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理论，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发展出实践哲学。为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传统进行研究，才能够从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更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哲学；传统
文化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一种通过哲学方法、站在哲学角度，进行文化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而为了能够更好的通过马克思文化哲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传统进行相关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文化哲学对人的生命阐释
在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中，青年黑格尔派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学说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马克思就自我意识学说进行的深入研究，也使得马克思哲学从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人的生命文化哲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哲学，并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文化哲学挣脱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核心之一。
马克思哲学中，马克思通过对感性世界、人的价值生命以及肯定实践与人的创造活动的关系上，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体现马克思则是通过三方面内容说明的。首先，马克思在自身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清楚了哲学史上对偶然性的认识论规定，并通过研究确定了偶然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一意义额确定也标志着马克思解决了德谟克利特把偶然性定义为认识论范畴与伊壁鸠鲁把偶然性定义为本体论范畴之间的思想碰撞，并在哲学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是本体、本质，而必然性是偶然性外部条件且需要不断否认的方面；其次，马克思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吸取和改造了伊壁鸠鲁哲学的伦理学原则，并将人定义成了人的价值生命的存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结合了伊壁鸠鲁把伦理学原则贯通于哲学之中，把哲学当作人追求幸福、享有自由的境界，并认为哲学本身便是自由。而为了说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马克思对偶然的抽象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是以时间标志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两个特性进行了阐发，而这一阐发正是典型的文化哲学说明人的存在的方式。
在最后，马克思借助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探讨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思想，并以此确立了实践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从原则的内部消除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这一研究结果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这一论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马克思有根据这一研究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中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而第二个观点，马克思则揭示了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的出现也使得感情世界成为生命创造的过程，这使马克思确定了自身“实践”的哲学性质；而在第三个观点中，马克思将自身创造的感性世界视为自身生命价值的确认，这三方面观点正是马克思实践的哲学定位。而由于这一定位在创造中大量采用了文虎哲学思维定式，所以企业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文化哲学范式。
二、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关于这一哲学实践的重要著作，我们能够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解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确立中，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理论的考察，提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论断，而这一论断也对人的生命创造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中，这一类特性指的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其存在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人在自我意识建立中的精神二重化，这种二重化将人类精神分为生命本身与生命意识，这种二重化揭示了人之所以会创造文化，是由于人类生理上具有创造文化的本能，也就是说马克思将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看作是人的天赋；而在第二层含义中，马克思希望人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层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精神能够实现二重化，而且能够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并根据这种二重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通过分别从自我意识和现实创造活动两个层面上揭示出了人的生命本质即是人的分离和抽象能力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在历史考察中则说明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人同外部世界、自然世界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的历史形式进行了展现，而这一展现也使得马克思创造了自身独有的异化劳动说明人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性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独特内容。
三、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中，我们需要通过本质、结构、规律以及动力四个角度，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进行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文化本质中，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界的“人化”，其既是客体的主体化又是主体的主体化，这也使得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文化的本质；而在文化的结构中，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类，其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在文化的规律中，马克思揭示了文化发展中自然规律与文化规律的联系，其认为文化结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构成文化规律，而各类文化规律的协调发展与协同并进，则是最重要的文化规律；在文化的动力中，马克思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践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一阐述最终得到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斗争根源于文化基本矛盾，而这也体现为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都在不停交流、碰撞、融合，我国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以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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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而且，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这种解读模式逐渐陷入了主体主义困境。“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以“物”的客观性遮蔽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力图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理解范式，以实践为基础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但其缺陷在于，客体以印证主体的力量、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出場，主体价值奠定在对象化存在中，非对象化活动完全被淹没，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主体性极度膨胀，真正的主体性被消解，主体自由亦无从谈起。
作者：张岩 桑江
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曲解它；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应该了解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能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语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教条；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邹晋（1983-），男，江西乐平人，江西省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一枝独秀地生根发芽开花，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又在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纲领，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这棵树要茁壮生长，枝叶茂盛，即它的生命力的强弱就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逐渐被引入中国，这对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方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机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主干上分出生长的枝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的差异，有些人（尤其是成长的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的产生源于人们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认识，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一是没有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经典，却只流于使用抽象的理论，把它当作普遍公式生搬硬套。这种僵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变成了教条主义；二是没有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仅仅是从内容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产生的背景和源泉。其实，了解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理论本身，才能灵活运用，否则也只能是教条式的理解；三是没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只是读了马克思的几篇文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体系；有的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中某一部分有了解，就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理中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定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始终是人们不得不深思的话题。只有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着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迷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曲解原意。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它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历代领导人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俱进地牢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党执政的纲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错误和模糊的观点，那就是仍然有人习惯用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学院式教条，只允许学习、贯彻、宣传，不容怀疑、思考、批评。这种倾向在我国长期存在，曾经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而现在仍然余毒未清，这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的态度。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工具书，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使问题的分析过于僵化，给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创造的理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非教条。马克思在树立自己理论的初期就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P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691）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摈弃那些教条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向：第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有大量的文献著作，这些文献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集中体现，但这不等于文献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许多言论是基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是针对于当时的某个或特定的问题而提出的。只有以全面系统的、准确的、实践的态度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禁止教条主义地抓住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真理，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导师的言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不能因此而把他的一言一行神圣化，视同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曲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也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枯萎。
