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对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成为公司治理、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重点。文章在近年来健壮性研究特别是生态系统健壮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概念和研究意义进行了归纳，研究了健壮性与系统其它特性之间的关系，文章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开展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评估活动的参考。
【关键词】健壮性 商业生态系统 因素 分析
一、引言
健壮性又称“鲁棒性”，鲁棒性原是统计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从19世纪90年代起，随着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新经济的兴起，经济环境呈国际化、动态化发展趋势，经济体系运行中的“蝴蝶效应”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系统在内外部条件变化情况下的特性维持能力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健壮性的概念逐渐引入社会经济领域。由于经济系统的健壮性问题大多是从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推广得到的，经济系统的健壮性概念与生态学领域中的健壮性概念类似，指经济系统在内外部条件变化情况下，维持经济系统原有特性的能力。
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概念最早由Marco Iansiti & Ray Levien提出，但是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目前对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具体企业所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指标方面。本文试图在归纳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概念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健壮性的内涵。
二、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
1、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概念
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正如圣菲研究所著名的数学生物学家Erica Jen所说的“每个人都对健壮性的涵义有一个直觉的认识，并且认为它对系统生存和系统特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人们只能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它的不同含义”。
根据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以及企业管理学界对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所关注的范围，在本文中，可以将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概念简单理解为：“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是指商业生态系统在受到扰动时，系统保持原有的有效性和功能的能力。”
2、健壮性概念的含义
上一小节中给出的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概念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健壮性考察系统在三种扰动情况下的特性。第一，系统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扰动，以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商业生态系统为例，行业政策要求原有模拟系统需要向数字系统平移，由此带来了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二，系统内部构件或构件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扰动，同样以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商业生态系统为例，有线电视网络公司自身的网络整合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属于此类扰动；第三，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即外部扰动的同时，内部构件或构件之间关系发生变化。
第二层含义是健壮性包含系统两方面的能力。第一，系统处在正常状态下的抵抗力，即外部环境变化或外部企业对商业生态系统实施影响活动时，商业生态系统保持原有结构、功能的能力；第二，系统处在偏离正常状态下的恢复力，即商业生态系统受到内外部影响偏离原始状态，商业生态系统功能受到影响时，系统恢复原有功能的能力。
商业生态系统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并不经常成正相关关系，有些时候会成负相关关系。这一特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分越单纯，营养结构越简单，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小，抵抗力就越低，然而这种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往往较高。例如，森林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比草原生态系统的高，但是，其恢复力比草原生态系统低得多，因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再想恢复就十分困难。这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也十分常见，例如以红桃K保健品为核心所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过辉煌的发展，但是后来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一夜之间崩溃，此生态系统就此消失。
3、研究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的意义
当今企业的竞争是通过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来实现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的竞合关系、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关系构成了现代企业的主流关系，现代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为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的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但是，现有理论对如何构建强有力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保持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产生机理和如何提高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等问题上，目前理论界和企业界尚无很好的答案。现阶段研究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有如下意义。
首先，进一步揭示商业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需要。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企业研究，很好地解释了现代企业竞合关系的动因，并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商业生态系统毕竟是一类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商业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研究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与其结构、状态、其他特性之间的关系，从更深层次认识商业生态系统的特性，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商业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
其次，现代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现代企业生存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企业必须通过构建或加入先进的商业生态系统以保持活力。但是，由于环境的快速变化，先进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不能始终保持先进，一个微小的疏漏很可能就会导致商业生态系统的倾覆。
再次，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管制和引导的需要。区域内各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区域经济的稳定，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过度竞争，或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崩溃无疑对区域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作为经济的调控者，政府有必要对所辖区域内主要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进行评估，并利用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方法干预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以保持经济系统的稳定。
4、健壮性评估方法
健壮性可以利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估。一种方法是分析生态系统中价值的可持续提供能力。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外部扰动之后，生态系统中主要企业价值的持续力和恢复力可以作为生态系统健壮性的重要指标。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检测财务指标和企业存活率。健康的商业生态系统将提升各类企业的生存数量，包括那些大量的缝隙型企业，在经历不可避免的外部扰动之后。这种多样性同时也给选择此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靠性。
三、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与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类复杂自适应系统（CAS），它具有CAS系统的基本特征：共同进化、自组织、涌现等。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是系统在共同进化、自组织过程中涌现出的特性之一，因而与共同计划、自组织有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类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受到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系统生态效率等多方面的影响。
1、健壮性与共同进化
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是以其中的企业或组织共同进化为基础的，共同进化是健壮性产生的源泉，系统内企业获组织的共同进化完成的越好，系统健壮性就越高。另一方面，系统具有较强的健壮性有助于系统内企业或组织的持续进化。
2、健壮性与自组织
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使得内部决策分散同时又保持协调性，避免了集中决策带来的失误，因此，自组织化越强，系统健壮性越强。
3、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与系统结构
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壮性与其系统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当生态系统营养结构复杂、所含物种丰富时，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就更强，恢复力更弱。但是，如果复杂性超过一定的限度，反而会降低生态系统的抵抗力。
同样，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与其系统结构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不仅与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而且和结构类型有关，一般来说，网状结构比星形结构、树型结构具有更高的健壮性。
4、健壮性与系统功能
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从人的角度或更高层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态系统的效能，类似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功能指商业生态系统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总和。健壮性与系统功能有着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系统功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其对健壮性的影响不大。
5、健壮性与系统生态效率
