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范文第1篇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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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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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科斯．社会成本问题［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１９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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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
生态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生态整体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制度批判维度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一时间，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以期在新视角下，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成的流派，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受其母亲的影响，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由文学改学生物学，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但她不顾病痛，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全书分十七章，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甚至遭受了无耻的人身攻击。但同时，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最终影响到了政府，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罗尔斯用“荒野哲学”，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她曾反复指出，“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从这一角度，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6.
[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9-200;
[4][5][6][7]蕾切尔卡森.吕瑞兰，许长生，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寂静的春天.百度百科网.
基金项目：生态哲学视角下的美国文学作品研究（CSY1
2045），中南民族大学2012年科研启动项目。
生态哲学范文第3篇
摘要： 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大学文化生态具有育人性、学术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征，由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和管理文化生态组成。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建设中存在着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失衡倾向。整治大学文化生态失衡，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生态；内涵；失衡；优化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大学社会评价体系和机制研究”（16BGL172）。
作者简介：范玉鹏（1989-），男，河南新乡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2。
大学不仅是一个组织实体，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组织特性的标志，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今日的大学[1]，导致我国大学文化生态出现失衡态势，从而诱发了大学的本体危机。因此，对大学文化生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其构成
大学文化生态实质上是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或者说是对大学文化的一种生态考量、生态审视和生态思考，是大学文化生存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环境企求、一种制度渴望。为进一步厘清大学文化生态，有必要对其内涵、特征及其构成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特征
生态一词肇始于古希腊字Oikos，通常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或生活习性。随着生态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不断深入，生态定义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其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将生态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事实上，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既可用于生物等相关研究，也可应用于人类相关的各项实践活动。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剧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的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拓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学文化生态就是借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大学文化的問题，研究的是大学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探求的是大学文化与其内外部环境的最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其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文化生态中诸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组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各要素相互协调、动态关联，共同形成具有一定张力且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二是大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系统与其外部环境间的动态耦合。大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外部环境，正是这种环境为其生成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学文化生态作为大学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方式，既具有文化生态的一般特点，也具有自身秉性的特征。具体如下：其一，育人性。育人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体功能[2]。大学自他诞生之日起就把传授知识和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我们所谓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其二，学术性。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大学文化生态的生命表征。大学文化生态离不开学术，学术性是贯穿大学组织活动的始终并决定和支配大学一切活动进程的根本。大学的所有活动均是围绕学术逻辑而开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无不以大学的学术活动为基础，并为其提供条件和服务。其三，批判性。大学文化生态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负有选择、批判和传承人类文化的职能，批判性是其固有性格和内在属性[3]。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和批判的权力，这使得大学可以超越国家、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束缚，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审视、省察和引导。其四，开放性。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系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维持系统的有序运转。大学文化生态作为一个层次丰富和要素多样的开放系统，与外界文化环境时刻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和能量的交流与交换，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
就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所以，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视角，这对于研究大学文化生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就生态主体视角来看，生态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活动的人。同理，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也必须是从事大学文化生态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要由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组成。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通过教学、科研、教育、指导、管理、服务等关系形式联结起来，共同形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命运共同体”。同时，经大学“人”（教师、学生、管理者）、“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外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融合和演化，大学文化生态可分解为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管理文化生态。
