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1篇
2018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广东开幕
2018年5月17日，“2018世界電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暨南方通信论坛”将在广州新时代坐标“广州塔”举行，正式启动为期一周的广东517嘉年华。论坛以“新时代·新智能·新粤章”为主题，来自信息通信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电信运营企业高管、知名互联网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及业内专家学者将汇聚一堂，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旨在捕捉行业前沿热点，促进信息通信行业发展，推动网络强省建设。
据了解，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苏少林将出席论坛并致辞。一批重磅嘉宾也将围绕电信日主题进行精彩分享：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吕廷杰将发表专题演讲;广东电信、广东移动、广东联通、广东铁塔和广东通服等运营商高层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也将针对人工智能（AI）与信息通信行业的融合分享自己的观点，探讨如何把最好的人工智能（AI）技术融合应用到信息通信产品中，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此外，本次论坛上还将重磅发布由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倾力策划出品的《2017广东省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和《2017广东省通信产业蓝皮书》。本次广东517嘉年华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AI）、5G、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等行业热点话题，通过行业高峰论坛、专属营销活动周、行业成果体验活动周的形式，打造一场信息通信行业的盛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活动会更注重以创新的方式让广大群众深入参与其中，广东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将联手在线上线下开展多项别开生面、集趣味与互动相结合的促销活动，共同打造一场节日狂欢，让广大群众得到惠利，分享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2篇
土壤中镉和镍
董杰
(河西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化学121班，1251101105，1563509541@qq.com)
摘要: 利用金属罐加热酸消解-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直接快速测定土壤中的Cd 和Ni。该方法前处理操作过程简便、省力，干扰小，空白低，所用设备简单，成本低廉。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测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测定结果准确可靠，重复性好。经国家一级土壤标准物质样品测定验证，结果与标准值吻合。Cd、Ni 的回收率分别为97.5% ～ 102.5%、98.7% ～ 101.6%，相对标准偏差为3.25%、1.12%，方法检出限为0.1、1.0 μg /L。 关键词: 金属罐 消解 石墨炉 土壤 Cd Ni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自然资源之一，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城市污染的加剧和农用化学物质种类、数量的增加，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重金属在土壤中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对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不良影响，进一步通过食物链最终影响[1]人体健康。在中国，随着污灌面积不断扩大，土壤重金属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骤增，其中重金属污染的案例占很大比例。重金属污染问题已日益严
[2]重，对污染环境的治理迫在眉睫，因此，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于防治重金属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们的健康，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常用的土
[3][4]壤重金属检测分析方法有: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法，感应耦合电浆质谱法，火焰原子吸[5][6][7]收光谱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和分光光度计比色法。上述方法或者样品前处理较为麻烦; 或者测量时间长精密度不高; 或者使用的仪器较为复杂，测量成本高。而GB /T 17141—1997《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Cd 的方法，又存在着检测限太高，干扰大，需加基体改进剂而导致的效果不好、稳定性差、波动性大等问题。本文采用金属罐消解- 石墨炉法快速直接测定土壤样品中的Cd、Ni 含量，具有操作简单，进样量少，准确度高，定量准确、迅速等优点，所得结果准确、可靠。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美国PE—6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镉、镍空心阴极灯，与主机配套石墨炉，自动进样器，塞曼扣背景。浓硝酸、氢氟酸，均为GB 以上级。高纯氩气: 纯度为99.999%。标准储备溶液: 镉、镍质量浓度均为1.00 mg /mL( 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标准工作溶液: 镉、镍质量浓度均为0.01 mg /mL，使用时按要求逐级稀释。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1.2 仪器测量条件
测量条件见表1。
表1 石墨炉测量条件
1
[8 - 9]1.3 金属罐消解溶解方法
称取土壤样品0.1 g( 精确至0.000 1 g) 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入1 mL HF + 2 mL HNO3溶液，将聚四氟乙烯管放置于金属罐中密封，置烘箱中于180 ～ 190 ℃加热24 ～ 30 h，冷却，将聚四氟乙烯管取出，放置在电热板上蒸至近干( 140 ℃左右) ，再加少许HNO3 ( < 1 mL) ，蒸干( 干透) ，加入2 mLHNO3 + 3 mL 去离子水，如前密封，置烘箱内于140 ℃加热4 ～ 5 h，冷却至室温，直接定容到100 mL 容量瓶中，待测。随同做空白试样。 1.4 校准曲线的绘制
准确配制0、0.0
5、0.1、0.
5、1.0、2.5 μg /L的镉标准溶液及0、
5、
10、20、30、50 μg /L 的镍标准溶液，按照表1 设定的仪器条件测定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线。同时测定空白试样。 1.5 样品测定
将已处理好的土壤样品在测定标准曲线相同条件下进行测定，同时做全程序试剂空白，然后计算其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样品消解方法
采用金属罐消解法消解土壤样品时，为控制好空白，避免样品损失，消解液加入量不宜太多，温度不宜太高，时间不宜太长。金属罐消解通过样品与酸的混合体内部发热，热量损失很少，从而使样品快速分解。消解时，硝酸加入量要适宜，太高会造成测定结果偏低，而且在高温下硝酸对石墨炉具有腐蚀性，造成仪器的损害。如果消解后硝酸残留量多，可在通
[10]风橱中低温加热，蒸发至近干。用混合酸分解土样，能彻底破坏土壤晶格，适于重金属的测定，消解过程中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2.2 金属罐消解条件的选择
对HNO3 - HF 这一消解体系，按照不同用量、消解温度及消解时间进行试验。结果表明，酸比例为2 ∶
1、温度为190 ℃、消解时间在24 ～ 30 h，能获得满意的结果。试验结果如图1 ～ 3 所示。
2
图1 混酸不同比例与A 的关系
图2 消解时间与A 的关系
3
θ /℃
图3 消解温度与A 的关系
2.3 方法检出限
以空白溶液测定10 次的标准偏差的3 倍所对应的浓度作为检出限，测得镉的检出限为0.1 μg /L，镍的检出限为1.0 μg / L。此检出限可以满足日常监测要求。 2.4 干扰试验
++2 +2 +2 +3 + 试验表明，在所选试验条件下，5000 倍的K 、Na 、Ca、Mg、Zn， 250 倍的Fe、4 +6 +2 +2 +2 +Mn、Mo、Cu， 800 倍以下的Pb、Co 对测定无干扰。 2.5 方法的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土壤测定用ESS—1 质控样作分析质量控制样，测定15 次，其重复性和稳定性见表2。由表2 看出，Cd、Ni 的测定值在标准值的范围之内，RSD 分别为3.25%及1.12%。 2.6 线性方程与线性范围
将Cd、Ni 标准溶液均用1% 的HNO3溶液介质逐级稀释配制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系列准工作溶液质量浓度见表3，按1. 2 仪器条件测定标准溶液的谱线强度，对谱线强度X 和标准溶液的浓度Y 进行线性回归，得线性方程与相关系数( 表3) 。
表2 ESS—1 质控样重复性和稳定性实验结果
4
2.7 加标回收率试验
按照限定的工作条件和金属罐消解程序，在样品中分别加入不同量的Cd、Ni 标准溶液进行加标回收试验，结果见表4，由表4 可知，待测元素Cd、Ni的回收率均接近100%，表明方法准确可靠。 2.8 样品测定
用本试验方法对实际土壤样中的Cd、Ni 含量进行测试，结果如表5 所示。由表5 可看出所采集土壤中Cd、Ni 的含量情况，Cd 含量范围在0.052 ～0.266 mg /kg之间，Ni 含量范围在15.7 ～ 58.2 mg /kg之间。均能达到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表5 土壤样品的分析结果
5
3 结语
(1) 用金属罐消化样品快速、完全、易保存。
(2)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直接测定土样，用ESS—1 质控样作对照测定及加入标准作回收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方法可靠。
参考文献
[1]于艳秋，张笑竹，刘娟. 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的危害[J].企业标准化， 2008，1: 16. [2]李战，李坤. 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与修复[J]. 现代农业科技， 2010，16: 268 - 270.
