先行，强化文化产业政策扶持、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加速文化企业、文化项目集聚，辖区内文化企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成长过程，文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贡献率逐年提升、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文化企业数量不断增加。2008年全区文化企业共有290家，截至2012年10月，增加到560家，一大批有发展前景、产业特色和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初步形成了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文化企业经济贡献率日趋提升。建邺区文化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2.50%逐渐增加到2012年的3.91%，文化企业在建邺区的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对整个建邺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日益增强。
文化企业涉及领域持续拓宽。2008年全区文化企业主要分布在7个行业，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形态。至2012年，分布行业扩展到13个，而且具有文化产业特色的新兴文化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广告传媒行业迅速崛起，成为建邺区文化产业类企业最多的新兴行业。
重点文化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逐渐显现。2008年全区年营业额4000万以上的文化企业只有23家，占整个文化企业数的8%，2012年已经达到56家，占整个文化企业的份额已提高到10%。大型文化企业数量的增多，产生了显著的示范带动效应，引领全区文化产业发展走上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但是，建邺区培育壮大文化企业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龙头骨干企业偏少，引领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全区2012年文化企业总数是560家，其中4000万元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为56家，只占10%；2012年全区资产过亿的文化企业数量只有26家，仅占整个文化企业数量的5%，而资产超过10亿的文化企业仅有5家，只占整个文化企业数量的0.9%。龙头骨干文化企业的偏少已成为全区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制约。
园区软环境不“软”，载体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全区尽管正在建设或相继建成国家广告产业园、第壹区文化街区、青奥产业园等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园，然而西祠街区等一些文化产业功能园区已经废弃。较多的产业园区还处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相应的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服務理念、科学管理、科学调配、人文环境的建设和打造方面比较滞后，与全区文化企业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格局态势难以匹配与适应。
文化企业科技含量不高，文化创意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辖区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文化企业很少。在2012年规模以上的56家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设计性的文化企业仅有7家，而在规模以下中小文化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设计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文化企业人才紧缺，人才制约瓶颈有待进一步破除。高端原创人才匮乏，创意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缺乏使得企业效率与优势难以有效发挥，文化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着人才瓶颈制约。
三、发达国家培育发展文化企业的成功经验
当前，国外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培育发展文化企业，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欧美文化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以下一些创新举措：
文化自由贸易原则的推行为文化企业的全球經营铺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尤其是美国倡导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为文化企业的输出疏通了道路，一大批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经济流通过程中输入到世界其他国家。
繁荣完善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欧美国家拥有一个庞大而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使文化企业发展获得巨大资金支持。比如，美国的文化企业发展得益于国家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如通过基金会、个人赞助等方式，但更多的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于资本市场，来源于文化企业自身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
发挥行业协会在文化企业发展中的指引协调作用。政府力量在市场上的弱化，更多的管理职能被赋予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作为中介组织有效地承担起了政府赋予的职能，维护了各个文化企业和整个文化产业的市场秩序和健康发展。
日韩是亚洲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在文化企业发展培育方面的经验做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减少对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规制。比如日本的动漫与游戏企业不像其他国家有太多的规制，除了个别专门面向儿童的文化产品外，大多数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约。
发挥相关文化企业之间的互动效应。例如日本的内容产业中各个企业之间，无论是电影、漫画、游戏或是音乐的生产设计企业，都是相互联系的，媒体的综合性和多元化更进一步推动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推动了相关文化企业的发展与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
加强文化企业发展与城市特色的融合。日本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十分注重和城市文化特色发展相结合，在日本的东京、神户以及名古屋等主要城市，当地政府引进、培育了一批文化特色企业，例如仙台只引进培育电影企业，提出了要依靠电影产业的特色搞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加大政府对文化企业的援助支持。韩国文化企业的培育最主要的举措就是政府的大力扶持，如游戏产业中，网络游戏公司起步门槛较低，主要得益于政府实行的援助计划，援助计划的实施促进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大力发展，可以说，韩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
四、建邺区培育壮大文化企业的路径思考
坚持量质并举，着力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建邺区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明确了全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走向、产业布局与发展目标。针对当前文化产业既缺乏规模雄厚的大型文化企业，也缺少专、精、特、新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现状，在文化企业的引进与培育方面，要着力培育发展龙头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通过推动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倾力打造一批有实力、有活力、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骨干文化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同时又要积极培育专、精、特、新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努力形成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协作、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