教学文化生态。教学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本质的属性、最鲜明的特征和最重要的职能。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便肩负起人才培养的任务，教学文化也就如影随着大学成长。大学教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是大学师生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集体价值取向，以及在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师管之间产生的一种相互作用的环境氛围[4]。大学教学文化生态不等同于课堂教学文化，它还包括课堂以外与教学相关的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例如教学精神文化、教学制度文化、教学行为文化和教学环境文化等。优质的大学教学文化是一种文化积淀，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学问、技能的功能，还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职责。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文化生态如若呈现失衡态势，势必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也会影响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社会的名声声誉，致使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失去根基、血脉和力量。
学术文化生态。大学之“大”源于学术，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支柱。大学作为“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5]，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文化殿堂，是以学术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学术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根，是由“学术-学者-环境”构成，为达到学术传承和创新目的而进行复杂学问研究的动态系统，具体由学术心态文化、学术制度文化、学术行为文化以及学术物态文化组成。学术文化生态一旦形成，就会融入到学术成员的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科研情感中，并且深刻影响学术成员的学术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可以说，一个好的学术文化生态能够形成良好的学风、研风和学术习惯，关系着大师的诞生、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产出；一个充盈歪风邪气和潜规则的学术文化生态必然带来学术功利与浮躁，诱导学术人对实际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学术成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建构良好的学术文化生态，无论是群体生态还是个体生态，都应该秉持学术至上的信念，使各种学术生命与环境共生共荣、相互作用。
管理文化生态。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皮特·德鲁克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该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魂，是大学管理者基于大学文化组织运行的内在特性，以生态规律协调大学内部管理关系的动态系统。管理文化生态首先应该是一种民主管理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制度优先、科学民主、独立开放的管理理念，对教学文化生态和学术文化生态起积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同时，管理文化生态也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过管理互动生成的行为文化，对大学师生具有正面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规范、同化辐射等作用。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大学管理文化生态运转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因此，大学要建设生态化的大学管理文化，用生态的管理理念经营大学并改革内部管理模式与机制，使之既具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又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从而激发大学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失衡及其原因
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不再是一块“净土”，校园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正在贬低着大学的神圣与旗帜，消解着大学的品格与力量，吞噬着大学的努力与奋斗。
（一）教学精神遮蔽化
教学精神是指教师和学生在长期教与学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教学精神不同于其他精神，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引导大学生“学会做人”，对人之生存、发展的意义有所理解和体现，防止教育上的“单向度”倾向。但受文化市场化大潮的浸染与裹挟，大学教学精神逐渐被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所遮蔽，导致大学教育逐渐蜕变为“人力的教育”和“制器的教育”。具體表现在：一是教学内容方面，重实用轻修养。就现今的大学教育而言，实用性专业课程所占比重过大，人文课程和通识课程比重较小，普遍存在重技术传授、轻人文熏陶，重知识灌输、轻人品培养等现象，忽略了从意义和价值层面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忘却了教学精神的根本目的是“全面培植人性”，这既违背教育的本质规律，又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二是教学评价方面，“评”的工具性价值功能被不断强化，“教”的价值或被遮蔽或被异化。当前大学教学评价偏重于显性的定量评价，加之高校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风气，导致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难以量化的教学和教学建设成果难以得到应有重视，教学始终游走于评价的“边缘”[6]。三是教学效果方面，所培养的大学生容易出现人文知识欠缺、人文素养缺失的现象[7]。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大学生更容易形成急功近利的求学态度，对实用知识与实用学术的获取更为执著，导致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所”，丢失了其“精神城堡”的英姿。
（二）学术取向功利化
学术取向功利化是指大学文化生态主体把学术研究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手段，极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代社会由于受到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冲击，大学学术生态日益呈现出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倾向，致使大学成为多种实利的探求场所[8]。这既损害了大学的崇高形象和学术研究环境，又阻碍了学术与科学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学术动机功利化。“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做学问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知，致使科研变成工具、学术变成数字。部分大学教师的学术动机仅是评职称、获头衔、享待遇；部分博硕士的学术动机仅是拿文凭、美简历、找工作；部分管理者的学术动机仅是追排名、扩影响、获荣誉。其二，学术手段功利化。学界部分集体和个人为谋求团体和个人私利，在课题申报、科研、学术出版等活动中采取种种非理性和不规范的行为表现，例如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学术评审腐败等，致使学术失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发生。其三，学术评价功利化。当前，学术界或是缺乏或是没有坚持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导致学者们过于重视论文、著作、专利的数量，甚至为此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互相吹捧、歌功颂德、认人不认材料等，从而使严肃、单纯的学术活动复杂化。
（三）管理体制行政化
所谓管理体制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来管理大学和组织学术事务[9]。管理体制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后者关乎大学的内部治理问题。首先，就管理体制外部行政化来看，政府以管理行政部门的手段和思维，将大学作为自己的附属部门加以管理控制，管办不分。具体表现在：管理职能上，政府通常忽视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存在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等现象；管理方式上，政府过于依赖行政命令手段管理大学，对各类大学事务均采用行政化的硬性管理方式，忽视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及其自身的逻辑性；管理作风上，存在官僚化、表面化、简单化等倾向，个别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人员官僚风气明显[10]。其次，就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来看，行政化主要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关系失衡乃至对立。具体表现在：一是大学组织结构生态科层化。组织机构的设置过于强调层级管理职权的区分，往往注重管理层级间的有序性和对称性，却忽略大学组织所特有的无序性。二是大学学术管理生态行政化。行政权力通过资源的配置、干部的任命、绩效的考核等方式对学术权力进行事实上的干预和控制[11]。三是大学管理决策生态集权化。大学的管理和决策依然遵循科层化与官本位糅合的管理逻辑，大学虽然设有学术委员会等，但大多形同虚设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大学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失衡态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高校内部因素的制约。