[3]王建伟，张娜珍，侯可勇，等. LIBS 技术在土壤重金属污染快速测量中的应用[J]. 化学进展， 2008， 20( 7) : 1165- 1171. [4]芮玉奎，孔祥斌，李静. 应用ICP - MS 检测不同种植制度土壤重金属含量[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7，27( 6) : 1201 - 1203.
[5]任海仙，王迎进. 微波消解-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J]. 分子科学学报，2009，25( 3) : 213 - 216.
[6]马元庆，杨建敏，刘义豪，等. 微波消解- 石墨炉原子吸
收法研究海湾扇贝中重金属的富集效应[J]. 齐鲁渔业， 2009， 26( 1) : 17 - 19.
[7]景丽洁，马甲.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污染土壤中5 种重金属[J].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09( 1) : 74 - 77.
[8]许海，王沽琼，徐俊，等. 土壤重金属测定中不同消解方法的比较[J].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8，21( 4) : 70 - 74.
[9]王京文，徐文，周航，等. 土壤样品中重金属消解方法的探讨[J]. 浙江农业科学， 2007( 2) : 223 - 225.
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教师想要通过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提高高中物理教学的效率，就需要先了解在当前的高中物理知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现状，同时分析其中的问题。接着，教师需要了解在高中物理知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义，同时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优化教学策略，这样就能够在教学中体现应用信息技术的价值，并提高应用信息技术的价值。当然，教师需要根据当前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问题，设计有效的应用策略，同时不断创新和优化教学策略，这样才能达到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高效高中物理知识教学的目的。
關键词：高中;物理教学;信息技术;应用
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中，教师逐渐意识到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和辅助教学的价值。在高中物理知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使学生快速地掌握教材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物理综合能力与物理核心素养。因此，教师在开展高中物理知识教学时，可以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与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此，文章对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探讨。
一、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现状
不少教师都能够感受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成效，这就会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兴趣。部分年轻的教师会认为，自身是跟上了时代步伐的，这就使得这部分教师会根据自身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这样的教学心态，是不利于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素养的。同时，信息技术在不断发展，其功能也不断增多，教师不关注信息技术，不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功能，最终还是会被时代抛下。
当然，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止步不前，就只能运用固定的方式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这样非常容易使学生熟悉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从而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的心理。不少的老教师是没有深入了解过信息技术的，其非常自信自身的教学方式，这就使得这部分教师不愿了解信息技术，同时也不愿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教师这样开展高中物理知识教学，就无法使学生在教学中感受到信息技术的运用，从而就无法使学生感受到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使学生与社会脱节，还会使学生受到教师的影响对运用信息技术形成不正确的认识。
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策略
（一）应用信息技术指导学习，帮助学生建构知识模型
学生掌握建构知识模型的技巧，就能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复习的能力。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高中物理知识教学时，就可以为学生布置自学任务，同时应用信息技术指导学生自学，这样就能够帮助学生建构物理知识模型，并使学生掌握建构物理知识模型的技巧。当然，教师还需要锻炼学生应用知识模型的能力。
（二）应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提升学生学习理解效率
情境教学是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教学时，可以分析教学知识，并应用信息技术创设多样的教学情境，同时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选择和优化情境，这样就能够通过情境引导学生深入学习。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情境教学，就可以直接向学生展示知识，从而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和理解知识的效率。
例如：教师在对“超重和失重”进行教学时，就可以先在多媒体上展示坐电梯上下楼的视频，再提问学生：“坐电梯上楼与坐电梯下楼的感觉一样吗？”这样就能够通过视频情境与问答情境带领学生进入教学中。接着，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就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并使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之后，教师可以在多媒体上播放详细的坐电梯的视频，并通过视频带领学生探究超重与失重，这样就能够使学生快速地理解知识。然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讲述对超重与失重的理解，并让学生思考在生活中存在超重或失重的现象。教师以此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和信心。
（三）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想要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高效的高中物理知识教学，就需要加深对信息技术的了解，这样才能应用信息技术创新高中物理知识教学，从而才能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创新高中物理知识教学，就能够将教材知识、综合能力与综合素质结合起来教学，这样就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应用信息技术引导实验，培养学生动手实验能力
高中物理知识教学少不了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时，不仅需要使学生掌握物理实验知识，还需要锻炼学生的动手实验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达到高效开展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引导学生实验，这样就能达成实验教学的目标。
（五）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活动，提高物理教学效率
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教学内容设计多样的活动，并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多样的活动，这就能使学生在活动中巩固所学知识，锻炼所学技能，不仅可以提高高中物理知识教学的效率，还能够促进学生物理水平与物理核心素养的提高。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牛顿第二定律”时，就可以先运用信息技术向学生播放相关视频，这样就能使学生快速地进入学习状态和理解教学知识。在学生对教学知识有一定的理解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活动。教师可以应用信息技术向学生展示实践活动的内容，这样就能够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并为顺利完成实践活动打下基础。在结束实践活动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讲述参与实践活动的感受。之后，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知识提问，并鼓励学生结合实践活动的经历回答。教师这样教学，就可以达到在高中物理知识教学中高效应用信息技术的目的。
三、结语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效率，从而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师应用信息技术针对重难点知识、抽象知识教学，就可以将知识直观地给展示给学生，从而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与教学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郝成林.探究现代信息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J].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20（34）：73.
