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2023-09-19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1篇

摘 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蒙贸易出现下滑。蒙古国受金融危机的困扰,经济呈现萧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中蒙两国采取包括扩大内需、增加投入和便利贸易等措施,力争恢复和扩大贸易量,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中蒙两国有着许多经贸合作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固然重要,但抓住难能可贵的机遇也是化解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一种有效办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蒙经贸现状;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从去年开始冲击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影响到中蒙边境贸易,主要表现为对俄、蒙进出口贸易总体下滑。据海关统计,截止到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进出口货运量89.78万吨,同比下降33.54%,其中进口73.87万吨,同比下降29.08%,出口15.91万吨,同比下降48.58%。

一、金融危机下的蒙古国经济现状

受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蒙古国经济增速放缓,蒙图贬值,人民的购买力下降,消费品指数上涨。预计2009年,由于受贸易额减少、失业率上升、外汇流通不畅和外汇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蒙古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这个欠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今年是最难度过的一年。

(一)银行暂停放贷款业务,蒙古国货币持续大幅贬值

蒙古国自去年11月份以来,银行停止放贷款业务,直至今年3月份信贷业务开始松动,对一些信誉好的企业发放小额贷款。2009年一季度人民币兑换蒙古国货币平均价格为1:217,同比贬值33%。相对人民币兑换美元继续呈现升值态势,一季度美元兑换人民币平均价格为1:6.82,人民币兑换美元同比升值3.96%。

(二)人民币结算量业务下降,从中方提钞量急剧减少

蒙古货币贬值不仅影响到蒙古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已经影响到中蒙贸易人民币结算。由于蒙图兑换人民币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中蒙客商在货物交割上为规避蒙图与人民币转换的汇率风险,减少了人民币结算量,人民币跨境也随之减少。截止到2009年3月末,蒙古银行从中方银行提钞7笔、1140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4笔、21400万元,下降幅度为三分之二。

(三)美元头寸不足,用人民币头寸进行转换

中蒙贸易减少,人民币结算量下降,不但影响到提钞出境量,而且也影响到在蒙古国银行账户上的人民币头寸。由于人民币用量减少,蒙古国一些商业银行把账户上多余的人民币转换成美元。据二连农业银行提供的信息,该行与有结算关系的蒙古贸易发展银行2009年初就用人民币头寸转换成300万美元头寸,以应变人民币结算不足而美元短缺的资金。

(四)市场消费冷清疲软,房地产建设前景不容乐观

2009年2月25日是蒙古国的春节。据了解,节前乌兰巴托几家比较大的商店和超市,除了在一些食品超市里和食品柜台前顾客还多一些外,其他商品的超市里和柜台前购物者寥寥,这同前几年春节前各家商店顾客盈门的热闹场面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蒙古人每逢在过节时必买的地毯和羊绒衫,尽管价格比平时优惠10%到30%,但购买者很少。

据了解,在建项目由于资金及房地产市场疲软等因素,今春停止建设的项目预计达到20%,多数今年准备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蒙古国的主要资源性矿产品出口恢复到上年水平,就有望缓解本国国内资金紧张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基本建设的投资。

二、金融危机下的二连口岸情况

我国对蒙开放口岸总计有13个,其中二连浩特口岸是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口岸,其边境贸易、对蒙帐户行结算、人民币跨境流出和回流等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蒙贸易的63%通过二连口岸过货完成。由于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蒙古国经济萧条,金融业萎缩,导致二连口岸进出口贸易明显放缓。

(一)对蒙贸易萎缩,进出境人员下降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和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二连地区进出口贸易下降。据二连海关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3月末,二连口岸进出口贸易为29512万美元,同比下降50.19%,其中进口19882万美元,同比下降53.32%;出口9630万美元,同比下降42.20%。

据统计,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口岸进出境人员为22.11万人次,同比下降36.87%,其中进境11.17万人次,同比下降36.69%,出境人员10.94万人次,同比下降37.04%。

(二)银行贸易融资减少,人民币结算量下滑

由于中蒙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口岸贸易减少,银行融资少的可怜,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四家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余额为5万美元,同比减少了412万美元。中行二连分行在本地区是对企业最大的融资银行,每年对企业融资约占辖区总份额的85%,据中行二连分行提供的统计资料,截止到2009年3月末,未办理一笔融资业务。

现辖区4家外汇指定银行(工、农、中、建)已与蒙古国的12家商业银行建立了 22个账户行关系。由于金融危机对蒙古国的影响,人民币结算量下降。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四家对蒙银行(中、工、农、建)办理人民币汇入3330笔、金额6.11亿元,同比分别减少1051笔、1.79亿元;办理人民币汇出657笔、金额6.20亿元,同比分别减少390笔、3.07亿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下降了28%。

