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及原因;管理措施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利益的驱使，使得区域内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公共管理工作效率低下等，阻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深入融合发展。因此，如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通过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进行调整，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内涵
所谓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多个区域通过合作来组成一个共同体。从当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上不平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对区域经济加强合作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必然趋势，对于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另外，区域公共管理指的是为了更好解决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中多面或一面的公共问题并获得共同利益，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使用调节、协商等方式来对纵向层级与横向部分之间重叠交叉关系实施的管理。如今，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突出的大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必然要得到加强，不过区域不同，其文化、经济与政治都存在各自的特点，因此在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活动时，把区域公共管理纳入进来作用重大，可以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所以，只有把区域公共管理工作实施好、执行好，各区域之间的利益才能有效获得，进而确保各区域经济实现共同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对地方实施了一系列让利放权的举措。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具备了较强的自主性。在自主地位日益提高的基础上，经济发展上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发展本地区经济以及增加地方收入，对于跨地域流动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通过设置障碍来分割市场，于是地方保护主义逐渐盛行。从实际工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地方经济发展、获得短期利益的目的，任意借助行政权力来设置不正当的质检标准、销售标准，还通過立法发文的形式抬高当地市场门槛，对外地商品实施歧视和封锁政策。由此可见，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内容越来越多样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化。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原材料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于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原材料大战，包括烟叶、棉花、粮食、羊毛等在内。此后，在党召开十四大以后，开始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各地方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争相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并借助优惠政策的实行来吸引外资目光，甚至是一再降低成本、市场门槛和利润空间，因此政策大战又被打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最大程度地招商引资，以远远低于成本价格的土地对其进行优惠，并且税收也打破了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现如今，在一些地区，甚至对地方保护已经上升到制度层面，借助明文条款来加大行政收费并提高质量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通过双重税收标准的设置来限制异地商品，从而实现对当地经济利益进行保护的目的。这样一来，市场被分割，地区与全国市场之间的交流不能顺利开展，区域范围内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就使得整个区域甚至是国家经济、竞争秩序规范性被破坏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恶化，区域间的合作受到限制，长期如此，必然会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产业趋同现象严重
区域合作下要求各个地区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合理的分工与合作，不断整合区域资源，实现该区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此形成区域优势。但是，从我国整体来看，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区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还不是很到位，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还很严重。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会引入以下科技含量低、投资见效快和规模小的项目，以此造成区域产业水平不高，不能合理地实现规模经济发展，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三)行政区经济
我国区域经济的运行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与政府的工作重点有很大的关系。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最为根本原因是我国行政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条条”为主的区域经济管理模式。在各地方，“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逐步兴起，并呈现出独立和分散化的布局。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地方政府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为提高财政收入和凸显政绩，开始积极发展经济，但其地区本位意识也逐步增强。由此，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只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区域利益。权力对微观市场过分干预、金融本地化等问题，更是为行政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
制度是工作的依据和标准，没有制度就没有工作的思路和方向。对于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地方主义、行政区经济等问题，其关键还是在于政治公共管理制度的缺失。首先，由于不同区域在管理理念和方式上不同，导致区域公共管理很容易产生冲突，进而对不同区域的利益造成冲击，很难达成平衡。其次，我国典型的行政区经济使得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和政绩产生短视行为，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对该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禀赋进行调整，从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工合作，这种分工和合作在短期内会给地方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同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通常周期比较长，而对于一些在短期内为了捞取政绩的官员存在很大的不利。由此，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公共管理机制建设，成为当前破解问题的重要方式。
(二)缺乏完善的法保障
行政区经济严重制约着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一方面，过多的地方政府法规干预给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法律体系缺失，特别是制约地方保护主义和打破区域市场分割问题方面的法律还几乎是空白。而正是这种缺失，导致在区域发展中重复建设、资源配置率低等问题严重。
四、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
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是要从优化区域公共管理入手，通过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同时加强区域合作法律体系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避免产业趋同等问题。
(一)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制度
制度是根本，也是依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好坏关键还是在于是否有好的制度对区域利益进行协调。因此，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要转变区域合作意识，树立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思维理念，这样才能为区域经济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建设。首先，确立区域合作共同目标机制。所谓的区域合作目标机制，就是让区域经济参加者根据共同的动因，制定共同的发展目标。而实现区域合作目标，其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因此，各地方政府要为区域合作市场制度提供制度基础和框架，以此弥补市场缺失和失灵带来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针对区域合作的共同目标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和物品，以此促进区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流动，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其次，构建区域市场合作机制。构建区域市场合作机制，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地方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并冲突传统的区域内外分割，实现区域內的合理分工，促进市场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因此，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要结合区域市场化的具体情况，制定共同有效的市场交易规则。同时，针对市场外部性出现的问题，要制定辅助的规范性法律促使，从而保障区域内的正常交易秩序。
(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法律体系
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必须要通过法律作为其基本的保障，从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法律可对传统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行约束，继而更好地规范区域内的市场行为和秩序。同时，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区域内各方利益进行保护，防止出现区域内“合作博弈”失败的问题。对此，法律体系的构建需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第一，界定清楚利益主体和法律协调的范围;第二，制定协调的总规划和进度;第三，明确区域协调机构的责任和义务;第四，协调的公正和执行效率。
五、结语
总之，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这个必然趋势的加快，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要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针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产业趋同等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给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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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
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论述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提出泛北部湾文化概念；进而提出应当发掘泛北部湾文化蕴含的文化力以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实施路径是：发掘文化产业资源，开发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文化经济形态。
［关键词］ 泛北部湾文化；中国—东盟；文化力；文化产业
［作者简介］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南宁，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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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11月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议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05年12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年度会议时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文化正式作为合作专项，提升了双方合作层次。开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研究，已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任务之一。
一、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
（一）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
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是近邻，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各自在对外关系上的联系不算十分紧密。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分别处于英、法、日、美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也长期处于内战和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之中，国家关系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加快，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区域性合作发展推动了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强化。1967年，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5国联合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984年文莱加入；1995～1999年，越南等4国加入；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东盟开始国家政治合作以及社会、安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全方位合作。至此，中国与东盟在“促进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等方面，形成了相同的区域性认同，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成“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这种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自然是跟地理的、时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有文化认同的维系。没有文化的认同，区域性认同是不完整的，也不会坚牢。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存的文化理念是区域性认同和区域性联盟形成的基石。
（二）文化认同理念下的三种文化形态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往最早可溯自1000多年前。由于民族起源、文化交流、历史承传和风习濡染等原因，中国与东盟各国也形成了一些跨国界多民族所共具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认同理念，如华人文化、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等。这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将其归纳为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 。三种文化及其文化认同理念，涉及中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上获得普遍的认同。文化认同理念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互动的重要基础。
（三）泛北部湾文化的特征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样与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绚丽景观。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结成区域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伴随着一种区域性文化，这就是泛北部湾文化。
1.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南方环北部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一体化合作发展的跨国性的区域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是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涉及中国与东盟共11个国家、几百个民族、数亿人口，是东亚文化圈中的一个亚文化圈。
2.泛北部湾文化是多元型文化
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包含有中华（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东南亚土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泛北部湾文化又具有较大的共同性或类似性。泛北部湾地区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会之地。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上述的多元文化在泛北部湾区域的传播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各自的面貌都有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比如，佛教文化传到中国后，形成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华佛教。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中，由于受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影响，其形态与在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也很不一样，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形态虽然基本教义的精神不变，但文化形态和一些教义解释已有不同。这种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的文化多元，产生了泛北部湾文化的特色，即多元的风貌、和谐的内涵、发展的价值观和民族特色。