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其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只有把思想认识从固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所在的社会和体制，才能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目的是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源泉大都源于西方经济学和哲学。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产主义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中国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到范本。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的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等等。总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联系中国实际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全盘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眼光来接受，必须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否则无条件地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应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实践中，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我们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需要认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比在中国文化里溶解马克思主义更有直接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由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从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式对话的开展，不同程度上都汇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焦点上。[2]在9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0世纪30～60年代的西方的新左派运动的鼎盛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领域；[3]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坚持日常生活批判主题的同时，又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4]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试图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5]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阿尔都塞批判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6]以及当代出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衍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从马克思文本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或同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它通常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从自然与物质角度思考的思想，主要从历史及其历史中的人的实践来分析，客观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通常，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虽然理论上强调实践，实际上却不断地面临着从实践中淡出的危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由我们的现实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我们还停留在教科书式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当今时代的批判，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成就并不是我们在哲学话语的置换中就能超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各资本主义思想流派，积极吸收各种理论成果丰富发展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出具有西方特色的理解和阐发，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此更能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批判地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途径。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显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新的实践等等，层出不穷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的远见性和剖析事物的精确性，可以说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各种思想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采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回答当代世界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还是把几十年来基本不变的老教材，塞进一些新事例去学习，不仅不会使我们更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现在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企望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1）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充分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是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它不仅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准备了社会经济的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阶级条件。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不断爆发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条件；（3）自然科学取得的许多新成果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提供了理论条件。19世纪初，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自然科学新成果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中分别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条件。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们提出“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的未来社会设想，却为人们探寻这种理想社会提供了素材，这也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同时催生下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或批判当时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也要与时俱进的变化才能继续发挥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理论必然会在解释当今社会现象时显现不足和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永恒的，而是会随时间变化社会发展而过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7]（P5），又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自1847年《宣言》诞生以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7]（P6）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就提出了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用发展的思想来完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尊重实践的理论品质。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更需要把握他们所坚持的思想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这个科学体系时的准确价值观。
四、思考：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理解语境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革命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他们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充分依据了当时经验科学的最高成就。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而当时的经验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为构思一幅现实世界生动的图式，提供了必备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些材料，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他们没有用想象和虚构弥补科学材料不足，而是将细节留给后人加以补充，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己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8]（P5）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的是“对包含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既然是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必须随着历史过程的演进而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动态、开放的，不是若干抽象观点论集，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在我们的理解视域中，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而是看作一门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可对其进行实践探索的科学。任何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索成果，只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就可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否则，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只有历史考证和经典注释的意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将它推向前进。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停留在原有的结论的出发点上，原地踏步，年复一年重复、考证已有结论，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本性，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与时代保持最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每个时代都要创造与其相应的理论，以实现时代的自我意识，机械搬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是行不通的。对我们来说，历史上的理论，是流不是源，我们的理论之源，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指导我们时代前进的理论，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探索，充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活学活用，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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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百灵
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反思。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误读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哲学理论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写进哲学教科书的常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共识。①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迷信、不自欺，就会发现这种常识和共识是有问题的。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
一、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读不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文本，曾被人们无数次地研究、解读和引用，特别是它的最后一段即第十一条，更是经典。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前半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马克思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紧接着很自然地说出了后半句“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解释世界”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无须赘述。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确认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当然是正确的。进一步，马克思强调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是无可厚非的——哲学家作为现实中的人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马克思在陈述自己的一个见解——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哲学”等同，是根本读不出来马克思在明确地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我们首先通过对德文版和英文版的译文考察来看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有没有问题。
1.德文版：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andern.