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是指各种能流参数中的任何一个参数在营养级之间或营养级内部的比值商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可以认为是系统价值实现效率，该效率反映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增值能力，常用的指标包括：资金增值效率、技术创新指数等指标。从生态效率的概念可以看出，系统生态效率越高，内部企业的归属感就越强，商业生态系统企业或组织之间联系就更紧密，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就越强。
6、健壮性与稳定性
稳定性与健壮性的相同点在于：都是考察系统在有扰动情况下的性质、状态方面特性；持续性是稳定性和健壮性的共同点。但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Erica Jen等对社会经济系统健壮性与稳定性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的两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健壮性的概念内涵比稳定性概念更宽泛：首先，健壮性考察的是更复杂层面的系统行为，即受干扰系统本身是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可变能力；其次，健壮性更关心一些超出稳定性研究范围的内容：若系统组织结构、组织和动力学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与过去及未来的演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健壮性的成本及收益等概念。
7、健壮性与健康
健壮性是系统的特性，而健康是指系统的一种正常工作状态，两者有紧密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来说，具有高健壮性的系统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但健壮性考察的是系统对于外界或内部出现扰动时的稳定性，而健康考察的是系统当前状态是否达到一定的“正常”标准。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商业生态系统虽然目前比较“健康”，各项指标正常，但系统很可能缺乏健壮性，一旦受到某些特定干扰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四、结论
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与系统特性其他概念，如：共同进化、自组织、系统功能、生态效率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受到企业层面、商业生态系统层面、商业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层面等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由于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概念比较抽象，国内外有关研究又很少，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内涵尚缺乏系统的分析。在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对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影响因素和评估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研究，以便为企业构建高健壮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提供参考和借鉴。
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通过实证调研考察，笔者发现当前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存在许多失调现象，如师生角色定位的失调、语言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失调以及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的失调等。针对这些失调现象，教师应充分利用移动学习的优点，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移动学习的策略意识，自主学习的主体意识与能力，促进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移动学习环境；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韦萍（1984-），女，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及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湖南人文科技学院2017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RKJGY1701）。
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生态系统中存在许多不协调现象，比如网络技术下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的观念及行动尚未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课堂依然是以教师知识灌输为主；教师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创新能力薄弱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真正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也阻碍了课堂各生态因子在整个系统中的和谐共生，有效生长。
一、移动学习与教育生態学
1.移动学习。上世纪90代，移动技术蓬勃发展，一种全新的学习形式—移动学习应运而生。近年来，随着我国无线通信技术的日趋完善，各种移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的日渐普及，为移动学习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技术和设备支持。移动学习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欢迎，它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学生创造了自由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而且也可以支持终身学习这一理念。
2.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就是将生态学一词引入到教育领域的一种研究理论与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由劳伦斯·克雷明 （ Lawrence Creming） 等人率先提出。教育生态学强调研究教育与自然、社会、规范、人的生理、心理等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规律以及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人、教育（活动）、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教育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生态课堂是由教师、学生和教学环境等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微观课堂生态系统。只有当各类生态因子平衡稳定，协调发展才会使课堂趋向合理化、自然化，达到一种良性循环。在教育生态学思想指导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作为课堂生态的主体，教师的课堂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才能建立和谐平衡的课堂教学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能。
二、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失衡分析
笔者选择了所教的17级食科1班46位同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结合访谈及课堂观察，了解了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的现状，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生态失衡并分析了失衡的原因。
1.师生主体因子之间关系的失衡。在大学英语课堂中，自然班级人数过多，周课时压缩，教学任务繁重，调查结果显示：有多达59%和30%的学生被评价为知识被动接受学习者和课堂活动的边缘者，学习主体角色严重缺失，学习目的不明确。教师的观念和行动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有80%的学生认为教学基本上还是由教师主宰。教师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兴趣和接受能力，教学内容缺乏与时俱进精神，教学方法和理念陈旧，加之学生自身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欠缺，他们真正参与教师安排设计的课堂活动不多，仅有7%的学生能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课堂生态系统中的教师和学生这两种生态主体之间关系失衡，破坏了课堂的生态结构和功能，课堂生态的平衡也就无法协调发展。
2.语言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失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沟通交流的工具，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将所学习和掌握的知识运用到语言实践之中去。然而，目前许多学生由于四六级证书，学位学历证书压力，根本无法体会到英语语言学习的乐趣，调查显示：37%的学生努力学习英语是为了顺利通过期末考试，28%的学生则是为了拿到学历学位证，将来能找个好工作，这样英语学习变得非常被动，过于强调“习得式”的学习，死记硬背，机械操练，另外，没有必要的英语语言环境，缺乏合理有效的语言训练，更加导致了语言知识与实践交际能力之间的失调。
3.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的失衡。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考核的形成性评价具体内容安排不够科学合理，调查显示：85%的学生也这样认为。教师真正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比如能够考察学生学习态度及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不多，同时，缺乏同学互评，学生自评等，且考核评价者单一，仅仅只是教师，这样致使学生所得的评价不够客观，全面。而在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的英语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学习目的过于功利性，他们觉得学习英语只是完成大学课程体系当中的一门课程，获得相应的学分，顺利拿到学历学位证书的一种被动的学习，这样阻碍了作为课堂生态主体的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严重阻碍着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三、移动学习环境下构建平衡的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
1.移动学习环境下调整课堂生态主体因子的关系。移动学习环境下，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应该适时转变教学观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担当好学生学习需求的分析者、学习方向的引导者，辅助学生实现向课堂教学活动中心主体地位的转变。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还应传授给学生英语学习方法和策略，培养文化意识。学生也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课堂活动的参与意识。通过移动学习模式，实现新的师生主体关系之间的平衡。
2.移动学习环境下平衡语言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语言知识高强度高密度灌输，师生之间真正的沟通与交流不多，利用移动学习的优点，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充分利用QQ，微信这些交流平台，进行课堂教学的辅助和延伸，不仅可以及时给学生解惑答疑，交流学习信息，而且可以鼓励学生用英语交流，以文字或语音的形式讨论学习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社会热点话题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此外，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积极运用各种手机学习APP，如BBC新闻，fif口语训练系统，批改网等，训练听，说，读，写等各项英语实际技能，使英语学习变得轻松、愉悦，降低语言焦虑，在移动学习中获得自信，实现语言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平衡。
3.移动学习环境下调节课堂生态评价体系。移动学习环境下，采取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并各占一定科学合理比例才能促进评价体系的平衡。形成性评价主要了解学生对语言的实践应用情况，还应考察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及学习过程的情况，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单元小测试、课堂参与程度、听力口语测试、小组表演、课后作业等形式进行全方位了解考察。此外，教师可以利用档案袋等形式，做好平时的形成性评价记录。我们在实践中还可以采用教师评分、同学互评、学生自评相结合的多样化的评价体系。
四、结论
数字时代下，教师应充分利用移动学习的特点，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能够真切感受到学习英语的乐趣，构建平衡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系统，从而真正实现大学英语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关文信.西方教育生态学理论对课堂教学监控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3（11）：1-4.