[2]赵冬冬.微课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数理化解题研究，2020（15）：51-52.
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金融风险指金融市场参与者在金融活动中对未来结果不确定性的暴露。根据风险的不同来源，金融风险可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四类，以这些风险为基础，金融风险管理也分为相应的四类。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出现了众多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促进了包括行为金融学和经济物理学的新金融学的发展。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参与者并非完全理性，而以物理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物理金融学则认为金融市场是复杂非线性系统。
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基本属性之一，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金融活动以来，金融风险管理就成为经济和金融体系必然的组成部分。近30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而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的崩溃却宣告了固定汇率制度的衰落，在此背景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1987年美国的“黑色星期一”大股灾、1990年的日本股市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I Management)的倒闭以及最近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等等，都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文将就金融风险管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回顾，同时讨论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并就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出设想。
一、有关金融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风险(risk)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即风险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风险是人类活动的内在特征，它来源于对未来结果的不可知性。因此，粗略地讲，风险可定义为对未来结果不确定性的暴露(exposure touncertainty)。
在风险的定义中包含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首先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或几个事件(结果)发生的概率(possibility)分布。因此，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应该对应着一定的概率。为了研究风险，对未来结果及其发生的概率就应该有一个精确的描述。但是从风险管理的实践角度来讲，未来可能存在的结果及其服从的概率分布特征常常是不可知的，因此人们在管理风险的时候，常常需要对此进行主观的推断。第二个因素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暴露。对于同样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人类活动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未来的天气状况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它对不同的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天气对农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对工业和金融业等其他行业的影响。
有了上面对风险的描述，那么金融风险的定义就非常明确了。金融风险就是指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在金融活动中对未来结果不确定性的暴露。这里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主要指各类金融机构(公司)以及非金融机构(公司)，一般不包括个体投资者。
进一步讲，按照风险来源的不同，金融风险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市场风险(marketrisk)，它是由于市场因素(如利率、汇率、股价以及商品价格等)的波动而导致的金融参与者的资产价值变化的风险。这些市场因素对金融参与者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对其竞争者、供应商或者消费者所造成的间接影响。(2)信用风险(credit risk)，它是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的违约(无法偿付或者无法按期偿付)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几乎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涉及信用风险问题：除了传统的金融债务和支付风险外，近年来随着网络金融市场(如网上银行、网络超市等)的日益壮大，网络金融信用风险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3)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它是金融参与者由于资产流动性降低而导致的可能损失的风险。当金融参与者无法通过变现资产，或者无法缓解资产作为现金等价物来偿付债务时，流动性风险就会发生。(4)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它是由于金融机构的交易系统不完善、管理失误或其他一些人为错误而导致金融参与者潜在损失的可能性。目前对操作风险的研究与管理正日益受到重视：从定性方面看，各类机构不仅通过努力完善内部控制方法来减少操作风险的可能性；从定量方面看，它们还将一些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如运筹学方法)引入到了操作风险的精密管理当中。
二、金融参与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及其理论依据
金融参与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规避风险(avoid risk)。一些公司认为，只要通过精细的管理，它们就可以完全规避各种金融风险的影响。其实这种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合理的：首先，风险是人类活动的内在特征，即使没有直接的影响，风险也可以通过对其竞争者、供应商以及顾客的影响而对其造成间接影响；其次，对公司的所有者来讲，完全规避风险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说，当公司的利润率高于市场利率时，公司完全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原理来增加公司的价值。很显然，此时如果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就无法达到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2)忽略风险(ignore risk)。一些公司在金融活动中往往忽略它们面临的风险，因此它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管理风险。Loderer and Pichler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瑞士跨国公司都没有考虑它们所面临的汇率风险。(3)分散风险(diversify risk)。很多大的公司和机构往往采取“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的方法来分散风险，即通过持有多种不同种类的并且相关程度很低的资产来达到有效降低风险的目的，而且这种方法的成本往往比较低廉。但是对于小型公司或者个人来讲，采取分散风险的策略似乎就不太现实了。同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告诉我们，分散风险的方法只能降低非系统风险，而无法降低系统风险。(4)管理风险(manage risk)。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金融风险本身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的，但是可以通过各种现有的金融理论和工具(如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来对金融风险加以管理。比如说，通过运用金融工程的方法，金融参与者可以将其面临的风险暴露加以分解，从而使其自身保留一部分必要的风险，然后把其他风险通过衍生产品(如互换、远期等)工具传递给他人。
但是，为什么要进行金融风险管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早期的金融理论认为，金融风险管理是没有必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ler以及Modigliani指出，在一个完美的市场(perfect market)中，对冲
或称为套期保值(hedging)等金融操作手段并不能影响公司的价值(firm’s value)。这里的完美市场是指不存在税收和破产成本，以及市场参与者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因此，公司的管理者是没有必要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的。类似的理论也认为，即使在短期内会出现小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讲，经济运行会沿着一个均衡的状态移动，所以那些为了防范短期经济波动损失而开展的风险管理只会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这种观点认为，从长期来讲，是没有金融风险可言的，因此短期的金融风险管理只会抵消公司的利润，从而削减公司的价值。
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金融风险管理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无论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还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需求都空前高涨。主张应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的各方认为，对风险管理的需求主要基于市场非完美和风险厌恶型的管理者。
