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范文第1篇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这一点,中央有要求,基层有呼声,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共识。“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集中体现在何方？根本出路在何处？这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为之而求索,同时又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衡水是典型的农业大市,笔者从衡水市情出发,经过深入调研和理性思考,对破解“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认识。
应着力解决“两个倒挂”
我认为,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三个不协调”，主要症结是“两个倒挂”。“三个不协调”，就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农业占GDP的比重小而从业人员多,占全国50%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的GDP只占全部GDP的15%）,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三农”获取生产要素份额小）。“两个倒挂”,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倒挂和工农产品价格倒挂。
一是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倒挂。我国农村人口占80%左右,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一般在30%左右,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已经降到了10%以下。这个倒挂,使得我国出现了两个规律性的客观现实,就是当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显性矛盾,什么都要票,什么都紧缺,城乡消费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反这来什么时候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高了,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多数的农产品难于变成商品,导致周期性的、偶然性的谷（菜、果、蛋）贱伤农。加之目前多数农产品生产缺乏标准化、尚未达到优特化,难以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国外出不去,国内卖不掉,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另外,从国内外农业劳动者占有耕地来看,90年代中期,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118.2公顷（1773亩）,每个劳动者创造增加值为39523美元；加拿大分别为173.9公顷（2609亩）和30202美元；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16116亩）和30904美元,而我们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90年代中期为一公顷（15亩）,现在下降到了0.4公顷（6亩）。国外的农民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而我们的农民是分散在若干地块上劳作（有的农户一家土地多达13块）,重复投入严重,劳动效率低下,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仅为307美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之比为1:100。
二是工农产品价格倒挂。即所谓我们老生常谈的“工农剪刀差”。这使得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反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远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积累,导致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总体竞争力弱。由此，导致三个不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使得城乡国民待遇显失公平。
综上,“两个倒挂”的直接后果就使农业增效的幅度越来越小,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86年到94年,又从1.9：1扩大到2.9:1；从95年到2002年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2003年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基本保持在1.5:1左右,不仅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出路在于城镇化
如何按照温总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加快扭转“两个倒挂”和“三个不协调”,实现农民快增收、大增收、长增收,结合衡水实际，我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和农产品的全球优特化（当然,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地制宜,进一步抓住四头,即：吃透上头,摸清下头,借鉴外头,抓住大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三方面上求突破：组织化上做文章,在市场化上找出路,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综合用好“加减乘除”四法,积极探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
一是用好“加法”。在衡水，就是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加大投入力度,稳固农业发展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大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市场化服务力度,努力降低农业和农民的风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大农业项目建设力度,培育农业发展的龙头,加快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式根本性转变。重点抓好“六个一”：⑴农业总投入要比前五年增加10亿元,五年累计总投资30亿元（前五年累计投入20亿元）。⑵农业龙头经营组织五年新增100个,2007年底达到176个（2002年底为76个）。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每年增加100个,2007年底达到1300个（2002年底为730个）。⑷农业龙头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覆盖面五年新增10万户,2007年底达到43万户（2002年底为33万户）。⑸农业项目在前五年平均每年200个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100个,五年累计建设1500个，⑹农民人均纯收入到2007年底比2002年增加1000元，达到3700元（前五年共增加450元）。
二是用好“减法”。对我们衡水来说，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减少行政干预,放活农民,减少各种扰民行为,优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减少农村、农民的“两闲”（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金）,变农闲为农忙,变资金为资本；增加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减少闲置耕地面积，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力和作用；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力组织劳务输出，为农民开辟有效的增收之路。重点抓好“五个二”：⑴2年减少荒废地200万亩，开展植树造林。现已利用134万亩荒废地造林，年内即可实现200万亩荒废地利用。8年后造林总收益可达178.36亿元，每年轮伐收益可达22.3亿元，全市农民人均年增收467.8元。⑵在建设高产粮田的基础上,3-5年减少低效粮食作物200万亩,发展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按每亩设施蔬菜收入3000元计算，每年增加收益60亿元，增收50亿元，农民年人均增收1400元。⑶加强对口组织和技能培训,组织劳务输出,3年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20万人。按每人每月工资收入300元计算，每年可增加农民收入7.2亿元以上，人均增收205元以上。⑷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强化造血功能,5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20万人。⑸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率年均至少降低1.2个百分点，确保五年取消。
三是用好“乘法”。在衡水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实行城乡、工农、经济与社会、区域、内外五个统筹,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就农民抓农民”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乘法效应,围绕构筑“三四三”大格局（粮食300万亩、高效经济作物400万亩、林木300万亩）,调优调高调特农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四大主导产业（斯格猪、肉奶牛、蔬菜、林木）；发挥农村工业化的乘法效应,大力发展民营私营企业,培“龙”育“鹰”,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增收提供更加广阔的领域；发挥城镇化的乘法效应,整合劳动力资源,聚合生产要素,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搭建平台；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乘法效应,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重点抓好“四个八”：⑴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乘法效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率5年增加18个百分点（2002年为35.8%）。⑵发挥农村工业化的乘法效应,农村工业化水平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27%）。⑶发挥城镇化的乘法效应,城镇化水平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28.6%）。⑷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乘法效应,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48%）。