[2]范国睿.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历史的观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13-28.
[3]张莉.移动学习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7）：99-103.
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流域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珠江上游流域
一、引 言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一定不能调和?人类究竟是怎样影响区域环境和受环境影响的?个人和社会怎样减缓和适应环境的这些变化?决策者针对这些变化所选取的政策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能否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和助推器?通过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发展能否形成一个新兴的“生态产业”?如果这些问题有解，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或措施来促进和保障其顺利实现，这是目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理论的产生及其实践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基础。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成为解决人口一资源～环境一经济—社会巨系统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一门新兴交叉边缘学科，是运用系统工程的手段和人类生态学原理去探讨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和控制论方法，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局部与整体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序理上复杂的系统耦合关系，促进物质、能量、信息的高效利用，实现技术和自然的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生态系统功能和居民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经济、自然和文化得以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论是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领域。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理论渊源发端于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概念、20世纪30年代末Lindeman提出“百分之十定律”、20世纪40年代维纳提出生物控制系统论以及50-60年代Golley、Odum E P、OdumHT等生态学家对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研究。由于人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和复杂性，直到Miller(1978)总结出19种不同尺度的生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德国著名的生物控制论专家Vester(1981)总结出生物控制论的8条定律，Haken(1978)的协同学理论和Prigogine(1984)的耗散结构理论为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分析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王如松(1984)提出社会～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相应的生态规划方法，美国生态学家Odum HT(1987)提出一种用于测度能量在生态系统不同崔养级的累积效应和生态复杂性的生态系统能值概念，Checkland(1981，1990)在定量与定性数据、主观与客观信息的结合上以及系统与环境间的适应性策略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才在1988年由Agee和Johnson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的著作《公园和野生地的生态系统管理》，该书提出了实现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目标和过程的理论框架，标志着生态系统管理学的诞生。这些不同学科、专业学者的创新性理论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砌究对象、目的和专业角度不同，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也存在三类具有较大差异的相关观点：一是由学术界特别是生态学家提出，主要强调保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整体性和持续性，使其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状态；二是由美国林务局(1992)、森林学会(1992)、环保局(1995)、世界保护联盟(IUCN)(1999)等相关管理机构提出，侧重于强调各自的管理目的和资源管理的方法；三是由专业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提出，更强调生态、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协调管理。
之后，国外诸多学者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展开了深入研究。例如Boyce等(1997)对森林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进行了理论研究；Costanza等(1997)对世界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理论研究；Brussard等(1998)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探讨；Haeuber(1998)对生态系统管理与环境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Wagner等(1998)对生态系统管理在一些具有争议的领域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Lackey(1998)对7个生态系统区域进行了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对比实证分析；Gentile等(2001)对美国South Florida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和模型进行了案例分析；Berberoglu(2003)对土耳其的东地中海海岸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近年来文献情况看，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科学研究的成果呈现逐年较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同时，国外众多政府、非政府机构，包括联合国、各种政府联盟、国家相关管理机构也开始应用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和方法对区域、国家、全球生态、资源、经济、社会进行系统研究和管理。美国林务局1992年第一次官方宣布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国家森林；1993年，克林顿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管理：一个生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评价》的报告，标志着生态系统管理基本框架的形成；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了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的5项导则和12项原则，为进一步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联合国和各种政府联盟，如UNEP、OCECD、WMO、IPCC、UNCD、WPC以及各种民间机构FOE、IIED、WRI、IUCN、WWF等组织实施了诸如世界气候计划(W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生物圈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地球环境检测系统(GEMS)等一系列全球或区域环境对策研究计划。这些全球(或区域)规模的环境研究计划，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家们的广泛响应和参与，他们积极倡导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管理自然环境和资源。国际科联(ICSU)和国际社科联(ISSC)发起了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几个主要计划，其中与人类活动管理密切相关的有：(1)国
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的计划，正在开展的科学计划包括人文和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系统过程和生物多样性管理、健康与环境的生态安全管理三大领域。(2)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简称IHDP)，该计划定义人类影响包括个人和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方式和途径、受环境变化影响的程度和过程以及减缓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对策和行动。(3)土地利用管理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管理(GECHS)、全球环境变化的体制因素(IDGEC)、产业转型(IT)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研究更强调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论，强调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服务以及对社会和经济服务的可持续性，为环境决策者提供有效参考和决策依据；特别注重区域各种自然生态、技术物理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耦合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注重城乡物质代谢、信息反馈和系统演替过程的健康度以及系统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自然调节功能的强弱和活力。其中生态资产、生态健康和生态服务功能是当前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热点。
三、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不同于传统环境管理，不着眼于单个环境因子和环境问题的管理，更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系统性、耦合性、平衡性和自组织性。因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也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污染防治的应急环境管理(20世纪60年代以前)，清洁生产的工艺流程管理(20世纪70-80年代)，生态产业的产业生态管理(20世纪80-90年代)，生态社区的生态系统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产业生态管理(Eco-Industrial Management)、城镇生态管理(Eco-settlement management)、区域生态管理(Eco-regional management)、生态基础设施管理(Eco-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等几个分支研究领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生态学奠基人之一马世俊院士就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概念和有关生态规划理论和方法。其后，在王如松等学者的推动下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世纪末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在国内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是在国外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充分发展推动下，逐渐被我国学者引入国内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赵士洞、任海、傅伯杰、王如松、于贵瑞等对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较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尤其在自然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方面，首先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投入，其中以于贵瑞等学者为代表。该研究小组对生态系统管理科学的概念、原则、方法、原理、要素、区域尺度、生态学基础理论、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首次在国内提出了依托于生态管理科学的生态信息科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同时还提出了生态管理科学7种发展趋势：空间尺度的全球化、时间尺度的长期化、研究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定位观测的自动化、观测项目的综合化和观测手段的多元化、区域生态环境数据获取的“3S”化、成果表达的数字化和图像化、研究目的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调控和管理。