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政策救市短线效果已经显现。然而，A股市场要想真正走出深渊，踏上维稳之路，还要考虑到影响股市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就实现行情大反转。
“9·19”政策救市三箭齐发，从前几天的市场反应看，短线效果已经显现。我们所要关心的是，这一次救市，真能引导A股市场走出深渊，踏上维稳之路吗?
影响股市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
回首近20年的中国股市，影响股指涨跌的基本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资金和股票供给；股市政策，即基本面、供求关系和政策面。其中基本面决定长期走势，供求关系决定中期走势，政策面决定短期走势。
所谓政策救市，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即在股市非理性暴跌的情况下，通过政策调控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所出台的政策真的将供求关系调整过来，市场就有可能走出一波像模像样的中级反弹；如果政策出台之际正好遇上宏观经济走出低迷，市场就有可能彻底反转，转熊为牛；而如果政策面仅仅是“表态”式的虚张声势，那就只能是几天的短命行情。
例如1999年的“5·19”行情。政策出台前股指在不到一年内跌幅超过25％，主要原因是1997～1998年的大扩容；在此之前，A股市场IP0年融资规模不过200亿～300亿元，可是1997年高达780多亿元，1998年也接近500亿元。1999年5月19日，以周正庆为主席的证监会出台了6项政策，包括扩大基金规模、鼓励保险资金入市、为券商开辟合法融资渠道、允许B股H股回购等，其核心就是扩大资金供给，减少股票供应。正是因为相关救市措施改变了供求关系，加之美国等国际股市爆发以网络股为代表的科技股革命，才使上证指数从“5·19”之前的1000点左右，达到2001年6月的2245点。这是中国股市少有的基本面、供求面、政策面三者配合的一波长达两年多的牛市。
反观2002年的“6·24”救市，其核心足暂缓国有股市价减持，即改变因大量筹码将汹涌而出的供求失衡。由于当时宏观经济尚处调整期(中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高增长)，因大股东掏空等顽症上市公司业绩更是每况愈下，加之市场最为恐惧的国有股减持也仅仅是“暂缓”，供求关系可能改变仅仅是心理面上的。正因为如此，尽管“6·24”也是大盘几近涨停，但只是一天行情，股指很快又跌入下降通道，并最终跌至2005年6月的998点，从而演绎了一场基本面、供求面、政策面三者皆空的长达4年多的大熊市。
如今的“9·19”救市，在基本面、供求面、政策面三方的情形又如何呢?
政策面：央企“大非”从卖方转为买方
在“9·19”救市前.经历了半年多的要不要救市的大争论。9月5日，《中国证券报》发表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的长篇史章，可以说为这场争论下了定论。作为救市派的代表，也是“5·19”行情的始作俑者，周正庆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那种认为政府不能出台政策引导和干预股市的看法，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千万不要轻信某些所谓专家宣扬的对资本市场不能干预、不准干预、干预之后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种种舆论，捆住自己的手脚。”周正庆还提出了当前救市的6项具体措施：直接向市场注入资金救市；由政府出资回购上市公司股票；直接向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干预股市；通过制定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规划或者出台多项改革措施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国家政府首脑直接号召公民增强信心、购买股票、稳定股市等。
紧接着，9月15日，央行宣布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六大国有银行除外)；9月18日晚，包括印花税单边征收、汇金公司将增持三大行股票、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和回购上市公司股票等三大政策出台。意味着周氏提到的6项措施中有3项已经部分付诸实施——汇金公司和央企大股东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可视为直接向市场注资和政府出资买股；降低“双率”和印花税单边征收则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股市。考虑到三季报披露在即，为支持大股东增持和上市公司回购，上交所又于24日晚紧急修订相关规则，将禁止增持和回购的敏感期由原来的一个月缩短为10天。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如下几点：(1)鉴于救市前经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救市政策又是多管齐下，重拳出击，力度不可谓不大。(2)这次救市的核心同样是试图改变供求关系。在天量大小非“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由国家队出面，投入一定量的资金，既是为了增加股市的资金供求，也是为了告诉市场，在这个点位上，作为大股东已经从不减持转而为增持，即从卖方变为买方，希冀由此改变单边卖出的熊市格局。(3)所有这些政策对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几无作用。因此仅就政策面而言，股市还只能是短线反弹，至于反弹的高度，还得看汇金和央企投入资金的数量、强度，以及在什么价位(指数)增持和回购股票。