四是用好“除法”。在衡水就是破除制约“三农”工作的思想和体制机制障碍,整合“三农”资源,更新发展模式,统筹城乡发展。重点抓好“三二一”：⑴三破除：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农意识,树立干大事、创大业、致大富的大发展意识；破除制约农村发展稳定的体制弊端,加强领导和具体指导,强化服务功能,解决各级政府和部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破除“农村抓农业、城市抓工业”的工作定式,强化工业化、项目化、城镇化思维在推进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以创新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⑵两更新：以建设新型农业为目标,围绕培育和发展瘦肉型猪、肉（奶）牛、蔬菜（食用菌）、果品林木四大特色主导产业,更新落后低效的农业种植和养殖模式,鼓励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绿色标准化无公害农业、订单农业、间作套种等高效立体种植和规模养殖；更新传统常规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模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生产组织水平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⑶一整合：整合农村经济资源、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走高起点、高水平、高科技、外向型的发展路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严格依法取缔、关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十五小”、“新六小”企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得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
三农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元社会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
一、“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大使命，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度是有差异的。1978年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促使农业剩余流转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初始来源;相对地，农民和农村问题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城乡流动的实质隔离而并不突出。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内生的激励难题，乡镇企业的兴起则为农村劳动力的“社区性”流转提供了通道。在此阶段，农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农业经营和社区就业而实现了稳步增收，农村的社会进步、民主管理、文化供给等问题尚不显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促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呈现出交织态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周期震荡，农村劳动力流转更多采用跨地域、跨产业的“农民工”方式，农村要素流动性加速、农业产业收益下降又延迟了农村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以“三农”问题来代指原本分散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以“三农”问题来代称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三农”问题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变.化解“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具有“价值理性”，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并未呈现持续收敛趋势。显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则增长必定难以回应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将化解“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延续，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接替，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支付能力不足且消费意愿偏低。2007年占总人口55.1%的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25.6%，在农业发展受阻、农民增收迟缓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地启动内需并回应外部冲击是困难的，化解“三农”问题有助于通过内需增强来形成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显然，无论是从实现持续发展还是从应对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供给能力增强与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问题，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来确保农业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福祉，然而，从安全性角度看，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始终应作为我国确保农业安全的主导方式。我国如果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身的食品消费问题，则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能否、愿否供给的风险，而且面临着国内非农产业能否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挑战。如果对上述问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则单纯强调比较优势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提升本国农业供给能力就依然具有实践意义。
既然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是重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供给能力的变动方向。农业供给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要素角度看，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取决于土地、水、劳动、资本的投入状态。就耕地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呈现出缩减趋势，城市化“挤占”的主要是城市近郊、平坦、肥沃的优质耕地，因此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趋于恶化。就水资源而言，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偏差”呈现出增大趋势。我国农业生产中心已具有显著的“北移”特征，H农业生产的“北多南少”与水资源的“南多北少”之间的偏差趋于强化。就劳动而言，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要方式进行跨产业流转。而流出劳动力基本是年轻、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劳动能力较强的“精英”。就资本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在产业资本回报率有差异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将资本转向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概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均存在条件弱化的倾向。
在要素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农业供给将“被迫”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禀赋差异会诱发出两类农业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机械化、劳动集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生物化、土地集约型技术进步类型。就我国而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意味着农业发展应更多考虑生物化和土地节约方式，这样才能在土地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水平。然而，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能力与意愿。当前，在我国农业经营零碎化的背景下，农户预期农业经营对最大化自身收益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其在有限耕地面积上采用技术进步的动机将受到抑制;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自然风险，且农村资本具有单向流出的显著特征，农民通过投资来改进技术的能力也就较为低下。显然，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状态恰好阻碍了技术进步需求，这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效应是不稳定的。
