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暂行报律》的废止使得民国初期的中国实行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宽容的新闻体制，报人绝对新闻自由思潮的泛滥使得民国初期报业无序发展，新闻界宣扬口号“无日不与政府宣战”，煽动暴力，最终引发报灾。“癸丑报灾”是民国时期袁世凯对新闻界的一次扫荡，也是军阀专制统治在舆论界的一种反映，是报界缺乏自律和法律保护的不良后果，致使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草草收场。可见新闻自由需要制度来制约，违背与否要依照法律来裁定，新闻界的无序和膨胀最终会给本行业带来损害。
关键词：绝对新闻自由；癸丑报灾；新闻法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民主的空气进一步弥散，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日益扩大。南京临时政府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立即着手通过立法的手段，在中国建立起和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
一、《暂行报律》风波
1912年3月4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版的《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与此同时和当时中国的新闻界约法三章。值得注意的是，《暂行报律》全文只有三条，第一条规定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二三条规定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和处罚，但仅限于“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和“调查失实，污损个人名誉者”，其限制内容之少，在当时世界各国新闻立法中都难得一见。但饱受清政府封建压迫的报界刚刚得到解放，民主自由的气氛空前高涨，《暂行报律》有关电文一发至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后，立即就遭到该俱进会的反对，并得到当时新闻界的一致呼应。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传统，作为舶来品的新闻自由观念被当时的很多报人所误解，认为只要是法律，就是对自由的压迫。时任总统府枢密顾问、曾担任过《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就撰文批评，认为“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进而支持当时赞成民主共和的袁世凯。和章太炎一同参与支持的还包括黄兴、陈英士、宋教仁、汪精卫等。
南京临时政府迫于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于3月4日当晚便宣布取消《暂行报律》，这就事实上形成一种局面，即南京临时政府在新闻法制方面推行了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这比当时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广泛和宽容，革命报刊也因此缺乏了职业的自律和法律的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报界的妥协显现出中国的新闻自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国际上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新闻自由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否违背新闻自由原则是要依照法律来裁定的，并不是说别人说你没有自由，你就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而且一部法律从颁布到取消就用了一天时间，完全取决于孙中山一个人的个人意念，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人治的陋习，另外，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前极力要求确立总统制，在总统之位无望后又要求议院在三十多天内改变法律，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但并未划清权限，这就是人治的表现，也是导致北洋后期政治混战、府院之争的原因，在此就不做赘述。这也就是说，法律在当时还未成为制约和维系社会制度的工具，法治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此次风波后，中国的报界表面上取得了争取“新闻自由”的“胜利”，报业在民国初期也因此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但不得不说的是，报业的无序发展、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和报人绝对新闻自由观念的泛滥，为之后的报灾埋下了祸根。
二、北洋政府初期的新闻立法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风云变幻，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媒往往充当政党乃至军政利益集团评判政治变革的工具或手段，精于世故的袁世凯本人在传媒界也着力颇多。
（一）癸丑报灾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且在13日提议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但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唐绍仪，在参议院通过其为内阁阁员的第二天就被同盟会拉拢去，这一事件也使得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的行迹放心不下。4月，《神州日报》、《民生日报》在报道中称孙中山到武昌演说后便出现罢工，“孙君在汉口演说，听者相顾错愕，无拍掌赞成者。”作为反击，同盟会开始利用报刊对袁世凯进行议程设置。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在同年4月份以“天仇”的笔名，在《民权报》上刊发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文中称“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伥灵。”此文发出后不久，戴季陶又发表系列评论《袁世凯之罪状》并在文中罗列出袁世凯的六项罪状，称“任袁世凯之所为，中华民国之根基，将不固矣。”4月26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讨袁世凯》，文章称袁世凯为“民贼”“可杀者”，4月28日，又发表《告北方报界》一文，称“北方舆论界袒袁氏，其奈国民之前途何？”对北方支持袁世凯的报刊予以警告。戴季陶不仅发文公开攻击袁世凯，同时连带攻击与其联系紧密的人。1912年5月19日，戴季陶发表《该死的章炳麟》，次日更发表《杀》，称熊希龄卖国、唐绍仪愚民、袁世凯专横、章炳麟阿权，皆当杀。这些言语一次比一次激烈，越来越鼓吹暴力，认为非得革命非得流血中国才有救，其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看出，革命党从专制层面罗列袁世凯的罪状，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从袁手中夺权。因而，致力于选举的宋教仁被杀无疑成为国民党和袁世凯集团交锋的焦点。
