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1篇
[1] 经济发展不管是通过纵向的行政发包还是横向的晋升竞争来分析，都是政府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就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一大法宝。优化营商环境是政府转变职能，向市场、社会放权的重要一步。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了民生、公共服务、教育、就业等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词汇，表明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优化营商环境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思想、理念、办公方式上的改变。
政府职能转变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切入口，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
关键词：机构改革;营商环境;服务型政府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就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为重点，从强调社会管理到向市场、社会放权，加强公共服务上来。
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可以从十九大报告中探知一二，报告中多次提到了民生、公共服务、教育、就业等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词汇，表明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服务型政府支柱性条件之一就是保持经济增长提升政府财力。
[2] 保持地方经济增长的就是要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 周黎安教授通过行政发包理论和政治锦标赛理论作为分析政府工作事项特征的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经济发展不管是从纵向的行政发包到横向的晋升竞争来分析，都是政府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主抓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成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更好的营商环境下，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时间将更长，并且在有限的经济活动时间中，用于生产性的日常经营管理的时间占比更高。
[3] (一)着力改善政务环境。首先要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在市场经济的下，效率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政府，在如何调节好与市场的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如何减少企业在行政审批过程中的时间消耗。构建公开透明的审批流程，为企业准入提供办事指南，利用网络行政平台，公开审批事项、审批流程;优化审批流程，集中审批权限，将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平台办理;完善审批方式，大力推行网上审批制度，减少企业审批耗时。
其次完善行政检查程序。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既要引进来，又要留得住。由于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行政检查人员存在执法不规范、执法的随意性的问题。对企业的随意检查不仅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还危害了地方整体的营商环境。因此要引入正当程序理念，保证企业的合理诉求。规范行政检查程序，通过出示证件、告知理由、听取意见，全程录像等方式做到公开透明执法。
最后构建诚信政府。行政法基本原则包含了信赖保护原则，即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非经法定事由不得随意撤销、更改、废止，以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撤销、变更、废止的行政行为，要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二)优化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遵循自愿平等原则，完善市场准入，减少政府这只看得见手对市场的乱干预，乱作为。推动市场开放程度，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三)构建社会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治理方式讲求的是规则之治，减少人治的随意性。政府要推行依法行政，政府领导要增强法治能力培养。
二、优化营商环境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逻辑 经济增长作为考察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要的考核指标，一个地区经济指标很容易通过数据进行判断，而关于服务型政府便不存在相应的考察标准，主观性较强。政府做得多，而民众不满意，同样不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标准。优化营商环境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思想、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上的基础。优化营商环境为表，构建服务政府为里。
(一)优化营商环境是转变“官本位”思想的重要途径。
优化营商环境要以市场经济标准构建，市场经济讲求平等、自愿，是平等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存在隶属关系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同时市场经济讲求的是主体之间的诚实信用，出尔反尔的市场主体会被市场给淘汰。市场经济讲求的是规则之治，规则意识形成于市场主体对交易活动之中。每个人都会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同样影响着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官本位”思想也将得以改善。
(二)优化营商环境是转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多以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离，精简机构，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在实践中要求政府各部门加强联系，统筹安排、步调一致，改变机构臃肿、工作低效的局面。
(三)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优化营商环境改变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是机构权力职责的变化，同样改变的还有政府工作作风问题，要增强服务意识，改变工作作风，要主动靠前服务，多问一句话，多提一个醒才能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做一件事。
三、从建章立制向落实落地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切入口，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新时代新矛盾决定的，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就包含了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从优化营商环境到构建服务型政府，难点不在于制度规划、研讨、建设，而在于制度的实施。当所有的制度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或多或少的会出现偏移。从建章立制向落实落地转变不仅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公务人员的思想、作风转变，同样需要构建以责任为核心的规范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社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等形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范体系约束行政活动，行政职权将呈现不断扩张的态势。需要将权力关机制度的笼子中。
注释：
①“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则属于一种混合的中间形态，即行政组织边界之内的“内部发包制”：在一个统一的权威之下，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嵌入了发包的关系。
② “政治晋升锦标赛”(简称为“政治锦标赛”)是指“官场竞争”，涉及行政组织内部的职位(职级)晋升。
参考文献：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2篇
当前，市环保局以污染整治为载体，扎实开展污染减排工作，在减存量、控增量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加快全市工业转型升级，优化发展模式，鼓励企业走节能减排之路，增发展后劲，为新建项目腾出环境容量空间。
记者：按照通俗理解，污染整治应该是市环保局的主要工作之一，你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洪国根：深化污染整治和节能减排工作，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环保局在巩固化工污染整治成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深入推进全市碳酸钙行业、电镀行业、小水晶、烫钻等行业污染整治以及小化工、小电镀行业整合工作，引导企业通过污染整治实现技改扩能和优化升级。今年，局主要领导多次带队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与提出污染整治相关议案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乡镇分管领导、企业主进行面对面地沟通，详细解释政府开展行业整治的进度与方案，提供基层需要的相关环保的政策信息与技术指导，协助企业分析审核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物料消耗、电力能源、人工用时、生产效率等，改善设施运行，使企业在整治中增产增效，实现减排。通过整治，有效推动了一大批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实现科学发展。如建德市李家新兴涂料粉剂厂围绕污染减排，投入200余万元实施技术改造，不仅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工效上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而且通过粉尘回收，每天增创400余元的利润。今年上半年，全市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较2008分别削减了8.84%和
8.74%，超额完成了半年指标任务，为我市的经济发展腾出了一定的环境容量和空间。
记者：对于企业而言，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显得十分关键，市环保局针对当前环境推出了哪些创新工作?
洪国根：在保增长、强后劲的思想指导下，市环保局充分把握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度”， 创新理念，着眼长远，不再对有污染的建设项目简单“说不”，而是着眼于全市工业布局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划，认真研究建设项目技术可行性，在如何“说行”上想办法、找技术、寻出路，帮助新建项目解决污染问题，积极开展省、市环保部门审批扩权政策的宣传，
对调整后有利和不利项目环保审批的内容和乡镇、企业说清楚，为项目招商和审批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只要是有利于项目环保审批的，市环保局人人都是代办员，尽全力为建德多批项目，比如澳赛诺项目涉及到空气环境功能区调整，省重点工程白章线改造工程涉及到大洋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调整，我们从局长到分管领导，再到科室具体人员均积极与省、杭州市环保部门主动对接，取得上级环保部门的支持，使项目得到原则同意。我们还推出干部上挂制度，派负责建设项目审批的科长到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管理处挂职锻炼，加强与上级环保部门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及时掌握审批动态，促使项目审批提速;另一方面，把建德的客观实际和发展困难让上级环保部门多了解，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上半年，共审批建设项目195个，十大重点项目中与环保审批相关的3个项目已完成2个。
记者：建德地处钱塘江上游敏感区域，环境质量备受关注，如果我市企业超标排放了，会怎么办?