有一个案也许具有参考价值。上周末中国银行出资2.363亿欧元，收购法国洛希尔银行20％股份，以洛希尔银行2007年股东权益3.96亿欧元，净利润1.05亿欧元测算，中行收购洛希尔的PE和PB分别为11.25倍和2.98倍。在2000点时A股的PE和PB各为16倍和2.5倍，以20倍PE和3倍PB计算分别有25％和20％的上升空间，即央企大股东可以接受的点位当在2400～2600点上下。
大小非：期待一年内出台长远规划和减持规则
笔者始终认为，A股市场在11个月内暴跌70％，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供求关系是主要矛盾，大小非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伟人曾教导我们：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使股市真正由弱转强，就得抓住大小非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经济衰退是股市下跌的基本动因，但即便如“金融海啸”的美国，股市也不过跌去30％多，中国再怎么衰退，CDP增长8％-9％当无问题。既然如此，20倍市盈率也即2500点当是A股之底部，可市场居然跌到1800点、14倍市盈率，完全是拜源源不断的大小非所赐。
有人总以“大小非实际抛压并不大”，来回避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的，据中登公司截至8月底的统计，股改所产生的4000多亿股大小非中迄今仅1000多亿股解禁，而解禁的1000多亿股中目前实际减持的还不到300亿股。但唯其实际减持少，才让人觉得分外恐惧。300亿股抛售就将股市打成这个样子，那已经解禁尚未减持的700多亿股，以及尚未解禁的3000多亿股，还有生生不息的新股、次新股的大小非们，真不知会将市场打向怎样的深渊?
值得加以关注的是，包括已经增持的中石油、三大行、中国联通等央企，其公告中均附有这样的承诺：“将在未来12
个月内增持总股本的2％，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这就是说，对央企来说，未来1年内，大非不但不会减持，而且将由卖方转变为买方。如果所有央企都象中石油等公司那样在12个月增持期内不减持，并由此推广到地方国企，非国企大小非就不足为虑，市场就将赢得一年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考虑制度建设了。
上文已经提到，周正庆关于当前救市的6项措施，其中第五项即“通过制定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规划或者出台多项改革措施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是最根本性的即真正治本的措施。规范大小非一定要有长远规划，其前提是，必须遵循证券化率一定要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2005年股改开始时，A股总市值3万多亿元，证券化率约为20％；可两年多后总市值竟激增至30多万亿元，证券化率高达138％。当我们沾沾自喜于证券化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有没有想过，人家的人均GDP为2万。3万美元，而我们才2千～3千美元?即便股市跌到这个份上，目前总市值仍有14多万亿元，相对今年约27万亿元的GDP，证券化率仍然超过50％。
经过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都已认识到，虚拟经济一定要同实体经济相适应，虚拟经济过于膨胀，其危害决不亚于通货膨胀。对过高的证券化率，也要像抑制高通胀那样毫不手软。而中国股市在两三年内陡增20多万亿元市值，证券化率急剧攀升，股民(包括基金等机构)风险意识不强、股指涨幅过高是次因，过多地大发新股、过快地释放非流通股才是主因。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仅是对股民加强风险教育，更是要对有权发行新股、有权解禁限售股的政府官员加强风险教育。
现在要做的是，停发新股，减少供给，留下足够时间，制定国有股减持的实施细则，踏踏实实地解决大小非。唯有如此，才能为目后的长期牛市打下扎实基础，“9·19”救市才能真正载入史册。
基本面：经济从衰退到复苏尚需时日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进入衰退期。
本轮经济繁荣始于2003年，2003～2007年5年中，我国GDP增速分别为9.1％、9.5％、9.9％、10.7％、11.4％，呈现一年比一年快的态势。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2001年入世后经济外向度提高，出口对GDP的拉动越来越大；二是城市化加速，每年2000多万农民进城，促进了投资的持续高增长。但是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一波比一波猛烈，全球经济激烈震荡，外需市场急剧萎缩；同时，多年来投资的持续高增长又引发了大宗商品和资源价格猛涨，从CPI到PPI竞相走高，以投资和外需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格局终于难以为继，而内需市场又尚未真正启动。GDP增长终于从2007年11.4％滑落至今年上半年的10.1％；工业利润增长更是从去年超过40％，据央行对5000户企业的调查，今年8月已滑落至6％左右。与此同时，财政收入也从去年增长30.31％，降为今年8月增速仅为11％。
既然衰退和低迷是回避不了的，股市反转就为时尚早。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经济何时走出低迷?