近几年，我国在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鲁奇(2002)等依托中国一欧盟合作项目开展了“可持续性农业生态系统管理与城乡互动发展研究(Sustainable Agro-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the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Regions andCities in China)”；严良等(2007)对矿区生态环境管理及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建立矿区资源一环境一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和生态环境综合分析决策模型”；郭怀成等(2007)学者认为在生态系统方法、物种保护、综合资源管理以及区域规划等的基础上，生态系统管理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新的热点；中国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引入到西部退化土地治理事业中，在全球环境基金和我国财政部支持下，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也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其主要目的是创立一种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田慧颖等(2006)、汪思龙等(2004)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多目标体系、方法、生态系统管理的新理念进行了评述；王鸣远、杨素堂(2005)对中国荒漠化防治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进行了理论研究；武兰芳等(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农牧结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动力学机制；王如松等从我国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以及生态安全等角度探讨了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问题；王如松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城市发展的复合生态管理方法”，在充分调研国内外生态安全、生态健康、生态风险、产业生态评价和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生态动力学机制和生态控制论的区域城市发展的复合生态管理方法论体系，并以北京为例进行了区域城市化的生态资产、生态占用和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对北京等典型城市生态足迹和区域生态服务机理、区域城市发展的生态安全与生态健康、生态风险管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该项研究是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方法在我国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全面和成功的一项成果。
四、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
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流域及流域经济、流域环境的概念又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除了具有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由此，树立流域可持续发展观，从流域环境与发展统一的角度考虑基于流域生态系统、流域经济系统和流域社会系统的复合巨系统管理，实现流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从整个流域全局出发，统筹安排、综合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流域内各种资源，从而实现全流域综合效益最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有明确的可持续驱动目标，由政策、协议和实践活动保证其实施，并在对维持流域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必要的生态作用和生态过程最佳认识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和监测，以不断改进管理的适合性。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开发田纳西流域水资源的立法，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流域综合管理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并取得了良好的综合开发治理效果，也成为现代流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之一。之后，发达工业国家在借鉴美国流域管理经验的同时，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流域综合管理方案，如英国泰晤士河、欧洲的莱茵河流域的综合开发、保护和治理。这些治理都把握了流域自然性、社会性、经济性、系统性、整体性、区域性、全局性、
综合性等特征，有效地避免了流域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区域间、部门间、区域与部门间以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文化传承等之间尖锐的利益、矛盾冲突。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以往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流域管理模式，流域管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内邓红兵等(2002)较早从流域角度进行了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研究，指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是流域开发和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并就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中“水陆交错带、生物多样性、森林生态系统、湖泊与水系”四个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初步分析。蔡庆华等(2003)探讨了河流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管理问题：罗跃初等(2003)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进行了综述；徐中民等(2003)探讨了以黑河流域额济纳旗为例的环境选择模型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用；唐涛等(2004)以香溪河为例对河流生态系统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车越(2006)等人对水源地区域发展与水源保护协调发展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牛叔文等(2006)对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进行了实证研究；燕乃玲等(2006、2007)首次对长江源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测量与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郭怀成等(2007)对河岸带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概念和框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有关河岸带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尺度、宽度、协调生态价值冲突、国内河岸带生态系统管理等4个关键科学问题；徐辉等(2007)分析了中国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由于我国流域自然属性的多样性以及我国国情、经济体制、行政管理方式、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等因素，尤其是一直以来在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行政区划管理(尤其是以县域为单位)为主，以流域为单位进行系统综合管理和开发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因此，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流域复合系统，由于融入了人口、民族、文化、经济、社会等驱动因子而显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也意味着我国今后的环境管理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流域复合系统进行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以珠江上游流域为例，珠江上游流域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广西3省(区)的19个地(州、市)、106个县(市、区)。本区域地处我国西南部，土地总面积24.5万km2，总人口3822万，其中农业人口3 263万，耕地面积210万hm2。近几十年来，珠江上游流域不合理的“滥垦、滥伐、滥牧、滥采、滥用水资源”的人为活动加速和加剧了流域生态系统退化进程，由于人口增长(流域内六盘水、安顺地区人口密度已达270.19和263.59人／km2)、经济贫困(部分贫困县如六盘水人均粮食仅为157.116 kg，流域内“十五”期间94％的县或市靠财政补贴，流域内“十五”期间返贫率近15％；贵州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中70％分布在该流域内，且这一贫困化趋势还在加剧)、山高坡陡(坡度大于25。的地形占总面积的43.94％)、耕作制度落后、陡坡开荒严重(流域内旱涝保收耕地人均不足0.3亩，陡坡开荒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例，六盘水市为31.05％，黔西南州为23.93％，安顺地区达28.13％)，加之流域内先天性的喀斯特岩溶脆弱生态系统以及少数民族“山不烧、牛不壮”、“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等陈旧思想、习俗严重束缚着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和生态意识的提高，导致了粮食、燃料、肥料、耕地等一系列人地矛盾(见图1)。
流域内众多自然和人文因素交织，从而使流域内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在：(1)森林覆盖率迅速减少。目前森林覆盖率仅6.91％，远低于长江上游川江、乌江流域的15.40％、12.73％。(2)土壤侵蚀极为严重。流域内土壤侵蚀面积占总面积的51.14％，年土壤侵蚀量达7451.504万吨，平均侵蚀模数达2 589.940 t／km2·a，侵蚀区域的平均侵蚀模数达5063.9 t／km2·a。(3)水土流失加剧。珠江上游水土流失居贵州境内河流之冠，流失面积占区域内国土面积的48.44％-55.3％。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已成为珠江上游流域危害面积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生态灾害链，是珠江上游地区农村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集中表现。(4)石漠化突出，流域内六盘水、安顺、黔西南等地州石漠化面积分别占土地面积的25.98％、15.23％、8.02％。因此，珠江上游是珠江流域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脆弱区。上游地区人口、环境、经济是否持续协调发展，将直接关系到珠江全流域以及“珠三角”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我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典型的“PPE(poverty.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现象。这不仅从根本上威胁到区域内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社会稳定，而且从长远看，珠江上游流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生态债务沉重，潜在威胁巨大，这将成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区域之一。
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过程中，应注重生态价值。以生态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形成全面、长期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人与自然
[文献标识码]A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关系。和谐社会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协调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之中。其保证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配套，基础层是必须有—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必须在—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中才能保持发展，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变成空中楼阁。因此，“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生态文明的社会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生态文明之路。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祈求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演变的产物，同时，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同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必然要受自然界的影响和制约，必然与自然相互依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的生存能力极为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依附关系。最早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群关系，其后则表现为由族群关系衍生而出的专制型统治关系。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扰动不大，特别是在进入农耕阶段以后，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协调，人民群众中有一种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普遍愿望。越是传统农业发达的地域，这种愿望便越是强烈，古代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然而，这种和谐的基础是相当脆弱的。由于开发自然的手段低下，加上认识上的盲目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简单劳动的数量追加，于是造成经常性的人口和土地匹配失调，进而造成大规模的土地开垦与生态破坏。从人际关系来看，人身依附性的和谐是以严重的社会不公为代价来换取的。最主要的不公是自然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公，这是社会矛盾的基点，而生态的恶化又往往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
