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有个性特色企业文化的培育，首先要积极构建与时俱进企业文化理念，这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单位的灵魂，对统一意志、有效推动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特色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确立一定的基本原则，特色企业文化培育的落脚点在以先进而个性化企业文化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理念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 构建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理念
俗话说，天天走旧路，年年没进步。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要件。要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就要构建和坚持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与时俱进企业文化理念，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单位的灵魂，对统一意志、有效推动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按照魏杰的说法，企业文化，从形式上来看是指人的价值理念，从内容上看是反映企业行为的价值理念，从性质上看是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从属性上看是属于企业性质的价值理念，从作用上看是属于规范企业行为的价值理念，或者说企业文化是真正解决企业问题的价值理念。那么，怎样才能构建出独特的企业理念呢？
首先，企业理念必须与行业特征相吻合，与行业特有的文化相契合。CI策划从根本上说是塑造企业文化的个性，企业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行业是一个先天客观的原因，它是造成企业文化个性的基础。每个行业都有其“优先”的形象要素，这一“优先”的意思是公众认为该行业最重要的形象特征，而这最重要的形象特征，基本上反映了该行业的文化特性。企业理念企划时，必须将这一点列入设计的基本概念之中。
其次，在企业形象企划时，应该充分挖掘原有的企业理念，并赋予其时代特色和个性，使之成为推动企业经营发展的强大内驱力。日本CI专家，PAOS公司经理中西元男先生认为，企业在未来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追求个性化，把新的企业理念和事业结构建立在下面三项基础之上:洞察力——具备能洞察时代的信息萃聚力和良好的信息转换力; 独创力——具备制造独特商品与事业开发的市场创造力; 魅业力——建立有个性容易瞻目的企业体。
CI对企业理念的挖掘与重新催生，紧紧把握个性化导向。只有这样，企业理念的企划才能既挖掘出原有的企业理念，又能反映时代的变化趋势，塑造出独特的企业形象。
再次，企业理念要能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体现出企业自己的风格。本企业的理念区别于竞争者有利于消费者的识别，使企业赢得重视顾客，保持信誉；同时，也有利于与竞争者形成差别，从而战胜或避开竞争对手。
二、确立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当我们进行文化分析时，是将文化作为一个静态物来对待的。事实上，企业文化永远处在动态之中，它不断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管理的实践进行完善。企业文化问题与不同国家制度、不同民族特点、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具体条件等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存在各个企业的具体起点不同，发展的历史不同，传统文化不同，人员结构不同等情况。但企业进行文化建设时，应遵循一些共同原则。
明确企业文化目标，突出个性特色。文化目标是企业文化目的的阐述，明确了企业的文化目标，企业文化就明确了发展方向，就可以依据目标，确立相应的价值观念、企业哲学、企业精抻、企业宗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就可以取得企业人对文化的确认和认同。文化目标及其相应的文化体系，应突出文化个性，具有一定的差别性，这是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本来就是在本身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营特点，企业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企业有了自己的特色，而且被顾客所公认，才能在企业之林中独树一帜，才有竞争的优势。只有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的企业文化，才可能有最直接的社会文化识别。众多的企业文化面向社会，社会最先发现并承认的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企业文化。没有个性的企业文化，只能淹没在企业文化的沙石之中，默默无闻。一些企业在经营文化上就毫无个性所言，失去了文化的力量。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在企业价值观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样的文化竞争，永远处在一个低层次之上，总是跟在竞争对手的后面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超过对手的那一天。
强化以人为中心。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人是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的终点。在创立企业文化时，重视人的因素，这已经成为成功的企业文化的获益者的共识。文化以人群为载体，人是文化生成的第一要素。企业文化中的人不仅仅是指企业家、管理者，应该包括企业的全体职工。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强调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和信任人。企业团体意识的形成，首先是企业的全体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有一致的奋斗目标，才能形成向心力，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整体。一位美国“钢铁大王”不无自豪地说：即使我失去工厂、失去金钱，哪怕失去一切，只要保留我的人，十年后，我仍是钢铁大王。
强调企业文化的群体性，增强企业人群体参与性。企业文化是群体文化，需要企业人对企业目标、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道德等进行整体确认和认同。离开整体参与，企业文化将蜕变为企业阶层文化、小团体文化，尊重企业人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企业人在创立企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人个人价值观和心理要求，提高企业人文化行为的自觉性，是创立企业文化的重要条件。现代企业中，整体的合作与协作表现的非常明显。例如，在一条生产线上，有十个生产环节，每个生产环节生产一个零部件，最后组成产品成品。当一个生产环节上个体出现问题时，影响的不是某一个零部件，而是整个产品。因此，创立企业文化的群体原则，实质是要求全体企业人，而不是只重视局部，忽略了整体。