洪国根：确实，由于我市的地理位置特殊，同时是省、杭州市环保部门“飞行监测”的重点区域，受到国家、省、杭州市以及我市市民的关切。为此，在执法工作中，市环保局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并重”方针，牢固树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意识，从单一“查超标”向“查超标+帮达标”转变，决不是单纯的一查了之、一罚了
之、一关了之，而是查得清楚、罚得明白，帮助企业解决污染问题。例如，两年前，环保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梅城某小化工企业屡次超标排放，周围居民投诉不断。对此，环保执法人员多次上门宣传，指导帮助企业开展治理改造。通过治理，两年来我局未接到对该企业的环保投诉。
市环保局还全面加强了对企业的环保监管，坚持寓服务于执法，强化政策宣传力度，如针对电镀企业环保管理薄弱现象，专门召开电镀企业培训会议，引导企业减少违法行为发生，区别对待环境违法行为：对情节轻微，没有造成环境危害的，以教育为主，不予行政处罚，但必须限时纠正;对偷排直排，未批先建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发放环境监察现场检查笔录、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向有关主管部门通报，行政处罚预警率100%;对拒不改正、仍危害群众健康的依法查处，同时督促和帮助整改达标;限期治理整改到位的，及时组织验收，使其尽快恢复生产。
记者：目前从全国到地方，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各方面均遇难题，市环保局是如何为企业服务的?
洪国根：在任何时候，市环保局一向坚持以良好的服务为企业创造发展环境的理念。今年，市环保局创新举措，开展环保服务进企业活动，以“企业出题、环保接招、政企联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实现双赢”为主题，实行局领导领衔制，对全市重点环境监管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施“五个一”
定点服务制度，对企业新建项目审批、三同时验收、排污申报、再融资环保核查等进行全方位服务。如环保小分队了解到恒信铜材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主要成份为硫酸亚铁的高浓度物质，由于治理费用高，企业处境十分尴尬。但杭州迪旺毛绒每年要花费约15万元购买污水处理用的硫酸亚铁。对此，小分队立即成立科研小组，通过对两种废水取样化验分析，最终促成两家企业达成污水处理技术协作合同，为恒信铜材和迪旺毛绒节省了一笔不小的污水处理费用。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3篇
(一)2003年—2018年东北地区政务环境优化政策
进入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各省及主要城市地方政府都在优化政务环境方面进行了积极努力,现选取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地区主要城市,将各城市地方政府优化政务环境的相关政策及措施情况汇总如下:
(二)政策变迁阶段简要说明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东北地区多数城市开始实施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同时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调整,以沈阳市为例,2003年—2008年,经过五轮市区两级的审批事项清理,沈阳市仅保留市级审批项目110项,累计总的削减幅度达到60%以上,并且连续几年在当时全国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中,沈阳市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最少。
2011年—2015年,随着中央政策基调向反腐倡廉倾斜,加之省市领导班子换届,同时受贿选案及GDP数据造假等政治事件影响,原有的政务环境优化政策效果未能延续,所出台的政策明显缺乏系统性、务实性,而呈现形式化、口号化、运动式。
2015年—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每年的“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均提到了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评分排名变化。2016年10月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直接提出“东北要痛下决心优化营商环境”,东北地区各主要城市随即提出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并明确“政务环境的优化是关键”。
二、东北地区政务环境优化存在问题
(一)服务效率低,业务素质不过硬
具体表现为各业务窗口间信息不对称,业务不沟通,一项业务流程无法一次性向咨询对象告知清楚,只能是办一步问一步,导致办理时限大大加长,被服务对象认为是故意刁难,如调研中了解到,某企业办理工商注册时,被要求提供所租房产不会动迁的证明,但往返了房产局、执法局、规划局、区政府、街道办,跑了一个多月都未能办理,各家政府部门相互推诿不予出具证明。
另一方面,主动服务意识不够,工作人员对工作规范性的重视程度不够,服务型工作氛围尚未形成,部分政务服务人员对待工作毫无责任意识,当面满口承诺尽快解决,事后却漫不经心抛之脑后,如有催促询问,则编理由找借口一推再推。一遇到困难矛盾,推上卸下,因循守旧,不敢创新,遇到个性化案例更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缺乏灵活性与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政务服务工作水平的变化性和随意性很大。如调研中了解到,一家私营企业要收购一家外籍学校,但因为之前没有可参考借鉴的先例,全市竟无一家政府部门敢于承接这一项目申请,导致无法实施。
(二)行政审批服务改革不系统
对比先进城市,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仍较多,审批周期较长。一是行政审批项目数目仍较多,管理机构繁杂。由于相关财政拨款形式单一化,导致以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为代表的部门仍然需要通过收取罚款或者开设审批项目收取费用等形式获得资金支持。二是各区县同一职能部门的审批业务尚未实现联网,服务标准不统一,大部分提交审批的人在审批材料未递交至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前,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各部门逐个咨询,否则就会“跑断腿”,就连各办事大厅提供的登记文件模板都不一样,字体字号稍不相同就不能使用,市民办事常常“多头跑”。三是行政审批权力分布“头重脚轻”,审批程序仍然烦琐,时限较长,对于涉及跨业务领域、跨层级、跨地区的事项,由于权力分布的不均衡,导致环节之间衔接不上、协调不顺,审批链条层层受阻,关键节点处处受卡。
(三)政务公开不到位,电子化程度低
政务信息公开中存在着“想看的看不到,不想看的到处有”的现象,重点受关注的办事信息和惠民政策、资金收支等情况还存在公开不全面、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了权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调研对象反映“办什么事都要求人,不给明确的政策条文,也不表态,绕弯子跟你说‘名额有限’‘材料不全’,实际是索贿。”甚至有一个外商企业代表说“在哈尔滨找政府办事挺容易的,没有什么是绝对行或不行的,都能有权钱来摆平,政策都是有弹性的。”此外,网上行政审批大数据融合平台尚未形成,网络技术尚未实际广泛的应用到行政事务管理中。目前的行政审批服务网站功能尚未完善,多数职能部门的审批通道尚未开通,无法完全实现网上跨部门、跨职能,跨层级、跨区域的并联审批或联动审批,甚至很多政务事项尚无法实现网上预约登记和排号。此外,网络信息壁垒也尚未突破,已使用线上审批的各部门间无法实现联通对接,分头招标,系统类别不统一、软件不通用,资源信息无法共享,更有个别黑中介以此牟利。
(四)政府信誉度低,监督机制缺失
一是政府个别承诺无法兑现,为达目的随意承诺,出台或变相出台一些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承诺,而后由于国家政策变化、领导交替、政策不连贯等原因导致无法兑现,如某区搞产业园区,被调研企业表示,“迁厂时说的好听,迁完后就没人管了,拆迁款要了几年都不给。”二是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彻底,没有跟踪反馈和监督机制。近些年来,从中央到省里均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转型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有些政策措施在部门、在基层落实得不够好,调研反馈“领导只管批,不管落实不追踪。”“合理的事拖着办,没利益的事卡着办,得了好处就胡乱办。”三是区别对待。在政务服务资源的分配上,对央企和国有大型企业的大项目关注较多,而对民营或中小微企业和小项目关注的较少;对成长性好的企业关注较多,对困难企业关注的较少。四是信息泄露严重,办事人员前脚走,后脚推销电话就打过去了,导致投资企业反感,市民个人没有信息安全感,一被调研企业代表反映,“窗口都是有暗号的,一看是新注册的,就听里面说‘XXX,新客户给你’,不出半天,电话和邮箱就被垃圾广告塞满了,一点隐私都没有,我到这个部门办事,越来越不信任。
