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孔子;语言哲学;“名实之辩”;“言意之辩”
本文使用“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孔子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思想。孔子的语言哲学是孔子对语言的根本规律所进行探讨的理论成果。一般来说，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2)语言或语同的意义问题。在先秦哲学的哲学语域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名实关系来呈现的;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是通过言意关系来阐释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的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名实关系问题和言意关系问题，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通过“名实之辩”和“言意之辩”展开的。本文选择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为考察对象，探讨孔子的语言哲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及其对中国语言哲学的影响，对孔子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清晰地凸显孔子对语言、意义、思想和形上，之道的哲学思考，揭示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问题的独特架构和视野。
一、孔子的“名实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名实关系，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首要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特别强调名实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此问题的探索容易进入哲学的心脏。早在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那里，名实关系就已得到深入的探讨，虽然孔子没有从名实对举的角度提出问题，但他明确地区分了名称和名称所指称的对象，认为名本身具有固定的意义。下面具体分析孔子“名实之辩”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
孔丘提出：“政者，正也。”认为社会稳定，政治有序的前提是“正政”，而正政的核心是“正名”。“正名”思想是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提出的。《论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在孔子看来，正名问题事关重大，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为首当其冲的事情，这恰似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孔子的出发点虽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颇为不同，但在重视语言这一点上则实无二致。
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强调了“正名”的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围绕着这一“正名”内容，论述了“礼”对不同的名分下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是否“名正”。他从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他所亲见目睹的名实混乱的社会时弊，以周礼为核心，以君臣父子为内容，从名实关系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正名”的基本要求。可见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的是“名”的伦理政治旨趣，而小是形上逻辑旨趣，或者说强调的是“名”的规范功能，而不只是“名”的描述功能，正如梅·约翰所说的那样：“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
(二)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
子路显然术能明白孔子正名理论之深意，反而批评老师此论为“迂腐之见”，孔子于是苦心孤诣地对自己的爱徒说了一段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野战，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从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可知，孔子的推论是从一否定式的断言(名不正)出发，由名推及言-事-礼乐-刑罚，最终落脚在“行为”上(民无所措手足)，其逻辑顺序为“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孔子的上述主张，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名实关系的本末倒置，由此孔子就成r极端保守主义者。郝大维、安乐哲对此评价说：“‘正名’的这一流行诠释部分是正确的，但它高度强调孔子思想中与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孔子真正看重的文化多样性、原创性和丰富性，则损害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的确如此，在理解孔子正名理论时，不必死死纠缠在孔子看来名实之间到底谁决定准的问题，我们往往因为孔子强调名的作用就断定孔子持有“名决定实”的先验论，因而全盘否定其“正名”思想的理论价值。我们更多的应该注意到孔子“名实之辩”思想的深刻性。显然，孔子这里所用的“君、臣、父、子”之名，无疑是对以往“君、臣、父、子”之实的反映，尽管那种意义上的名还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它们在指称以往的“君、臣、父、子”之实时已被人们所认可，具有了确定性。因此，从名实关系着眼，孔子的这一主张实际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名一经形成，就必须保持应有的确定性。“任何民族总是在用语言范畴化地认识世界和人生。当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确定性追问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纯语言性操作的模式，理论上说都是能够产生出分析理性思想的。”毋席讳言，孔子的这种主张正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名的使用规范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先秦分析理性思想初露端倪的表征。不仅如此，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可贵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名依赖于实，但名在反映或指称实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名对于实还有其积极能动的一面。孔子的这一见解，对于确切、完整地把握名实互动的辩证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礼”
从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正政”，而“为政”却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正其身”，要“先之劳之”，以“礼”作为“正身”的途径，作为“正名”的标准。因此，孔子大力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更相信，“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必须以“礼”为标准，以“能近取譬”为方法来检验名实是否相符，至于这个理想的意义标准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从语义的角度去定义，而是认定“先王”的礼仪制度，即社会变革发生前的那种状态就应该是名应有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孔子的“正名”理论其实是以托古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陈汉生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为中国思
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这一对中国语言哲学定性的断语，如果用来分析孔子的语言思想，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通过对孔子“名实之辩”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二、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言意之辩”这个问题虽古老而恒新。就中国哲学而言，它关乎超名言之域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打通中西文化深层结构的关键。它主要回答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是：(1)语言能否把我们的心意(即意之所识、所把握的东西)说清楚、说完全?什么能说清楚?什么不能?(2)对于语言说不清、道不尽的东西(尤其是“道”)，怎样把它们表示出来，为人们所理解?换言之，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否必须借助语言?能否另辟蹊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语言能否把握形上之道”的问题，下文将按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孔子的“言意之辩”展开论述。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注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从子贡所言可以发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了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分野，“文章”属于“名言之域”，对于“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所以是“可得而闻”的，也是“学者所共闻”的;“性与天道”属于“超名言之域”，对于“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所以“夫子罕言之”，也是“不可得而闻”的。孔子解决“言意之辩”的方法是通过划分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认为在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但是在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将“命”、“礼”、“言”三者并立，置于人生的至高地位上，足见孔子对语言的重视。关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正义》日：“言者心声，言有是非，故听而别之，则人之是非也知也。”可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以否定句式肯定了“知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即肯定了通过言能知意进而“知人”，正如朱熹所言：“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这是一种充分依赖语言的表意功能与交流功能，肯定言意一致性的态度。这是孔子对“言意之辩”的基本态度。关于这一点，可用孔子的一个著名观点——“辞达而已矣”。
对于“辞达而已”，孔安国注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要求表达者要努力把“辞”——语言信息最清楚明白地传输出去，并在客观上产生出接受者能最明白地接收到信息——“达”的效果。也就是说，“辞”以“达”为目的，“达”为“辞”的标准。辞不贵多，也不贵少，但贵辞达则足矣。所谓“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便难免虚浮。这种语言交流功效至上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对语言交际功能的早期认识。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的主张，在中国语言哲学发展史上最早揭示了语言的交际功能，确立了语言交际功能得以最佳发挥的语用原则。尽管“辞达而已”还只是对语言运用的朴素要求，还称不上是理论剖析，与现代语言转向将语言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它毕竟与斯大林有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现代理论，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
对于言能尽意，另外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孔子对“以言取效”观点的自觉意识。孔子断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说明孔子注意到人们借助语言表达能够完成某种行为，造成某种社会后果，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家中最早对“以言取效”功能的描述。中国古代哲人这种对言语之成效功能的洞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现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奥斯汀曾把话语分为施行式(performative)和记述式(constative)，并认为与后者被用来描述事态、报告情况不同，施行式话语是用来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在孔子那里，言行之间从来就是相即不离的，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很多情况下，说出一句话即是在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所以才有“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句警世哲言。所谓“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之所以“言之不出”，是因为语言与行动相关，特别是在社会政治与道德领域，如果自己无力实现某一目标，还是先不要夸口、许诺为妙。由此可见，孔子的语言哲学中似乎也蕴涵了后来为大家熟知的“所有语言都是行为”的思想精义。