有两个指标可供参考。
一是房地产指标。房地产和汽车是拉动中国内需的两大引擎，也是这一轮消费升级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在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房地产身负投资和消费两大重任。事实上，也正是房地产和汽车作为最终产品率先进人衰退和调整，然后传导到建材(钢材、水泥)、机械、能源(电力、原油、煤炭)、交通运输(如海运指数已下跌近5成)，几乎所有产业都已进入调整。连近年来奇货可居、注入上市公司动辄溢价数十、上百倍的矿产资源也低下了高昂的头。当一轮大调整过后，经济就可能从衰退进入萧条，这时离复苏也就不远了。作为先行指标，率先进入低迷的房地产业有没有可能率先结束调整呢?不妨拭目以待。
二是利率指标。资金价格是最晚调整的一个指标。中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本轮高增长后，同时进入了2004年到2007年的加息周期，1年期贷款利率从2004年10月的5.58％，上升到2007年12月的7.47％，而中小企业拿到的实际利率则已在10％以上。今年9月15日的“双率”齐降被视为进入减息期的信号，而减息则是促进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减息周期是否真的来临，并且实际利率能否在较短时间内下调至6％～7％甚至更低，因为目前制造业的平均ROE(净资产收益率)在14％左右，6％～7％的贷款利率，企业就有可能走出困境，股市也一定会有所反映。
对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时间，大部分研究报告认为在2009年下半年，也有看到2010年的。而按照惯例，调整期也就两年左右。既然如此，从2008年初进人调整的中国经济，2009年下半年、至迟到2010年就有可能反转向上。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湖北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严重衰退，形势严峻。“十四五”期间，湖北若要回到全国前列，必须有超乎常规的政策。判断及建议如下：
1. 财政刺激政策乘数效应并不高。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变小，过度刺激效率低。凯恩斯在大危机时提出财政刺激政策主张，但乘数效应有限，因而财政刺激政策有饮鸩止渴之说。政府财政投资乘数=1/（1-Δc/Δy），经济衰退使人们不敢消费，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较少，政府投资乘数在经济衰退期间变小。当现期新增消费比前期消费还要少时，政府投资乘数小于1，即投资额比拉动额还要大，政府资源浪费。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在经济衰退时的效果显然是比较差的。
2. 消费救助仅适用于低收入群体。政府财力只允许救助低收入群体。2020年1月至5月，湖北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2.4%。普惠性发放现金当然可以极大改进社会福利，但政府财力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具有托底功能的保障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成为现实选择。
消费乘数不高使公共消费政策不能成为主要政策选择。根据现有文献，公共消费的乘数在-0.5至2.15之间，在私人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消费政策只能是短期、报复性的，不适用于对冲新冠肺炎疫情的中期性甚至长期性影响。
疫情缩小了居民收入不平等，但性质是劣性的，消费救助政策是好政策。不同于诸多学者认为的疫情使贫富差距拉大，本文认为，企业倒闭使高收入者收入剧减甚至清零，低收入者失业领消费救济，收入差距反而缩小了，但这种收入差距缩小显然不是帕累托改进，不过，对低收入者的消费救助却是一个次优的现实选择。
3. 不对所有企业都给予扶持。僵尸企业应该被淘汰。僵尸企业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痼疾，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没有太多社会需求，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应该顺应疫情之情形，允许他们倒下。
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应该转型。政府融资平台在基建方面确实有其历史贡献，但累积的政府债务风险与日俱增，成为中国最大的隐性债务制造者。应该借疫情之机，彻底促其与政府脱钩，实现公司化转型。
主张税收优惠扶持，不主张补贴扶持。税收优惠鼓励的是能盈利的企业，而财政补贴是救助不盈利的企业。减税政策是普惠性的，有利于营造社会公平竞争环境，而财政补贴针对的特定群体企业，不利于公平竞争。
政府购买乘数大于税收乘数，但公共消费不大，只能采取适度策略。在理论上政府购买乘数比税收乘数大，历史上西方国家正是看到了政府购买这一强大经济刺激功能，购买军事武器产品发动二战，拉动本国经济，走出大危机。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建设保障性住房、基本养老设施、基本医疗设施和基础教育设施是可行的，但政府购买数量有限。
4. 新基建运用PPP模式。新基建离开PPP是难以强劲推进的。新基建耗资巨大，单凭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入社会资本，以PPP模式开展。新基建投资乘数肯定是有的，但与传统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乘数效应不一定强，这就更需要借助PPP模式推进。PPP模式是政府向企业借款，可以由现行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推进到科技领域。
基础设施REITs实操难度大，制度设计需要优化。如果说PPP是政府向企业借款，那么基础设施REITs则是政府通过资本市场向私人借款，但是实操难度较大。从供给看，基础设施REITs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是不允许暴利的，否则引起公众反对;从需求看，私人购买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条件是其利润率价格高于理财产品利息率价格（比如4%），这对公益性产品定价要求过高。美国基础设施REITs的核心是加杠杆和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是基础设施REITs存在的基础，而中国目前底层资产质量谈不上好、收益率低，更需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但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缺少了财政部门的参与，税收优惠政策缺失。
5. 政府过度借债积累系统性风险。今年国家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湖北债务安排位于前列。
如果说PPP和基础设施REITs是向现在借钱，那么债务则是向未来借钱，由后人交税偿还。现行中国政府发债最大软约束是跨代预算软约束，向后人借钱不需要后人同意，而是由当代人说了算，从而显著积累系统性财政风险。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導师，珞珈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性障碍,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主权独立实施、不被干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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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通.中国财政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被西方观察家称为转型的样板国。这三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而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态势迥异，值得研究和思考。本文就三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做一述评。