三、东北地区优化政务环境对策建议
(一)服务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定期组织有效培训
注重政务服务人员公共行政精神的培养,这有利于遏制政府自身利益取向,运用道德力量对政务服务人员进行内在的控制,保证其对公民的回应性和责任,引导公民积极关心和参与公共生活。定期组织政务服务人员培训,内容包括业务素质方面的培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培训等。在选拔政务服务工作人员时,要求各窗口单位挑选业务素质过硬、道德感高、责任心强的骨干到一线服务岗位工作。并实行岗位轮换制,保持政务服务人员队伍的先进性。
2. 强化组织队伍保障
重新明确政务服务人员资格、条件和时限,建立日常考核工作机制,建立诫勉谈话、限时整改、建议调整等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纪委、人大政协、市民代表、媒体网络、第三部门等的政务环境监督作用,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务服务中心驻厅部门及人员工作纪律和业务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吃拿卡要”“生冷硬”“慵懒散”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坚决杜绝违规审批、超时审批、厅外审批、违规收费等现象,树立诚信、热情、以民为本的政府形象。
(二)以战略高度实施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1. 开展以行政审批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和执法检查事项为核心内容的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体系建设
再取消或下放一批审批事项,并以清单的形式及时、清楚、完全的向社会公布,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未列入市直部门权责清单的,一律取消;部门能够通过后续监管解决的,不再保留;不具有审批实质的,转变管理类型。进一步清理重复要件,消除模糊条款,取消评估、评审、保险等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和市民到政府办事提供的材料;实现市、区两级的政务服务事项设定统一、法定依据统一、审批要件统一、办理流程统一、办理时限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执法标准统一、数据归集统一、评价体系统一,做到清单外无审批、流程外无审批、平台外无审批。
2. 行政审批事项机制化
建立行政审批委员会决策机制,成立行政审批工作领导小组,充分授权并明确职责,以审委会决策的方式解决部门间职能冲突及审批责任集体共担等问题,这样能够从根本上实现行政审批线上线下融合推进的目标;彻底修订行政审批管理细则,建立健全一整套行政审批相关的配套制度,修订下发“行政审批中心三定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及分工协作,明晰工作流程及标准输出,确保各类审批事项的在各部门各环节流转顺畅、无缝衔接。同时要加快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立、改、废、释”工作,建立依法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长效机制。
(三)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1. 打造一体化在线平台
对于能够网上公示、登记、受理、审批、缴费的项目,逐个实现网络化服务,减少现场办理、简化纸质材料,建立提交资料电子库,同一材料无需多次重复提交。充分利用腾讯微信、新浪微博、阿里巴巴支付宝等已经成熟的客户端网络平台,利用它们已经覆盖的基础设施(如网点)和经验,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衍生性和拓展力,在起步的短时间内尽可能多的覆盖用户群,节省政府部门的时间成本和财政资金成本。建设全市、区一体化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工程建设审批、商事登记、便民服务、事中事后监管等功能,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政务信息交换共享。打造线上线下两个统一平台。线上为市、区(县、市)各级政府部门政务服务网上统一登录端,一般政务事项实现100%网上申办审批;线下则全面推行综合受理模式,市、区(县、市)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中心集中出件、平台统一监督”。
2. 立足需求升级完善各城市现有的政务APP
如沈阳市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哈尔滨市的“哈尔滨政务服务”,深入了解市民和企业的服务需求和使用体验,对APP进行全面的转型升级,政务公开信息与政务服务功能并重,界面更友好,更突出功能性、实用性。政务APP除了提供咨询功能外,更应该兼顾服务性,发挥为市民和企业办实事的功能。应以应用汇聚、能力支撑、店铺管理、用户评价为特征,以手机APP形式为市民提供便民服务互联网统一入口,接入身份证进度查询、医保参保缴费、公积金还款方式变更、煤水电气缴费等应用;通过用户中心,个性化精准推送用户可能需要的各类服务;并建立网上支付中心,为用户网上支付缴费提供支撑;引入“政务淘宝”理念,对平台内进驻部门实行店铺化管理,并对上线功能的所有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评价反馈体系。
结束语:
面对“唱衰东北”“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质疑,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东北地区当前必须紧紧抓住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实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关键节点,通过对标国际一流,重点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相信通过政务环境的优化作为基础性支撑,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才能真正积极推动政府职能向环境优越、服务优质、社会公正的方向转变,增强发展新动力、构筑竞争新优势,为东北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提供重要保障。
摘要：良好的政务环境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水平乃至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近年来,东北地区各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优化政务环境方面进行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顽固问题,使改革成果反复甚至倒退。从分析东北地区优化政务环境的实践情况出发,以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地区主要城市为例,归纳总结其近年来在优化政务环境方面的政策措施,结合调研,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并选取国内外其他城市优秀做法加以借鉴,提出针对性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政务环境,政务服务,东北地区
参考文献
[1] 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吴生功.服务型政府的构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 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0(2):15-19.
[5] 骆梅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碎片政府到整体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13(5):22-25.
[6] Bank World.Doing Business in 2015:Going beyond efficiency[M].The World Bank,2015.