(1)现实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并非完美，因此通过风险管理可以提升公司价值。现实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实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税收。这些税收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收益流(earning flow)，从而影响到公司的价值。由此看来，Miller和Modigliani的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状况下并不合适。其次，现实市场中存在着交易成本，而且交易的规模越小，成本越高。因此，相对于个体交易者来讲，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来进行各种金融操作(如套期保值等)。最后，在现实市场中，金融参与者也是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的。
因此，通过开展风险管理：首先，公司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从而避免因为现金流短缺而造成的紧急外部融资成本，降低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从而使公司保持良好的信誉状况；其次，稳定的现金流可以保证公司在投资机会出现的时候顺利地进行投资，相对于那些没有稳定现金流的公司来讲，自身就可以获得重要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公司比个体投资者具有更多的资源和知识优势，即公司比个人具有相对更加完全的信息，因此公司可以比个体投资者更有效率地开展金融风险管理。
(2)公司的管理者是风险厌恶型的(riskaversion)，因此通过风险管理可以增加公司管理者的效用(manager's utility)。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与公司管理层对风险的厌恶有密切联系。Tufano研究了美国掘金业的风险管理战略，并且发现该行业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与公司管理层所签订的奖惩工作合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公司的雇员和经理们特别热衷于风险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公司中投入了大量的无形资本，这些无形资本包括了各种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特殊技能(specific skills)。因此，要求公司进行专门的金融风险管理就成为了他们保护自身所投入资本的一种自然反应。
总之，虽然目前对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真正理论依据还存在很多争论，但是勿庸置疑的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工具正逐渐为广大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所接受和采用，并且还在不断地被加以充实和创新。
三、金融风险管理过程：以市场风险管理为例
金融风险管理根据风险的不同来源可以分为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虽然各类风险管理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风险管理的过程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下面以市场风险管理为例，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帮助说明金融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
假设有一家在英国投资建厂的美国上市公司(以美元为货币基础，其股票以美元计价，即usdollar based)，该公司在英国生产产品(以英镑作为成本计价单位，即costs in British pounds)，并且将其产品销售到法国(以欧元为收益计价单位，即revenus in Euros)。同时假设该公司管理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maximize shareholder's value)为其管理目标。那么，该公司进行的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就可以被分为三个主要的步骤，即识别(确认)风险、测度风险以及管理风险。
(1)确认对公司有显著影响的市场风险因素(market risk factors)，然后根据历史记录，对公司股票的收益指标等(如每股收益率)按照市场风险因素(如汇率、利率、股票指数收益率以及商品价格等)进行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以上面的美国公司为例，假设对其每股收益率进行风险因素确认后的回归分析结果为：R(Firm)=0.2+1.3R(s&P500)+1.5S(EUR)－1.9s(GBP)，其中R(Firm)表示该公司的每股收益率，R(S&PS00)表示同期标准普尔500股价指数的收益率，S(EUR)和S(GBP)分别表示欧元和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上面的公式表明，该公司股票收益率水平与同期标准普尔500股价指数的收益率以及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成正相关关系，而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公式回归系数的具体数值，可以判断这些风险因素对公司收益率影响的大小程度。比如说，可以看出如果美元对欧元升值1个百分点，则该公司股票收益率上升1.5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通过确认市场风险因素，然后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可以对公司的风险管理战略以及风险因素敏感度等问题提供有益的信息，但是回归模型本身的一些缺点仍然无法克服。比如说，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统计参数是历史记录的结果，因而可能对未来状况已经不能成立；线性回归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些关键的风险因素也许没有在回归模型中得到体现；模型中的各种风险因素也许是相关的。以上种种可能缺点的存在说明，仅仅通过第一步对风险因素确认，还无法为我们提供具体可操作的风险管理信息，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加精细的数据。
(2)在确认对公司有显著影响的市场风险因素以后，就需要对各种风险因素进行测度(riskmeasurement)，即对风险进行定量描述。
目前，经常使用的市场风险测度方法(指标)大致可以分为相对测度和绝对测度两种类型。第一，市场风险相对测度方法(指标)主要是测量市场因素(如利率、汇率、股价以及商品价格等)的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收益)变化之间的敏感性关系。例如针对债券等利率性金融产品的久期(duration)和凸性(convexity)指标，针对股票的Beta值，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Delta、Theta、Gamma、Vega和Rho指标等；第二，市场风险的绝对测度方法(指标)主要包括常见的方差或标准差(variance or standarddeviation)及其后的半方差(semi-variance)指标、绝对离差指标(absolute deviation)、极
大极小指标(minimax)等以及目前在实务界占主流地位的风险价值指标(value at risk，VaR)。
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风险价值指标是通过一种利用统计思想对风险进行估值的方法获得，它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但作为一种市场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则是由J.P.Morgan投资银行在1994年的Risk Metrics系统中提出的。VaR的定义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由于市场波动而导致整个资产组合在未来某个时期内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值。在数学上，VaR表示为投资工具或组合的损益分布的d分位数，其表示如下：Pr(△p<=－VaR)=a，其中，△p表示投资组合在持有期出内在置信水平(1－a)下的市场价值损失。举例来说，如果说某公司在95％的置信度下10天的VaR是100万美元，那么也就是说，在未来10天的时间范围内，该公司发生的风险损失超过100万美元的可能性只有5％。由于VaR方法能简单清晰地表示金融资产头寸的市场风险大小，又有比较严谨系统的统计理论作为基础，因此得到了国际金融理论和实业界的广泛认可。国际银行业巴塞尔委员会(BasleCommittee)也利用VaR模型所估计的市场风险来确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
通过上述对风险的定量测度，可以使公司明确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大小，从而有能力开展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定量风险管理活动。
(3)管理风险。一旦公司确认了自身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且通过风险测度方法对这些风险有了定量的把握，那些公司就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和工具来对它们所面临的风险暴露加以定量的管理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并不存在一种对所有公司都是最优的风险管理方法。不同的公司，甚至是同一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和规模都不一样，因此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优化风险管理策略。一般来讲，当公司认为其面临的风险暴露超过了公司可以承受的水平以后，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管理风险，从而使其风险暴露回复到可以承受的水平之下。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调整公司的操作模式(change operations)，使其风险暴露回复到可以承受的水平之下，这种方法又被称为“操作对冲”(operational hedging)。比如说，公司可以通过调整原料供应渠道、在销售地直接设厂生产或者调整外汇的流人和流出量大小等方法来达到上述目的。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金融市场来调整公司的风险暴露水平。公司可以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众多产品和工具来对其风险头寸进行风险对冲(riskhedging)，也就是说，通过在金融市场上持有一个相反的头寸来抵消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目前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市场的迅猛发展，为公司风险管理提供了充足的和多样性的产品选择。
