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采访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引导涉检网络舆情是检察工作在科学发展语境下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对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分析了涉检网络舆情危机起因及主要特点，提出了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对策，籍此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共同促进对建立基层检察院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工作机制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检察舆情危机应对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正以其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的显著特点超越传统媒体，成为重大事件公众知情的“第四媒体”。由网络引发舆情危机也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人民对正义的表达，对真相的渴求，往往极易点燃民众的探讨激情，迅速将一个普通事件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危机。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涉检事件越来越多，从“内蒙古阿荣旗女检察长豪车案”、“北京康达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案”，无不展示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态势和对检察工作的巨大影响。基层检察院处在执法办案第一线，是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因对某些问题处置措施不当，常常被网络关注，由此引发网络舆情危机。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各级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投入到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来”，“使网络舆情成为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的强大动力。”如何正确应对网络舆情，消除网络舆情危机对检察机关的负面影响，是新时期摆在基层检察机关面前的新课题。
一、涉检网络舆情概念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网络空间的映射，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网络舆情形成迅速，对社会影响大，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涉检网络舆情，是网络舆情的一种，即与检察工作相关的网络舆论情况，具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涉检相关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通过网络对涉检问题和检察工作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它是较多民众因此而表达出来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
二、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起因及其特点
（一）基层检察机关涉检网络舆情的起因。
1、自身办案质量不高引起案件瑕疵。在检察工作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对办案质量标准认识不统一，对办案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工作疏漏等现象，致使发生案件质量问题，损害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形象。部分案件当事人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案件的瑕疵之处，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由此引发网民对检察机关的声讨, 进而造成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质疑或者直接与检察机关对抗，导致检察陷入被动，最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引发网络舆情危机。
2少数干警滥用检察权，以权谋私，破坏司法公正。不可否认，在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内部队伍建设的同时，也存在极少部分干警执法不严、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使网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机制和检察队伍形象产生不满。该类事件曝光后经各路媒体传播放大，民众开始利用网络围绕已发生的事件进行炒作并扩大其影响，形成规模浩大的网络舆论大潮，尝试以舆情监督公权力，最终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效果。
3、部分群众对法律、制度的误解以及个别网民曲解、捏造事实。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络很容易成为网民们发泄情绪的空间，很多舆情表达伴随着一些非理性化的情绪。部分群众对法律依据和相关制度本身不够了解，对官方不信任，存在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掩盖事实真相，利用部分网民对官方的不信任，发动网民通过舆情来宣泄情绪化、偏差性的言论并企图产生共鸣，给检察机关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4、媒体与司法的永恒冲突，不可调和。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司法界和新闻界永恒的话题。司法要求的权威性、封闭性与传媒固有的开放性、透明性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司法权威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媒体监督对司法权威具有天然的侵犯性。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司法裁判重理性分析，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如上所述，媒体与司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需要面临网络舆论的挑战。
（二）基层检察机关涉检网络舆情的特点。
涉检网络舆情与一般意义的网络舆情有很多共同性，如突发性、广泛性、难以控制性等，但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对象特定性。涉检网络舆情的关注点是检察人员、检察机关和与检察机关相关的业务活动，他是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检察权以及与检察人员自身的有关情况加以关注。
2、敏感度更高。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凡是涉及权力因素的事件，往往容易形成网络舆情甚至网络群体性事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所办理的案件如职务犯罪案件，涉及案件当事人的名誉、地位、人身自由，影响大、敏感度高，比其他事件更加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
3、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由于涉检网络舆情对象的特殊性，舆情对涉检案件的关注往往因案件本身的复杂而持续扩大，网民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一直要持续到事情处理结束，甚至在处理之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持续时间会更长。
三、基层检察机关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存在的问题
纵观近年来基层检察机关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方面的做法，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对涉检网络舆情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从近年来一些检察机关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置情况来看，各地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作缺乏预见性，对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认识不足，对于较早就发现尚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一些内容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故意制造是非的论坛帖子或博客，却任由其存在，不积极与网站负责人联系沟通，向其阐述事实真相，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处置，最终导致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严重破坏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的形象；有的对预警中所含深层次信息没有及时掌握，没有及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后果估计不足,造成被动。如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长豪车事件，在舆情预警期，事发单位不重视，错失有效时间；有的经新闻媒体曝光后，以拒绝采访的面孔出现，增加对立情绪，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的指挥缺乏统一性，多头指挥，决策迟缓，有关部门层层汇报，不能及时果断处理。