(三)辖区市场消费疲软,口岸税收锐减

据调查了解,二连市盛通国际商贸城2009年1—3月份出口建材1.3万吨、食品及杂货1.2万吨,同比下降61%。而三星建材城蒙古拉货车也很少,一个星期也就出3-4辆,日销售额在3-4万元左右。去年同期蒙古国拉货车每天平均有4-5车,日销售额在40万元左右。对蒙最大的批发商场如义乌商贸城和温州商城市场内的蒙古客商少了许多,该市场虽然摊位租金降了近一半,但很多摊位都贴出转租、出租,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目前大部分商户不敢进货,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期待市场在五月份有所回升。

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浩特辖区完成预算收入36946.1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599.36万元,下降22.2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入库34016.6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453.73万元,下降15.95%,扣除今年新征进口成品油消费税4369.75万元,实际减少10823.48万元,下降26.74%。

三、中蒙双方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

(一)蒙古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策略

为了减少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蒙古国政府基本策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国外寻求财政支持;二是削减财政预算支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救活银行业,稳定汇率。

1.财政筹措资金。一是向世界货币组织寻求支持,据蒙古国《今日报》2009年3月9日消息,蒙古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洽谈,有望争取到该组织的2.24亿美元的救市援助承诺,平衡2009年和2010年蒙古国的预算赤字,使收支逆差达到稳定的水平;二是向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及经济伙伴国家得到各项优惠贷款;三是向塔本陶力盖煤矿和奥云陶力盖斑岩铜矿的投资者收取预付款;四是政府向国际财政市场发放12亿美元的证券;五是向国内市场发行3000亿图的证券(约合15亿元人民币);六是动用国家储备金。争取国外优惠贷款方面,把向中国政府和卡塔尔政府争取各30亿美元贷款列入了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2.加强金融监管,厉行节约措施。一是节约2000亿图(约合10亿元人民币)流动支出;二是从国家预算中削减3000亿图(约合15亿元人民币),取消无必要的有关招标项目;三是减轻公民缴纳的社保金、按50%收取;四是从国家预算中再增加300亿图(约合1.5亿元人民币)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安排100亿图(约合5000万元人民币)城乡企业扶持资金,创造就业岗位;五是降低银行贷款利息,稳定蒙图汇率,减免向国外汇出和从国外汇入美元的手续费等;七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八是扶持畜牧业发展,提高畜产品价格;九是支持额尔登特铜矿的生产,加强供电、铁路、建设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形成产业互动链条;十是支持对外贸易,简化通关手续,增加进出口,减免相关费用等。

3.稳定金融市场、出台为储户提供担保的法律。蒙古国于2008年末通过了为储户提供担保的法律。此法通过后不久,蒙古一家商业银行—阿诺德银行因出现不良贷款而受到审查,一度传出可能倒闭的消息,但因为有法律保护,储户并未因此产生恐慌,从而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

(二)口岸地区采取的主要措施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我国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就采取了调整结构、增加投资、大幅度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今年政府提出了保增长、促消费、使GDP增长达到8%的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以来,国内许多行业经济指数回升,税收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与此同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边贸政策对口岸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连市政府也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扶持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一是在政策落实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税费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及时兑现市政府向企业做出的扶持承诺,对全市行政和服务性收费单位的收费行为以及收费项目、标准、政策依据等进行严格审核;二是加强银企合作,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出台宽松政策,凡在二连市注册的边贸企业,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达到200万元以上(包括200万元),按其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的2.5%给予资金扶持,同时加快非银行金融体系建设,由市政府注入1600万元资金,成立二连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帮助企业缓解贷款难、融资难问题。

四、中蒙双方出台一系列措施后的相互影响

(一)蒙古国出台应对措施后对二连口岸的影响

蒙古国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后,对稳定中蒙贸易下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国内进行举债,国际进行融资,充实了国力,增加了政府预算支出,扩大了国内需求;同时加快对国家战略大矿(如金矿和煤矿)的开发,可以提高蒙古国的外汇收入,经济也有望止跌启稳,这些无疑是重新开起了从中国进口货物所需的资金源泉。

2.出台法律稳定金融机构。蒙古国及时出台为储户保护的法律,消除了储户恐慌心理,起到了稳定金融秩序的作用,从而增加了居民储蓄的信心,同时为在蒙古经营贸易的客商提供了金融保证,提升了中国客商继续在蒙银行进行边境贸易结算的信心。

3.压缩行政开支后,减少了发行货币,稳定了市场物价,有利于蒙古货币图格里克的币值稳定。如3月下旬人民币兑换蒙币为1:220,比3月初升值了20图,回升幅度为9%。蒙图币值回升有利于中蒙边民互市贸易,为口岸旅游贸易回升提供了可能。

(二)二连地区出台应对措施后对蒙古的影响

1.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税费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出台后,使在辖区包括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相应减少了有关支出,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经营,为继续改善辖区贸易投资环境开了一个好头,释放出一种信号:二连地区继续欢迎临近的蒙古客商来华进行贸易、投资。