3.泛北部湾文化是以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为核心和纽带的区域性认同的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的多元性中又包含有共同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同具有区域认同的文化形态，即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盛行。例如，中国壮族、傣族、布依族和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度的近20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共同构成的以水稻耕作制度为核心的 “那”文化（又称稻作文化），体现在泛北部湾区域多国多民族长期形成的生产制度、家庭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语言、地名等多方面，是包含跨国界多民族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涉及约1亿人口。而包含中国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儒佛文化，传入东南亚的地域以中南半岛5国和新加坡为主，连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涉及人口达数亿，若连同日本、朝鲜和韩国，覆盖面更广。华人文化更是涉及东南亚各国，目前全球各国的华人有将近30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盟10国，人口总数约为2500万人。尤其重要的是，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华人文化影响广泛，大大超出本身的2000多万人口的范围。因而可以说，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是泛北部湾文化的核心，并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认同的文化的纽带。
二、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既是经济合作，也是战略合作，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发展离不开文化力的参与和推动。
（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来自文化的参与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势力间的军备竞赛、政治霸权的竞争，正在演变为文化霸权的竞争。文化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小的标志之一。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重要构成成分，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当今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与传统工业经济本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知识和信息，即文化，替代了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创新，是资本扩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近10年里“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有2/3是来自创新。
什么是创新？有学者将当代的创新特征概括为9种：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知识创新、网络创新、技术创新、投资创新、经营创新、企业文化创新 。每一种创新，其实都是文化力的体现。
（二）文化力对区域合作发展的巨大作用
文化力是一种凝聚力。共同的文化理念能凝聚起相同文化基因的人们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汇聚起巨大的开发力、变革力。这对于区域合作中整合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化力是导向力。文化代表人类生存的智慧，对未来发展有重要的引导性意义。中国—东盟区域认同和区域合作发展，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智慧在当代的升华。泛北部湾文化就是这种文化智慧升华的结晶。它将引导中国与东盟各国实现“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 “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的目标。
文化力是辐射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对经济的辐射，改变了人类的进程。这在几百年前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中尤其看得清楚。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革，人类开始了信息工业时代。
文化力是精神力，也是物质力。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具有属于经济基础的物质力。过去，文化仅仅在思想引导和精神支柱上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今天，文化价值已由精神裂变为物质，成为具有精神和物质两重属性的东西。文化产业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文化确实在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资产。一幅名画可以卖到几千万元。几年前，毕加索的一幅油画《手臂交叉的女郎》拍卖价达到了5560萬美元，而这仅仅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五的名画价格。专利、著作权、商标品牌、技术标准、互联网域名等等，都是实实实在在的资产。
（三）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
1.发掘资源与市场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泛北部湾区域不仅有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还有丰富的资源，并正在孕育成巨大的市场。
2.开拓文化产业经营空间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经营空间。2006年9月18～19日在中国南宁召开的“首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来自中国和东盟10个国家的文化官员、文化产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中国和东盟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达成了普遍共识。在论坛闭幕式上，各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宣言》。宣言认为，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推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地理上相邻，拥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拥有不断增长、潜力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这是各国合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泛北部湾文化孕育了巨大的产业经营空间。
3.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可以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中，对开发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的文化产业项目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
三、以泛北部湾文化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施途径
（一）传播泛北部湾文化理念，促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认同和经贸合作
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基础上聚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包容了中国—东盟各国寻求合作发展的利益方向，即和平与发展，目标是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享有富裕文明安宁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国与东盟宣布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经济行动，而要真正建立起这一自由贸易区，那就不是仅仅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就能实现的，它必须有文化做支撑。因而，首先要传播体现中国—东盟区域国家利益的泛北部湾文化理念，让这一区域文化认同理念在中国—东盟区域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才能转化为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推动力和润滑剂，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
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文化不仅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有参与经济结构的物质力，还有保证经济活动安全、持续、高效发展的引导力。正是由于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认同理念传播，改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观念，形成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中国—东盟区域利益需求。
（二）联合开发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文化资源，以项目开发为依托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并延伸相关产业
笔者在《文化认同理念与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里已列出了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些具体项目和实施途径，这里不再赘述。在实践中，广西的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5种延伸产业方式，值得关注：
1.演艺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
柳州市演艺剧团举办“金嗓子杯”鱼峰歌圩、“长虹世纪杯”首届社区文艺会演、“宏华杯”家家乐家庭文艺会演等全市性大型社区文化活动，通过企业赞助解决活动经费，争取到金嗓子公司、长虹房产开发公司、宏华公司等企业赞助开展演艺活动，观众达21万人，又为企业树立了品牌。
2.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结合产生效益
柳州市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结合，对文物资源经过修缮，形成柳州市东门城楼、柳侯祠、胡志明旧居、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乐群社、美国飞虎队旧址、白莲洞古人类遗址等文化旅游产业景观，吸引游人18.4万人。贺州市文化局通过对沙田龙井村居民风景点、浮山风景点的投资吸引电视连续剧《酒是故乡醇》、《围屋里的女人》选景拍摄，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又引来桂林、广东等地旅游投资者投资建设，当地村民旅游收入明显提高。百色市培育品牌，发展旅游和产业，通过右江河谷沿线的“三月三”壮族歌圩，那坡县的黑衣壮歌演唱，隆林县德峨乡的苗族跳坡节活动、大树脚“五月河”民族风情歌舞，靖西县的壮族抛绣球活动，给当地的旅游及经济活动带来了比较大的积极影响。防城港市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哈节”吸引汇集越南、北海、钦州等地的歌手，开展中越河界对歌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商贸的交往。
3.发展商业演出业
柳州市演出市场培育，各专业剧团级团到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演出，几年里演出530场。引进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及朝鲜血海歌舞团等25个演出团体，共演出79场，观众12万人，收益40万元。广西演出公司开拓演出市场，策划经营新疆歌舞团大型歌舞《天山欢歌》在广西、云南等地演出17场，观众达11万人次，收入43.33万元。梧州市粤剧团在完成上级布置的宣传演出任务的同时，大力发展艺术生产经营，在剩余的7个月的时间里在广西、广东进行商业演出129场。玉林市全市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商业性演出906场。玉林市杂技团到新加坡等国进行演出，2004年到福建等地演出153场，观众17万人次，收入18万元；市粤剧团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演出127场，歌舞团赴香港参加回归五周年巡演，演出126场，观众28万人次，收入82.8万元 。几年来来宾市在桂林“乐满地”、杭州千岛湖、徐州森林公园等地商业演出4000多场，观众40多万人次。桂林市杂技团赴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商业演出获得经济效益。引进国外演出人员与团体为游客商业演出1000场。组织艺术团体赴香港商业演出13场。
4.利用文化产业脱贫致富
灵山县文体局先后在县城和19个镇、5个村建成乡村电子信息馆，全县各级电子信息馆共有365台微机，各种科技、文化、影视光盘3万多张，已接受群众上网查询信息800多人次，并有光盘和图书出租，初步形成县、镇、村三级电子住处服务网络，为实现富民兴县，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网上上信息，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种养结构自觉性得到了增强。那隆镇灵二村村民骆佐葵、张平香通过上网浏览，获悉海南省琼中市急需大量优质荔枝、龙眼果苗和深圳市龙岗区大棚镇需要美化绿化风景树的信息，马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对方，双方很快达成供求合约。仅两个月，向海南省琼中市销售了优质果苗320万株，向深圳销售近万株荔枝、龙眼树销售收入达400万元。三海镇十里村委农民梁作奎，通过网上查询到广东空心菜籽需求量大、价格看好，结果每亩收入3000多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村里有38户农户种植空心菜，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5.文化产业与节庆会展结合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最成功的例子。几年来，南宁的会展经济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该节已和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一样，成为我国著名的3个国际性艺术节之一，蜚声海内外。
（三）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提升产业层次、形态结构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9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一本著作《权力的转移》传来中国，书中说到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经历了由暴力到资本到知识的转移过程。如今，世界正如托夫勒所描绘的，由资本权力时代进入了知识权力时代、文化权力时代。信息社会靠文化力，靠智慧和创新。
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性质发生变化。知识是所有生产者共同具有。这就打破了过去以暴力和强权垄断人类共有资源发展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形成了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文化經济，创新成为经营者的首要素质。
借助泛北部湾文化，可以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即以知识创新为生产经营核心的产业形态。在文化经济产业中，智力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构成利润的重心。这种高附加值是以高技术为基础的，但同时又有高技术的应用和服务。这里的“应用”和“服务”，显然，就是文化。科技与文化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角而形成文化经济。文化经济由此提升了产业层次、产业形态、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可以帮助中国和东盟地区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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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以需求为根本，以供给为支撑，两大方面共同影响其发展。一方面，区域工业化、政府、企业、职业学校、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模式、内容、形式、程度提出了需求，各利益相关方目的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必须将各方需求考虑在内，以形成动态发展的稳定机制。另一方面，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在其形成完整体系之前，需要社会各方供给，区域经济、政府政策、民众支持等等都是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
作者简介：贾敏（1991-），女，山东枣庄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胡秀锦（1976-），女，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评价等；郭燕妮（1992-），女，山东烟台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研究”（编号：CJA110158），主持人：胡秀锦。
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是指各区域以自愿为基础，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人脉关系的作用，突破地区、部门的限制而形成的部门之间和学校之间在生源、教师、信息、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实训基地等方面相互作用的行为和组织[1]。
一般来讲，决定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根本因素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是区域发展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需求程度，二是社会各方面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所需资源的供给程度。因此，在探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动因时，本文以影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需求与供给因素为切入点，理清影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各种微观因素。
一、多方需求决定了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开展与进程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客观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方式，其本质是通过跨地域的方式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与就业机会，实现高素质教师的培养、生源的合理流动、高质量课程的开发与共享、职业资格统一标准的建立等目的，以达到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产生源于多方需求的共同作用，其中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影响最深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区域工业化发展的需求
职业教育是区域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一直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工业化生产需求与基础教育水平不足以支撑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9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00-1200美元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才进入初期阶段。而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也正产生于那段时期。从1996年起至今，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经过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成功进入发达经济阶段[2]。在此过程中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发展也经历了迅速的更迭过程，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对地方職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需求。