[7] Palgrave Macmilan.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Development and Accountability[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2011.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政策发展;政策评估
Policies Research on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Hu Shuigen， Wu Xiaochi， Li Chao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1]。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以及“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营商环境重点关注企业在生命周期内适用的规制环境(Regulatory Environment)。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是优化政府规制环境，需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加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外商投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和推动制度性对外开放等方面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营商环境建设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发展脉络以及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政策目标，深入剖析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回应“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要求。
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功能
(一)稳定市场预期，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通过签发、修订及废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内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制定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构建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保护市场主体在经营管理和商事交易中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财产权利，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以稳定企业的市场预期。对外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投资保护基本制度，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通过及时更新并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政策文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扩大外商投资范围，引导外资更多流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从而稳定外商预期，吸引外商投资，推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二)保护知识产权，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知识产权是企业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能提升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2019年印发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指出，要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则指出，国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体系、赔偿制度、协同保护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维权援助机制建设，提高我国对市场主体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
(三)优化政府规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是为了优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的规制环境，减少体制机制性因素对交易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促使政府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例如，随着《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出台，“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推行，企业获得营业执照的速度加快，有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又如，2019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天津等13个省(直辖市)和公安部等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体现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从重视“事前审批”到重视“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
(四)规范政府权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放管服”改革为重点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立足于法治理念，强调简政放权。通过制定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构建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体制机制，让法律成为政府行使权力的依据，有助于防止权力异化，有效遏制腐败滋生。在我国，受到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全能型政府理念备受推崇，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逐渐厘清，法治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以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为目标，构建政府权力规制的公共治理模式，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规范政府“看得见的手”，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积极的作用[2]。
二、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发展
(一)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78—2000年)
此階段主要通过出台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发展的政策，推动个体私营经济萌生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这一阶段政策的突破为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经过总结，这一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保护;1988年，宪法修正案指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二是鼓励外商投资，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颁布，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颁布，依法保护合作企业和中外合作者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权益。至此，“外资三法”形成，成为此后我国利用外资、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性法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为我国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创造了条件。
(二)第二阶段：探索阶段(2001—2012年)
此阶段主要通过出台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推动国内企业与国际接轨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政策，减少行政桎梏，突破体制性障碍，建立包括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这一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促进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消除私营经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壁垒，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格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首部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其重点在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和范围。二是致力于对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与国际贸易接轨创造良好体制环境。2004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年6月，商务部制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提出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外贸经营权开始由审批制转为登记制。三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引导行政审批步入法治化轨道。2001年9月，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同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作为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提出对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予以取消，对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通过市场机制运作;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审批权力正式走入制度的“笼子”;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2002年至2012年间，国务院发布系列政策，分六批取消和调整了两千余项行政审批事项。
(三)第三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3—2016年)
此阶段主要通过出台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政策，规范政府权力，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基于此，这一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规范行政裁量权，加强市场监管，进一步推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2013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2014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调整了公司设立制度，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以完善监管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提出创新监管方式，构建权责明确、高效透明的事前事后监管机制。二是致力于推进口岸便利化，促进国际国内市场的深度融合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2014年，在外贸发展形势严峻、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增加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必要的一般消费品进口的支持;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進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我国外贸行业的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四)第四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出台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便利化措施，打造更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要论断。基于此，这一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改革进程，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把简政放权、公正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细分为计划明确、路径明晰的改革部署;2020年，国务院发布新版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突出宏观政策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结合。二是推动完善市场化营商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目标是破解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回应市场主体的期待和需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推进科学立法，强调依法行政，夯实营商环境法治基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同年，国务院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优化营商环境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性、纲领性的法规，以推动国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四是遵循国际贸易通行规则，保障外商投资权益，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更优的国际化营商环境。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准入、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这是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三、新时代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实践
(一)推动营商环境便利化改革
1.推进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放管服”改革的核心和营商环境便利化改革的关键所在。我国重视通过推进简政放权来激发市场主体内生活力和增强经济发展动力。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明确要求，持续优化管理方式，提高审批效率，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使深圳在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更加便利;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度。
2.强化放管结合
放管结合是“放管服”改革的中枢环节。近年来，我国一方面持续精简和下放审批事项，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推进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实现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在市场监管领域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新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地方政府公正监管水平纳入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3.持续优化服务
优化涉企服务是“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涉企服务的优化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通过具体精准的举措，推动实现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覆盖企业从创立、壮大到终结的全过程。根据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要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在标准和平台上的统一，推动网络与实地政务服务的全面融合，加速政务服务的全程在线和全方位联动;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的通知》提出，2020年年底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使任何地区均能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
(二)推动营商环境市场化改革
1.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问题本质上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和功能互补问题。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通过技术要素市场化撬动新区创新力量的相关措施，例如，试点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使科研人员能从成果转化中获得正当收益。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制定了具体的市场体系改革方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目的在于推动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从而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
2.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中小企业是市场活力的重要源泉，是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和促进创新创业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突发疫情风险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当下，亟须加大扶持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力度，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力量，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积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疏解中小企业在政策、融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实际困难;2020年，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保障企业平稳发展。
3.建立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
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各类市场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基于此形成的有机系统即是市场体系，而现代市场体系是能保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及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新型市场体系[3]。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并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作为全国省域层面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2020年出台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发展促进工作应当坚持竞争中性原则，确保民营企业依法享有平等的资源要素使用权。
(三)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改革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及时将相对成熟的营商环境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构建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法律法規体系，有利于营造更为稳定的制度环境，创造制度红利。2019年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明确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权限作出了限定;2019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外资准入、促进、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同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该条例在总结凝练原有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性的法律法规，此后部分省市也制定并出台了适用各地的地方性营商环境条例，提升了营商环境法治化程度。