2.政府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积极扶持当地中小企业。企业有钱进行运转,银行同样有利收到回报,如此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蒙边境贸易回升,蒙古客商看到的合作者是二连政府支持下的边境贸易企业,增加了继续与中方企业合作、从事边境贸易的信心。给予在二连市注册的边贸企业资金扶持,会继续稳定外贸企业的经营,有利于恢复和扩大对蒙贸易。

3.由市政府注入16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二连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可以缓解一些中小企业暂时的经营困难,有利于外贸企业走出困境,企业可以在蒙古设立销售点,或与蒙古客商签约进行先期付货,分期偿还货款,增加中蒙客商团结互助、共渡时艰的凝聚力。

五、中蒙经贸走向和口岸面临的发展机遇

国内市场受投资、消费拉动,(下转第44页)(上接第56页)经济将会逐渐恢复。俄、蒙受金融危机影响,势必会出台一些刺激经济、增加贸易、减少关税的措施,从我国的政策和措施角度可以看出,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已经采取了包括投资、减税等多种措施,随着国内需求的好转,将会逐步恢复从蒙古国进口资源性产品,而蒙古国有了收入后将会恢复和扩大进口中国的货物,贸易带动口岸经济,中蒙携手一定会走出金融危机下的阴影。

蒙古国经济迟早也要复苏。中蒙经贸合作将会逐步恢复,二连口岸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既有挑战,又有不可忽视的发展机遇。

一是中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财政状况良好,经济增长依旧可观。蒙古国是与我国隔界相望的睦邻友好国家,今年又是中蒙建交60周年。建议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加大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优惠贷款等支持,这样将有助于我国获得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综合利益,以提高我国对蒙古的影响力和地位。

二是国家自治区应该出台更多鼓励进口能源、资源的措施和办法。

三是我国实力雄厚的实体企业可以加大境外投资和购买资源基地,为未来发展壮大争取有利的条件。

四是蒙古国实行“多支点”外交政策,将除俄罗斯、中国地域领国以外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也视作“第三邻国”来发展关系。

(责任编辑 秦亚丽)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2篇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个人体会来看,过去我们讲企业经营与管理,较多地重视并研究了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的目标市场战略、企业的人才战略,但对企业的环境战略讲得不够,认识的高度也不够。而前不久的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有的企业来说,甚至是致命的。

从前期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来看,也与企业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密切相关。如同样受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影响,不同企业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如有的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不能“自拔”,有的企业面对金融危机却能“从容应对”,甚至当作一种“机遇”;又如同处金融危机肆虐的“风口浪尖”企业,有的企业对经营困境悲观承受、责任归咎于金融危机“一推了之”,使企业陷入极被动的地位,而有的企业却能主动应对、及早防御、积极转化,使企业“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从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程度与后果来看,其影响程度与其带来的不同后果,不仅与企业所处行业、规模、产品性质相关,而且与企业对环境变化早期的先知先觉意识、中期的有效防御意识、后期的积极转化意识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企业的环境应变能力密切相关。

二、企业环境战略的含义与特征

企业环境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必须依赖的外部条件。从理论上说,企业环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但从前期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看,主要影响表现为: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资金紧张,融资难;生产产品积压,现金流问题严重。可见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被“卡”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因此所谓企业环境战略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上述相关联的经济环境及其变化表现出一种辨证思维、超前反应、能攻善守、化危为机的总体思想与应对规划。

企业的环境战略具有总体性或观念性、防御性、预见性特征。第一,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始终树立的总体性或观念性战略。企业搞一项投资、做一个项目,首先就是咨询。所谓咨询就主要包括做投资或项目环境分析与研究,形成投资或项目的环境机会与威胁报告以及应采取的战略与策略。研究表明,著名的跨国大公司在任何一个国家做投资做项目首要的就是做该国的投资环境机会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如正是把环境作为企业行为的首要战略目标来研究,香港、美国都把国际工程项目运作程序仅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机会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实施阶段。这表明他们对环境与机会、环境与风险的研究予以多么重视,是作为一种观念性意识在强化。第二,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付复杂环境变化的一种防御性战略。它要求企业干部与职工树立高度的防御意识,在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之前早作准备、之中积极应对。第三,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对不利环境早预见、对有利环境早准备抓先机的“预环境”经营战略。这既是企业环境战略的特点,也是制定与实施企业环境战略的要求。这一特点就是要求企业做到对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環境早预见早准备;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与新一轮经济高涨早预测、要行动不能坐等。

三、企业环境战略观念强化的必要性

企业需要树立环境战略意识、强化环境战略观念,这是由危机的规律性、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特点决定的。

