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通过收集和整理清至民国期间曲靖地区的水利碑刻资料，本文试图了解曲靖地区的水利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这有利于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为当今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发展和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至民国；利碑刻；论纲
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意义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與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③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建设对当下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注 释
①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29/c_121039106.htm下载于2016-4-20。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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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十七年”“十年”及“新时期”三个时期，经历了初现生机、相对停滞、日趋繁荣三个阶段。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在广播语言要素及应用诸方面，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关键词： 新中国 广播语言研究 分期 特征 承前启后
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百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内。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处于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的“发展后期”[1]（5）及“复兴期”[1]（8）。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首先传承了民国时期广播语言研究，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均有明显的独特性，较以前有所丰富与发展。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根据内部发展各阶段的独特性，可分为“十七年”“十年”“新时期”3个时期。
一、初现生机的“十七年”广播语言研究
新中国成立（1949）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以下简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俗称“十七年”。此期间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初现生机。除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外，广播语言要素、广播语体、广播语言规范化等方面，也多见研究成果。
（一）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自解放区人民广播①语言研究形成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这种引领作用成为贯穿70多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全程的一根红线。代表作有梅益《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1958）、向隅《文艺广播怎样为政治服务》（1958）等、夏青《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广播员》（1958）等。对广播语言研究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强调还体现在领袖题词上。1965年9月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为之题词。毛泽东同志发表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些题词指明了包括广播语言研究在内的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
较之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叶圣陶《把稿子念几遍》（1958）新提“读改法”，是对茅盾《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所倡导“说新闻”广播播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此“读改法”至新时期仍广泛运用于广播语言应用实际中。徐起《从播音工作看精简异读问题》（1965）等研究《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广播语音要素应用中存在的同义异读音等问题，对后世同类研究具有启迪作用，如彭红《播音规范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97）就消除播音中存在的异读现象提出了建议。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十七年”不乏广播词汇、语法研究之成果，如程天民《我对于新闻语言和广播语言的一点意见》（1953）、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及叶圣陶《要写得便于听》（1960）。
（三）广播语体研究更加注重媒体特征
十七年时期学者对广播语体及风格的研究较民国时期更深化，更注重广播主要靠说听传播和接受语言信息的媒体特征。叶圣陶《关于广播语言的一些简单的意见》（1953）主张“广播稿完全是让人家听的”，要“上口顺耳……就是意思明白通畅”。此类研究成果还有梅益《广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1958）、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杨兆麟《改进广播文风问题的研究》（1959）等。
（四）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依据从新
民国时期虽已有学者论及广播语言规范化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播语言规范研究依据有较大变化。要而言之，由国语规范化转化为普通话规范化③。《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1955）、《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5）、《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等都成为此期广播语言要素规范化应用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有叶圣陶《广播工作和语言规范化》（1955）、郑林曦《让广播语言成为普通话的典范》（1955）及王茂松《从汉语规范化谈到广播语言》（1956）等。
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成果仍多为实践经验;至六十年代初，研究的理论性有所增强。后受制于社会形势，研究生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外，研究的专门性论著较少，更多研究成果（结论）散见于相关论著;语言要素应用专题研究成果较少。