（二）引导和控制网络舆情危机机制相对空白。
目前，对于网络舆情危机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应对工作机制，检察机关也不例外。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网络监督， 从2008年开始专门组织力量收集并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政法网络舆情》周刊，但其侧重点放在收集涉及政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网络舆情上，而在如何应对和处置涉检网络舆情危机方面显得相对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对策和措施。特别是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对涉检网络舆情更未形成化解矛盾、处置舆情危机的应对机制，导致在处理涉检舆情危机工作中缺乏预见性。对预警深层次的信息没有及时掌握或者没有引起重视，不能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造成工作被动，决策迟缓，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对立情绪，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缺乏专业队伍及应对方法技巧，化解危机乏力。
一些检察机关在处置网络舆情危机时，出现诸多失误，引发群众不满，导致事态升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草率作出结论。在没有对事件深入调查之前， 就草率作出结论，引起媒体和网络的不满。二是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涉检网络信息评论出现在网络上的24小时内，是应对网络舆情的黄金时间。在事件发生初期没有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公布有关信息，而当网上出现种种猜测后，又没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不少群众相信了网络传言，小道消息占领了市场。三是应对网络舆情时对待广大网民态度不诚恳，导致事态逐步升级。如湖南省某基层检察院干警谢某为维护其单位形象，与记者在论坛上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发展到对其人格攻击。因此，在处置网络舆情危机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众声喧哗”等做法，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要求。很多事件老百姓都认为是官官相护，如果采用“封锁隐瞒”的做法，形同欲盖弥彰，会加重民间的猜疑和想象，使问题无限放大，从而加剧民众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
三、基层检察机关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构想
如前所述，网络舆情危机出现，极大地破坏检察机关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检察机关公信力的树立。而基层检察机关对涉检网络舆情不重视，应对机制空白，应对失策，直接导致检察机关陷入网络舆情危机中。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功效也有负面功效，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避其害而用其利？笔者根据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因及特点规律，从构建应对涉检网络舆情组织保障、控制机制，积极应对、引导机制和预防长效机制三个方面着手，对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网络舆情危机机制作如下初探。
1、建立涉检网络舆情组织保障、控制机制。一是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明确由专门人员负责开展涉检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应对和评估工作。二是由专职人员负责对涉及本院的舆情进行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通过实时巡查的方式随时掌握舆情动态，并在发现涉检网络舆情或突发事件后及时进行预警与信息上报。三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对涉检网络舆情进行汇总、登记、总结和甄别筛选，通过跟踪分析和研判，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热点和焦点，并提出处置意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四是按照涉检舆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涉检网络舆情分为特别严重、严重、一般、轻微四个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形成舆情危机，立即启动处置舆情危机应急预案，做到有备无患。
2、建立涉检网络舆情积极应对、引导机制。一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在黄金时间内处置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开始出现苗头的24小时内是处置舆情危机的黄金时间，72小时是有效时间，在此时间段里快速反应，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正确、权威的检务信息和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工作情况。这样处置网络舆情就可以防患于未然，防止网络舆情事件继续扩大化，正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二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当舆情危机发生时，情况不明朗、信息不完整，极易导致人们主观猜测与种种传闻。因此，通过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准确、持续地发布信息，有利于减少流言和谣言传播，及时让媒体了解事件真相，杜绝小道消息和杜撰新闻占据舆论空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危机处理中争取到广泛的理解、合作与支持。三是建立应对网络舆情诚信机制。网络舆情危机形成后，要以尊重客观事实为第一原则，以客观诚恳的态度对待网民披露的检察信息，虚心接受网络监督，对于网络发现的工作问题和人员问题，不护短、不避讳。以理性、平和、冷静、开放的姿态与网络、媒体对话，维护和打造检察机关尊重群众、对人民负责的良好公众形象。
3、建立应对涉检网络舆情分类处置、联动机制。一是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分类处置机制。即对出现的网络舆情，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置。对网民反映情况属实或有一定根据的批评性网络舆情，坚持以积极回应、主动引导为处置原则，及时纠错、公开答复，争取工作的主动性及靠前性；对于反映情况失实或恶语中伤的，要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对于不当炒作、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事件的，要依靠党委和上级院的领导，依法妥善处置；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做好有关解答。二是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坚持与各路媒体特别是当地媒体做好常态化和突发事件状态下的各种联系，定期召集开会，加强沟通，保证事件发生后，能形成应对舆情危机的合力，利用各大媒体强大的舆论优势，形成网络对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的主流声音，抢占舆论先机，掌握发言权，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4、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危机预防的长效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检务公开”机制。除了涉及办案秘密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外，都对外公开，增强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消除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认识误区，维护检察机关良好形象，扩大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增强检察机关对容易引起网络舆论热点问题的免疫力，减少舆论演变成网络舆论危机的可能性，把握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主动权。二是建立队伍廉洁机制。基层检察机关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内部监督，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形成一套“不愿为”的教育防范机制、“不能为”的监督评价机制和“不敢为”的惩戒处理机制，树立检察机关公信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感。所谓正己才能正言，这样才能降低舆情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预防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发生。