第一,危机的规律性或实质性。首先,金融危机是企业环境范畴的危机。金融危机直接表现的是银行部门或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转的危机,它包括支付(挤兑)危机、货币(贬值)危机、债务(外债)危机。然而对实体企业的影响却是间接的,或者说带有环境条件上的影响性。因此金融危机从实质上说是企业面临环境变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实企业要生存与发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正象人一样,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幸运”与“坎坷”,况且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哪有个不遇到风寒感冒的?企业经营中,有时可能处于“有利”环境,有时又可能处于“不利”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企业必须长期应对的两种环境“常态”,金融危机正是企业处于“不利环境”的典型表现形式。我们既要学会和类似前几年“有利”的环境打交道,又要学会和前期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打交道。因此必须要有成熟的环境战略。同时,金融危机是“欺软怕硬”的危机。如果把金融危机比作一只苍蝇,它是专叮有缝或破损的蛋。如果一个企业肌体强壮、免疫力强,或是象我调查的那些企业一样,能实施未雨绸缪,提前应对;面对时艰,练好“内功”;化危为机,再次腾飞的全过程、全方位环境战略,金融危机就只能是“路过”,而不会侵入“家门”。这正是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重要原因所在。

第二,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必然要受经济周期性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周期表现为一个过程,运动轨迹呈现出阶段性,因此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企业的景气度是不同的,这是企业的大环境。其次,企业所处行业也具有周期性,如果一个企业处于朝阳行业,往往光明一片,就会感到规模不大,钱不够用。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夕阳行业,总感到市场已饱和,需求在下降,就会感到规模太大,钱花不出去。再次,受经济周期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的感应是不同的,企业需要随经济周期变化对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可能带来的外部环境影响实施应变性管理。最后,经济周期性的矛盾往往与各种危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搅和在一起。一般来说,如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如果处于经济周期“顶部”,表现出如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需求创造不出来、对外依存度极高等经济周期的“顶部”特征,遇到突发的金融危机,破坏性更大,解决起来更难。也正是因所处经济周期阶段不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正是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经济周期性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因此,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就必须遵循经济周期规律,把握好企业经济上下的“幅度”或“界”,对企业一切经济行为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约束与管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在企业实际中,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产品、产值、市场等客体运动的,都有适应客观环境的一定之规。另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自身的决策、计划、与客体发生经济关系,表现出“主体”的运动轨迹。主要原因是:一是逐利性。从企业本性讲,哪个企业不想多赚钱?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容易逆环境而为或是在顺境中“忘乎所以”。二是独占性。企业一般对市场具有天然的独占心态,市场只有一个,而窥视者千千万万个,竞争天生具有“排它”性、“独占性”。这种唯一的竞争取向使不少企业为了独占市场孤注一掷,在顺境中得到超常规发展,在不利环境下终于“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三是企业家人本性。如有的企业主要领导者在企业个人威信极高,胆子很大,摊子铺得大,融资成本天高,在金融危机下处于极被动境地。职工反映“这个人胆真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四、企业环境战略实施的战略要求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优秀企业在当时金融危机下适时制定与实施了自己的“经济冬考”战略。有些政府部门也提出了抵御经济危机、改善企业环境的“口号”与措施,这些战略、口号、措施虽各有所见,但归结起来是从金融危机环境的事前、事中、事后,且是针对企业所受危机环境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金融环境变化、市场环境变化提出的战略设想。把各种设想综合起来,且从总结经验与教训的角度,笔者认为,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应注意突出以下战略取向。

第一,培养企业决策者“辨证思维”的头脑。基于企业本性的逐利性、独占性及企业家的人本性分析,企业应付复杂环境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激情与理性相辅,关键在于培养企业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与企业行为过程中树立“辨证思维”的头脑。从当时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企业案例来说,平安的巨亏、东航的陷阱、房地产的泡沫、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在经济过热或经济顺境下实施“走向国际”、“套期保值”、“超额利润”、“全球规模第一”等企业经营战略的后果。就单线条思维而言,如竞争、机遇、利润、产能、国际化,这些在过热或有利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企业家胆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徒然的经济危机下,这些企业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考验,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这些企业的后果虽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或多或少暴露出了企业在竞争与防御、机遇与威胁、利润与风险、产能与档次、有利环境与不利环境等战略思维上存在的“弱点”。因此我认为,培养企业决策者“辩正思维”的战略头脑,是企业环境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