就社会外部因素来看，经济市场化的侵蚀、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信息网络化的驱使以及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等，都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外部诱因。首先是经济市场化的侵蚀。市场经济天生具有无序性、盲目性、逐利性、垄断性等弊端，极易给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无序性对大学独立地位的动摇；盲目性对大学就业生态的冲击；逐利性对大学学术精神的蚕食；垄断性对大学官本位思想的强化等。其次是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作为长期浸润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一种亚文化，大学文化生态时常受制于社会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的博弈，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会促使部分大学人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困惑，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做出错误判断。再次是信息网络化的驱使。隨着信息资源的广泛开发和网络技术的推陈出新，网络在给大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的无限蔓延和监督存在困难，使得色情、腐朽、敌对等思想通过网络迅速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之中，给原本单纯、健康的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弱化了大学文化的精神整合作用。最后是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高等教育大众化改变了以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现状，满足了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纵深推进，许多问题也呈现井喷状态，例如教学质量的下降、教育公平问题的凸显、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等等。
就高校内部因素来看，行政本位的强化、工具理性的膨胀、政府依附性的固化以及大学定位的模糊仍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内部诱因。首先是行政本位的强化。当前，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下，我国对高等教育管理仍是采取以行政命令与指导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以效率和绩效为主的行政本位仍主导着大学文化生态，致使学术权力被弱化[12]。其次是工具理性的膨胀。随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演化，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表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导致人文学科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技术科学和实用科学所取代，致使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了职业培训所，成了现代人追逐名利的竞技场。再次是政府依附性的固化。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既具有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大学没有经受住考验，开始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忘却了大学的使命和宗旨，丢弃了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气质”。最后是大学定位的模糊。定位问题关系到一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但受制于功利本位和行政本位影响，许多大学在发展定位上明显越位、错位和失位，例如在办学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发展定位上“贪多求全”；在办学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等等。
三、大学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
面对当下大学文化生态的种种问题和失衡态势，必须大力进行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整治和优化大学文化生态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一）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大学文化生态也是如此，不能脱离政府、社会、高校等内外部环境因素而独立存在。它同这些内外部环境因素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以保持大学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优化大学文化生态环境，需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双管齐下、协同发力。就外部环境看，有必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原来属于大学、而被政府占有的权力毫无保留地归还给大学，从而规避大学对政府权力的“制度性依赖”，最终形成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还要理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文化环境对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都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利弊兼有，需要大学文化在固守已有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善于理性分析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为己所用，以促进自身生态的健康发展。
就内部环境看，大学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予以支撑和维系，以确保大学文化系统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之间能够和谐发展。一是深化大学自治制度，改革现行权力生态分配结构，强化大学运行中的学术权力生态，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与协同一致，避免出现“人治”替代“法治”、“行政”决定“学术”的生态错位倾向。二是落实教授治校制度，通过健全完善的机制增强制度规范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对教授治校进行引导、规范、保障，充分发挥教授在课堂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强化民主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
（二）健全文化生态机制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是保证大学文化生态活动有效进行，使其功能得以实现的构造及其运行原理。根据机制构成的一般规律和大学文化生态的自身规律，大学文化生态机制主要由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组成[13]。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运行不畅、动力不足以及约束乏力。健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需要运行、动力与约束三个子机制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强化组织保障，通过建立相关规章制度来确保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有序运转；要完善舆情监控机制，借用现代化的信息媒体手段对大学文化生态的基本走向、相关内容等进行及时有效监督，以便能够准确判断生态舆情并提出有效的对应方案。在动力机制方面，要给予大学文化建设一定的经费支持和保证，例如在教学方面，应以“教学工作坊”等平台为契机，帮助教师发展教学技能，提供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机会；在科研方面，应加强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激发科研工作的学术热情，在经费和平台方面予以保障；在管理方面，应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人本思想和民主管理相结合，促进广大师生的广泛参与，提高其制度自觉意识。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强生态主体的自我规范，教师应自觉摒弃功利文化，遵守学术规范、践行学术道德；学生应自觉抵制庸俗文化，专心学习，掌握知识；管理者应自觉抵制官本位文化，践行服务意识，做好相关服务。
（三）重塑文化生态个性
大学文化个性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是一所大学的优势所在[14]。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从九百多年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七八百年前的英国牛津大学，再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洪堡大学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无不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在大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学要想重塑文化生态个性，形成独树一帜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就必须从大学定位、学科特色和学者个人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坚持大学定位特色。大学定位就像生物在食物链中寻找自己的“生态位”一样，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既要遵循大学办学的普遍规律又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学校在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个性定位，扬长避短，办出自己的特色。例如，研究型大学要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创新方面“独领风骚”；教學型大学要办出教学特色。其二，坚持学科定位特色。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核心的办学特色，大学必须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按照一流大学、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生态位，不断凝练和强化原有学科优势，积极推进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建设。其三，坚持学者个体特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即大学教师的佼佼者，是塑造大学文化个性的关键生态因子，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的角色。可以说，大学文化生态个性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教师队伍的个性和特质。