参考资料：
[1]、李卫华、赵延安：《浅析新时期检察机关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当代学术论坛
[2]、匡乃安、何正华：《涉检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治论坛17辑
[3]、赵志刚: “检察机关如何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载《中华新闻报》2009年8月13日。
[4]、钱贤良: “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期网络宣传培训班举行”, 载《检察日报》2009年8月11日。
管理者采访范文第2篇
青春伴梦想齐飞
内大学霸宿舍六姐妹
全部成为研究生
文字：李耀伟 方怡鹏 薛冰洋 杜佳静
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在众多学子还在为自己的前途而迷茫的时候，内蒙古大学南校区2号楼131宿舍的6名女生已经全部上了研究生，6人都是同学们眼中的学霸，而她们所在131宿舍也被同学们称为“学霸宿舍”。更难能可贵的是，学霸们除了学习能力一级强之外，还担任学生干部，组织过学院内各项活动，其中几个还能歌善舞，参加过校园舞蹈表演。
这6位姑娘都是我校哲学学院2011级的本科生，她们是刘琪、张毓芳妃、曲一歌、秦乐、李慧霞、赵丹蕾，分别通过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复试。为什么她们都成了全面发展的学霸?让我们带着问题走进她们的世界。
梦想为马，随处可栖
在别人的眼里，哲学是个枯燥无趣的专业，坐着万年冷板凳，只有考的不好或是被调剂才会分到这个专业，但是对于她们来说却并不是这样。这些自信乐观的女孩对记者表示：“我们是为了兴趣才来学习的这个专业，深入其中你才会发现哲学的乐趣，大部分人都被哲学冷冰冰的外表屏蔽了，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向更高的哲学平台迈进。”
哲学导论、哲学通论、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兴趣是她们在别人欢乐的时间“啃”这些专著的动力。“你们不担心这个专业的就业问题吗?”“我们学习的是工作的方法而非技术，都说哲学难找工作，但是全国大学生大部分不也是专业不对口嘛，我们不担心这个问题。”秦乐自信满满。
每天6点起床去图书馆，有时候楼道灯还没有开，几次三番连清洁阿姨都认识了她们，中午11点半吃饭，然后回宿舍休息，下午从2点一直学习到10点，然后回宿舍休息。这样的在常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学习，在兴趣的支持下却充满了梦想的光芒，“我想多出去走走，学了这么多也发现了自己还很不够，学到的只是一些基础的理论。”张毓芳妃向记者表示。
谈及在学习上的互相帮助，几位姑娘坦言相互间的影响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决定考研之后，几个人每天一起早起，一起复习，一起深夜苦读。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懈怠了，其他人就去打气加油。
说到给学弟学妹们的学习建议，刘琪想了想说：“平时除了要要多多积累，多关注考研动向，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这样才能有备无患。”
戮力同心，携手并进
宿舍六人，她们关系如亲姐妹一般，平日里心照不宣。大学四年的时光，她们一起去图书馆、一起上自习。四年过去了，无论谁的生日，她们从来都是一块庆祝。大二迎新晚会前，她们整个宿舍准备了手语表演，晚会时给全院师生呈现了一出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全院师生的掌声。她们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在合作的基础上竞争，达到一起进步的目的，她们自诩为“精英宿舍”，就是为了变得更加优秀。 “记得大一那会我参加演讲比赛，她们帮着我改稿子，帮着我找音乐、修改PPT、准备服装等等，比赛时，还全部到场为我加油助威，这一切我非常的感动。”刘琪微笑着环视舍友，“能认识她们，是我在内大里最美的风景。在大学四年的真挚感情，将是我们一生宝贵的财富。”
全班31人，其中17人成为研究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都有人考上。张毓芳妃激动地说：“上一届的学长学姐都没人敢报考南开大学，我们班有3人报了并且考上了，厉害吧。”取得这样的成绩，和他们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大二下学期，全班每个人基本都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己的规划，无论是考研还是工作，都开始做准备。
“彼此报考的大学，大家都彼此了解，如果几个人一起报考同一所大学，就相互协商，根据自己的条件再报考其他的学校，以免冲突。”曲一歌告诉记者。
李慧霞接着说：“我们考研的同学还共享考研的相关信息，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合作共赢，她们宿舍的考研历程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词。
亦师亦友，相伴相惜
班主任景剑峰老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对六位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各方面都很照顾。提到景剑峰老师，她们纷纷直言景老师是一位良师益友。曲一歌说：“像我们外地的学生，每次团圆的节日我们家远不能回的时候，老师都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让我们感到有家的温暖。”
“景老师对我们班里的每个人都特别的了解，平等对待班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有景老师，我们班的关系特别的和谐融洽。”张毓芳妃补充。
“每次考试前都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重点，复试时要重视哪个方面，有了老师的指点，每次上考场都有种踏实的感觉。”刘琪向记者说道。
正是有了景老师这样负责任的老师作为她们的后盾，在遇到困难时她们不会退缩，每天都怀着满满的信念学习，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班主任，这届的哲学班才会有超过半数的同学都成为了研究生。
品味生活，不只是学习
虽然被同学们称为学霸，但是她们的大学生活却也喜欢玩，只要是喜欢做的事情，她们都会挤出时间放松自己的心情。在大学的课余时间较多，她们不仅认真努力地学习，而且还参加各项活动，活跃在学生活动当中，既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又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大一的时候，她们都加入不同的学生组织，像学院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职业发展联盟等学生组织。刘琪、张毓芳妃还当过学生干部，工作能力很强。她们中的张毓芳妃弹钢琴特别棒，李慧霞、曲一歌、赵丹蕾歌声很好听，刘琪跳舞很厉害。她们合理安排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学习和工作两不误。
相比于自己的个人世界，她们更喜欢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无论是吃饭、逛街，还是郊游，踏青，我们可是不可分割的集体哦。”李慧霞笑着向大家眨眨眼。
“我们之前去五一水库，除了曲一歌，所有人掉下了水，当时还有男生在场，好窘迫的说。”赵丹蕾从李慧霞旁边伸出脑袋，舍友情谊显露无疑。
别人眼里，真的“好腻害”
“学霸宿舍”的光荣而又励志的故事渐渐地在整个内大传开，成了大家集中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学校老师们和学生知道，就连宿舍楼里的保洁阿姨都在议论，“一个宿舍6个菇凉都上研究生啦，好腻害。”
记者专门在校园里对部分同学及老师进行了采访，听一下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团总支书记潘兆云向我们说道：“这几位同学平时除了爱学习之外，在学生活动方面也很积极，刘琪同学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张毓芳妃同学担任团总支兼职副书记。平时的学生工作丝毫没影响她俩的学习，其他同学也在各种比赛和晚会中有积极表现，可以说她们的成功与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对于自己学生在校园的走红，班主任景剑锋老师则冷静表示：“考上研究生是一种结果呈现，应当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学习、考研、工作，都要从一点一滴抓起，切勿急功近利。”
“其实说吧，在朋友圈里第一眼看见这个消息，以前都是别的学校，这下身边就有这样的“学霸宿舍”，是蛮感觉到惊讶和为学校自豪的。我们身边也“藏龙卧虎”，她们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榜样。”来自历史与旅游管理学院的13文史哲基地班的赵磊说道。
而作为将她们事迹传到网上的同班同学范蒙，对记者这样描述她们：“她们四个平时学习认真、踏实，宿舍比较团结友爱，每个人都很优秀，而且还号称“精英宿舍”呢。她们在备战考研的时候，大三的暑假都不回家，特别努力用功，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管理者采访范文第3篇
采访主题：大一学生对大学期末考试的看法 采访对象：大一学生(1—2名) 采访方式：校园现场采访
采访背景：临近期末考试，大一学生对大学的考试方式看法不一 设计问题：
1、与高中考试相比，大一学生更喜欢哪种考试方式，理由。
2、两种考试模式有何不同，其优缺点。
3、学校实行的绩点制度因老师标准不一，会不会有损公平。
4、如果绩点导致的不公平发生在受采访者本人身上，他(她)作何感想。
5、绩点不公对学生的影响。
6、如何正确对待绩点可能导致的不公等。 整理采访资料：完成写作 工作人员安排：
记者：XX
采访提纲：XX
采访记录：XX
道具师：XX
采访记录
记者：同学你好，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同学甲：好，行。
记者：现在临近期末考试，同我们以前的考试相比，大学考试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么你是喜欢以前的考试模式还是喜欢现在的呢?