二、相对停滞的“十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十年时期（1966—1976）即“文革”时期，广播语言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2010）甚至认为此期“广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顿”[2]（6）。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通讯的写作（一）——写作课教材》（1972）算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日趋繁荣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广播语言研究与社科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进入了日趋繁荣的新时期。
（一）“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齐头并进
就整体而言，“综合研究”构成了新时期广播語言研究之总体框架，“专题研究”较之综合研究更细化而完备。施旗等《广播语言的运用》（1980）、林兴仁《广播语言教程》（1998）和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2015）等属于“综合研究”成果。“专题研究”成果几乎涉及广播语言研究各方面，如刘士勤等《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1980）、夏青《普通话广播中的读音问题》（1982）、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陈克岭《广播评论要慎用同音词》（1993）、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孟伟《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2006）、董捷《提升广播语言精密度的方法》（2015）。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仍为重中之重
1.语音研究热度不减。
广播语音（含播音）研究仍是此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最大热点，研究涉及面较以往更宽。张松《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1979）、陈刚《谈谈评论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表达特点》（1980）、吴为章《铿锵悦耳琅琅上口——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1981）、王璐等系列论文《广播语言的吐字发声问题》（1982—1983）、范惠凤《正确运用停连》（1984）、张颂《论播音语气》（1985）、丁崇立《广播语言的音乐美》（1986）、张一农《明白如话听着顺耳——谈广播语言的听觉要求》（1993）、唐余俊《广播语音应用的修辞学研究》（2018）等研究涉及停顿、重音、语速、语气、声韵与节奏、语调等方面。
2.广播词汇、语法研究更广泛而细致。
新时期词汇语法研究较之十七年时期更广泛而细致，研究成果数量和涉及内容均已大大超前，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
词汇方面，秦旭卿《略论广播语体及其用词》（1986）与陈月明《从心理学角度谈广播电视广告中的词语反复及心理学解释》（1988）分别从广播语体特征及心理学角度研究广播语言词语选用问题。李守之《广播稿要避免产生歧义》（1986）、张伟《怎样处理广播稿中同音词》（1988）、赵辉《广播语言的选用》（1994）等研究广播语言中同音词、双音词等的正确应用。顾光燧《模糊语言在广播新闻中的运用》（1993）、唐余俊《广播语言中的语义模糊现象》（2014）等研究广播（新闻）语义模糊性等问题。
广播语法研究方面，王海泉《广播语言要变长句为短句》（1986）、余圣辉《代词在广播稿中的应用》（1987）、李载本等《广播稿中标点符号的变通处理》（1994）等涉及词法、句法研究乃至标点符号用法研究。
（三）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
新时期较十七年时期以体现媒体特征为主，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论述了“广播语体的渗透与创新、汉语广播语体的类型、汉语广播语体的五类分语体等问题”[3]。林兴仁《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与创新》（1989）、葛浩《广播语体的“八纲辨证”》（1994）、毕一鸣《“播音腔”与“主持调”———浅论广播语体的适应性》（1996）、李强《广播语言和文本语言应重修旧好》（2009）、毕一鸣《论口语文化中的广播语言》（2010）等研究成果涉及广播语体多方面论题。
（四）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
《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等相关法规的颁发，使此期广播语言规范化应用更“有法可依”。研究者除依据自身实践经验或研究心得外，更多以相关法规为依据，使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相关研究成果有江蓝生《当前广播电视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几个问题》（1997）、刘耀武《广播语言规范化十大原则》（2002）、姚喜双《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评价》（2005）、陈宝瑞《广播语言十不宜》（2005）、郭龙生《广播也要重视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2007）、蔡成《全面掌握和正确使用广播语言》（2016）等。
（五）广播语言新晋研究层出不穷
1.广播修辞（辞格）研究。
新时期广播修辞（辞格）研究由隐到显，渐成热点，且出现了专门性的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成果。“消极修辞”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1987）、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胡毅《浅谈广播语言与修辞学的关联》（2011）等;“积极修辞（辞格）”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稿中比喻的运用》（1985）、沈九涛《广播评论的对比手法》和陈佳敏等《广播节目的独特魅力：“通感”》（2011）等。
2.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渐受学者关注。吴为章《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1997）较早研究1940年至1990年这50年间人民广播语言研究发展状貌;王文利《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研究》（2011）重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广播语音史;唐余俊《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2017）贯穿百年历史研究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发展历程。
3.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