关键词：转型；私立高等教育；财政政策
一、概 述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东大地上拉开了政治经济转型的大幕。“意义重大的是：私立高等教育在欧洲取得最大成功的区域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过去十年中，前苏东国家成立了至少1000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招生人数从仅25名学生的爱沙尼亚神学院(Tartu Theological Academy)到有6500名学生白俄罗斯商业管理大学(BelarusCommercial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不等。
上表显示，前苏东各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步速不一，而且私立高等教育的机构规模很小，真正能够反映私立高等教育在本国所占比重的指标是私立机构的学生数。在私立机构学生数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重上，可以有三个划分梯度：0～10％、10～20％、20～30％，分别代表少、中、多三个层次：
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次是：爱沙尼亚(3l％)、波兰(29.4％)、拉托维亚(26.1％)、罗马尼亚(23.2％)、摩尔多瓦(22.2％)；
比例适中的国家依次是：白俄罗斯(17.0％)、保加利亚(14.4％)、匈牙利(14.2％)、俄罗斯(12.1％)和乌克兰(12.0％)；
比例较少的国家依次是：马其顿(9.4％)、立陶宛(7.0％)、斯洛文尼亚(6.9％)、捷克(3.2％)、克罗地亚(3.1％)和阿尔巴尼亚(0.7％)。
以一个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三国。在众多中东欧转型国家中，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被西方观察家称为转型的样板国。在经济转型方面，波兰自1992年摆脱了经济衰退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并于1996年率先超过剧变前的水平，年增长率不仅在中东欧，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名列前茅。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紧随其后，成为开始恢复经济的首批国家。这三个国家私有化经验各具特色：匈牙利由于转型前外债负担沉重，不得不将国有资产全部向外国资本卖光，是“卖”的典型；波兰具有强大的工会传统，国有企业资产主要由内部工人分掉，是“内部雇员私有化”的典型；捷克民主传统和左翼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创造，因此采取了国有资产证券私有化政策，真正做到了国有资产被“大众”“分”掉了，是“分”的典型。总的说来，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作为转型样板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呈等差数列：波兰属于私立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之列，匈牙利居中，捷克私立高等教育直到1998年才获得法律地位，处于最末水平。转型之前，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是苏联模式的精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低于15％。1992年，波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12.9％，匈牙利不足10％，捷克为12％。可以说，无论是从高等教育初始条件来说，还是从政治经济转型来说，这三个国家都大体接近。而十年之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迥异，值得研究和思考。本文就三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做一分析。
二、高等教育投入
尽管三国的经济恢复状况良好，但在教育投入方面则大相径庭。相比起OECD国家，匈牙利经济发展水平只有OECD成员国的一半(或者OECD欧洲成员国的三分之一)，但匈牙利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高于25个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OECD成员国中只有四个国家高过匈牙利水平)。2001年，匈牙利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5.2％，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仅为5.0％，其中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为1.04％。
而号称转型国家领头羊的波兰则是另一番景象。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波兰每10万居民中大学生人数翻了三番，在1990/91～2004105的近十五年中，波兰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增长了4.6倍，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12.9％增长到2005年的47％。但高等教育预算占GDP的比重则一直徘徊在0.7l％(1995年)和088％(2001年)之间。相比起波兰高等教育规模的巨大扩张，波兰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处于“灾难性的”低水平。就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波兰属于欧洲国家中等水平，但在教育支出方面则排名于末尾：0.8％GDP划拨给了高等教育，0.4％的GDP划拨给了科学，此举是毁损自己的举动。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夏帕克(George Charpak)教授说到。在生均高等教育支出指标上，匈牙利为5，900美元，而波兰仅3，900美元。对此，波兰教育部在《2010年波兰高等教育发展策略(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oland bv2010)》中提到，期待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大笔资金用于高等教育被财政部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捷克教育财政状况居于匈牙利和波兰之间。自1989年以来，捷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不下于4.09％。尤其是在经济恢复状况良好的1993年和1996年，达到5.21％。尽管捷克的教育财政状况良好，但“高等教育不是捷克政府的工作重点；公立高等教育支出事实上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生均支出实际上大大减少)。同时，中等职业教育支出翻了一倍。”从第三级教育财政来看，根据《2001年教育一览(Education at a Glance，2001)》，2001年捷克第三级教育支出不足GDP的0.9％，第三级教育生均支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OECD国家中处于倒数第四的水平。“考虑已经存在的高额预算赤字以及政府的工作重点(养老金、卫生保健、社会和失业福利)，在争夺更多政府投入的这场战役中，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岁月中，大学取胜的希望渺茫。”