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增值工发，否则企业文化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生命力。中国民族坚持人的平等性，认为“人皆为尧舜”，这正是过去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的增值开发并用于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将为企业职工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有利于倡导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运行机制。务实精神要求人们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努力、奋发向上。对此如能发扬光大，必将形成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企业精神。大庆“三老四严”的“铁人精神”就是这种民族精神增值开发的结果。同时，继承企业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原有文化持虚无态度的企业，根本不可能以博大的胸襟创立新的企业文化。对文化传统的继承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营建企业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人适应外部环境的表现。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资源、民族传统、社会法规以及其他企业的发展状况等。这些外部环境，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影响着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取向。民族的传统文化环境状况，会影响企业成员对旧观念、旧做法、旧习惯的改革程度，树立新观念和新作风的程度。外部环境中的同行竞争企业，是企业经营文化直接注视的目标。确立一个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企业作为竞争对手，是伟大的理想。美国电脑大亨迈克尔·德尔在10岁创立自己的电脑公司时，就瞄准IBM为自己的竞争对象。向竞争对手学习是值得鼓励的。
重视企业民主建设。企业文化是建立在民主的价值观与信念之上的。没有企业民主就没有企业文化。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企业人才可能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被理解、被关心、被爱护，才可能调动企业人参与创立企业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民主影响企业上化改造和创立的各个方面，企业民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文化的发展层次。企业民主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通过企业中人的因素来完成的，因此，离开民主，企业文化永远也变成不了企业人的文化行为。企业文化只能是毫无约束力的文化条文。企业文化越发达的企业，它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表现方式也越自由。在这样的企业中，约束企业人行为的最大力量，不是来源于等级权力，而是文化价值观念。
三、以先进的企业文化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有一些基本共识，那就是强调资源的整合、独具性和持续发展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通过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而形成的企业独有的、支撑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这里有四个基本点：第一，资源与能力的转换。核心竞争力不能只是资源，也不能只是能力，而是两者的有效整合。资源是基础性的，没有资源，企业就失去了竞争的基本条件；但仅有资源优势而不具备转化资源的能力，也不足以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二，独具性和持续性的结合。核心竞争力必须有资源的独具性，没有独具性就没有区别于他人的优势；但独具性还必须与持续性联系在一起，以保证企业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第三，对资源的有效整合。核心竞争力是以资源为基础的，但资源不能是零散的而应是有效整合起来的。没有对资源的合理组织与协调，无论企业的先天条件多么好，其优势都难以真正发挥，更难以持续维持下去。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一系列复杂技能的集合，也是建立在企业内外职能互动基础上的集合。第四，动态实现的过程。竞争力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不断创新、发展和培育。
通过文化创新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在构建核心竞争力上的独特作用，主要是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企业内部活的因素是人。企业文化对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最关键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整合，对企业员工精神的塑造。同时，通过企业文化创新，可以发现、选择、利用外部资源。上海大众发展(集团)根据企业运作规律和文化学原理，大力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以先进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形成了良好向上的企业氛围。大众服务品牌持续保持领先，大众广大员工的“服务意识”、“品牌意识”、“效益意识”普遍增强，富有大众特色的企业形象进一步展现。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企业效益稳定， 市场扩张了，效益持续增长，2002年，大众完成了2.2亿的税后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连续15年保持在10%以上。
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学校管理既要有效，还要有特色。有效出质量、特色创名牌。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最终要在学校中落实。怎样高效管理学校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
发展教育关键在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是机制。在学校管理中，宏观上，急需培养一批懂管理的人才，重点有创新意识的校长。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其次，利用目标调控学校。微观上，校长利用人本管理，激励理论，让全体教师参与管理，既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又集中了教师的智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宏观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好目标，选好校长。利用目标调控学校方向。中间过程不要干涉太多，确实发挥校长“一把手”作用。制定目标要深思熟滤。目标要体现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素质教育。能调控全局 眼前 长远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 整体。制定目标后，使用校长是关键。校长要懂得科学管理，要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上级有关部门要做好培训校长工作，学习内容与时俱进，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利用法律监督，把资金用到刀刃上。
第 二，微观管理，即学校管理。学校管理主要是校长管理。有一个好校长，就会有一个好学校。一个学校的校长确定后，由校长“组阁”，确定领导班子，中层人员，班主任，各科教师。
首先，校长要依法制校。现在，我国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在学校管理中，校长要推行以法制校，使用教师要依据《教师资格条例》。学校管理中加强法制宣传。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宣传有关教育法律，使教师依法从教，使学生尊师重教。对违反教育法律者要严肃处理。