词义：
Philosophen：名词复数，意思为“哲学家们”。
Welt：世界。
nur：副词，意思为“只，仅；只不过”。
verschieden：形容词，意思为“不同的”，修饰动词“interpretieren”。interpretieren：动词，意思为“（用语言或艺术）解说，阐明，说明”。
es[a][··]kommt darauf an：固定词组，意思为“取决于……；全看……而定；重要的是……”。
aber：连词，意思为“但是”。
verandern：动词，意思为“改变”。
句子可直译为：哲学家们只是不同地解释、说明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是，去改变这个世界。
2.英文版：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这里英文译文与德文版较为接近，添加了短语“in various ways”，意思为“以不同的方式”，句子的解释在整体上应与德文版一致。②
由上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汉语译文没有问题，而我们从译文中又读不出马克思明确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认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看来，问题只能出在我们的理解或解读上了。
尽管译文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汉语语境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前后两半句话却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直接印象：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换言之，“哲学家们”的哲学与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前者着眼点在“解释世界”，后者着眼点在“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似乎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功能和性质，而其他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仅仅在于“解释世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很明显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更不符合人类哲学史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是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荒唐的误解。对此，有相关文章讨论过：“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分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③
首先，站在现代哲学（如波普尔哲学所说的“俄狄浦斯效应”即预言本身对预言结果具有影响的“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甚至现代物理学（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的立场上来说，任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无不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改变世界”不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差异不在这里，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哲学有“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无非表明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哲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哲学没有或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把“改变世界”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仅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其次，就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理论思维来说，“解释世界”是它的本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而“改变世界”仅仅是它的一个“业余爱好”，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欲真正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走出哲学”。马克思高扬哲学“改变世界”的旗帜，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本人走出书斋哲学家的狭隘天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践家的品格。而这，就不是哲学了，而是对哲学的应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6）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混淆——用电脑打字和电脑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家们”哲学的根本差异，关键在于它们哪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无疑更胜一筹，因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在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乃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这个变革的前提是旧哲学在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正是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地扬弃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2]对于这种“历史性变革”，国内哲学界有一套辩证、严谨、成熟而系统的论证思路，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从“抽象的人”走向了“具体的人”即“现实的个人”。“大体上来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神圣家族》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在这三个紧密相关而又明显区别的阶段上，马克思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使主体现实化的道路，经过了出发点或主体的三次转换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扬弃过程之后，马克思终于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而达到了对于人类世界客观实在性的理论论证，从而为现实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问题确立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把实践理解为这种主体在一定物质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交往关系形式中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就最终既辩证又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即现代唯物主义。”[2]（61-75）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真正做到对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和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的两种出发点的综合，即一方面把德国哲学的能动性、历史性原则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对其唯心的辩证法进行改造，使之现实化。
可以说，在上述解释框架内，马克思哲学就是对此前所有人类哲学的一个辩证的扬弃，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无疑是最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当属事实。如果我们仅仅在“解释世界”的层面看这种理论，那它无疑是相当完满的。
二、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后果严重
应该说，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梳理和论证，基本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之冠以“历史性变革”，实至名归。实际上，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并无二致，“改变世界”也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客观效果。但由于马克思哲学能够更好地、更科学地解释世界，因此，它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的理解应该到此为止，否则，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笔者认为，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学问或理论，它理应安于自己的本分——解释世界，而至于改变世界，那应该是它分外的事，是它的一个“副产品”、额外功能、客观效果，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做出过分解读。因为，有意识地强调一种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利害性的“功利主义”。康德关于审美的非功利性思想应该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种理论一旦沾染了“功利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过分强调和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笔者认为可能就出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的误解上：我们把这个“现实的个人”理论上的具体性误以为是现实的具体性了。
因为，尽管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超越了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和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但他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却还是受制于他所在的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即这个“现实的个人”（无产者）仍有着自身天然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尽管“无产阶级”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个人”，但他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人”即“真正的人”，从理论上说，与“真正的人”相比，“无产阶级”也是“抽象的人”。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处于与“资产阶级”个体的对立中的，即，作为个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工所造成的桎梏人的自由发展的后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方面，他们从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即私有制的形成来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敏锐地看到了分工的后果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各个人的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104）但在这里，还是没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169）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那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其片面性甚至缺陷反而成了他的优点；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3]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而分工之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则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总之，分工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而须另求解决的途径。王南湜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自由发展受桎梏的状况的考察，可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譬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技术理性作用的分析，是否对马克思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为韦伯所专有。进而，从卢卡奇开始的将工具理性分析引入批判理论，是否完全背离马克思的方法，都值得重新认真考虑。”[4]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人”应该是对有着上述诸多片面性的“无产阶级”的超越，或者说，是对自己“阶级身份”即“利益身份”的超越。为了进一步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打个通俗的比喻：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它需要千千万万块“烧透的砖”——如“金刚石”般的个人而非如“石墨”般的个人才能建起来的，否则，它的坍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概念：比喻意义上的“金刚石”。④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总体上处于“石墨”的水平上——既表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们身体机能的片面性上，也表现在其意识水平的低下上。关于后一点，我们知道，现实中，那些参与了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尽管他们某种程度上经过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启蒙带有某种利诱和政治煽动的性质，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获得身份上的脱胎换骨，没有从“石墨”变成“金刚石”，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能处于类宗教的“信仰”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因此，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无力建成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的，他们所建成的，难免是一个由自在的而非自在自为的人群组成的没有内在张力的“集体主义”的封闭社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普尔等现代西方思想家一口咬定以美好社会为最终旨归的传统哲学和思想理论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都具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性质了：“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5]这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真正的人”的缺失或不在场，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受挫甚至失败，故这种漏洞不是一般性的，而是致命性的。其实，这一点列宁早就意识到，他在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句名言就是证明。可惜，十月革命的烈焰并不以列宁的客观理性为转移。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后，马克思晚年重点转向了所谓“人类学”的研究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能否完成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使命也持保留态度。