高等教育投入自然影响到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甚至影响到私立高等教育的性质定位。私立高等教育可以区分为营利和非营利性质。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营利性机构没有捐赠者，而代之以投资者；没有捐赠，而代之以私人资本；没有免税，而代之以交纳税款。如弗里德曼所言，营利和非营利这样的字眼都应该从高等教育的字典里取消，而代之以纳税和免税这样的用法。实际上，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机构在财政上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利润或是营利动机，而在于是否交纳税款。
在转型国家，往往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在先，立
法在后，因此对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定性是一种后期追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转型期间，无论是国力、民众观念还是政府政策，都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慈善资本，而私立高等教育在各国如此蓬勃地崛起，有赖于民间资本的进入。这些民间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无论将私立高等教育定位于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进入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的民间资本的逐利性质并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转型国家把私立高等教育定位于非营利性，使其免于税收，这可以看作是对私立高等教育的隐性扶持。
三、私立高等教育财政政策
不进行区分，而把私立高等教育一律定位于非营利性，使其免交税收，是需要有远见和魄力的。这一方面是对新兴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正面肯定，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中，只有匈牙利政府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匈牙利政府还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举措，这就是“部门中立”的财政政策。1995年国会决议要求政府在公立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之间保持中立，一视同仁，促进学术市场竞争。中立政策具体体现为私立机构与同类的公立机构一样，享受相同的标准化财政拨款和研究经费。在匈牙利，至少在财政政策上很难区分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两者的差异仅仅是只有公立机构享有基本年度资金。“部门中立”的政策使匈牙利私立机构中有相当的公费生名额，这成为转型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独特景观。
匈牙利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由自费生和公费生两部分组成。在全日制学生中，无论公立机构还是私立机构，公费生都占绝对优势。1999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全日制学生共有17859名，其中公费生15500名，占私立机构全日制学生总数的86.8％，占私立机构学生总数的39.6％。此外，公私立机构学生享受同样的奖学金和学生贷款系统。
在性质界定上，波兰法律规定，私立机构如因违法被政府取缔时，机构财产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机构财产归创始人所有；二是机构财产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机构章程事先要对这两种处理方式进行选择，并报送教育部备案。可见，私立机构在设立之初，就在章程中区分了营利与非营利性质。1990年波兰高等教育法规定，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存续期间，机构财产并不属于创始人所有，而是归机构所有和支配。法律并不禁止机构将其收益进行校外投资，只是对此收取高额的税收，而继续投入机构则免税。由于税收过高，波兰私立机构很少将收人投入到公司去经营。
非营利性私立机构可以享受免税。此外，所有私立机构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学生贷款。波兰学生贷款系统始建于1998年，与匈牙利不同的是，波兰学生贷款系统主要面向贫困学生。在奖学金方面，直到2001年，波兰私立机构(包括教会机构)的全日制学生才可以申请社会奖学金，但私立机构学生被排除在绩优奖学金之外。
在捷克，直到1998年，高等教育系统依然高度单一化，由精英公立大学一统天下。从一个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捷克高等教育存在着诸多费解之处。
其一，尽管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私有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私立中小学早在1990年就被允许成立，但私立高等教育直到转型近十年后才获得法律地位。1998年法律允许设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同时，把私立高等教育限定在非大学类型，主要提供学士课程，少量经过鉴定后可以提供硕士课程，但不允许提供博士课程。私立高等教育在出生伊始就被限定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在1999～2004年之间，捷克所有非大学类型高等教育机构都是私立性质。
其二，尽管几十年以来，高度的选择性已经成为捷克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但“高等教育不是捷克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像其他中东欧国家，捷克中学后教育系统不鼓励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1998年法律“事实上没有任何关于新的非大学机构(这个捷克语境下的重要创新)的功能、结构和管理的条款。这意味着非大学机构(即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笔者注)在未来发展及其状况具有不确定性”。捷克政府认为现有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足够，因此不会像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允许私立机构有巨大发展。这引发政府当局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严重冲突。捷克公私立创办者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已经引起关注。
与漠视私立高等教育一脉相承的是，捷克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谈不上资助。1998年高等教育法第40条规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归类于公用事业组织(public utility organisations)，教育部对其获得鉴定的学习课程和终身学习课程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发展、艺术或其他创造性活动予以资助。资助资金的使用要符合国家预算支出的一般规定。”但2003年的数据显示，私立机构获得政府资助的情况仅仅出现过一次。此外，捷克依然没有建立学生贷款系统，私立机构学生也不能享受奖学金系统。从事实来看，捷克私立高等教育是清一色的营利性机构。可以说，捷克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资助几近于零。