孔子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前提下，对于如何保证语言表达的意义明确，对于言尽意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言”区别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他认为，语音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区别这个词和那个词，概念也必须坐落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他称之为“语言系统”或“由形式构成的系统”。和语言(系统)相对的，则是言语。言语足语占的体现，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总称为language。索绪尔用多种方式来描述言语和语言这组对偶：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概括言之，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孔子虽然未能明确区分“语言”和“言语”，但是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我们还是可以将孔子之“言”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通过对《论语》的细致分疏，发现作为大思想家的孔子显然更加重视处于社会性的主要地位的“语言”，《论语》一书有大量的论述“语言”规律的思想，可将这些探讨语言规律之“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意义的“言”、社会的“言”，如：“言必信，行必果”、“非礼勿言”、“人不言，言必有中”等;另一类是某一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言”，如：“君子之言”、“仁者之言”、“有德者之言”等。这两类显然都属于索绪尔所说之“语言”之列，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些论述之中。通过对孔子社会语言的归纳，可以抽绎出言之所以能尽意的三个有效性条件：“言必信”、“非礼勿言”、“言必有中”。(1)“言必信”属于减信的要求。《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段玉裁注曰：“人言则无不信，故从人言。”伊泽拉·庞德(Ezra Pound)继承了导师欧内斯特·弗诺罗撒(Ernest Fenollosa)的观点，将“信”释作“遵守诺言之人”。但真正揭示“信”之丰富内蕴的倒是安乐哲的解释，他标新立异，发前人所未发：“在理解‘信’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信’字从两个方向描述了人们信守诺言的情况：既有施恩者承担的守信的责任，也有受益者心怀的信任。‘信’字阐述了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确，“言必信”表达的不仅仅是言说者单方面的遵守诺言，也有听者心怀的信任这样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建立这样一种“言必信”的双的完美的信任关系，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
信不立”，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呵也”。孔子的这些话无不表明他对于建立一种体现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人际社会的希冀和渴望。(2)“非礼勿言”反映了“合礼”的要求。“礼”就是被赋予了种种隐喻的角色、关系和制度。“礼”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了所有礼仪——从宴饮酬唱到问候、告别、加冠和婚丧嫁娶;从表示敬服的肢体语言到庄严的祖先祭祀，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均是“礼”。“礼”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的保证，所指向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约束力，“非礼勿言”指向的则是对人们言说内容的刚性的道德约束;(3)“言必有中”反映了“恰当”的要求。所谓“言必有中”就是“言不妄发，发必当理”。首先，说话要针对对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次，说话时要考虑到对象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不然，“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最后，注意说话的时机与火候，尽量克服“躁”、“隐”、“瞽”这三大毛病。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忽视作为个人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言语”的作用，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言语现象中也可抽象出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因而，孔子在从事其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遵循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启示世人如何正确地遵循语言实践的一般规律。如《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语言环境的制约的规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交际对象的制约的规律;“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揭示了必须从言行一致的层面考察人的语言活动的规律;“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揭示了主体在交往和对话中应注意言语时机的规律等等。显然，《论语》试图表达的正是通过对个人特殊的言语实践的真实记录，而给人类普遍的语言实践以某些规律性的启示。毫无疑问，孔子的语言哲学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掌握了这些社会“语言”和个人“言语”的一般性规律，主体问的对话才能达到“言尽意”的效果。
孔子对言意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他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同时，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言是难以尽意的。孔子对于形上领域、超名言领域，持有言难以尽意的观点。什么是超名言领域呢?冯契认为：“理性直觉的所得就是超名言之域，超出知识经验的领域当然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哪些足超名言之域呢?冯契认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所以，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总体上说，孔子埘于尢不通也、无不由电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等超名言领域，采取的是“存而不论”的“悬置”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种“悬置”态度的反映，因为“神”是“造化之迹，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孔子不轻以语人也”。孔子承认名理知性范围内的语言在表达传达形而上思想时的局限性。孔子虽然不足很自觉地理解这一点，但却有所感觉，表现出某种困惑。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孔子本人对于会通天人的德行如“仁”，表现出难以言说的窘迫。“司马牛问仁。子日：‘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子日：‘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在此，孔子表现出对“仁”的复杂、丰富、深刻意义难以言说和表达的窘迫。至于孔子对于“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态度，将在下面“言与道”的关系时再作探讨。
三、“言与道”：孔子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
以上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即“语言能否清楚完整地表达思想”的问题或“言能否尽意”的问题对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哲学之思并不仅仅局限在“言能否尽意”，哲学家在关注语言的日常运用的同时也关注语言对形而上的把握问题。如果人具有清楚表达的能力，对形上之道如何表达，这就涉及“言意之辩”中“言、意能否把握道”的问题。许多研究中国语言哲学的学者对此问题未能涉及，不能不说是研究的重大失误。
语言如何把握形上之道?这是中西哲学普遍遇到的问题。西方哲学试图用概念语言或者“名言”去把握与言说形上之道，事实证明，这是难以言说宇宙之“大道”的。道是隐身在语言最深处、最为扑朔迷离的难言之“隐”。通过语言明道，就意味着让思维潜回到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最根本处。在语言的最根本处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逻辑。因此，古希腊的“逻各斯”一同，既指言说，同时又指逻辑。言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当语言违背了逻辑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成为思维的碎片，存在的统一性也就残破了、消失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但是，道不仅是逻辑的，更是直觉的、意境的，在逻辑的背后还存在着逻辑所不能穷尽、不可企及的东西。道的这种直觉性和意境性决定了中国哲人把握“道”更多的是运用的意象语言而不是传统两方哲学的概念语言。窃以为，意象语言言说形上之道的主要方式为“隐喻”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儒家言道以“隐喻”的方法为主;道家与禅宗言道以“负的方法”为主。
就孔子而言，他主要用“隐喻”的方法言道。这种言道方式，颇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哲学除了精深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之外，其更重要的意义往往在于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哲学如何才能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呢?严格来说，凡是逻辑上尚需前提的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这就使得凡是逻辑上可以推论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哲学要用以充当根本基础的东西，因此，对形上基础的哲学寻求就超出了推理能够探究和辩护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就成了哲学由以展开其形上追求的重要方式。
《论语》中“道”的“隐喻”特质表现为它既是获得的遗产又作为个人贡献的双面性。“得道”被认为是为求道之人提供方向的门户：“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安国注曰：“言人立身成功当由道，譬犹出入，要当从户。”道是一个由文化环境构造的门户，个体就此走出他自己的路。它是一个起点，一个路标，而非最终的目的地。社会好比一个我们锻炼技艺的工作车间，过去的经验是创造性获得已之“道”的预备阶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包成注曰：“言百工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在孔子那哩，道是一种境界、一种意境。道作为意象性和意境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并非体现于概念关系，而是体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和面对的具体事物之中。把握这样的慨念，不能靠定义，必须从人的身体力行中去领悟、体认。在孔子看米，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子贞不解其心，心生疑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毛《传》：“述，循也。”言弟子无所遵循也。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将“述”译为“tofollow the proper way”，将帮助我们掌握“道”的精髓。由此可见，中西方对“述”的理解是-----致的，都将“述”与对“道”的把握联系起来，“小子何述”表明孔门弟子对于如何遵循“道”的困惑。子贡困惑的是如果不是通过语言，那又如何才能把握“道”呢?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刘宝楠对此评论说：“圣人法天，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则。故有威可畏，有仅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仅之而可得，固不必谆淳然有话言也。”这种评论是深得孔子教化思想之精髓的。“天小言而四季运行，万物化生。”在孔子看来，天之四时运行，本身孕育着生命的力量，随着四时流转运行，万物生焉，人以不言而尽人之道成天之德，天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不已”的行动在诠释着“道”的精髓。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云：“人子惧学者徒以占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使人知真真学道，以心而不以辩，以行而不以言。”诚然，“道”更多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去了解、认识，而是通过行动去体认、体悟。
由此可见，“言意之辩”中“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哲学问题，孔子对“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的处理是一种化认识沦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孔子语言哲学的历史定位
人类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或者说人类的语言哲学思想，本身是人类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对人类整个文比的发展具有某种本源性或基础性的意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文化发展的早期就产生了有关语言问题的哲理思考，并且这些思考对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定向、特征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鼎盛期，而先秦儒家语言哲学是先秦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语言哲学肇始于孔子，孔子开创性地围绕“名实”、“言意”关系这样的语言哲学重要问题，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基础，展开对语言哲学的探索。孔子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工具性、开放性、规范性及交流性，旨在突出语言表达所同有的属人的合目的性的价值属性;其语言哲学高扬语言的社会价值，凸显语言的规范功能，本质上是以道德行为现实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主要的。孔子为儒家语言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确立阶段、成熟发展阶段以及继续发展完善阶段，并简要说明每一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同时，还对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作了简要概括，对其中的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构式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描述；最后，指出了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但是这些不足并不会影响认知语言学研究强劲的发展势头，反而会促进其发展完善。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发展阶段 研究领域 不足 发展完善
一、引言
近二三十年来，语言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认知语言学，它是新一代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结合而成的一门新边缘学科。Lakoff在其代表著作《女人、火和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的前言中提到：“我们正处在思维研究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关键是要纠正我们两千年来关于思维的错误观念”（赵艳芳，2001：1）。至今，国内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有十多年，许多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认知语言学将是未来语言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二、认知语言学