依托项目带动，着力推进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要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制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责任制和奖励办法，编制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完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储备、培育和扶持机制，全力推进重点文化产业工程项目建设。要按照“储备一批、规划一批、建设一批”的滚动发展原则，筹划、论证、筛选、确定好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库，加快推进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新纬壹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南京报业传媒大厦、云锦坊、第壹区文化街区等市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强化青奥产业园、欢喜城、港华文化产业园、网商产业园以及知海教育、应天智汇、西祠街区、建筑师公社等特色文化产业园等载体建设；加大对新与力传媒、原力动画、舜禹科技、魔盒信息科技、学府翻译、养墨堂等重点文化企业扶持力度，形成具有规模集聚效应的金融、广告、会展、商贸等主导产业品牌，不断增强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规模品质、市场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突出人才建设，着力强化文化企业发展人才支撑。一是要加快文化领军人才集聚。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深入推进落实“321”人才计划，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推动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文化创业人才集聚。以主导产业为引领，按照专业化、特色化、集约化的要求，重点培育和引进各类文化产业人才，形成“引进一个人才、办起一个企业、兴起一个产业、聚集一批人才”的链式效应；三是要加快文化领导人才集聚。要把懂文化、爱文化的专业人才放到党政领导岗位上去，推动文化产业专业化、融合化、创新化发展；四是要加强校企深度合作。依托南京“1+8”和“科技九条”等创新创业政策，深入推进校企合作，深入挖掘高校院所科技文化创新人才，形成企业、科技、教育协同推进的合力；五是要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构建以人才评价、培养、激励、流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人才政策体系，培育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文化创新、尊重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创造促进文化人才、文化企业脱颖而出的城市文化沃土。
优化服务体系，着力完善文化企业发展政策环境。一是加强文化与金融融合。要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的对接合作，加大有效的信贷支持，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积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进行基金投资或上市融资，重点支持中小文化企业进入创业板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投资开发文化项目。二是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相关部门和园区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适合建邺区文化企业需要的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同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扶持技术创新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大企业、大项目，建立关键技术研发中心、服务中心，要通过科技计划对文化产业中的共性技术研发进行直接干预，促进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跨越式突破，促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成果共享，激发文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助推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三是不断搭建新平台、打造新载体。努力打造品质较高、规模适度、特色明显、效益突出的文化产业集群和文化产业园区，推动文化产业由企业集聚向产业集聚转变，推动科技资源的共享与文化创意的转化，促进文化企业集群化、产业技术专业化。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黄 杰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化消费是青少年人之为人的社会化需求，青少年是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选取了武汉市不同层次初、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所拥有的资本和消费认同几个方面，研究了青少年文化消费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选取的396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而文化资本却对其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消费认同也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文化消费；消费认同；文化资本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科院罗沛霖院士就提出[1]，人类进入公元的第三个千年将以完成文化消费产业革命为标志。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已进入了文化产业时代，消费已成为拉动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而作为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后环节的文化消费，更是引导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
青少年时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文化消费是青少年获取精神食粮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消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2]。如何积极培育和引导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途径和对策，就成为了当今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任务。
然而，从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及价值观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持批判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等特点正在取代之前的精英化、主流化、艺术性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审辨和自主能力的缺乏，导致他们追求享乐、审美趣味低俗，呈现出享乐主义、功利化的特点[36]。那么，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织碰撞中，我国青少年作为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且作为独生子女和“富二代”的一批人，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其文化消费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该如何正确引导其文化消费？这些问题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抑制人的想象力、自发性和创造性。而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开始[7]，文化消费则成了人们身份、地位、声望区分的方式，并且确保与正当化了那些奠基于经济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形式。文化消费在后现代主义代表那里找到了出路，他们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在于对文本的消费，而且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制文化[8]。
布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也被广泛用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差异，阶层文化消費品味不仅表现出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特点，而且某种消费文化也意味着消费的阶层特征，而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又同时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群体的符号[910]。