（四）提升主体文化自觉
大学文化生态的优化是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双向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主体是起支配、决定、主导作用的因素。大学文化使命与理念的确立、传播、执行和最终完成，均是由生态主体去实现的。因此，生态主体的文化自觉必然成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所在。
就大学教师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是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这个职责之所以神圣就在于，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自觉当好正确方向的引导者和高尚心灵的塑造者；二是要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无论在课堂还是课外，教师都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生的表率；三是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自觉保障学术活动的有序、有效进行。
就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课内课外等多种途径，强化自身的文化觉悟意识、文化责任意识以及文化自信意识；另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增强文化鉴别能力，在多元的文化冲突中，坚持正确的文化批判原则和批判价值观念，绝不盲目跟随和从众，理性对各类文化进行恰当的、包容的审视。例如，大学生要理性辩证看待西方文化，自觉剔除西方文化的腐朽成分，以宽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
就以校长为首的大学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来看，其治校理念决定着大学文化生态及其特色的兴衰存废，其人格操守关联着大学文化生态的精神风骨，其专业修养影响着大学文化生态的学术质地与含量。因此，以校长为首的管理者应自觉践行正确的治校理念，以自己的理念和人格力量来引领和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并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者向文化领导者转变，不断加强学校组织文化的建设、明晰自身角色的定位、提升自身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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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生态哲学范文第4篇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大文明建设的一个支撑点。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处理自然关系时昕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言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与环境、社会生产与发展相适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代永续发展。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就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旰枯诀和国家的长久治安。
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人民生态文明意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
一、人民生态文明意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
(一)生态文明知识欠缺。
人民不了解生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民是否了解生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认识不清。
1 针对人民是否了解生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有调查显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了解的人群占30%，了解一部分的人群占25%，不了解的人群占45%。
由此可见，社会上大多数人生态文明知识欠缺，对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不重视。
(二)人们某些行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后果。 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们乱砍滥伐、乱扔垃圾、随意焚烧垃圾、工厂乱排汗水和有毒气体。二是浪费各种生活资源，如：经常使用一次性碗筷、浪费水、浪费电，没有深层次的节约概念和行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注意生态环境的行为显而易见，人们习惯生活中人走灯未灭，餐厅、饭店经常使用一次碗筷，特别是人们随意扔垃圾，不注意环境卫生更是常见，种种现象表明社会中现存大量破坏生态文明现象和行为无处不见。
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
(一)人们对生态环境非常满意度很低，大多数不基本满意，也有一部分人群不满意，有的认为无所谓，对自己的生活无碍无灾。
建区30年来，区政府对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动了大手笔、做了大文章，有一定的成就。特别是近几年，对大汤河的改造后，环境有很大改观，两岸绿树成荫，白鹤成群。反之，有的人们对生态环境感到不满意，这说明社会在此方面还需要改进的地方，社会还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给人民一个更
2 好的生活环境。有的人对生态环境持无所谓的态度，反映出这部分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重视和生态环保的意识匮乏、对自身生态环境的忽视。
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没参加过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大多数人都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状况不容忽视。
三、针对生态文明现存不足的对策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柬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一)、在家里
1、注意随手关灯、照明用电。
2、尽量节约厨房里的能源，使用低碳烹调法。
3、节约用水
(1)淘米水可以用来洗碗和浇花，它也是很好的去污洗涤利。既可以省谁又能少使用洗洁精，也可以减少污水。
3 (2)洗衣服、洗脸、洗澡、洗头等的水可以收集起来冲马桶或者擦地。
4、循环再利用
靠循环再利的方法来进行材料的再循环使用，可以减少生产新原料的数量，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纸和卡纸版的循环再利用。回收的纸再生可以减少树的大量砍伐，从而减少水污染。因此节约用纸，就是保护森林和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
5、垃圾处理分类
在我们的日常垃圾处理一直延续混装，特别是有的人群不注意公德，装修杂物也图方便倒进垃圾桶。
垃圾分类：把再生与不能再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爱护环境的习惯和自觉性。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哲学范文第5篇
〔摘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主要体现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光芒：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时代价值
〔
自人类诞生以来，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生态哲学应首先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剖析，客观地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当今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凸显，导致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危及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应正确面对一味发展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确立保护优先理念、打响生态“保卫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生态哲学”概念。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并使用了“生态学” （ ecology），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起海克尔的观点，虽没提出“生态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内涵丰富、见解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