由于认知语言学出现较晚，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再加上各学派对其理解不同，因此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Lakoff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由两个共识来定义，即概括型共识和认知共识；Taylor使用“认知语言学”这一描述性术语概括当代语言学领域的一场广泛的运动，它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取向、方法和侧重点，它们通过一些共同的假设相互连接在一起。
以上是国外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用汉语来定义认知语言学：王寅将狭义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研究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李福印认为，“认知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人的认知规律之间关系的语言学流派”（李福印，2008：13-14）。以上各种关于认知语言学定义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在阐述认知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有其自身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现实主义认知论，简称经验主义，也可以称为体验哲学，其研究摒弃了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不同于旧的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在人的认知和语言中的重要性。体验哲学反对英美分析哲学和乔氏的心智观，发展了Putnam的内部现实主义，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观点，对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关于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认知语言学集成和发展了经验联系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的一些成果，崇尚皮亚杰的相互作用论，但否定了大脑作为机器的观点，从人的生理基础出发，提出了“身在心中，心在身中”的观点。（赵艳芳，2001：6）
三、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认知语言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萌芽；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熟，其学派地位得以确立；90年代中期以后步入稳步发展的阶段（李福印，2008：3）。这是三阶段的划分，但现在来看，应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为1975～1985年，这期间出现了日后公认的四位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中的三位：Langacker、Lakoff和Talmy。Talmy针对英语中的空间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Langacker的著作《认知语法基础》问世；Lakoff的语言格式塔观点和Talmy的“图形——背景”论点相继在此期间提出；此外，Lakoff和Johnson还合著了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成为隐喻研究的经典开山之作。
（二）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大致为1986～1995年，在此期间，Lakoff的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orld、Langacker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2相继问世，为认知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Johnson出版了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 and Reason一书；Fauconnier发表了Mental Space：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一文；Taylor出版了Possessive Genitives in English一书；Goldberg发表了Construction：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Language一文。这些著作及论文初步讨论了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大致上确立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ICLC1），及其在第二年創刊的Cognitive Linguistics，标志着认知语言学学派国际地位的正式确立，即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的地位在国际上最终得到确认。在此期间，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的研究都得到较大发展。
（三）成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大致为1996～2006年，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是Talmy的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I&II，这两卷本的出版使认知语义学得以系统化。在这一阶段，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在全世界展开，各地都纷纷建立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在国外，最早从西班牙开始，随后，在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相继建立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在中国，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首的6所国内知名高校于2004年开始举办“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并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李福印，2008：6）
此外，这一阶段的认知语言学还与相邻学科相结合，發展出新的研究学科，如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诗学和认知意识形态研究等。
（四）继续发展完善阶段
该阶段的时间大致为2007年至今，代表著作有Evan&Vyvyan的A Glossa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和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An Overview；Fried&Mirjam的What is Construction Grammar；Greeraerts&Dirk的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Gibbs&Raymond 的Why Cognitive Linguists should Care More about Empirical Methods；Gonzalez&Monica的The Empirical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Kawachi Kazuhiro的Korean Putting Verbs do not Categorize Space Constrstively in Terms of“Tightness of Fit”；Lakoff的The Political Mind：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century American Politics with an 18th-century Brain等。从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及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前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上，出现了许多总述性和介绍性的著作；此外，认知语言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学科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系统，如认知社会语言学和认知意识形态研究等。
国内的认知语言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如高远、李福印的《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罗纳德·兰艾克认知语法十讲》和《约翰·泰勒应用知识语言学十讲》；王寅的《认知语言学》等。国内的认知语言学引进了西方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汉语研究，在汉语自身的特点上不断补充完善汉语的认知语言学理解系统。由于国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进认知语言学，距今只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在汉语研究方面目前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研究系统，但在汉语的研究上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
四、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及存在的缺陷
（一）研究领域
关于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划分，语言学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Evans将其划分为两大领域：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Fauconnier认为可将其划分为四个方面：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隐喻研究以及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理论；Dirven将其划分为五大领域：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认知语篇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李福印，2008：15-16）
从广义上讲，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义学（Lakoff，Johnson，Jackendoff，Fillmore）、认知语法（Langacker）、认知语用学（Sperber&Wilson）、神经认知语言学（Sidney Lamb）、认知语音学（Dressler）和认知功能语法（James H-Y Tai）等分支；从狭义上讲，认知语言学仅包括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和认知功能语法。Lakoff和Johnson在《体验哲学》中主要围绕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词汇、语言能力和普遍性、先天性等方面对认知语言学中最基本的观点进行了论述。（王寅，2001：17）
目前，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等领域。
1.认知语义学研究：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部分，它否定传统形式语言学的语音、句法及语用模式，将语义学视为有意义结构的认知表示法。认知语义学研究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义的，其中心是概念内容，认为存在一个中间的认知构建层次将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一研究与人类活动紧密相连。Lakoff和Tamly是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创始人，Lackoff主要研究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隐喻，其《女人、火和危险事物》一书的出版奠定了隐喻研究的基础；Talmy主要研究一般认知能力与语言之间的具体联系。
2.认知语法研究：认知语法一直是认知语言学中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一组体系和描写概念等，对语言成分和结构进行描写。认知语法是Langacker首创的语言学理论，代表作是《认知语法基础》。语言学中的认知语义学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一些挑战，而认知语法多年来却仍根基稳固。国内关于认知语法的研究较多，不仅仅是对英语的研究，关于汉语的研究也成果颇丰。
3.构式理论研究：近十几年来，关于构式理论的研究开始兴起，构式理论将语义和句法相结合，发展出一种新的研究模块：“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专注于“句法—语义”界面的研究。构式理论内部有不同的派别，在理论框架和研究目标上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传统的构式理论和新构式理论两种。前者以Goldberg为代表，认为有一些意义属于构式意义，不能归于动词的投射作用，动词只是被纳入到构式中，并不能决定句法形式；后者以Hagit Borer和Teun Hoekstra为代表，认为构式的意义是通过句法结构按原则组合得到的，更着力于构建句法特征和构式意义的关系（沈园，2007：8）。在国内，从事汉语构式理论研究的也大有人在，如沈家煊、陆俭明等，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二）研究缺陷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但目前已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对一些理论的研究层面涉及较浅，同时由于各个学派之间所持观点的差异，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国内，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引进时间较晚，再加上汉语与英语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将认知语言学加以改进以适用汉语研究任重而道远。
五、结语
本文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确立阶段、成熟发展阶段以及继续发展完善阶段，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特点、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同时，对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作了简要概括，对其中的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构式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描述；最后，指出了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存在的不足，认为这些不足并不会影响认知语言学研究强劲的发展势头，反而会促进其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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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寅.Lakoff&Johnson笔下的认知语言学[J].外国语，2001，（4）.
