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设想与实践总结，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具有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意义
1.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价值
学术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的演化持续关注，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现代化程度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性及紧迫性也日益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革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党在初期遭遇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差与错误解读，经过共产党人的完善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只有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社会实践才得以科学地推动，人民群众才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2.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研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五个生长点，分别是其文本研究方法论、创新路径、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的创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新其发展路径，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二、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用“实事求是”概括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世界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世界可知性问题，即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在世界本原问题上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强调客观事物遵循它所固有的内部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化，这从根本上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界线;“求”就是我们去分析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找到规律性，这一观点不仅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线，而且和一切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划清了界线。可见，“实事求是”是从三个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精辟概括，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
2.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关系上正本清源
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将实践引入哲学视界，着力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关系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践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然而，当时党内盛行着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成为实现这种“结合”的主要障碍，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基于这样的党内实际，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把扫除主观主义作为主要目标，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便是这种哲学旨向的代表作。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特别详细地阐述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一种是教条主义，即轻视实践和实际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到处生搬硬套;一种是经验主义，即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照猫画虎。两者都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其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的表现。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要从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蒙蔽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开展调查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是架起主观世界通往客观世界的“桥梁”，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认识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行动的方法论。
3.揭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及其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得出了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实践过程的正确结論。毛泽东将其概括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两个飞跃”理论，是对认识发展过程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认为“调查”就是深入实际全面把握客观情况，“研究”就是从“事”中求“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群众中来”，就是在深入群众的实践中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产生正确的认识、理论和求“是”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求到的“是”，再运用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用它们来指导社会实践并进行检验与鉴别。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实现了实践标准从真理标准向价值标准的跨越
在针对“两个凡是”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现在对这样的问题也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此，由政治领域开启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触发了对哲学相关问题的反思，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得以重新明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的改革开放征程中，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成为被自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理念，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党的重要思想理论主张，而这些思想从理论上把真理和价值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实现了认识论标准向价值论标准的跨越。
2.实现了从抽象原则转向现实实践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和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为解决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建立的崭新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作出具体的描述，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
3.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上的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毛泽东曾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概括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虽然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是出现了超越国情、盲目冒进的错误。为此，邓小平强调，目前的中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
[1]冯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
[2]黄亮.管理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7（01）
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哲学;教学方法;自然科学;文史知识;路线;方针;政策;学生实际
Stud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arx doctrine philosophy "，" teaching method
Li Ke-q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Tongren University Guizhou Guizhou Tongren 554300)
2007年版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正式开始使用。本教材根据深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过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四次修订，突出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教育性与知识性相结合、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学生对哲学理论的把握、对知识点的运用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一、哲学教学应联系自然科学实际
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一方面，它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并可以由各门具体科学加以证明;另一方面，它又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指导。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助于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从而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可信度。例如，在解释量变质变原理时，量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数量的变化引起质变;另一种是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而引起质变。因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同分异构体”的概念来说明。所谓同分异构体，就是指化学分子式相同，而结构式不同，进而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也不相同的事物。例如，甲醚和乙醇(酒精)，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C)原子、六个氢(H)原子和一个氧(o)原子，分子式都是“C2H6o”，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秩序不同，即结构方式不同，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化合物(见下图)，在常温标准大气压下，甲醚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乙醇是液体，能以任何比例与水混合，因此，它们的化学性质也不相同。这就说明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会引起质变，所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意事物数量的变化，还要注意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二、哲学教学应联系文史知识实际
哲学教学，不但要联系自然科学实际，还要联系文史知识实际，例如，在解释唯物辩证法辩证否定原理时，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就可以用到历史课上学过的“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三次武装起义、四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曲折斗争，才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国民自卫军。(2)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 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 君主立宪派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 路易十六批准立宪派制定的宪法(1791宪法)，建立了立宪派统治;1792年4月，法国抗击外来武装干涉的战争开始，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暴露，立宪派的保守妥协态度愈加不得人心;于是，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建立了吉伦特派政权，并于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路易十六。(3)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武装干涉法国;同时，法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至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4)雅各宾新政权面临严峻局面，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起武装叛乱，于是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1794年6月，国内反对“恐怖”统治的势力得到加强，并于179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从此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中间经过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即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三、哲学教学应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党的每一个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例，它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事物是普遍联系、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以及抓主要矛盾、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如，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的思想等。也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此，哲学教学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可以教育学生用哲学观点更高层次地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四、哲学教学应联系学生的身边实际
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学习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把理论当做锐利武器，去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会失去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在于它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例如，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那么启发同学们分析：“现实生活中是否有些时候没有矛盾?是否有些地方没有矛盾?”同学们经过一会的思考，回答说“没有!”于是就进而得出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必须全面分析事物，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结论。同时，生活中的这些矛盾是否都是均衡的呢?当然不是，有些主要、有些次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矛盾，但主要还是教与学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矛盾有主次之分这一哲学命题，进而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通过分析，大家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提高了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哲学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能使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生动，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而且能大大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何虎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2005(4).