其次，校长要合理制校。校长在征询全体教师意見的基础上，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人人心中有数，把“该怎么办”自觉变为“就得这么办”。校长的主要决定在征询各位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拍板定案，让教师参与管理，教师觉得公平合理，心甘情愿，想方设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同时，教师参与管理，也聚集了大家的智慧。然后，校长利用人本原理，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满足教师其它需要。
树立服务意识，多渠道支持教师成就事业，提高教师学历。鼓励、支持教师教师进修，满足教师被尊重、被重视的欲望。
正视新形势下教师的物质欲望与心理平衡的需求，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的商品意识迅猛增强，刺激着教师产生提高资金数额、改善福利待遇和子女上好学校等心理平衡的需要。校领导树立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关注教师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欲求心理，积极创造条件使之得到满足，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营造了团结友爱、奋发进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除了利用法律和让教师参与管理，利用公平理论外，校长非权利性影响也很重要。“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校长的品德，个性对教师、学生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品德高上，时时为他人着想，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校长能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积极向上的氛围，把全体教职工紧紧聚集在一起，这就要求校长平常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养。
教育管理者要明确教师职业趋势。新形势下，努力提高教师职业素质，使每位教师都有危机感，不学习、不提高就要被淘汰，每位教师之间形成比、学、赶、帮，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校长非权力性很重要，其它教师的亲和力也很重要，象社会上其它行业一样实施“微笑”服务，同事之间可以消除蘑檫，学生能自然而然接受教师传授的内容。
班主任是班级的管理者，班主任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班级学生的质量。有的班主任从早到晚一直呆在班里，却没有形成好的班风，学生德、智、体各方面成绩都不理想。究其原因，往往是班主任把握不住“爱”与“严”的尺度，不是对学生爱得太过份，爱得太随便，就是管得太死，束得太紧。所以，学校管理者要抓好班主任的培养，使用工作。爱学生是教育学生的起点和基础，爱学生既不是传统家长型，也不是保姆型，严而不厉，严而有格，不能打骂学生，严要有分寸。
提高教师素质，还要 注重提高教师职业道德。“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教师课上课下要注意言行举止。教师无意中的一句话改变一个学生的一生。学校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对于过激言要制止，对于一些教师完不成教学任务，课下补课现象，学校要依法强行制止。
学校要注意预防管理中的短期行为。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避免只顾眼前，不发展学生能力的倾向。学校质量管理要惯彻全面质量管理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避免只重智育，忽视其它各育，避免应试教育，搞好素质教育。在全体教师心中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的观念。
深化教育改革，强化能力培养。业务管理要深入课堂，了解学生能力是否得到提高，我们不仅要学生最终成绩，还要了解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跟教师学留有宽松的余地，鼓励教师大胆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在教育创新中实现创新教育，满足教师各种合理需要，包括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挖掘教师最大潜力。使每位教师精力旺盛，放手大胆，把想到的新点子应用到实践中，对教师的失败不要泼泠水，要支持理解。
经常召开座谈会，研究纠正学生差错问题。学生逆反心理很强，往往教师怒火冲冠，学生寸步不让其它同学看哈哈笑。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教师泠处理。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以柔克刚，在和风细雨中化干戈为玉帛，学生往往你尊重我，我才尊重你。我错了，你不计较，我更尊重你。教师要三思而后行，尽量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用表扬激发学生的上进心，用表扬改变学生的逆反心理，每位教师要不断学习，用新的知识武装头脑，同其它教师、学生相互交流，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对教师职业提出更高要求。
科学管理，除了使用目标管理，激发理论人本管理达到高效能外，还要突出特色，就象一堂优质课，既要完成目标，还要有特色，只有这样才能脱颖而出。突出特色是学校参与竞争的根基。特色越突出，根基越牢固。特色突出越早，越快，就越有竞争的优势。
学校教育特色关键在指导思想，有独特科学的办学模式，培养有个性、全面协调发展的学生。学校特色是在学校办学过程中表现的独特之外，是学校办学个性的具体体现。学校教育特色不是一科外在的形象包装，而是学校内在教育力量的综合体现。学校任何教育特色，既包含校长的办学思想，又凝聚着教师的智慧力量;既体现了学校教育的某种优势，又表现出学校特色的文化气息。首先，学校教育特色的核心在于一定的教育思想。
学校教育特色实际上就是教育活动特色的体现，它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它或是表现在教育教学方式上，或是表现在某些学科教学上，或表现在某类课外活动上。然而，不管何重内容和形式的教育特色，其内部必然蕴含一定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就是特色建设者的教育思想，是学校主要领导办学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教师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教育思想是教育特色的核心，是教育特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色就是办学者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学校办学思想的生动反映。
这种教育思想是学校办学者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教育活动的一种独到认识，不仅仅来自于理论学习，更来自于教育实践，是办学者在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相互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思想不是仅仅用漂亮的文字剪贴在学校的宣传中，或刻在学校大门口的石碑上，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学校办学者的头脑之中的。
学校教育特色的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学校要建设什么样的特色，用什么方法建设，采取那些步骤，这都受制于一定的教育思想的支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特色，教育特色实际上就是办学者教育思想转化为教育行为的结果。其次，学校教育特色的价值在于培养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学校教育特色，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特色的教育，这种特色教育不仅仅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在学生与教师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而且，最终在教育活动的结果中表现出来，既能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其标志就是培养出一批有个性、有特色的学生。