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日报》、《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民贼独夫”等字眼，激怒了政府。同年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用前清报律和新刑律来限制报馆，并且责令各省都督一体遵照。这一训令为清末报律再次肆虐报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报界面临着报律和刑律的双重控制。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把国民党定性为“乱党”，以“乱党报纸”的罪名查封、禁售国民党系统的报刊。1913年11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和地方军阀有勾结为由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同时对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广州，袁世凯政府的代理人龙济光在一天之内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等六家反袁的国民党报纸。到该年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由民国初期的500家缩减到139家，其中北京地区最为明显，锐减了五分之四而只剩下20家报纸，另外上海地区5家，汉口则只剩2家。
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政府之所以能够用前清报律和新刑律对付新闻界，是因为当时民国政府并无一部新闻立法，之前昙花一现的《暂行报律》被新闻界自己给推翻了。当时依旧使用的《临时约法》第2章第15条规定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方法，即“本章所载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由于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依法律限制之”，之前的《暂行报律》又被宣布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么新闻界无法律规范的情况就使得袁世凯引用前律变得顺当自然。中国人治的陋习和报界近乎疯狂的绝对新闻自由理念在此尝到恶果。另外，袁世凯对新闻界的扫荡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包括大量的异己报刊。
在北京，《超然报》原本只是军阀江朝宗出资赞助的报纸，却因为刊登了《顺天府中之黑幕》这样一则消息，就被赵秉钧扣上“诋毁军人名誉”的帽子而被查封。政治上相当保守的《正当爱国报》，因为其中一个编辑写的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必从军”等语，就被扣上“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而被查封。就此可以看出，报灾是军阀意志在舆论界的显现，唯军阀意志是从，并不依法而行，比之之前，查封报纸的名义是国民党闹革命后将其定性为乱党，“依法”对国民党系统报刊查封。
（二）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新闻立法
由于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允可的范围内，袁世凯政府内务部趁机于1914年4月颁布《报纸条例》共计35条，内容比前清报律“稍严”，7月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修订报纸条例》，12月颁布《出版法》，三项法律大体内容包括禁止军人学生官吏办报，出版需登记并交纳保证金，设置禁止刊载内容和报纸发行前需交警察机关备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出版法中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发行前必须呈送到警察署，所以导致了该出版法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被许多地方演变发展成为了预检制度，这是民国新闻制度发展上的一次严重的倒退。此外，袁世凯政府所确立的新闻法律制度带有浓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是为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服务，在形式上是采用了自由新闻体制的，因为在当时民主共和的历史大潮和统治地位不稳固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可能公然抛弃自由新闻体制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只能对体制和理论进行扭曲，以适用反动专制统治。可以总结出，报刊在北洋时期沦为政治表演的木偶工具。媒介对政治势力的批判或赞扬，会产生宣传效果，可能会对反动势力构成遏制或推动历史年轮前进，但丧失媒体本质，就社会诚信而言，到最后受伤害的往往是传媒本身。另外，对民国时期新闻自由造成很大伤害的是新闻界内部带有空想主义色彩的绝对新闻自由理念。报人片面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原则，但却忽视法律和司法对言论自由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历史经验表明，要想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就必须有强大的新闻法规作为其后盾。
袁世凯死后，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膨胀，新闻事业就在这个夹缝中获得了复苏的空间。新的北洋政府慑于民主共和的声势，废止了《报纸条例》，解除了对多家报纸的禁令，一战“黄金时代”时期实力增长的民族资本又给传媒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经济保障，北洋政府后期虽然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条款，但总体来看文化统治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中国报业也在五四时期形成了第三次办报高潮。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民国美术教育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当代美术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美术教育形成为体系性的课堂教学内容可以追溯到晚清，之后到了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晚清时期美术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机器制造与绘图人才，到了民国，美术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专业人才，美术教育内容多种多样，对文化与艺术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代，美术教育地域性强，在长江下游江浙地带艺术发展繁荣，出现了众多美术大家。文章主要对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当代美术教育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苏北;美术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徐州市社科基金项目“大运河文化带苏北地区民国美术研究对‘一带一路’的启示”（19XSZ-040）研究成果。