衍生产品(也称为衍生证券、衍生工具)是一种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其价值依附于其他一些更基本的标的资产(underlying assets)。这些基本的标的可以是诸如利率、汇率、债券、股票、股票指数以及商品价格等的传统资产，还可以是信用(credit)、天气甚至是某个滑雪胜地的降雪量等特殊标的。常见的金融衍生产品主要包括远期(forward contracts)、互换(swaps)、期货(futures)以及期权(opti‘ons)等。近年来，场外交易市场(overthe counter，OTC)成功地创造了许多新型的衍生产品，如范围远期和约(range forward contract)、远期开始期权(forward start options)、障碍期权(barrieropti’ons)、两期期权(binary opti‘ons)、回望期权(100kback options)等。这些新型产品与传统衍生产品相比，可以满足更多公司特殊的风险管理目标，并且所支付的成本更低。
四、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在金融实业界的具体风险管理运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主流金融学也给予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许多重要的理论支持。而在主流金融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石却是“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投资者都是完全理性的，他们追求在一定风险水平下的最大收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价格的变化互不相关，它们是遵循随机游动模型(Random Walk Model)或者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的随机变量；收益率是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今天的收益率与过去的收益率无关，因此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种种无法用“有效市场假说”所解释的异常现象(anomalies)，如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呈现“胖尾分布”特征(fat-tailed distribution)，即存在过高的价格波动以及过高的交易量，收益率具有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股票市场普遍存在的“规模溢价”(size premium)现象和“价值溢价”(valuepremium)现象，股市存在的“周末效应”、“一月效应”以及价格波动的明显的自相关性(autocorrelation)特征或“持久性”(persistence)特征等。这些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对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的主流金融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对根植于主流金融理论的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方法和风险测度技术提出了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克服主流金融学在解释实际金融市场异常现象时所暴露的种种不足，一类被称之为“新金融学”(New Finance)的研究逐渐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新金融学”研究的代表流派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流派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流派。其中，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那些实际金融市场中无法被传统金融学理论所解释的种种复杂和异常的现象。而经济物理学则是将物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型(特别是统计物理学)应用到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两个流派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复杂和异常现象中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两个学派都还没有类似CAPM或APT等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出现，他们的一些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主流金融学家们的承认。
新金融学研究对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对金融风险的准确测度问题，因为一旦风险测度出现偏差，那么下一步针对风险暴露所开展的风险管理活动可能就会失效，从而可能给金
融参与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新金融学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风险的相对测度还是绝对测度指标，在理论上或实际运用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举例来说，风险的相对测度只是一个相对的比例概念，并没有回答某一资产或组合的风险(损失)到底有多大。另外，相对测度指标对测度对象的依赖性较高，它们无法测度包含不同市场因子或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组合的风险，因此也就无法比较不同资产的风险大小。而对于绝对测度指标而言，当实际市场不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条件时，最主要表现在当资产收益不满足正态分布时，方差(variance)以及VaR等指标的准确度都将大大降低。以VaR为例，在正态分布假设下计算的VaR值，常常会低估实际的风险，而在低估的风险值下进行运作，可能会使金融机构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近期的研究也表明VaR本身不是一种一致性的风险测度(coherent measuresof risk)。比方说，VaR不具有次可加性(subadditive)，即多个资产的组合VaR可能会大于单个资产VaR的总和，因此不能用VaR来进行投资组合的优化。而且VaR也无法说明资产损失超过某一界限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即无法说明极端波动状态下的资产损失情况。因此，也有学者提出用满足一致性风险测度标准的Expected Shortfall来代替VaR指标。最近，Sardosky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用传统的移动平均、指数平滑、AR5等方法，还是用GARCH类模型，都无法给参数类VaR找到准确和统一的波动参数估计。因此，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参数类VaR模型在计算同一资产的风险价值时，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Wagner and Marsh的研究也发现，即使采用t分布的GARCH模型来为收益波动建模，由于极端波动的小样本特性，也会使现有绝大多数的尾指数(Tail Index)估计方法低估金融收益的尾部风险值。
五、主要结论
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而“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线性的“均衡”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投资者都是完全理性的，他们通过理性预期进行投资决策，并且以线性形式对信息做出及时反应。这一理论假设表明，由于市场信息得到了及时全面的消化和吸收，因此金融资产价格的未来变化与历史信息无关(即对时间的无记忆性)，资产收益率应该服从正态分布。
然而，经济物理学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它具有“非均衡性”以及对时间的“长期记忆性”等特征。同时，行为金融学理论也告诉我们，投资者在作决策的时候并非完全理性，他们并不能像传统金融理论假设的那样会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进行详尽的分析，而是常常不能充分了解到自身所面对的状况。他们往往会有认知的偏差(Cognitive Bias)，往往以经验法则或直觉作为决策的依据，反映在投资行为上，则会产生所谓的“反应过度”(Over Reaction)和“反应不足”(Under Reaction)等非理性现象。因此，如何改进现有的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特别是如何在金融风险测度方法中引入非线性科学以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使金融风险管理更加符合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行为特征以及市场实际运行规律，无疑将是风险管理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 叶光雄)
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电力系统分析”课程内容在国网公司的入职考试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同时该课程理论性、实践性和综合性都很强，教学团队用原有的教学方法和方式已不能适应教学需求。教学团队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和考核机制五个方面对课程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实践证明改革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了国网公司入职考试的竞争力。
关键词：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 过程性考核
自2012年国网公司首次开展2013届毕业生统一招聘考试以来，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可以为国家电网的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电网、国际一流企业;另一方面也能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一条公开、公正的就业渠道，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我校电力类毕业生有三个专业符合国网公司的报考条件，而每届毕业生中有一大批优秀学子渴望通过国网公司的考核实现自己的专业梦，这就对上述相关考试课程的老师提出了挑战。