从教育活动的角度看，学校教育特色可分为三个方面，既知识教学方面的特色、技能训练方面的特色和人格培养方面的特色。这三个方面的教育特色能促使学生相应地形成三种不同的特长，即知识方面的特长、技能方面的特长和人格方面的特长。应该说，这三种不同的教育特色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对学校的特色建设都有其积极的意义。最后，学校教育特色的基础在于学校教育和谐发展，学校教育特色是学校教育某方面优势的集中体现，这种教育特色是建立在学校教育全面发展基础上，学校的教育特色与学校的教育整体是一种点和面的关系。从特色教育的目标看特色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但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代价。
从特色建设的过程看，建设一部分学校，首先必须进行常规建设，使学校内部各部门、各机构能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学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特色教育的目标和入口，进行教育特色的建设。从特色教育内部机制看，构成学校教育工作整体的不同层次和环节中的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某学校毕业的学生在一层次学校的优等生占多数，这不仅体现了学校教学方法独特高明，也体现了学校办学思想、教育管理、师德建设方面的特色。因此说，教育特色是学校整体优势的体现，是学校办学力量的综合反映。
总之，学校管理既要高效率、高效能、完成育人目标，还要突出特色，创品牌学校。
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明星海外发展的重点在好莱坞，兼顾其他地区。由于文化差异和社会阶层属性的不同，每一个试图闯荡好莱坞的明星都历经了艰辛的道路，“自李小龙在197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好莱坞并没有严肃地尝试推广亚洲演员。美国发行商认为主流的北美观众对外国电影和文化仍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1]即使像成龙这种在亚洲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明星，在美国早期的推广也是失败的。而这些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寻求海外生存的明星也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明星出国、移民现象逐渐增多。随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出现、香港电影的繁荣，中国电影明星有了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比如美国创新精英文化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先后签约了成龙、李连杰、余男等明星[2]。也许很多人会问：在1990年至今3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拍摄的电影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有何意义？中国电影明星海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本文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周润发、巩俐、章子怡、杨紫琼、白灵、邬君梅、陈冲、张曼玉等明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系列问题。
一、男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异同并存的功夫角色
随着中国的功夫电影在西方广泛流行，功夫、武术成为中国男性明星在好莱坞立足的重要武器。无论是真会功夫的李连杰、成龙、甄子丹、赵文卓，还是努力和功夫沾边的周润发、吴亦凡，男明星一旦开启海外发展的阀门，都被定义为与功夫产生关联。真功夫明星明显会有更顺当的好莱坞发展之路，但真功夫角色的塑造以及对功夫本身的呈现，在相似之中仍有较大差异。
成龙的功夫中透着喜剧色彩，他的功夫角色并不十分严肃、残酷，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愉悦。成龙会以警察、保安等角色示人，这些角色以天然的正义感贴近观众。所以，国际视野下的成龙，将功夫打入普通人的生活，制造融入现实的感受。李连杰是经常被用来和成龙相提并论的武术巨星。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变成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票房保障，更不用提它对全世界范围内武术迷们的重要意义。正是这点特别之处，使得李连杰成为亚洲的武术巨星，也是李连杰保障了新武侠电影的流行。[3]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是不太一样的，“他的作品从功夫过渡到剑术”[4]。实际上，国外学者对成龙和李连杰功夫差异的研究，是基于二人国内外的作品而言。整体上看，成龙手持刀、剑塑造的角色明显要少于李连杰。但若仅在国际视野下辨识，则发现李连杰和成龙功夫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手持武器，而重点是功夫形象和观众感受的差异。李连杰国际视野下的角色形象，多数为杀手、黑帮类角色，偶然出现的警察角色，也一以贯之地具有凶残、冷酷、坚毅的性格特点。即使是富有正义感的角色，也被压抑的暗黑氛围牵制，并使得这种正义感带有非常压抑的基调。所以，李连杰的功夫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二人在功夫角色上的明显差异，使得同为功夫巅峰的中国明星，都能够在各自的角色领域良好发展。但除此之外的真功夫男明星，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功夫风格，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比如甄子丹作为塑造海外角色相对较多的功夫明星之一，他的角色多数为配角，且和李连杰的硬功夫相似度较高，缺乏被欧美观众广泛接受的特点。而试图以功夫戏路立足海外的其他男明星，如周润发，则产生明显的不适感。虽然其持剑打斗的形象随着影片《卧虎藏龙》（2000）的成功走遍全球，而“影片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电影和文化事件，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外语电影”[5]，并赢得了奥斯卡的诸多殊荣，但周润发的武侠角色形象显然没有能够征服西方观众。而《卧虎藏龙》也只能归属于华语电影。周润发参演的海外电影中，功夫并非其唯一性的角色指向，也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2.成龙一己之力的角色呈现
成龙是近年来电影明星中海外发展最为成功的一位。成龙的角色塑造，也是最容易为华人观众和西方社会接受的。他也是鲜有涉及黑帮、杀手、间谍等角色的男星。“成龙电影迎合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风格。”[6]成龙的角色以喜剧功夫见长，从早期的《红番区》（1994）到近期的《英伦对决》（2017），每一个角色都绕不开中国功夫的明星招牌。而成龙也是继李小龙之后，将中国功夫在海外电影中高调弘扬的一位明星。由于李小龙出生于美国，成长于香港，容易在中美两国文化中找到平衡点。而他从师叶问学习“咏春拳”、在西雅图开馆授徒、参加国际武术比赛以及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戏剧与哲学的经历，使得“他的功夫和角色里能够渗入中国传统武学的哲学思想，能够技道兼备。而成龙的功夫和角色是跨文化实践中自我东方化的结果……滑稽喜剧的娱乐消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与立场。”[7]无论如何，成龙用他的功夫角色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成龙真正引起西方市场反应的，是在欧裔美国人主宰下的亚裔主角。”[8]所以，“在抓住机遇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成为明星之前，成龙首先需要把自己打造成香港明星。