[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翟瑞梅 安徽合肥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230031）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3篇
当下,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经过自20世纪初期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 除了训诂学外, 音韵学和文字学都已成功实现现代化,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 始终没有摆脱“引进-消化-中国化”的“三步走”局面, 至今尚未形成真正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 (杨牧之2014:573) , 有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然而,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虽受影响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 但中国语言研究的肇始并不晚于西方, 至少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关于探讨语言文字的记录, 并在古代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为鲜明特色的语言研究体系, 是语言学的重要发源地 (岑麒祥2011;何九盈2013;李炳官2013;濮之珍2017) 。何九盈 (2013:32) 认为世界上语言学的发源地虽有印度、希腊罗马、中国三个, 但由于西方语言多属于印欧语系, 实际上古典语言学只有汉语和印欧语两大传统, 并且这两个语言研究的发生“都跟哲学、逻辑学有关, 都始于‘名’‘实’关系的溯源”。鉴于此, 从哲学研究的视角来审视当下中国语言研究的困境, 无疑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中国语言学的现实困境
我国高校专业在文学学科门类下, 并没有单独设置一个语言学学科, 而是分别设置了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中文语言研究和外语语言研究的割裂。外语专业的学生, 耗费巨大精力在外语技能的培养上, 能够熟练应用外语阅读与写作, 却对自己的母语不甚了解, 甚至不能顺利阅读古代汉语文献。中文专业的学生, 外语能力大多欠缺, 即使个别学生外语能力非常优秀, 也仅限于阅读外文文献, 把外语当作一种工具, 很少会把外语像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那样当作研究对象。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深受西方近代语言学 (尤其是普通语言学) 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苏联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国打开国门, 各种国外语言学理论, 纷沓而至, 令人眼花缭乱。引进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汉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一时成为中国语言研究的主流, 虽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这些研究始终囿于“引进-消化-中国化”的三步走套路, 缺乏本土创新的基础理论。
三、中国语言学的哲学途径
(一) 哲学的学科特质有助于打破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
关于哲学的定义众说纷纭, 其中张岱年先生在《天人五论》中给出了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哲学之研究, 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 其主要工作, 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 (或世界事物之源流) , 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 (或改造社会的道路) , 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 (或科学知识之基础) 。总而言之, 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 统谓之哲学” (张岱年2017:5) 。换句话说, 当下详尽划分的各种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哲学, 至少可以肯定其根本来源就是哲学, 因为这些学科从本质上就体现出了“探寻问题根本”的这种哲学基本特质, 其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归纳、演绎、辨证的哲学方法论。鉴于这一点, 虽然当下我国在语言学的学科设置上还很难做出改变, 但语言研究者在学习和研究时首先要在思想上解放自己, 淡化学科意识, 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语言研究, 理清自己的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跳出自己学科身份对该问题的限制, 全方面去探寻该研究问题的根本, 才能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该研究问题。
(二) 蓬勃发展的语言哲学给中国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机遇
纵观哲学史, 无论是西方哲学, 还是中国传统哲学, 哲学从一开就未缺席对语言这个命题的探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系统探讨了名词、动词、肯定、否定、命题等语言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子的《正名篇》则是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到了近代, 西方社会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涌现, 无神论广泛流传, 自然科学迅猛发展, 心理学演进成实证的实现心理学, 使得哲学丢失了上帝、物质、精神这三大研究主题, 不得不经历一场语言学转向, 回归到起点, 思考语言本身, 形成了语言哲学, 成功度过危机, 并得到蓬勃发展。
西方语言哲学的诞生, 也促使了西方近代语言学的发展。钱冠连 (2009:8-11) 把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比作营养钵与营养钵中小苗、摇篮与摇篮中婴儿的关系, 认为语言哲学“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 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语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没有晚于西方太久, 1920年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罗素访华, 就已经揭开了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中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语言哲学在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产生其在西方语言学界那样大的影响, 而是仅仅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注意, 并被洪谦、金岳霖、张岱年等哲学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语言哲学在中国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 许国璋、王寅、钱冠连尝试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 语言哲学才逐渐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视线, 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者的关注, 2008年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 至此语言哲学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语言哲学关于语言、世界、心灵等之间关系的思考, 是创建中国普通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关键。乔姆斯基曾师从语言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 也曾在语言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大师蒯因的指导下学习哲学, 而他对自然、语言、心智的思考就是其创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基础, 要学习转换生成语言学就首先要理解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的先天机制这一观点。莱柯夫和约翰逊更是基于对西方客观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 创立体验哲学, 认为心智从根本上体验性的, 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认知语言学。因此, 中国要创建自己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流派, 就要从思考语言、世界、心灵等之间关系开始。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意义理论、真理论、意义含混性等理论, 给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弗雷格、罗素、维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等关于“意义”许多讨论已是现代语义学的重要内容, 奥斯丁、赛尔、斯特劳森、格莱斯等有关“意义的语用观”的论述则促使了语用学的诞生。紧跟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 并以其视角思考自己的语言研究, 无疑会发现许多新的机遇。
(三)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语言研究尚待发掘的丰富宝藏
正如上文所述, 中国是语言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墨家、道家就对语言、现实、思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例如, 王力 (2006:4) 在荀子的《正名篇》中发掘出荀子关于语言的社会性、民族性、稳固和发展性三个语言学原理;钱钟书 (1979:1177) 在《墨经》中考证出墨子的“言”、“举”、“实”的关系辨证, 与现代语言学所言的“语义三角”一致, 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语言、思维、现实“三角”辨证关系的论述;苏章海 (2015) 把老庄的“无名论”可解读为“思维反映现实但又并不总是正确地反映现实, 语言表达思维和现实但又不总是能够正确地表达思维和现实。”由此可见, 中国先贤们关于语言的这些哲学思考并不落后于西方, 甚至有些观点还在近代的西方语言哲学中反复出现, 因此整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语言的论述, 系统总结其思想, 理清其发展脉络, 无疑是建立中国本土现代语言学体系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结语
当下中国语言学研究面临着分支学科关系割裂、基础理论缺乏创新等困境, 从哲学的视角来从事语言研究, 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当下, 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大都是中文专业和外文专业出身, 缺乏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语言哲学的背景知识, 从而选取的哲学视角不够深刻, 以至于得出的结论相对肤浅。另外, 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 中国研究者往往缺乏理论自信, 在借鉴理论时, 无法做到合理扬弃, 常忽视中国国情, 生搬乱套, 这种现象在一些运用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方法的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也时有发生。中国语言学的哲学途径若能避开上述问题, 一定能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现代语言学之路。
