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岳红玲（1980-），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宣传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目前思政课堂上几乎一半学生是“低头族”。而思政课教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决定课堂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调查了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对策。
关键词：思政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思政课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改革开放的稳定问题相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许多思政课教师照本宣科，思政课堂上几乎一半学生是“低头族”。学生把思政课仅仅当做是要修完的学分而被迫去听课，感兴趣的是少数学生，而这少数的学生也只是为了考公务员或者考研而学习。而思政课教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决定课堂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调查了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状况。
一、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现状
（一）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状况总体良好
其主要表现在，大部分教师信仰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教师能够理性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大约一半的教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坚定理想信念；70后和80后成为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一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技巧一般。
（二）部分思政教师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存在一些不足
一些思政课教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思政课教师不能教会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解决思想问题，不能及时补充新的观点，不能解释当下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起因、形成以及走势。
（三）部分教师有意无意持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调查中发现，我省一些专职或兼职思政课教师在课堂上有抹黑中国的言论。有的对西方思潮心向往之。如部分青年思政课教师，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总量GDP都还和他们有差距。他们得出结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有些教师认为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比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公平。这些显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也有的对中央政策百般质疑。一些思政课教师在课堂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点，歪曲中国革命历史，污蔑丑化中国革命领袖的观点，这些在大学生中产生了较坏的影响。
二、我省思政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和导向力度不够
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和导向力度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思潮则缺乏有效的批判和抵制方式。i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边缘化，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一些报刊、电视台、网络媒体时常出现。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如“抗日神剧”的出现。它把敌人描绘的过于弱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抗战英雄的不敬。“抗日神剧”ii给人的印象，不是中国顽强抗战八年，而是日本顽强抵抗八年，这与事实不符。国家相关负责部门应加大这方面监管力度。一些人“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是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否定毛泽东，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否定。这些情况造成的舆论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目前思政课课程教材理论性强，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理论不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较抽象，而中国的具体国情是鲜活的历史，把抽象的知识与鲜活的历史知识结合，编出一本师生喜欢的课程教材来，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课程教材很久不能更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伟大成绩都没有涉及到，如中国航母的建成、舰载机的成功试飞、天宫一号的建设、华为手机、三一重工、徐工集团这些企业的创新等。
（三）部分思政教师未能明确意思到自身责任重大
一些思政课教师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重大责任，得过且过，照本宣科。教学中使用的PPT大多是从网上下载现成的，没有用心做教学PPT。大学老师做教案的也很少。一些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到科研上去，对教学投入的精力有限。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宣传一些错误理论。
三、提高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对策研究
（一）思政课的课程教材需要不断更新
把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伟大成就囊括到课本中来，数据和事实才是最能说服人的，也是最能影响人的。我们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值得大肆赞扬歌颂的民族英雄和伟人，这些鲜活的故事也是最能影响人的。我们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其中的精华也是熏陶人的。要正确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iii单纯的空洞的理论知识对人的影响力是微弱的。
（二）通过不断的学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
做好思政课工作，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著作，还要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的著作。一些网络论坛中有许多针对当前时事政治专业精辟的分析。经常阅读这些中外人士的精华帖子，可以开阔眼界，客观公正看待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思政课教师要了解中国的工业、农业、军事、经济等不同领域的发展状况。懂得军事知识，就可以深刻理解庆祝抗日胜利70周年举行的大阅兵典礼；懂得经济知识，就可以深刻理解中国成立“亚投行”和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懂得国际知识，就可以深刻理解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还要懂历史，懂政治知识。只有具备这些知识背景，才能上好思政课，思政课老师的知识越丰富，思路越开阔，思想越畅通，学生才能从中受益。
（三）深入基层实践了解国家和我省的实际情况
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iv仅仅有书本的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思政课教师要深入社会基层，深入农村、企业、社区，积极开展社会调查；深入贵州最贫穷的山区，去了解贫困；深入贵州特殊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贵钢）去了解中国的工业；深入到贵安新区，去了解中国的新开发区的建设等。通过这些基层实践来加深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社会经济建设成就以及在改革开放中还存在的问题，增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四）加强培训
通过邀请名师来给做培训，对思政课教师开阔思路，解答疑惑，规范行为的目的。给思政课教师做培训的人员应不仅有中央政府官员、有名师、也应有企业家等。培训采用在职进修、课程轮训、岗前培训等多种形式。
（五）宣传先进，学习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思政课教师以其言行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他们是思政课教师的优秀代表。如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他坚持深入学习，坚定信仰，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他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纯学术的语言把艰涩难懂的理论知识讲得由深入浅，浅到妇孺皆知，浅到黄白皆知。他让人民群众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现实，指导实践。他的誓言是：“我要让我的每一堂课都讲成精品！”v每一位思政课教师都应把方永刚作为自己的榜样，真信，真学，真懂，真情传播党的理论，践行对党的坚定信仰。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宣传部）
本文系：2013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课题“我省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3ZC039）结题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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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史境遇。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是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中形成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着近代中国革命的现实，始终贯穿着革命性的本质，承载着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形成和发展的，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并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以及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拥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哲学
一定的文化理论总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形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升华，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一起揭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表征这个社会发展变迁最主要的价值诉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及其文化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寻求新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枪炮声中，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不同思潮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救亡图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农民代表旧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产均耕，均田均赋中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19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但根本的是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被残酷地淘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场来自清朝政府内的改良运动效仿西方，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创办兵工厂，建立海洋水师，以增强国力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制器为先”的救国梦想灰飞烟灭。这使当时自强维新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分别以和平和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给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走向独立富强带来光明。从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最终的失败说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病因。