这样做的原因是打造一个银幕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香港人认可的道德特征、行为相一致。这是包容了传统中国价值观特征和西方现代性特征于一体的文化融合，包括消費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9]因而，成龙成功建构的亚裔主角，大多数是身怀绝技的小人物，比如司机或普通警察。即使是饰演特工角色，也是“特工奶爸”的定位，如《邻家特工》（2010）;或者特种兵，但融入到非洲部落的生活中去，如《我是谁》（1998）。角色的平凡使得角色本身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不让观众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并且，成龙的角色具有天生的正义感，常常为朋友、国家拔刀相助。善良、正义、勇敢、诚实等积极的正面价值和能量的呈现是成龙亚裔角色中一以贯之的，而这正是能被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共同接受的关键所在。当然，成龙在早期角色的塑造中，仍旧是过于模式化，缺乏细腻的情感。但这一点在《英伦对决》中饰演的老父亲身上，明显得到了改善。所以，成龙的角色实际上是用喜剧功夫包装着价值观被普遍认可的华人身份;成龙的功夫是嬉闹的，也是用于助人为乐的。这作为成龙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电影发展中所建构的角色呈现，其价值和意义更能够成为华人明星中的一枝独秀。也正因为此，成龙是本文研究涉及的明星中唯一能够以正能量角色为主、正面弘扬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员。而由这个层面带来的中国功夫的海外弘扬，在价值意义上并不输于李小龙的哲学思想。
3.较多的负面角色呈现
“尽管媒体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亚洲男性在西方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仍旧是有偏颇的。”[10]杀手、黑社会、帮派等角色经常出现在成龙以外的男明星身上，这也不缺乏由于“北美市场过于专注李小龙与成龙，对其他类型和明星完全忽视。在缺乏观影记忆的情况下，周润发、李连杰、甄子丹等人进入好莱坞发展时，均备感艰难且后继乏力。”[11]李连杰经常性的角色是边缘人物，比如《狼犬丹尼》（2005）里饰演白人收养的孤儿，其母亲正是被养父杀害;《游侠》（2007）里饰演正义的警员，却是惨遭灭门并毁容的角色，为了给妻儿报仇，做了杀手卧底;《致命罗密欧》（2000）里饰演黑帮老大的儿子，越狱寻找杀害弟弟的凶手等。尽管李连杰在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是正面的，但多数被赋予负面的情感体验。《狼犬丹尼》里，角色本身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作为杀人机器时的表现，是如恶狗般凶残的。《游侠》里的正义角色是没有正能量的，复仇的意识控制了人物的性格呈现，使得李连杰在这个角色里也较为冷酷、凶残。《致命罗密欧》中角色始终被笼罩在黑社会阴影之下，也难以给观众更多的积极能量。在西方人眼中，李连杰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演员”。[12]这是银幕角色的凶残给观众的印象。周润发的角色则比较多样化，既有黑帮老大、国王，也有抗日小队长、西藏僧人等。多样化角色塑造是周润发海外发展中的亮点。然而，周润发的这一点优势并没有最优化。《谍海风云》（2010）里的黑帮老大是个配角，缺乏性格呈现;《黄石的孩子》（2008）里的抗日小队长也是个配角;《七龙珠》（2009）里饰演的疯癫的武功大师，也是个配角;《安娜与国王》（1999）里饰演的国王，应该可以认作主角了，但其实这部电影重点讲的仍旧是白人女教师。所以，周润发大部分的电影中，都是作为白人演员的配角形象而存在。并且由于题材涉及如二战、东方神秘等一些内容，故而被设置成华人角色。而这一点上，也只有成龙和李连杰两位明星，能够对角色塑造产生些许控制力。此外，周润发饰演的角色，也多数为负面的形象，或者是被西化并曲解的东方神秘下的角色呈现。然而，周润发的这种讨好式的角色塑造并没有让他的好莱坞之旅走向辉煌。
陈林侠论述道：“李小龙神话提示我们，这种理论阐释既可以表现在人物、情节的故事内容中，也可以表现在电影之外的现实层面，直接用哲学话语阐释自身的武学思想显得弥足珍贵。”[13]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以功夫作为电影的主打未尝不可，但在功夫之外，仍需要立得住的内涵。这个内涵就包括了李小龙式的哲学阐释、成龙式的亲民阐释等。因而，负面角色之下，也未尝不能走出具有震撼力的人物，但这依然有待更多的中国明星参与国际化发展，并有待中西方文化地位、经济地位的互相包容。
二、女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扁平的角色塑造
中国女明星的海外发展境况明显弱于男明星。“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面孔仍然存在扁平化的困境。”[14]比如汤唯在《骇客交锋》（2015）里饰演调查黑客的特工类人物，拥有东方的面孔，但角色缺乏鲜明性格特征;章子怡在《科洛弗悖论》（2018）饰演一名科学家，但也是毫无个性的配角;杨紫琼在《木乃伊3：龙帝之墓》（2008）里饰演女巫，极尽能事地展现东方元素和功夫，但角色依然流于平淡。多数中国女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发展过程中，都遭遇配角的待遇或者是饰演缺乏性格呈现的角色。好莱坞给予外来华人演员和本土华裔演员的待遇是近乎一样的，后者略微凄惨。章子怡、巩俐、杨紫琼等属于前者。尽管“杨紫琼凭借东方女性特有的坚韧阴柔，以武打明星形象进军好莱坞”[15]，但也未能避免大量饰演扁平配角的命运。巩俐和章子怡借助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奠定了世界性地位，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女性色彩，但在真正意义上向国际化拓展过程中，依旧是饰演一定量的缺乏性格的配角人物。唯有《艺伎回忆录》（2005）能够被看作是外来华人演员在好莱坞最具有丰满性格特色的一部电影。但章子怡和杨紫琼分别在《科洛弗悖论》（2018）、《太阳浩劫》（2007）里饰演的科学家形象，却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两个形象也具有扁平化特征，但具有高知的正面形象，是华人女明星较少参演的，也是华人演员整体形象上的缺失。而本土华裔演员如邬君梅、陈冲、白灵等的境遇也十分惨淡。邬君梅在接受访谈时说：“在美国拍戏，除了过语言关，更要去适应美国社会生活和好莱坞拍片的方式方法。”[16]邬君梅、陈冲、白灵等是在20世纪末留学、移民美国的一批中国演员，但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完全消融文化差异、改善社会地位。邬君梅和陈冲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多数票房冷清，且扁平化的配角较多。比如邬君梅、陈冲均参演的电影《天与地》，1993年由著名导演奥列弗·斯通执导，二人都只有些许镜头，近乎龙套角色。2005年邬君梅在电影《中国先生》里饰演中国普通餐馆老板的妹妹，也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角色。陈冲在《白色蛙》（2012）、《最后的舞者》（2009）等影片中饰演的母亲角色，也都是缺乏特点的配角。白灵的角色塑造就更显得扁平、单一，并十分暴露。
多数女明星参演黑帮、特工、杀手等角色，试图凭借中国功夫的世界影响力，实现自身角色塑造上的国际化。然而，女明星们对这类角色的驾驭显得略微尴尬，唯有真功夫女星们如杨紫琼、甄子菁等稍有成绩，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类角色也是流于扁平化的。
2.夹带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或民俗色彩的小人物塑造