同学甲：相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现在的考试模式。 记者：能具体谈一谈为什么吗?
同学甲：因为现在考试和以前相比，它少了很多压力，没什么期中考试和月考，就一个期末考试。你只要最后努努力，就行了。 记者：那你就是说“临阵磨枪”也管用是吗?那么这样的知识你认为是牢固的吗?
同学甲：首先我得声明一下，这也不是你说的什么“临阵磨枪”，它还有一个平时积累的过程，最后是一个冲刺阶段，需要抓紧复习。这样的考试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相比较高中而言，知识可能没那时记得牢固。但是我觉得，大学重要的是能力培养，知识都是次要的。能力的培养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积累的。 记者：对大一新生而言，我们学校的绩点制度是一个新事物。那么你认为绩点制度会不会有损公平呢? 同学甲：我觉得有点。 记者：为什么?
同学甲：因为有学长就说，你拿到的分数、绩点是看你选什么老师。比如说，同样的一门课，你选的老师不一样，可能有的老师给的分高，有的老师给的分低，老师存在不公平。他给大三的学长学姐分高，给我们大一的分就比较低。我有的同学选那个管理之类的课，那老师给的分都比较低。
记者：如果这种不公平发生在你身上，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同学甲：说实话，肯定会有点打击我的学习积极性的，因为我会觉得白付出了，有点不公平。
记者：那你是怎样看待这种不公平的呢?
同学甲：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平时的积累，只要你付出了，回报肯定还是会有的。当然这个绩点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呼吁一下，对绩点制度做一些改革。让学校在培养我们能力的同时，也考虑一下我们学生的公平。最好不要让我们心里感到不平衡。
记者：谢谢你的建议，好的，谢谢。
记者：同学你好，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同学乙：好的。
记者：据我们了解，你平时还是挺努力的，也并不缺课，而你的选修课得分却比较低，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同学乙：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大学教学体制有点不公平，主要是这个绩点制度，它完全由老师决定。那些平时和老师走的近的学生、交流比较多的学生，老师就可能给他们的分比较高。而一些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的学生得分就比较低。老师看不见他们的努力。这样就会造成不公平，打击像我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记者：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善，那么你在以后的学习中还会继续努力吗?
同学乙：这个看以后的情况吧。在搞学习的同时，我应该多注意和老师同学交流这一块。
管理者采访范文第4篇
一、提前准备做好功课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新闻现场采访是一项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取新闻事实信息的工作, 为了游刃有余地开展采访工作, 做好采访前的准备既是必要的, 也是重要的。
新闻现场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对被采访人员的选择和了解、采访主题的确定、采访问题的准备、采访时间、地点以及提问内容等方面。记者应提前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全盘考量, 预估在采访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以便在进行采访时随机应变, 快速反应。
例如, 在选择好被采访人后, 除了应首先了解该被采访人的身份、职业等基本信息外, 还应了解被采访人对采访问题相关的论述和观点, 以便在采访中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 简洁直接地进行交流, 避免提问者和回答者不在一个“频道”, 双方沟通不畅。有时甚至需要了解被采访者的兴趣爱好, 在采访中如果就采访问题双方冷场采访难以进行, 则可以从侧面以对方的兴趣爱好为突破口打开僵局, 放松被采访人紧张、戒备的心理, 完成现场采访工作。
记者采访某一新闻事件时, 要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局有初步预判, 再根据采访现场的实际情况, 确定被采访者的论述方向, 提问更加简洁易懂、准确到位。同时, 记者也能充分考虑到被采访者可能提到的问题, 从而进行更深层次地询问, 提升报道质量。
二、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感官联动捕捉细节
现场采访的场景环境纷繁复杂, 被采访者的反应也会随着提问和回答不断变化, 要做好现场采访, 就要求记者具备随机应变, 快速反应的能力, 在现场采访中加以应用。
在现场采访中, 记者要充分发动各项感官, 了解周边环境, 捕捉现场细节。例如, 记者现场采访一起装载化学制剂的货车侧翻造成化学制剂泄漏的新闻, 到达现场后, 首先会看到货车侧翻的场景、现场交警、消防、医疗等各路救援人员实施救援, 这是“眼看”, 需要记者细心观察, 不放过任何重要细节;同时, 还要“耳听”, 听到现场拉起的警报声、救援人员的呼喊声等, 从这些声音上更丰富地展现现场情况;化学制剂泄漏, 一般会有刺鼻的气味, 这就需要记者用到“鼻嗅”, 从现场闻到的气味进一步了解情况, 获取细节;此外, 当然还要用询问的方式从现场目击群众、救援人员 (如果条件许可, 还可从货车驾乘人员、化学制剂配送押运人员) 等处了解事故起因经过, 目前情况, 如何处理等信息, 这就是“口说”;在进行这些现场工作的同时, 记者的大脑要积极运转, 根据现场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作出判断反应, “脑想”贯穿始终。所以, 一次现场采访, 记者要“眼看、耳听、鼻嗅、口说、脑想”, 必要的时候还要亲身触碰以增加现场感和真实感, 用到“手触”。多项感官综合运用, 才能做好现场采访, 把最全面、最准确、最细微的新闻事实呈现给广大受众, 让这次现场采访有血有肉, 生动鲜活。