[2]刘新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6).
[3]王学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多样化教学模式研究——案例分析教学法探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6).
[4]王学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多样化教学模式研究——图解式教学法探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8).
[5]刘泽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研究生教育研究，2001(3).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校级特色重点学科(教育学)资助。
作者简介：李克强，男，汉族，本科，1963年7月出生，铜仁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政治副教授;研究方向：人类变迁。
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而恰恰是适应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关键词］革命哲学；建设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构想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是基于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以个别形态存在的建设哲学，以特殊形态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提出建设哲学的根据
１．时代主题的转变。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黑格尔指出，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１］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２］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整个世界越来越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于市场经济时代。二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三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多极化使世界各种力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有利于避免世界的大冲突，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的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调全球合作、两制共存，强调共同承担维护人类利益的责任，强调共同处理与人类相关的全球事务。这就是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的本质区别。当前，世界各国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以综合国力为内容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如：贫困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疾病灾害、资源利用、信用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局部战争、核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又无法解决。因此，放弃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为思维特征的革命哲学，发展以平等交往、合作共存、求同存异为思维表现的建设哲学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２．实践主题的转变。哲学与实践也是交互作用的。哲学反映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变自己的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的实践包含前后相接的两个历史阶段，即革命和建设。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实践形式就是建设。
“就世界无产阶级总体实践来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实践的主题就发生了转换，即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３］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自觉。虽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无产阶级这种实践形式的改变，如：列宁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４］毛泽东则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５］的思想；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６］并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是总的来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哲学上没有相应地实现转换，斗争的思维、革命的思维、军事的思维而不是建设的思维依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走了弯路，出现了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它不仅在实践上真正使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到建设，而且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建设哲学权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了邓小平从建设的角度提出，由江泽民、胡锦涛发展了的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本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但是这些思想和理论依然是一种“自然形态”和“文本体系”的建设哲学，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并构建具有“自觉形态”和“叙述体系”［７］的建设哲学。
３．政党地位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８］这是马克思对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经典说明。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介起来。那就是“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９］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阐述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１０］另一方面，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笔者注），同时要保卫它”。［１１］
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了形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在以革命为主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自己的革命哲学，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方面作了发挥，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思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全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力图用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来指导全党的实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是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雏形。但是，由于党刚刚从战争的环境中走出来，革命哲学、斗争思维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意识还具有历史的惯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力图不走苏联老路的独立性；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上的个人专断等原因，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从革命党转向建设党。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全党逐步实现了全方位的历史转换，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１２］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成为必然。
二、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哲学形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性质问题。是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才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或社会革命理论）画上等号？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１．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由于人们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对改变世界”中“改变”一词的教条理解。应当如何解读？马克思在这里对“改变”一词有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内涵？人们一般的理解是“改变”就是实践，就是变革现实世界。变革现实世界是不是就是破坏现存世界，就是革现存世界的命？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与旧唯物主义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说明世界不同，新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力量而变革现存制度，变革现存世界或制度，首先是变革、推翻、打破旧的、过时的、不合理的、逐渐丧失存在合理性的世界、制度，那么，这个过程能完全表现“改变”一词的深刻内涵吗？我们认为，变革、推翻、打破只是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的实践形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变革、推翻、打破这些实践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这种制度、世界、社会需要人类的维护，这是另外一种实践形式，这就是建设。因此，“改变”的内涵深刻，它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最一般的概念，人们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揭示出它的深刻内涵，而改变对它的教条式的理解。