2.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目标在于有效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推行执法标准化方面，为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我国明确规定，行政执法应当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减少影响经营者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过度执法行为，防止“一刀切”执法，执法机关应当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理确定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在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护方面，我国依法有效地保障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并注重依法保护经营者人身和财产安全。
3.保障司法效率和公正
我国通过简化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程序、运用电子卷宗以及注重司法解释，保障司法效率和公正。在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程序简化方面，我国通过出台《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简化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在电子卷宗实践方面，我国通过建立互联网阅卷平台，解决卷宗难以异地查阅、案件进度无法在线管理等问题，从而提升司法效率;在司法解释方面，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了延期开庭审理次数和限制情形兜底条款，并适当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以此达到简化程序、快速审判的效果。
(四)推动营商环境国际化改革
1.保障外商投资权益
我国通过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障外商投资权益。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印发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相较于2019年版进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并提出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给予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任何单位不得设置单独针对外资的准入限制;2020年施行的外商投资法在总结“外资三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以此加强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2.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
高质量的外商投资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在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上的提升。为此，我国出台了针对为外资企业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的政策措施。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在吸引外资方面要注重综合改善营商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避免恶性竞争，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商投资的需求;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指出，切实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不出区”“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和完善面向内外资企业的服务体系，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3.推动自贸区建设
通过推动自贸区建设，我国试点实施了更简约透明的外贸规则，构建了与国际接轨的贸易制度，形成了可供推广的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2019年12月1日起，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通过清单管理实现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以外一律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或领域开展经营;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快“单一窗口”功能由口岸通关执法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全链条拓展，实现港口、船代、理货等收费标准线上公开、在线查询，以标准化透明化促进营商环境的国际接轨。
四、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问题与改进思路
(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问题分析
1.法律制度滞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制约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的关键问题。一是目前尚未制定全国层面的营商环境相关法律。目前我国中央层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多个省级行政区也相继出台了省级营商环境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但这些条例在性质上属于政府规章，约束力有限，强制性不足。中央层面权威性营商环境法律的缺失，使得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推进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二是未能及时修订或废止不适用的政策法规。现实中的政策法规是有限理性的结果，不存在绝对完美。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新的政策问题的大量涌现，使得过度强调稳定性的政策法规往往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遭遇阻力和矛盾，这在客观上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的及时更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法规仍然存在未及时修订、完善或废止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政策整体作用的发挥。
2.部门条块分割，政策执行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目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执行仍然有改进和优化的空间，政策执行中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条块分割和信息孤岛的干扰。一是条块分割妨碍政策执行。“条”是指纵向的层级关系和权力配置，“块”是指横向的各层级政府机构职能分工。地方政府受条块的双重管理，现实中还存在权责不清、共识不明的问题，其间的政策冲突也对改革政策的执行造成了妨碍。对企业而言，相互交织形成的权力纵横网络使审批事项较为混乱。以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为例，审批流程涉及发改、环保、规划等十余个政府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拥有相对独立的审批权。二是信息孤岛导致政策执行协同性不强。政府各职能部门信息来源彼此独立、信息系统建设各自为政、数据库的管理和运行标准不统一以及数据连接网络不畅等问题，导致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的广泛存在，致使各部门在面临政策问题时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同配合，无法顺利达成整体政策目标[4][5]。
3.政府过度依赖自我评估，对独立第三方重视不足
我国优化营商環境政策评估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影响了评估实效的发挥。一是目前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评估多为政府主导。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相关评估多为政府上级对下级的评估，或是职能部门对同级其他部门的评估。政府主导的自我评估在实际评估工作中通常难以对政策实施情况作出独立客观的判断。二是独立第三方评估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第三方评估机构因具备专业理论和技术被认为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估结果。同时，不同于委托第三方评估受利益掣肘从而易诱发政府寻租的特性，独立第三方评估的评价结果相对更加公正和客观。近年来，随着国内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逐渐深入，已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独立第三方评估并发布结果，但并未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4.社会主体缺乏，政策监督手段亟需现代化
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在监督主体和监督手段上仍有待优化。一是政策监督社会主体缺乏。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监督主体多为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同级监察机关，虽然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设置营商环境监督员制度，聘请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企业经营者等参与政策监督，但影响力有限。总体而言，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监督行为主要局限在政府内部，监督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利益联系，无法保证政策监督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策监督效能。二是政策监督手段亟需现代化。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密集出台使监督工作日益繁重，亟需高效的现代化监督手段。远程监督、移动监督等非现场监督能延伸政策监督的范围;信息化手段能提升政策监督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整合能力;基于数据挖掘的预测手段能及早识别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偏差。然而目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监督手段仍较为传统，对新型信息技术手段应用程度不足，无法适应数字治理时代的发展新需求。
5.政府能力存异，营商环境区域发展不均衡
我国各区域政府行政能力与发展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放管服”改革推进成效的差别，造成了营商环境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是区域间政府行政能力存在差异。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往往越倾向于通过提升行政能力的方式增强“放管服”改革的成效;而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地方政府改革意识相对滞后，行政人员更容易存在懒政、怠政和庸政的问题，行政能力亟须进一步提升。二是营商环境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发展重心优先放在沿海地区。虽然从“九五”计划开始，我国就把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战略目标，但我国区域之间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存在显著差异，加之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基础较薄弱，“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政策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导致企业办事更容易面临手续杂、流程多和时限长的困境。
(二)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改进思路
1.完善法规体系，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建设
通过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法律以及修正清理政策法规中不适用的条款，逐步完善我国营商环境法规体系，有助于发挥制度优势推进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走向世界前列。一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法律。优化营商环境涉及的领域多、范围广，触及多方利益。为了更好地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既需要强调可行为性的政策，也需要强调可诉讼性的法律。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权威的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有助于巩固落实改革经验，推动制度成熟定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供支撑。二是及时修订完善已过时的政策法规。国内外环境的迅速变化，导致我国营商环境领域中社会现实状态和期望状态不断产生新矛盾，需要通过及时修订不符合新情况、不能解决新问题的条款，发挥政策法规资源配置的整体作用。例如，修改以实体商业为基础制定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跟上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源管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扩大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三是加强营商环境法治建设。对此需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以问题为导向，逐步构建有针对性的、科学完备的营商环境法律体系，为破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打造全球范围内的一流营商环境经济体提供法治保障。
2.重视技术赋能，强化营商环境政策协同性
营商环境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投资兴业环境。新形势下，需要运用新型信息技术破解条块分割和信息孤岛问题，促进信息的无损交互，提升政策执行协同性。一是技术赋能破解条块分割。基于整体政府理念，善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基于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统一数据格式、数据接口，解构、融合各行业各领域的数据集，形成各职能部门共享的公共数据交换池，打破条块分割。二是促进信息在政府组织中的跨层级交流。信息的无损流通是政策协调执行的前提。传统政府是庞大的科层组织，信息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变形，而新型信息技术将通过直接连接政府决策层和执行层，有效缓解组织上下沟通效率低下的难题。三是打通信息孤岛提升政策协同性。运用新型信息技术，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构建技术标准体系，改善各政府部门间信息堵塞与信息壁垒现象，实现政策数据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互联互通与有序共享，从而解决营商环境政策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之间的冲突与壁垒问题，提升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间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与协同性。
3.引入第三方评估，提升营商环境政策效能
提升营商环境政策效能，需重视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力量，提升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公信力，营造评估机构的公平竞争环境。一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评估过程中应更多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并明晰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法人资格，使其能对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以此加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从而充分发挥独立第三方评估专业、客观和公正的优势，对政策执行者起到更好的外部制衡作用。二是增强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公信力。受政府直接委托的、依赖政府资源支持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第三方评估，较易成为政府垄断评估的变相行为，有损第三方评估的公信力。而通过支持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平参与行业竞争，鼓励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对独立第三方评估过程的监督，能提升独立第三方评估的透明度，有效促进独立第三方评估公信力的提高。三是提升营商环境政策效能。政策效能是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投入产出比是政策效能的主要衡量标准。对政策过程和结果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将推动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优，最终达到提升营商环境政策效能的目的。
4.鼓励多元参与，强化营商环境政策监督
政策监督是政策过程的保障环节。通过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创新监督模式，更好地发挥政策监督检查、控制、督促和矫正作用，实现营商环境政策合法高效地推进。一是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策监督。大多数社会经济活动都较分散，即使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也始终会有缺漏，吸引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政策监督，能够分摊政府监督成本，扫清政府监督“死角”，提升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改善监督效果。二是推进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政策监督模式。监察部门采取“线上+线下”的监督模式，一方面将行政审批、减费降税和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纳入日常工作，及时发现政策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手段，依托国家统一的在线监管平台，推行非现场监督，挖掘监督信息，及早预测可能存在的政策偏误，确保出台的营商环境政策取得实效。
5.推动标准制定，实现区域营商环境政策协调发展
通过推进营商环境标准化建设，加强各地区行政合作，可有效推进我国营商环境政策的均衡协调发展。一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以及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的要求，国家应及早制定国家层面的优化营商环境标准，同时地方政府也应根据各地风俗习惯、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地方标准，以此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压缩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推进同一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受理和同标准办理。二是加强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区域一体化进程，以一体化的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引导的作用，建立完善协商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内各行政机关的沟通联动与协调配合，逐步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实现合理分工，形成更有效的区域治理合力。三是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是要素错配的结果[6]。通过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政策协调发展，助推实现各省市政府部门在制定落实营商环境政策过程中横向空间、纵向时间维度上的整合，跨区域、跨省域的要素自主有序流动，进一步推动优化欠发达区域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开放合作命运与共[N].人民日报，2019-11-06(3).
[2]李洪雷.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法治保障[J].重庆社会科学，2019(2).
[3]刘泉红.“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思路和关键举措[J].经济纵横，2020(5).