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人地关系的一次跃变，这次跃变是人对自然需求层次上升的结果。这个时期人地关系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一是对天然材料进行深化加工；二是对天然能源进行转化利用；三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精确调控。为适应人对自然的新的开发方式，人际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形式，这就是专业分工、商品交换、市场竞争。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恩格斯说过：“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工业文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使自然环境资源遭到破坏，使人类陷入自然界报复灾难的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传统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类的实践，已经无法处理当代人和自然的关系，说明工业文明时代已经走向衰落，即将被新的生机勃勃的生态文明所取代。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取代，标志着人类社会将走向一个人与自然整体和谐，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新时代。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从工业文明时期的对抗，必将进入生态文明时期的和谐相处阶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心态则是从自负到自省的历程。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这一历程将标志人类文明走向真正的成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这也将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由此可见，要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和问题，维持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走生态文明之路，这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入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生态文明在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凸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丰富、意境深远和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所认识的对象是由诸多规律所组成的统一体——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统一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由诸多价值目标所组成的统一体——经济上由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物质文明，政治上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所组成的政治文明，文化上由诚信友爱等伦理道德所构成的精神文明，社会上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所体现的社会文明，生态上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展示的生态文明等诸多文明的统一体。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充分认识生态价值的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以生态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其一、就人与自然的本体论关系而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地球生态圈的必然要求。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分化出来的人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宿主，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才能保证其他方面发展有坚实的自然基础。今天，因为人与自然不和谐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状况，将生态价值空前
地凸显出来。人们过度地利用和浪费自然资源，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降低了它们的自净能力和缓冲能力，导致它们自身内在整体系统的不和谐。与此同时，大量有毒物质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进入环境，导致温室效应，臭氧层越来越稀薄等整个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的现象，对动物、植物和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事实已经说明，因为人与自然不和谐，会直接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区域关系的紧张以及国际关系的紧张，不利于社会走向和谐。重视生态价值，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通过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建立起人与生态环境的友好型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其二、生态文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发展面临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的人地资源矛盾和生态问题，迫使中国采纳、响应西方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正凯歌高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特别是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矛盾的问题。我国GDP成本长期居世界前列，单位GDP能耗和物耗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如不改变，发展难以持续。正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
其三、生态文明关乎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其政治合法性除了人民民主的民意合法性、社会的宪法之治的程序合法性这一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以外，主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合法性，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生态文明”，现实的社会主义可以获得双重合法性：一方面，从肯定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合法性上，获得了从人类文明演化意义上的进一步的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新的生态文明的崭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来看，把社会主义定位于生态文明，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揭露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性，这必然从反面强化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三、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
生态是和谐之本，发展是和谐之基。我们能不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好生态与发展的矛盾，处理好生态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必须变革传统，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第一，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确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人和自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起来认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赖性，因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把人类需要和自然规律相结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社会历史形式，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和解的内在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生产方式影响、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们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总体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树立“以人为本”的自然观，使生态伦理观由单纯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单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整合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生态理念和伦理基石。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导致的“人类中心论”(有其合理成份)的主宰下，人与自然关系被简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走的是一条片面工业化道路。一方面推动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实现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出许多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以“主宰者”、“统治者”面目出现的“控制型”、“征服型”的自然观。在这种“人类沙文主义”理念下，无论是“庇古税”还是“科斯定理”，无论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还是“环境资源的最大最小”理论，都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抽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以“生命中心”和“生态中心”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则由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转向整体有机性的系统思维方式，提出关于“生物、生态具有内在的人文价值”的深刻思想，承认自然是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并提高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从而把生命联合体利益、人与自然利益共同体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本质上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因而是伦理史上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理论建构隐含了更深层次的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人类必须辩证地“扬弃”“人类中心主义”，使其主体地位构建在与自然客体利益共同体基础上，自省、自责、自悟过去的傲慢，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发展生态经济、清洁生产。唯如此，才能真正使“以人为本”的自然观落到实处，使生态尺度与人际尺度达到统一。为此，要大力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营造有利社会氛围，力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并成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士卒，做出榜样，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具有坚实的生态和人文基础。