２．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资本主义矛盾集中暴露和人道主义理想集中破灭的时期，产生于许多思想家试图集中解决这些矛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推翻现存制度，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１３］为特征的新社会。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三个历史阶段，即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制度、建设维护新制度，这三个阶段哪一个不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鉴于当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变革现存制度，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或突出其革命的功能是不难理解的。或者说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革资本主义的命，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确的。哲学和革命实践的这种紧密关系，不仅影响了哲学讨论的问题，还影响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哲学观点、哲学理论和表达方式。哲学由于分析和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在解决革命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被打上了深深的革命烙印。思想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一旦形成，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它表现出了难以克服的“惯性”，使它成为一种经验，成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充分理由。这种大的理论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画上了等号。
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梁树发教授指出：“在通常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革命的哲学，或者社会革命的理论。这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其整体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是革命的”。［１４］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它的使命在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的。”［１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其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从由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革命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建设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时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际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１６］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改造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他们还提出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１７］的论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习最彻底的决裂。”［１８］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革命的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彻底的革命，逐步确立与一切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崭新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哲学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更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而丰富自己的哲学内容并改变自己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实践，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作为思维中的反映，其哲学形式就有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革命哲学以夺取政权为其使命，建设哲学以发展生产力为其主要任务，但它们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同一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决定其具体的哲学形态，具体哲学形态体现其革命批判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建设哲学也不能失去其批判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违背社会主义价值的东西。
从以上分析可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简单地就是革命哲学，也不是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自身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建构
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建设哲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哲学家们进行了探索。韩庆祥教授认为，新时期哲学理论要发挥对时代变迁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在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方面有所作为。总体来讲，建构建设范式的哲学，应在理清哲学主题、基本问题、研究方式、分析框架和核心理念等方面下工夫。［１９］梁树发教授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准确地实现这一哲学由“自然形态”向“自觉形态”的转变，由“文本体系”向“叙述体系”的转变。［２０］总的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在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用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将其表达出来。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由“文本形态”向“叙述形态”的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所谓文本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这些哲学思想主要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所谓叙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指经过理论提升的、有自己独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和结构体系的独立的哲学形态。这一方法论首先说明，这种哲学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是一种直接的存在，这构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命题的客观依据；其次这种哲学是需要建构的。因此，哲学家有三项基本的工作要做，一是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思想的剥离。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物质载体——文本原著为依据，发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论述；二是进行理论综合。这些论述既有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整体的共性的东西，也有各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角度，将这些共性的东西加以综合；三是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构建建设哲学理论体系要以我们所进行的理论梳理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为依据，用新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将这一哲学叙述出来。［２１］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２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是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规律、道路作出回答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的认识，要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矛盾体系来得到说明。［２３］（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主题和根本目标，这一实践过程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衡量和规定；（二）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处一个实践过程。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上看，改革和建设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是完全同一的，而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改革是手段，目的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符合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三）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矛盾体系，包括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体系。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具体学说，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对于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言，独有的哲学范畴成为与其他哲学体系相区别的标志。张岱年甚至认为“哲学是范畴之学”，认为“自古及今，哲学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２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首先“创造”出其特有的哲学范畴，当然，这些范畴并不是主观臆造的概念，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应当既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又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本质，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这是我们确立建设哲学范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包括：建设与实践，现实的人与人民群众，生产力与共同富裕，需要与生产，交往与发展，矛盾与和谐，环境与自然，不平衡与平衡，社会结构与社会有机体，领导与群众。
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命题是范畴的展开形态，比范畴更加具体，是建设哲学结构体系中的第二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命题复杂多样，我们选取基本命题所遵循的原则，一是命题必须具有总体性特征，能最一般、最普遍地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二是所选命题必须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提升。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各种矛盾的展开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有机体五种生产的平衡和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这些命题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更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受曲折和反复的教训的理论总结，它们与范畴相比，更加具体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这种哲学更加显现出其生动性、丰富性和客观性。