1996-2002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工业化结构开始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市场结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等多元因素影响着工业化的演进[3]。在这样一个工业全面市场化转型的时代下，生产力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变化，致使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发生了改变，技能型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同时，社会体制、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使得中等职业教育统招统分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加之同时期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以及民办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逐渐陷入教育质量低、就业困难、生源紧缺的发展危机。对于中等职业学校来说，参与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可谓是其谋生的“救命稻草”。
2003-2006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处于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开始由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进行转换，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职业教育内涵得以充实，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回暖。此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持续加剧等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农民工培训以及推进城镇化发展等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潜力，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也逐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各区域都在着力构建职业教育发展体系。
2007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处于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平稳的发展阶段，彼此之间的合作由最初的政策引导过渡到自发性的利益合作，培养新兴行业的从业者成为职业教育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2011年以后，我国的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从中分离出来，并占据主导地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涵盖社会各方面利益相关方的庞大、系统的运营模式。相关的法律逐渐得以确立，各参与主体的职责已基本清晰，彼此之间的分工更加细化。例如职业学校主要负责学生的教学与培养，而师资培训与课程开发则由更加专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负责。这一阶段的区域职业教育正逐步发展为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二）政府行使职能的需求
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包含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工业变革、教育发展、人口流动等。在众多形成因素当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决定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性质、方向与形式。
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者，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不仅为了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也为了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与服务可获取性。在东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合作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劳动力需求量大，职业教育发展快速，资源丰富，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素质、课程质量等方面均优于西部，但是东部地区生源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资源较为缺乏，但是生源充足，东西部进行跨区域合作可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政府从宏观层面制定政策，完善顶层设计，促进区域合作，更能够促进教育的公平与均衡，这是政府所独有的职能。
（三）企业谋求良性发展的需求
企业是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需求方。企业以谋求良性发展的目的参与到职业教育合作当中，以培养符合企业自身发展所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目的，从而以“人的价值”提高企业利益，符合企业的价值取向。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各地方企业参与合作的内部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即便是在发展初期就占据地理与政策等优势的发达地区也面临着诸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短缺的阻碍。例如，近年来东部地区“技工荒”和“用工荒”现象频频出现，珠三角地区2016年初劳动力缺口超过200万人。而原本就落后的区域在以技术与经济为发展前提的时代，仅靠一己之力来推动自身发展可谓举步维艰。于是为谋求共同发展，区域合作便成为一种自发性的发展机制。在进行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引入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从而解决企业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人”的因素，满足企业的人力资本需求。
（四）职业学校谋求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职业学校的职责是为社会培养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其参与职业教育合作的目的是为学生与学校自身谋求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职业学校作为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中的重要主体，不仅利于学校自身师资水平、课程质量、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同时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范围，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了更大的择业优势，参与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对于职业学校来说是一举多得。
（五）个人谋求职业发展的需求
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同时也面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企业用工不足、社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得社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偏差。正是在这种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性之间，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学生个人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得到从事职业所需的胜任力，普通民众则通过职业培训获得所在职业领域或新的职业领域所需的技能与知识，职业教育为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向。此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强调和重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也发生改变，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还处在欠发达的地区，当地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转变十分强烈。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大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的学生通过职业教育获取足够的职业技能进而在区域之间流动得到更有价值的工作，这一观念已具备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民众对于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成效的满意度决定其发展的长远性与持续性，因此，在区域职业教育的合作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民众的需求与利益。
二、社会供给决定了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区域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稳定的发展状态，政策引導性的合作与自发合作并存，合作主体日益多元化，合作的内容日益增多，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也日趋完善。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多元主体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了不同的支持，其中影响地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供给因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二是政策法规的引领与推动。
（一）区域的综合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支撑
职业教育兼具教育与产业的双重属性，因此，区域综合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教育质量，还对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机会与职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同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同的是，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教育硬件及软件的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来维持教育的正常运转。而与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在于，职业教育因其教育内容偏重于社会生产实践，导致其教育内容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职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相应的教学实践场地与设备也需不断更新。因而相对于其他教育形式，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相对较高，拥有较高的区域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前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例，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的指引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凭借着超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率先突破原有的地域界限，以区域为整体协同发展并取得突出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区域的综合发展水平，由此带来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可以为区域职业教育进一步的合作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培养并输出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特殊产业，参与并促进地方发展，当地各产业的用工需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等与当地的综合经济水平直接相关，因此，区域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职业教育的内容、发展方式及规模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国家政策法规引领并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
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现状，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先于内陆地区得到较全面发展与繁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始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自此，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开始引领并推动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其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决定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性质、方向与形式。构建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体系，政府必须以政策为保障，清除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中的障碍，为其搭建合理框架使其得以长远发展。
纵观“九五”计划提出之后颁布的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不难发现上至国务院与教育部，下至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都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98年，原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国家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积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自此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正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向。此后，国务院与教育部等中央决策机构针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问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条文。2002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中指出“加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和农村的学校对口支援工作。有条件的职业学校可以跨区域招生，可以与本地、异地职业学校联合办学”。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创新职业教育区域合作机制。完善东中西部对口支援机制。深化区域内职业教育合作。鼓励各地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协调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在政策的引导下，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更加具体明晰，各级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将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政策逐步细化并进行贯彻实施。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方针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
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是新时代下社会进步、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以需求为根本，以供给为支撑，两大方面共同影响其发展。一方面，区域工业化、政府、企业、职业学校、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模式、内容、形式、程度提出了需求，各利益相关方目的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必须将各方需求考虑在内，以形成动态发展的稳定机制。另一方面，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在其形成完整体系之前，需要社会各方供给，区域经济、政府政策、民众支持等等都是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重要支撑。综合各区域的优势与劣势，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各个区域的职业教育发展趋向平衡。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涉及多元主体，跨区域的学校、企业、行会、政府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对人才进行合作培养，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极具复杂性。在实现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同时，更加高效地利用了教育、人力以及自然等资源，迎合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目前的区域职业教育合作随着多元参与主体的不断加入，出现许多新的需要探索的问题。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也存在阻碍其顺利发展的诸多因素。首先，从跨区域职业教育学校合作的角度来看，在职业院校的管理体系中，地市举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在业务上受到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中等职业学校多以市县教育部门管理为主，而技工学校则多以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为主，教育行政上的分条管理会经常出现政出多门、职责交叉、标准不一、难以协调等问题[4]。其次，从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企业、行会的角度来看，企业与行会分属于不同的经济管理部门。以职业教育集团为例，其发展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职责，更需要融合中职学校、高职院校、企业、行業、人社、财政、发改、经信等多个部门的配合实施，政府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制定了各类政策，但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下，具体实施操作中各参与主体固有的政策规章在运行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再次，在实践中站在参与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各主体的角度反观国家的相关政策，不难发现国家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仍不够完善，合作主体、合作模式、合作内容等方面缺乏一定的标准以及质量监督手段与系统的管理机制。针对这些问题，职业教育相关政策颁布不及时，存在滞后性，同样也阻碍着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顺利进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将是我们继续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胡秀锦.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与实现机制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2（19）：45-49.