1991年以来历次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广播类）点评已成别开生面的广播语言研究成果。如对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2017年二等奖获得者）之“初评评语”为：“体现广播的语言特点。语言干净利索，语句短小精悍，没有多余的字和话，听起来俏皮生动;说白话不用形容词，并采用排比手法，听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4]评语论及获奖广播评论语言语音、词汇、语法要素及语体风格、修辞（辞格）应用等。这些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内容未必全面、系统和深入，但因为奖项等级高、影响力大，可大大增强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有效性。
（六）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新方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新媒体广播（利用互联网的网络广播及在线广播电台软件等）大量涌现，使广播语言信息传播方式较之传统方式有新变化。语言研究已开始基于信息传播较易双向及逆转，以听觉为主，且可辅以视觉等新特征。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了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出现了诸多广播语言研究新成果，如姚喜双等论文集《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语言研究》（2013）、李勤《新媒体时代播音语言水平的提高方式》（2018）、姚茵《新媒体环境下广播语言规范问题及解决方法》（2018）等。如何在“微时代”（微信、微博等）应用好广播语言要素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包括孙明花《试论微博在国家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中的作用和应用》（2012）、彭慧芸《浅析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表现力——以广播电视台微信点歌为例》（2015）等。
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时间跨度大，成果丰，但仍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点。如梅益于十七年时期提出的电台“要千方百计做到能自己走路”的理念，直至新时期才真正落到实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研究成果寥寥。又如在此期间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涉及的辞格种类偏少;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的深广度有待拓展，成果总量有待丰富。
注释：
①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指解放区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整个中国的广播事业。
②这是按1945年算的。另说应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开播之日起算。
③国語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要素方面有较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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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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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研究》（批准号18ZWD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生态文明与环境管理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文章从价值内涵、经济内涵和技术内涵三个角度，对生态文明视角下环境管理的实质分析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管理；实质内涵
1生态文明与环境管理的内涵简介
人们从远古走向现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有不同的管理制度，而且越是发达的文明形态，越注重对环境的改变，力求使环境的类型和水平更适合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存需要。环境管理，是指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监督等手段，为达到预期环境目标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活动。环境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了提高环境质量，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其他动植物、微生物的生存空间更为良好。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环境管理开展更多的还是侧重经济效益，一些地方还存在政绩工程的现象。也就是没有真正把社会发展中有关环境管理部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协调，导致环境管理不能有效融入社会可持续发展之中[1]。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社会都开始把目光从简单粗放的物质文明建设逐步的转向系统集约的生态文明建设。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本文拟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入手，探讨环境管理的实质，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中更为深刻系统的认识环境管理工作，并将环境管理工作有机的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2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探析
在环境管理方面，我们过去一直很少注意如何更好的使环境管理融入生态理念。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管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只有二者真正有机融合以后，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管理的导向。环境管理工作应该服务于社会文明建设，而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环境管理工作也要最大限度的服从于生态文明建设；第二，环境管理是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重要工具。生态文明的实现，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时期，人类综合素质没有达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仍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工具来进行约束和指导，才能实现一种文明的建设。生态文明也不例外，需要有环境管理中若干细化的措施作为工具进行指导，才能使生态文明稳步的得以实现；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管理共同承载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简单来说，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境界和社会形态；而环境管理涉及经济、社会、政治、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目的就是使人与生活环境和谐发展，制度与社会紧密吻合[2]。显然，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管理的核心目的是不谋而合的，都是要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3 生态文明视角下环境管理的实质分析