中国美术教育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尤其是在江苏一带，其中徐州、淮安更是如璀璨的星辰，徐州有李可染、朱德群、王子云、王青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淮安也是人才辈出，例如吴学迟、仇拔、许公泽、滑田友等，这些艺术家为中国美术发展增添异彩。江苏省美术实现了传统到现代的完美过渡，他们将中国传统美术与西方美术相结合，逐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美术文化，很多人对“东学”与“西学”完美融合为什么在江苏这个群体成功了，一直好奇十分。因此，参透其中缘由对当代文化包容性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的相关概念与产生背景
（一）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的相关概念
美术作為一种艺术形式，是社会形态之一，被称为造型艺术。美术涵盖雕塑、绘画、建筑、工艺等。美术人才培养即美术教育，美术教育广义是指为了培养人美术修养的教育，狭义则是指专为培养美术人才而进行的教育，常被称为美术本位教育。美术人才培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师徒继承、父子传承等本体传承形式;另一种是通过作品认知、美术活动、信息交流等教育形式提升国民美术修养。
（二）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的产生背景
1.思潮涌入
尽管政治动荡，但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蓬勃之势。民国时期，新思潮不断涌入，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在民国时期，学术界对美术内容展开激烈论战，对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西洋画与中国画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而这种对美术内容的探讨贯穿整个民国美术教育。现代美术教育在民国时期实现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而且，从公立院校到私立院校，从初级教育到中高级教育，美术教育体系日臻完善。
2.文化发展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的发展生生不息。纵观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作为延续千年的文化其发展与自身包容性有很大关系。民国时期，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各国文化的交流，为苏北美术文化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苏北美术文化受到外来美术文化的流入冲击，不得不独具特色另寻出路，而美术教育为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出，进而促进了民国美术教育发展。
3.教育发展
民国时期对人才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社会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美术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美术人才，而教育是解决美术人才短缺的有效手段。另外，民众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随着新思潮不断涌入，民众思想意识逐渐觉醒，逐渐意识到艺术存在的必要性，一部分人群迫切地想要提升自身的美术修养。苏北地区的文化交流较多，民众的意识觉醒更为迅速，美术需要也就更为急迫，直接促进了苏北美术教育发展。
二、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的方式方法
（一）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提倡艺术学者走出去
民国时期美术教育的留洋学习十分火热，大多美术学者都是留洋归来全身心投入到民国美术教育之中，进一步推动中西美术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民国美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著名的雕塑大师滑田友，是第一批去法国留学的雕塑大师，在国内修复江苏甪直唐塑罗汉的经历为其之后在法国的学习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对滑田友雕塑风格确定具有很大影响。滑田友将之前的经验与在法国的学习相结合，升华对“六法”的理解，创作出许多优秀雕塑作品，其中圆雕《轰炸》反映了日寇滔天罪行，如今收藏在巴黎近代艺术博物馆。
（二）民国时期苏北美术教育中西结合
民国时期经济初步发展，对人才需求多种多样，过去的传统美术教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一些江苏美术院校开始研究美术教学改革，结合西方教学模式，将传统美术与西方美术相结合。首先，一些西方教学体系引进来，推动了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清晚期一些绘画社团开始尝试组织美术教育机构，例如当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江苏部分师范院校开始设置美术课程，例如1906年诞生于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开设了铅笔画、水彩画等西方画教学课程与山水画等中国画课程，进一步完善美术教育体系。1919年正式批准了本科院校可以开设美术相关科系。抗战时期画家们开始改良传统美术，一些留学在外的画家回到国内，由西洋画转战中国画，通过一系列的改良美术适应环境需要，为美术教育现代化转变提供保障。
（三）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学校美术教育与社会美术教育相结合
民国时期，西方绘画涌入，当时的现代化美术主要倡导美术社团，多样的美术形式出现，形成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美术教育形式。当时江苏著名的美术院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民国时期江苏美术的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除了专业的学校进行美术教育之外，一些社会团体成为美术教育重要营地之一。从1912年到1949年，江苏美术社团共计32个，在全国各省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学校与社会社团美术教育多种多样，包含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派等。学校与社会社团多种美术教育形式丰富了人们的美术生活，营造了充满激情的美术教育环境，让更多人参与到美术学习之中。美术周边产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除了教育美术期刊，画展、美术学术研究等越来越多，美术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通过收集和整理清至民国期间曲靖地区的水利碑刻资料，本文试图了解曲靖地区的水利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这有利于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为当今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发展和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至民国；利碑刻；论纲