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原理是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般性观点、命题和理论，［２５］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２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能从总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三大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相互促进的原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原理；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原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原理。三大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三大规律，三大规律缺一不可。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又不断深化着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但是讲协调不是不要重点，发展生产力永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任务，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处理好重点中体现协调和协调中体现重点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对各种关系和矛盾的解决。要重视辩证法，尤其是矛盾的同一的方面；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自然可以离开人，而人却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不是外在的对立而是内在的对立关系，因而更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必须在这种统一的关系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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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的边界，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的区分，会为今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对话平台，会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实现方式等多维空间上通过立体形态来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与共产主义实践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
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导出的规范、价值观念和由这些原则构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结构。马克思政治哲学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与其他政治哲学把公民社会、自由的国家、私有财产保护、法权的实现等作为最高理想原则不同。同时，马克思政治哲学针对不同的历史阶段确立了相应的政治价值追求。
古希腊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合作关系为理想的政治形态，但柏拉图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尊重平等这条路上来的。”①即从事正义的事的人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没有本事作恶。因此，柏拉图政治哲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契约实现城邦的稳定和人之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或根据事实都不难予以解答。世上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是统治者。”②因此，其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则在于“探究主奴的结合对人类日常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利益”③。
专于经济学的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初期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他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基础和发挥资本主义功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④即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马克思还谈道，人道学派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把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差距作为他们的研究目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劝无产者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劝资产者节制生产扩张。而博爱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被马克思称为是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否认对抗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像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空想主义者的探索目的和价值理想，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建构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试图称为科学的体系。之所以这些体系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马克思认为，那是因为尚未形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必备的物质条件。
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马克思指出：“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⑤马克思对于工人与非工人即资产者的根本对立的深刻批判，明确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即如何消灭资产者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和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的人还是私人，利己的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⑥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概念和“公民”身份的反公民本质的深刻揭示。
至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柏拉图“人自私是必然的”和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即揭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历史性。同时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即只有消灭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抽象的公民才能复归于自身，人才能真正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人类苦难，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一切批判“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⑨。他为人类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上十分有效的解释体系。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人类最具现实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
尽管马克思和其他政治哲学家存在部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但可以说，与生产、劳动、资本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权利、阶级、国家、市民社会、剥削、自由、平等、正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更受到马克思的关注。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特别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更集中于：黑格尔国家之上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依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念；人的解放原理；现代性扩张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公正观；社会公正观的历史性、主体性与民族性分析；社会公正的奥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反动本质；技术主义政治哲学的陷阱；历史正当性与历史事件的正义性区分。
对于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正义的起源与本质，也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问题域的主要分界点。正义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哲学家的视野。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类却假设有些事是不公正的”⑩，而神没有不公正概念；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是“守法践约”B11；在休谟那里，“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愤慨”B12。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家，马克思没有停留在正义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B13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不正义者如何以正义自居的伪善面目以及分析实现正义的物质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B14即研究正义的败坏和实现必须要把问题域集中在经济关系上，而不是围困在正义的道德世界中。
自由，是一个极具传统和争议的政治哲学范畴，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与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家关注自由作为基于抽象的、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各种定义不同，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资本主义是如何不自由上。资本主义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的有限性，即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是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至于资本主义人权和公民权，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过是利己的人处置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B15。而资本主义的平等则被马克思称为无非是利己主义自由的平等。