随着救亡图存革命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认识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4]“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5]“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6]正因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思想舞台空前活跃，伴随着哀鸿遍野的纷飞战火，思想领域也到处是刀光剑影。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也风起云涌，争相登场。从改朝换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再到“民主与科学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争奇斗艳，竞相绽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主要景象。但随着代表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社会变革运动一个个的失败，中国的革命必须寻找能够真正代表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全新社会文化。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激烈的角逐与厮杀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法国和俄国三条渠道传入中国的。日本是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勤工俭学赴法寻求马克思主义，他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开阔了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使法国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重要渠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他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到苏俄学习，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更加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就成为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的历史选择。
中国最终选择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不是一种凑巧的机缘，而是不仅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必然性。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7]这里，毛泽东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说明了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一是中国顽固的封建主义文化打了败仗。它不仅使在它指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而且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落后与衰亡。“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8]当这种文化在19世纪遭遇到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现代理性文化，就很快败下阵来，再也不能成为中国救亡图存革命的文化驱动力。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和革命思想败下阵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曾经先后进行过两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一次是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两次尝试的失败，说明19世纪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须的条件，薄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政治上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来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遏制，使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中国一开始就缺少救亡图存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封建主义文化的败仗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革命思想的破产，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更加先进，并且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需要的理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深刻透彻的思想力量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普遍影响，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革命性，对近代中国文化救亡图存革命性诉求的表达，成为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1]《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这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态度，揭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质，指明了中国近代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对此，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在回忆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强调，“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就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诉求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文化逐步形成的。
二、改革开放的全新境遇及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同时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的新篇章，从而使中国文化及其理论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更是把中国的文化建设纳入开放的全球化历史视野，融入滚滚前行的世界历史潮流之中。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又赋予了中国文化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5]这就表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肃清残余的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等落后思想，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断巩固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全国建立积极服务于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由于旧中国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和匮乏，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极端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多数都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这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普通民众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正如列宁倡导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包含着扫除文盲的任务，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一样，切实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努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全国初步确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并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就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进行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大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16]但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等各种因素影响，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党的“八大”确立的经济文化建设总路线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中得到贯彻落实。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也进入全新时期，面临全新境遇，承载全新使命，拥有全新地位。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必须适应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经验等。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新境遇。随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日益便捷频繁紧密，合作日益普遍广泛深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日益成为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背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更加迫切需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因为，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但需要积极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不断提高工业化的规模和水平，而且也要追赶世界新技术革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必然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不佳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不能不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等，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迎来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使命。“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8]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落后的受教育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在坚持以经济为中心，积极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地位。