[2]冯飞，王晓明，王金照.对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J].中国发展观察，2012（10）：56-57.
[3]杨近.我国工业化进程与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5.
[4]张铁军.地市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J].教育与职业，2012（2）.
责任编辑 韩云鹏
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跨行政区城市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贏机制，就可找到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合作的新途径。
近日，青岛市市南区举行“双招双引”政企对接会。其中，华夏基石（中国）企业总部基地作为市南区重点推介的项目之一，将于今年底前完成80%的招商及企业入驻。作为市南区打造总部经济的“超级马力”，华夏基石的落户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青岛投资发展，助力青岛成为“北方的深圳”。在市南区设立北方总部的华夏基石，将在青岛莱西市打造青岛基石科技产业协同创新区，这也是市南区人民政府与莱西市人民政府、深圳华夏基石产业服务集团三方共同合作的样板。这是市南区开启“飞地经济”大时代的开端，也是青岛布局“飞地模式”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让旧动能“腾笼”，为新动能“筑巢”。突破了地理局限的市南，正在描绘未来。对于市南区来说，未来可以借力突破土地资源的限制，打造“总部+飞地”的全新模式。近年来，全国各地合作建立的“飞地”园区众多，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从国内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都是在推动区域协调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挺进”。让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要素互补，发展“飞地经济”是一个重要选择。“飞地经济”有利于进一步打破行政界线，突破现有的行政利益掣肘，探索行政许可跨区域互认，实现统一、联通的“大市场”。未来，这种区域合作模式有可能主导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一次区域格局大洗牌。
头部企业打造北方总部基地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青岛这座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行各业迸发出青春的活力。1984年，青岛成为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借此迎来了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工业制造”到“青岛样板”，多年来的不断发展让青岛在国内乃至国际有了一张张专属“名片”。作为青岛历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市南区见证了青岛由一座“小渔村”走向国际大都市的光辉历程，也见证了青岛发展的每一个荣耀瞬间。
正因如此，青岛市南区在“双招双引”的过程中频频收获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龙头企业的青睐。作为中国目前最专业、规模最大的专业咨询机构之一，华夏基石是市南区运用平台思维招引落地的成果。由原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旧址改造而成的37号公园，是华夏基石在青岛市南区打造的北方总部基地。它将延续市南区的百年“金融基因”，为市南区总部经济建设和青岛城市品牌发展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青岛市政府的智库专家，华夏基石在协助青岛市探索产业发展机遇、完善区域产业规划的同时，将帮助青岛市实现转型、迭代升级。”华夏基石产业运营总经理秦溪表示，围绕“大健康、时尚+新零售”两大产业核心，公司将打造“产业链孵化/加速器+上市公司北方总部基地”，整合关联的头部企业以及上市公司集聚市南，打造上市公司在市南区的北方总部基地。通过头部企业落地，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华夏基石已引进2家头部企业、5家上市公司和2家深圳行业协会在青岛设立区域总部和分支机构。商业则以满足园区企业配套服务为主旨，同时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青岛新网红商圈及夜间经济聚集地。
北方总部设在青岛市南区的华夏基石，将整合青岛区市优质资源，打造企业总部基地、建筑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区、食品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区，全产业链赋能平台与创新协同产业生态，形成市南规划资源，莱西与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承载资源;市南导入资源，莱西与青岛片区转化资源的三极联动格局。同时，以青岛为支点，以青烟威潍日为延展，以山东为主阵地，以沿黄流域为覆盖目标，为沿黄流域新基建和“新农村建设”全面赋能。以青岛莱西为总部基地，华夏基石将基于赋能平台开展新业务孵化，沿着“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辐射中亚、东南亚、印度、非洲、欧洲等海外市场，打造“中心+分布”式企业总部基地与加工生产基地。
“牵手”打造协同发展新样板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与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老青岛显然已经无法承载快速发展的需求。占据青岛市核心区域的市南区，辖区面积30.01平方公里，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91%以上，区内聚集了众多优质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性总部达50余家，是目前青岛乃至山东总部经济最为集中的区域。然而，由于可开发土地达到上限，近年来，创新资源外溢，凸显市南区土地资源短缺瓶颈。
莱西面积达1568.2平方公里，相当于52个市南区，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具备优良的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近年来新能源智能智造等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不过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上，莱西在青岛各区市中并不突出。
在全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趟高速列车中，“飞地经济”将成为市南区的重要引擎。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冯云廷认为，“跨行政区城市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赢机制，就可找到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市南和莱西产业结构差距较大，双方的合作不仅可以破解“飞出地”市南区的发展土地之困，而且将为“飞入地”莱西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双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交流，打造跨区市协同发展的新样板。
青岛破题土地资源瓶颈
对于青岛来说，这并不是“飞地经济”的首次亮相。早在2019年，青岛在发展“飞地经济”上已经做出一些尝试。比如在乡村振兴攻势中，推行“飞地”投资或入股产业园建设模式;在突破平度莱西攻势中，实施灵活的“产业飞地”政策，支持两市试点实施“人才飞地”政策。数据显示，2019年平度莱西先后引进飞地项目32个、总投资263亿元，带动两市投资创近年新高。
在破解产业空间不足的问题上，发展“飞地经济”是解决青岛土地资源瓶颈的重要方式。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优质载体空间，崂山区与莱西市合作的“飞地”项目占地面积约2000亩。巨峰科创网上竞拍的地块为项目一期，拍得地块约700亩，未来将用于建设崂山产业化基地。这代表着崂山区首个“飞地”项目一一高科技工业园巨峰产业化基地正式落户莱西。项目建成后可为崂山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约60万平方米载体，同时也能带动莱西当地经济发展。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则与石家庄市行唐县设立石家庄（行唐）功能区，这是前湾保税港区在省外的第三个“飞地”。该功能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计划用3至6年建成以保税功能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新兴产业聚集高地和华北地区重要物流枢纽。此前，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已在河北邯郸、石家庄行唐、黑龙江齐齐哈尔建立了3个省外功能区，下一步还将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设立类似功能区，发展“飞地经济”。这些功能区将成为自贸功能政策的复制区、推广区，把最优惠的投资贸易政策、最便捷齐全的通关功能辐射到各地。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是县？因为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资源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由于土地的原因，县与县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资源要素的流动，促成了“飞地经济”的诞生。
全国探索飞地合作模式显成效
“飞地经济”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曾被各方寄予美好的期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过去十多年的探索中，全国各地合作建立了众多的飞地园区，虽然大小不一，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却鲜有“飞地”真正飞起来。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近年来，国内城市越来越青睐“飞地经济”，一些地区对发展“飞地经济”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比如北京亦庄开发区与河北省廊坊市开展合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亦庄企业传统生产制造环节，为亦庄开发区转型升级拓展空间;江苏省苏南地区对苏北地区、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对粤西北地区进行帮扶，通过合作共建产业园，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四川省成都市与阿坝州共建“成阿工业园区”，通过异地发展工业，阿坝州得到相应的生态补偿，对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进行了探索。
在国内一众城市中，深圳是发展“飞地经济”的先锋部队。由于土地资源匮乏、产业空间不足，深圳天生就是“飞地经济”的拥趸。如今，从大湾区到中西部，再到东北，都可以看到“影子深圳”，如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湖南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深圳工业园）、新疆喀什深圳产业园、陕西深陕（富平）新興产业示范园等。从“深圳东”到“深圳北”，再到“深圳西”，深圳已建立起多片“飞地”。在形式创新和机制探索方面，深圳的“飞地经济”已经成为全国样板。
今年，“学深圳、赶深圳”的浪潮，在青岛形成激荡全市的发展强音。未来，青岛市南区也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破解产业空间瓶颈的方向，为大青岛格局烙上“市南印记”。
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东北三省;东北亚;区域合作;贸易潜力;引力模型
一、引言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而区域贸易合作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关键动力。近年来，全球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全球经济发展与区域经贸合作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发达经济体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再起，大国博弈升级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严峻局势，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向好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伴随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东方，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一带一路”倡议、韩国“新北方政策”、朝鲜经济强国建设、俄罗斯“新东方政策”及蒙古“草原之路”构想的推进，均对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为推动我国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贸易合作新格局带来了新机遇。
2020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推动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则成为重要着手点。我国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腹地，凭借自身优良的地理位置、扎实的工业基础与良好的国际关系，成为了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更是我国建设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同东北亚区域的贸易合作得到了长足进展，并为地区对外开放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不竭动力。截至2019年末，东北地区对日、韩、朝、蒙、俄五国的出口额占东北地区出口总额的35.05%，进口额占东北地区进口总额的32.10%，较之2014年分别提升了1.83与3.23个百分点，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区域经贸合作的有力推动作用，而当前错综复杂的区域发展环境也为东北地区全方位振兴与对外开放发展创造了新契机。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国内外围绕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合作关系的研究多基于关税同盟理论、大市场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通过CGE模型[1]（13～33）、SWOT模型[2]（36～43）、地理集中度[3]（28～36）、时空演化分析[4]（29～40）、贸易潜力模型[5]（16～19）与随机前沿模型[6]（43～50）等分析方法，针对当前贸易合作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优化路径等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证探究。研究表明，东北亚地区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心，推进东北对外开放则是助力东北振兴与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依赖程度正逐年提高，并呈现出显著的单向性，影响相关指标的因素可包括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体制、文化距离与资源禀赋情况等。对此，相关优化政策可从助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延伸、推进东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与构建良好的区域贸易发展环境等方面展开。基于现有文献可知，围绕我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贸易合作的研究较少，多为各国学者的早期研究成果，着眼于当前东北亚发展局势的研究较为缺失。同时，针对相关贸易合作发展潜力的定量分析也较少，更多是从地缘政治环境与地理优势层面展开的定性研究，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实证检验支撑。