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意义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與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③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建设对当下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注 释
①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29/c_121039106.htm下载于2016-4-20。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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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十七年”“十年”及“新时期”三个时期，经历了初现生机、相对停滞、日趋繁荣三个阶段。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在广播语言要素及应用诸方面，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关键词： 新中国 广播语言研究 分期 特征 承前启后
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百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内。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处于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的“发展后期”[1]（5）及“复兴期”[1]（8）。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首先传承了民国时期广播语言研究，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均有明显的独特性，较以前有所丰富与发展。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根据内部发展各阶段的独特性，可分为“十七年”“十年”“新时期”3个时期。
一、初现生机的“十七年”广播语言研究
新中国成立（1949）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以下简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俗称“十七年”。此期间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初现生机。除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外，广播语言要素、广播语体、广播语言规范化等方面，也多见研究成果。
（一）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自解放区人民广播①语言研究形成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这种引领作用成为贯穿70多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全程的一根红线。代表作有梅益《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1958）、向隅《文艺广播怎样为政治服务》（1958）等、夏青《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广播员》（1958）等。对广播语言研究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强调还体现在领袖题词上。1965年9月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为之题词。毛泽东同志发表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些题词指明了包括广播语言研究在内的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
较之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叶圣陶《把稿子念几遍》（1958）新提“读改法”，是对茅盾《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所倡导“说新闻”广播播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此“读改法”至新时期仍广泛运用于广播语言应用实际中。徐起《从播音工作看精简异读问题》（1965）等研究《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广播语音要素应用中存在的同义异读音等问题，对后世同类研究具有启迪作用，如彭红《播音规范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97）就消除播音中存在的异读现象提出了建议。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十七年”不乏广播词汇、语法研究之成果，如程天民《我对于新闻语言和广播语言的一点意见》（1953）、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及叶圣陶《要写得便于听》（1960）。
（三）广播语体研究更加注重媒体特征
十七年时期学者对广播语体及风格的研究较民国时期更深化，更注重广播主要靠说听传播和接受语言信息的媒体特征。叶圣陶《关于广播语言的一些简单的意见》（1953）主张“广播稿完全是让人家听的”，要“上口顺耳……就是意思明白通畅”。此类研究成果还有梅益《广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1958）、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杨兆麟《改进广播文风问题的研究》（1959）等。
（四）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依据从新
民国时期虽已有学者论及广播语言规范化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播语言规范研究依据有较大变化。要而言之，由国语规范化转化为普通话规范化③。《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1955）、《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5）、《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等都成为此期广播语言要素规范化应用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有叶圣陶《广播工作和语言规范化》（1955）、郑林曦《让广播语言成为普通话的典范》（1955）及王茂松《从汉语规范化谈到广播语言》（1956）等。
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成果仍多为实践经验;至六十年代初，研究的理论性有所增强。后受制于社会形势，研究生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外，研究的专门性论著较少，更多研究成果（结论）散见于相关论著;语言要素应用专题研究成果较少。
二、相对停滞的“十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十年时期（1966—1976）即“文革”时期，广播语言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2010）甚至认为此期“广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顿”[2]（6）。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通讯的写作（一）——写作课教材》（1972）算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日趋繁荣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广播语言研究与社科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进入了日趋繁荣的新时期。
