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伴随经济全球化而生的文化多元化，正日益改变着世界文明格局。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融和共生使得如何践行文化之间的互相认同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跨文化认同的研究应运而生。文章以多元文化为背景，以跨文化认同的内涵为主要分析内容，并阐释其在对外交往中的意义，在“文化自信”的框架下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精华，建立正确的跨文化认同观，以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认同 跨文化 族群 文化自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之后代表其学术观点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刊行，随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现在，围绕该书中观点的争论从未停止。如今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世界格局正在以文明和文化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趋势，世界七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交融和共生，尊重及承认彼此间的差异，不仅彰显出多种文明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文明体系的复杂性，而且涉及到如何在此过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这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议题。
亨廷顿坚持文化及其随之而来的跨文化认同的特殊性。在文化多元的框架下，文化认同一方面可以看作族群在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代码基础上所形成的连续稳定的意义建构，另一方面，在承认族群共性的基础上应重视内在的差异，将文化认同看作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意义建构。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指出，一种文化内部存在多种差异明显甚至相互冲突的行为方式或价值观念，但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却不容忽视。社会群体内部的差异可以并行而不相害，因为其遵循大体相同的文化模式。而在多元文化即跨文化的相因相生、相克相濟过程中，每种文化自成体系，文化与文化之间差异迥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不可通约性。在此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界难以作为永恒的参数来界定一个族群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因此，跨文化认同的研究势在必行，并正在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焦点。
1.“跨文化认同”中“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历来是各个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几百年来最富争议、最难达成共识的术语之一。“文化”的概念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有关其概念的表述已有200余种之多，但比较有权威意义并经过系统归纳的概念则源于美国学者克罗伯与克拉克洪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述》中所总结的164条文化定义。
文化一词的英文为Culture，源于拉丁语“cultura”，意为栽培种植、土地开垦，至十七、十八世纪，该词内涵已有相当的扩展，指一切经人为力量加诸自然物之上的成果。而从族群的意义上来看，文化的实质内容则指族群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他于1817年在其文化学研究开山之作《原始文化》一书中，首先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从其宽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理解，是指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在界定文化所包含领域时，借鉴了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的大量德文著作，从其多卷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人类文化全史》及《普通文化科学》中受惠颇多。而克莱姆赋予“文化”以现代精神的诠释为：“文化即为习俗、工艺和技能，和平及战争时期的家庭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学及艺术。”泰勒之后，很多学者对其文化定义进行过修正和补充，例如其定义缺失了文化所涵盖的物质成果的要素，虽然后世学者质疑之声时而有之，但其后对于文化的阐释似乎都未能超出泰勒将文化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基本理念。
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勒于1929年指出文化具有规范性的涵义，即文化现象包含所有人类通过学习所获得的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共享成果，该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还应涵盖物质对象的范畴。威斯勒继承了泰勒以族群和社会为参照范式的文化定义法，同时又补充了其文化概念中缺失的物质成果。
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和克莱姆是自19世纪以来使“文化”的原本涵义发生改变的，并同“文明”分离开来的两位奠基者。根据“文化”一词的现代意义追溯，德文中的“文化”一词转借自法文，起初在18世纪末拼写为“Cultur”，19世纪起正字为“Kultur”，其意义仍然与“文明”如出一辙，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来使用。该词在当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抽象的意义指的是成为“文明的”或“有教养的”普遍过程；另则指启蒙史学家在描述人类发展史中所确定的文明的含义。赫尔德和克莱姆使“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并赋予其独立的意义。
近现代西方学界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诠释建筑在泰勒、赫尔德和克莱姆等所倡导的文化基本理念之上，并揭示了文化的多元差异性，正如赫尔德所认同的，人们会以不同方式烙上地域和族群因素的文化烙印—“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关于幸福的核心价值观，正如每一个球体都有其重心一样。”赫尔德第一次提出动态的文化概念，摒弃了之前文化静止论的观点。文化的特殊性、族群性以及社会性在其认同的建构中通过语言动态发展、历史变迁、制度更迭及价值观的稳定传承等彰显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2.跨文化认同中“认同”理论分析
2.1跨文化交际中的“认同”
“认同”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文化学中经常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使用，最初“认同”的提出是来自弗洛伊德1921年《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书中对于“认同”的界定是“已知的与另一未知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在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已知人”理解为“身处在母文化当中与所在族群有着共同文化根基的人”，而“另一未知人”则相应地理解为“身处在异文化当中与已知人有着相异文化体系的人”。“已知人”又可理解为“自我”，“未知人”则相应转变为“他我”。而“情感联系”则是最初的跨文化交际，其积极有成效的结果便是自我文化对他我文化的认同建构。而成功的认同建构根据Cupach和Imahori（1993）的认同管理理论，应该由三个阶段组成，即：交际者（“自我”和“他我”）积极寻找认同共同点；交际者在保持自己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将彼此的认同融合成一种可以互相接受并趋于统一的认同；交际者重新建构各自的认同，并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构建各自独立的文化认同。弗洛伊德对于“认同”最初概念的诠释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研究有一定意义上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认同理论的真正提出在1950年左右，其首倡者为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松，其理论贡献在于肯定了“自我认同”在认同理论中的重要性，同时，把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过程而进行考察。根据埃里克松的观点，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也有学者理解为，它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事物的肯定性体认过程。笔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它首先以“自我认同”的确认为基础，其次以自身所处的文化群体，亦即族群认同为发展阶段，最后以社会认同为更高一级的发展形式。而跨文化认同则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超越自身文化边界，此时本我文化的同質性特点被打破，杂糅进异文化碎片式认知模式，认同的重新建构由此发生。在探讨跨文化交际与认同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此框架下探讨跨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社会认同的辩证关系。
2.2跨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社会认同的辩证关系
笔者认为，文化认同建构在历史的动态发展基础之上，反映了个体对一种文化或者文化群体的归属性，其生成是在个体对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接纳背景下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化作为族群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整体总和，是认同和交际发生的基础，同时又受到个人、族群及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和制约，在变化发展中塑造自己独有的特性。
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个体（自我）置身于某种异质文化当中，之前与母文化完全融入的状态被打破，在与异文化个体（他我）接触、文化碰撞及相互比较的场域中，对自我同一性的一种确认。在此过程中，“自我”与“他我”的辩证对立关系也呈现出来。没有“他我”这一认同对象的存在，便不足以归属“自我”。亦即在“他我”中才认识到“自我”，理解自我特性，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一条界限，通过此界限使自我的存在性和特殊性得以保障。没有认同便没有差异，反之，没有差异便无所谓认同。正是借助与异质文化的差异，才使得处在同质文化当中自我的认同得以构建。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如若缺失，文化认同便不复存在，自我认同也无法言及。埃里克松对于“自我认同”重要性的首肯，体现在他的认同理论中：“一方面，自我认同意味着族群归属的感知；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独一无二个体存在的认知体验。”
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其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西方认同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亨利·泰弗尔于1982年出版的文集《社会认同和内群体关系》，在该文集中，泰弗尔根据其进行的小组实验结果系统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其中，对于族群认同，泰弗尔区分了内群体和外群体，即“我群”和“他群”，并指出个体倾向于认同自己所处的族群。在论述我群和他群的关系时，泰弗尔对于“类型化”和“刻板化”的区别进行了阐释。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对于其与族群关系的认知总是倾向于夸大我群的共同点以及与他群的相异点，这种通过“类型化”使他群“刻板化”的分类方式，正是族群认同的一个典型代表。
后世学者对于泰弗尔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也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性的质疑，比如在如何界定“我群”和“他群”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在不同场景下，个体所归属的族群是变化不定的，族群认同具有“场效性”特点。人们归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可能给个体提供潜在有意义的认同方式，族群认同的多样性使得自我认同的构建处于动态的转换之中。