3.1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管理的价值内涵
生态文明在现阶段，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驾齐驱的，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环境管理的目的是使人类文明更好的延续，并且是在一种更为协调的环境中延续。比如过去，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往往会整治街道，进行绿化。而在对城市进行绿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强调如何使城市绿起来，或者过分的追求视觉效果，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绿化对城市环境的贡献应如何反映，如何使绿化工作的视觉效果与生态效果相协调[3]。这就是没有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环境管理建设之中。而在新时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下，绿化工作普遍在通过调整树种的搭配，改变栽植的时间和地点，不仅是绿化能满足于城市的美化，还能起到净化空气、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等诸多功能，这就是更好的使绿化与生态理念相融合，体现环境管理价值的地方。
3.2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管理的经济内涵
经济发展，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生态环境生产力为根本动力，以人类社会良性循环发展为根本宗旨，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模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并不相互违背，并且生态文明建设越发的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而在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中，由于技术、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的制约，总是把经济发展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导致环境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新时期，环境管理的目的已经逐渐的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很多项目都是环境工作一票否决制，即环境不达标，一切活动都不能进行。在这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与环境管理相吻合的，共同指引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此，我国的环境管理应围绕经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和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三大主题，最大程度地缩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随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状况恶化的周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4]。
3.3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管理的技术内涵
环境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在环境管理中，应当处理好产业生态关系、城乡生态关系、上下游生态关系和地区间生态关系等四大基本生态关系，这是环境管理的技术目标。而在产同的环境管理中，我们没有过多的重视环境管理中如何协调以上四大基本关系，往往是\"单打独斗\"的就是论事去管理，没有脱离开环境管理狭隘的认识。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在环境管理中，不断的通过提高环境管理的科技含量，完善技术手段，通过更为科学有效的环境管理，引领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比如在环境管理中，如何通过协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使城市发展不在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而且要通过合理的布局，使农村、城市实现一体化发展，就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管理共同的内涵。对此，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5]。这实际上也是在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种高度总结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管理的技术内涵更为全面而科学的解释。
4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会越来越多的与环境管理相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二者有机联系的桥梁，已经越来越重要。为此，相关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更多的进行协调和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下，更好的完善环境管理的内涵，使之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低碳高效，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新兴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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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6-2
作者简介：马晴（1969-），女，内蒙呼市，大学本科，就职于呼和浩特市环境科学研究所，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
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 民国时期尚公学校儿童自治产生的背景
1.1 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