摘要：本文审视了中西语言学的发端与哲学的关系, 梳理了中国语言学的现实困境, 发现中国语言学各分支学科间关系割裂, 基础理论缺乏本土创新, 认为从哲学的视角开展语言研究, 是中国语言学走出困境的一条捷径: (1) 哲学的“探寻问题根本”的基本特质有助于淡化学科意识, 打破学科间的壁垒; (2) 蓬勃发展的语言哲学给中国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机遇; (3)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语言研究尚待发掘的丰富宝藏。最后本文指出当下中国语言研究者的哲学专业背景知识欠缺, 哲学理论借鉴时经常无法做到合理扬弃, 呼吁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克服上述不足, 从哲学的视角进行语言研究, 开创特色鲜明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语言学,哲学,语言哲学,传统哲学,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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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刘华初(1969-)，男，湖北省孝感市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12&ZD123)摘要：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其科学观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杜威对存在与真理看法的基本立场。他试图在连续性和整体观的基础上，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将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方法推广到社会领域，甚至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行动中去，从而突破传统哲学有关知识领域的对象性划分。但杜威在坚持这种现代哲学品质的同时，却把哲学-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层次性差异，以及有无反思理性、有无前提设定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科学;辩证法
杜威有关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与观念是一个一直受到我们忽视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将杜威在其逻辑探究中明确提出的问题观用来研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本身中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尝试和探究不仅有助于辨识杜威的真实思想和态度，而且可以揭示深藏其中的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深化我们对哲学与科学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对杜威思想中的哲学与科学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这个理解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对实用主义的一些误解和困惑，还将会证明杜威基于经验的方法论的实效性。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哲学反思，都离不开问题情境，而问题情境却是连接科学与哲学的一个方法论基础，无论哪种情境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研究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契机，而不是只需克服的负面的困难，因为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察的机会，它会在新的、更丰富的经验中开花结果，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增强了我们的哲学反思能力。
一、杜威有关科学与哲学的划分
在杜威的用语词典中，“实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它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实验，类似地，杜威的“科学”概念也不同于我们一般常说的诸如物理学这样的狭义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科学范畴。他曾说，一切科学的判断，无论是物理还是伦理的，最后都是要用客观的、普遍和一般的名辞来陈述经验以指导进一步的经验的[1]。显然，杜威的“科学”至少包括了物理学和伦理学，可是我们知道，伦理学并不属于狭义的严格科学的范畴，它离狭义科学的距离甚至要比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还要远一些。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杜威有关实验伦理学、实验民主理论的说法了，因为狭义的“实验”只是狭义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而杜威的实验伦理学中的“实验”则是狭义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向广义的科学领域的推广，是一个能够运用到追求知识和技能、生活与交往、审美与至善等等所有领域中去的普遍的方法。
当然，对象不同，问题情境不同，实验方法也会不同。在杜威看来，谈论知识和经验对人类精神的影响，首当其冲的要数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具体方法。科学方法常常来源于人类生活的直接经验，因为，人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寻求克服危险的方法，可选择的方法或者道路有两条：一是通过祈祷以改变自我的心理与对外界的理解，从而屈从环境以达到和解;二是劳动和艺术，通过实践技术来改变环境。显然，杜威认为，值得我们提倡而且实际有效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科学所论证了的材料，在杜威那里就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基本事实，他说，“假使科学的探究是合理的，那么经验就不是自然界的无限薄的一层或它的前景，而能透入自然，达到它的深处，以至还可以扩大对它的掌握;经验向四面八方掘进”[2]。他认为，根据科学的、经验的方法就可以建立他关于自然与经验之关系的一般哲学理论了，因为，在自然科学中经验和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而这种联合并没有被当作一件怪事;相反，如果探究者要把其发现当作真正科学的东西来对待，那么他就必须利用经验的方法。
然而，就如桑塔亚那等人所说的那样，杜威对其“实验”方法显然有些过于乐观。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些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难以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解决的，它们甚至可能会随着人们的不同态度而变得或难或易，譬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即使在科学领域中，我们也不可能期望，用“实验”方法就能够解决所有遭遇到的科学问题。在我们人类的认知思维中，科学问题只是一个有限域内的问题，它们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科学逻辑本身限制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真实意义，而它与我们在实践经验所遭遇到的非科学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性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扩展和各种可能性的敞开，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些表现特征会远远超出基于逻辑和数学推理的、科学的表现形式，因此，运用科学的实证性方法自然难以驾驭。即使对科学实验方法进行相应的修正也难以奏效，因为，修正的幅度与效果还是受制于科学逻辑本身的规则。即使仅就经验的理性成分来说，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把握的，例如，混沌现象在现有的理论中就缺乏量化描述手段，假如再考虑到情绪、意志等方面的因素，基于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更难以应对了。
杜威对哲学与科学之所以有能够直接共享经验方法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对二者的边界划分并不严格，是模糊的。虽然杜威认为我们应该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情境时要具体分析，但在缺乏对科学与哲学差异性的深刻认知情况下，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差异方法;相反，由于坚持万事万物相互之间连续性的基本原则，他甚至不愿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清边界，或者说，问题情境是细节性的，而连续性的整体观则是根本的。这大概也是在科技哲学不足够发达的时代，实用主义常常会受人病诟的原因。有人说，杜威“对于为何倾向爱因斯坦的理论而不是牛顿的，倾向贝多芬的音乐而不是巴赫，或者选择苦行的生活而不是华尔街银行家的生活，没有任何说法”[3]。而且对于这样的质疑，杜威总是置之不理或者充耳不闻，这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态度明显不同。他认为慢半拍或无言的回复会让那些问题自我消解，因为科学的进步会消化所有存在的问题，这显然是与其所持的自然主义立场密切相关。因此，就如桑塔亚那批评的那样，杜威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差异性缺乏超越性的深度反思，而宁愿停留在一种自然主义的、面向问题现实效果的层面上，而不能推进哲学思考的深度。但杜威这样的科学—哲学观却并没有阻止它将实用主义变成20世纪美国精神的象征，如果我们能够联想到杜威时代的科学发展及美国人的实干精神带来了新大陆的繁荣，那么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杜威实用主义对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立场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二、进化论对杜威的科学—哲学观念的影响
进化论对杜威哲学产生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既为其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杜威哲学的困惑与问题所在。杜威是从赫胥黎那里获得达尔文进化论相关知识的。赫胥黎对生物界有机统一的观点、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命世界中的连续性等说法对杜威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杜威的哲学著作中大量的生物进化论等相关术语的使用得到印证，譬如生长、变化、发展、适应与环境等等。杜威把进化理论看作是弥补哲学中二元分离的灵丹妙药，他认为，赫胥黎的那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使得以往不健全的理智结构得到弥补，同时还创建了一种万物生长的模式，不仅展示出人类作为有机体的图景，而且让人联想到有类似结构特征的世界。
杜威一方面高度认同赫胥黎对进化论作为科学的解释和传播，但另一方面，他也曾对赫胥黎的讲演不满，因为赫胥黎声称进化论不能提供任何道德的规劝，这其中的前提假设就是，生物学的原理不能移植到道德领域。杜威却不以为然，“我要问是否精神生活得不到它最确信的和最充足的保证，当已经知道正义的法则和条件内在地蕴涵于宇宙的进化过程中时;当已经发现处于意识斗争，处于怀疑、气质和挫折，处于渴望和成功中的人们被那些发展出自然的力量所推动前进和托起时;以及在这个道德斗争中他不仅仅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维护和推动宇宙过程的有机体”[4]。但是，复杂观念、道德理想和审美体验的进化与动物物种的进化是根本不同的事情，怎么可以相信后者可以证明前者呢?因此，有许多哲学家对杜威的自然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理论关联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虽然这些批评并不能够否定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独创观点及其价值，但也揭示出杜威哲学中的困难，那就是其自然主义观念，譬如，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观是用一个自然客体或者其某些特征来代替或者说明“善”，其结果是力图以某种自然科学来代替伦理学，这与伦理学的目的背道而驰[5]。