作为文化载体，每个个体与文化都有着互动辩证关系，个体的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受到文化整体性的影响。文化整体性涵盖人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和个人特性。文化属性是指个人的（宏观）文化认同；社会属性则指个人的社会认同，个人特性包括个人社会认同的构建和个人经历。笔者认为，社会认同的构建与个人认同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以社会化了的价值规范为核心标准的文化由个体所创造，与此同时，创造出的文化又赋予个体以社会认同。因此可以看出，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取决于个体对母文化或异文化当中文化价值核心标准的接受范围和接受程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核心标准，文化核心标准为文化个体提供社会化的主导取向，是文化个体普遍认同的感知、思维、判断、交际及行为规范的总和。“个人通过社会化自觉融入文化核心标准体系”，这体现了个体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社会认同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具有时代变化的印记，正如“文化核心标准”在保持自身传承性及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典范。鉴于此，个体在与异文化中的“他我”进行交际时，应充分了解异文化的核心标准体系，在动态的互动关系中构建自身的跨文化认同。
3.跨文化认同在对外交往中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开展和对外交流的频繁进行，我们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跨文化认同建立在自我、族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在与“他我”的交往中才能认识到“自我”存在的合理成分。因此，在对外交往中，首先应当构建合理的传统文化认同观，珍惜并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新，创新乃发展之源。而不能忽视的是，如今在多元文化的认知框架下，对外交往应跨越国家文化边界，在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的前提下寻求集体共识。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在认同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应让我们的文化理念走出国门，使其成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而传播本民族文化成果时，也应以开放的心灵和包容的胸怀把本民族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结合起来，积极参与文化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构建合理的跨文化认同观，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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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到中国矿业大学校级教改项目资助《经贸德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编号：2015QN40）
（作者介绍：张艳芳，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2篇
一、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在漫长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中, 逐渐地形成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这些差异包括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地理人文等等方面。它们都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的格局和文化的特征。那么对于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内容。
(1) 中西方风俗文化差异。在诸多的差异中, 最能够体现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因素就是风俗文化之间的差异, 它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结果。体现了一个国家特有的语言和行为习惯。而中西方之间在文化风俗上面的差异性给我们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 我们往往将红色视为一种吉祥的代表, 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种单纯的颜色, 而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将其赋予了一种文化符号。所以每逢佳节或者是喜事, 我们都会选择红色作为装扮的颜色。但是在英美国家, 红色并没有其余更加深刻地内涵, 它所代表的仅仅就是颜色中的一种。再比如“老”这个字, 在西方国家“老”所表示的就是一些落后或者是淘汰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老”除了以上的意思外还会表示年长的人, 同时也有对老一辈人的尊重的含义。再有就是“蓝”这个颜色, 在中国一般蓝色就是表示一种颜色, 但是在西方国家它还代表一种忧郁的心情, 或者高贵的血统。由此我们了解到中西方之间在很多文字的含义上存在着差异性, 而这些差异也将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 如果翻译人员对这些内容并不了解, 那么很容易导致在翻译中出现问题, 无法还原地道的文学作品。
(2)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到人们为人处世、接人待物和看待事情的观点等方面的差异性。中西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举个例子来讲:在西方国家, 他们往往更加注重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侧重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将自己的对某件事情的结论看得更加的重要。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 他们则更加的侧重于实践, 认为一切的事物都需要亲力亲为, 另外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找到事情的结论。那么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的差异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
(3)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所谓的价值观是人们看待某件事物时所做出的评价。因为中西方之间在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的背景等方面的不同, 逐渐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对于西方人来讲, 他们认为成年之后就应该独立, 更加提倡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 任何的事情都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但是在中国, 接人待物的原则和方式更加侧重于从大局着眼, 做任何事情前我们奉行的是考虑别人的感受, 为他人着想。在中国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过多的重视自己的想法, 就会被大众视为自私。因为中西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性, 很容易使得翻译者在进行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时产生对这些作品的误解。那么这也就要求我们的翻译人员在对文学作品翻译时需要充分了解相对应国家的文化背景, 了解该国家人们的价值观, 弄清楚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一些基本的观念, 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还原作品本来的含义。缩小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性, 促进两者之间更好的交流。
(4) 中西方非语言文化的差异。语言虽然是我们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工具。那么一些表情动作和讲话者之间的距离等这些信息符号都能够在人们的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甚至有时候还能够起到语言所不能够达到的效果。但是在中西方国家, 这种非语言的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更加的直接, 见面往往选择拥抱或者亲吻脸颊来表示友好, 但是恰恰相反, 中国则是以简单地握手来表示。除此以外, 在西方国家, 人们在进行交谈中, 需要目光进行交流, 如果我们和一个人讲话没有直视别人的眼睛则会被对方误认为是对自己的内容不感兴趣, 或者对对方不尊重, 或者会被对方看作不可靠。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 如果用眼睛一直盯着对方则会被视为一种不礼貌。由此可见, 中西方之间这些非语言的差异性也是需要我们额外注意的。
二、西方文化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西方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中严重的受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因此英美的文学作品也深深地刻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一) 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起到了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和英美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 从而翻译出更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古希腊罗马的传统的了解。了解这些神话故事, 从而深入的了解这些故事背后的典故和蕴含的深刻的含义。比如西方著名的一些文学家和剧作家雪莱、莎士比亚等等, 他们很多都是借助着希腊的神话故事来丰富他们创作的题材。因此可以说西方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所以对于这些神话故事的理解直接影响到了翻译者在翻译中是否顺利。如果不能够首先对这些神话故事进行了解, 那么在翻译中难免会遇到障碍, 也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所以说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的故事和内涵, 是我们进行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关键。
例如:如果我们翻译的作品中出现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个内容, 我们如果对神话故事足够的了解, 就会知道它所表示的是灾难和麻烦的根源。再比如在翻译“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这一句时, 其实它就和神话故事有着一定的关系。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阿基里斯, 这个故事讲的是在阿基里斯出生后, 他的母亲把他的身体放到了冥河中浸洗, 从而使得他的身体出了脚踵外, 其他的地方都刀枪不入, 但是他最终却因为脚踵刺伤而死。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 我们将Achilles’heel比作一个人的致命的弱点。了解了这个故事后, 这句话变得很好翻译了, 即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由此可见对神话故事的了解的重要性。
(二) 《圣经》与英美文学作品
基督教文化对于英美文学作品同样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基督教的正式的经典《圣经》更是视为人们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一个道德的准则。《圣经》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它对于英美国家的语言有着重要的一面。虽然《圣经》是一部有关于基督教的道德准则, 但是它里面蕴含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在这部巨著中, 通过小说、诗歌、书信等多种方式讲述了人们的困惑和祈愿。而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到《圣经》的有很多。很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灵活的选择了《圣经》中的一些典故或者是人物来进行创作。比如弥尔顿曾经写过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这三部杰作就取材于《圣经》中的故事。圣经中很多的语言和故事被很多国家的作者拿来应用。那么如果我们对《圣经》不够了解, 很容易在翻译上面出现很多的困难。另外就是在《圣经》中很多的典故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语融入到了英语语言中。比如诺亚方舟、所罗门代表的就是智慧的人, 而撒旦则表示的是邪恶和魔鬼。只有我们对《圣经》足够的了解, 我们在进行这些作品的翻译时, 才能够充分的理解英美文学作品中这些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部分。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下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来看, 很多的内容被翻译出来,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展现出作者当时写作的真实想法和意图。这就导致翻译出来的外国作品在语言上面过于生硬, 不能够起到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效果。通过上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的研究, 我们认识到了作为翻译人员充分的学习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 找到对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相关的对策, 尽快的应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给我们的翻译造成的影响。