“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20]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与经济政治建设共同构成历史上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1]进入21世纪，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这首先是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22]虽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即由对物质需要的强烈追求转向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更多渴望。这一方面使“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23]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在经济生活得到满足以后，通常都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精神文化需要，再加上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发展相比，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相对较慢，就使“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其次是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新变化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24]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大力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切实增强中国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中国不仅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建设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就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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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内在蕴含着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和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双重统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始终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广义性与侠义性的辩证统一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文化扶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民族发展理论；当代中国；实践
〔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长时期的研究中所形成的一般性的理论体系，它是关于世界普遍性的民族发展问题的集中概括和成果精髓。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经过历代中共领导集体的发展和创新，逐步在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体系，并成为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分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依据，考察其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方式和多方位的实践内容，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概念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和斯大林首次将其应用于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当中，后以中国的具体民族问题为实践环境和载体得以充分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我国当代社会的实践依据和根本遵循。
（一）从概念属性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的统一
关注和解决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实践来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问题在概念属性上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独立性”等特质，其产生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私有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促使了民族问题的产生，其中也夹杂了诸多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民族问题也与社会总问题有着相互关联性，影响社会问题的那些因素也直接影响着民族问题，只不过民族问题也依据自身特点有着相对独立性与特殊性。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认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明确揭示了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民族问题，但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问题都能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在消灭私有制后，民族问题也依然存在，只是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不再体现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的相互剥削上，而是表现在如何实现各民族间相互平等与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上，即如何实现民族的发展问题成为了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此外，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工作的终极追求就是要促进民族本身的发展；而只有民族发展才是解决各种民族问题的有效方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发展的道路上才能解决，这是民族发展与社会历史更替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过程就是将解决我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并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实践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和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不仅是这一理论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追求，也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需要。
（二） 从概念范畴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必然出现的阶段性产物，并有着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民族发展的终极阶段是走向民族的消亡，民族发展和民族消亡二者具有辩证统一关系，民族发展程度越高，各民族间共性东西就会越多，再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步實现，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别随之淡化，便会实现民族融合，最后走向民族消亡。民族发展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发展规律之一，遵循民族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民族发展理论的首要前提，从概念范畴上来看民族发展理论也承认并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和民族问题都将长期存在，这些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内容。发展仍然是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并走向消亡的唯一手段。发展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其本质就是将促进各个民族的发展与最终实现国家的发展相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国家的发展是民族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发展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实践层面是规划做好具体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必须要围绕实现国家不断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要依据本国的基本国情与民族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等现实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解决。
展望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发展前景，在民族工作中要将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过程中，真正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遵循民族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方式：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广义性与狭义性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从理论根源和实践意义等方面阐释了民族发展问题的本质属性和解决方式，历史证明了只有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蕴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中辩证统一原则。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
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中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展民族工作应基本遵循的原则和方法。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角度来看，普遍性指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和学说是对世界诸多民族所产生复杂民族问题的一般性归纳和普遍性概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指导世界各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特殊性指在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程度的解读和应用，需要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基本规律，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和运用。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不同的实践规律和路径，也要求我们应在坚持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规律前提下，要做到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自身的基本国情为依据，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来因地制宜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具体民族工作实践角度来看，普遍性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具体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宏观把握，建国后我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促进民族发展的基本政策，并制定推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据中国自身国情的科学总结，坚持民族发展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坚持实施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殊性指的是在中国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多个民族共同存在、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成也为我国特有的民族分布局面，这也决定了党和国家必须以差异性政策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从而形成了整体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体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必须切实真正把握好二者的长期存在和相互统一关系，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民族政策与促进民族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根本法则，也是当代中国做好民族工作与促进民族发展的首要方略。