[4]陈文.政务服务“信息孤岛”现象的成因与消解[J].中国行政管理，2016(7).
[5]李水金，欧阳蕾.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22(2).
[6]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
责任编辑：钟雪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方政府质量改进与实现路径研究”(19BZZ089)。
作者單位：胡税根，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Email：hushuigen@126.com。吴逍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Email：wu_xiaochi@zju.edu.cn。李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Email：11922046@zju.edu.cn。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5篇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第三条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廉洁高效和责任追究的原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的环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树立主动、协作、高效、廉洁的服务理念，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制度和具体措施，营造开放包容、合作互利、诚实守信、重商护商的营商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领导，建立优化营商环境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组织和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增强市场服务意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保障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政府支持、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经济政策，起草或者提请制定涉及市场主体重大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当充分听取有关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汇集涉及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以及创业、创新、金融、市场、权益保护等各类政府服务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无偿的咨询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以新闻发布会、书面问答、在线访谈、专家解读等形式,对涉及市场主体的简政、减税、减费、项目申报、经费补贴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宣传、解读，提示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和职业技术培训。
第八条 对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九条 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依法化解各类纠纷，保护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以及企业家和从业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推动形成平等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十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客观、准确、及时的原则，创新宣传方式，系统宣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政策措施和成果，加强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舆论监督，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
第二章 市场主体保护
第十一条 市场主体一律平等，其财产所有权、知识产权、生产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自主权;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市场主体有权自主决定经营范围。
第十三条 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应当列明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明确禁止或者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并向社会公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 第十四条 非公有制市场主体与国有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已经向市场开放或者承诺开放的领域，民间资本均可进入。
禁止颁布、施行歧视非公有制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禁止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非公有制市场主体。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平等保护本地和外地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得禁止、限制外地市场主体到本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禁止、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特许经营项目建设运营标准和监督管理要求明确、有关领域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应当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外商投资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完善境外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依法转移其投资收益。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采购等合同、协议,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政府有关机构职能或者相关责任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迟延履行约定义务，由此给市场主体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市场主体依法享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并有权咨询有关情况以及查阅、复制有关资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提供。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现行有效的政府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政策措施，适时进行清理和评估，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或者有部门保护、地方保护倾向的规定，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并予以公布。
市场主体认为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措施，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损市场公平、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制定机关予以审查，制定机关应当在受理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对已取消的资格资质变相进行认定，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加入行业协会商会。
开展涉及市场主体的各类评比、评估、升级、排序、表彰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应当依法依规、公开公正，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评选。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证明事项和盖章环节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未纳入清单的证明事项和盖章环节，不得要求市场主体提供。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其他服务机构现行的证明事项或者盖章环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 (一)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二)办事单位能够通过网络自行核实或者信息共享方式办理的; (三)能够通过申请人现有证照、凭证证明的; (四)能够通过申请人采取书面承诺、签字声明或者提交相关协议办理的; (五)开具证明的部门无权查证、无法开具的; (六)能够通过公序良俗进行规范或者通过常识推断的。 第三章 政府公共服务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标准化办事事项和办事指南体系，规范全省行政事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标准化办事事项和办事指南体系建设主要包括: (一)制定现场管理、基层平台建设和办事事项、办事指南等标准，规范和简化服务流程。 (二)制定窗口建设、数据管理、公共支付等标准，实现数据共享，保障数据安全。 (三)制定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等标准，提升咨询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四)制定监督检查办法，优化行政检查措施和效率。
(五)制定事项编码规则、业务协调规范、服务测评规范等标准，建立联合审批、多证合
一、证照联办等一体化的办事流程。
(六)制定行政执法工作规范，规范综合行政执法。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确定公共服务工作重点，采取简政放权、规范透明、便民高效等措施服务市场主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市场主体参与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主动征询、听取其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提高决策透明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对市场主体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依法及时答复。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完善与生产经营活动配套的医疗、教育、商业、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生活条件。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化提升公用事业服务水平，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电力、自来水、热力、燃气、通信、消防、公安、城管、卫生防疫、人防、地震等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应当建立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的工作制度，将服务标准、资费标准和行政机关依法规定的条件及时向社会公开，向用户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普遍服务，不得强迫市场主体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禁止电力、自来水、热力、燃气等公用服务企业向市场主体收取接入费、碰口费等。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系统，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征集、披露、使用和管理,推进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应用,依法向市场主体提供免费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交易中设立信用信息查询环节，将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作为重要参考。在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经济活动中，推行第三方综合信用等级评价制度。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当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相结合，对重要招商引资项目，可以指定政府负责人或者部门负责人全程跟踪服务，及时协调并帮助解决项目报批、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承诺的招商条件不得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或者超出其职权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承诺的招商条件，应当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并履行，因未按约定履行承诺条件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招商引资成果应当在政府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加注册资本,扩大业务规模，建立、健全融资担保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规范融资担保收费标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费率以及各类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国家和本省规定。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提高信用良好的市场主体的抵押物折扣率。
第三十一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当重点为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通过降低服务成本等，降低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融资成本。
第三十二条 金融机构应当执行国家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经营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给予信贷等金融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第三十三条 推进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查询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为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信息交流提供服务，提升融资效益和效率。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新业态和新兴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市场主体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提升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建立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开展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质押融资。 第三十五条 税务主管部门应当简化税务管理程序，推行网上办税业务，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的办理流程，保障市场主体全面、高效、便捷的享受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负。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人才培养开发、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健全人才供求信息网络，完善创业创新人才引进的具体措施，在医疗、社会保险、住房、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保障。对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市场主体，应当给予奖励补助等政策支持。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投资境外的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落实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等措施，并在法律咨询、市场信息、风险防范以及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服务。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政务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一个窗口受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办结、一个窗口收费等运行管理机制，建立网上统一监控和查询平台，推进各部门间、各级政府间信息资源共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受理、审批、公示、查询、投诉等。
进驻政务服务机构的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合理设置审批事项、配置工作人员，对其服务窗口办理事项充分授权，确保依法不需要现场勘察、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听证的审批事项，在窗口受理后直接办结。