我国在文化消费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的学者司金銮先生在《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一文中认为[11]，“文化消费”作为学术术语的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如果说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更多地是理论层面的探讨，那么我国的文化消费研究除了对文化消费内涵、结构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外，多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消费的差异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发展蓝皮书》，每年都针对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进行宏观研究和分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主持的IMI调查，也是关于中国城市消费者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连续性调查，有助于了解城市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二是不同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也存在着消费结构不合理、内容丰富但质量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当前学界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及青少年的特点分析而作出的个人的主观判断。的确，目前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存在庸俗、搞笑、虚幻等不良现象，并导致该群体缺乏理想、道德滑坡等非主流价值观等危机的出现，但仍需要我们从调查青少年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根据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使用与满足情况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观的引导，从而构建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生力军，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形成主流价值观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消费的相关理论研究
学界对“文化消费”的界定比较多，但达到共识的是承认文化消费是以精神文化商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12]。
关于文化消费的分类，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形式与方法来划分[13]，分为个人文化消费和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按消费形式分）、被动型文化消费和主动型文化消费（按消费方法分）；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型态与层次来划分[14]，分成普及型或大众化的、提高型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有自娱型的文化消费、专业型的文化消费；有的按照目的和功能分成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享受型、社交型、发展型和智力型文化消费等[15]。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以下类型的文化消费：教育扩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三种文化消费。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当今用来分析文化消费行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的不同，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差异，决定了社会阶层的不同，不同的阶层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阶级惯习，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等实践活动的差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由于资本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消费差异[16]。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区分的几种类型资本中的一种，指的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和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体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二是物化资本，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而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 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凭借占有持久的相互认可的或多或少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
经济资本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而来的资本，另一类是个体获得的资本。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所以经济资本主要指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
由于以上三类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文化消费的差异，本文中青少年所拥有的这三类资本也就成为其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王宁认为[17]，人们所选择的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认同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相同而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相同，就要与他者区别开来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青少年通过消费认同来确定自己的归属，将自己与同类和想要区别的另类区别开来。消费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体所属感。不同群体通过序列来加以区别，正因为个人序列感的存在，个体总是希望加入更好的序列，于是便通过融入某个群体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再就是自我感。自我感是通过强调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追求自我感不一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培养一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这样的身份认同不属于群体认同，而是个体认同。
青少年通过外界环境比如大众传媒来构想自己的消费图式，即在消费的时候，心理上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这种认同又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
（二）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因此，在探讨其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多是借鉴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即两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层面说等。
两因素论将影响因素归于消费者内部和消费者外部，称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朱伟以此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微观因素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18]。发现个人特征、大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大学生消费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观念对文化消费都有重要影响。三因素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市场营销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四层面说则分别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四个层面。陈雷，张莹从收入水平、文化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消费者自费以及工作时间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文化消费的影响[19]。
本文主要考察青少年个人因素的影响，且不局限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方面，尤其重点考察其拥有的资本差异的影响，以及心理层面如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并结合以上相关文献研究和定性访谈，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4：青少年的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即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一般而言， 青少年时期主要对应于中学阶段， 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 为此， 我们在武汉市范围内对中学生（ 包括初中、高中） 的文化消费状况做了抽样调查。首先采取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不同层次初、高中随机抽取了三所学校，在这三所学校中分别选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一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填答（初三和高三毕业班不考虑），调查于2017年1月进行，共发出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4%。