清末时期,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与制度逐步传入中国。西方国家的思想精髓就是民主与科学, 早在清末就有学者宣传过,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处于封建社会, 社会意识形态趋于保守, 在当时并未获得政府和法律上的认可, 民众对这种认识也相当淡泊。民国之初, 为适应新政体下的教育体制,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从欧洲新教育发源地带回新教育思想, 作为民初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 (1) 1917年,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 主持设立了北大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在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地同时, 实施教授治校, 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水平和活动能力。正是由于这些原则的实施, 减少了当时政府对学校不合理的控制, 所以民国前期, 在各个学校中学生自治都倡导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1.2 社会先进人士的倡导
民国时期, 探讨学生自治的学者对如何实现学生自治进行详细的阐述, 许多关于学生自治的文章见诸于报端。1919年, 陶行知在《新教育》上发表了《学生自治问题研究》这篇文章, 文章中详细分析了什么是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班的好与不好所带来的影响。陶行知认为学生自治是最能体现民主治学, 也是学校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文启在《同泽半月刊》中发表《学生自治的意义》, 对“不自治则治于人”的说法展开论述, 强调了学生自治在人格、实际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对学生自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论述, 有效的推动了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的开展。
1.3 学生本身对自治的追求
在西方先进思想的冲刷、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 学生群体也在社会当中发挥着传播与实践作用。他们汲取着社会当中他们认为正能量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尽管学生的社会关系不如成人稳固, 但是他们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 作用不容小觑。在校内, 他们积极开展各种爱国活动, 倡导民主实践。在校外, 他们倡导人人平等, 反对陈腐的观念和旧习, 主张自由。他们积极开展演讲与游说活动, 创办期刊杂志, 身体力行地倡导新思想新风尚, 开民智, 用实际行动引导社会成员改变旧俗, 破除旧制。学生这种躬身实践的做法, 推进了学生自治的进程。
2 民国时期尚公学校儿童自治的发展概况
尚公学校试行儿童自治, 始于1922年。1922年1月28日至4月30日是尚公试行儿童自治事业的筹备时期。1922年5月1日至1928年1月是尚公儿童自治实行时期。1928年2月到1929年, 是尚公儿童自治的改组时期。尚公儿童自治改组前后差异较大, 本文从改组前后的儿童自治组织分析儿童自治发展概况。
2.1 改组前尚公学校的儿童自治组织
2.1.1 儿童自治组织的构成。
尚公学校自实行以来的儿童自治组织, 有一个原则是始终如一贯的, 那就是“从小组织而到大联合。”它区别于美国学生管理体制的三权分立式和自治委员制, 就像杨彬如君在儿童自治施行实况上所说:“我校———尚公———的儿童自治事业, 是把学级自治做基本, 各有学级自治会, 从小组织上发生大联合, 另组一个学校青年会, 定名小青年会, 把集会游艺做主体, 而附设各种特殊机关。巡查团作为独立机关, 主持秩序方面的事情”。 (2) 这便是“从小组织而到大联合”的具体解释。
儿童自治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学级联合会, 学级联合会是三年级以上才有的, 是儿童自治最高机关, 一二年级便用临时设计的组织。学级联合会指导小青年会, 小青年会是各机关与各团体的联络中心。小青年会下设银行、巡查团、新闻社、救护院、图书馆、商店和照相馆七个机关, 每个机关都有自己的指导所属。巡查团作为独立机关, 主要负责秩序方面的事务。
2.1.2 对儿童自治组织的评价。
组织太过散漫。过去的儿童自治组织散在各处, 全无严密的集合。学级联合会是儿童自治最高的机关, 但是其职权也只限于建议, 这种只有建议权、指挥权的学级联合会, 和从前的资政院、咨议局没有任何区别。小青年会的总干事既由联合会的聘任, 但自身又屹然独立, 不受学级联合会的指挥, 且小青年会本身事业只有集会和游艺两种, 却要指挥下面七个机关, 在系统上很难自圆其说, 同时降低了办事效率。
不符合时代精神。小青年会分设银行、巡查团、新闻社、救护院、图书馆、照相馆和商店七个系统, 整体看来小青年会所办的事业, 过于注重个人的智、德、体三育。但二十世纪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身兼重担, 那就是改造社会。小青年会忽略了儿童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一点, 这也就是他们对于时代精神不能适合的一点。
无群众基础。小青年会的产生, 没有群众的基础, 他所办的事是否合于群众的意志, 能够使群众满意, 都可以放任不管。小青年会只需要得到教师的首肯, 就可以代行一切事务。不但如此, 小青年会的职权是独立的, 群众对于他没有指挥的可能, 如果该会负责人玩忽职守,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没有群众做后盾的组织, 在形式上固然容易崩溃, 而在精神上不免变成寡头治式的独裁。
2.2 改组后尚公学校的儿童自治组织
2.2.1 儿童自治组织的构成。
对于过去的儿童自治, 存在种种的局限性, 于是尚公学校决定在1928年2月实行改组。小青年会因为不符合时代潮流, 不能成为时代的组织, 尚公学校决计把它取消。参照一部分国民党的组织, 尚公学校组织了一个尚公学生会。
改组后的尚公儿童自治会组织, 以尚公学生会为中心。其组织的方法是, 三年级以上各级儿童, 组织级学生会, 再由各级学生会选派代表, 召集全校代表大会, 这全校代表大会是全校儿童自治组织的最高机关, 职权由尚公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执行, 全校代表大会另选监察委员若干人, 组织监察委员会, 行使监察的职权。关于行政方面, 有各机关领袖组织尚公市行政委员会负责办理, 但须受尚公学生会的指挥。尚公市行政委员会由尚公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任九人组织。全市行政分为教育馆、图书馆、俱乐部、博物院、公安局、卫生局、报社、银行和商店九个机关, 各机关领袖, 由行政委员九人兼任之。
2.2.2 改组后儿童自治组织的特点。
面向全体学生。尚公市以尚公学校为其行政区域, 凡尚公学校的学生, 都是市民, 这就保障了全校学生共同参与学生管理的事务。比如每个人必须做好个人卫生, 对于校园场地由学生分组轮流打扫清洁, 以便卫生局检查。轮流值日, 以便学生在学生自治的同时锻炼自己, 提高自己, 服务大众, 能够提高学生融入社会和自治的能力。
组织彼此相属, 联系紧密。例如级学生会是尚公学生会的下级机关, 其内部的组织可以随各级的情形自由活动, 但不能和尚公学生会的组织相抵触。级学生会最大的职权是选派全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此, 级学生会一方面固然是尚公学生会的下级机关, 他方面却是尚公学生会的产生机关。一方面尚公学生会可以指挥级学生会;另一方面, 级学生会却可以监察尚公学生会, 所以二者的关系是直接的, 不像从前学级自治会和小青年会的关系是间接的。
除了执行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 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 可以在全校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监察的职权。这是以前任何儿童自治组织所没有的。尚公学校虽然改变了以前的组织, 但是并未把以前的“从小组织到大联合”的组织原则推翻, 它仍旧以各级学生会为基本组织, 不过各级学生会是全校学生会的一支部罢了。总之, 现在的组织是有规律的, 不是散漫的, 是严密的, 不是凌乱的。