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广义性与狭义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应用到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中又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方式具有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双重特点。所谓狭义性：指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首先关注的是国家整体中少数民族和后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实践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亟待改善的欠发展现状，其发展目标就是增强后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身发展活力和动力。所谓广义性：其着眼点于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体，指我国民族发展工作始终是以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协力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是真正意义上的56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深刻揭示了我国56个民族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关系，彰显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目的。与此同时，民族问题总是包含在社会问题当中，只有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整体体系当中，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战略和政策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解决好民族发展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只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广义性与狭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到民族个体发展与各民族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与逻辑性，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运用到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不断协调好围绕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民族和社会关系问题、才能有效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与国家整体安全稳定。
把握好广义性与狭义性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我国实践过程中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处理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应有之义。它不仅关乎到我国民族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优先发展关系，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坚持。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内容：坚持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扶持的全面协调发展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民族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扶持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体系，真正实现了国家治理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建设。
（一）政治平等：保障少数民族当家自主的权利，毫无动摇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关注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将“民族自决”作为唤起少数民族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基本主张。为了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真正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张各少数民族在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并将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环节进行探索。1954年的第一步国家宪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力和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政治权利，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讲：“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2]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真正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党和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民族事务机构、在部分民族地区建立过渡性质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培养使用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从根本上去保障各民族的政治平等的权力。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将赋予民族地方的各项权利从法律层面予以保障，而且有效的保证了少数民族群众充分拥有表达政治诉求与维护民族利益的权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实践上多样性与灵活性的根本体现。
（二）经济发展：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我國的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
任何时代要解决民族问题首选要关注的就是民族的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围绕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地區的发展成就令世界为之瞩目，但必须承认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基本事实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的明确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目标就是为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人口多、多民族的大国，想要同时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现实的，只能让基础好和地域好的地区优先发展先富起来。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陆续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帮扶措施，如加大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重点项目扶持与实施定点省对省的对口帮扶等政策措施，实现中央政策倾斜，带动少数民族“后富”。同时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来推进实施。从战略角度来讲，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在充分挖掘中央所赋予民族地区的各项发展政策战略高度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最终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可以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实施，有效协调了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友爱、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重大方向举措。
（三）文化扶持：努力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创新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和形式升华，多民族的文化共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党和政府也围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国务院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支持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支持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3]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作陆续开展，涉及到文学、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相继出版了大批介绍少数民族情况丛书，研究整理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作品。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对一些民族文物古迹进行专项修护，保护了一大批像“布达拉宫”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组建了以培养各类少数民族人才为办学目的的民族院校，陆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民族人才，他们分别活跃在文化、艺术等各个民族领域，成为传承并创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主力军。近年来国家通过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建设，资助建立了一大批文化馆、报刊社、博物馆、艺术团等民族文化机构。同时将少数民族语言广泛运用到图书、报刊、影视等多种媒体中去，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为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了重要的“软硬件”保障。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体规划和缜密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在发展问题上本身就蕴含着解决民族问题与促进民族发展以及遵循民族发展规律与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双重统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贯彻落实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朝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伟大复兴的方向胜利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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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 芳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网络环境下，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教育主体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教学手段不断的更新变化，时代特色越来越突出，网络媒体技术推动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平稳有序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本文针对网络环境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及对策做了简单的阐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网络