（二）样本的测量
在本问卷量表中，除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中的少量变量外，其余研究变量统一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计分从1到5逐步递增。
（1）文化消费。从教育发展型、休闲娱乐型、交友或人际交往等方面考察。量表包括“提升修养和能力”、“有更多共同话题”、“消遣打发时间”等9个方面的题项。
（2）文化资本。根据文化资本的分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体化资本包括“当同学间有矛盾时我能很好地解决”、“ 除了普通话，我还会其它地方方言”等4个题项；物化资本包括“从小爸妈就给我买了很多各类书籍”、“ 我们家经常订阅或购买一些报刊”、“ 我们家能随时上网”和“我们家能收看数字电视”4个题项；机构资本包括“我有一些才艺表演获奖证书或奖杯”、“ 我获得过英语、数学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和“我有一些科普知識竞赛类获奖证书”3个题项。
（3）社会资本。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个体所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二是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在社会中受到的尊重、被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量表包括一个5级量表题和一个判断题项共9个题项，其中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很受老师的重视”、“ 在同学当中很有威信”、“ 平时同学们很关心我”、“ 有一群很合得来的朋友”、“ 老师会放心让我处理班上事务”和“我总能很好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6个题项；个体所能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等包括“我的爸妈自已有能力解决”、“ 我的爸妈朋友很多，他们帮忙解决”、“ 我们家有很富有的亲戚，他们帮忙解决”和“我的爸妈单位能帮忙解决”共4个题项。
（4）经济资本。在本研究中，经济资本由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主要包括“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每周零花钱”2个题项。
（5）消费认同。从两个方面来测量，量表包括“我的好朋友经济条件都和我差不多”，“ 我不喜欢和比我富有的同学一起玩耍”，“ 我和好朋友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消费爱好”，“ 我认为文化消费应当与我的经济实力相符”，“ 购买文化产品应该体现自己与同学的不同之处”，“ 购买文化产品应使自己在班上与众不同”，“ 购买文化产品是为了使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面子”，以及“ 消费流行文化产品会使我和同学们交流时更自信”等8个题项。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评估
在本研究中，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衡量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将主要变量进行可靠性分析，所统计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2，大于可以接受的0.7的标准，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文化消费”的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55，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3.91%。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三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教育发展型”、“交友型”、“休闲娱乐型”。解释方差为70.15%对“文化资本”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经常去网吧”、“订阅报刊”和“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三个题项在所有因子的负荷量都小于0.5，故删除此三项，再对余下的11个题项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KMO值为0.70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1.87%。
通过对题项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把因子2和因子4合并为一个因子，主要考察人际交往技巧、语言和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等，符合前面体化资本界定的外延。因子1和因子3保持不变，分别代表机构资本和物化资本。
将“社会资本”的两个题目中的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因子分析KMO值为0.77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累计解释方差为52.68%。共提炼出两个公共因子，且没有一个题项需要删除，与之前对社会资本中概念化定义中的维度完全一致，即一个公共因子很好地解释了青少年自身所得到的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间的社会支持，另一个是来自亲戚等社会的支持。
对“消费认同”进行因子分析，可知KMO值为0.755，累计方差为53.91%。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通过旋转因子载荷后，两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群体所属感”和“自我感”。
以上主要潜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设计思路相吻合，显示测量具有较佳的建构效度。
（二）数据统计分析
为了探寻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本文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消费认同等作为自变量，将性别、人口数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其中，在定义年级时，将初一、初二归为初中组，赋值“0”，高一、高二归为高中组，赋值为“1”，将文化消费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要进行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是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线性关系的一个统计概念。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则说明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几个自变量就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很小，则说明自变量是不同的指标，这几个自变量就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但各个自变量都不显著，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由表1可知，整体模型显著，且自变量也显著，再结合容许度（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和方差膨胀因子（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等结果可知该多元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情况很好，该模型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1.模型解释力。以文化消费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用上述变量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可以解释21.4%的原因。表明在本研究中，“消费认同”、“年级”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用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尽管还需要挖掘其它变量来解释剩下的原因，但该模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2.假设检验。由表1可知，对青少年文化消费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按照标准化回归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不同年级（0.280）、消费认同（0.278）、文化资本（0.117）。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年级会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高年级组显得比低年级组更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越易进行文化消费。