(1) 以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的出发点。在二十世纪90年代, 有美国的学者提出了在翻译中主要存在有两种思想, 即归化和异化。而这两种思想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读者能够逐渐的走进作者, 翻译者尽量避免对读者的过多打扰, 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真正的意图, 领会到作品最真实的内涵和已经。
归化和异化之间进行着相互的补充。那么在对英美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中, 我们需要根据文本和我们翻译的需要, 合理的选择归化和异化的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是对立的, 因此翻译的内容也会因为两者选择的不同产生一定的差异性。所谓归化实际上就是对本文的音译和直译。比如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这部作品时, 张若谷先生选择了直译方法, 同时在自己的翻译作品中通过脚注的形式讲明了英国的风俗习惯, 这样更能够帮助读者在了解了英国人的一些文化背景后对作品进行更好的理解。除此以外很多的翻译者为了能够使得自己翻译出来的作品准确度更高, 他们还会将归化和异化进行结合来翻译作品。总而言之, 为了能够使得我们翻译的作品更加的接近作者真实的用意, 还原作品本该有的已经, 让读者更近距离的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内涵。我们在作品的翻译中要根据翻译的需要合理的选择翻译的方法。通过归化提高翻译作品的可读性, 通过异化加强读者对文章的文化的理解, 进而更深刻的认识到他国的文化风俗。
(2) 将读者反映作为翻译的落脚点。翻译是为了读者而服务的。因此翻译人员必须将读者放在首位, 尽量使自己的翻译更加的精准。那么在翻译中了解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 需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 了解他们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不能够利用我国的语言将一些内容进行准确的翻译, 这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归化和异化的方式, 避免翻译中过于的生硬, 出现一些外国的风俗时, 尽量通过标注进行展示, 从而详细的给读者展现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更好的传播更多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知道文学作品不单单是语言本身, 还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此翻译者除了具备扎实的翻译基本功, 还要有丰厚的文化素养。
四、总结
总之, 在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的背景下, 作为翻译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翻译功底外, 还需要不断地加强自己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 更加真实的还原作品的原貌。
【相关链接】
中西方礼仪文化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 是一种语言, 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 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 始于夏商周, 盛于唐宋, 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 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 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 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 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 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 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称谓方面, 在汉语里, 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 “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 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 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 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员之间, 不分长幼尊卑。
摘要：众所周知, 中西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 而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人们在生活上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甚至在某些程度上, 影响到了各国之间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为了能够给阅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效果, 作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人员必须要具备有较高的语言和文化的内涵。那么这就需要翻译人员提升自己对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 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价值观, 加上自身不断提升的翻译水平, 尽可能真实的还原英美文学作品, 让人们能够欣赏到更加地道的中美文学作品。本文将针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中西方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
关键词：英美文学,英汉翻译,中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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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3篇
摘 要：元明清文学是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采取分期综述、纵横对比、按体分类、以点带面的方式，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巩固教学成果，为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元明清文学;诗文;小说;戏曲;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进入元明清阶段以后，与前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等阶段相比较，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以上阶段的教学，从学科的属性来看，先秦两汉文学具有经史杂糅的特征;就文学的发展进程而言，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从文类的形态上看，唐宋文学最为成熟的当然是唐诗、宋词，其他文类尚处于萌芽或发展状态。因此，元明清文学以前，文学史讲授的重点是以诗文这两大文类为主。而元明清文学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众多，教学重点转入以小说、戏曲教学为主，学生需要课下阅读大量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小说等作品的篇幅往往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这些知识。在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安排上，一般来说，大多数高校的安排是一个学期，最多的是64课时，最少的则可能是32课时。因此，探讨元明清文学教学的新模式，如何高效完成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相比其他两个领域，文学史有其特殊之处，它含有文学和史学双重属性，其旨趣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将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发展大势系统而条理地呈现出来，因而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既对毎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有所了解，又对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发展脉络有所认识，进而提升解析文本和文献的能力，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所以，如何向学生展示元明清近七百年作家作品、历史事件、文学思想、发展态势、经验教训等等，便成了元明清文学史教学的出发点。
一、分期综述：总论元明清文学的历史脉络
文学史研究是以历史的方法展开的文学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因而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属性。编年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即按照时间顺序排比史料，在系年序列中再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凸显历史面貌。贯彻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便是编年史的研究方法，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即为典范之作。其优势在于排比史料，以准确的史实，逐年展示文学史的连续性，从而在时间轴上展示文学史的连续景观。当然“系年”方法用在教学上肯定行不通，教材体例和教学课时都对此有比较明显的限制，但我们仍可吸取其精髓，将它改造成适合教学的模式。在讲授明代文学时，总论部分就运用了这种编年的方式，按照明代皇帝的年号将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划分成若干期（有些时间短的年号就直接合并，时间长的年号还会分割），逐次详论每一期的历史大事、文化思潮以及文学风貌。这样学生对明朝的历史走向、思想变革等问题都了然于胸，反过来也促进了学生对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理解，为“知人论世”作好了一定的鋪垫。
经过这个过程，学生相当于沿着历史的足迹把明朝的文学线索清理了一遍，对明朝各个方面的文学状况形成一种综合认识，这是学生建构知识框架，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理解更多的信息、记忆更多的知识以及提出更多问题的基础。这种以史的观念建构起的框架富有稳定性，因为它立足于过去的事实而不是某些时髦的理论，所以它是稳定的，不会因为研究风气的变迁而废弃;同时它又富有弹性，因为史的内涵十分丰富，各种现象都能通过史的视野加以观照，所以它是灵活包容的，运用它理解一些问题不会显得生搬硬套。反观现在的一些学生，在看待一部作品时，只知道机械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框架，不得要领，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树立这种历史框架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新的教学尝试需要从具体的细节做起，比如在讲授这一部分内容时，也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包括记忆明朝的年号，弄清各个文学家之间的代际关系，大体了解各文学家之间交游的情况，知道一些著名文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生活经历等等，这些虽然不是教材涉及的重点，但却是文学史上最基本的事实。如果学生不掌握以上基本内容，只是硬性记忆教材介绍的艺术特征来应付考试，那么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将毫无意义。
二、纵横对比：纳入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框架
讲文学史要有时空大局观，讲某一个朝代，要能够在纵向上联系其前后朝代作对比，在横向上能将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发展情况放在一起对照。
还是以明代文学为例，在讲到明代小说时，先带领学生回顾一下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的发展历程，这可以使学生意识到明代章回体小说形成的里程碑式意义。然后，简要介绍清代小说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说明明代小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样，学生能以全面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明代小说，理解它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这样一来，他们对明代的“四大奇书”有了更多的重视，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在学习具体作品时，能“瞻前顾后”，寻找这些作品与前代和后代小说之间的一些关系与传承，提岀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总体上看，这种大处着眼的讲授方式，与就事论事的传统讲授方式相比，在促进学生的思考方面更有实际效果。