第三，在伦理道德上实现由传统道德向生态道德转变。道德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产物，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印记。由于传统工业文明把人类看作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唯一值得尊重的物种，所以传统道德只关注人的利益、人的权利，而忽视自然界的生态权利；只承认人类是权利主体，而不承认自然界具备权利主体的特性；只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排斥人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在平常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或侵犯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就会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但侵犯了自然界的利益，却往往视而不见，甚至被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缺乏拥抱大自然的宽广胸怀，不承认自然界的生命价值和内在尊严，凡事以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而不是以人与自然是否和谐作为行为规范标准，这就是传统道德观的局限性。传统道德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显然是不适应的。既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么，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成为新时期道德观的重要内容。目前，一种新的以解决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己任的生态道德观正在被人们提出并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生态道德观，要求人们树立崭新的生态意识，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启迪人的道德悟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有序，进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有序。是否具备生态道德观，能不能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生态道德转变，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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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贵州省第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推进绿色工业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大力提高工业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工业化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必须按照绿色工业化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以高水平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体现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新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现代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绿色工业化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统的工业化是由技术革命和机器大生产带动，建立在资源高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是粗放型或资源消耗型的，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西方国家根据传统工业化模式开发欠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工业化进程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许多地方纷纷采取赶超式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当地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基本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确实换取了GDP快速增长，却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大量未来赖以发展的宝贵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生态承载力基本达到饱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绿色工业化是全面总结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洞察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绿色工业化是对传统工业进行整合、协调、控制等以推动工业系统的演进，使之达到由低级工业系统向高效、循环、可持续的三级工业生态系统转化的目的，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循环可持续之路。传统的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以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绿色工业化则是秉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还人类以蓝天绿地碧水”的美好理想的发展方式。绿色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力求把工业生产过程纳入生态化的轨道中来，把生态环境的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标志，综合地考虑产品从“摇篮”、“坟墓”到“再生”的全过程。其特点为：其一，工业生产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由单纯追求利润目标，向追求经济与生态相统一的绿色经济目标转变，工业生产经营由外部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向内部经济性与外部经济性相统一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其二，绿色工业化在工艺设计上十分重视废物资源化、废物产品化、废热和废气能源化，形成多层次闭路循环、无废物、无污染的工业体系；其三，绿色工业化要求把生态文明纳入工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要素之中，重视研究工業的环境对策，并将现代工业的生产和管理转换到严格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按照生态文明的宗旨来规划、组织、管理工业区的生产和生活；其四，绿色工业化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和高效益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业生产模式。
二、绿色工业化是新时期“两欠”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为“两欠”地区的贵州面临着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两大艰巨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为我们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面对“两欠”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采取何种路径来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可持续和谐发展，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对于贵州这样的“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工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省现代化指数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面对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的现状，加快推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始终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贵州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贵州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就难以缩小，贵州经济在全国的落后地位也无法改变。同时，我省自然资源丰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依据资源优势发展资源型产业，进而取得强大的竞争优势。事实却并非如此，与东部相比贵州经济发展还相当缓慢。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找一条既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获取显著的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优良的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省在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再“走老路、走弯路”，必须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构建起适合“两欠”地区发展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优的绿色工业化发展模式。选择绿色工业化道路，是当前贵州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大力推进绿色工业化，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省
为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必须从建立绿色考核体系、培育绿色企业文化、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完善绿色保障机制等方面突破，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是建立绿色考核体系
推进绿色工业化，建设生态文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绿色工业化建设的绩效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任用制度，把对干部的基本考察和政绩考核统一起来，把经济发展指标考核与资源环境指标考核统一起来。通过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努力探索和建立符合“两欠”地区发展实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加快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培育绿色企业文化
绿色文化是企业未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随着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已逐步进入追求生活品质的阶段，随着绿色消费的兴起，企业传统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受到了挑战，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长远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用绿色企业管理策略，把建立绿色企业，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提升企业文化内涵、创新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面对当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较大压力和严峻挑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增强社会责任，企业目标从单一追
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的方向转变，做到生产发展与资源节约统筹兼顾、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赢，积极树立“绿色企业”的良好形象，打造良好的品牌经济。企业的竞争模式应从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市场竞争与生态竞争的双重竞争模式转变。将企业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使企业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同时取得经济价值的增值，拥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会因为具有独特竞争力而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利益，全面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构建循环产业集群
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呈现出“小，散，全”的特征，产业组织效率低下，没有形成高效、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结构，没有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也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网络，不能担负起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寻找一个既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获取显著的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优良的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是重中之重。构建循环产业集群组织模式，则能够有效地破解这一难题。循环产业集群模式是将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两者优势互补的有机统一体。研究结果表明，循环产业集群以“零排放”为思路，所有投入都尽量能够在最终产品中用掉，或者转化为其他产业或流程的投入，大大降低副产品处理成本，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助推“两欠”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以适于环境容量的规模组织生产，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消除生态和环境的污染，具备显著的资源效率和生态效益，可实现“两欠”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循环产业集群能不断提高“两欠”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人类创造一个适合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促进“两欠”地区的和谐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是“两欠”地区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最佳产业组织模式，必将成为“两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增长极”。
四是完善绿色保障机制