因此，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往来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深入探究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合作现状与发展潜力，并以合作促振兴、促开放、促发展的思路提出政策优化路径，旨在通过深化区域贸易领域合作往来，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从而对于抢抓区域合作的战略机遇，助力我国在积极“走出去”的战略下实现新时代东北振兴与区域开放战略的有效对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区域贸易合作是我国推动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的重要举措，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窗口，与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持续动能。为多维度探究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潜力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初始贸易引力模型，结合东北对外开放实际，引入多重解释变量，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从而全面考察东北地区的区域贸易发展前景。
（一）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属于物理学范畴，衍生于经典力学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反映了物体间的引力与其各自质量呈正比，而与物体间距离呈反比的现象，现常被运用在地理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中解释在某地理空间内社会要素间互相作用的方式。丁伯根（Jinbergen，1962）[7]和波伊豪宁（Poyhonen，1963）[8]（90）根据万有引力公式的基本原理，最早将该模型运用至国际贸易领域，发现双边贸易流量规模与两国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且与两国间地理距离呈负相关，相关考察变量的影响远超其他拟制因素。此后，林纳曼（Linnemann，1966）创新性地引入优惠的贸易协定作为虚拟变量，使之可用于考察合作国在区域一体化条件下双边贸易流量与流向的变化。[9]（489～490）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对模型的拓展也集中于增加相关解释变量，具体包括国家人口数、国内生产总值等内生变量或优惠制度、区域合作组织等名义变量。其中，初始的贸易引力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在公式（1）中，i代表出口国，j代表进口国，Tij代表两国间双边贸易流量额，Yi与Yj分别表示为两国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Dij则为两国间经济中心间的地理距离，K取常数。而当a0、a1、a2、a3为回归系数，Xij為增加的其他解释变量、εij为随机误差项时，该式取自然对数，可表示为：
为多维度探究我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潜力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林纳曼（Linnemann，1966）的贸易引力模型，参考李亚波（2013）[10]（62～69）和房磊（2016）[11]的模型构建过程，选取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某国的双边贸易流量Exportij作为输出变量，并引入与贸易流量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Yi与Yj、两国间地理距离Dij、文化距离Cij等要素作为输入变量，名义变量选用我国自由贸易区同员国或拥有区域贸易协定关系RTAij ，构建回归模型为：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原理，本文将我国东北地区同东北亚各国间双边贸易额Exportij作为考察模型的内生变量，具体指贸易进出口总额。外生变量Yi与Yj分别为东北地区i 与东北亚某贸易国j 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该变量的数值越大代表国家（地区）经济规模越大，相应的进口（出口）能力越强，贸易流量也将越大;Dij指东北地区与贸易国j 间的地理距离，此处取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长春市与各贸易国首都间的位置距离，相关数据由Google Earth软件测量所得，两者距离越大代表运输成本越高、贸易壁垒也越明显;Cij为东北地区与贸易国j 间的文化距离，主要是在荷兰文化研究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尺度理论对文化的评定维度基础上，通过语言差异、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多重维度衡量所得，所测得的文化距离越大，代表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越明显;RTA ij为名义变量，也称虚拟变量，代表表示贸易国j 是否与我国为同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或有区域贸易协定关系，若存在则可降低两国间贸易往来壁垒。
在样本选取上，本文在原有对东北亚区域内日、韩、朝、蒙、俄罗斯联邦5个国家的考察范围的基础上，增添了同东北地区具有贸易合作往来的16个国家，以综合对比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往来程度。具体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以及中东欧的波兰、捷克等9个同东北地区贸易合作往来关系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样本也加入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同东北地区双边贸易排名靠前的7个国家。相关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见表1。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借助Stata15.1软件，运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针对2005-2019年间我国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与21个国家间贸易往来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探究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潜力及影响因素。
（一）贸易潜力的实证检验
在对面板数据采取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相关变量序列进行了VIF检验，同时运用FisherLLC、IPS、ADF检验方法进行了平稳性检验，以避免选定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或模型存在伪回归等问题。检验结果表明，膨胀因子平均值低于5为2.35，相关变量均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反映了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均为平稳变量，模型不存在虚假回归问题。同时，对相关变量取对数处理，以降低因衡量口径与数据单位的不同而带来的变量绝对值差异，以此提高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东北地区与相关21个国家的贸易数据分别进行混合最小二乘法与截面数据的随机效应法的回归处理，综合考察了相关变量对贸易发展的影响以及东北地区与21个国家贸易合作程度间的差异，有助于对比分析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水平。
表2中Pooled OLS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对变量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处理后，模型的调整R2为0.754，F值为89.484，表明模型能在75.4%下解释双边贸易额的变化，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中，外生变量Yi和Yj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地区与国家GDP是影响双边贸易往来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东北地区与贸易往来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将分别带动地区与贸易往来国间双边贸易额0.718%与0.579%的增长，代表着出口国供给能力与进口国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贸易发展潜力的提升;地理距离Dij与文化距離Cij回归系数为负，二者每增加1%将分别带来双边贸易额0.748%与0.628%的减少，说明贸易往来地区间地理位置与文化差距的扩大所带来的贸易运输成本与贸易壁垒负面影响越高，越不利于双边贸易发展;虚拟变量RTAij系数表现为正，代表与我国为同一自贸区成员或已同我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在1%显著性水平下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优惠贸易带来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能有效促进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回归结果符合模型的基本结论与假设。
为避免个体效应为实证结果带来的误差，本文选用截面数据的随机效应分析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通过对比分析东北地区与21个国家的贸易潜力变动幅度，可以综合评价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水平。表2中RE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374大于0.1，接受原假设可使用该模型为估计方法。大部分外生变量能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各变量符号与初始回归结果一致，对应系数并无较大变动。同时，样本国家对应的变动截距显示，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与蒙古国均为正值，反映在控制相关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东北同东北亚区域各国贸易合作的潜力较大，并按照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的顺序从大到小排列。
（二）东北与东北亚各国的贸易潜力估测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界定对应贸易潜力水平的经济含义，依照刘青峰、姜书竹（2002）和李亚波（2013）对贸易潜力估测的方法，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每年份双边贸易额进行模型估测，所得模拟值界定为理论值，用当期双边贸易额的真实数值与其作比，即得贸易发展潜力。比值小于0.8以下的划分为“潜力巨大型”，即双边贸易合作潜力值较小但提升的空间较大;比值介于0.8到1.2之间的划分为“潜力开拓型”，表明存在“贸易不足”的现象，双边贸易合作潜力较大但发挥尚且不足，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比值大于1.2以上的划分为“潜力再造型”，表明存在“贸易饱和”现象，双边贸易潜力很高且已得到充分利用，继续拉动贸易合作往来需依靠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比值越高越容易引发贸易保护问题。
通过测算可知，自2006年至2019年我國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贸易合作发展潜力的平均值分别为1.01、0.90、0.94、0.63、0.51，2019年分别为1.03、0.86、0.82、0.37与0.25，对应潜力大小排名与随机效应分析结果相符合。对于当前阶段的东北地区而言，俄罗斯、日本、韩国为“潜力开拓型”，朝鲜、蒙古为“潜力巨大型”，表明东北地区同俄罗斯、日本、韩国的贸易潜力较大但发挥尚不充分，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未达到饱和，而与朝鲜、蒙古的贸易发展潜力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贸易市场亟待开拓。其中，根据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可知，东北地区同日本发展潜力应大于韩国，但其平均值低于韩国的主要原因，应是2012年我国同日本因钓鱼岛问题产生的政治冲突极大影响了双边贸易合作往来，但伴随中日关系的缓和与“一带一路”向东北亚地区的延伸，双边贸易潜力得到了再次提升，表明缓解大国关系、增强政治互信对双边贸易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根据图1的走势图所示，2006-2019年东北地区同俄罗斯、日本与韩国的贸易发展潜力始终位居前列，这主要源于东北地区与其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经济互补性与文化优势，比如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可有效弥补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劳动力禀赋又能弥补受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力短缺问题影响的日本、韩国，而日、韩出口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品又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以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并且在文化上日、韩同我国同处儒家文化圈。加之东北地区又因中欧班列的开通、美国霸权主义抬头与中俄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愈加成熟等局势，这些均有效推动了我国与日本、韩国与俄罗斯间发生国际贸易合作往来。反观东北地区同朝鲜、蒙古国的贸易潜力情况，相关比值较东北亚其他国家始终较低，应主要受贸易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相关法规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制约，从而极大限制了贸易往来规模及发展潜力的提高，但也意味着贸易市场的拓展具有巨大空间。随着近年来朝鲜宣布进入“经济建设大进军时代”、蒙古提出“草原之路”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与我国“一带一路”向东北亚区域延伸等发展局势又为拓展贸易合作带来了时代机遇。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东北亚区域作为世界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重要板块，区域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9%，一直以来都是大国政治博弈与经济合作往来聚焦的核心地带。在区域发展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区域深层次贸易合作的意义深远，它不仅有助于我国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也有利于助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倒逼地区改革以促进东北经济企稳向好。