农业供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和规模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和品质问题，“粮食安全”本身包括数量和品质两个层次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趋优化，农产品品质也在提升;但是横向比较而言，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品质安全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呈现间接粮食消费占比上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占比下降的态势。然而。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转化效率整体较低，农业加工转化流程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必将在关注食品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品质。食品是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才最终进入消费环节的，因此，我国应着眼于“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形成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其次，农业具有产品、要素、市场等多重贡献，且农业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休闲体验等功能日趋凸现。由此，我国不仅需要克服“面源”污染等问题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且需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凸现农业多功能性。最后，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特征。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均有较为显著的粮食价格或食品价格先行的特征。导致粮价波动的因素包括居民的需求强度、政策的调整影响、国际市场传染等，实现国内粮食市场平稳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形成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三、农民收入的结构特征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在主体层面的体现，此问题的指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机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是：1978-1985年出现收敛态势，1985年之后在波动中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6: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且持续表明农民尚未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的刚性约束。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这四种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3.0%、38.5%、3.1%和5.4%，由此，可以主要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增收问题。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民增收取决于家庭经营的产品类型和产业结构，也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可见，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的“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农民。当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面临三重制约。其一为产业结构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副业收入，而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特征并未改变，2007年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59.4%。其二为产业特质制约，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相对于其他产业更为突出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需求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展的市场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农产品当期价格决定下期生产的滞后调整状态。其三为谈判能力制约，分散化、零碎化经营方式导致单个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优势，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在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户由于定价劣势而经常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等状况。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强，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11.3%，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40.8%，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产业。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仍有持续性。其次，即使农村劳动力具有强烈的流转动机，但由于人力资本特征和体制性安排，农村劳动力流转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二元社会保障，更是缩小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选择范围，抬高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进入壁垒。最后，即使农民可以顺利转入非农领域，但农民工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导致其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薪酬福利较低的行业，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者为1.318亿人，其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4248万人和2866万人，两者在外出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4%，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分别为各行业平均工资的85.5%和78.1%。
四、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与多重挑战
区别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单向度特征，农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它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复杂性特征，农村问题的实质指向是通过社会意义的体制改进来持续推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1978-2007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82.1%降至55.1%，然而，当前农村人口规模依然有7.28亿人，农村人口占比依然超过50%，即使未来我国城市化率仍以年均1%的水平持续增加.则根据趋势预测，2030年我国仍然约有5亿农村人口。即使在考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应摆在战略高度进行对待。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二元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逐步消减，这首先表现在城乡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失衡。当前.我国城镇已基本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依然处于缺位状态，农民保障在某种程度是主要依靠子女和土地的“自我保障”类型。2007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82.4元/人.月和102元/人.月，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70元/人.月和37元/人.月。从养老制度来看，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相结合、共济特征较强的养老制度安排，而农村采取的是个人缴费、个人帐户、缴费确定型、共济特征较弱的养老制度安排。显然，在生活型公共产品或社会保障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依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也导致承载着公共品均等化功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向方面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表明：2006年水利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村占9.56%，来源于集体的村占13.39%，来源于其他的村占6.63%，无资金的村占70.4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选择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基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财政配置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是发展战略的逻辑必然。改革开放初期，公共产品提供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依然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而分权化改革和GDP考核方式则导致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对区域GDP贡献度相对较低，分散化农户对决策的影响度相对较小，以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这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扭曲”和“政府失灵”。