在工业生产内部推行绿色生产，可能会产生外部正效益，而企业却无法从中获取任何好处，从而使企业失去绿色生产的动力。为此，政府要合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建立健全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保障体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金融等经济手段，促进经济活动的绿色化，防止和解决污染问题，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如减免绿色产品的税收、开征污染税，按比例征收排污费，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变资源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政府对企业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如开展环境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废弃物再利用，投资于污染的设备和设施或针对企业废物排放量的减少等，以税收减免的间接方式给予一种正面的税收鼓励，或以货币的直接方式给予财政援助。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投入，增加对绿色产业的信贷规模，给予利率优惠，支持绿色环保企业在证券市场挂牌上市，为其筹措资金创造各种便利。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绿色工业化，建设生态文明为贵州带来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生态立省战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突破“两欠”困境。进一步更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思路，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利用与治理同举，遵循自然规律，形成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山水共融、生态共享、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体系，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责任编辑：郭渐翔
生态系统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不同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因为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具有不同特点。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呈现出滞后性、被动性和剥削性的历史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要遵循历史逻辑和时代要求，依托后发优势，确立系统性与同步性、主动性与发展性、互利性与内生性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展开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回答的问题，例如。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走什么道路?这一道路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一道路包括哪些内涵?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是研究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具体建设举措，关于道路，研究较充分的是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而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本身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探索。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参照，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点
要厘清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首先要确立一个参照系。迄今为止，总体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化程度是较高的，可以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作为确立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内涵的历史参照。
资本主义是反生态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冲突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到严重的生态约束，这些约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难以破解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在先发优势、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支撑下，迅速提升生态文明化程度，由此形成了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历史特征在于：
首先，滞后性。工业文明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最早在这些国家引发生态危机，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动力。但是。从文明推进的层次来看，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推进呈现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演变顺序，生态文明是最为滞后的层次。其所以如此。有多重原因：一是现代化进程本身展开逻辑的原因，现代化进程本身具有推进层次的递进性和延展性，相对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言，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激化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相对于其他文明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发展紧迫性的显现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因此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的展开层次。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和资本强势，阻扰社会层面和实践层面及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原因，发达国家依托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向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掠夺生态资源，转移生态成本，转嫁生态危机，缓解了国内生态压力。
其次，被动性。整体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是先发展后环保、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消极性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总体上看。一般都是在生态危机严重爆发。在公众和利益群体推动下政府主导而开始的。例如，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全面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起因则是1952年12月伦敦出现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等恶性环境事件。欧洲各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全面推进生态修复，起因则是西欧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成为鱼类消失、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的死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日本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水俣病环境危害后才开始全面启动生态建设的。至于说美国，则起步更晚，更为被动。美国直到1960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辩论中才开始涉及资源保护问题。才开始系统制定环境保护政策。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露杀虫剂的危害之后，还遭受化学工业集团的强烈攻击，甚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生态自觉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的钳制，只有当生态破坏导致的生态灾难引发自然的惩罚和人民的反抗，以至于导致资本的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实施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
第三，剥削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开始运用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建设环保产业，净化废弃物，部分缓解了生态危机，提升了自身的生态文明水平，但是这一点是建立在剥削他国生态资源、破坏他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这种剥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转嫁生态包袱。发达国家在早期都占有殖民地，殖民地成为这些国家转嫁生态包袱的场所，这种生态包袱的转嫁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当前，发达国家依然在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污染转嫁。欧洲环境局资料显示，1995－2007年，欧洲出口的纸张、塑料制品和金属垃圾增长10倍。向穷国非法出口垃圾已经成为一项收益巨大和日益增长的国际业务，一些公司利用这种方式降低环境法规带来的成本。因为这些废物在欧洲必须回收或者以不污染环境的方式处理，而经过简单处理运往中国的成本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二是生态资源的超额消耗。以能源消耗为例，1987年，人类生态足迹第一次超出地球自我更新能力，人类消耗的能源已经超过能够重新形成的能源。这种结果主要是高收入国家超额消耗能源造成的。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5倍以上，它们的人口只占全球的15％，却消耗全球能源(石油当量)的51％。从污染角度看，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一半来自高收入国家。根据计算，如果人类按照美国生活方式生活，地球只能容纳14亿人，以欧洲标准生活，只可以容纳21亿人，而当今地球上已有68亿人，2050年将达到90亿人。三是生态欠债。例如，根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汉斯·约阿希姆·舍尔恩胡伯估计的结果，与工业化初期比，世界气温升高3.5摄氏度，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1850－2005年间，发达国家人均历史累积排放667吨，其中英国为1125吨，发展中国家只有52吨。如果按照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减半计算，发达国家现有排放已经超过其应有份额。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占世界7％的发达国家人口制造了世界50％的温室气体，最贫困的50％人口仅制造7％的温室气体。
二、基于后发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由于上述历史特点，发达国家在推进自身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延缓了整个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推进进程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带来深远的历史制约。一是导致生态流失。一些殖民地国家遭受严重的生态流失，背上沉重的生态包袱，以至于难以顺利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二是生态壁垒。发达国家利用先发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进行各种市场限制。近期美国启动对中国的绿色环保产业的“301调查”就是突出例子。三是生态遏制。发达国家通过占领生态技术制高点，依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掌握生态话语权，以气候、生态问题为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遏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质，建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生态资源分配体系带来的生态霸权，同时也是以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话语权优势等先发优势为手段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种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跟随式的，而应该是跨越式的。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面临双重挤压，一是来自传统发展方式的挤压，二是来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挤压。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挟持国际组织，凭借资本和科技威力，依托市场和产业链优势，转嫁危机，掠夺生态空间和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跟随式和被动式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只能导致中国的生态文明永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永远受制于西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生态危机就是这种“人头酒杯”。要避免这种代价，必须寻求超越之路，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探索超越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要超越发达国家的道路，必须基于自身的优势。如果说发达国家具有发展生态文明的先发优势，那么中国则具有自身的后发优势。当前，中国的工业文明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同时正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文明位差在缩小，发展生态文明的后发优势正在显现。