一、高校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涵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概述
在我国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课程，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优势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高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学术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任务，所以，高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阵地。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进一步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在这个过程之中，传递给教育对象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世界观、思想观念、政治理论、道德规范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新和传承，要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结合教育现状，适应网络环境下人才的培养需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则是重中之重，它肩负着学习接受、研究探索、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任。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有助于保障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有助于保障国家教育政策的贯彻实行，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宣传阵地。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征
一是渗透性，渗透性就是指影响学生思想变化的间接性和潜移默化的特征。校园主体长期的学习接触和情感的交流，一定会呈现出具有感情色彩的形象的教书育人的环境，它是非直接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无形的环境对大学生思想品德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从外化到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呈周期性存在，它是慢慢渗透到大学生思想中去的，一般表现为间接影响，也就是说它不具备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同样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就其本意来说，它是慢慢的渗透影响和作用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形环境因素在和它的主体--大学生思想品德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其影响不是强制的，而是无形的感染和渗透。杜甫曾有这样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渗透性相符合。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品德通常需要很多的无形的环境因素刺激，激发他们的情感，启发他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使他们在无声无息中感受和接受新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并从量变到质变，从不成熟到成熟。
二是指导性。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旗帜鲜明，方向明确，是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为了保证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向不偏颇，紧跟党和国家的步伐，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于各项教学工作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于心要求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紧紧跟随社会主义正确的方向。外化于行要求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指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处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学习方式，不受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
大学生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创新学习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到生活之中，指导生活实际。通过讨论会、座谈、班会等方式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掌握认识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自动自觉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间，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并没有与我国社会状况完全相同的国家，我们只能脚踏实地的自我探索，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怎样面对新时期新形势的挑战，说到底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的使命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性，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同志的重要系列讲话，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建设。
二、网络环境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
（一）网络环境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的机遇
1.网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载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以往一直采用讲授、报告会议以及个别探讨等方式来进行。由于教育者的信息资源有限，教育者的讲授方法比较单一，而且受教育者一向被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本身的枯燥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效受到很大的制约。网络教育既有图片又有声音，还有视频教学的手段，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的生动鲜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枯燥无味的特点。网络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流动性强、涉及范围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能够全方面、多角度的传播，从而增强其影响力和快捷性。
随着电脑在全社会的普及，上网手续越来越简单快捷，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使学生上网阅读信息下载信息十分便捷，上网成为了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和替代的方式。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信息获取手段，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甚至其他国家的各种信息，这种及时效性、准确性、便捷性于一体的传播手段，有利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进而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网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图书、报纸、广播等媒介的存在，信息量相对较少，内容更新较慢，这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顺利开展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也是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一直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网络具有资源共享的特点，能够很好的解决信息量少，教师知识量有限等难题。
网络具有信息涉足面广泛、信息量多、信息更新及时以及资源共享等特点，使所有人都能成为信息的提供者、接受者和拥有者，社会中的各个组织、群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资源共享。随着这几年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实现多媒体化，并通过和互联网上其他组织群体或者个人的交流和沟通，形成资源共享的一种存在方式，从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资源的教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网络环境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的挑战
1.网络使学生意识形态西化
互联网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信息革命，它冲破了信息交换的空间枷锁，实现了信息的全球共享与快速传播，从而使人类提高对资源信息的利用度。“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科学的活动和成果控制在哪个阶级手中则会有完全不同的社会作用。”西方的敌对势力已经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对我国进行侵略，而是以网络为工具，对我国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输出，对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进行多角度的侵略。有些网站在大规模的宣传针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否定言辞，攻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大肆夸张宣传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过错，破坏了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
我国现代的大学生求知欲极强，思想比较活跃，愿意接受新事物，但是也时常存在难以甄别是非的情况，可能一念之差就酿成大错。有些大学生在网上发布和传播一些不实的言论、散布政治谣言、对教师进行人身攻击、抨击政府工作人员等等，这些都造成了高校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对社会的稳定也造成威胁。
2.削弱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什么样的人是新的殖民者？新的殖民者手中拿的不是抢，而是键盘。计算机把全世界各个国家连接成一个大网，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思想观念在网络上相互交融亦或是相互冲突。互联网的发端和兴起都在美国，它的技术结构和传播方式肯定带有美国社会的烙印也应符合美国文化的特点，而当前社会，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内容在互联网上仍然处于垄断的地位。年轻人经常接触的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汉堡，可口可乐等等，这些产品给广大年轻网民精神上的愉悦，同时也起到了淡化本民族文化影响的负面影响。
三、网络环境下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对策
（一）树立全面发展的网络媒体育人理念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意识的产生做了全面的解释，他认为人的意识是在人们的交往需要中产生的，是在人们的实践中产生的，网络信息的传播主体较为自由和普及。网络环境下，各种信息鱼龙混杂，教育者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曲直、知善恶、辩真假，受教育者也应主动接受积极信息，增强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
网络环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经常会涉及到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一定要关注它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变，高校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者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是利用网络媒体自身的优势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二是规避网络媒体的劣势带来的消极影响。高校只有在引导、利用网络媒体的过程中，准确把握网络媒体的内在育人功能，才能有效推进高校育人工作的发展，促进现代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二）大力加强网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建设