结束语
民国时期尚公学校经营历时28年, 在这28年当中, 它能够成为当时上海最好的小学之一, 儿童自治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尚公学校留意儿童身心发展, 在学生中组织学生自治, 不仅训练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 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陶行知之子陶至善说过:“我模糊的体会到, 老师们试验一种比较新的方法, 就是要增进学生对社会的认识, 培养学生各种处事的能力。”正是民国时期尚公学校有序的学生会组织, 才能够让学生提高自身能力, 完善自身发展, 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民国时期学生自治的发展。
摘要：民国时期尚公学校开办历时28年, 在这28年当中, 它能够成为当时上海最好的小学之一, 校内的儿童自治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尚公学校儿童自治产生的背景、发展概况, 探索尚公儿童自治的特点, 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近代以来“学生自治”的历史面貌, 同时对当今小学校学生自治活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尚公学校,儿童自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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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文章依据实际工作经验从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出发，结合交通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要求，简要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的实际情况，从多层面上对现阶段改革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以及與之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展开了分析，促使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向着规范化、全面化以及科学化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我国交通事业单位发展进程向前推进。
[关键词]新时期；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5.352
1 引 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我国逐步进入到了科学时代当中，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我国范围之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呈现出一种逐步提升的态势，在此情况之下，我国各种类型的各个领域中的事业单位当中出现财政层面上的问题及负面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从而也就使得财务管理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在我国事业单位中，交通事业单位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构成成分，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技术在我国各个领域中应用广泛程度的提升，人民群众逐渐针对事业单位中的财务管理人员具有的综合性管理能力和操作的规范性提出了一定的意见，事业单位中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怎样做才可以使得上文中提及到的这一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呢？在崭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使得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相关人士能够对交通事业单位的财务体系改革工作充满信心，使得其本身具有的会计信息逐渐地向着全面、真实和规范的方向发展，已经逐渐演变为我国交通事业单位重视的一个问题。
2 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人们其实还是没有摆脱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影响，往往还是会将承担着铁路、公路等相关的公共交通监督管理及维护责任的单位当成我国交通领域中的事业单位。在崭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以及科学技术水平之下，我国交通领域中的各个事业单位是应当逐渐地向着高效、稳定的方向转变的。将对各项公共交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证作为前提条件，将为人民提供质量上乘的服务作为宗旨，具备点多面广等特殊性，从而也就可以从本质的层面之上来对公共交通安全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证。
以往在我国范围之内处于运行状态的交通领域中的事业单位一般情况来说都是不会将赢利作为根本目的的，但是使用的却是在各个领域中的相关企业中较为普遍应用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背景之下我国交通领域中的各个事业单位一定是需要满足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一定是需要在开展财务体系改革工作的基础上适应发展需求的。处于运行状态的我国交通领域中的各个事业单位是应当将实际经营和发展情况作为凭据，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适应性比较强的财物管理。从而也就可以从内部机制的层面上促使我国财务管理向着高效和稳定的方向转变。
现阶段我国已经逐步意识到了在交通事业单位领域中开展财务体系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对应的规章制度，这使得财务体系改革工作的具体内容向着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但是着眼于现行的交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系，仍然是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也使得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系向着规范化、全面化以及真实化的方向转变变得比较困难。
3 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工作中出现的明显问题
我国范围内某些交通事业单位施行的财务会计仅以多数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为准则，并不能够展现出交通行业的特殊性，在生搬硬套的情况之下没有对交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领域中的实际要求形成明确且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就难以使得理论和实际问题有机地相互融合在一起，而后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来的财务会计制度自然也就难以促进我国交通事业单位的发展，最终也就会在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机制改革工作深化发展的流程中进行限制，是没有予以交通行业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充分的重视，那么自然在各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也就会暴露出来一些缺陷。