为挖掘东北深度参与东北亚贸易合作的潜力，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东北地区同21个国家的贸易往来数据，运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比分析了东北地区同东北亚贸易合作发展的情况。研究表明，东北地区与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具有贸易集团伙伴或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关系是影响双边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而地理距离与文化差异则会抑制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东北地区同日、韩、俄的贸易合作受到政治互信增强与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影响得到了极大促进，贸易潜力较大但仍未发挥充分。而东北地区同朝、蒙的贸易合作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相关法规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贸易潜力值较低，但具有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东北地区同区域各国贸易往来均未达到饱和，仍需配合区域发展政策开展深层次的贸易合作。为此，本文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对外开放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要求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开拓东北振兴新局面，建设对外开放新前沿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是带动对外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加快地区对外贸易向好发展又能倒逼改革，助力深入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打造我国优化区域布局新阵地。一方面，东北地区应深化体制、产业及市场经营主体改革，全力开拓东北振兴新局面。着力加强深化“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动东北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技术密集型产业扶持力度，引进先进技术、高科技设施与优质人力资本，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着力提升国有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致力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从而全面加强东北经济建设，激发东北经济增长新活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快跨境合作机制探索，打造我国对外开放新前沿。东北地区应主动积极对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相关战略，充分发挥吉林省、黑龙江省沿边空间优势与辽宁省沿海港口区位优势，拓展边境地区次区域贸易合作与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从而辐射、扩散带动东北深度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推动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二）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打造区域贸易合作新窗口
我国东北地区同贸易往来国间的空间距离与文化差异是限制贸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的自由贸易网络通道，促进跨文化交流沟通，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消除贸易壁垒，充分发挥东北地区“通道+经贸平台”效应，夯实对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助推基础。一方面，东北地区应积极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蒙古“草原之路”、俄罗斯“欧亚同盟”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相对接，重点加强对东北密集口岸群通道优势的运用，依托连接三省的综合公路运输体系建设与鸭绿江、图们江及松花江的出海通道建设，逐步拓展地区对东北亚区域铁路、航空配套开放设施的建设，从而把握北极航线、“欧亚大通道”建设新机遇，深化完善东北地区“中俄交通走廊”“中朝交通走廊”“中蒙国际贸易通道”与“环日本海港口——腹地物流系统”的国际贸易通道，打造面向东北亚区域的陆、江、空完备的贸易运输体系;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应加强政治、文化沟通，探索建立政府交流和政策沟通机制，推进人文交流与教育互动深入向前，打造区域文化交流长效合作机制，从而多方面助力东北地区跨境贸易合作带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区域延伸，为我国深层次参与区域贸易合作提供新窗口。
（三）加强多边区域合作，开创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区域贸易合作是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缓解逆全球化趋势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更有助于深入挖掘地区经济发展内生潜力，从内部推动东北亚各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面对东北亚区域存在的朝鲜半岛纠纷、朝鲜核问题与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我国一方面要切实增强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加强首脑外交作用，积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党际合作，通过多平台、多领域的政策沟通以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改善东北亚区域政治关系，创建安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北方政策”、朝鲜经济强国建设、俄罗斯“新东方政策”与蒙古“草原之路”构想的深度结合，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在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的载体角色，坚持自由贸易的战略选择，运用区位优势创建国际经济合作示范区，沿边城市大力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合作形式，延长跨境产业链，提升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实现贸易合作往来互利互补，推动区域贸易多方向合作。同时，我国还应助力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助推中俄朝、中日韩、中蒙俄等小多边、次区域合作发展，并由此多层次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激发区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开创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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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磊：《东北地区对东北亚国家贸易潜力与发展对策》，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区域合作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积极培育发展势头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是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一环，对维持全国经济发展动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剖析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跨省连片地区、省内连片地区、省会及周边地区3类11个区域共54个城市作为我国潜在发展新空间，明确了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提出加快软硬件建设、发挥科技创新、加强人才保障、促进区域合作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潜在新空间;空间识别
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发展势头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逐渐受到国家重视。早在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和“通过‘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来协调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区域发展空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无疑是拓展国内大市场的重要区域。优化提升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培育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拓展海洋发展新空间是现阶段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四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培育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形成新格局的关键一环。
一、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征
目前，学术界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尚无明确界定，与其相近的概念仅有“潜在新战略区域”和“区域发展新空间”等。安树伟等认为，潜在新战略区域是指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强、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够集聚更多的人口和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可以有效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区域[1]。常瑞祥等认为，区域发展新空间应该是与“战略性区域”“区域发展新棋局”“国家级区域规划地区”等概念相关的概念，“新”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区域范围扩大和抽象的经济效率提升两个方面[2]。侯永志等在识别区域发展新空间时，采用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两类指标，对全国285个地级市进行了筛选，识别出合肥等38个潜在战略性城市[3]。这里认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是指现有发展水平低于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且暂时低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等快速成长地区，但是具有较好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基础，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和发展，经济增长能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形成更大的人口和产业集聚规模[4-5]，在未来能够有效支撑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区域发展新空间[6]。
从递进关系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呈现“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区域发展新空间—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接力机制。可以认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是未来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潜在性，即现有发展基础良好，且仍有较大发展潜力未得到释放，在中长期具有良好的发展预期;二是战略性，即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培育和发展，对于所在地区甚至全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是带动性，即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未来有条件成为新的增长极，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四是多层次性，既有在全国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又有省域等地区层面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既有城市群规模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又有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形成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
二、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
根据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和特征，这里以地级市为基本空间单元，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进行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对其进行分类。为保证国土空间的连续性和覆盖性、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与相对完整性，选取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空间单元，对其2018年的发展状况及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
（一）指标体系与数据测算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构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在指标中充分体现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性。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是：把握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征;确定指标体系分类框架，根据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确定分类框架，将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测度指标体系分为表现层、专题层及指标层;确定指标体系选取标准;遴选指标，进行德尔菲法意见征询并与有关专家进行充分讨论，遴选确定最终指标。