对于杜威所持超越科学与哲学划分的自然主义立场，即便实用主义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杜威的崇拜者罗蒂就不看重达尔文进化论及其生物性词汇在哲学中的价值，他认为，用人与其它有机体共有的中性经验来解释人的认知，是没有看到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因果关系，它是自然的、进化论的而非解释认识论的证明关系，两者存在根本不同。“羡慕科学家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应该仅仅处理用中性术语表述的问题——用对于所有那些为不同的解答而争论的人都满意的术语。没有共同的问题和辩论，我们就没有专业规范，甚至没有一个方法规范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规范，我们大概还有神秘主义，或者诗，或者灵感——无论如何，某种允许逃避我们的理智责任的东西。海德格尔经常因为避免这种责任而受到批判”[6]。冉多也指出，自然主义强烈地依赖于进化论教条。似乎杜威的理论只是将达尔文关于适应的教导应用于认识论问题。想一想，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既不是基因的囚徒，也不是观念的俘虏，我们每个人通过生活塑造自我的人格和个性”[7]。
在今天看来，进化论显然不能为我们的知识作面对怀疑论的辩护，因为认识论的命题并不能从进化论的事实中推导出来，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一种类型的问题。奥赫尔认为，杜威用生物学理论做基础来解释认识论掩盖了“真”与“有用”之间的区别，而且会消解真理的“有用”说法，因为生存竞争的成功并不保证一种生物的信念或者视觉表象的真理性，其信念与表象必须是足够真的，或者足够充分的，才能生存下来，而以生存的、优越性的观点来看，真理对于一个信念是否有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在奥赫尔看来，杜威是把认识论与生物学混淆起来了，所以他难以真正解释诸如数学和宇宙理论等科学行为寻求真理的方面，因为一个科学理论自身之内并不包含真正支持或者反对一个诸如道德的规范行为的资源，而作为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进化论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解释为何我们从事于如此的规范行为方式，用它们对于生存延续的重要性来解释这些规范。其实，杜威不只是没有严格区分认识论与生物学，而是没有明晰科学与哲学的真正边界。因为，除了进化论，还有20世纪初期物理学、心理学的成就，也影响到杜威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在其伦理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量子力学的悖论，宇宙学的难题，科学探索的很多动机是清除和解决现有理论的模糊和困难。这并不必然是使得理论对于常识更加熟悉明了，而是相反，如波普尔所说，常常是导致从熟知到不熟知，世界变得比想象更加陌生”[8]。
三、杜威试图将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实践中
与马克思一样，杜威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改革倡导者。他迫切地希望用哲学理论能够带来显著可见的社会变化，从而把产生有效社会变化的核心要素放在科学上。但他想把科学方法从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自然科学转换到难以(甚至无法)实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想法，则会违背他热衷的情境主义原则。
我们知道，杜威反确定性，提倡情境主义，但他自己却由于混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而违背了自己的情境原则。换言之，情景原则与连续性原则应该如何协调起来，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到底是情景的不同特征更强烈一些呢，还是其中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更显著一些呢?抑或两者在本来就处于一个辩证的关系之中，因而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思维来理解和把握，因为杜威是反对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确划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太多，这与物理学等科学很不相同。如果没有现代超高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再好的理论模型也无法预报一天的天气预报。要达到杜威的目的，还需要某种特别的“计算机”才行。可以说，杜威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在现时代还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而非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在这一点上，他的实验方法也无能为力。
杜威试图把科学方法普遍化，并运用到社会领域中去，这种做法招致了一系列的批评，波亦斯维尔特指责杜威试图将物理科学的方法扩展到政治、教育和伦理学中，这个目标在20世纪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对象AIDS等类型的问题情境时就变得不可行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对比杜威所处时代普遍存在的科学崇拜，其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而来的负面效果的逐步了解，如生态环境和气候的恶劣和异常变化，科学技术的辉煌与地位逐渐退却，我们从历史和人类学了解到，对非西方和前现代社会的任何理解都不能包容在19世纪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狭窄理论之中，而应该归属到杜威所处的时代性特征，即达尔文进化论所隐含的而被社会学所吸收的达尔文社会主义。
科学家在作具体科学研究时，可以完全不管哲学的宏大理论与断言，因为他们有许多已经得到业界内公认的基本假设和前提。譬如，对象世界的验证性，科学的可靠性保证，实在论就是其最大的假设，而实在论在哲学那里已经得到成熟的探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其可靠性、稳定性是得到保证的，也就是说在哲学意义上得到了辩护。所以科学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任何超科学或者非科学的对象，什么形而上学、哲学等等都可以漠视之，而对其研究丝毫无损。这种哲学的理论保证看起来似乎是多此一举的“马后炮”，毫无意义的附属，假如没有它，又能奈科学研究何?这种从科学来看待哲学的偏见显然是狭隘的，不值一驳的。哲学的确超出科学，且比较成功地解释了科学，为科学的基础作了辩护。但是，哲学还有许多疑难，而且即使对于科学，也还没有甚至也不大会有最终定论。哲学的反思也需要科学提供材料，就像历史需要历史材料一样。这种材料当然是科学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和研究。虽然它们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和精度，但哲学能够成功地考虑到这一点，而不会受制于这个“缺陷”。正是这个科学的“缺陷”和哲学的“疑难”形成的张力，驱动着哲学和科学的互动和发展，发展的循环才有了积极的意义。
当然，科学的“求是”精神和方法不只是局限于狭义的自然科学。在一度程度上，杜威试图将其经验方法推广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是有道理的，这是基于他试图建立跨越二者之上的连续性和整体观的哲学立场。对于杜威而言，科学精神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权，不仅是一群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才拥有的，它可以伸展到人类的一切领域，为所有的人所拥有，去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包括道德与价值问题，以满足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需要。他指出：有人主张，在自然科学中通行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方面，我们将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意见意味着，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个社会还不是统一的。科学方法的分析，只要它没有实现在与实际科学程序的所有学术性方面的紧密关联中，那么就总是不完善的。由于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现代科学的哲学分析没有对数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就不能成功[9]。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一个合格的哲学家也必须是好的数学家的理由。这不仅包括对于可能性的分析，还有现代逻辑等理论工具，时空哲学涉及对不同的几何学和张量微积分学的研究;量子力学的哲学要求对数学物理学家为了他们的探索而建构的抽象微积分有深入的了解。
四、对杜威有关科学-哲学关系的观念之反思
杜威贬抑传统哲学而张扬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传统哲学与科学既相提并论又相对立，认为它们都是关于反省经验的，它们的对象主要是属于第二级的和精练过的体系，不同的是，自然科学不仅从原初经验中吸取原料，而且它们还回溯到原初经验的情境中去以求得验证。比如，达尔文是从饲养员和园丁们的家鸽、牲畜和植物开始工作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也是受到验证后才被接受的。也就是说，科学要返回到原初经验以验证其推论的结果，而传统哲学就没有返回到原初经验。所以，从方法上来说，科学显然比哲学高明，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就以科学研究为模版。当然在杜威所划定的领域内，从反思经验中的实践效果来看，传统哲学的确是比不过现代科学的，因为那本来就是科学的能量空间。但是在原初经验里，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而哲学显示出其深刻的思维和直接的把握能力，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似乎是荒诞矛盾的，不可能有可信的新发现。但是，就像杜威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哲学忽视了“精练的科学方法的材料和为我们具体经验到的现实世界的材料是互相连续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反而诋毁科学“粗糙经验和制造人为问题”。
我们需要对哲学-科学的关系进行反思。“这是一张桌子”，哲学不会对此质疑，因为那是常识的事情;“这是一个病毒”， 哲学也不会对此质疑，因为那是科学的事情。但哲学家会问：“它何以是一张桌子，而不是一匹马，或者只是你的一种幻觉?”对前面的那个命题的成立条件进行前置研究，为何我们能够有知识等等。大多数哲学家会同意，哲学并不想参与到对具体命题或者知识的检验和应用之中，成为与物理学、生物学类似的一门实证学科，而是旨在用概念来理性地、明确地解决其它学科不予讨论的这些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是在为所有的学科的“合法性”作辩护，就如同康德为科学基础因果关系作辩护一样。不过，坦率地说，即使这个辩护不成功也并不会真的导致科学大厦的坍塌，更不会导致我们理性生活的崩溃。相对论推翻了绝对时空观，但并没有颠覆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现代哲学基本上消解了实体也并没有让我们的世界坍塌。哲学似乎在追求多此一举的工作，然而，这就是我们人类反思性的基本倾向，它总是在把各种零散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以形成一个融贯的说法而心安;它不是对世界的交代，而是对思想自身的交代。