四、评论
尽管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经济状况大体接近，但在教育投入以及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回顾三国私立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可以制表如下：
进入21世纪的匈牙利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成为公立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匈牙利公私立机构的自费生面临着同等的失业可能性，同时自费生的整体就业率要高于公费生。工资收入方面，调查表明，总体来说公私立机构学生并没有差异，没有迹象表明自费生的增加导致更低素质的就业者。显然，匈牙利政府的一视同仁，是私立机构得以自律的前提性条件。因此，匈牙利发展的是公立一私立平行型教育系统。不过，自90年代末以来，由于适龄学生的减少以及高等教育市场的相对饱和，匈牙利政府逐渐减少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资助。
波兰私立高等教育属于满足社会需求的大众型教育，其迅猛发展部分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早在1993年，匈牙利就成立了匈牙利鉴定委员会。而直到2002年1月，波兰才成立国家鉴定委员会，监管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换言之，波兰私立高等教育在没有官方质量监督的环境下发展了十余年。但波兰政府并不允许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齐头并进。1997年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法规定，1997年以后成立的私立机构定位于职业性质，只能提供学士学位。达到一定标准后才可以转为普通高等教育，提供硕士及硕士以上学位。从发展前景来看，由于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持续扩张，有学者预见，不分机构产权类型的标准化资助原则将被执行。这已经写进波兰2004年高等教育法(草案)第87条和第88条，满足一定质量标准的私立机构可以获得教学和科研的资助，私立机构学生可以享受与公立机构同样的奖学金系统。从2004年高等教育法草案来看，波兰政府正在逐渐将私立高等教育纳入资助范围，资助力度不断加大。
捷克私立高等教育的边缘地位是政府长期压抑私立高等教育的结果，其典型特征是私立教育所占比例小、层次低。捷克私立高等教育直到1998年才获得法律地位。但1998年法律把私立机构限定在非大学类型，只能提供学士课程。同时，私立机构难以获得政府资助，私立机构学生也不享受公立机构学生享受的奖学金、住宿、伙食等补助。更重要的是，捷克政府从一开始就不鼓励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而宁愿鼓励公立第三级教育机构升格为非大学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并收取学费。捷克私立高等教育的边缘地位可见一斑。
从发展潜力来看，波兰目前高等教育学习名额已经超过求学者，波兰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为招生而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mt race)”。匈牙利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90年代初，学生群体的不断减少集中反映在小学的高年级，90年代末上移到高等教育。只有捷克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于1998年起步的捷克私立高等教育依然还有发展空间，但是，捷克政府认为大学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足够，今后的重点是升格公立第三级职业机构为非大学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可见，捷克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不容乐观。
一国私立高等教育实力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扶持的力度大小与私立高等教育稳健发展程度往往成正比。在匈牙利，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使私立高等教育在短期内成为公立高等教育有力竞争对手。而捷克对于私立高等教育敌意深深，其私立高等教育在整个前苏东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因此，说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悬系于政策并非言过其实。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近些年,我国财政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其发展,但其政策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使其陷入了发展危机,针对此情况,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如何通过财政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这个问题的提出建议。
【关键词】 中小企业发展存在问题;财政政策措施;政府采购;财政投融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一、中国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在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60%,实现利税占全国的40%;中国城镇就业岗位近80%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这些具有冲击力的数字充分表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然而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却与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相比极不协调:中小企业风险较大,银行不愿为其提供贷款;经营规模小,达不到上市条件;过高的增值税征收率使得大企业因无法抵扣税款而不愿购买其产品;地方政府经常假借各种名义乱收费……这都使得中小企业步履维艰。
二、面对经济危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财政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
1.进一步明确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结合实际现状,财政应着力支持中小企业三个方面的活动:其一是创业与技术创新;其二是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其三是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是世界贸易深入发展的要求。
2.解决融资难。融资是中小企业最普遍最突出的困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有利于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通过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提高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效率等措施,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充分发挥财政等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大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扶持区域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发展,探索建立担保损失补偿机制;引导创业投资的发展,规范创业投资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以及运行机制,运用政府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向中小企业投资。