一是制度优势。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这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是政策优势。中国已经密集出台“两型”社会试验、可持续发展试验，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绿色能源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性举措和具体推进政策，已经呈现出跨越式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态势。中国在节能降耗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连续数年位居全球前列。中国绿能产业的总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2009年美国投资于绿色能源的总额为186亿美元，中国为346亿美元。中国在太阳能电池制造、风力发电机产能也超过美国。
三是资源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在生物质能方面，根据计算，中国理论生物质能50亿吨，约折合5亿吨标准煤，包括7亿吨秸秆，其中可以用作能源的3亿吨，折合1.5亿吨标准煤，工业有机废水和畜禽养殖废水可以生产800亿立方米沼气，折合5700万吨标准煤，薪炭林和林业及木料加工废物资源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城市垃圾发电相当于1300万吨标准煤。中国是继加拿大、美国之后第三个发现可燃冰的国家，可燃冰探明储量达到350亿吨油当量。在地热开发方面，中国可开采利用地热资源每年67亿立方米，相当于3283万吨标准煤，年实际利用地热4.45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一。
四是产业优势。环保产业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环保产业产值以12－15％速度增长，新型能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年，风电装备实现国产化，太阳能集热真空管生产和保有量世界第一，太阳能光伏发电方面，2008年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2570兆瓦，占世界的37％，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到2009年底。太阳能热水器集中热能面积全球第一，水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全球第一，风电装机容量位居世界第二。
五是科技优势。近年来，中国开始在一些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抢占制高点。例如，2010年7月21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宣布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试验快堆(CE-FR)达到首次临界，这标志着中国掌握了快堆技术，成为继美、英、法等国后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快堆技术代表第四代核能系统发展方向，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根据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的分析，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领先性还表现在中国已经开发出世界上扩展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网，开发出供能效率最高的煤炭技术。
以后发优势为基础，以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参照，可以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超越式发展道路。从历史视角看，其“中国特色”应该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性与同步性。首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零散的、应景式的，而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过程。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系统的文明重建和文明转换时代，中国不应该像发达国家早期实践那样，单纯开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生态建设，相反，要推进从单纯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到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转变，实现文明形态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系统转变。其次，要推进生态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步和协同。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生态文明，而是要实现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通过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可以推进政府和行政的绿色化、经济生活的低碳化和绿色化、社会的绿色化以及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主动性与发展性。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特殊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滞后性，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亲生态的社会制度，因此，相对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而言。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当前，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构建亲生态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这种社会制度基础上，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传统道路，推进主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消极的、脱离发展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发展型的。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
段。发展不够是中国的基本阶段性特征，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首要任务。强调生态文明，不应该否定发展。在这点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一些思想家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主张的“零增长”、“负增长”不同，也与一些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主张的“反增长”不同，而是承认发展，承认科学发展，推进发展，推进科学发展，承认工业文明，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积累绿色资产、开发绿色资源、拓展绿色空间的一种发展手段。因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应该是积极的、发展性的。
三是互利性与内生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不应该是对外掠夺和转嫁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和互利的。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依托经济霸权基础上的生态霸权，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中国没有殖民地，处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不会也不可能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和生态转嫁，更不会对他国进行生态遏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努力实现互利共享，在整个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同时，在同发达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力争摆脱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努力维护国家的生态权益，实现国家生态进出的平衡。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内涵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上述历史特色需要体现到现实道路中，形成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内涵。中国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应该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是理念特征：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观。无论是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还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科技文明，都是以将自然作为索取对象为基础的。在现代工业文明看来，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必须不断开发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当代科技文明得益于源于古希腊的主体一客体二元并立思维方式，因此，当代科学文明也是以二元对立关系的模式来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其出发点也是为了人的利益要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这种偏颇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首先要在理念上实现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超越，一开始就运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依据这种理念，一切发展，应该既是人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也是人的生活环境的完善，既是人的发展，也是自然的维护和延续。
确立这种理念，需要全面而深刻的文化重建和理论再创。从文化重建方面，要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并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人类的生态人格，确立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的观念，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再创方面。要在确立资源有限、生态内生观念的基础上，推进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绿色化再创进程。
二是制度特征：人本生态文明发展制度体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以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是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如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社会时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马克思上述论断出发，推进人本生态文明发展，首先要打破把物质财富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目的和文明发展的核心价值的物本发展逻辑，构建确保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价值的制度框架。其次。要适合“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基本要求，构建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协调推进的制度体系。最后，要真正使发展符合“人类本性”，即确保人类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符合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保障人类持续生存和幸福生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体系。
三是社会特征：自律性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生态掠夺性的，中国传统发展方式下的发展则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是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在两种状态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都是他律的、外在强制的。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在生态自觉基础上的自律性推进过程。因此，要以自律性社会为社会基础。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本质上是当代中国建设自律性社会的抓手。“两型”社会的实质是依据生态文明要求。形成自觉自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内在地规范和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因此，“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旨在于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自律性、内生性社会结构和运行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三个方面的自律体系：(1)通过“两型”消费社会建设，形成对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内生约束机制。形成末端自律。(2)通过“两型”产业发展和“两型”经济结构构建，形成自律性、内生性经济结构与体系，形成源头自律。(3)通过发展生态技术、绿色技术。使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构建经济社会绿色和生态发展体系，形成过程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