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市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重化。人是双面人，既是政治国家的人，又是市民社会的人。这两种人，在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被称为私人和公民，被马克思称为私人与公人。公民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对财产的所有权。公人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这种平等。马克思的二重性解释了资本主义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处于全面分裂状态，人把自己和他人都看作工具利用和被利用。而对于黑格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称颂的公民权利，在马克思看来，那是市民社会中人的政治生活和实际生活相分离的产物，是个人失去政治权利的标志。
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异化和外化概念则来自于黑格尔，但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不过是理念的客观化的过程，而自然界则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不同于黑格尔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域，马克思通过提出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真相。“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B16因此，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不属于他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范畴。“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B17工人的劳动被非工人占有，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而工人得到了所谓的公民权，即外化劳动的权力，非工人的公民权则是占有工人劳动成果的财产权。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的本质。“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B18即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一切固有的价值，人在异化中获得了虚假的权利、平等和自由。
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一切近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对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域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则独立地提出生产关系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构成社会制度的核心范畴，且由此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人的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从政治道德建构论转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没有专门总结和评价过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品格，但他在丰富的理论阐释中显现出他与其他流派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思维个性。马克思政治哲学把政治理想的确立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而不是先验观念的理论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的转向，它的思想原理为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公正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根基。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停留于规范层面的政治伦理讨论，而是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马克思政治哲学所珍视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践和行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依赖哲学家超越现实的顶层设计，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实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现实的行动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设置了障碍，但这是最后一道障碍，因为，其中蕴含了克服它的力量。因此说，在此历史时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被认为普遍合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入人类从未实现过的完全自愿的自由联合。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思想斗争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原理得到充分展示。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要废除继承权的政治理想时指出：“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B19马克思称江湖骗子与无知之徒的巴枯宁不过是继承了圣西门派的旧废物，还指出了蒲鲁东也具有同样的愚蠢思想，“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B20，以至于又迂回地回到资产阶级立场上。
对于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而无法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1846年马克思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道：“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B21所以蒲鲁东被马克思称为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B22。即蒲鲁东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行动。
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类似，巴枯宁主张社会清算，即立刻实行废除一切政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称其为：“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B23而布朗基派极“左”分子则走向另一极端，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冒险活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行动的失策，马克思明确要由布朗基派负责。
马克思曾批评巴枯宁说：“‘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B24由此可以展现出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构建政治理想的原理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全部路线图。现代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流派也没有一个能跳出“保留阶级但要求阶级平等”的形而上学陷阱。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最后解释了他确立政治理想的原理，即从原初状态的假设中审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意味着从全社会和全时态的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特殊性，这种永恒的观点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或超越的存在物，而是来自于我们人自身的理性和情感。“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情感形式，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就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B25特别是《正义论》的最后一句话说出了整个著作想表达的实现正义原则的路径，即“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的轻松自如”B26。不难看出，罗尔斯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絕对理念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同时也是霍布斯、洛克等初始状态的拙劣翻版和幼幻的柏拉图主义的当代延伸。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符号动乱”B27“达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的善境的自救”B28和“公民意识”B29等“路径创新”和罗尔斯一样，都没有走出巴枯宁的魔咒。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是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道，哲学与无产阶级互置对方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或精神武器。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直接介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彼此互为动力。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就是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使人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B30即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进入私人领域后，尽管不再是国家的精神，但转化成了市民社会和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
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是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德国人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历史。而德国的哲学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法权的永恒理念。
马克思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差别，而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时，国家是以概念的方式宣布废除了这些差别，但“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B31。马克思揭示了在概念中消失的这种政治差别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在事物世界中存在。