农村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农民不仅需要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需要社会文明、民主权利、文化需求的更大满足。从政治角度看，当前农村政治发展需要进行两重努力。其一，从决策和监督角度看，应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增加基层农村代表的占比。根据现行《选举法》，我国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理念应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积极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其二，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指向的村民自治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执行层面需要回
应：如何规避民主选举中上级的违规越权干预?如何化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决策中的矛盾?如何预防民主选举可能出现的“廉价选票”和“恶人治村”?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的文化需求扩张速度可能快于文化供给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精英”已流转到城市和工业，这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萎缩，而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商业文化又会“侵蚀’’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原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挑战。随着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分配差距的拉大，如果不能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细分并进行适应性供给，则农村的文化生态很可能会出现“富者奢侈、贫者堕落，，的态势。
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与突围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依然面临着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使命。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在表现形态、形成原因等方面均具有系统性特征，理解这种系统特征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置条件。
从表现形态而言，“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产业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体发展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地域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属于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产品供给水平以及农民在其他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问题包含了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多个维度。显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外延依次扩大，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具有互动特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也具有受多因素影响，从而应综合进行考虑的特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获取，更要考虑通过技术一制度创新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一制度创新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创新主体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强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考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就农民纯收入两大主要来源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紧密相关，而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和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农村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持续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否伴随和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等非经济层面。事实上，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诸多因素.显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单个要素、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就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就产业特征而言，农业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导致其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下降的市场风险，在流通领域面临生产难以随着需求进行即时调整的经营风险，这种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从而出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态势。就资源禀赋而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水资源相对高度短缺，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实质缺位导致农业发展只能采取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不仅从需求层面缩减了农业的技术一制度创新空间，而且从决策层面弱化了农民在生产资料购置和农产品销售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就市场改革而言，市场化改革为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域的流动提供了条件，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特别是，农村极度短缺的资本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性金融方式的非农化流转，加剧了劳动力和土地追随资本而流向非农产业，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动员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政府政策而言，户籍制度所承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中，由于城市居民的谈判能力更为突出、城市项目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特征。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理念需要依托具体的机制设计才能被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目标。