第三十九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工商登记标准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将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企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简化涉企证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注册便利，在保留窗口登记的同时，实现市场主体申请、受理、核准、发照、公示各环节网上办理。市场主体可以选择全程网上办理或者窗口一次性办结的方式完成注册，降低其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登记、审批事项容缺受理制度，优化受理和登记、审批环节的协同协作，对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件或者副件有欠缺的登记、审批事项，先予受理并进行审查。 凡属容缺受理范围的登记、审批事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一次性告知可容缺申报的材料，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主件齐全，仅缺副件材料的，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后，工作人员先予受理。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补齐所有容缺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登记或者核发许可证。
登记、审批事项较为复杂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提前介入，了解登记、审批事项的具体情况，提供前期准备工作的咨询辅导，指导申请人准备有关材料，并告知注意事项。
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登记流程，市场主体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先行予以登记,提高登记效率。
第四章 规范政府监管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将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责任等，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布，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接受社会监督。
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地方的具有行政职权的机构等，也应当推行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时，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提升审批效率。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实行统一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等方式，实现工作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用共享，申请人办理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需要提供的有关信息，工作部门能够通过网络自行核实或者信息共享方式获取的，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依法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一次性办结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依法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整合精简执法工作队伍。
第四十四条 财政、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当依法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进行核定和清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清单目录。没有列入清单目录的项目不得向企业收取。 行政事业性、涉企经营性收费标准有上下限设置的，按下限标准收取。 禁止越权收费、超标准收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和重复收费。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涉企保证金项目，应当取消。 第四十五条 行政许可依法设定。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省政府规章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应当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审查论证，广泛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禁止以备案、登记、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审定等形式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审批事项。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目录化管理，并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动态调整，未纳入行政许可项目目录、无法定依据的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实施。
建立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行政许可项目通用目录，确保同一审批事项在本省区域内的项目名称、服务流程、申报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监督方式等统一规范。
第四十七条 实施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不得违法增设程序或者前置性限制条件。 工商登记前置和后置审批事项范围按照国家和本省编制的目录执行。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过程中的中介服务行为，编制并公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单，实施动态管理。未纳入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不得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
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或者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自行完成的事项，不得设定中介服务。现有或者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得转为中介服务。
第四十九条 行政处罚应当具有法定依据并依照法定程序实施。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规范、细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并予以公示。
行政执法机关对市场主体违法情节较轻且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先责令改正，进行教育、告诫、引导，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对市场主体做出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等重大行政处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听证。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外，重大行政处罚在提请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前，应当经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审查。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部门网站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第五十条 行政强制应当具有法定依据并依法定程序实施。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涉及市场主体的案件时，不得影响市场主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人员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依法控制范围和期限。
第五十二条 实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办案经费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全额上缴国库。
禁止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禁止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
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
第五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编制行政检查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向社会公开。未经备案的行政检查不得开展。
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市场主体的行政检查，每年原则上不得超过一次;同一系统的上级行政机关已对同一市场主体实施行政检查的，下级行政机关不得再次检查。多个行政机关对同一市场主体提出执法检查计划的，由同级政府法制部门协调，明确由一个行政机关为主体实行联合检查。
对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随机检查，以及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临时部署的行政检查，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规范实施。检查结束后三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实施情况。
第五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对象有权拒绝检查。
行政检查完毕后，检查人员应当向当事人作出书面检查结论，并载明行政检查的时间、人员、内容和结果。
实施行政检查，不得妨碍市场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财物，不得牟取非法利益。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行政执法，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防止重复执法和执法缺位。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省、设区的市、县(市、区)联动的政府违约案件投诉和解决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会同有关政府部门定期依法组织开展政府违约案件汇总分析工作，适时开展政府违约问题的清理和整治。
第五章 维护市场秩序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平等对待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按照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原则，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监管。
各类市场主体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编制并公布市场监管清单，明确监管主体、行业分类、监管范围和内容等，将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具有审批性质的其他事项、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纳入监管清单，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规范行政监管行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工作方式，并将随机抽查结果纳入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依法推进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进智能监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结合第三方服务，提高市场监管效能。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市场主体应当采取包容创新、谨慎稳妥的监管措施。市场主体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以教育劝诫为主，不予行政处罚，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
第六十一条 市场主体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其采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相关证照等市场退出措施。
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营活动、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的市场主体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符合简易注销登记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申请注销。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监管，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根据职责权限和分工查处下列违法行为: (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危害生产经营秩序的; (二)偷税、骗税、骗汇、制贩假币、非法集资等危害金融税收秩序的; (三)在工程建设中弄虚作假，转包、违法分包等危害建筑市场秩序的; (四)侵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的; (五)采取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等行为破坏市场秩序的; (六)其他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秩序的。
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市场主体建设施工和生产经营场所的秩序。对哄抢财物，滋扰、冲击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强揽工程、强行装卸、强买强卖等强迫交易以及侵犯市场主体人身财产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制止，依法严厉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
第六十四条 行业组织应当完善行业自律性管理约束机制，制定并组织实施行业规划、服务标准、行业公约、行业职业道德准则等，规范会员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鼓励行业组织按照诚信建设的基本要求，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健全会员信用档案，推进行业诚信建设。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各行业各领域市场主体的信息共享，建立信用协同监管和联合奖惩机制，对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依法采取重点监管、信用预警、失信曝光、准入限制等惩戒措施。
第六十六条 建立省、市两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应当招标的建设项目，全部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鼓励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招标投标，加快电子平台建设，在投标、资格审核、评标、专家选择和建立企业资源信息等环节采用先进技术，减少人为干扰。已经建成电子招标投标平台的，不得再要求报送纸质招标投标文件。
招标方和采购方应当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确定产品价格或者项目费用的合理区间，以质量作为决定因素，同时综合考虑市场价格、品牌、信誉、售后等因素确定中标方和供货方，保证其合理利润，避免因恶意低价竞争造成的质量问题。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和综合监督本行政区域招标投标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制度，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督工作实施检查并督促整改，对无行业监督部门监督的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对本级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第六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以下列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一)越权审批、核准招标方案或者招标方案未经依法审批、核准，擅自办理招标相关手续; (二)以指定、抽取或者其他方式为招标人确定招标代理机构; (三)强制招标人设置标底或者干预招标人编制最高限价; (四)干涉资格审查、评标或者确定中标人;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方式。
第六十九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处理。