《电力系统分析》课程在国网电工类专业笔试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同时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分析的对象是电力系统运行实际问题，脱离工程实践的教学毫无意义，既不能满足广大学生对于该课程学习的需求，也不能满足部分参加国网考试同学的需求。我院“电力系统分析”课程组从2014年起就针对该现状在教学中进行了探索。
1 优化提炼教学内容
虽然电力系统分析教材版本在不断更新，但教材内容更新较少，无法展现近年来现代电力系统行业的前沿技术和最新动态;最重要的是，教材内容不能很好的体现工程实践性，未能具体的分析电力系统运行的实际问题。为此对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增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风力发电并网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知识的讲解，增加柔性输电技术、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特高压交流输电项目和智能电网技术的介绍，使学生充分了解电力系统的发展动态和学科前沿。紧扣国网公司最新版本考纲内容[1]：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电力系统各元件特性及数学模型、简单电力系统潮流分析、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和频率调整、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和电压调整、电力系统故障的基本概念、电力系统简单故障分析与计算、电力系统稳定的基本概念，这不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教学，而是从行业角度来讲授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更贴近与工程实际。为此将课程的基本概念、各元件的参数和模型划为基础知识模块，排在课程的起始阶段;将潮流计算、电压调整、经济运行、频率调整划为稳态运行与控制模块，根据内容的衔接性依次引入。将三相短路和不对称故障划为短路计算模块，专科学生不需要掌握其中的公式推导和不对称故障计算，在课程中只做简要介绍，重点放在短路的实用计算方法部分，加强对计算方法的应用和推广。
课程团队将整个知识体系优化后，按知识模块分析国网公司的考试真题，将真题内容单选、多选和判断题加入到网络课程空间中，让同学们课后完成;同时分析考点分布及重难点做到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放矢，经分析有以下发现。模块一中考查了电力线系统运行基本要求、电力系统基本概念、电力系统运行中电能质量、中性点接地方式作为一个常出现的考点、中性点补偿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各元件参数中以线路的考查知识点最多、变压器考查了额定电流及特性描述、有名值和标幺值是一个考查的难点内容。稳定运行模块中重点查考了功率因素、电压降落、电压损耗、功率损耗和最简单的潮流分布，故在专科教学中要大大简化公式推导。系统运行控制模块中重点考查了系统频率相关知识、无功功率相关知识、稍微考查了经济运行。短路计算模块中2017年12月份之前的考试还重点在考查非对称性故障分析，从新的考试大纲出来后，短路计算模块的知识明显不再偏重于计算难度，而开始了广度的考查，尤其是放在了对称性计算分析中，这就要求课程教师在课堂中更要让学生掌握短路计算的实用性计算方法和掌握短路的危害以实用于工作。至于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概念，专科仅仅只考查了静态稳定和暂态稳定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考查的知识点少且很浅。
2 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式普遍是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在45min课堂教学过程中被动接受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最关键的是电力系统分析这门课公式及公式推导太多、新的知识点和概念层出不穷，该方式下学生的接受度太低、学习效率尤其是掌握知识点的效果太差，还缺乏师生互动，学生的参与度缺乏，造成学生听望天书。为此，课程组尝试采用混合式教学法[2]来突破这个困窘。
2.1 采用行动导向教学
行动导向教学是近年来高职高专尝试采用且行动有效的教学方法[3]。电力系统分析在开篇介绍完电力系统相关概念后，介绍学生熟悉ETAP软件，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重庆安居水电厂至铜梁电网再至铜梁某2个10kV小区这样一个简单的电力系统接线图，让学生思考接线图中的电气元件都有哪些、元件有哪些参数、何为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中性点等相关知识，让各个小组带着问题去学习。针对供用电技术专业的教学，给予学生《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和注册电气工程師（供配电）相关设计手册的电子版，让他们尝试学会查资料，尽早接触工程勘察设计相关知识。
2.2 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
将原有的填鸭式教学变为讨论式教学，在讲解过程中允许学生提问并开展讨论，例如在讲解电力系统电压、频率调整、经济运行模式时，让学生以小组形式提前预习电能质量的三个要素电压、频率、波形，并讨论如何保障电能质量的三个指标满足要求。将原有的填鸭式教学变为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并给学生的思考空间，比如在讲不对称短路电流分析时，由于已经学过了对称短路电流分析，引导学生想办法把不对称短路化为对称分量，进而推导出对称分量法。
2.3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
将班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3人一组为宜），在课下通过分工合作完成ETAP软件项目式作业和课后作业，课堂上由组员展示、阐述完成情况，解答其他小组的提问，然后老师进行指点和评价，课后各小组将项目作业进行修改和完善。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 改革教学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便捷，思维活跃且接受新事物迅速的00后已经出现在课堂上，这就必须让我们改革原有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需求，将他们的时间从互联网吸引回课堂。课程团队尝试采用以下几个方式。
3.1 网络教学
随着学院网络学习平台（慕课、智慧职教以及学院智慧校园平台）的建设，网络课程教学开辟了电力系统分析的第二课堂。教师将课程的教学大纲、进度计划、课件、微课、相应的国家标准、工具书、以国网公司试题库为基础的任务练习、以ETAP为基础的工程项目等教学资源上传课程网络空间。学生根据自己的安排来进行学习、提交平台作业，算入平时成绩;期间有疑问的可以通过微信或者在线答疑等形式进行交流。
3.2 采用ETAP软件教学
課程中的有名值、标幺值换算、潮流分析、短路计算模块历年来学生普遍反映学习难度大、工程应用不明显、不好理解，为此课程组对比了PWS软件、PSASP软件、MATLAB/SIMULINK软件和ETAP软件各自的优缺点[4]，再结合高职高专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采用ETAP软件教学[5]。在ETAP软件教学应用过程中，学完模块一后，引导学生完成电力系统建模;学完潮流分析后，引导各小组完成电力系统的潮流计算及结果分析;学习完电力系统分析调整与优化模块后，引导各小组完成电力系统分析的电压调整及经济性分析;学习电力系统故障分析后，引导各小组完成电力系统对称性短路计算及结果分析。ETAP仿真软件教学使抽象的电力系统变得可视化，使学生对电力系统的计算分析更易于理解、掌握。
4 强化实践教学
我校建立了6～8个相对稳定的电力类校外实习基地保障开展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到水利发电厂、变电站、设备制造企业和10kV配电端参观学习，在前两个实习单位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或企业专家带领学生参观了调度中心，介绍他们的工作内容，指导学生通过潮流分布图监测电网运行状态，通过变电所电力电容器的设置掌握无功补偿的意义和电压调整的原理，通过故障录波记录观察短路发生的过程，使学生体会到电力系统分析在调度、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应用。
5 建立过程性考核机制
我校之前的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60%，平时成绩（包含课堂考勤和课后作业两部分）占总成绩的40%。这样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没有进行过程性考核，导致学生平时上课积极性不够、作业抄袭、考试过程中作弊，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此我校提出全面过程性考核的方针，加之针对本门课的特点进行3人1小组的过程性考核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学生学习过程痕迹记录及成绩登记册如图1所示。
过程性考核的方针提出后，平时成绩占60%（随着课程改革的成熟还可以申请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学生的课堂出勤率达100%，上课摸机率低于5%，ETAP课程教学推动得到提高，翻转课堂教学效果不错，网络作业完成率也极大提升。从近两年毕业生国网公司入职率来看，电力系统分析教学还是贡献了一定的价值。
6 结语
“电力系统分析”课程理论性、实践性和综合性都很强，同时在国网公司的入职考试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实践探索其实用、有效的教学方法。近年来课程组尝试采用全面过程性考核机制为基础，从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方式、强化实践教学四个方面为支撑，谋求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近3年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气类专业以较高分数通过国网公司的入职考试，进入国家电网公司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大大提高，专业技术能力也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
参考文献
[1] 2018年国网公司高校毕业生招聘考试大纲[S].
[2] 王红艳.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教学改革[J].许昌学报，2018（37）：90-93.
[3] 郑惠虹.基于“行动导向”的项目化教学在高职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与职业，2009（23）：132-134.
[4] 仿真软件在“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林业教育，2018（36）：26-28.
[5] 刘禹良，伍家洁.ETAP在高职高专“电力系统分析”教学改革中应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6（35）：212-216.