为了使指标体系能够科学、准确、合理地对我国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实际情况作出测度，在构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测度指标体系时遵照以下原则：第一，准确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该与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有着密切关系，能够准确反映其各个方面的特征;第二，指向性原则，所选指标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发展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指标的大小变化能够准确区分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发展趋势;第三，时效性原则，所选指标应能按年度获取，并且及时反映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变化;第四，科学性原则，所选指标要有科学的定义及计算方法，能够用定量检测或者定性评价来计算，并且有权威的统计数据;第五，独立性原则，所选指标不应反映同一问题，计算过程不应有重复。
由于对未来潜在增长的测算需要建立在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未来发展条件的判断上，在遵照以上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在测度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时考虑从历史增长依据和潜在增长条件两个方面构建表现层指标，并将历史增长依据分解为经济增长速度、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等专题层，将潜在增长条件分解为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教育医疗等专题层。具体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下页）所示。
为了避免测算过程中受主观因素影响以及指标间信息重复，这里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进行测度。样本城市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
通过计算，287个城市中得分最高的为北京市（9.6382），最低的为陇南市（-1.3419），中位数为玉林市（-0.4390）。根据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诸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较为发达的地区不应作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研究对象[1]。因此，在考虑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时排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之后，剩余102个样本城市。在这之中，得分最高的为鄂尔多斯市（1.7706），最低的为陇南市（-1.3419）。
（二）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划定和空间分布
得分高于0代表该城市的增长潜力高于287个样本城市增长潜力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在102个城市中得分高于0的16个城市是高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同时，在这102个城市中，得分虽然低于0，但高于或等于总样本中位数的17个城市，其增长潜力在全国城市中也是位列前半部分，可以被认为是中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这102个城市得分中位数为-0.7796，那么得分高于102个城市中位数但低于全国城市中位数的18个城市（不包括鸡西市），可以被认为是低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见表2，下页）。
从空间分布上看，这51个潜在发展新空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以省际交界地区和沿边地区为主，大多数城市呈现集中连片的分布特点，但也有单个城市的相对独立区域。其中，集中连片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包括粤桂湘交界地区、西江中游地区、桂西北地区、黔西北地区、滇川地区、晋陕蒙宁交界地区、蒙东地区、陇西北地区、天山北麓地区、海南自贸试验区、太原都市圈，共11个区域，涉及49个潜在发展新空间。鉴于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是一个区域概念，集中连片是区域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也将一些与潜在发展新空间相邻，但还未达到潜在发展新空间标准的城市也纳入进来，以保证一定的区域完整性，促进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地市进行组团发展。其中，滇川地区增加丽江市、楚雄州，蒙东地区增加兴安盟，桂西北地区增加河池市，天山北麓地区增加昌吉州。因此，集中连片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涉及54个城市（盟、州）。
兰州和西宁两个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率和增长潜力都比较高，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但是周边没有增长潜力比較大的城市。因此，这两个城市分别以兰州及周边地区、西宁及周边地区，作为我国特殊的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
三、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发展方向
培育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要以区域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以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发挥区域发展潜能，促进可持续发展，跨省①连片、省内连片、省会城市等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各不相同，同一类型区域内的城市亦各有具体发展方向。我国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范围与基本情况如表3（下页）所示。
（一）跨省连片地区的潜在发展新空间
跨省连片地区一般属于同一自然区域，地缘关系比较密切，拥有相似的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居民多有自发的经济往来，但同时区位又处于边缘化状态[7]。特别是在省际交界地区，因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分割性，合作交流比较困难，边缘经济现象比较显著，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更容易产生矛盾和问题[8]。为此，一要消除省际的合作障碍;二要在省际交界地区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交界地区合作发展;三要探索区域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合作共建产业园区，进一步完善规划、建设、招商以及利益分享机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股权激励、科技金融结合、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积极开展探索示范。
1.粤桂湘交界地区
粤桂湘交界地区要树立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思路。粤北地区是广东省着力构建的生态发展区，桂林和怀化等也是生态本底良好的生态功能区。因此，粤桂湘交界地区发展要注意如下方面：一要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积极提供生态产品;二要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邵阳、永州、郴州等湘南地区，地处长江经济带与华南经济圈的结合部，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工农业生产具有一定基础，要加强承接粤港澳的产业转移;三要加强生态经济引领，促进产业特色发展，按照“产业生态化”的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2.西江中游地区
对整个西江中游地区来说，一要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开创珠江—西江经济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南宁应抓住广西实施“强首府”战略的机遇，大力推进人才、资金、项目等要素集聚，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整个西江中游地区发展。二要打造廊道经济，加强南宁、玉林、茂名、云浮等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产业走廊和生态廊道“两廊”建设，加快推进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经济带建设，统筹谋划航运枢纽港建设，打造临港经济区。努力把西江中游地区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与泛珠三角区域深度合作的示范区，促进其发展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
3.晋陕蒙宁交界地区
晋陕蒙宁交界地区应积极对接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摈弃地方保护主义的思维，加强与沿黄省份交流合作。加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加强流域内各城市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与协作，促进循环经济、生态产业、生态园区发展。在农业领域实施“品牌战略”，共同扶持壮大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依托本地区煤炭资源大力发展煤电联营;依托旅游路线，推动旅游合作，编织“旅游同线”，共同开发旅游资源，联合打造旅游品牌。同时，要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协同互动，积极融入京津冀交通圈，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从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产能和市场等方面推动合作与对接。
4.滇川地区
滇川地区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同时，该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又是全国重要的烟草、能源、物流基地，以及以生物、冶金、化工为重点的区域性资源精深加工基地。目前滇中地区开发强度较低，可利用土地资源具备一定潜力，尤其是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大大带动了滇中地区的经济增长。未来滇中地区应积极推动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充分利用滇中城市群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门户的地位，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构建外向型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二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依托现有资源及产业基础优势，稳固发展以特色农业为重点的第一产业，继续发展壮大以制造业、重化工、资源采掘业及烟草业为龙头的第二产业，培育发展以现代服务业及旅游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康养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蒙东地区
蒙东地区是我国连接俄蒙的重要通道，未来蒙东地区发展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抓住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战略机遇，加强与东北三省的对接与协作。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锡（锡林郭勒）赤（赤峰）通（通辽）经济区，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加大对土地沙化荒漠化的防治力度，大规模推进绿化国土行动，加快实施防护林保护与建设、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等生态修复工程。三是大力发展泛口岸经济，加强跨境经济合作与交流，推进以轻工、日用品、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构建内外联通、资源集聚、要素融通的全面对外开放平台。
（二）省内连片地区的潜在发展新空间
不同于跨省连片区域，省内连片区域处于同一省域的行政范围内，行政区分割相对较弱，更容易实现统筹发展。要顺应城乡一体化趋势，加快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加强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突破能够有效提升价值链层级的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9]。
1.海南自贸试验区
海口和三亚是海南自贸试验区发展的两个龙头，未来要积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海口和三亚的旅游业资源丰富，市场向往度和美誉度高，旅游业态丰富，要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开放创新，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一批知名会展品牌，构建现代化综合物流产业体系。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深海科技、航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热带高效农业为特色，优化调整种植、养殖布局和品种结构，强化农业设施、科技和服务体系支撑，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更重要的是要对标国际先进模式，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2.桂西北地区
桂西北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但该地区是重要资源富集区，同时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的结合部，交通区位优越。桂西北地区应凭借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主动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加快推进产业分工协作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努力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和中心城市能级，打造区域产业发展新高地。一是促进资源产业转型升级。桂西北的铝工业在资源、交通、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促进铝工业等资源型产业的接续产业发展，积极破除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培育新动能。二是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该地区有左右江革命老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弘扬传承红色文化，培育壮大特色农业、红色旅游等产业，增强老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黔西北地区