早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存在，相对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不能也不会离开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1 〕， “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126。因而，不论是从起源上来看还是从发展途径上来看，人类都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其基础地位并不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改变，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界的天然依赖，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认为，人靠无机自然界生活，人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自然产品才能生存发展。换言之，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物质条件，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二）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量、信息等资料 ，同时也是人类的劳动对象。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类特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是体现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过程。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 〕518。通过能动性的劳动，自然界按照人类的预期演变成自在世界，是人内在需求价值的外在表现。
规律决定着事物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列宁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自然界也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界，使之“为我所用”，但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超越自然界，必须了解、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通过实践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本面目，但人类片面认为“人定胜天”，把对自然界表面的、暂时的掌握理解成整体的、永恒的控制，忽略了“天人合一”， 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其教训是深刻的。人类和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依赖自然界，尊重规律，使自然界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对人类 “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自身需求来征服和掠夺自然，是以子孙后代的利益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必将遭到惩罚。因此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时，应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4 〕。人类应控制自我，预见自身行为的影响并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科学、永续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与社会紧密相联，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解析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认为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从人类社会发展维度看，历史划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在对待自然上，人类的错误观念引发了人与社会的对立，而人与社会的紧张又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狭隘认识和偏执行为。因此，两种“和谐”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我们会发现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反映在人类史中就是社会制度的落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它的性质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物质财富来满足消费和维护统治，为获取更大的社会权力，征服其他民族，就要不择手段地垄断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突出，特征更加明显，危害更加严重。18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利用先发优势，在攫取自然资源、掠夺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工业革命，抢先进入大工业文明时代，剥夺了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马克思扬弃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深刻的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自然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反对利用自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为了一己私利对物质资料的控制与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劳动异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严重对立。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疯狂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工人，自然界变成了资产阶级盘剥工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资产阶级盲目扩张，最终违背客观规律，打破了自然界的内在平衡，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解决，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3 〕653，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 〕7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妥善化解，同时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和谐。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前提，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联。马克思强调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科学认识并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依据社会发展趋势，要建立先进制度，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一定要探索两种“和谐”。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提供了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和自然界本身尺度这两个尺度。从自然界本身尺度上看，必须承认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和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不超越自然界的承受程度，否则将导致“物极必反”，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从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上看，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是“私有制异化”放大了人类贪婪，罔顾长远发展。面对人类自我发展而遗留的生态问题，即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2 0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为沙漠 〔5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这种行为将会给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必须抛弃造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我们既要发挥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特点，更要考虑到自然的客观性、有限性、内在价值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
（二）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提高，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土地荒漠化加快，地下超采、水位下降，酸雨、盐渍化问题突出，河流断流、湖泊退化日趋严重，草原、森林生态功能衰竭，农村生态环境高度污染，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加剧生态破坏等，这些生态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应汲取以下教训，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经济发展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牺牲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若不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并且现实中已经暴露出了种种生态问题，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于1992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制度保障，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次，这是总揽全局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以自然为物质基础，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生态文明作为最新的文明形态，把人类看作自然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以牺牲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共处共赢，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所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践中是高度契合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岳世川.敬畏自然的人文视野与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再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8-12.