物理前沿发展总结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政治关联;制度环境;替代效应
龙建辉(1978—),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房地产投资与管理研究。(浙江杭州310058)
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各地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比较多,理解和重视企业所在治理环境及其如何变化非常重要,因为治理环境会对治理实践、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政府干预比较强、制度比较落后的地区,企业更加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即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是由这些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的。①政治关联不仅在发展和转型中国家非常普遍,而且在发达国家也非常流行。Boubakri 等人通过27个发展中国家和14个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数据,研究在什么环境下公司更容易出现政治关联,研究发现:外资所占的比例越高,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司法独立性越高,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越官僚,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高。以47个国家20 202个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普遍具有政府背景;而且,一国或者地区的外资进入壁垒越高、腐败水平越高、媒体透明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当该国或者地区的政策规定对政府官员行为设置更多的限定时,企业则不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Fisman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政治关联在世界许多最大的和大部分重要的经济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环境非常不完善,表现为企业的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政府干预比较多、市场信息还不够透明、资本市场缺乏效率等,而且在一个国家中,这些现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众多企业通过政治关联来抵御制度不完善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风险。那么,政治关联可以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机制吗?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何?本研究将综述国内外关于政治关联的重要文献,拟从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的企业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之间的绩效表现、政治关联对制度环境的替代效应等方面,来阐述政治关联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机制的证据。
一、作为中介机制的政治关联
我国企业(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要在有待完善的制度环境下获得成长,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其方式表现非常多样化,如聘请退休政府官员做企业的顾问和独立董事、企业家从政、聘请有过从政经历的官员进入董事会等显性政治关联②,使政治关联成为“基业长青”的保护伞。有学者检验了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决定因素,发现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能被市场和市场支持性制度所解释。当制度指数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家从政的概率随之降低8%～20%。研究结果也支持“制度环境是私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的观点。企业政治关联的价值近年来在经济学家中得到了公认,这种价值的来源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政府所属企业的优惠待遇(如银行或原料供应)、更轻的税收、政府契约竞争中的优惠待遇、问题企业的放松监管或者对其竞争对手进行严格监管和许多其他的形式。
当然,也有学者提供了其他证据,如邬爱其和金宝敏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为例,考察了影响民营企业家参政水平的各种动机,即“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制度风险论”,但是他们的实证结果只支持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个人地位论”和“企业发展论”,而没有找到“社会责任论”与“制度风险论”的相关证据。下文将分别从银行信贷、税收减免、管制放松等方面分析作为中介机制的政治关联:
一是企业政治关联在融资上的优势。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较,政治关联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这些关联企业主要通过关系获得贷款,而且这些关系贷款在银行贷款总额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相对于没有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融资约束更少;同时,越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帮助越明显。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发展。
二是企业政治关联在税收上的优势。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企业交的税更少。吴文锋等以1999-2004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对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企业税负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三是管制放松与政府救助。当政治关联企业出现违规事项时,政府会对其放松管制,而对于政治关联企业的竞争对手,政府则会对其加强管制。在企业出现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救助。
二、企业政治关联的绩效表现
政治关联是成本与收益并存的行为表现,当企业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政治关联才有意义。因此,企业在建立政治关联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公司丑闻、财务欺诈、盈余操纵、虚假信息、腐败、逆向选择、道德、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甚至破产等公司治理风险。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其带来的成本,因而,政治关联能增加企业价值。
一是政治关聯与市场短期效应。Goldman等人使用了S&P500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政治关联的原始手工收集数据,把这些公司分为与共和党相关联的企业和与民主党相关联的企业。分析表明,在宣布政治关联的个人被提名进入董事会后,出现正的不规则股票回报。同时他也分析了2000年总统选举共和党胜利的股价反应,并且发现与共和党相联系的企业的价值上升,而那些与民主党相联系的企业的价值下降。这说明政治关联在美国的影响力与重要性。有学者使用在上海注册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上海社保案”期间中国企业政治关联的价值:在陈良宇丑闻披露后大约5天时间,与上海市政府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出现负的市场回报。
二是政治关联与市场长期绩效。已有研究对于政治关联与企业长期绩效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政治关联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可能受一国制度环境的影响。有的学者发现政治捐赠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政治捐赠后企业的会计绩效比政治捐赠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明显的下降。研究也表明,尽管政治捐赠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支持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是没有效率的。Faccio等人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并没有表现出更好的绩效,恰恰相反,他们的绩效比非政治关联公司差,尤其是会计绩效。Fan等人研究发现政治关联能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在腐败官员落马前,关联类公司的会计绩效与非关联类公司的绩效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腐败关联落马后,关联类公司的会计绩效低于非关联类公司。有学者研究了769家不同股权类型的中国IPO企业的CEO和总裁政治关联的长期绩效效应,发现CEO政治关联对企业IPO三年后股票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有权类型,负面影响仅仅存在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地方国企)之中,而不是在非国有企业(非国企)或者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央国企)中。
有的学者研究,政治关联增加了企业的长期绩效。在市场导向转型期间,家族和以前的社会关系通过非正式规范提高集团绩效,这种规范强化了企业集团内部的调解作用,而且家族关系能减少战略重组和产生绩效利益。罗党论和黄琼宇的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价值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价值更高,投资者长期持有该企业股票得到的收益也更高,政治关系越强企业价值也越高,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最终取得了相应的收益。胡旭阳和史晋川认为,在中国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通过影响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而影响民营企业的成长。胡永平和张宗益以国有电力生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国有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绩效影响,其研究表明:董事长政治关联的绩效影响显著为正,总经理政治关联的绩效影响显著为负;相对于国有非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董事长政治关联的绩效正影响较弱,总经理政治关联的绩效负影响较强。
三、企业政治关联的替代效应
国内很多学者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和利益免受政府损害。潘红波等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吴文锋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公司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考虑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后,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公司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邓建平和曾勇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后,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不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冯天丽和井润田的研究发现了私营企业家政治关联意愿受制度环境及变化的影响,其原因在于转型期间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家而言是一种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针对中国市场,有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政治关联对制度环境的替代作用:在信用市场越落后、政府的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企业越可能建立政治关联。Allen等人也曾提出“中国之谜”的命题,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既然现实确实与理论不相符,那么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中国,存在一种合理的替代机制。③
Xin和Pearce以中国私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为了弥补企业缺乏正式制度的支持,他们研究私营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的个人特殊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支持的替代机制。罗党论和唐清泉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对2002-2005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的刻画,考察了市场环境中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及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参与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与政府形成政治关联。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来说,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发展方向
经过对国内外有关政治关联的重要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政治关联在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在不同国家背景下,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差异很大,而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环境的替代效应只存在于制度有待完善的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包括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这种替代效应会下降。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存在很大的国别差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信息非常透明、法律非常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常少,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应该不是为了规避“制度风险”,而是为了企业家“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等其他动机,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企业发展而获得与政府相关的稀缺资源。相反,处于经济转型期间的国家、欠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其制度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包括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金融市场不够规范、信息不够透明甚至出现垄断等现象,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主要为了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风险。