张曼玉是近些年女明星中，海外角色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位。她凭借着电影《清洁》（2004）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张曼玉和其他女明星的戏路不太一样，重点在欧洲发展，人物塑造多为普通人或者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小人物。比如《清洁》里饰演一个有毒瘾的母亲，她是一位过气歌手的妻子，自己仍有着歌星梦。这个角色明显含有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普通老百姓的身影。《功夫大王》（1999）里饰演一位在唐人街做针灸的华人，这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普通华人的缩影。而给角色添置的针灸技艺，则是欧洲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知。普通人或者小人物形象在张曼玉之外的其他女明星饰演的角色中亦能寻觅到踪迹。比如陈冲多次饰演的母亲角色，邬君梅饰演的中国普通公安，刘亦菲饰演的普通中国妇女，杨紫琼饰演的沙滩小卖部店主、村镇上的生意人等。但张曼玉的小人物角色塑造是现实主义的，其他演员如杨紫琼，多数在影片题材的界定上，就已经和现实主义撇清了关系。如此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不再具有关怀现实的精神体验。而在好莱坞奇观化视觉呈现的要求之下，这种远离黑帮、功夫之类的角色，容易和民俗色彩挂钩。电影《红高粱》在1997年摘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影片中展示的虚构的中国民俗震撼了西方视野。“巩俐饰演的‘我奶奶’颠覆了西方观众对中国女人形象的原有想象。”[17]巩俐的这个角色是足够立体的，伪民俗只是电影中的框架。并且，电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去构建文本和角色，这就和西方人想象中的异域神秘又有了差别。所以，杨紫琼在《遥远的北方》（2007）饰演了一位在北极圈过着原始生活的母亲，白灵在《霍比特人時代》（2012）饰演的部落原始人，这些都没有在民俗色彩的文本环境中拔起角色的高度。而这种基于构想的异域神秘的角色呈现，也未必有利于中国女明星在海外发展。
3.负面形象的角色塑造
“西方社会对华人女性存在着刻板印象，电影中的华人女性角色往往被定位为妓女、性奴等身份。如邬君梅曾在奥利弗·斯通的影片面试中应聘过妓女的角色。”[18]以白灵为代表的华裔明星在角色塑造上，负面形象多于正面形象。比如其在影片《爱情牧场》（2010）里饰演妓女;在《基因世代》（2008）中饰演冷酷的职业杀手;在《的士速递3》（2003）中饰演伪装成记者的杀手也是负面角色。白灵饰演的角色多艳情，言谈、穿着等方面给观众不好的印象。而“白灵在好莱坞的明星形象又与走光、暴露、偷窃、性绯闻、精神问题相关”[19]。白灵、陈冲、邬君梅等明星，在留美之前都在国内获得了良好声誉，并为其演艺生涯开拓了基础。比如陈冲凭借电影《小花》（1980）获得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南斯拉夫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白灵主演的电影《月月》（1986）也成为她早期国产电影中的精品。而白灵“从清纯到放荡、神经质的明星形象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好莱坞华裔女星形象构建空间的狭小。”[20]
三、明星海外发展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对中国电影明星海外角色塑造的研究，并进一步解决其对中国电影及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兼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欧美非华人群体为目标，随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0份。在回收问卷中，男性占比30.77%，女性占比69.23%，并提出两个假设：
1. 明星海外形象的塑造和欧美观众对部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知成正相关;
2.功夫片和功夫明星依旧是中国电影海外发展的主要方向。
问卷中，欧美观众对华人明星的认知度分布差异较大，其中成龙的认知度达100%，而陈冲的认知度仅有31.82%。在认知基础上做明星海外形象和中华文化价值观匹配测试，给出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陈冲、张曼玉7位明星，与强忍耐力、友善、保守的思想和行为、工作努力、孝顺5种不同的价值观，利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数据（下表）：
以上数据表明，被测试明星的海外形象和五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并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这7位明星形象和每种价值观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
在对代表中华文化的选项设计中，给出陶瓷、饺子、宣纸、功夫、影戏、熊猫、微信等选项，功夫成为熊猫、饺子之后非食品类认知度最高的，达73.08%。而即使是从不看中国电影的欧美观众，对成龙的认可度也有28.57%，而喜爱中国电影的观众则100%喜爱成龙，同时这部分观众对李连杰、杨紫琼和甄子丹的喜爱度分别达66.67%、66.67%和33.33%。这说明，功夫明星已经在海外市场中树立了牢固的民众基础。功夫既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招牌，也作为中国电影独特的类型，拥有了坚实的海外市场。因此，假设2成立。
尽管一些明星参演了较多的负面角色，但本研究中给出的少许中华文化价值观依然能够通过研究样本得到观众的认可。这就说明，电影明星的海外发展是有益于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当然，具有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观的角色呈现会更有助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发扬光大。而由李小龙、成龙带出国门的功夫片，得益于中国电影几十年的发展，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但李小龙神话已成历史，成龙、李连杰们也已渐老，中国电影不能只靠这几位明星撑起海外市场。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明星以多元化方式谋求海外发展，功夫片或许是一条主干道，但并不唯一。
〔本论文得到2018江苏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丁 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访问学者，从事电影文化研究。
注释：
[1][9]Steve Fore：Jackie Chan and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 Entertainment，Sheldon Hsiao-peng Lu，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98，p84.
[2]张尧：《CAA旗下包括成龙等艺人》，搜狐娱乐2016年8月2日版，http：//yule.sohu.com。
[3]Sabrina Qiong Yu， Jet Li and the new wuxia cinema in the 1990s， Chinese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Film Stardo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46.
[4][12]Mary Farquhar， Jet Li：‘Wushu Master’in Sport and Film，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Celebrity in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p222，p67.
[5]Fran Martin， The China Simulacrum： Genre， Feminism，and Pan-Chinese Cultural Politics in 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Chris Berry，Feii Lu，Island on the Edge——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156.
[6][10]Murali Balaji，Beyond Jackie Chan，Ronald L. Jackson， Murali Balaji， Global Masculinities and Manho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1，p77，p24.