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用于明代戏曲及诗文的教学上，将其纳入中国戏曲史及中国散文史的大视阈中来讨论，甚至有些内容适当纳入古今文学演变的框架内讲授，比如明末的小品文，它的生命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停止，在20世纪初，它的价值又被周作人重新提出[1]，
并且成为了影响现代文学创作的一股重要思潮。讲述这类问题能够打通古今壁垒，有助于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以上是纵向的对比。在横向上我们也可以将文学和该时期的其他学术领域及文艺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对照。这种方式在明代文学的讲授中同样适用，因为明代是文学精神特别发达的一个时代，在各个领域都能看到文学影响的痕迹，通过论述文学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也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比如，在总论明代文学时，便讲到了当时文学对经学、史学、子学的渗透，比如《诗经》的解读趋于文学化[2]、演义历史成为新的风尚[3]、
评点诸子散文的书籍大量产生等现象[4]，使学生对当时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风气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三、按体分类：归并教材各章节的同类问题
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在介绍明代文学时，多是将明朝分成前中后三期，然后又将各期分成若干章节，对其中的主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进行详细论述。这种体例很适合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教学时也没有必要完全地墨守成规。适当调整教材的章节、依据文学体类而非历史分期进行讲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依据文学体类来对作品进行分体介绍，能够使文学史上一些争讼的问题显得更加明晰，各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楚。明代文学根据体裁可以分成诗文、戏曲、小说三类，将这三类分别讲述，各自的侧重点又有不同。
例如诗文部分，主要是集中介绍明代各个时期诗、文两个方面文艺思潮的变迁，指出各个流派之间的同异、因革的关系。这依据的是一种线性的思维，目的是给学生呈现出延绵不绝的诗文发展图景。
对于戏曲部分，则釆用了以点带面的讲述方式，以《牡丹亭》这部伟大的作品为中心展开，其他的内容则如众星拱月围绕着它。明前期的戏剧是作为《牡丹亭》的铺垫而讲述、汤显祖的其他作品是作为《牡丹亭》的参考而介绍，还有之后的沈汤之争、临川派后劲作品都是作为《牡丹亭》的对照来分析。由此以《牡丹亭》这个中心引出了整个明代戏曲的大体面貌，学生既深入了解了《牡丹亭》，同时又对戏曲史有大致认识。
至于小说部分的讲述，也很适合采用这种分体介绍的方式。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明代小说是一代之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因此习惯的讲法是把每一部作品专门列为一个专题来讲，以便使学生对这些名著能有更深刻的体悟。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对这种安排做了改动，在介绍明代章回体小说时，将当时“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合并一处综论。即从这四本书中提取出若干个共同的问题，在每个问题下，对四大奇书进行比照，体现它们之间的异同，显示出随着时代变迁章回体小说形态不断成熟的轨迹。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这个问题上，一般的讲法都是按照教材上的分析，拈出小說中的塑造的人物形象，结合具体的文本加以分析，其遵循的一般思路是文学理论中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安排下来固无不可，但是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甚至会陷入讲故事的泥潭，无形中浪费了大量的课时，而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收获不大，甚至因为教学理念的同一化导致文本分析的重复，使学生产生厌倦之感。鉴于以上情况，笔者按照写作时间的顺序依次讲述四大奇书的相关内容和各自的人物刻画手法，展示出从元末《三国演义》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到明末《金瓶梅》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一发展历程，使学生对明朝三百年间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笔法的进步有了更直观的体悟。正是抓住人物形象与小说笔法的演进这一核心，四大奇书之间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四部小说名著，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节约了讲授的课时，为其他教学内容的安排腾挪出了更多的时间。其他方面，笔者还归纳了一些问题，如虚实关系的处理、整体结构的安排、具体情节的叙述、审美旨趣的倾向、语言艺术的特色等，也都是依照这个思路进行讲述，从而将四大奇书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都囊括殆尽，学生不仅加深了对每部作品艺术风格的认识，也形成了对明代小说发展的整体印象，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效果。当然，将四大奇书合述仅适用于对艺术特色的介绍，在涉及每部书的形成过程、思想内容等方面的时候，还是要将它们分开来讲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分体介绍相比于分期介绍也有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它割裂了同一时期各种文体发展的相互联系，难以对某一个时期整体的文学发展状况全面观照。不过，上文已指出，在教学时，我们一开始就对明代作了历史、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分期综述，使学生预先具备了相关的历史知识，这可以弥补分体介绍的不足。因而，采取上述教学安排的前提，需要重视明代文学总论部分的讲授，这与先秦两汉文学的讲授明显不同。因为先秦两汉文学的文本对学生来说，阅读的难度较大，因而笔者在讲授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先分后总而不是先总后分的方法，即先从具体的作品和文献入手，细读文本和文献，获得感性认知，然后反过来再加以总结，升华总论的内容。总之，教无定法，我们要积极调用各种线索串联文学史知识，并把它们传递给学生，从而使学生认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知识框架，汲取各种知识信息，达到对中国文学史理解上的融会贯通。这是我们讲授文学史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四、以点带面：凸显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而展开的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
以元代文学为例，从蒙元王朝1234年立国，到1368年被朱元璋的义队军推翻，经历了134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的文学进程中，元代文学的审美情趣迥异于传统的“温柔敦厚”而一变为“自然显畅”，其中的答案，只能从时世推移的沧桑巨变中寻求。又比如，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般认为“诗庄词媚”，而曲的当行本色是什么？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蒙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文人地位的下降、戏剧的“自娱”与“娱人”需要，皆是构成元曲“自然”审美风格的原因。再比如，元曲中出现了〔唐歹合〕〔拙音速〕〔阿忽合〕等曲牌，也是多元文化交流、少数民族音乐进入中原的结果。
在清词和清诗的教学部分，由于文学史教材中对于清诗、清词部分的介绍比较有限，而诗词乃是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笔者在文学史教材的基础上，布置《清词史》《清词丛论》《清诗史》《清诗流派史》等专业书籍作为课外阅读的内容，有利于学生了解文学史的宏观背景。
在文学史教学中，面对朝代更替，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历史分期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朝代的更迭没有使文学史呈现出截然的一刀两断的面貌与风格，然而每一次更替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对明清易代大背景作出历史脉络的梳理，对整个清朝的诗词作整体的讲述，描述其异于其他朝代的特点，注重纠正学生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譬如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长期灌输中，很多学生会认为长篇小说是清代文学的代表，而清词是清代文学的末流，没有多少可观之处，甚至很多研究生也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事实上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清词都足够与宋词双峰并峙，而这正是教学中应该致力矫正的方面。在纠正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时，需要给学生呈现文献证据，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也尽可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不同的评价。尤其对钱谦益等被清廷打上“贰臣”标签的诗人，须结合他们的诗歌作出说明，客观公正的历史观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
遗民诗人群体是清初一个庞大的士人集体，在这个大集体中又包含了许多小集体，且不同集体的诗作也带有其自身特点。而教材因为篇幅原因，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清诗的“神韵”“肌理”“格调”“性灵”四大诗派，忽视了对遗民诗人群体的关注。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区分、了解遗民诗人群体，笔者对南宋末年与明末清初的两大遗民群体进行了对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遗民群体的评价也必然会出现变化。在这一环节，让学生细读作品进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体会当时作者的遭际与抱负，从而对原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五、余论
维果茨基认为，在学生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借助他人的指导可以解决超出自己原有水平解决问题，这个潜在的能力发展区域就是最近发展区[5]。虽然这个概念是在儿童认知领域提出的，但在具體的高等教育教学中也同样适用。因为它同样反映了教学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教学促进发展，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而不是在学生已知的领域中打转。该理论阐明了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起源，突出了教学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教师的主导地位以及教师在教育中不可代替的引导作用。在这样的教学观念下，既需要考虑到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又需要适当提高知识难度。在讲授清代诗词的过程中，兼顾学生的知识接受范围，又适当加以扩展、联系、比较，提升学生对清代诗词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受到戏说历史和流行影视的影响，学生对稗官野史体现出较大的好奇心，出现史实不清、评价随意的倾向，这在教学中是应当加以矫正的。
总之，相对此前其他历史阶段的文学史教学，元明清阶段的教学内容明显增多。如果按照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将难以在规定的教学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遑论保证教学效果。因此笔者对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作了一些初步探索，还很不成熟，祈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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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9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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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麻彦坤.维果茨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60.