〔5〕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61.
责任编辑 周 荣
生态哲学范文第6篇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背景———生态哲学思想的萌芽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叶,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工业革命进程中, 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人类通过利用、改造、征服、掠夺自然资源, 取得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但人类为此种野蛮的征服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森林资源的破坏, 野生物种的消失, 城市环境的污染, 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日益加剧, 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的威胁。马克思恩格斯在亲眼目睹社会变革时, 深切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冲击。工业革命的畸形发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产生的历史背景。
工业文明带给人类巨大的负面影响。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提出, 工业革命的大发展导致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失衡, 城市中到处弥漫着污浊的空气, 工人们的健康状况甚是堪忧。马克思目睹了肮脏的城市生活区中弥漫着各种恶臭的污浊气体, 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大城市里生活的居民易患各种急病, 尤其是患各种炎症, 使得人类的生存条件不得不降到最低阶段。
森林资源收到资本主义大生产严重破坏。由于森林资源自身的恢复与生长周期的限制, 资本家更倾向于伐木而不是造林, “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 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 对比之下, 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 简直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追求经济利润而放弃森林自身的生存权利感同身受, 他们在卡尔斯马德的那6个星期中, 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到干热浑浊的空气, 水资源的严重缺乏, 树木被伐尽, 因而使城市中的小河在多雨时期泛滥成灾, 在干旱年头干涸萎靡。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研究, 清楚地表明随着工业革命发展, 生态环境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严重, 人类自身本该拥有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他们亲手创造的工业革命所击溃。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著作中强调要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时, 将焦点集中于在工业革命中, 人类为工业发展而不按自然规律征服自然, 使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的痛斥。
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主要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最早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他提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 以当时英国环境污染为例, 提出应该更多的关注人类生存环境所遭到的破坏。这些著作基本可以看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起点。
遵循自然的属性及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有机整体, 并提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自然界通过人类的主观认知得到认识, 人类通过利用自然资源得以生存、繁衍以及发展, 并且“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人类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提出自然的客观属性必须被得到认识, 并且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的重要性。
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阐释。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 是具有一定认知的存在, 也就是说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指出,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界, 人证明了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恩格斯则认为, 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类能通过认识自然进而改变自然, 而动物只能简单的适应自然, 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然因素对人的主观认知产生影响, 正确认识与掌握自然的发展规律, 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是统一的,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共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它是通过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不断的互动过程而实现的, 主要表现为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 把整个自然资源转变为对人类有力的物质生产资料, 进而转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 由于人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 逐渐掌握改变自然的力量, 并为自己所利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 而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之外的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内在的统一, 也是外在的动态和谐。从生态哲学角度分析, 人类属于自然, 更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将自然界当成一个整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来进行研究, 而不是用机械的、静止的、孤立的方法来研究;目的是揭示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历程。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 这一伟大的思想已经逐步学术界所接受, 并不断地深入人们的意识中, 为人们所利用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只关注生态哲学思想, 对现代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哲学等类似内容也有所涉及, 这对于当代全球形成不就的生态文明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起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工业文明的反自然、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提倡将人与自然同社会发展视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关系性的存在, 这不仅体现了生态哲学系统的整体性的思维, 更有助于认识和协调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整个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更为全球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
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不仅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指明了发展方向, 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 一直是学界争相研究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文本, 结合理论与现实情况, 研究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基本内容, 以彰显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然,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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