第二,制度环境在一个国家中表现出地区差异,政府干预多、产权保护差、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政治关联的替代效应越强;相反,这种替代效应越弱。转型背景下的印度和中国是由若干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更小的地区组成的,这些不同的地区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速度和步法,这导致了制度基础设施的不同变化,如弱的官僚控制的差异、法律对产权保护的差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等。当然,不管在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地区,都会存在企业政治关联,而且每个地区的发展程度会存在差异,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环境的替代作用也会表现出地区差异。
第三,政治关联可能会带来公司治理风险,企业应该在建立政治关联的收益与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权衡二者之间的利弊,避免建立政治关联的盲目性。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公司治理也在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④,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容易形成治理失控,从而产生治理风险。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法律还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干预经济和干预市场的力量等现象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企業需要考虑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发挥政治关联的应有功能,但是也应该明白建立政治关联不是公司治理的“灵丹妙药”,而应该尽量避免由此带来的治理风险,在收益与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比较多,且主要集中在对企业价值、经营绩效、股价效应等方面,而有关政治关联与公司治理风险、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等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根据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把握,未来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应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更好地揭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与企业实践。
第一,目前国内有关政治关联的文献研究非常缺乏,还远不能揭示政治关联的本质,未来除了对一些传统主题的研究之外,还应该多关注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外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国外的研究背景与中国的研究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政治关联应该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建立适合中国的公司治理理论,进而指导处于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实践。近年来,中国公司高管频频出现违规,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过程中形成的治理失控”,这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症结。基于此,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除了为传统的观点提供经验证据之外,应该向政治关联的成本和公司治理风险等方向发展,集中研究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与内部人控制、财务困境、关联交易、公司丑闻、盈余操纵、财务欺诈、逆向选择等现象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界和政府提供一些思考。杜兴强等人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发现政治关联整体上降低了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没有区分政治关联的类型),这是国内对政治关联的公司治理风险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二,應强化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与企业决策(如企业战略选择、人力资源选拔、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决策是企业管理最关键的环节,企业的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等都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制度环境或者其他原因的影响,企业会有各种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也会对企业的各种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战略选择的网络导向、人力资源选拔的关系导向、业务活动短期利益导向、融资决策的债务和长期性导向等。
第三,应该加强转型经济背景下行为公司治理(如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短视行为、自利行为等)与政治关联的关系研究。行为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它的前提假设,即人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假设人是不完全理性的。近几年公司治理研究也出现了行为科学的交叉研究,与传统的经济学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式相比,行为理论更接近公司治理的实践,更符合管理者的实践要求。未来基于行为框架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在研究设计上非常新颖,当然,这也会由于这方面的文献基础薄弱而给研究带来很大的障碍,但是,从行为公司治理视角研究政治关联问题,可能更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注释:
①学术界对政治关联的表述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有的学者使用政治关联,而有的学者使用政治联系,还有的学者使用政治关系,本文将统一使用“政治关联”。
②政治关联有显性政治关联与隐性政治关联之分,隐性政治关联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如企业家与政府高官的私交、贿赂等。
③本文没有对这种替代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④即从以往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运营的政企合一的行政型治理,逐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下,外部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法律法规,内部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对企业实施监管的经济型治理方向转型。
[参考文献]
[1]Allen,F.,Lu,J.Y.& Qian,M.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2005.
[2]Claessens,S.,Feijen,E.,& Laeven,L.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forthcoming,2007.
[3]Ees,H.V.,Gabrielsson,J.& Huse,M.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board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17,3,2009 .
[4]Fisman,R.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 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2001.
[5]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The Am 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2006.
[6]Faccio,M.,Masulis,R.W.& McConnell,J.J.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The Journal of Finance, 61,6,2006.
[7]Fan,J.P.H.,Wong,T.J.& Zhang,T.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4, 2,2007.
[8]Goldman,E.,Rocholl,J.& So,J.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 dies,22,6,2009.
[9]Hillman,A.J.&Hitt,M.A.Corporate politicalstrate 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 2,2009.
[10]Johnson,S.& Mitton,T.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Evidence from Malaysi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 mics,67,2003.
[11]Khanna,T.& Palepu,K.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8,1997.
[12]Kroszner,R.S.& Stratmann,T.Interest group com peti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services'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1998.
[13]Khwaja,A.I.& Mian,A.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 4,2005.
[14]Luo,X.& Chung,C.N.Keeping it all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group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2005.
[15]Li H.,Meng L.and Zhang J.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nvidence from China.Economic Inquiry,2006.
[16]Li M.,Xia L.,Yu V.and Zhang Y.Ownership Types, CEO and Chairma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Long-run Post-IPO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Working Paper,2008.
[17]Li,S.& Nair,A.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or cor 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7,4,2009.
[18]Peng, M. W. & Heath, P.S.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2:1996.
[19]Peng, M.W.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 2,2003.
[20]Roberts,B.E.A dead senator tells no lies: Se-nio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ederal benefi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1990.
[21]Stigler,G.J.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2,1971.
[22]Shleifer,A.& Vishny,R.W.Politicians and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4,1994.
[23]Xin,K.R.& Pearce,J.L.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6),1996.
[24]Xu,H.& Zhou,J.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Chinese Evidence.Working Paper,2008.
[25]Yuan,Q.Public governance, political connected-ness, and CEO turnover: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d-owned enterprises.Working Paper,2008.
[26]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
[27]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
营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2009,(2).
[28]杜兴强,雷宇,郭剑花.政治联系、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J].中国工业经济,2009,(7).
[29]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06,(5).
[30]胡旭阳,史晋川.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31]胡永平,张宗益.高管的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基于国有电力生产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6).
[32]冯天丽,井润田.制度环境与私营企业家政治联系意愿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9,(8).
[33]李维安.“问题高管”凸现公司治理风险[J]. 南开管理评论,2005,(1).
[34]李维安.从安然到雷曼:警惕“繁荣”背后治理风险的累积[J].南开管理评论,2008,(5).
[35]罗党论,唐清泉.市场环境、民营控制与企业政治关系的形成,2007,工作论文.
[36]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8,(12).
[37]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科学,2008,21(6).
[38]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2).
[39]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4).
[40]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6,(2).
[41]邬爱其,金宝敏.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与制度风险:中國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7).
[42]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
[43]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工作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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