一个社会可以有技术、艺术甚至科学，但不一定有反思。历史表明，在众多文明中只有古希腊产生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它是从哲学里衍生出来的。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包括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部分的包括经验主义)和哲学(除了科学之外的)似乎有着这样一个“哲学-科学循环”：一方面，哲学要依赖科学所提供的材料和观察验证工具，例如，对宇宙论的研究，尤其在心理学、脑科学等科学领域中;另一方面，哲学的观念更为基础，它为科学研究提供整体的和根本的观念和基本看法，为科学现象作辩护性的理解和解释，对科学的信念提供了某种保证，即杜威所说的“有保证的可断定性”。对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论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到底是哲学理论依赖于科学理论，还是科学理论依赖于哲学理论?或者是结构性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建构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即导致哲学思考的入口问题：从哪里是最佳切入口?对于某种循环，如何切入?效果如何?这些问题都是理解哲学-科学关系无法避开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一般性地说，处于循环之中的任何环节都是合适的候选入口，但对于具体情境则有不同的效果。实用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说服力的回答和效果，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放弃绝对的固定真理而取实用效果的标准，这可以归结到研究的经济性原则上。哲学在其历史的诞生地、自然宇宙论上几乎完全让位于天体物理学。可不幸的是，天体物理学最终解决不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只是在次级的和更细的问题上凿凿有据。比如“无限”这个概念只是属于理性的观念，外在的自然界或现象界没有“无限”的实在性，自然界拒绝无限，说自然界无限是无意义的。平直时空属于理性的、心灵的，外在的自然界遵守相对论时空(在相对论没有被取代的情况下)，不过由于我们感官等生理和物理的诸多现实限制，我们“看”不到它们两者接触时的差别。
杜威经常不厌其烦地说思维产生于行为之中，服务于实践。他似乎要把行为和认识对立起来，而实际上是试图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因为科学的实验方法既是科学的基础，也是其经验理论的可靠性来源。在这一点上，他如同鲁迅一样试图克服传统哲学和观念的偏见，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混淆了哲学与作为大众的人生哲理指导书。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实践的，思维也在其中，难道思维就不是实践了吗?思维、写作和理论论证等如果不是实践，那么就可以类推到这样的荒谬结论：只有动物般的为了生存的捕食，为了生命的奔跑和生产才是实践。但是，对原始性行动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的张扬将可能导致成功而原始的商人气，并且反过来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和社会造成单一化倾向，“‘生产的逻辑’既不是生活的逻辑，也不是社会的逻辑。它是从属于两者的一个小的部分。它释放出来的破坏力是不会就范的，除非控制住‘生产的逻辑’本身，使它不能再释放出破坏力”[10]。毫无疑问，杜威重视行动与实践的看法是针对近代二元论的批判，是对康德及哥白尼革命的反转，是有特定历史情境的。如果不注意杜威这个批判前提，就让人感到有退出反思、返回到原始丛林的危险。
哲学曾经是理性地反思知识的源泉。也正因此，我们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的母体。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革命的发生改变了这种局面，所有的现代科学都分离出来，并带走了很大一部分的领地。然而，有一个根本的领地是带不走的，它继续留在哲学那里，否则就无立足之地。正是这块领地的存在，正是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之不可或缺，哲学才得以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只要门类繁多的具体学科不涉足其基本假设前提的根本问题，那么这种合法性就不会丧失。只要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现实冲突没有解决，哲学就不会消亡。哲学进步的标志在于它所能够容纳的这样两种属性，哲学空间和哲学时间。其中，哲学空间指出了哲学问题的广泛性，对不同的对立理论的解释和涵盖模式及其扩展性;而哲学时间指出哲学史方面的对人类不同生存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的探究及其扩展性。人类对宇宙和世界的探究就是通过发明和研究新的假说进行的，新的假说作为一种反常，对目前接受或者准备考虑的假说开始构成威胁。康德就是通过很好地设定了先验假说来解决两派争端的，而且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题材和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先验性问题。在这方面，物理学、天文学等实证科学的确是值得哲学借鉴的研究方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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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97—2019年274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研究发现，该领域总体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虽然近两年该领域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是文献被引频次依然较高。研究热点上，“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为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研究前沿则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CiteSpace;知识图谱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武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体系研究”（18BTY128）。
作者简介：王 菘（1996-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石振国（1971-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研究。 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正式单独设为体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愈加成熟，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愈加丰富，合理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后续研究对该领域主要矛盾的把握。
已有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多聚集在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方面，综述回顾类文章较少，且多采用文献阅读方式进行归纳，往往跟随上位概念“教育与学科”方面的研究或作为特定需要而出现。比如齐静[1]（2017）从学校体育视角，对开展现状、学生态度、教学效果、归类理论四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杨建营[2]（2015）等以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改反思为落脚点，对武术教学近20年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系统了解其发展脉络，弥补了先前定量综述类研究缺乏的不足，清晰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长效发展尤为必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题词，并含“教学、课程、课堂、教师、教材”为关键词的思路设置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剔除“会议”“通知”“与主题无关文献”得到1997—2019年共274篇文献，然后将文献检索出的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使其符合Citespace软件的处理格式，下载数据时间为2020年3月5日。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法：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2）知识图谱：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关键词突变分析和时间趋势分析等功能，绘制知识图谱，更动态与直观地呈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主要热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一个领域的阶段性发文量隐含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此推算出特定时期的研究动态与学术热点。人们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是经历探索、观望、狂热再回归理智的过程，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探讨也符合这一逻辑。从1997—2019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文量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2.1.1 探索期（1998—2003）
1998—2003年发文量虽始终保持在个位数，但已有崭露头角之势。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武术学的基础上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开始[3]，相关武术教学模式、教法、内容策略等初探式研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探索期。
2.1.2 观望期（2003—2012）
2003—2012年间总体浮动比较大，出现上升后又回落的特殊趋势，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内部规律两个因素。
外部影响。2004年教育部颁布武术教学指导纲要，第一次从中央层面提出武术教育改革思想;2006年国家颁布多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项，极大地增强了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各领域应用的重视;2008—2010年我国圆满申奥、办奥给体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红利，在此阶段体育领域各方面研究均得到高速发展。
内部规律。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教育视角”“文化传承视角”“训练与人体视角”三大视角中，也开始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教学探讨。但由于该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学者在火熱探讨的同时，仍然需要时间观望，这可能是导致2011年前后出现期刊载文量暂时下降的原因，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观望期。
2.1.3 狂热期（2012—2017）