3.加强政策的统筹规划与协调配合。其一是在统筹整合现有专项资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各项资金的功能定位,突出支持重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其二是充分运用税收手段让所有的中小企业获得公平的激励,当前主要是制定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对金融企业呆坏账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进行适当调整,以鼓励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
4.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对中小企業的公共服务,主要是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良好外部条件,在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园区培育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机构,搭建共性和关键技术攻关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和管理咨询;开展对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保障中小企业的人才需求;加强信息化服务,通过网络发布市场信息,开辟交流渠道,使中小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政府通过制定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对从事上述服务的机构实行绩效评价,对符合要求的予以补助或奖励。
5.将把促进小企业发展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相结合。如对下岗职工自行创业给与扶助支持;对于积极录用下岗职工的小企业,在所得税上给与支持;对吸收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与一定的补助;对利用个人资金投资创办的中小企业,免征个人所得税,消除重复征税。扩大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使它能够公平准入,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尽快地恢复它正常的增长趋势。
6.政府采购可以为中小企业开“绿灯”。政府是市场上最大的卖家,如果政府能将采购额中的一部分分给中小企业,必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针对各国的办法,我们可以采取:(1)将政府采购定额量化出一定比例给中小企业。(2)在商品和服务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可适度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商品。(3)从中小企业的商品质量、技术水平、信用状况等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招标资格审查,从客观上促进中小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增强市场竞争力。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的保护是有前提,即中小企业必须有过硬的产品或服务,在价格质量同等的条件下可以实行中小企业优先的原则。
7.加强财政投融资资金投入。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投向应主要投向风险大或收益低的政府资助与政策鼓励的产业的中小企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产业等,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应根据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投资于较偏远,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等。可以在财政部下设一个专门管理向中小企业进行财政政策投融资的管理机构,在各省设立该管理机构的分支机构,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融资机构的职能,营业范围,方式等,切实加强对发展中小企业财政投融资活动的领导和管理。
参考文献
[1]俞建国.中国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1)
[2]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1)
[3]马爱涛,姜爱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够起到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当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也会凸显出来，比如，伴随着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规模扩大，可能引发政府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小。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转型以及创新是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挤出效应”；通货膨胀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华尔街金融风暴，进而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严重性金融危机。危机愈演愈烈，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并不断向实体经济领域延伸，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我国外汇制度中资本账户管制和我国金融机构对外投资比例较小的原因，这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危机通过贸易、投资和市场预期等渠道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突然遭遇“拐点”，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同时，2008年国内的宏观经济表现也不是很理想，工业生产增速缓慢，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工业增加值大幅度降低；贸易增长进入不稳定期，贸易顺差出现波动；国内物价水平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放缓。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和缓解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一系列调控方案，以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了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开始了新一轮反周期调控。