第二,实施“能攻善守”战略与策略。基于企业经营环境是复杂的、暂时的、变动的,且环境变化是永衡的、绝对的分析,这就要求企业经济行为无论在有利环境下还是在不利环境下都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并随环境变化提早预防、从容应对,与环境保持和谐状态,采取顺势而为的企业行为。因此,企业应对环境的变化不定性,必须实施“能攻善守”环境战略。如果说在当前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下实施“能攻善守”战略是顺势而为,那么在有利环境下能实施“能攻善守”战略却是有难能可贵的“先见之明”。某电工企业借国家电网分家、电力建设加快的有利环境,企业发展为一个大的集团。然而企业决策者根据行业经济周期规律与国家经济“太热”环境,较早意识并提出了可能下降或“变局”,在有利条件下就提出了带防御性的环境应对战略——“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从2006年开始就做了相关应对措施,如抢先一步采取了“向高端产品转型;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客户;抬高技术门槛;压缩应收款;搶先一步“融资”等应对措施,使企业安然无恙,企业负责人理直气壮反映“未受大的影响”。

第三,克服盲目蛮干,强化企业“限值”管理。任何企业及其所处行业都具有经济周期性特点,往往在景气度“顶峰”时会忘乎所以,在回落时会悔之当初。这种经济大戏仍在循环往复地重演。如去年所表现的煤碳、石化、有色金属企业分享行业盛宴时,所出现的大量在决策、投资、经营、管理、甚至分配上的超“限值”经济行为;而今年钢铁企业从顶峰回落,盲目投资已结苦果,化纤企业也深受产能增长过快之苦。恰恰都是当初盲目投资、产能失控铸定了今天的结局。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认为,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规律,防止“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迫切需要企业在所面临客观环境的复杂关系中把握自己的运动幅度,使自己在一定“限值”内稳定运动。因此,这里我提出强化企业限值管理问题。任何企业经济行为都有一定的运动轨迹,有自己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都有一个幅度或界。把企业经济活动纳入限值范围内,切实实施“值”的规约、防御、警告、制止等的管理行为,就是企业的限值管理。其管理运行要点是:第一,对企业经济活动周期及各个运动阶段即投入、营运、产出,在宏观上根据预测对其上限下限进行界定或规约;第二,对企业重要要素如产品、设备、资金等及企业重要经济指标如产值、利润等,根据上述上下限要求建立由单个值集合成的企业系统限值体系,在企业管理中根据标明的限值信息进行调控,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栏杆”设防;第三,当企业经济活动某个环节某个要素及指标出现“临界”或“越界”时,无论何种原因,也无论经办责任人有何许诺,都要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坚决制止。这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较有现实意义:一是使一切企业经济活动适度进行。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经济周期阶段,也无论环境如何有利、效益如何好、竞争力如何强,都要保留一个蓄量,有一个退的回旋余地;二是从根本上约束主体。既包括企业经济的决策者,也包括企业经济的执行者;三是明确值限管理的中心是值限或界,界是管理中的秩序规则,一旦某一经济行为临界或越界,无论何种原因都要坚决终止。从而避免企业错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四,寻求恶化环境下的各种保护。一是行政保护。即让上级主管部门与领导多了解企业的困难,主动建立与政府、行业协会与本企业的信息沟通网络,让政府及各部门对本企业的困难“心中有数“,以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因上下“一条龙”实施“帮扶”时处于有利地位。二是经济保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为了保增长、调结构、拉内需,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各级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惠经济政策,企业可在银行贷款、项目发展、技术改造、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支持。三是法律保护。在危机时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极易受到不法伤害,对于可能出现的加大企业困境的“断供、”“毁约”、“侵权”、“无理退货”等行为,企业要运用《公司法》、《经济法》、《合同法》及专利权、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等有关法规来保护自己,使企业安然度过经济“寒冬”。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基本原理,并就历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每一代模型都在其局部范围内解释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在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指导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但三代模型所研究的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都仅仅是对危机现象的表面描述,没有追寻危机原因背后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西方学者只能就每次危机作出现象的解释,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预防、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因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 演化路径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 (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1+R。再假设投资者也有两种类型:两类投资者在初期(T=0)均只有1个单位资源,但是他们的消费预期不同,第一类投资者会在第1时期消费,第2类投资者会在第2时期进行消费,假定两类消费者均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如果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他们就会选择与自己相对应的投资类型:第1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1类投资,第2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2类投资。但是,假设在投资初期(T=0),两类投资者均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只有等到第1期期末才知道自己的类型,这时两类投资者如果发生消费与投资类型错位,他们都要发生损失:如果第2类消费者选择了第1类投资,他面临的损失为L1=(1+H)2-(1+R)2=(H-R)(H+R+2),如果第1类消费者选择了第2类投资,其损失为L1=(1+R)-P。其次,一般模型的应用。假设有一家银行并不知道投资者的类型,但是清楚两类投资者的长期比例关系:假定第一类投资者占两类投资者的比例为?姿,相应地第二类投资者的比例则为1-?姿,这时银行将两类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将既定的资源按照?姿:(1-?姿)的结构对两类投资项目进行分配,这样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投资者获得自己的预期收益,即第1类、第2类投资者分别获得1+R 和(1+H)2的报酬。因此,银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创造流动性的中介机构,即将非流动资产转为流动性资产,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不过,银行为了消除所有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满足他们预期收益的时候,自身却面临遭遇“挤兑”的风险。原因在于:假设社会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政治变革、经济危机以及其他预期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在第1期期末所有第2类投资者要求提前支付存款,这时银行就遭遇破产的危险,因为存款人之间、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会出现当较多的存款人到银行取款时,很容易导致其他存款人参与进来。当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属于类型2的存款者预期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有限,也会提前要求支付存款,从而削弱了银行的整体信用能力,该银行就会出现信用危机。此外,一个银行的信用危机会动摇其他银行的信用能力,造成流动性恶化,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传染效应”。当某个银行或某一个地区的存款人出现挤兑现象时,其传染效应可以迅速演变成大范围的金融动荡,而挤兑风暴可能会渗透到整个银行系统,从而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金融恐慌面前,银行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会通过增加储备来改变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能力预期,让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充满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速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到来。因为某一银行为了增加储备资金,其途径主要是变现T=2时期的资产,而实现变现的方式主要是提前收回贷款、银行系统外借款、同业拆借以及出售债务等等。当所有的银行都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信用支付能力时,大量的银行资产进入资产市场,从而会导致银行资产价格过低,银行损失重大,当银行所获取的净资产低于需要在T=1时期支付的债务时,银行就面临破产的危机。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 (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政府无能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 = 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2]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财贸经济》1999年第3期。