三、增加自身知识储备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对一个记者来说, 丰富的各类知识储备和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尤其是在现场采访中, 记者清晰流畅、准确到位的表达不仅能很好地阐述新闻事件的内容, 也能让受众有清晰明确的认知。
例如, 在进行对高铁、航天及高科技产品等事件的现场采访时, 记者应该了解一定的相关知识, 做到不说外行话。同时, 记者需要把一些较为高深、普通受众较难理解的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简练平实的话语传达给受众, 这种“翻译”的作用, 也得益于记者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
四、精心设计现场提问“会问会听会抓重点”
在现场采访中, 获取新闻信息最重要、最直接的途径是现场提问。记者要力争做到“会提问题、会听回答、会抓重点引领跟进”。
会提问题。现场采访时间有限, 提问前必须有所准备, 让记者和被采访者都对即将问到的问题有所了解。这就需要和被采访进行良好的沟通, 记者尽可能把采访的问题明确直接, 把目的和要求告诉被采访者, 让被采访者能就问题作出适当的回答, 避免提出的问题空洞无物, 让被采访者无从作答。
会听答案。被采访人回答时, 回答的内容中有些是记者需要了解的, 也有些内容是记者不需要的, 这就要求记者在听答案时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 获取新闻信息。这既需要记者能充分理解对方回答的内容, 也要求记者能迅速反应, 记忆及记录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
会抓重点引领跟进。在听取被采访人回答时, 记者如果发现回答中有哪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 则要及时抓住该重点, 加以引领并跟进挖掘。同时, 对重点内容要边听边问, 双向交流, 而不是被动接受, 根据谈话内容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内容, 跟进挖掘内容更丰富、更具深度的新闻事实。
四、结束语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做好现场采访, 需要多感官联动, 悉心捕捉细节, 加强各类知识积累,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把真实、全面、详尽、有血有肉的新闻事实呈现给广大受众, 从而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让广大受众喜闻乐见。
摘要：新闻现场采访是新闻记者了解新闻事实最直接、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作为新闻记者必须在学习新闻现场采访上苦下功夫, 不断提高, 多感官联动, 掌握灵活、实用、有效的新闻现场采访手法和技巧, 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关键词：新闻记者,现场采访,多感官联动
参考文献
管理者采访范文第5篇
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公众的马云和公众的阿里巴巴会被贴上各种标签，被各种解读包围。
马云说，很多年前，有人嘲笑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就像要把万吨轮船抬到喜马拉雅山上。在马云的记忆中，当年为淘宝在美国找风投时，有投资人听了10分钟不到就起身离去。走也就罢了，这名投资人离去不一会，又特意折返回来对马云说“这次你肯定输惨了”，这才最终走掉。
多年来，质疑声一直未停息过。在阿里巴巴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马云说，凭着“又傻又天真”的精神，阿里巴巴走过来了，并带动了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爆发。
三大改变
就在最近一个月，从淘宝网店家售假到支付宝股权变更的“换籍”事件，马云和他的电子商务帝国又一次被推到了舆论风暴眼。
关于马云，关于他的电子商务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财经国家周刊》：从1999年“互联网生存实验”算起，电子商务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你怎么评价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
马云：中国的电子商务其实已经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奇迹。
从阿里巴巴集团的电子商务来看，无论是交易量、交易笔数、用户人群，我们都已经超越了Ebay，超越了亚马逊。当然，无论阿里巴巴也好，淘宝也好，能够快速崛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这个时代中国的需要。
相比而言，美国的电子商务很难做，因为美国整个的诚信体系、物流体系、包括线下零售的沃尔玛已经把整套商品流通体系做得非常完善，电子商务只是美国经济的重要补充。中国正因为信用体系、物流体系比较糟糕，整体配送和商店体系比较落后，才使得电子商务能在短期内创造奇迹。
在高科技时代，互联网行业诞生奇迹并不容易。因此在今天中国网购发展的过程中，我为淘宝、阿里巴巴、当当、卓越这些企业感到骄傲，他们都是在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我觉得很不容易。
《财经国家周刊》：电子商务奇迹给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改变?