[7][11][13]陈林侠：《香港电影竞争力的反思与重建——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样本（1980-2017）》，《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8]〔美〕袁书：《美国语境中的功夫片解读：从李小龙到成龙》，徐建生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1期。
[14][18][19][20]陈晓云、缪贝：《当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MIND编：《杨紫琼：从马来西亚打进好莱坞》，《当代电视》2000年第7期。
[16]张弓：《世界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邬君梅访谈》，《當代电视》2004年第11期。
[17]陈晓伟：《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胡海迪）
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严重缺失，印证了“儒学”与处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以及各类显学处境尴尬，且显得手足无措，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就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视“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历经千年的文化磨难，我们至今还忘不了儒学的“自恋情结”，仍然找不到架构市场诚信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儒学 市场经济 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
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国民党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 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五四运动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文革”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 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宪政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禁区，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角注、表格、注解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摘要：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发展都十分快速，建筑设计管理是保证建筑设计质量的重要环节，良好的管理能够有序推进建筑设计工作，加强对设计各部分细节的管控，保证设计符合工程建设要求，提升设计方案的可借鉴意义。在建筑工程设计管理中，通常存在建筑设计管理意识不强、界面设计不合理、设计质量管控不严格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工作人员应明确建筑设计要求与规定，加强对设计人员、设计行为的管理，有效提升建筑设计质量。 关键词：建筑设计;管理难点;探究 引言 绿色建筑理念下建筑设计发展呈现出信息化、绿色化、标准化的特点。设计方案信息化可以将建筑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最优解，提高建筑物的施工效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筑用材绿色化可以在满足建筑需求的前提下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建造方式标准化有助于提高建筑用材的利用率，减少建筑施工全过程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1建筑方案设计基本概念 在建筑设计中，方案设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人们对建筑方案设计的重视度也随之提高，建筑方案设计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并成为建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由于方案设计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与复杂性较强的工作，且整个设计过程与建设方的经济利益关联密切，所以有必要在设计阶段与建设方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确保整体设计成果能够达到各方的预期。在设计初期全面考量施工空间范围、地质结构条件及现场周边环境特点等关键要素，根据业主方与施工方的基本情况，对建筑物外观形态、总平面布局、空间布局及功能区布局展开合理规划设计，为后续施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由于建筑行业管理不严明，建筑行业市场竞爭日趋白热化，部分建筑单位对方案设计缺乏应有的重视，降低了整个建筑工程的建设质量。为此，必须加大对建筑方案设计的重视力度，以确保整体建筑工程的综合效益。 2建筑设计管理存在的问题 2.1建筑成本难以控制 建筑施工过程中成本一般包括人工费、材料费、管理费、税金等。其中材料费主要是指建材的购买与运输的费用，随着我国碳中和政策的实施，常规建筑材料的购买成本会上升，在建筑行业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建筑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常规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通常由于设计方案的独特性导致其核算成本上升，不同配比的钢筋混凝土在材料的购买、建筑物结构强度以及施工难度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不同的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成本难以控制。 2.2质量体系管理的难点 城市综合体建筑项目专项合作设计单位多、突破常规技术多，而国内设计院现有质量管理体系是基于成熟、传统、已有审批图集的基础上形成的闭环体系，由于新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突破常规技术的待批性、专项技术的多样性，现有闭环质量管理体系已不适应，无法预先设定严格的质量管理程序和标准，而只能建立一个开口的、可调整的、待研究审批的质量管理体系。 2.3设计质量评价与控制问题 设计质量评价与控制是设计管理的主要内容，结合建筑中的整体设计与“文脉”设计方案的评价情况，可以发现存在非常规性、有限性问题。关于非常规性问题，根据本次使用的建筑设计评价管理系统，一些工作人员缺乏对本地区特色建筑设计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设计行业标准的理解，在设计评价过程中出现“规律性”，就是按照某一模板进行刻板评价，这样的评价并不能为建筑设计提供可靠建议。有限性问题就是指在建筑设计评价与管理环节，设计管理人员主要是建筑设计专业的人员，缺乏其他行业人员，会导致建筑设计评价与管理存在局限性、片面性，不能够通过有效的管理提升设计水平。 3建筑设计方案优化策略 3.1建筑设计方案整体性优化 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方案过程中需要优化完善整个建筑设计方案，从而达到全面提升工程项目管控水平的效果。通过整体优化设计方案，可以满足施工高质量要求，还能够节约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在整个施工方案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方案中重点部分的优化改进，充分利用自身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优化整体设计方案。在设计阶段，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工程造价问题，加强造价控制技术的优化，采取有效的措施科学地控制成本费用。在技术方面，需要积极选用科学专业的施工技术，适当引入先进的新技术、新材料，提高工程项目建设效率。此外，设计师还要注意提高自身的造价分析能力，从而在设计建筑方案过程中能够充分掌握施工材料、施工设备等成本控制办法，优化资源配置，合理采购、储存材料设备，最大限度地节省资金。 3.2建筑功能空间分划设计 在建筑方案设计时，设计人员既要对各类建筑物实行合理归纳与划分，又要对建筑物的功能区与安全出入口分布加以对应。例如，合理划分活动区与休息区，简化设计流程，解决设计矛盾。对于功能较复杂的建筑物来说，如果预先对所有的功能空间加以划分，则会导致整个设计处于混乱的状态，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各个功能区的空间位置关系予以捋顺，影响整体设计成果。为此，设计人员需采用功能分析法对各个功能空间加以合理划分。 3.3建立完善项目设计总包管理模式 城市综合体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核心原因是国内外合作设计及各专项设计参与单位太多，如果不能形成管理和推进工作的责任主体关系，所有项目管理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建立完善项目设计总包管理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措施。城市综合体建筑设计应该采用设计总包管理模式，由业主委托授权一家国内有着很好的管理、协调与技术能力的设计单位为设计总包，明确建筑设计项目管理责任主体。