[3]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4]Paul. Krugman.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1979 .

[5]Flood,Robert and Peter,Garber.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ome Linear Examp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4.

[6]Diamond, Douglas W. and Philip H.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

[7]Paul. Krugman, What Happen to Asian?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8]Paul. Krugman,Fire-Sale FDI. 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9]Paul. Krugman,Balance Sheets,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Financial Crises,Mimeo, Cambridge,MA,MIT,1999.

[10]Maurice Obstfeld,Models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编辑 梁 恒)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4篇

胡释之,原名胡晓翔,宏观经济学家。因在凤凰财经频道《财知道》节目中点评经济政策和热点的麻辣姿态,引发广泛争议。他在节目中抨击政府滥用货币政策把企业折腾成“猪”;他调侃地方官员亲吻中央政府批文的照片,将之比喻成“吻增长”。他是一名彻底的自由市场派,坚定地认为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对市场的扭曲。有人把他比作“经济学界的韩寒”,他反驳:“韩寒都没有上过(大)学!而我最初可是一板一眼地走学术这条路的!只不过,后来慢慢淡化了这样的身份。”

欧元集团1月21日任命荷兰财长杰罗恩·戴森布鲁姆(Jeroen Dijsselbloem)为新主席,任期两年半。戴森布鲁姆表示,将继续结成银行业联盟的道路、坚持稳固的财政政策和聚焦于稳定增长的经济政策来巩固欧元区增长的信心。戴森布鲁姆的就任,与荷兰仍然保持主权信用3A评级不无关系。戴森布鲁姆执掌后,将软化此前欧元集团由右翼主导的强硬政策。不过,戴森布鲁姆缺乏专业背景也遭外界质疑。无论在2000年后担任议员还是政府部长,他从未完全离开过农业领域。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5篇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720个,调查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单位产生了影响。其中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影响最为严重。金融风暴对企业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订单减少,企业面临减产或停产压力,客户还款时间延期,员工福利薪酬成本带来巨大负担,需求疲软,产品面临定价压力以及库存产品滞销等。

88%的被调查者表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单位产生了影响。其中沿海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等地区外资企业影响最为严重。不同城市类型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差别不大,可见金融危机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主要和区域有关,和城市规模关系不大。到目前为止受影响最小的是中南各省,但即使如此,也有77%的被调查者表示本单位的业务受到金融风暴冲击。

总体来说,会计师事务所(80.36%)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于企业(90.75%),受影响最小的是行政事业单位(75%)。但其他类型企业因样本量较小,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此次金融危机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外资企业,有92.59%的欧美外企和94.34%的其他外企的投票人表示本企业收到了金融风暴的影响。紧随其后,87.87%的民营或集体企业被调查者表示本企业受金融风暴波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情况相对较好,比率为81.71%。

在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方面,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金融证券、保险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农、林、牧、渔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其他行业的被调查者样本量较小,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金融风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要略大于非上市公司。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涉及的方面主要为产品需求下降、业绩预计下降,部分公司的重组计划也因金融危机而夭折。

在提出企业理财建议方面,超过9成的被调查者站在财会运营的角度,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发现了所在工作单位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然大家都认识到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但在平时的工作中难以付诸实践(33.41%);其次是成本核算薄弱,在原材料或人力成本方面形成的浪费,抬高企业成本(20.33%)。