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令人瞩目的是国务院批准了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投资4万亿元的支出计划。4万亿的支出主要用于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民生工程的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社会事业建设投资、节能减排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以及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4万亿元投资安排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标志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对提升市场信心具有积极意义。自从2008年底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非常显著。通过政府扩张性的支出、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带动了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间接刺激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35353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8.7％。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的作为，有效地促进了“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的民生工程，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引发偿债危机。2008年底的积极财政政策既包括庞大的财政增支内容，如增加4万亿的扩大内需重点项目，十大产业振兴投资计划，又包括频繁的减税措施和税收改革。这样增支减税的结果势必产生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大规模增发国债，包括中央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而国债规模过大、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偿债危机，对我国财政安全运行带来较大冲击。（2）积极财政政策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大规模的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私人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这样会使得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大量减少，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总之，“挤出效应”会降低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对经济的促进效应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政府在某些领域投资的效率往往比私人投资的效率低，政府投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3）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通货膨胀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的财政赤字会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ce (1981)认为如果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税去弥补。这一结论表明由于利息支付的存在，以發行国债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最终会导致较完全以货币发行方式弥补赤字更多的货币发行，从而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图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08年底实行财政扩张，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尤其是投资增长长期过快，引发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2009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出现持续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迹象也越发明显，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7月份CPI继续攀升，上涨至6.5％。（4）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且财政政策效用呈现递减效应，在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逐年递减，对国内消费刺激效应递减。
三、政策建议
任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应适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将会把经济带向相反的困境。2010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基本达到，随着财政风险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转型以及创新是必然的选择。首先，要进行政策调整。包括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财政投入力度；对现行税制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规范和调整，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强公债管理，完善地方债的发行和管理机制。其次，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择机进行财政政策的转型。财政政策在该退出时不适时退出，容易对社会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还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逆转，并造成不应有的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因此政府进行认真的形势分析和利弊得失的判断，把握好政策调整时机。最后，政府财政政策需要创新，转变调控手段。一方面，今后的财政政策应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应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长期增长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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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靖娜，罗廷婷，王剑．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财政政策评析[J]．企业导报．2009（7）：15
项目基金：本文系河南省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扩张性财政的通胀风险之实证分析》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1-ZX-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