[责任编辑：陈立民]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4篇
摘要：通过研究唐代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与体育文化领域相关的内容，分析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得知唐代文学涉及的很多运动，如围棋、竞渡、球类运动以及荡秋千等，至今仍有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唐代文学 散文 诗歌 体育文化
引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典型的多元文化的朝代，其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特点较为突出，以致唐朝文化的多元化在体育活动方面，展现出更为活跃的特点。体育领域中很多活动自然而然成为唐代散文、诗歌等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和资源。唐代文学和唐代体育文化因此也有了渊源，并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发展[1]。唐代体育领域的诸多活动对唐代的文学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素材，同时唐代文化较为开放，很多文人墨客不论是文笔还是思想高度方面都在历史上有着出类拔萃的自由态势，因此，优秀的素材，加上优秀的“加工者”，体育文化自然蔚然成风。唐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与唐代体育活动息息相关。据不完全统计，唐诗中将近有400 多首与体育活动相关的诗歌，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寻常百姓的体育活动，都有相关文学作品的描述。
一、唐代的散文文化
唐代散文的成就在唐代历史上公认不如唐代诗歌。其实，这只是同一时期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的比较，从唐代散文在历史上的成就来说，还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柳宗元和韩愈两位大文豪推行“古文运动”，唐代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的文学精髓之后，继续演变和发展，取得了较为卓越的成就。唐代散文在具体变革中讲求六朝骈文的格式，六朝骈文又讲求排偶、辞藻的妙用。唐代散文自此也就打开了宋代散文的先河。尤其是唐代永贞至长庆年间，“古文运动”极为盛行。一批文人墨客满怀兴利除弊之心，积极主动参与，进一步掀起了“古文运动”的高潮。上有韩愈、柳宗元等大文豪作领袖，下有刘禹锡、白居易等另外一批文人参与。他们互相交流，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阐发文道相辅相承，进一步突破各种散文体裁的创作并积极创新，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文学风格，如韩文雄浑奇特，柳文精深秀洁，其特点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因为“古文运动”的愈演愈烈和体育活动的盛行，在唐代散文中，体育运动的描写（如球类运动、围棋、射击等）都有文学作品的影子。对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来说，他创作的散文《上张仆射第二书》，关于马球的弊端直接对张仆射进行劝谏，通过“五脏之系络甚微”的观点，把打马球的坏处说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通过散文作品，以“马球”运动作为载体，向领导者进行劝谏，可见唐代散文文学作品的盛行之极。其后，柳宗元的《序棋》、刘禹锡的《观博》等也是对围棋进行描绘的散文作品，尤其柳宗元的《序棋》，它里面对围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唐代散文就其具体体裁而言，能够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具体细节来描述体育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唐代文学中的散文文化已经对体育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上至最高领导阶层下至贫民百姓，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具体的一些散文作品对体育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散文对体育文化的间接影响，还需要读者今后进行较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二、唐代的诗歌文化
1.初唐的诗歌文化。初唐年间，射猎活动在宫廷活动中非常盛行。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做过诗词《出猎》描绘出猎的场景[2]：“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由此皇室出猎的盛况可见一斑。初唐时期场面也颇为盛大，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拔河活动，拔河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牵钩”，在以往的传统意义中，“牵钩”在寻常百姓的眼中是保障丰收的意思。其中的初唐诗歌《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也曾记录了当时拔河的宏伟场面。总之，概括来说，从初唐时期的诗歌文学作品来看，宫廷体育活动占据了大多数，主要涉及皇室射猎、拔河运动等比赛。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在社会稳定初期，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当时的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上层阶级，贫民百姓无法接触上层的体育活动。另外，唐代的开国统一主要凭借武力，各位贵族大多善于狩猎和骑射，这样也间接促进了当时体育运动的发展，加上唐代初期领导阶层对诗歌文化的推崇，也直接促进了初唐时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另外，当时领导阶层展现大国实力的心态日趋明显，体育项目的盛大场面本身就能展现出国家实力，所以当时的体育场面极为宏大。
2.盛唐诗歌文化。盛唐中期诗作创造之风极为盛行，出现了很多激情洋溢与奔放豪迈的诗作，首推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诗人，他们描绘的具有体育色彩的诗歌主要集中在特定的时节，例如端午、登高等时令节日，当时也极盛行侠士之风，例如张九龄的《三月三日登龙山》、王昌龄的《九日登高》、储光義的《官庄池观竞渡》、蔡孚的《打球篇》等等，都与特定时节的体育活动有关。边塞诗的风格自成一派，游侠诗歌在这段特殊时期也得以出现，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得到继承和发展。由于盛唐时期，盛行侠士之风，一些反映边塞游侠等不同的体育运动场景也在诗歌文化中得到促进与发展。另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盛唐时期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各个阶层“学则优而仕”的观点浓厚，自此，大量文人不再因循守旧，而是锐意进取，积极入世。
3.中唐、晚唐诗歌文化。安史之乱给整个唐代带来了致命的冲击，唐代社会发生了剧变，繁荣景象一去不返，文学作品中展现宫廷体育运动的数量大为减少。中唐时还有马球、棋类等运动的描述，到了晚唐，一方面由于战乱，不利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另一方面，适逢战乱，祥和的体育活动的描述少之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以武艺和兵器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例如杜牧的《赠猎骑》、姚合的《腊日猎》、马戴的《校猎曲》、李商隐的《日射》等。
三、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作用
唐代文学作品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唐代的散文、诗歌文学对体育文化的一些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以及今后的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唐代文学中对体育文化的涉及，有助于整个文化史的研究
唐代文学是唐代文化重要的一支，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不管是初唐、盛唐还是中、后唐，都有不可小觑的历史作用。唐代文学在体育文化中的深入，能够间接还原出历史上罕有的体育繁荣局面。体育文化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化，体育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整个唐朝文化的研究，因此以唐代文学与唐代体育的结合为切入点，通过唐代文学研究唐代体育，进而促进整个唐代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的体育文学正是唐代文学与体育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记录了唐代的体育活动，另外一方面又展现了唐代人的精神面貌，其锐意进取、积极入世的态度最终以体育文学的形式得以还原，成为研究唐代文化的一种很好的素材。
（二）唐代文学对体育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对于体育史的专业研究而言，史料尤为重要，但是也很难搜集，如果对古代体育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为基础。这一点，唐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资源，唐代文学留下许多关于体育活动的资料，生动又形象，有些体育活动还通过文学的传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唐代体育的研究史料。从《全唐文》、《全唐诗》等历史资料来看，唐代文学作品，尤其诗歌中，留下了很多质量和数量可观的描写体育活动的篇章，有的诗歌甚至还记录描述了女子体育项目，这在研究体育史的过程中，显得弥足珍贵。历史资料与这些文学体育资料相互参考，对研究唐代体育史意义重大。
（三）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后续开展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唐代的许多体育项目经过演变至今仍在流行，有的只是形式稍微改进，有的只是赛制略有变化，可见，唐代文学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后续体育事业的发展，依旧需要对以往体育文化进行总结吸收，继承优良传统，所以，还要归功于以往唐代文学的影响，毕竟无论怎么变更，唐代文学在我国整个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
结语
在对体育文化的影响途径中，唐代散文和唐代诗歌表现积极，唐代文学无论是对唐代体育史的研究还是整个文化史的研究，都起着重要作用，对整个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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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宇飞.唐代休闲体育文化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02）：415-416.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5篇
一、文史典籍：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四库”：经、史、子、集
《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二、朝代传说：
“三代”：夏朝、商朝、周朝
“三皇”：传说之一是“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据《史记》载为：黄帝、颛顼(zhuān xū )、帝喾(kù)、唐尧、虞舜
三、地理：
“三山”：相传神仙所居住的山：蓬莱、方丈、瀛洲。