我们是网络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网络技术需要人们来创造和发展，现阶段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者，尤其是直接从事这类工作的教师都需要跟随这种变化，适应这种变化，面对这样一群在网络环境下成长的大学生们，更需要的是一支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懂得计算机的基本操作的理论，并且能够熟练的运用计算机的教师队伍。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接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在目前，对于网络教育的要求，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是有差距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机制，通过新颖的方法来保证队伍的形成和网络教育的开展要不断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的素质，特别是信息素质。我认为现在主要应该从思想态度、思想政治素质以及知识理论等方面不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三）提高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自觉性
大学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群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自觉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提升创造性，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特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引导他们正确的认识自己，有意识的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使大学生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我们要引导学生的自主地学习，自主性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重要品质，大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有自主学习才能有效的提升学习效率，教育工作者要经常与学生联系，充分的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改变从前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形成一种适用于现代学生和现代网络环境的教育模式，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到自主实践中去。
另外，我们还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国大力倡导创新的理念，创造力是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教育者要时时刻刻的关心和关注全国的各种信息的变化和更新，结合大学生感兴趣的领域，教育者应设计合理的教学内容，组织多样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创造力，在网络环境和新思维的撞击中产生更灿烂的火花。
综上，面对网络环境的新影响，各大高校要审时度势，加强教育主体和教育内容的建设，完善教育制度保障机制，引导教育工作者转变教育理念，积极探究与时俱进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新时代网络社会。要重视高校思想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具有雄厚知识储备量，并能熟练的使用网络，具有开拓性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队伍。
作者简介：
阚璐亭，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伴随文化研究的日渐深入，传统文学研究的既往格局已被打破，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变得越发密切。互文性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首先对互文性理论进行简要概述，指出了互文性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望能为此领域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文学研究;互文性;文化研究
互文性是当今文化、文学领域发展的重要体现，其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潮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更具时代特色的文本理论，自兴起以来，尽管仅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但却成为了当今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界，有着较高使用频率的术语。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互文性作为一种较新式的用于诠释文本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实现了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宽，而且还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构建了一条彼此互通与交融的桥梁。本文结合既往研究实况，就互文性视域当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一剖析。
1.互文性理论概述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克里斯蒂娃（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便在其论文当中《文本的结构化问题》、《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中对互文性一词进行了首次论述，在此之后，互文性日渐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潮以及结构主义思潮当中的基础性的文本理论。需说明的是，互文性以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联性作为强调重点，所以又被称之为文本间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文本均有其异质性与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还可将其当作一个处于独立状态的个体，但不管是何种文本，均与其它文本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所有的文本所对应的意义，均对其他文本的意义阐释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克里斯蒂娃在其论文当中所提出的互文性理论，除了对术语互文性进行了定义与使用之外，还向西方批评界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主义思想，直接影响着互文性理论，且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如文本阐释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互文性生成等。克里斯蒂娃指出，各文本均由引文构成，如同马赛克，另外，各文本均为对其他文本的变形与吸收。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理论强调文化与文学间存在着紧密的對话关系，指出文学研究应与时代文化语境相迎合，各个文化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另外，各文化间、文学与文化间，并无绝对界限，各文化间的对话与开放，加速了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2.基于互文性层面剖析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西方社会开始步入后现代，互文性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标志。而在60年代所兴起的文化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比如后殖民主义、公共政策、社会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城市研究等。而到了90年代，其开始在国内兴起，自此之后，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具有创造性与活力的学术思潮。需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格局给予了打破，并且将文学研究置入到文学的整个视野当中。互文性作为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文本阐释理论，把研究重心自自作者-作品-传统向文本-话语-文化转移。针对互文性术语来讲，其实现了文学研究理论的丰富化，而且还使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得到拓宽，从理论层面上对描述文本间关系的各种传统手法给予了肯定，如引用、模仿等，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还有另外的诉求，用新的理论对旧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估与阐释。在此层面，文化研究企图企图囊括文学研究，并试图以各种理论为着眼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
乔纳森·卡勒在谈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时，曾强调：“文化研究实为美国的人文学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开展的一项主要活动，即一些文学教授已从之前的弥尔顿向麦当娜转向，并且自莎士比亚向肥皂剧转向，把文学研究置于他处”。确实是这样，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视野进行了拓宽，并且还实现了文学研究方法、领域、视角的扩大化。文化与文学之间，正如互文本间的关系那样，不仅存在互为反射的关系，而且还存在互相影响、互相指涉的关系。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宽泛的研究范围，以及对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经典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注入了活力，并且还提供了诸多能够借鉴、参考与使用的全新研究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当中所出现的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趋势，让布鲁姆对此感到悲哀;其不可接受的文学研究已政治化手段来阐释经典文学作品，而对于文本的独特性、原创性、复杂性等，却不予重视。
3.结语
互文性理论的主要意义不仅是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而且还使文学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使文学研究自传统的三元结构（作者-作品、传统）开始向新三元结构（文本-话语-文化）转向。文化研究将传统的文学研究格局予以打破，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并且还为其自文化的整体视野，而并单纯是纯文学视角来开展文学研究。所以，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互文性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文本可以剖开其他文本而独立存在，各文本之间往往能建立一个大的文本网络，且彼此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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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一直是优良传统。回溯历史，这一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建党时期。学习奠基、思想先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大鲜明特色。