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调查有关情况，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必要时，行政监督部门可以责令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第七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招标投标活动信用制度。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招标投标交易场所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并公示，建立行业信用黑名单制度、市场禁入制度等。将市场主体信用评分纳入评标指标体系，实现社会信用资源共享，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第七十一条 司法机关应当依法惩治侵犯市场主体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协同有关部门维护管理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第六章 监督保障措施
第七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通过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对本条例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开展专题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行政效能督察，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实施本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依法及时纠正。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本条例情况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并予以处理。 第七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营商环境评价制度，确立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本省的营商环境状况进行测评，并将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布。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并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建立和完善营商环境行政问责制度，对营商环境考核结果不达标的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实行约谈，督促其优化营商环境。
第七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受理损害营商环境行为的投诉举报制度，整合现有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平台，建立本省损害营商环境行为投诉举报中心，公布全省统一的投诉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实现全省行政区域内统一受理、统一督办、按责转办、限时办结。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举报中心转办的投诉、举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书面告知投诉人、举报人。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企业职工、城乡居民代表中聘请特约监督员，协助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监督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七条 市场主体破坏市场秩序、损害营商环境的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十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营商环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制定经济政策，起草或者提请制定涉及市场主体重大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未听取有关市场主体意见和建议的; (二)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自主权的; (三)颁布、施行歧视非公有制市场主体政策措施的; (四)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非公有制市场主体的; (五)禁止、限制外地市场主体到本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禁止、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的; (六)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迟延履行合同、协议，给市场主体造成损失的; (七)对现行有效的政府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政策措施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或者有部门保护、地方保护倾向的规定，不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并予以公布的; (八)对市场主体依法提出审查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措施申请，未按照规定作出答复的; (九)对已取消的资格资质变相进行认定的; (十)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加入行业协会商会的; (十一)未制定证明事项和盖章环节清单并向社会公布的; (十二)要求市场主体提供未纳入清单的证明事项或盖章的; (十三)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十四)承诺的招商条件，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或者超出职权范围的; (十五)未编制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市场监管清单的; (十六)拒不配合或者协助其他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 (十七)对违法行为线索不依法进行核查或者不移送有监管职权的市场监管部门的; (十八)对投诉、举报的市场违法行为不及时处理，或者泄露投诉、举报人信息的; (十九)依法制定的优惠政策不落实的。
第七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符合容缺受理范围的登记、审批事项，未按规定办理的; (二)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 (三)以备案、登记、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审定等形式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审批事项的; (四)继续实施已经取消、下放、转移的行政许可事项的; (五)实施市场准入行政许可时，违法增设程序或者前置性限制条件的; (六)违法设定行政审批过程中的中介服务，或者将现有或者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的; (七)不办理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
第八十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行政收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依法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进行核定和清理，并未及时向社会公布清单目录的; (二)行政事业性、涉企经营性收费未按下限标准收取的; (三)越权收费、超标准收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和重复收费的; (四)对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和降低的收费标准，仍按原项目、标准收费或者变更名称继续收费的; (五)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涉企保证金项目，继续收费的。
第八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等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或者不按法定职责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影响市场主体合法经营的; (二)对市场主体违法情节较轻且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三)对市场主体做出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等重大行政处罚，未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听证的; (四)没有法律依据，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人员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 (五)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未全额上缴国库的; (六)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七)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的; (八)未编制行政检查计划或者未向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的; (九)未向社会公开备案的行政检查计划的; (十)对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随机检查，以及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临时部署的行政检查，行政机关未依法实施的; (十一)实施行政检查，妨碍市场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牟取非法利益的; (十二)实施检验、检测、检疫时，未按规定抽取样品或者返还样品的; (十三)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及其他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第八十二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督工作实施检查并督促整改的; (二)越权审批、核准招标方案或者招标方案未经依法审批、核准，擅自办理招标相关手续的; (三)以指定、抽取或者其他方式为招标人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 (四)强制招标人设置标底或者干预招标人编制最高限价的; (五)干涉资格审查、评标或者确定中标人的; (六)以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的。
第八十三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存在本条例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二条所列行为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并可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几种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改正或者公开道歉; (二)诫勉谈话;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评选优秀、先进资格，或者撤销内已经取得的优秀、先进荣誉; (五)取消或者收回经济奖励; (六)暂扣、收缴执法证件，取消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降职、免职、辞退或者解聘。
第八十四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责令限期退还或者收缴，无法退还的应当予以赔偿。对所获得的非经济利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 第八十五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损害营商环境行为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受到责任追究的，取消其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通报批评、公开道歉、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任追究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免职责任追究的，考核评为不称职，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职务。
第八十六条 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范文第6篇
为了贯彻落实市局《关于在市直教育系统开展“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优化环境”主题活动的实施意见》和全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切实解决我校在作风、效能、环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学校管理，提高办学效益，塑造良好形象，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三月初，我校制定了《庆阳六中关于开展“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优化环境”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并积极要求各科室、级组、教研组针对各自实际，着力解决思想作风方面“低、旧、轻”的问题，工作作风方面“庸、懒、散”的问题，管理干部作风方面“假、浮、怕”的问题，重点查处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以教谋私、有偿家教、乱定教辅资料等师德师风的突出问题等，要求各科室、级组、教研组提出整改措施，并明确分工，限期整改，责任到人。办公室经过整理，共梳理出96条目前制约学校整体发展和中层管理工作的问题、建议并制定整改实施展牌。接着，各科室紧密结合“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优化环境”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工作，学校办公室先后出工作简报7期，报道活动中存在的工作亮点和成绩，7月 1
上旬，学校组织整改检查验收活动，90%开学初承诺的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本期，结合“改进作风，提高效能、优化环境”活动，学校的工作亮点有：
一是开展学校民主评议行风活动。为深化和规范教育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促进政风行风建设，按照市教育局有关通知，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庆阳六中2012年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实施方案》，分三阶段着力解决事关学校发展的学生管理、收费管理、师德建设、招生管理、校务公开、办学行为等六方面的突出问题，并聘请民主评议行风监督员，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争创办学收费行为规范、群众满意度高的“合格单位”。
二是开展处室、级组整改活动。各处室、年级组、教研组召开会议，分析研讨科室在管理和工作执行力，年级组在学生管理和级组凝聚力，教研组在教学管理和课改贯彻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认真剖析，归类汇总，10个科室、三个年级组、10个教研组共查找了近100条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查找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规定整改期限，明确整改责任人，使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是实行“双联双包”，整体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自我教育水平。经认真调研，反复论证，党总支印发《关于实行“双联双包”、整体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自我教育水平的通知》，决定开展“双联双包”活动。即校级领导“包级包班”、中层干部“联班联舍”制度。校级领导每人包一个级，联系一个班，中层干部每人包管三个班、联系三个学生宿舍。并要求包级包班干部都要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贴近学生、贴近教师，开展调研帮扶活动，指导支持所包班级班主任的工作，做到“四个一”，即每周参加一次班会，开一次学生座谈会，做一次专题报告，与联系宿舍的学生谈一次话。所包班级班风正，学风浓，无学生迟到旷课现象，无打架斗殴行为，学生仪容仪表规范，环境卫生整洁，行为举止规范，稳定达到文明班级标准时，包班任务即告完成。通过“双联双包”活动，改善班级班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自主管理、自我教育能力，从而提升学校整体教育水平，尽快实现“质量提升年”目标任务。
四是开展青年教师“晒课”和同课异构活动。为增强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使青年教师能早日胜任教学工作，教务处、教研室组织青年教师“晒课”活动22节次，
同课异构、公开课教学13次，开展电子白板课件展演比赛。
五是开展高三级师生高考誓师活动。为实现首届高考开门红，4月13日下午，学校召开高三级全体师生誓师大会，奖励学习成绩优异学生，分析目前备考复习中存在的问题，邀请备考经验丰富的段利智、韩华英老师做备考辅导讲座，全体师生庄严宣誓力争高考取得好成绩，为学校增光添彩。
六是开展读书经验分享活动。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20日下午，教务处举办第三届“三好三活”读书经验分享活动。17名青年教师就自己的阅读情况作了汇报，并热情推荐自己喜爱的图书，介绍读书经验，和大家进行交流，分享读书的喜悦，探讨学习的乐趣，创设了学校师生每月读一本书的浓厚阅读氛围。
七是邀请“感动庆阳十佳人物”之一——庆阳一中路长庆老师作《细微之处见精神》的师德报告。路老师以朴实生动的语言交流了自己的教育心得，我校教师在分享他的教学经验的同时，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教育信念。
八是与宁县四中联合邀请上海奉贤中学专家团来我校作学术交流活动。7月12日，上海奉贤中学季洪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