“五岳”：东岳泰山(今山东省)，西岳华山(今陕西省)，南岳衡山(今湖南省衡阳市境内)，北岳恒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主峰天峰岭，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外第一山”。恒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和旅游胜地。现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之一，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中岳嵩山(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北)。
“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成为中国的别称。一般地说，“九州”泛指中国。例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悲。(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海内：古代传说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之内为海内。
四海：指天下、全国。
江河：古代文章中专指“长江、黄河”。
三国：指东汉后分裂成魏、蜀、吴。
三秦：指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
山水阴阳：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以山北、水南为阳。
四、其它：
1.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2.五谷：上古对粮食作物的统称。(稷(jì)、黍、麦、菽(shū)、稻) 3.五味：指酸、甜、苦、辣、咸
4.六畜：六种家畜：马、牛、羊、猪(豕)、狗(犬)、鸡 5.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6.文人四友：琴、棋、书、画 7.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8.岁寒三友：松、竹、梅 国画四君子：梅、兰、竹、菊 9.六书：象形、会意、指事、 形事、转注、假借
10.连中“三元”：凡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的即连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会元(会试第一名)、状元(殿试第一名)。 11.三老：古代分管教化的乡官。
12.及第：指科举考试中选，应试未中叫落第、下第。
13.科举考试：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称秋闱或大比)每三年在省举行一次，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考中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称春闱或礼闱)参加者必须是举人，考中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由皇帝主持，贡士有资格参加，考中称进士。第一是状元，第二名是称榜眼，第三名是称探花。合称三甲鼎。光绪三十年(1905年)因各地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止。
14.《尔雅》：我国最早的释词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词典。 15.“风骚”，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常用作代指文学才华。 16.《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性质分“风、雅、颂”三大类。
17.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在为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也称“五鼓”或称五夜。一更19—21点，二更21—23点，三更23—1点，五更3点—5点。
18.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正、
二、三月为春季分别称作孟春、仲春、季春(三春);
四、
五、六为夏季分别称作孟夏、仲夏、季夏(三夏)秋季、冬季以此类推。 19.星宿(xiu)：古代把星座称为星宿。
20. “三教九流”：“三教”，指佛教、道教、儒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旧指宗教或学术界的各种流派，也指社会上各行各噗的人。“三教九流”多含贬义。
21.无事不登三宝殿：俗话。即没有重要的事不敢来麻烦的意思。“三宝”，拂教名词，指佛、法、僧。
22.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代习惯把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
23.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按其生平事迹行为给他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善恶。如范仲淹谥号为文正公。
五、古代别称： 1.桑梓：指家乡 2.巾帼：指妇女 3.须眉：指男子 4.鸿雁：指书信 5.社稷：指国家
6.汗青：指史册。例如：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7.轩辕：指祖国。例如：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
8.“三尺”：指法律
9.谦称：①自称：愚、鄙、敝、卑、窃、臣、仆
②帝王自称：孤、寡、不谷
③读书人自称：小生、晚生、晚学
④其它：在下、小可、老朽、妾、老纳(老衲)等
10.敬称：①称帝王：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
②称太子、王子、公主：殿下 ③称将军：麾下
④称对方或对方亲属：有令、尊、贤、仁。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的父亲)，令堂(对方的母亲)，令阃(kǔn)(对方的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的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的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见);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用辈友人中长于自已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
⑤称年老的为：丈、丈人(后来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泰水”。 ⑥称谓前加“先”，表示已死。
⑦对尊长者和同于朋辈间的称谓有：君、子、公、足下、先生、大人等。
六、古代年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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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襁褓( qiǎng bǎo)：未满周岁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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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提：指2——3岁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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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垂髫：指幼年儿童(又叫“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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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豆蔻：指女子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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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笄(jī)：指女子十五岁 0
6、加冠：指男子二十岁(又“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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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而立之年：指三十岁
0
8、不惑之年：指四十岁
0
9、知命之年：指五十岁(又“知天命”、“半百”)
10、花甲之年：指六十岁
11、古稀之年：指七十岁
12、耄耋之年：指
八、九十岁
13、期颐之年：一百岁
二、科举考试(起于隋代，盛于明清，清光绪31年废止)
(1)科举考试的等级：
院试(又叫“童试”，县级考试 ，童生参加，考上为“生员”，即“秀才”。)
乡试(又叫“秋闱”，省级考试，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
会试(又叫“春闱”，国家级考试，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
殿试(国家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其中，第一名叫“状元”
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2)科举考试的内容：四书五经等，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
三、古代主要节日
(01)元日：正月初一，一年开始。
(02)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叫“灯节” (03)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04)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05)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屈原)
(06)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牛郎织女)
(07)中元：七月十五，祭祀鬼神，又叫“鬼节”
(08)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09)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
(10)冬至：又叫“至日”，节气的起点。
(11)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初旧迎新
四、 古代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干支纪年：用“天干”和“地支”一一相配来纪年的方法。其特点是：
A、天干和地支各一位组成一个纪年，如“甲子年”、“乙丑年”等。
B、天干和地支的相配永远是单数对单数、双数对双数，不可能出现奇偶相组合。
C、60年一循环，周而复始。
(2)年号纪年：从汉武帝起，帝王即位都有年号，后就用帝王年号来纪年。 如：康熙元年等。
*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可兼用，如：顺治二年乙酉四月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6篇