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性别”和“人口数”等对文化消费影响不显著。H1“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与H4“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成立；而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和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情况，将文化消费中的“教育發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显示，该模型更适用于对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的解释（R2=0.264），对于解释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不太理想（R2=0.052）。其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微弱影响因素，而“文化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年级”则影响青少年的交友型文化消费；“社会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级别”影响青少年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
五、结 论
本文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实证研究了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若干影响因素。以往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研究大多是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消费情况进行的主观推理分析，显得主观色彩过强，而本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这些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上，以期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
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消费认同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解释力仅略次于不同年级的解释力，且在交友型文化消费中，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在所有自变量中最高。证明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显著影响其文化消费行为。
消费是人们建立、维持和沟通社会身份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社会群体，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青少年处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逐渐构建自身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而文化消费则是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其心理上产生的消费认同则自然影响到其文化消费行为。在本研究中，实证研究结果支撑了这一观点。
青少年试图构建的群体差异和自我感决定了其在交友和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差异。为了结识更多的朋友或是为了和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中，此心理导致其更多地进行文化消费，并且更多地选择休闲娱樂型的文化消费。
第二，青少年的文化资本导致更多的文化消费。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是青少年进行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青少年已有的文化资本越丰富，越会积极地进行文化消费。文化资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体化资本、物化资本和机构资本。青少年通过文化消费获得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以及其它语言等能力，也较多地获得一些机构资本如各种奖励等，这些资本会进一步促使青少年进行更多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消费。文化资本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扩展型和交友型文化消费起作用。
第三，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陈雷，张莹的研究发现[19]，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对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没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且无论是教育发展型消费还是交友型或是休闲娱乐型都不受其影响。一方面，青少年是特殊群体，尚不具有独立提升经济资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消费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消费已成为一项必要开支，不会因为其经济收入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在问卷形成前期的访谈中，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并非很好的孩子在说到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时，家庭会想方设法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消费。
第四，初、高中生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并无差异，而高中生较初中生更多地进行交友和休闲娱乐文化消费。
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唯一作用显著的是“年级”这一因素。从分组来看，初、高中生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方面没有区别，而在交友型文化消费，尤其是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方面，高中生都要比初中生更加积极。这与高中生社会化过程中交友和休闲娱乐需要的增加是相一致的，社会应提供有益的休闲娱乐方面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1]罗沛霖.文化消费产业革命与信息高速公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2）：2.
[2]王 斌.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王 艳.论文化消费的内涵、构成和意义[J].党史文苑，2009（11）：5860.
[4]高中建.文化消费对青少年德育的价值探讨[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2）：1.
[5]崔海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J]. 前沿，2011（2）：143.
[6]宋振文.文化消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途径[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3）：90.
[7]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杨晓光.关于文化消费的理论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6（3）：156.
[9]刘录护.消费的阶层特征：解读布迪厄的阶层消费理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8（8）：202.
[10]杨 晨，刘计峰.国外阶层文化消费品位研究：从单一化到多元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44.
[11]司金銮.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J].兰州大学学报，2001（6）：153156.
[12]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 1997（4）：4548.
[13]孟 华.上海80后文化消费现状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1（3）：109111.
[14]施 涛.文化消费的特点和规律探析[J]. 消费经济， 1994（2）：9598.
[15]王熙涵，王筱芸.北京青少年文化接受模式调查研究[J]. 科技创新导报，2010（33）： 246.
[16]朱伟珏，姚 瑶.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2（4）：52.
[17]王 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1）：4.
[18]朱 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
[19]陈 雷，张 莹.城镇文化消费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1）：5.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