创立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团体为建党作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中国出路和前途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去了解和接受指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就聚集了一批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18年底在北大应运而生。“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所领导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代表了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群，正是这种组织力量，成为此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上海的建党步骤，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走的道路如出一辙。陈独秀于1920年2月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小组，一边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中。为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首先于1920年5月秘密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成为上海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研究会译介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被誉为社会主义运动“圣经”的《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就是由该研究会成员陈望道翻译并出版发行的。它对中国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早期党组织的组建以及后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此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也都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组织。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的成立，凝聚了一批思想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这批最早沐浴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研究会成员，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并有一批精英成为后来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学习与建党紧密结合，为党的创建奠定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加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是从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入手，从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入手，思想建党为先，理论建党为先。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道的一大特色。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研究会成员邵力子曾回忆说：“我们一面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同时也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也不少，应该组织起来。”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8人发起，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组织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从其组成来看，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担任书记。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之下成立起来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据研究会成员朱务善说，从主要方面看，成立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经过筹划准备，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的名称为“共产党小组”。
此后，武汉、长沙、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情况来看，几乎都是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者相类似的学习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主要来自研究会和进步团体的中坚分子，都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建党的第一步，建党是和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党创立后着重加强思想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思想建党。在党初创时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不高，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党员的思想认识很大程度上模糊不清。这也是后来党组织内部有些成员发生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党成立以后，迫切需要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以便加强团结，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
党成立后十分重视理论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对刊物出版的原则性及刊登内容的方向性作了明确规定。一大后，党中央把原有的《新青年》杂志和《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并且内容更加充实、丰富。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这份刊物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指导作用。
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十分有限。所以，在党成立以后，组织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成为一项重要任务。1921年11月，陈独秀即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并向全国党组织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达的第一份文件。通告提出了“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党的一大后不久，即1921年9月1日，中央局在上海秘密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的李达负责。在创办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在这些著作中，除《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以外，其余都是首次以单行本出版的新译本。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为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党成立初期对于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指示与活动，充分表明在党的建设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进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是党始终着重重视与强调的。
向实践学习，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高度关注社会现实，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进一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到工人中去宣传、发动，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来到北京长辛店的铁路工厂进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并在工人中间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为此，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创办了各种劳动补习学校。北京早期党组织在长辛店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组织也相继创办了补习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通过这种学习组织，教员们在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程度的同时，也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活动，以启迪工人们的觉悟。这种组织培养了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成为发动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为工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在努力与工人建立密切联系的同时，党也十分关注农民的问题。为了启迪农民的觉悟，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抽调农运骨干进行理论学习和教育。从1924年7月起，在广州先后由共产党人澎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举办了六届。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地方也纷纷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训班。据统计，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陕西、福建等省共办了40多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训班。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在武昌又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全校共有学生700多人。农讲所十分重视对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选聘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来给学员讲课。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既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能开展宣传、组织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此外，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也有人亲身赴俄，以求得“实际的结论”、“真实的智识”。瞿秋白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于1920年10月从北京启程，辗转50多天，于1921年1月抵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时间里，他深入考察了苏俄的社会生活，访问了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还担任东方劳动大学教员，参加苏俄党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并几次得到列宁的当面教导。他以亲身的经历以及所接触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报道，写了数十篇政治通讯。同时，他还坚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革命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两本散文杂记《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真实地向国人介绍苏俄革命后的现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他所说：“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也正是通过到苏俄的实地考察活动使瞿秋白更快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决心“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奋斗终生。
以上种种充分表明，无论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还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都始终注意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当然由于时代发展和理论认识的局限，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无论怎样，早期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这种开创意义的伟大探索是不容否定的，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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