马云：电子商务对中国社会有三个很有意思的影响。
第一，它让信用开始等同于财富。由于有了电子商务，我们在网络上建立起了相应的信用评价机制，信用开始逐渐和财富划上等号。而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有信用的人未必有财富。
今天在淘宝网上，卖家和买家对每一个好评、每一个差评是何等的关注。假如我们不能在信用越好和财富越多之间划起等号来，商业社会看到的将永远是欺诈。
第二，它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并在选择中变得越来越聪明。以前你可能到商场去买一件衣服要花三千块钱，但是现在网上同样的衣服只卖三百。一些人习惯思考认为这肯定是假货，否则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事实上不是网上卖便宜了，而是商场卖贵了，这玩意儿本来就只值三百块。第三，它让国内的制造业懂得不仅仅要会制造，你还需要服务，还需要营销，还需要品牌。
今天中国在转型、在升级。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许多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也不是工厂，他们仅仅是车间，只会制造。至于产品通过什么渠道卖出去，贴上谁的品牌，终端消费者是谁，根本不知道。
因此当金融风暴来临，海外经济出现问题以后，这些制造企业傻了，东西卖不出去了。网络购物在国内的兴起，让这些企业在调头时领会到，除了会制造以外，还必须学会营销，必须贴上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必须知道谁买了你的东西，他的满意度如何。
《财经国家周刊》：电子商务快速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马云：电子商务行业也在承受着中国的转型之痛。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升级，其实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对企业来说转型是很痛很痛的，以前它没品牌、没设计、没渠道，今天都要往国内来开拓内需市场，这种痛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一部分转向而来的产品成为了“假货”。
整体来说，国内的电子商务正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没有规则走向规则。不能有问题就一棍子打死，今天我们正越走越好，越来越受人欢迎，而不是越走越差。
哪里营养越丰富，它边上的细菌也越多，电子商务也一样，正因为有利益，所以边上难免产生“细菌”。这个行业内一定有坏人、有骗子。但这棵苗正在茁壮成长，对我们来说，要做的是怎么把它周边的细菌清理掉，而不是把苗掐死。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网购群体的扩大，社会对于网络售假的关注度也在提高，其中也不乏对淘宝网的指责声。
马云：有人指责我说，马云，淘宝网是靠免费、靠卖假货挣的第一桶金，你们发财致富靠这个。我说，第一我还没发财，我还没致富;第二这不是我的第一桶金。淘宝网这么大的规模，如果想恶狠狠赚一点钱出来还是很容易，绝对不需要靠卖假货。
我跟淘宝网讲得最多的是，阿里巴巴集团有两个命根子动了是要死人的，就是说我们的模式里面有两样东西受到伤害后必死无疑。
第一是消费者买到的是假货，他就不会再来买;第二是制造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伤害，企业就不会上来卖。我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说我们故意纵容假货，因为这等于我们自己弄两把刀捅死自己。
《财经国家周刊》：阿里巴巴集团在打击网络假货方面做了些什么?
马云：我们集中了所有可以用的力量来打假。我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的人很勤奋。
2010年淘宝网处理的维权案件达到了216万起，数字看起来很大，但也只占整个交易的万分之六。工商部门统计的资料告诉我们，淘宝网产生的消费者投诉比率仅为线下的十分之一。
淘宝网去年的员工总数是四千四百人，用在维权上的有两千多人。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维权团队。公司还设立了2个亿的先行赔付基金，集团董事会给淘宝授权，如果买家卖家纠纷说不清，淘宝网先赔了再说。每个客服人员自己有三百到五百块钱，可以不请示领导就先行赔掉。
在打击假货方面，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想告诉大家，无论在网下还是网上，好人一定比坏人多，好商品也一定比坏商品多。
《财经国家周刊》：事实上，假货并不是网上生产的，它也来自线下，互联网和假货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马云：互联网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开放、透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被监督、被关注。我个人认为，电子商务、网络经济是打击假货最好的手段。在网络上，找到谁在售假是最容易的，并且可以顺藤摸瓜，查处谁在制假。而在线下店，你要找他们很难。
网络上的假货，生产制造基地都来自现实世界。要打击网络上的假货，如何找出假货的根源，找出假货的制造基地才是最根本的。
支付宝之争
雅虎和阿里巴巴，互联网行业的两大巨头，因为2005年的一次联姻，如今成了各自“背上的猴子”。
2005年8月，雅虎以10亿美元外加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参股阿里巴巴，并获得了其约39%的股份。
曾经被设想得异常甜蜜的“婚姻”，如今却因两大巨头地位的改变而“瘙痒”无比。没落中的雅虎，因为这场偶然的收购，获得了新势力“阿里帝国”的控制权。与之相应的是，阿里巴巴们突然发现，崛起后的自己却不再属于自己。于是乎，雅虎和阿里巴巴间的控制权之争启幕。
不久之前，当雅虎对外发布消息称，阿里巴巴集团已将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马云名下的一家独立的中国公司时，“雅巴之争”的烽火再次被点燃。马云对记者说，当年和雅虎结亲目的不是为了钱，一是为了把小的风险投资商退掉，二是为了获得美国的搜索引擎技术。尽管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阿里巴巴成长为如今的电子商务帝国，当年的这桩并购案并未起到预期效果。不过马云认为，对双方的这次合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争端，大家都应该抱着“尊重历史，展望未来”的态度。
“我不会伤害股东的利益，同样我也不会伤害雅虎和软银的利益，他们也是我们的股东。”5月14日，在阿里巴巴于香港举办的股东大会上，马云如是说。
《财经国家周刊》：对支付宝的股权进行变更，全部转移到你控股的一家内资企业名下，目的是什么?