从化解思路而言，“三农”问题应从部门和地域关联的角度给出化解路径，囿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来找寻化解出路与问题的系统特征难以契合。就农业发展而言，必须从大产业角度出发去不断提升农业产品供给能力，单纯从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角度去理解农业发展是狭隘的。国际经验显示：农业现代化内生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的提高是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均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可见，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指向的农业发展必须要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接。随着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不仅应该从直接粮食生产领域拓展到粮食加工、储藏、转化、运输和消费等众多领域，而且种植业和养殖业内部也应随着市场需求而形成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就农民收入增长而言，农民增收需要考虑农民自生能力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显然，不能单纯从农业或农村的角度来构建农民持续增长的常规机制。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将“被迫”更多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的工资性收入应受到格外关注。为了提高工资性收入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农民非农化流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这两者需要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农村社会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放在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对待才能够最终实现，消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赖于整体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且有赖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够促使现有的城市偏向战略得到根本矫正，前者是能否充分“做大蛋糕”的问题，后者则是能否有效“分配蛋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进步。然而，由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二
元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持续缩减的趋势，1978-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减趋势;1985-2002年，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在波动中拉大的态势;2002-2008年，农村改革加速推进，但由于问题的惯性特征和政策的滞后效应.城乡经济社会差距依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通常被概括为“少取、多予、放活”，这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六个1号文件可以得到证实：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些理念和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国也在努力形成与“三农”问题系统性特征相吻合的政策体系。然而，现有政策较多偏重“少取”和“多予”，即过多强调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输血”而忽略了“造血”功能，且在实践层面政策的关联性和执行力仍然面临较多挑战，迄今我们尚未构建起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基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化解“三农”问题需要不同产业和部门形成协力机制.由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一个正确且适时的战略部署。从突围的关键点来看，化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以此来逐步缩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会从激励角度形成农业发展的内生力量，而且会为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角度看，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均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意义。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的要害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基于此，当前化解“三农”问题、尤其是提高农民增收能力的努力方向应为：其一，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在经营领域放宽农民进入产业链上游供应和下游营销领域的进入壁垒，农业经营规模的“做大”可以提升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农业产业链条的“做长”可以促使农民更好地进入产业链的高附加值领域，农业项目盈利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吸引更多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领域。其二，继续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制造业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应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以主体功能区为载体结合起来，在稳固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同时拓展各种服务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引致效应，积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政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了与就业需求相对接，必须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实现农民职业转变与身份流转的同步化，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含量和薪酬福利水平。其三.必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和社会保障供给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紧密相关，而社会保障供给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成本、消费能力和流出强度。当前我国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为政策主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最能充分地体现上述政策思路，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更加突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关注，并应尽量规避过度投资于城市大型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所诱发的结构性扭曲问题。
三农问题范文第3篇
(四)“三农”问题
20、关键词：农民增收
背景链接：2009年2月1日，正式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一次锁定“三农”问题，文件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首要任务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增加农民收入的高度重视。
标准表述：
增加农民收入要算加法，也要算减法，加快农村教育、医疗事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的支出，最终也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2009年农民增收是要利用好价格和补贴两个杠杆，做好增加农民工就业和农民返乡创业这两篇农民增加收入的文章。
一、促进农民增收，要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农产品价格高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要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有效引导市场走势，促进粮食价格合理回升。搞好农产品购销和调运，完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从价格上升、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二、促进农民增收，要逐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农业补贴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办法。
三、促进农民增收，要积极促进农民就业创业。要内外联动，多种措施并举，最大限度拓展就业增收空间。扩大农业产业链的就业容量，发展精深加工，在生产的广度深度中增加就业容量。拓展农村
二、三产业就业渠道，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就业岗位。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创业就业能力。
四、促进农民增收，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制定有效政策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县域流动，增强县域经济对农民就业增收的带动能力。科学规划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域转移，大力培育特色支柱产业。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重点支持成长性好、就业容量大的企业做大做强。
●黄，第三档
21、关键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背景链接：针对农村资金需求 “小、散、短、快” 的特点，国家从06年起在全国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00家，贷款公司7家。但依然不能满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决定从2009年到2011年，在全国推进设立1300家左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弥补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空白。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的县域，以及国定、省定贫困县和中小企业活跃县域，同时放宽企业融资条件。 标准表述：