9成以上的被调查者针对金融危机已经或可能给所在单位带来的影响,站在财务角度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其中涉及建设和完善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中高端领域(25.3%);完善日常工作中的财务制度(16.40%);暂停部分项目、缩减人员、减少日常开支等方式收紧支出(14.73%);通过加强货款回笼、不赊销产品、大宗产品收定金、以销定产等方式回收资金(14.03%);以及加快处置存货(1 1.27%);争取金融机构支持,度过融资难关或延期偿债等(8.65%)。

在金融危机对从业人员个人工作影响方面,学历、性别、年龄等对工资奖金的变化影响不明确,女性被裁员的风险略高于男性,被裁员危险最高的年龄段是26~30岁之间。在单位中的身份越低,被裁员的风险越大,约有9%的普通工作人员有被裁员的危险,而高级管理人员的裁员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资企业被裁员风险最大,欧美外企为11%,其他外企为8%,其次是民营或集体企业,被裁员风险在7%左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仅占1%左右。六成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基本工资虽然不变,但年终奖和其他奖金的数额减少;16%的被调查者表示由于裁员,岗位合并,工作量加大,但薪酬待遇减少或维持原水平;基本工资与奖金或年终奖均有缩减的占12%左右。6%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面临裁员的危险。

38%的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后用人单位进人更谨慎,27%的被调查者认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明显的仅限于低端岗位:中高端岗位的需求依然存在。23%的被调查者自信只要个人业务素质过硬,即使在金融危机下,仍可以找到希望的工作岗位。只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单位都必须设置财会岗位,金融危机对财会就业影响不大。

除专业技能之外,70%的被调查者认为管理知识,50%的被调查者认为法律知识以及56%的被调查者认为掌握一门或数门外语对财会人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仅有3%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财会人员仅需要学好专业即可。另外很多投票者认为微观、宏观经济领域、文学、历史、哲学的知识甚至理工科类知识对实际工作都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实际工作对财会人员的能力要求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仅仅掌握会计专业知识,远远不能达到实际工作的需求。

金融危机对工作产生了影响时,超过55%的被调查者表示要在工作之外充电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有17%左右的被调查者尽管不在裁员范围内,但仍考虑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换到相对稳定、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不大的行业或工作单位;15%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减薪或工作量加大的现实,等待经济好转,待遇恢复到原有水平;5%左右的被调查者预期自己在裁员范围内,已做好寻找新工作的准备;表示对外寻求帮助的被调查者不到4%,其中寻求心理咨询的不到1%。仅有4%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额外的计划。

对不同学历的投票者进行分析显示,表示打算在工作之外积极学习充电的本科和专科被调查者,明显高于硕士及以上被调查者。学历越低,预期被裁的比率越高,打算寻找新的相对稳定工作机会的比率也越高。学历越高,接受现实按兵不动,等待经济好转的比率越高。

女性被调查者打算寻找新的相对稳定工作机会的比率明显高于男性(27%VS 22%),打算工作之余充电的比率也略高于男性。不同年龄的投票者,打算工作之余学习充电比率最高的年龄段是31~35岁之间,达到83%,其次是30岁以下年龄段,在81%左右,41及以上的被调查者这个比率下降到63%。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对所在或其他行业的影响,对自己的中长期职业规划作出了调整,41.19%的被调查者计划在实践工作中,通过实际案例,丰富工作经验,提高业务素质;33.28%的被调查者打算通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注会考试、注税考试、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等,进行充电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拓宽就业机会;而19.90%期望能够通过努力从一般财务人员向管理者或领导者转变。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第6篇

危机管理金融危机时期,如何适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化危机为机遇,成为我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在简述金融危机给企业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造成的冲击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1从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及其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世纪性、严峻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危机的余波正一步一步的波及到中国好多层级的企业。国内企业纷纷采取措施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到来,大部分现存的企业为了削减人力成本纷纷采取裁员或者降薪的行动。部分企业,从高级管理人员到一线工人的所有层级其薪酬和奖金都被削减,危机时代的热门词汇就成为裁员和降薪。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直接影响到了市场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及价值重估,这不仅对企业结构整合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也提出了新挑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既定目标和责任,又如何通过企业的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相互作用来实现来完成。在目前这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考虑的第一步是应当怎么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来确保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都处在在高增长经济环境下,危机管理意识和面对经济危机来临的应对意识相对薄弱,在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缺乏切实的感受和理解,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企业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进行积极应对。企业要有“防患于未然”危机管理思想,一旦面临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验进行应对。