（一）“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齐头并进
就整体而言，“综合研究”构成了新时期广播語言研究之总体框架，“专题研究”较之综合研究更细化而完备。施旗等《广播语言的运用》（1980）、林兴仁《广播语言教程》（1998）和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2015）等属于“综合研究”成果。“专题研究”成果几乎涉及广播语言研究各方面，如刘士勤等《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1980）、夏青《普通话广播中的读音问题》（1982）、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陈克岭《广播评论要慎用同音词》（1993）、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孟伟《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2006）、董捷《提升广播语言精密度的方法》（2015）。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仍为重中之重
1.语音研究热度不减。
广播语音（含播音）研究仍是此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最大热点，研究涉及面较以往更宽。张松《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1979）、陈刚《谈谈评论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表达特点》（1980）、吴为章《铿锵悦耳琅琅上口——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1981）、王璐等系列论文《广播语言的吐字发声问题》（1982—1983）、范惠凤《正确运用停连》（1984）、张颂《论播音语气》（1985）、丁崇立《广播语言的音乐美》（1986）、张一农《明白如话听着顺耳——谈广播语言的听觉要求》（1993）、唐余俊《广播语音应用的修辞学研究》（2018）等研究涉及停顿、重音、语速、语气、声韵与节奏、语调等方面。
2.广播词汇、语法研究更广泛而细致。
新时期词汇语法研究较之十七年时期更广泛而细致，研究成果数量和涉及内容均已大大超前，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
词汇方面，秦旭卿《略论广播语体及其用词》（1986）与陈月明《从心理学角度谈广播电视广告中的词语反复及心理学解释》（1988）分别从广播语体特征及心理学角度研究广播语言词语选用问题。李守之《广播稿要避免产生歧义》（1986）、张伟《怎样处理广播稿中同音词》（1988）、赵辉《广播语言的选用》（1994）等研究广播语言中同音词、双音词等的正确应用。顾光燧《模糊语言在广播新闻中的运用》（1993）、唐余俊《广播语言中的语义模糊现象》（2014）等研究广播（新闻）语义模糊性等问题。
广播语法研究方面，王海泉《广播语言要变长句为短句》（1986）、余圣辉《代词在广播稿中的应用》（1987）、李载本等《广播稿中标点符号的变通处理》（1994）等涉及词法、句法研究乃至标点符号用法研究。
（三）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
新时期较十七年时期以体现媒体特征为主，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论述了“广播语体的渗透与创新、汉语广播语体的类型、汉语广播语体的五类分语体等问题”[3]。林兴仁《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与创新》（1989）、葛浩《广播语体的“八纲辨证”》（1994）、毕一鸣《“播音腔”与“主持调”———浅论广播语体的适应性》（1996）、李强《广播语言和文本语言应重修旧好》（2009）、毕一鸣《论口语文化中的广播语言》（2010）等研究成果涉及广播语体多方面论题。
（四）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
《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等相关法规的颁发，使此期广播语言规范化应用更“有法可依”。研究者除依据自身实践经验或研究心得外，更多以相关法规为依据，使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相关研究成果有江蓝生《当前广播电视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几个问题》（1997）、刘耀武《广播语言规范化十大原则》（2002）、姚喜双《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评价》（2005）、陈宝瑞《广播语言十不宜》（2005）、郭龙生《广播也要重视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2007）、蔡成《全面掌握和正确使用广播语言》（2016）等。
（五）广播语言新晋研究层出不穷
1.广播修辞（辞格）研究。
新时期广播修辞（辞格）研究由隐到显，渐成热点，且出现了专门性的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成果。“消极修辞”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1987）、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胡毅《浅谈广播语言与修辞学的关联》（2011）等;“积极修辞（辞格）”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稿中比喻的运用》（1985）、沈九涛《广播评论的对比手法》和陈佳敏等《广播节目的独特魅力：“通感”》（2011）等。
2.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渐受学者关注。吴为章《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1997）较早研究1940年至1990年这50年间人民广播语言研究发展状貌;王文利《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研究》（2011）重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广播语音史;唐余俊《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2017）贯穿百年历史研究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发展历程。
3.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
1991年以来历次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广播类）点评已成别开生面的广播语言研究成果。如对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2017年二等奖获得者）之“初评评语”为：“体现广播的语言特点。语言干净利索，语句短小精悍，没有多余的字和话，听起来俏皮生动;说白话不用形容词，并采用排比手法，听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4]评语论及获奖广播评论语言语音、词汇、语法要素及语体风格、修辞（辞格）应用等。这些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内容未必全面、系统和深入，但因为奖项等级高、影响力大，可大大增强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有效性。