作为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填补了中小企业融资空白。同时，放宽企业融资条件，可以调动民间资本，扩大内需，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一是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矛盾。目前，为农村提供主要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还有限，农村人均拥有机构网点、从业人员与实际需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矛盾仍很突出。
二是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2006-2008年，通过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和延伸服务，解决了1878个零金融服务乡镇的金融服务问题，但截至2008年末，仍有1424个乡镇没有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仍有待提高。
三是有利于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状况。目前，农村吸储机构众多，但提供贷款等服务的机构大多却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业银行，资金回流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经营情况仍较普遍，市场结构失衡，竞争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是有利于发挥各方参与机构培育发展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各类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向监管部门表达了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农村金融业务，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强烈愿望。为此，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力度，有效促进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22、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
背景链接：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国家为每个新农保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
标准表述：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其中主要供款方是政府，而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新农保政策最核心的一点。新农保政策中有一条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里没有的，这个原则就是“有弹性”。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里面，规定的缴费比例、规定的领取资格、规定的支付标准。而新农保里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高低进行选择，同时允许地方增设缴费标准，可以向上增设，也可以向下增设，这就是为了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民收入水平高低差异相对较大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新农保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新农保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新农保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在充分调研、多方论证、周密测算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办法和实施方案，切实做好实施工作。
建立新农保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有关部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运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加强对试点工作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各项政策的宣传，使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引导适龄农民积极参保。
(五)生态建设
23、关键词：抗旱救灾
背景链接：6月中旬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和南方部分地区相继发生了严重的夏伏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显示，截至9月1日，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1.2亿亩，其中干枯3764万亩;701万人、379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重旱区主要为内蒙古、辽宁、河北、吉林、湖南、广西等6个省区，一些地区出现50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经济损失严重。
自然灾害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自然因素，还有社会因素。虽然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此次的灾情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必然联系，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植被遭受破坏，自然蓄水能力差，导致水资源严重短缺，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助长了人们的短视行为，客观上“促成”了旱灾的频繁发生。
标准表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紧迫任务，要狠抓农田水利建设，采取奖励补助等形式，调动农民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民积极采用节水设备和技术，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薄弱的局面。
2009年2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南农村视察明确指出，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抗旱能力的要本之策， 要加强控制性水源工程和应急性水源工程建设，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灌区配套改造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促进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所谓机制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形成一系列科学、规范、配套，可行的制度和方法)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首先，需要国家的支持，通过资金支持，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社等方式进行政策性辅助;还需要市场的高效调节，市场的效率和竞争机制可以调节价格也可以保证农民的用水效率，也需要农民合作起来，实现乡村社会基础的重建和共同体维持，把乡村水利供给的社会基础筑牢。
抗旱减灾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克服靠天等雨的意识和松懈麻痹的思想，实行科学规划和综合治理，才能提高长效应急抗旱减灾能力。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既能增加机械、建材等的需求，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又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论对当前还是长远，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政府主要投入大型工程和公益性设施，同时对农民建设小型农田设施进行补助和奖励。”
旱情如此严重，其直接元区固然是天灾，但幕后黑手却是人祸。透视旱灾，缺的不仅是水，也暴露出背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抗旱意识不强、水资源的粗放利用等问题。很多地方重工轻农、重商轻农，农业水利建设基本没有投入。
24、关键词：水污染
背景链接： 2009年7月23日，一场暴雨后，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九龙供水公司九号水源井被雨污水淹没。7月24日、25日赤峰市新城区陆续有居民饮用自
来水后患病，患者出现发热、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由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27日，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水受污染事件已致1154人就诊引发了当地居民的用水恐慌。
标准表述：
水源被污染三天后，该公司才向社会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公布污染信息，难免被质疑存在缓报、迟报、瞒报情况。同时，由于对水污染后果估计不足造成了危害的扩大。自来水作为涉及民生的公共产品，政府不应该在此时出现缺位，而让营利性公司管理。同时，政府在监管方面存在重大的漏洞，政府应该对百姓的生活安全负责。
25、关键词：血铅超标
背景链接：偶然机会，陕西凤翔县长青镇6岁女童苗凡被查出 “铅中毒性胃炎”。随后长青镇两个村庄615名儿童被确认血铅超标，其中166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需要住院进行排铅治疗，而最可能造成血铅超标的是东岭集团冶炼公司，但其废物排放量都合乎国家标准。附近数百愤怒的村民冲击东岭厂区，厂区铁路专用线把近300米围墙掀翻。随后，宝鸡市市长戴征社赶到东岭集团，向冲击厂区的数百名村民鞠躬道歉，并承诺凡是患儿驱铅治疗的费用，以及搬迁方案的费用，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予以承担。
几乎与此同时，湖南武冈横江村也出现了大量儿童血铅超标中毒事件，也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冲突。据悉，这与当地一家黑冶炼厂有关。
标准表述：
三农问题范文第4篇
TEL