摘要：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呈现出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关键词：云南; 跨境民族作家; 母语文学范式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指的是，在进一步探索某个研究领域过程中，能够提供有关共同理论框架或规则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性。之后，“范式”在多个学科之中使用，文学领域也移植了这一概念，随着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范式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学界的观念创新与理论拓展，并成为源自西方却具有中国文学方法论特色、通行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术语，尤其是针对新的文学现象，可探索其独到的认知视域和解析路径。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起步于1950年代，崛起于1980年代，繁荣于2000年，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目前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母语创作，其历史与共和国同龄，至今走过70年独特历程，汇成边地独特的文学“云南现象”，在中华文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中，是边疆文学、地域文学、族群文学、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等众多内涵外延相互交叉、相互区别、相互混合的领域中的一员，需要在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确认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的方向。它与汉民族书写、少数民族汉语书写以及同源民族作家跨国界书写等并行共生、比肩存在，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创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从边缘走向世界的新的书写现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包括理论探索、文本批评、作家评价、美学表现、传播影响等等，尤其是不同国度同源民族母语创作实践，突破了通常民族文学本土地域性特点，投射出多元复杂的价值判断系统，因此，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学进行研究，除建立在一般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还须呈现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考量归纳、建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一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传统定义的突破及新的范式建构
严格意义上传统的“母语文学创作”，只包括母语原创作品，但是，如果沿袭这一传统定义，仅仅以“母语原创”去理解母语文学，已经难以适应和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拓展母语文学理论域问题框架。其原因，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旧有的自我循环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不断融入当代跨境、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世界格局之中;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道路上，母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具体构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民族语言文字，其精神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显现，多元语言文字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翻译;三是创作实践使然。在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并非母语首创，而是汉语首创，然后再翻译为本民族文字，典型代表如德宏傣族作家朱宽柔短篇小说《依罕美》，先为汉语创作，后使用德宏傣文翻译，再刊载于德宏傣文刊物《勇罕》，汉语创作译为德宏傣文的经历犹如一段美丽的母语回归之旅，不仅充实了傣族母语文学的内容，也丰富了母语作家的创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字的互译，直接体现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另一种独特认同方式——母语文化审美，这犹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潜藏着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因此，从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对“母语文学创作”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新界定，普遍性即指母语原创作品，特殊性即把母语创作拓展至“翻译”，特指“民汉翻译”，包括“母语原创作品汉语翻译”和“民族作家汉语作品母语翻译”，①契合和证明了母语创作新的广义定义具有多元范式特点，拓展有效，新意突显。
一方面，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察，母语创作本体的内涵与外延，除“母语原创”文本的审美性、形象性、语言风格等要素以外，直译、意译、归化等翻译领域的现象和技巧也成为母语文学创作本体一个特殊的部分，形成多视角母语文学创作本体研究的扩容，推动母语创作文本形态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母语文学创作翻译研究范式创新实践表明，通过翻译，即把母语作品翻译成汉文，能够极大地激发母语创作所潜藏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打破过去单一的母语传播，民汉双语文本同时得到分享和传播，从而使母语文学获得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人类文化学把翻译视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翻译作用是维护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拓展始源语内容的传播空间，把人类的知情意沟通起来，文化交流，其桥梁作用可使文化天堑变为通关大道。语言、文化、翻译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文化交流自古就有，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就会处于困境。少数民族母语由于受众比较狭窄，急迫需要汉译，民汉文本双向交流过程中，能为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提供一个发掘多元样貌及价值评判的视角，尤其是翻译作为一条打造社会和谐之路，是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如同一个美妙的窗口，彰显的是中华文明多元性、整体性及其原生形态性的宽阔视野。
民汉双语文本强有力地推动母语原创作品的传播与影响，作品汉译本进入大众视野，其美学意义与社会意义都将比原生母语文字存在的形态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透过其艺术性，社会意识和社会作用获得大众分享，因此，母语创作一方面延伸到本民族的阅读根脉中，但另一方面，因民族文字受众较少而又变成当代阅读被压缩的空间，翻译正好成为民汉互动统一的桥梁，形象地说，翻译是母语原创文学一双美丽的的翅膀，带着母语原创飞向更高更远的文学天空。
母语原创是母语文学的核心，翻译是与原创同样重要的精神高地，在语言文字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基于中国文学国情，多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互译，能够使母语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同理，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其独树一帜的内容与风格，需要借助翻译，推广分享，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走向未来，绽放更强影响力的光芒。母语原创及其汉译是携手保持文化多样性重要方法之一，是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的独特表现，母语原创与汉译所组成的珍贵双语文本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基础，是从母语文学领域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道路，是确证中华文化存在力、发展力难以替代的重要元素。
二 文学史、边疆史相结合的评价维度
跨境民族横跨中国与不同国家区域，其母语创作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有别于其他创作现象最大的不同点，跨境民族母语创作拥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跨境性。跨境性带来新的审美阅读空间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其中诸多文学规律、文学现象需要去发现、梳理与总结，首先需要使用文学史方法，观察其发生背景、运动轨迹、发展历程、性质特征、成就地位、价值意义，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与风格，等等。在观察过程中，跨境的特殊性与边疆性紧密关联，跨境民族文学与边疆文化治理是两个不同领域对边疆的观察和反映。跨境民族是边疆史研究的核心，边疆史必须以跨境民族为重要对象，从这个角度看，跨境民族文学和国家边疆治理两者为不同学科领域，共同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却几乎是同一个，边疆史体系中的很多问题提供给跨境民族母语创作 反观自身多重价值的研究视野，而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作为人文精神力量，是边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发展、边疆安全、稳定、和谐、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等议题的一个佐证。
比如，德宏傣族作家郗保常有一部中篇小说《勐焕风云》，这是一篇反映德宏以傣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抗击日寇的小说，其中蕴藏着边疆人民，具体说是芒市傣族人民的抗战事跡，作家在序言中说，有一些事件为他本人亲身经历，因此，既是文学的想象与描写，又是新的边疆历史材料，非常珍贵。
再比如，评判跨境民族歌手诗人建国初社会主义重大政治题材表现问题，需要结合边疆与文学史，通过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创作主体的思想性，才可知其珍贵。一段时间以来，曾对于建国初期颂歌式的政治性题材写作有所争议，认为空洞直白庸俗，然而，这个文学形式却正是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多维创作视野第一个亮点体现，这是第一代母语作家从边疆走向中心的一条从未有过的路径，他们吐露的不仅只是对新时代生活的幸福心声，最为重要的是，发出了国家认同的最强音，它突破了诗人本民族传统文学所规定的主题束缚，以飞翔的姿态，在母语文学的天空开创新的创作领域。在旧时代，傣族歌手只能有两个写作核心：以佛祖（帕召）为主，围绕天神、国王和王后唱颂歌，内容仅限于讲述“佛祖普渡人类的业绩和帕拉西帮助人间摆脱灾难的事”。②解放以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年轻歌手，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讴歌文明进步的新生活，赞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等，虽然直观，但一改往昔的文学面貌，最为可贵的就是，推出表现时代文明演进而出现的“新英雄”人物，成为向边境少数民族百姓进行国家大事、党的政策以及多方面宣传的重要渠道，不仅是新社会的见证，也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大发展的见证，是值得肯定并载入史册的骄傲。
三 艺术创新兼顾传统的分析维度
首先，原汁原味继承传统。由于使用母语创作，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传统形式，因而，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创作，受到本民族原生形式的影响极大。比如，在修辞方面，各民族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谚语、比喻、夸张等修辞，如汉族谚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景颇族人说的是“有钱能使鬼舂米”，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却显示出景颇族作为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被“舂米”这个简单但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词语，一下子就带到了读者面前。凡是居住山地民族，没有碾米机，每天舂米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谚语，闪烁着鲜活的、灵动的生命力。