马云：转让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司能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央行2号令(即央行在2010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支付宝股权变更，更有利于获得支付牌照。支付宝如果拿不到牌照，支付宝要瘫痪，淘宝也要死掉。对于管理层来说，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雅虎在谈论支付宝股权变更一事时，声称己方不知情，事实是怎样的吗?
马云：阿里巴巴董事会近3年来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雅虎每一次都参与了讨论。事实上早在去年，支付宝就已完成了70%的股权转让，这是经过董事会讨论并同意的。雅虎当时没有提过异议，没有作公开披露，因此它声称不知情是说不过去的。
目前，双方只是利益问题没谈妥。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目前谈判还在进行。谈判中我提了三个要求，一是必须百分百合法;二是必须百分百透明;三是必须保障支付宝安全，持久，健康成长。
生态、心态、姿态
马云这个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小个子男人，其鲜明的个性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在年轻一代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记者在多个场合都听马云谈到过，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这样的人有理由取得成功，因此对于目前取得的成绩充满了感恩之心。
在言语上，马云一直声称“赚钱不是目的”。在行为上，马云也履行着一个“偶像”的职责。
《财经国家周刊》：阿里巴巴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除了生意之外，你和阿里巴巴还做了些什么?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现在每年拿出千分之三的收入从事环保。我个人现在也出了很多精力在水保护、森林保护上。中国的水、森林不进行保护，后果难以设想。
中国现在有2000多块保护地，这是我们的“绿肺”，但是正在日益缩小。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保护起来。
我们在四川做个了试点，整片有几万平方公里，用来保护大熊猫的生存地。我们几个企业共同买下了70年的保护权，70年内谁也不许砍伐，然后由企业家想办法帮当地农民来解决生存之道。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呢?
马云：中国现在需要三态：生态、心态、姿态。怎么去修复这三态，是我个人目前考虑最多的。
做生态是保护我们的生存之地。做心态是让年轻人不去埋怨、抱怨，而应该积极向上。一个环境、一个心灵，这两态做好了，人们的姿态自然也就好了。
管理者采访范文第6篇
摘要：实验电影创作活动在西方日趋成熟，在中国则起步较晚，关于中国实验电影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基本的学术体系，本文选取了创作于近20年间的不同形式但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实验电影作品，分析阐述实验电影对社会进行介入和实验的几种方式，对影像社会实验的艺术形式和方法进行了阶段性归纳和梳理。
关键词：实验 电影 影像 现代艺术
动态影像，作为一种自二战时期兴起的艺术语言，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了多种系统性的艺术表达形式，如录像艺术、实验电影、散文影像等。而实验电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艺术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实验电影也逐渐成为被艺术工作者提及和使用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这片年轻却极不稳定的试验场上，实验电影的社会性实验正在悄然展开。
一、实验电影与影像艺术
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这样描述实验（先锋）电影：拍片形式完全不受约束，相对于“主导”或“主流”电影，有些电影工作者旨在挑战传统电影的内容及放映方式。这类电影难以归类，通常统称为“实验电影”或“先锋派”电影。
西方实验电影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兴起以来，对于影像语言和形式的探索从未停止。从早期的先锋派代表作《一条安达鲁狗》，到二战后期美国导演梅雅·黛伦的《午后的迷惘》，再到20世纪后期奥地利导演彼得·契卡尔斯基的一系列利用老电影胶片重新曝光生成的实验电影作品，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使得实验电影领域产生了极为丰富多样的语言和形式，也为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增添了异样的光芒。
而与实验电影有着紧密联系却被西方艺术家和理论家区别对待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叫做影像艺术，《作为观念的影像——西方当代影像艺术探源》一书中这样描述录像艺术：当观念艺术的高潮过后，历史的大浪留下了记录观念的形式——影像艺术。影像艺术通过这样一个立式契机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而被艺术世界所认可，被艺术制度所认可，从而发展成为一门新的艺术——影像艺术。著名的录像艺术家有白南准、比尔·维奥拉等。作为现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录像艺术自诞生以来，就广泛的涉及社会题材，将各种社会政治现象、思潮、事件作为其艺术创作的题材。
反观国内，随着85美术新潮运动的推动，实验电影及录像艺术在90年代逐步兴起，不同于西方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并且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和暧昧。如张培力、杨福东为代表的一批影像藝术家的作品，既被当作实验影像范畴去评论，又被作为中国录像艺术作品。而中国的实验电影与录像的艺术体系，也在这样纠缠不清的微妙关系中走过了三十年。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独立电影近20年的发展，地下实验电影的创作活动也日益频繁，更加新颖的形式、风格与手段接踵而至。
二、中国实验电影的三次社会实验
由于中国近40年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实验电影数量较少，却也呈现了不同的色彩。
因作品《诗人出差了》获第4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大奖而声名大噪的新锐导演雎安奇，早在九十年代就涉足先锋影像实验，在1999年拍摄完成了实验纪录片《北京风很大》，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最早的实验性尝试。《北京风很大》在拍摄手法上的特点是采用了类似法国经典电影《夏日纪事》中街头采访的手法，摄影机和创作人员共同组成了对拍摄对象和环境的介入手段，以一种直接、粗暴的方式引发拍摄内容，这样的拍摄方式在中国独立电影中非常少见。