背景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的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以及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是直到2004年中央出台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号文件之前，农民的收入一直在缓慢增长，农民的货币收入多年没有明显的增长。农民的养老保险、社会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缺乏导致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积极性受到制约，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因此受到限制。从政治层面上看，这些都成为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农村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条件长期由于建设、维护投入不足而恶化。由于包产到户以及乡镇企业衰落以后，导致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充分的集体经济支撑，有些基层组织组织软弱涣散，党对有些农村的领导出现缺位。大多数农村文化事业匮乏，原有的许多政府支持农村文化事业的做法由于体制的改变或者消失或者供给严重不足，导致赌博、封建迷信等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能完全相符的东西乘虚而入。
农业问题表现在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土地经营权确权以后，在当前的政策体系框架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缺乏成为限制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瓶颈。农业在大多数农村还停留在一家一户小型农户经营的状态。农田水利、林业隔离带等配套设施由于多年缺乏建设和维护，出现毁损或破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率。
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从2004年开始至今，党中央每年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都围绕三农出台了一系列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要讨论了农村改革问题。会议出台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维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民心工程”。让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农民最大的“多予”;保证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收益，是对农民最实的“少取”;放手让农民自主经营，是对农民最好的“放活”。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占制度，依法规范征地程序，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并搞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农村改革有重要意义。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要拥有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和对于土地经营权的买卖收益权。财政将加大支持农村改革的力度，并且要把刺激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将是政府支持三农的重点。
应该看到，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一号文件涉及到了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要达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在我国当前面临增长趋缓、财政收入预期增长减少的宏观经济形式下，各级政府在支持三农的实际工作中需要有所侧重，不能四面出击。政府在选择支持三农重点时，首先不能脱离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第二，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需要针对农民的需求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有限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已经实现了部分的私有化。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虽然表面上属于地主阶层，但实际上最终的所有者是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在需要地主的土地时，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买卖，但是这个买卖地主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因为单个的地主相比国家机器仍然是弱势的，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我国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部分的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经营权私有化了。这样就可以在保障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是我国当前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情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应该被忽视。正是由于是社会主义，因此对于三农而言，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不能改变的。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殃及全球大多数国家，但是对我国的影响可能只是经济增长速度变缓而已，中国社会稳定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原因也在于由于农民只是部分拥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土地经营权，并且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于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土地上去，虽然其货币收入肯定会减少，但是农民的生产应该有起码的保障，于是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其生存能够得到保障，从而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第三，当前农民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人要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农民收入太低!这实际上是一个现象而不是原因，不能因为农民收入低政府就直接给农民发钱，那样农民消费以后还是个穷人。实际上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尚未完善。有些地方政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号召农民种某种品种，但是由于市场需求有限，反而出现农民丰收后，相互竞价销售，导致利润空间被过分挤压，甚至亏损。
本人认为，根据农业和农产品的特点，如果说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政府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增加从事第一产业农民的收入。农业生产和原始农产品的供给具有周期性、同质性、低附加值、高自然风险等特征，如果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规模，农民每年到了丰收时节，将会面对有限的需求而相互展开价格战，导致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同时许多自然灾后也会每年导致一些小农破产，陷入贫困。如果政府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把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广大小农户组织起来实现大规模生产，并且由财政补助，通过支持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保险，降低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从事第一产业农民的收入状况将得到根本的改观，三农问题也就能够从源头上得到解决了。
解决措施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业法第四十六条指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实行农业保险可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可以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征表现在农业上，不应该停留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的现状上，而是应该鼓励发展农业合作化生产。这里的农业合作化不同与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合作，农民被完全剥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权，成为靠挣工分
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合作体制虽然为我国工业化过程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但是由于农民没有任何产权并且在大锅饭体制下，缺乏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积极性，我国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实行的农业合作，将是以农民对于土地享有完全的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为基础，本着互助协作、进退自由的原则，形成的外市场内计划的合作关系。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确定当年合作社的总产量和每位社员的生产配额，合作社与社员之间通过合同的方式，在社员开始农业生产之前就已经基本保证了农产品的销路和价格，同时为广大社员提供生产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并组织对于社员的培训。这样农业市场的价格风险和生产的周期性就被极大程度的降低了。