2012—2017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年发文量出现峰值。经过前期研究的积淀与观望，加之武术申奥失败、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后备人才明确质量要求，学者的研究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化，结合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现状，在回顾与审视的同时寻找问题与改革路径。秦立凯[4]（2013）等指出以往的教学思想没有体现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教学方法上割裂了文化多元整体性，进而提出建构技术和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刘文武[5]（2015）等提出，武术教育的定位和载体、内容和需求的错位是武术课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改革操返拳、保障师资、优化师资结构等发展策略。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文献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征，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狂热期。
2.1.4 冷静期（2017—2019）
2017—2019年文献数量虽有波动，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图2可见，文献的被引频次在逐年上升，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平稳，关注点集中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上，这一时期可称为冷静期。
2.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有助于某一领域内研究动态与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关键词是学者对文章内容的精炼，因此研究领域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共词软件分析，得到图3聚类时间线图谱：
2.2.1 研究结构热点
根据1997—2019年关键词共现图谱与高频词统计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研究结构上主要有五大热点较为突出：
聚类1标签词为“民族传统体育”，初现时间为2004年，并贯穿截选时段始终。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结合学校教学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开发和应用。
聚类2标签词为“武术教学”，1998年初现，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取得了较高关注。该标签突出了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确认知和健康人格培养，强调教学过程中施以文化关注。
聚类5标签词为“高校”，2000年初现，中心度为0.14，相关研究以技理实践和干预效果为主，聚焦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主阵地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聚类7标签词为“教学改革”，初现时间为2008年，主要基于过去20年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教学改革体系的建设成效，并指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聚类8标签词为“套路”，1998年初现，并于2000年后主要以“武术套路”出现。主要探究在轻套路、强应用的改革背景下，武术套路技击性、文化性与方法性共同发展的持续优化过程。
2.2.2 研究内容热点
结合图3与表1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内容进行分析。1997年以来，学界主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对该领域展开探讨。
例如在教学模式上，吴明冬[7]（2017）等充分肯定了“一校一拳”教改模式的价值取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规划，建立交流评价机制。康戈武[8]等（2014）通过对武术段位制教学指导方案的研究，对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展开进行了实验性探讨。
对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多集中在1998—2017年之间，近两年热度稍减。在这近20年间，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反馈两方面检验了强化教学法[9]、莫斯顿互惠分组法[10]、多功能组合式教法[11]和“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法[12]等具体教学方法，对新时期的教改评估提供助益。
从教学内容来看，既有项目技理的深入研究，也有思想高度的整体审视。例如，李刚[13]（2001）等对讲解、演练动作攻防含义的教学效果作了比较性研究，并通过生理和心理角度的双向探讨，指出此项内容安排在套路教学中存在优越性和可行性。张继生等（2017）运用现象学方式，以具身认知视角提出现代武术教学呈现出“生命性、具身性、身心统一性”[14]的具身意蕴。
2.2.3 研究方法热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性和传承性较强，学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1）以武术散打教学实证研究为例，王宏（2010）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运用反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15];梁亚东等（2015）提出CDIO工程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16]，并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武术散打专选课教改加以验证。
2）在质性研究中，王智慧[17]（2007）分析了古今习武的基本程序及规律，提出现代武术教学中存在价值把握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郑佳薇[18]（2008）从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视角审视珍珠球运动，详细阐释了珍珠球运动入选高校选修课的优势及可行性。可见，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为基，以实践检验，二者的结合有力促进了这一领域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共同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突现即表明其受关注度突增。因此，对这类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帮助揭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通过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得出突现强度前12的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由图4可以发现，“学校武术”和“武术教育”在研究时段的后期产生并延续了突现现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较大关注。历经二十余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当前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主要着眼于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两方面。
2.3.1 路径突破
面对学生需求变化和供给错位的實际状况，王稳（2019）等提出，从供给内容、方式、形态和结构模块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新生态”[19]。高旭（2019）等编制了《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量表》，并提出可参考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与维度含义，构建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法[20]。而刘文武[21]（2019）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代武术课堂存在被动习练、技术“复习”缺乏丰富性等问题，强调要平衡武术发展和学生需求，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2.3.2 价值重塑
面对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所遭遇的文化意义弱化状况，更多学者越发重视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段丽梅[22]（2018）等明确指出，“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知识中心教育使体育教育中学生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数字表征的抽象人。在此‘刺激-反应’话语下，学校武术表现出实践性本体教育缺失的‘去中国’化异化现象”。而徐卫伟（2019）等认为，新时代太极拳课程的价值发生了嬗变，要建设多元化课程体系，挖掘太极拳课程的健康价值和文化价值[23]。潘兰芳[24]（2019）等也认为，在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要“跳出体育本体，内化文化精神”。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法，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立以来的相关教学文献进行分析，在CNKI上检索到1997—2019年CSSCI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献共274篇。得出以下结论：
3.1.1 发文总体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经历了探索期（1998—2003），观望期（2003—2012），狂热期（2012—2017）和冷静期（2017—2019）四个阶段。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的发文量出现波动后下降态势，但根据文献共被引的分析来看，被引频次呈现逐年增加、近年稳定的特征，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3.1.2 研究热点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三个视角分别展开：第一，研究结构热点。通过分析图表提取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五大聚类标签词，明确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第二，研究内容热点。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第三，研究方法热点。发现该领域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重，以二者互相验证促进理论化和实践性共同发展。
3.1.3 研究前沿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一方面，针对新科技利用和学生兴趣开发等现实需求进行大胆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体和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发掘，试图从根本上挽救其文化意义弱化的颓势。
3.2 未来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现有研究多以武术项目的教学改革与路径突破为主体，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推广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愈发成熟，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入手，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借鉴20多年来武术教学的研究经验成果，构建针对性教学理论并扎根现实困境进行改革探索，以期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格局，为我国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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