设计总包管理模式就是由设计总包方作为整体责任主体，管理、配合外方概念方案设计工作，确保方案创作的可实施性;完成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协调管理相关专项深化设计;协助对分包顾问方进行技术管理。 3.4合理规划建筑空间，降低建筑空间资源消耗 基于节能设计理念，为确保建筑设计能够达到节能效果，针对影响建筑资源的空间进行规划设计。通常情况下，建筑空间越大，则消耗的空间资源越大，但也存在建筑空间规划不合理，造成空间资源消耗量大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在进行建筑设计时，需要根据建筑后期施工和使用的需要，对其进行规划控制。在进行规划时，应当首先满足功能布局紧凑的原则，尽可能将各个主要功能区域布置集中，并将各个功能相似的建筑结构组团化布置。同时，针对洁净区域与污物区域分区分流设置，尽可能使洁污功能区相对分区设置，并确保各类建筑设施的储存、回收等不会出现洁污流线交叉的问题。同时，还应当遵循路径简洁、便捷的原则，合理规划各个建筑功能分区，使各个建筑结构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上保持一定联系，并避免各个通道出现迂回复杂的问题。 4结语 我国城市综合体建设发展迅速，许多有条件的城市已经把城市综合体作为改变城市形象和环境、进行城市新区开发等城市建设的主要载体和手段。针对这一类型项目的管理还没有完善的体系，需要不断探索，以期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与体系，提高整体项目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郝际平，孙晓岭，薛强，等.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研究与应用[J].工程力学，2017，34（1）：1-13. [2]刘春梅.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建造成本分析与控制[D].聊城：聊城大学，2020：16-19. [3]徐雨濛.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工程大学，2020：23-26. 【摘 要】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在分析总结当前煤矿企业文化现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企业文化建设对策，以期为煤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煤矿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不足；对策 一、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煤矿企业的重要性 （1）利于企业安全水平的提升。煤矿是一个高危行业，对于煤矿企业而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怎么强调安全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安全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依赖于先进的技术设备，同时更依赖于员工的安全理念，而安全理念的塑造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鉴于此，煤矿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注意安全文化宣贯，借助于文化建设这一载体，将安全理念灌输到每一个员工的心中。（2）利于提升企业员工凝聚力。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增强煤矿企业员工的凝聚力，不同的员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努力的方向以及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内耗，降低企业的发展潜力。而企业文化可以规范、引导员工的行为，使之符合企业的要求，确保员工努力方向的一致性。（3）利于改善企业的品牌形象。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助于煤矿企业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目前煤矿企业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好，要想改变煤矿企业给人的固有印象，需要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塑造安全至上、以人为本、和谐创新的企业文化改善人们对于煤矿企业的固有认识，吸引优秀人才的加盟。 二、分析当前煤矿企业文化现状 （1）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煤矿企业开始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企业管理者的认同，很多煤矿企业管理者依然将资源的获取置于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企业文化被边缘化的情况非常普遍。观念层面重视不足导致煤矿企业文化的建设失去了重要的支撑，很多煤矿企业文化建设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文化只能依靠几条口号式的标语来展现，事实证明，这种文化建设形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2）企业文化缺少连贯性。很多煤矿企业文化建设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往往就是企业的一把手主观意志的体现，没有倾听员工的诉求，一味的从自身的角度进行企业文化界定，结果导致企业文化成为了个人理念的一个灌输。一旦该企业管理者离开岗位，新上台的企业管理者又另起炉灶，部分乃至完全颠覆前任领导者的理念，导致企业文化的连贯性不足。（3）企业文化缺少特色。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煤矿企业文化都没有自身的特色，一些煤矿企业总是盲目的照搬另外一些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结果导致企业文化丧失了自身的特色。特色是企业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缺少特色只能使企业文化泯然众人，难以与别的企业进行有效的区分，最终威胁到了企业文化的生命力。 三、提升煤矿企业文化的对策 （1）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作用。对于煤矿企业管理者而言应深刻的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煤矿企业的管理者才会下大力气来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为了有效的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煤矿企业应设置专门的企业文化建设岗位，设置专门的工作人员，由这些人员来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宣贯，这样能够使得普通的员工也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与意义，从而认同并支持企业文化的建设。（2）企业文化应具有持续性。企业文化建设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的，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经营中形成一种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其外在形式一般以规章制度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很难短时间内改变，如果因为领导的更迭而不断的试图去改变企业既有的文化，难么员工就会陷入一个价值观冲突的尴尬处境，从而导致企业文化建设效果大大折扣。所以这要求煤矿企业文化建设应具有连贯性，避免因为领导个人喜好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这持续性并不意味着企业文化一成不变，而是将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一以贯之。（3）注重塑特色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仅能够提升煤矿企业的辨识度，同时还能对企业文化建设效果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想避免目前煤矿企业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千篇一律的问题，需要煤矿企业结合自身的实际来提炼能够体现本企业的特点，同时又能有效的区别于其它煤矿企业的内容，并将这一内容进行包装、宣传，进而使之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同，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塑造也就大功告成了。 参 考 文 献 [1]赵影刚.浅谈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以人为本[J].法制与社会.2012（2） [2]黄叶叶.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要走创新之路[J].大江周刊：论坛.2012（4） [3]侯淑娟.煤炭企业文化建设探讨[J].新西部：下旬·理论.2012（5）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特色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