本片导演为采访安排了几个问题：“您觉得北京的风大吗？”“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能抽一根我的烟吗？”这是片中采访者游走在北京城不同的区域反复问不同人的一些问题。摄像机记录下了各个受访者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的反应，有拒绝、有回避、有故作镇定后予以回答，有惊慌失色，也有面红耳赤的当面呵斥。这些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共同组成对被拍摄者——北京街头形形色色的路人的贸然和粗暴的侵入，引发路人多样化的反应，成了一系列路人回应问题的影像资料集。
在拍摄对象和环境的选择上，本片看似充满了随机性，导演和摄影师时而游走在天安门广场，时而穿梭于街头巷尾，也深入建筑工地、星级酒店，甚至直接闯进公共厕所，导演似乎心急如焚地想要在有限地时间里尽可能扩大拍摄范围、增加拍摄对象。随着采访的深入，最终导演的摄像机落在一对进京给儿子看病的夫妻身上。影片中，一对夫妇绝望地告诉拍摄者，来北京五天他们钱用光了，无法负担孩子的医疗费用，只能回老家，等待孩子死去。
《北京的风很大》整个拍摄过程短短数天，过程中创作人员近乎横冲直撞，见缝插针的拍摄方式，为本片捕获了内容丰富、多样的影像素材，使得最终成片散发出独特的时代气息，形成了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人民众生像。
艺术家周泓湘在新世纪初就已开始实验影像的创作，其作品《红旗飘》创作于2003年。全片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影片中有一个画外音反复不停的发问“集体是什么”“害人虫是什么”“革命是什么”“共同是什么”“现代是什么”，而发问过后，影片呈现的回答是一群年轻人齐声呼喊各种在“文革”时期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口号。著名艺术家和批评家曹恺在其文章《初潮在南方及南方以南：中国实验电影与录像2001-2006 》中提到，周泓湘创作于2002年的实验电影《红旗飘》，可以看作是中国实验电影的第一个明确的坐标，在此之前的长达九十年的中国电影史上，纯粹意义上的实验电影一直是一个缺项；《红旗飘》之所以能够成为里程碑式的坐标点，其依据有三：其一是纯粹的实验性影像语言，散点式的非剧情构架；其二是观念凸显成为主线，串联起全片结构；其三是其74分钟的长度，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短片标准。
《红旗飘》通过发问式的解构方式、以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形式，形成了其对当时社会政治和生活所提出的质疑和尖锐批评。同时，作为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首次以实验的态度完成了影像在语言性和社会性方面的双重探索。
除此之外，实验电影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介入、反应在近年也逐步产生了新的形式。生于1980年的青年导演吴昊昊近几年制作了一系列以独立电影导演和艺术家为素材的实验短片作品，如《制作批判徐童》《吃孩子》等。不同于雎安奇的作品，吴昊昊并不以直接干预和行动的方式完成拍摄，而是对现有专业领域的社会素材进行解构和重新诠释。其作品《制作批判徐童》，创作于2012年，本片采用类似影像论文的形式，对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作品提出质疑，并对其作品及所提出的质疑进行解析，全片形式非常新颖，充满解构主义色彩。
《制作批判徐童》以吴昊昊的旁白开场，在一段“无厘头”式的陈述之后，呈现出本片片名，并说明影片制作目的，由此展开对徐童及其纪录片作品拍摄方式的批判。吴昊昊在影片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制作视频作品“是否拍摄到才具有意义”“为什么要批判”“真正的独立可能吗”等问题。而在音效上，影片中几乎只能听到导演本人念旁白的声音，旁白与画面中的字幕保持一致，影片中大量图片和字幕交替呈现。导演通过举例、分析等方式，归纳出徐童拍摄纪录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将与徐童就一系列问题的沟通过程以自述的方式呈现在影片中。大量运用直接、粗放的视觉设计、大号字幕、粗糙处理的图像构成影片风格独特视觉系统的同时，也对社会现象的进行了纵向的介入和回应。
三、实验电影社会介入的两种方式
综上，实验电影对社会介入的方式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方式可以称之为直接介入式：电影《北京的风很大》采用的真实电影拍摄手法，通过街头采访、对谈、表演等方式，直接参与到拍摄内容中，完成艺术性实验或观念表达。另一种是间接介入式，《红旗飘》和《批判徐童》采用了此种方式，在这种创作手法范畴下，导演和摄制人员不直接介入到拍摄内容中或者不直接拍摄实验对象，而是通过多样或风格化的艺术语言，以直接阐述、隐喻或暗示等方式，同样可以完成对叙述影像实验或观念表达，达到拍摄目的。
四、结语
实验影像源自于西方，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中国自开放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迁，给艺术家们带来了许多题材和资源。实验电影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时期，对社会议题，社会现象的介入，也作为一种符合中国艺术家实际处境的实验方式，涌现出越来越多风格迥异、形式多样的作品。本文所介绍的三位影像艺术家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形式、风格、语言和实验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的发问和介入，形成了中国实验影像领域具有鲜明特点的几次艺术实践。作为在中国发展明显滞后的艺术领域、实验影像艺术的语言和内容的探索还将不断深入，而关于实验影像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却鲜有建树，尚未形成完善的学术研究系统。本文通过对20年来三个不同实践段的实验影像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介绍和简要梳理，试图从社会实验的角度，为中国实验影像理论研究和评价体系提供一份局部资料。
参考文献：
[1][美]大衛·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曾伟祯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419.
[2]李笑男.作为观念的影像——西方当代影像艺术探源[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02316.
[3]曹恺.初潮在南方及南方以南：中国实验电影与录像2001-2006[J].当代艺术与投资，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