2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2.1“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威胁企业内部和谐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采取了裁员减编缩减费用等措施,这样的做法,不但严重伤害企业声誉,还会在企业留下来的员工中引起恐慌和抗议,影响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从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许多隐患。大规模的裁员后,常常会出现团队整体士气低落从而导致的突发性的大规模辞职活动。大大增加劳动争议的发生量。劳动争议一旦发生,无形这中就成为了一种“内耗”,这样在实际上是增大了企业的成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大大影响员工的士气,对于遭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公司的管理者在匆忙间去招聘和培训新人,一是会产生人工成本的增加,二是新聘人员不一定能胜任岗位。这样反复盲目操作最终将影响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扰乱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因此,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对于一个致力于长远发展的企业不能简单地将裁员看作是一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手段,应谨慎对待裁员,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裁员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2.2“迅速降薪”将使企业散失凝聚力,应变剧烈降薪为合理调整薪酬结构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采取降薪做为另一重要措施。减薪容易引起员工的恐慌,这些问题处理不善,就容易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到企业内部的和谐。据调查,有的企业的员工收入在危机时期平均减少了60%以上,企业通过缩减员工的各种福利、津贴和补贴的方式降低员工的薪酬,改变薪酬中工资部分的待遇。有51%的企业承认有可能取消年会及其他员工福利;有53.7%的企业削减差旅开支及娱乐费用。有47%的企业制定缩减政策按统一规定降低员工的工资,有65.4%的企业采用增加人员轮流上岗的方式减少员工的工资支出。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幅度降低薪酬,在危机时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通过改变薪酬结构的方式来使企业的薪酬发放更加有效率。比如可以和员工讨论加大绩效奖金的力度,让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合理浮动薪酬,让员工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这样在组织流程再造的过程中是可取的。如果只是统一降低薪酬总量而不调整薪酬结构的方式,将打击高绩效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

1业内部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反而不利于员工共同努力度过难关。可以让每个员工都制定成本降低计划,让每个项目都有指标,授权员工参与企业的成本管理。这样在企业的整体预算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员工的收入也不一定有所下降。同时可以所取各种政策鼓励员工为了企业的前景而拼搏,让个人利益和企业的集体利益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保证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所以说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不是忙于裁员、降薪,而是应当为了企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选择适合自已的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

2.3“培训冻结”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许多企业,为了走出危机,节约人工成本而冻结培,培训与开发成为企业被理所当砍掉的成本。经济危机使得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装备更新提高人均产出,以此做为走出危机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管理,培训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从而通过提高人均利润使得“人均相对成本的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企业在此时冻结了培训。就剥夺了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得不到提升,员工生产率低,产品合格率低,企业的利润就得不到增长,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式将使企业在走出危机的道路上作茧自缚

保证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在实践中,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3.1谨慎裁员,注重效率为先的人力资源动态配置

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控制问题,而应以调整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优质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分层分类对待。比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某一类人才、某一类员工进行总量控制;而另一类人才要大量引进。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相关企业人员的流动,使企业所需的一些关键核心人才比以往经济景气的时候容易获得,因此企业可以借机采取人才置换的方法,在裁员时通过细致的岗位分析,适当削减一些非核心岗位的人员,用节省出来的人力资源资金引进一些企业急需的关键核心人才,加强核心人才储备。企业要注重以效率为核心进行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如对企业的其职务体系进行规划,实现职务体系跟任职资格体系的有效衔接,实现人在组织之中,人与文化、人与专业、人与岗位动态的有效配置。同时,可通过实施精细化运作,强化预算管理,控制显性与隐性等两个层面的人工成本。

3.3重视培训,珍惜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的经营重点的转变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使得培训这件花钱但立足长远的事情处于尴尬境地,短期利益与长期矛盾如何平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企业或个人修整的最佳时期。一方面,企业用更少的成本对员工培训,既有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激励员工,提高员工归属感。另一方面,员工个人可以根据工作中出现的短板合理制定培训计划,以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为下阶段工作做准备。因此企业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业培训应该要求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讨论个人的培训需求,同时企业可以根据对未来可能涉及的新的业务领域的分析制定技能和知识培训课程,采取不脱产的方式进行员工的在职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分析员工评价数据。如果企业的评价体系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企业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需要改善这一个功能。这是关于“谁还需要培训什么”的主要信息来源。当然,也可能有时会被企业指定,为了实施新的质量或生产系统而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在培训中可以引入员工援助计划,强化员工压力疏导。在经济危机时期,

企业应该更清楚认识到,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留住人才,并使人才成长与发展,才能留住企业复苏的希望。

3.4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以和谐促发展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应该以劳动用工的调整和劳资争议的预防为中心,完善和加强管理调控机制,化解劳资矛盾,预防劳资冲突,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预警机制,企业要未雨绸缪,要构建好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并且制定自己的劳动关系策略,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越是危机时期,越好保证企业员工团队的士气,形成企业和员工为集体和个人的发展勇担责任,以结果为导向,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以和谐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经济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配套工程,做人力资源决策要跟整个公司的战略相结合。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将使企业各层面都认识到人力资源战略重要性以及人力资源对企业变革的支撑能力,强化了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强化了人力资源与企业业务的统一性,也强化了人力资源变革的管理。企业应采取合适的策略去调整自己,去应对危机的挑战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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