马克思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于蒲鲁东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指出：“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B32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蒲鲁东说：“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B33这种研究范式被马克思概括为：“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B34这是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方法，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纯粹理性批判方法仍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马克思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马克思肯定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对于蒲鲁东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谈道：“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B35这被马克思称之为用蒲式空谈来战胜法国式空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对此，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以至于始终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在批评博爱学派时指出：“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B36其实，远不止博爱论者在严肃地从事他们自己曾经或一直在声色俱厉地反对的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谈道：“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B37这不仅是过去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普遍理论品格，也是过去一切从无产者到走到自己的反面的“兩面者”历史命运的辩证逻辑，更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自己命运的警示。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揭示的政治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阐明了哲学的现实化（从天国到尘世）是无产阶级展开自我否定的现实之旅的前提。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哲学现实化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使命的路径。通过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和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
五、结语
“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B38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商品宗教性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提示，超越西方传统以“物权”或“法权”为基础的观念，从人的解放来理解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包括后来沿着遵循市民社会框架的所有政治哲学的超越，但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彻底绝缘，而是吸收人类已经创造的丰富的思想成果和智慧价值，特别是在与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的论争中汲取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概念、问题，特别是在批判可供批判的对象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光辉。
注释
①B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第41页。
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14、10页。
④⑤⑨B16B17B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53、9—10、43、52、155页。
⑥⑦⑧B15B18B30B31B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1、46、41、52、32、30、52页。
⑩《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楚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B12[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页。
B13B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0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B19B21B22B23B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5、531、540、595、595页。
B20B32B33B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614、617、618页。
B25B26[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91页。
B27[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第116页。
B28[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B29[法]德里达：《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B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9页。
责任编辑：思 齐
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说”不符合哲学史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注视角和方法论与其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和革命性的变革;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理论上会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唯我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生存论转向;生存论哲学
彭坚(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热衷于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流行观念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实现了由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向现代哲学生存论范式的转变,还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定义为“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由物质本体论转为生存本体论,从而实现了生存论范式的转换,而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以实践为基本视角,考察人的生存,考察人和社会的产生、发展,并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范式转换和生存本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
一、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理论主旨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都认为传统哲学不关注人的生存。以海德格尔为例,他把反抗的矛头从近代哲学传统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之为“Existenz(生存)”[1](P16),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他这种哲学旨趣在后现代哲学、语言哲学中得到了强化。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为由,坚持认为:“传统哲学持一种实体性、知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把人悬设为一种‘现成’的‘逻辑’性的存在者,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简化为一元性的实体,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一切需要服从唯一的实体的安排。”[2]“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存在论(Ontology),其核心范畴是‘Being’,由于Being的演进构成了一个在西方哲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是舍弃了另一个存在源头即生成(Becoming)论的传统的结果。”[3]“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4]“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2]
我们认为,以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的确推动了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但其关于传统哲学不关心人的生存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就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传统哲学将研究重点先后放在自然哲学、神学、认识论方面,似乎远离了人的生存。但深究其理论旨趣,传统哲学从来都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5](P5)康德尽管提出了“像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否可能”的诘问,但他也说过:“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只是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理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6](P390)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理性自然地追求思维的极致性,这就迫使人的理性自然地越出现象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以达致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由此产生出形而上学。对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生命的眷顾,也是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所深藏着的人文关怀。尽管整个黑格尔哲学是以一种非常神秘的“绝对精神”为开始,并以“绝对精神”为回归,但究其理论实质而言,在“绝对精神”背后所隐藏着的就是人的力量、人的活动。只不过,黑格尔将人的这种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7](P177)即使是将尘世的希望归结为天国的神学,其理论出发点还是人的解放、自由、救赎,只是黑格尔错误地将人的生存、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在他看来,人是上帝的产物,上帝是人的本质,人的世俗存在是无足轻重的,回到上帝那里是人生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同样延续了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他将哲学的重点由天国(其实也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虚幻表达)拉到地上,拉到人自身的思想,又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幻影背后看到了人的本质——实践,从而将人的生存、人的解放的关键归结于实践。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以实践为着力点,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其目的和归宿。