再如，德宏傣族作家岳小保在其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中，通过记写刀安仁创作《游历记》的情形，展现傣族传统的诗歌程式的印迹，小说里是这样描写刀安仁写作的情形和内容：
刀安仁拿出他的《游历记》③写道：“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歌头衬词），有时心里悲伤难过到想放声哭泣，我们已经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多日，转眼热季就要来临了，不知该如何倾诉，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尘世，困在这船里已有多时，我心沉痛（e/dqmufq;]n/g歌头衬词，抒发心中的沉痛），不知何时才能迎接和平之日，返回我最思念的家乡。宁静的月光斜照着寂静的海面，放眼望去只见茫茫的大海，心中又涌现出思乡的念头，不知不觉已进入了热季，我们从去年跨越省份，远离家乡，如今已到了五月份，却仍行驶在海中，没有到达目的地。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从去年腊月月末背井离乡，为何都几个月了，我们还是没有到达呢？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在海上漂游了几个月，如今终于来到了横滨。到了横滨我们见到了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伙第一次看见火车竟能承载成千上万人，又惊奇又激动。”
上述刀安仁记写的语言中，“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我心沉痛（e/dqmufq;]n/g）”“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等，全都是歌头或衬词，这既是傣族民歌最常见的诗歌形式，也是很多民族民歌中的特色。
衬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歌体而定。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前面;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后面;有的歌体歌头歌尾都有衬词，有的衬词没有实际意义，有的衬词则能起到起、承、转收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上述刀安仁使用的衬词就具有表达不同情感的作用。通过岳小保的记述，可见傣族民歌形式对作家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其次，关注新形式创新的理念与实践，即写当代故事，却用民族传统叙事的手法，而又融合新的结构，现代性的介入使得文本新意倍出。哥布创作的哈尼文长诗《神圣的村庄》，就是叙述视角与结构融合的新典范。这部哈尼族书面文学首部叙事长诗，独特的叙事结构特点是，站在现实，重返祖灵之地，叙述视角多变，安排多个叙述人，自由地不断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闪回或者闪出，颇有哈尼毕摩讲古的神韵，从而充满荒诞、魔幻的风格。
第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源头不只是本民族文学这一个传统，而且还具有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形式。如岳小保创作的德宏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就直接借鉴汉民族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创新成为傣文章回体小说，获得极大成功，影响颇大。由此，跨境民族母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交融和艺术创新的空间。
四 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的双重比较视野
从文学的比较到比较文学的发展，两者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交叉关系，带来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综合性特征。具体更体现为自身特色所带来的属于自己拥有的研究和比较方法，即双重比较现象。
首先，全球化推动文学研究国际化，因此，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的研究需要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拓展视野。比较文学学科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原则上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的比较，才符合比较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范围。
针对所有跨境民族母语文学而言，处于一个双重比较的境遇，首先，虽为同一民族，但是分布于不同国度，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中，但是，毕竟是同一民族，依然还是不太合乎标准，因此，对于跨境民族文学不同国度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可参考比较文学方法，如平行研究法、影响研究法等，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以普遍文学比较的理念进行把握和研究。
境内外作家母语创比较视角是多元的，如语言风格的比较、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等;比如，女性形象比较，目前，缅甸景颇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特色是她们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大，性格特征是不同方式的隐忍，通过宗教救赎，相比于境内母语作家的女性形象，境内作家赋予笔下女性更多的是抗争和走向独立。
再有，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书写比较也是一个必然的比较维度。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是从兴衰沉浮的跨境命运和现实生活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文学形态，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成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表达重点，在文化多元中守望故土和民族的根脉，不过，具体的作品中具有表达上审美差异和态度上的模糊不一。客观而论，境内母语作家的家园意识和文化认同明确，境外作家则具有较为隐性、较为深入的认同抒写，当然，也有徘徊和模糊的情况，因而，需要从形象、语言、意象等文学构成要素中仔细甄别，从外部表层进入精神内核加以把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境内外母语作品常常在充满情感的眷念中，渗出忧伤，在亲人的关怀中，挥洒泪水，在困苦时，吟诵诗句，不因为身处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抛弃家园和民族的信念，在国际大背景下，尊重历史与现实，凝聚民族精神文化，没有宏大叙事，但有细致的情感以及历史与美学深沉的力量，从大地的根上发出声音，凸现强烈的民族意识，生动阐释了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人类共同命题。
远隔千山万水，却用各自的母语、相互间不同的语言、跨越国界讲述着人类最本真的故事与情感，既散发着不畏牺牲的气魄，也充满着温婉亲切的乡里民情，从世间万象汇聚家园意识：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礼仪节日、乡土风情、婚丧嫁娶、禁忌规则、刀耕火种、狩猎渔业、农牧生产等，那些表面看似很简单，比如植物、树木和季节，实际上却隐藏着“物”与“心”双重语境的追求：中国多民族、以及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对故乡的赞美和美好的心灵，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血脉相融，气韵同在。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同南北朝诗人江总诗云：“心遂白云逝，形随北雁来”，④唐代孟浩然诗云“旷野天低树，江清月近人”，⑤李商隐诗云“故乡云水池，归梦不宜秋”，⑥这样的意识，东南亚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作家们，也有同样的认知，在2016年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上，高棉作家协会会员切穆诺发言：“一个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汇聚一起才创造了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文学灵魂创作不可或缺的，”⑦越南作家陈登科用诗意境很美的语言总结到：“共饮一江水，需要一颗心”。⑧
五 价值和意义
常规稳定系统下的范式通常因时代、思维、对象、范围的突破而可能被刷新，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研究范式的建构与实践，更新了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强调母语创作体系的开放性，人类母语有重要而独特的使命担当，母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直接而重要的代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获得了深远的人文蕴藉，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文学秉持着特有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内涵，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中国“一带一路”边疆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审美、交流、接受、传播及影响有更为巨大的作用，母语文学创作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丰富和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学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学界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基础，即有利于把握母语创作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实现以汉语为目标语需进行翻译的同质性研究，并不包括汉族作家汉语作品的民语翻译，也不包括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民族文字互译。
②岩峰：《当代傣族文学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③《游历记》是刀安仁1906年1月初至5月初前往日本学习考察途中的见闻录。
④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mingju/juv_08a1b5d09147.aspx.
⑤⑥顾青编：《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⑦⑧载云南省作家协会：《第七届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文论集》（内部刊物），2016年6月版。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学资源数据建设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161）
责任编辑 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