黔西北地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资源丰富、环境优美，产业基础良好，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煤炭资源、煤层气资源以及铅锌矿、鋁土矿、重晶石、大理石等矿产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工程的主要电源点之一，而且拥有雄厚的民用航空产业和大数据产业基础，具有较强的发展优势。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培育贵阳都市圈，促进贵阳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对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建立“飞地”项目利益分享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三是促进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接续产业发展;四是依托目前已经培育起来的数字经济产业，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
4.太原都市圈
由于太原都市圈城市之间的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城市间联系较少、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太原都市圈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作用有限[10]。未来应加快推进太原—晋中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太原都市圈建设，促进晋中城区、太原城区以及太谷的融合发展。一是以基础设施为突破口，构建设施共享机制，创新服务共管机制，按照规划统筹、标准统一的原则，率先在通信、城市道路、公交、轨道交通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优化发展太原、晋中现有城区范围，提升太原主城区和晋中市区城市综合中心，加快推进太晋一体化。三是建立经济协作机制，深化协调联动机制，逐步推进两市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联治的一体化进程。四是加强太原都市区与周边城镇组群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城镇组群对太原都市区的产业支撑功能，培育发展现代化的太原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陇西北地区
酒泉市和嘉峪关市是甘肃省河西走廊西段的经济、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两市毗邻，中心城区相距20公里左右，推进酒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两市多年来的发展方向。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钨、铬、钒、石棉储量居全国前三位，铁、黄金、菱镁、高纯硅、石油等储量丰富，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蕴藏量巨大，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关城等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未来要继续推进酒嘉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联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应依托现有资源及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酒嘉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冶金新材料基地、石化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培育发展以古丝绸之路名胜旅游区和游客集散中心为特色的旅游产业。
6.天山北麓地区
乌鲁木齐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应进一步提升乌鲁木齐对新疆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乌鲁木齐和昌吉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为主要方向，以交通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重点项目为依托，推进乌鲁木齐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地铁、城际铁路、磁悬浮、云轨、智轨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有机衔接，加快构建高效、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强对乌鲁木齐都市圈的整合，消除都市圈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更好地促进乌鲁木齐都市圈的发展。
（三）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潜在发展新空间
当前，“强省会战略”正逐步成为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11]。省会城市凭借其在全省科技、教育、管理等领域的优势，可以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对其他城市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省会城市对人才、资金、项目等要素具有更强的集聚能力，也会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加剧省内各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省会要从单一的中心城市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大都市地区转变[12]。省会都市圈要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应从省会都市圈这个更大区域范围出发，构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省会都市圈，增强集聚和辐射功能。
1.兰州及周边地区
兰州市未来的发展要更加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重振“兰州制造”，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强基和产品强质工程，改造提升传统商业街区，鼓励发展智慧零售等新业态，优先发展文化旅游、通道物流、数据信息、中医中药等产业，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加强兰州新区和兰州高新区的带动作用，重点布局有色金属新材料、商贸物流、先进装备制造等一批千亿级和百亿级产业集群。三是提升交通辐射能力。不断优化和完善省会城市功能，增强全省产业创新龙头，提升交通辐射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增强引领、辐射、服务作用，带动甘肃省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2.西宁及周边地区
西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是兰西城市群的两个核心城市之一。未来，西宁要积极融入兰西城市群建设，完善和兰州市的协同发展机制，同时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一是促进大西宁扩容提质，促进多巴新城等新发展空间建设，加强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二是加快促进基础资源互联互通，统筹大西宁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网络等建设，加强与兰州的联系。三是促进产业协同一体化，合作共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依托产业园区，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发展“飞地经济”。四是构建大西宁生态共同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共同打好新时代黄河保卫战。五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破城市间界线，推动公共服务均等、便捷、高效、一体化发展。
四、培育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建议
目前，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生产要素相对低廉，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若能在国家战略层面给予人才、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其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一）加快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不同程度地弥补由于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禀赋带来的区域劣势，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为此，应继续加强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心，加强铁路、机场等交通系统建设。加大信息建设投入，加快建设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此外，政策、文化、制度、法律以及思想观念等软件环境对投资建设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软环境建设。
（二）加大對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政策引导与扶持力度
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其经济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一方面，要加大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政策扶持力度，从税收、投资、土地、人才、贸易、创新等多方面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资金、项目、人才等要素资源向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集聚，支持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承接高增长地区的相关产业转移，大力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13]。另一方面，应根据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制定差异化政策，尤其是投资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投入，提高项目投资效率，增强投资过程科学化的监管。同时，要创造良好的民间资本与外资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际资本与民间资本，提高资本积累的有效性。此外，还可对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采取投资补贴、贴息贷款、减免税收等优惠措施，促进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投资增长。
（三）继续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一个地区的发展基础和位势通常取决于新经济形态、新产业类型以及新创新资源等发展集聚的速度和规模[14]。因此，应继续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通过改革试验平台等途径赋予推动创新要素向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转移集聚。一方面，优化科技创新环境，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合理引进和布局重大研发项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此外，还应积极与高增长地区对接协作，推动创新资源在高增长地区和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之间的流动与联动。
（四）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人才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目前，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人才资源总体上还较为缺乏，分布结构不合理，资源总体效率低下，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促进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一方面，应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突破地域之间各种障碍以及人才交流中的各种限制，设立人才流动仲裁机构，保障人才在流动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优化培养机制，加大人才资源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制定出合理的培养规划，针对一些在职人员建立合理有效的培训体系和制度;要采取形式多样的培养途径，因材施教。
（五）加快對外开放和区域合作
只有实施开放型经济，才能将自然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更好地发挥资源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应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政策，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方面，加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互动合作;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依托国际大通道积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进一步提升交通、通信、电网、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带和城市群的连接性，扩大区域市场规模。同时，以“互联网+”为契机，弥补自身区位劣势，加快培育进出口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跨境电商平台，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申报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口岸经济区，创新外贸发展模式，促进本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
（六）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地区的制度完善和转型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继续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构建统一的市场，保证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及运作[15]。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化手段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办法不断优化供给、改善需求，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地区经济增长极。此外，应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和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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