（六）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新方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新媒体广播（利用互联网的网络广播及在线广播电台软件等）大量涌现，使广播语言信息传播方式较之传统方式有新变化。语言研究已开始基于信息传播较易双向及逆转，以听觉为主，且可辅以视觉等新特征。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了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出现了诸多广播语言研究新成果，如姚喜双等论文集《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语言研究》（2013）、李勤《新媒体时代播音语言水平的提高方式》（2018）、姚茵《新媒体环境下广播语言规范问题及解决方法》（2018）等。如何在“微时代”（微信、微博等）应用好广播语言要素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包括孙明花《试论微博在国家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中的作用和应用》（2012）、彭慧芸《浅析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表现力——以广播电视台微信点歌为例》（2015）等。
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时间跨度大，成果丰，但仍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点。如梅益于十七年时期提出的电台“要千方百计做到能自己走路”的理念，直至新时期才真正落到实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研究成果寥寥。又如在此期间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涉及的辞格种类偏少;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的深广度有待拓展，成果总量有待丰富。
注释：
①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指解放区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整个中国的广播事业。
②这是按1945年算的。另说应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开播之日起算。
③国語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要素方面有较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钟广社.读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J].当代修辞学，1989（3）：42.
[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初评评语”[EB/OL].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6/12/c_136359121.htm.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研究》（批准号18ZWD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影响一直被忽略。我曾试着搜集这方面资料，收获不大，故对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并不看好。
孙大权博士的近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一扫学界陈见，以“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为主线，揭示了那一代学人引介和钻研西方经济学的努力工作。孙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熏陶，史学功力深厚，竟被他找到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学社的资料和档案，汇集成书。在此基础上，他有理有据地论证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国内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才是当时的主流。
刘大钧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曾经留美，时任清华教授，后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1923年，刘大钧联合马寅初、戴乐仁、陈达等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发起建立了中国经济学社。
1927年以后，随着留美经济学生陆续归国，中国经济学社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工商界很多企业家、银行家的鼎力资助，研究活动日益丰富。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每年都举行年会，邀请学、政、工商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学社还主持出版了多份学术刊物，如《经济学季刊》，并统一了自严复以降一直处于混乱境地的经济学名词翻译。
同时，学社很多成员在学术上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方显廷、何廉、唐庆增等都有重要论文在国外著名期刊上发表。可惜抗战爆发后，学社活动渐入低谷，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转而研究特殊的战时经济。
解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社的很多成员更远走他乡，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都是如此；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发生极大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都弃理论而研究思想史。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了话语权力，创造出全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从而抑制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几十年来，研究过程中对这段历史有意无意的忽略，加上图书馆选书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的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中，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本书则列举了更多有益的线索。
这本书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书后所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了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或将成为日后民国经济思想史探究者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甚至都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只能俟有心人续之补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