总之,我们认为,哲学自产生以来,就以人的生存为主旨,不存在哲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才有“生存论转向”一说。关注人的生存可以有多种视角,可以持多种哲学立场。我们不能因为传统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对人的疏离,而忽视其内在的生存论旨趣、生存论指向。如果仅仅以是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关键在于持何种哲学立场,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关注人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视角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本质区别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区别不在于是否包含生存论旨趣,而在于如何关注人的生存。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理解的根本局限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P58)在这里,马克思着重批判的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只知道研究脱离人的生存、人的实践活动的纯感性自然界,把自然界看成是先在的、单纯的认识客体,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没有看到人的实践能动作用,没有看到进入人的视野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
正是由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唯物主义者眼里的人没有任何特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8](P60)。他们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等,不知道人是具体的,是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特定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实践)的,不知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在人的问题上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在人的解放问题上也就始终找不到现实的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寄托于思想解放的错误观点。他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P74-75)
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找到抽象的类、抽象的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他们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观点是超阶级的。究其理论实质来说,这种观点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范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把人的解放理解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马克思首先把视野放在实践的主体——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上。
总之,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反对旧唯物主义研究感性物质、研究人自身的立场和建立实践本体或生存本体的打算,他只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对于人的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实践,人是实践的产物,人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生存矛盾的解决及人生存的自然前提都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去理解;人的解放只有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才是真实的;人类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类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作为自己的对象,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抽象化、主观化,强调了实践活动是感性的物质活动。
马克思先是肯定唯心主义者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指出:“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8)在这里,马克思重在批判唯心主义者没有看到人生存、发展的感性基础,没有看到人的生存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即物质的)活动。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的运动看作是精神的“外化”,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精神的运动,没有看到感性的实践活动对于人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用头立地”的哲学。
针对唯心主义这一错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相对立。他揭示到,物质是实践中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接着,他多次用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用语来明示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将人的生存本质定位于物质的实践、最直接的生产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与继承传统哲学生存论意蕴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人的生存,创立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一种更为积极、现实的态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人的生存建立于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建立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问题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抽象的人的本性(理性、情感等)转到了具体的人,即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对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内在规律的揭示,为实践活动寻找一种现实的依据,进而以此为前提,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对世界的改造,以解决人类生存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哲学,它内含的生存论意旨首先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并非抽象的全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为了追问抽象的生存意义,不是为了寻找“思”中的诗意的栖居,而是为了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些学者片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生存论范式,甚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试图仅仅用道德、伦理和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从而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消解其革命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说”的缺憾
从理论上看,“生存论转向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生存论者依据的大多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忽略了马克思中期和后期著作,存在着将青年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为嫁接的倾向。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生存本体论并将之纳入生存论哲学范式,有反认识论和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生存论哲学以反对所谓的知性本体论为由,追求前逻辑的、前概念的主客体浑然一体的生存,试图从所谓的先于实践、先于主客体二分的生存结构入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企图取消主客体的对立,有反认识论的倾向。
另外,生存活动既包括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又包括精神、文化活动,因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消失了。这种倾向与“消融至今以来哲学观点的分歧,把他们争执不下的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实体与现象、自由和必然种种矛盾统一起来”[9](P251)的实践超越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任何人的生存实践都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体对客体的活动是高于动物本能的。在动物眼里,没有对象的概念。人类的任何生存活动都必须以主体、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必须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从实践中看,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尤其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本体论,容易导致唯我论。
生存论者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用“始源性”的浑然一体的生存取代传统哲学的本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价值的正面认识,对于高扬人的主体性有意义。但是,忽视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前提和客观规律性,容易导致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盲目崇拜自身主体性的力量,忽视自然的内在规律性,漠视自然的存在,从而造成人类对客体世界的攻击和掠夺。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不能不说与人类过去片面强调短期的、小集团的生存利益相关。生存论者一贯批判传统哲学是片面强调主客体的分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他们自身又因为片面强调主体的生存,忽视自然界的自在规律,用主体性来消解主客体的矛盾,从而也走向了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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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高清海.哲学的憧憬[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主要体现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光芒：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时代价值
〔
自人类诞生以来，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生态哲学应首先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剖析，客观地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当今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凸显，导致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危及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应正确面对一味发展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确立保护优先理念、打响生态“保卫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生态哲学”概念。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并使用了“生态学” （ ecology），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起海克尔的观点，虽没提出“生态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内涵丰富、见解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