转变思想观念，在目前的多数交通事业单位之中，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现阶段我国范围之内的大多数交通事业单位所开展的财务体系改革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养成的滞后性比较强的思想观念，在崭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在预算编制之外得到的闲置性资金基本上还是会像以往一样被各个部门当成是属于自身的私有资金，在没有上缴到上级财务部门审批并分发这一个过程的情况下，预算编制之外的“私有资金”的使用情况在各个部门中的随意性都是比较强的，从而也就使得这些本来应当转变为财政性资金的“私有资金”逐渐演变为各个部门的“零花钱”，最终肯定也是会对我国交通行业中各个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整体水平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4 解决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问题的措施
4.1 预算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应当得到进一步提升
预算管理作为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随着交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若想要得到更好的财务体系改革效果，理应将预算管理机制作为出发点，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厉行节约，量入为出，降低行政事业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也要着眼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使用与之相对应的预算措施，在既有的财务预算基础上，做出整体性、准确性比较强的预期性估计和总体规划工作，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防患于未然，实现各项相关资金的优化调整，最大限度地展现财务控制、监督管理工作的效果，從而也就能够为我国交通事业单位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针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
为了能够使得改革相关工作的效果达到最佳，交通事业单位在改革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针对财务人员开展的思想观念转变以及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力度应当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使其在思想观念转变的情况之下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而也就可以使得交通事业单位的财务队伍整体综合素质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及时领会财务管理工作的政策和规定，结合岗位的实际和特点，自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财务人员最终结合所学并在加以充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建议，进而对我国交通事业单位财务体系改革深化程度提升的过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5 结 论
总之，在崭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比方说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展现出交通行业的特殊性，现行会计制度的局限性很强等问题都亟须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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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从各个时期的商业政策分析，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前期，中西方国家都选择了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国仍然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而西方国家却开始大力发展商业，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走向不同的社会体系。
关键词：“重农抑商”；重商；变化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中国继续选择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西方则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中西方社会朝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进化。本文以时间为维度，有利于更好的研究中西方“农商”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得到启示。
一、奴隶社会时期
西方的奴隶制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3世纪，以公元476年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标志。中国的奴隶社会，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起，到公元前476年止。多数学者认为东方奴隶制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王朝，西方则为古西罗马帝国。
罗马是城市的帝国，城市是财富的聚集地，却不是它的生产地。尽管小规模的城市工业——特别是在东部比较繁荣，但是就商业和生产而言，城市却没有中心地位。富有的市民以地租、田地里的农产品和帝国的行政收益过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依靠贸易和工业。古罗马农学家克尤斯·加图的《农业论》一书就代表了古罗马奴隶制鼎盛时代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他认为农业是罗马人最重要的职业，提出了各种关于加强剥削奴隶的办法，通过减少对奴隶的开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他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认为庄园应该自给自足，从事商业也应该少买多卖，力求保持庄园的自然经济性质。
在古西周王朝，“周”字上部分为“田”字，说明周人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周自文王至康王几代国君，始终把百姓的温饱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诗经》中就记载了成王躬耕：“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大意为成千上万的人与成王一同耕种，三十里外的农民都从私田处骑马前来，与君王一起播种百谷。可以说西周初期几代君王都有“重农、爱农、亲农，体贴农夫的辛苦”的优良传统。武王灭纣后，开始将井田制推行至全国各地，从“以建井亩”、“殊厥井疆”等记载都可以得到证明。在商业方面，西周推行“工商食官”的制度，商业由贵族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出现了市场，管理市场的被称为“质人”。