为了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就有必要引入农业保险，政府通过支持农业互助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减少投保负担，降低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某个社员发生农业风险以后，可以通过其他社员缴纳和政府补贴的保费，对于受灾农户实行赔付，把单个农户需要面临的自然风险转化为合作社、政府共同负担的社会风险，于是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命运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果当年的保费收入出现剩余，可以作为合作社的风险准备金，转入下年滚动增长。合作社还可以为广大社员办理大灾风险准备金和再保险业务，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保证。
三农问题范文第5篇
[摘要] 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之一。本文分析了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 农村 金融缺口
城乡发展不协调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在于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作为农村人口和农业用地占比均超过60%中原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尤为突出：近10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55%，且呈下降趋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200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3587元，仅为城镇人口的33％，远远低于70％这个国际警戒线。正如温总理所指：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差距，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升级为农业强国已成为我国奋斗的目标，关注的焦点。探究农村金融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产业发展的血脉，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金融的系统深入参与就无法完成。但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各金融企业为规避风险、追求商业利益，对县域经济和农村领域的金融服务逐步弱化和萎缩。加上我省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体制下，侧重对工业扶持，财政反哺农业不足等原因，致使农村资金需求与实际投入量存在更大的金融缺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测算，我国农村的资金投放量严重不足，2002年农村理想资金融量与资金实际投入的缺口达4931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必然会更大程度的束缚我国“三农”的发展。按照国务院1996年金融体制改革规划，宏观上我国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同时邮政储蓄和民间融资也相当活跃。然而从现实层面考虑，金融机构由于经营目标和资金实力等原因，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金融服务，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机构支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低，农村资金供求紧张，农户贷款难问题突出。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农村金融缺口的成因
1.三农的自身弱质及财政反哺农业不足。三农自身处于弱质地位，对三农的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流动方向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农业自身积累不足，不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甚至还会引起资产、劳动力等要素的逐渐向非农业的转移。三农资金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农民有限的收入中仅有10%左右作为生产性支出。农业具有周期长，受气候影响大，收益相对低下的“弱质性”，致使农村信贷市场风险大，就其收益而言，我国实行的是有管制的浮动利率制度，虽然农村信用社获得了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限，但并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现行的支农贷款利率6.53%，与农村贷款盈亏平衡点利率8%～10%相差甚远。正是由于高风险与低收益的不平衡，制约了农村放贷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资金主要从农业汲取，造成农业先天发育不良，自身无法形成基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工业支农力度不够。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2003年农业在GDP中占比14.6%的比例。自2004年开始,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上升趋势, 但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来讲，支农资金的投入增长结构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
2.支农的金融主体缺失，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自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向大城市转移，县及县以下金融服务网点大幅减少。农业银行支农力度也随之减弱，上世纪80年代，农业银行承担主要的信贷支农任务，其全部贷款98%集中投向农村，从1998年农业银行开始逐步收缩在农村的经营网点业务，到2005年，农业贷款只占农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0%；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90%以上的贷款是粮棉油等国家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贷款，在支持三农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能够向农村提供信贷资金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近年来，每年经金融系统流出农业的资金至少三千多亿。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原因主有要以下几个方面:(1)自1998年商业银行实施信贷授权制度以来，基层银行贷款权限逐步缩小，在不良资产占比过高的地区甚至取消县级支行贷款发放权限，成为农村金融的“抽水机”。(2)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截至2004年底，全国邮政储蓄存款金融已达1.08万亿元，其中75%为县及县以下吸储，省级以下的邮政储蓄部门新吸收的储蓄存款几乎全部上划到国家邮政局进行货币市场或商业银行，很少流入农村。
二、完善我国农村资金投入机制
1.确定合理的支农贷款利率水平。要想把资金引向农村，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于实施合理的利率水平，让发放支农贷款的金融机构有利可图。国际上成功小额贷款的存贷差要高达8%～15%左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就维持在5%～7%间。在目前农村小额贷款成本3.5%左右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在8%～10%左右才能使项目自负盈亏。可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作法，由政府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利率补贴。另外，通过合理的利率，可吸引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到农村。
2.构建风险补偿机制，降低支农贷款准入门槛。构建银行业机构和农户互相信赖的信用体系，破解“贷款难，难贷款”的突出矛盾；同时，大力推广“联保贷款”方式，让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共同体”，以共同经济实力为农民提供贷款担保，确保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对规模较大的项目投资，鼓励多个信用社进行联合，形成“社团贷款”，解决单个信用社不能满足大产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矛盾，增强信用社的放贷能力。另外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贷款抵押、质押制度，降低农户贷款门槛。
3.建立和完善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目前支农贷款是一种低效率的行为，国家应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对农业贷款实行免税与贴息政策，加大专项资金补贴；参照国外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分层次、分险种建立和完善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将支农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积极开展农村信用体系的创新活动，加大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与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张锦:农村资金投入机制探讨.河北经济日报，200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