三、一点反思
鉴于上述由于我们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说它有错，那么这种错也仅仅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做出了过分的理解或解读。由于这种过分理解或解读，使得马克思哲学本身最具优越性、科学性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被遮蔽、遗忘甚至伤害了，同时，使得它内在地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得到了极度的膨胀，直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毋庸置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迄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其给人类设计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因意外而灭亡的话，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像阿尔都塞所呼喊的那样“保卫马克思”，但这种保卫首先必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正确解读之上的。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戒除内心的浮躁和对现实政治的恐惧，只服从真理，认真地研究“人”的问题，把“无产阶级”这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和“真正的人”区分开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载体和社会力量，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这一致命漏洞补上。当然这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填补马克思哲学的空场”意义上的。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很可能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否则，仅仅靠政治宣传、煽动阶级仇恨和利益引诱发动社会革命，就难免有“忽悠”群众之嫌，其最终结果也难免事与愿违，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遭致某些人“极权主义理论”的毁谤和诬蔑也就是难免的。这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惨痛的历史教训。归根结底地说，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是需要一群成熟起来的自觉的个体来建造的，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到来应该是同步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哲学最终的归宿和立脚点——“现实的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尚没有彻底展开，故，“现实的个人”概念在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哲学中就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如此一来，企图依靠这种具有自身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来“改变世界”，重建新世界——共产主义，犹如用豆腐渣一样的砖瓦建高楼大厦，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哲学把自己“解释世界”的工作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里也用得着人们常说的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注释：
①2012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四大刊物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联席工作会议，针对回归文本和回归哲学史的倾向，提出“思想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研究路径。“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30日第286期）。
② 我的研究生张丹同学帮我做了上述译文考察。
③参见程彪：《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该文提出从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来化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悖论的思路。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④ 参考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中“现代人生哲学要旨”——《从“石墨”到“金刚石”》和“序曲”——《“巴别塔”天机揭秘》，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2]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33.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
[4]王南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和异化理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5]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5.
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马克思哲学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不同诠释，造就马克思哲学的不同历史命运。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从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与反思入手，找到探究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诠释理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向。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诠释；视域
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十九世纪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除了以独特方式解释了技术，马克思还从技术层面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另一方面，技术也会产生异化，而异化的克服仍需要从技术进步之中寻找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思想 劳动与技术 技术和社会 技术异化与克服
一、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顺利完成，科学技术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技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开始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技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科学家成为深受尊重的职业，人类由此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马克思首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理论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概括19世纪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吸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
二、关于“技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开始倾向将哲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行动，即使哲学理论技术化。使哲学理论技术化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给“技术”下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对一些著作的零散描述进行梳理，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来。马克思在不同的文献中先后阐明，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关于“怎样生产”的方法，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即马克思认为：技术是实践性的知识和操作方法。
三、劳动、技术、人与自然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一门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最终形成。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发展史，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寻求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逐步实现。
人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各种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劳动”，人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在劳动中创造历史，在劳动中推动社会进步。劳动的本质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都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逐步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人。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正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对生存条件改善需求的提高，技术便被赋予了满足人类追求的意义。
四、技术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与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生产的发展依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 “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除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杠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技术的作用。社会越前进，技术的这种作用越明显。“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一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
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动的揭示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技术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对技术的巨大革命作用作了形象的比喻，认为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五、技术异化与克服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生产分工、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化的分工产生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人被迫限制在生产链的某个节点，对节点以外的知识和技术则知之甚少。人的这种专业化发展是一种纵深的发展，也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片面的发展自身的智力和技能，进而成为专业人、“单向度”的人或片面人、畸形人。在简单生产阶段，人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是熟悉的；而工业社会则发展了人的专业技能或片面能力。“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工人们各自承担一项专门职能，并且局限于这一职能中，这样工人们就成了局部的或“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5]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现着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的追求，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技术异化的克服也同样依赖于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生产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技术进步必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生产力提高，推进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从而推动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进而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工艺学（技术）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之伟大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的作用和技术异化，更是因为认识到：技术会把人带向异己，技术的发展最终必将把人类带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1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6、p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2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399、p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