二、封建社会前期
西欧封建社会前期，即5—10世纪，整个经济处于发展的低潮，农业生产落后，工商业衰退，学者们通常把这段时期称作“黑暗时期”。商人地位低下，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记载，西欧城镇中绝大部分的商人出身卑微，处于正常社会的边缘。在商税方面，墨洛温王朝时期，通行税和贸易税不断增加，并且到了12、13世纪，税收也在不断的增加。西欧对商人征收费用主要包括出赁货栈、店铺、地皮的费用及进入集市税、交易税、市场税、度量街使用税等。另外，由于西欧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态，几乎每一个封建主，上至国王下至普通领主，对通过自己控制区内的一切商人以至小贩，都可以任意设置各种税目，征收各种捐税。这包括对运输所征的税，如过境税、通行税、货车税、桥梁税、河流税；对货物所征的税，如农产品、畜产品以至武器、颜料等数百种商品征税；并且为葡萄酒单独设立税收标准，如对酒店及旅馆售酒所征的税、对使用度量衡所征的税；对市场及货摊所占用的土地收税、关卡税；等等其他税收。
战国秦朝是我国古代商业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商鞅从农战的角度提出了“事本禁末”的主张，韩非则将工商称之为社会的“五蠹”之一，强调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鞅实行了禁止商人经营粮食贸易、加重商人负担、对盐铁实行专卖的一系列政策。之后，秦始皇又明确将“上农除末”刻于琅琊碣石之上，并实行了诸如发配商人、迁徙商人的政策。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他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同时压抑商人的社会地位，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凡有市籍者，一律不准衣丝乘车，不得携带兵器，子孙不得任官，同时规定凡商贾均要交纳加倍的人口税。
而将“困商”发展到极致的则是官营禁榷，即“专卖制度”。历史上最早有关盐铁专卖的记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书《管子》出现了“官山海”一词，就是指的盐铁官营。有明确记录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听取大臣桑弘羊的建议，推行对盐、铁、酒实施官营。虽然有些朝代或废或禁，或因特殊情况（内乱、战争等）无法推行，但大多数朝代都将禁榷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推行，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设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
三、封建社会晚期
在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则继续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国内继续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明代在商业方面的课税与前代有所清减“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由政府派官员直接经营管理，民营需要得到政府许可。关于课税，明政府规定，铁课率为“每三十分取其二”，银矿不许开采。到了清代允许民间自由铁开矿，但是对铁的冶炼营销还是进行严密的监控。铁的贩卖流程也要报单、验单，严禁无照的私铁。矿产的开采、冶炼和流通等还是受政府的干预。所收取的商业交易税很重，如阳山县的墟埠，每天向政府交纳地皮“租银三十三两七钱”。
在海外贸易方面，明政府不仅禁止私商经营海外贸易和压制，摧残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的同时，还把海外贸易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清朝政府则采取了限制通商口岸、实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除了在一定的贡期内进行小量的贡舶贸易外，海上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建立保商制度，规定外商的一切买卖活动必须通过封建政府设立的行商来进行。行商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垄断了对外贸易的少数封建特权商人；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确定海关制度，规定“报关”办法和制定“饮水制度”；确立关税制度，凡外国商船进口，由虎门候关吏量船照章丈抽，以课关税，增设进口税，此外还有附加税、杂税及手续费。
在英国晚期的工商业政策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想出了许多刺激英国纺织业增长的政策，如禁止向弗兰德出口羊毛、进口布匹、对羊毛出口征收重税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工业的扩张，有助于创造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在爱德华四世时期推动保护纺织工业的措施，禁止进口丝绸，禁止若干种货物的进口。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工业政策的保护主义要比英国少一些，法国路易十一在蒙彼利埃建立了呢绒业，免除了普瓦蒂埃纺织业的税收；重新组织了供应武装部队的机器，进口了经过改进的设备模型，让国内的生产商进行复制，外国技术工人在法国受到了欢迎。
西欧这个时期的海外贸易政策是发展航海业，鼓励拓展海外贸易。英国亨利七世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对商人建造百吨以上的船只，给予每吨五先令津的贴。在伊丽莎白执政时期，还建立了许多享受贸易特权的大公司。英国通过这些公司进行贸易，能过海盗劫掠奴隶贩卖、国际走私而大发横财，把商人劫掠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本国转化为资本，促进了手工工场的发展。
四、结论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在奴隶制经济时代以及封建社会早期都是倾向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其共性主要表现在：（1）商业的发展都受到了封建制度及封建统治者的压制，主要表现在对私人经商进行限制，对商人征收重税，防止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过于强大。（2）中西方对商业市场的管理不断完善。中国随着商业集市的发展，统治者对市场管理的手段不断地更新，管理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市场管理体系，商业活动的范围都比较狭窄仅仅局限于集市贸易，而且举办市集活动的时间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在西欧也同样是如此。然而，在封建社会后期，西欧国家却一掃过去的作风，把商业看作是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大力保護工商业，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中国不仅继续实行“重农抑商”的商业政策，在清晚期还实行“闭关锁国”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而使中西方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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