早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存在，相对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不能也不会离开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1 〕， “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126。因而，不论是从起源上来看还是从发展途径上来看，人类都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其基础地位并不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改变，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界的天然依赖，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认为，人靠无机自然界生活，人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自然产品才能生存发展。换言之，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物质条件，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二）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量、信息等资料 ，同时也是人类的劳动对象。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类特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是体现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过程。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 〕518。通过能动性的劳动，自然界按照人类的预期演变成自在世界，是人内在需求价值的外在表现。
规律决定着事物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列宁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自然界也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界，使之“为我所用”，但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超越自然界，必须了解、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通过实践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本面目，但人类片面认为“人定胜天”，把对自然界表面的、暂时的掌握理解成整体的、永恒的控制，忽略了“天人合一”， 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其教训是深刻的。人类和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依赖自然界，尊重规律，使自然界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对人类 “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自身需求来征服和掠夺自然，是以子孙后代的利益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必将遭到惩罚。因此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时，应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4 〕。人类应控制自我，预见自身行为的影响并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科学、永续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与社会紧密相联，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解析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认为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从人类社会发展维度看，历史划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在对待自然上，人类的错误观念引发了人与社会的对立，而人与社会的紧张又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狭隘认识和偏执行为。因此，两种“和谐”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我们会发现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反映在人类史中就是社会制度的落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它的性质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物质财富来满足消费和维护统治，为获取更大的社会权力，征服其他民族，就要不择手段地垄断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突出，特征更加明显，危害更加严重。18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利用先发优势，在攫取自然资源、掠夺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工业革命，抢先进入大工业文明时代，剥夺了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马克思扬弃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深刻的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自然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反对利用自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为了一己私利对物质资料的控制与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劳动异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严重对立。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疯狂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工人，自然界变成了资产阶级盘剥工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资产阶级盲目扩张，最终违背客观规律，打破了自然界的内在平衡，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解决，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3 〕653，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 〕7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妥善化解，同时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和谐。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前提，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联。马克思强调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科学认识并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依据社会发展趋势，要建立先进制度，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一定要探索两种“和谐”。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提供了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和自然界本身尺度这两个尺度。从自然界本身尺度上看，必须承认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和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不超越自然界的承受程度，否则将导致“物极必反”，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从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上看，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是“私有制异化”放大了人类贪婪，罔顾长远发展。面对人类自我发展而遗留的生态问题，即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2 0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为沙漠 〔5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这种行为将会给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必须抛弃造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我们既要发挥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特点，更要考虑到自然的客观性、有限性、内在价值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
（二）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提高，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土地荒漠化加快，地下超采、水位下降，酸雨、盐渍化问题突出，河流断流、湖泊退化日趋严重，草原、森林生态功能衰竭，农村生态环境高度污染，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加剧生态破坏等，这些生态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应汲取以下教训，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经济发展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牺牲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若不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并且现实中已经暴露出了种种生态问题，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于1992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制度保障，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次，这是总揽全局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以自然为物质基础，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生态文明作为最新的文明形态，把人类看作自然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以牺牲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共处共赢，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所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践中是高度契合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岳世川.敬畏自然的人文视野与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再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8-12.
〔5〕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61.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