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对鲁迅评价的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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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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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校教学质量ＥＦＱＭ评价模式研究
23、评价引导法在教学质量监控中的应用价值及策略新探
24、论初中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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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当代教师应当具备教育测量与评价能力
27、过程性评价视角下学生信息素养测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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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普通高中数学课标中的实施建议
38、探究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内容和方法
39、应用型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40、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开放教育教学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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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43、基于教育信息化2.0的信息化教学设计探析
44、对教学质量监控相关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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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浅谈高职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47、《测井方法原理》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与实践
4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效果评价的问题与对策
49、高校要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写对鲁迅评价的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写对鲁迅评价的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鲁迅对某些语文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和他自身的语文实践并不一致，如他在言论上反古书、咒文言，行动上却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他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却又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文字游戏；他倡导大众语，但写出来的却基本上是大众很难读懂的艰深之文。本文认为这些矛盾缘于鲁迅因“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而产生的“自言”与“倡言”两种不同的言说姿态以及鲁迅意在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创言”追求。
关键词：鲁迅 自言 倡言 创言 语文实践
在中国，语文独立设科始于20世纪初，它是现代教育制度与学科体系在中国确立发展的产物。中国现代语文的确立离不开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理论倡导，而其发展成熟又有赖于周氏兄弟、朱自清、老舍等语言文学大师的写作实践，有赖于叶圣陶、黎锦熙、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家的耕耘与探索，他们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语文及语文教育的发展，其中鲁迅尤其值得关注。首先，鲁迅不仅经历了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且是这一转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实践者——他是白话文最坚决的倡导者，并以其极具魅力的白话写作确立了现代语文的地位；其次，鲁迅的语文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语通中、日、德，文兼创编译，文言、白话俱佳，文学（文）、应用（文）兼备；第三，鲁迅通达的语文实践与其对某些语文问题激进的态度和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开其中隐含的矛盾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的语文观与语文成就，而且会使我们对中国语文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得与失有更清醒地理解与认识。
一、鲁迅语文实践中的“言行不一”
1.言论上的反古书、咒文言与行动上的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
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应答不仅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人的驳难和攻击，至今亦为某些人所诟病，因为其中有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其实鲁迅这样说并非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因为早在1919年，他在私人书信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中国古书，页页害人”，甚至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2]这几乎是宣判了“中国书”和“汉文”的死刑，而“中国书”之不当看，在鲁迅看来除因其充满了陈腐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们是用“汉文”——与现代生活相脱节的传统文言——书写的。五四前后，围绕中国书面语言是继续使用文言还是大力推广白话这个问题，新旧两派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鲁迅是最坚决的反文言、倡白话者，他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3]然而，鲁迅一生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且不说他之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校勘、整理《云谷杂记》、《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文言著述，单是他兴之所至抄录的古籍就很可观——目前存留下来的像《式训堂丛书》、《汉学丛书》、《李义山杂纂》这类古籍手抄稿就有数十种之多；鲁迅并不只是抄、校前人的文言著述，他自己也用文言著书立说，《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即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鲁迅的文言书写还不限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意在介绍异域科学、艺术、文化思想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说鈤》、《破恶声论》等亦出之以文言。如果说鲁迅用文言翻译《域外小说集》，创作《怀旧》是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发生，文言还是主流书面语，那么，在白话已基本取代文言成为社会主流书面语之后，鲁迅是否就不再使用文言了呢？他跟章士钊打官司时的诉状和互辩书（写于1925年），他为曹靖华之父所写的教泽碑文（写于1934年），还有不少私人书信都是纯正的文言文；而鲁迅的旧体诗写作贯穿一生，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还达到了高潮；与他的新诗相比，旧体诗不仅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
2.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与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汉字游戏
鲁迅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鲁迅致力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工作开始得很早，1913年2月，他被教育部选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参加了制定注音字母的工作[4]。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汉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答曹聚仁先生信（1934年8月2日）》、《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5]，“方块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6]“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7]。拉丁化文字，“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8]虽然鲁迅积极倡导写文章汉字拉丁化，还捐赠稿费作为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经费，但他自己并没有留下一篇用拉丁字写出来的文章，而其文之妙却与方块汉字的特性密切相关，如“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这类旧体诗作由方块字之巧妙组合所形成的意丰文美，又如依托于方块汉字独特的形义关系所创造出的“且介亭”“宴之敖者”这类名称的耐人寻味。这些都表明鲁迅具有深厚的汉语言文字修养，他既受益于其早年在家塾私塾中接受的传统语文教育，也得益于留日期间师从章太炎先生研习《说文解字》的经历；此亦透露出他对汉字（方块字）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讲求，这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可由其自觉、持久而深入的文字研究来证明。虽然汉字研究不是鲁迅的专业，但他早就有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几年间，他“光搜集和摹拓古砖碑帖就有一千多种、三千多张”[9]。在鲁迅相当丰富的语言文字类藏书中，文字学方面的也最富足——“这些（指语言文字方面的）藏书中，大部分是线装书，可分为训诂、文字和音韵三类，共297卷，119册。其中训诂101卷，29册；文字171卷，71册；音韵25卷，19册。”[10]
3.倡大众语与著深隐文
鲁迅是大众语的热心倡导者，但鲁迅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学界公认的最富有鲁迅气质，最有独创性的“鲁迅文”），不仅在他生前，即便是现在，恐怕也还不为大众所懂。有人说大众语的提倡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时距鲁迅病逝已为时不远，时间和身体状况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写出像赵树理那样纯熟的接近大众语的作品——此说从事理上或许不错，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众所周知，鲁迅之弃医从文，乃是为了以文艺来启蒙，来改造国民精神，但不论是早年以文言所作、所译的《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还是后来用白话写的《野草》、《故事新编》，甚至《祝福》、《风波》这样以祥林嫂、七斤等小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哪一部、哪一篇能真正为大众所懂？
鲁迅作品“理想的读者”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劳苦大众，那鲁迅之提倡大众语是否就是“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11]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鲁迅言论上的反古书、咒文言与行动上的博览古书、雅好文言？还有，鲁迅何以既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又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汉字游戏？是言不由衷，还是另有隐情？
二、矛盾之源：“自言”、“倡言”与“创言”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并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12]——鲁迅
这段自白让我们意识到鲁迅的“言行不一”既非故作惊人之语，亦非简单的无意识的自相矛盾，那不过是他的“心口不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这“心口不一”，又缘于他“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他希望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然而真实的自我应该且能够被压抑么？即便在刻意“拣择光明些的”来说时，鲁迅也还是不能避免所谓的“黑暗”的内心世界的流露，呈现真实的自我应该是每个生命的本能吧。“无论是谁，在作家本身上都有两个面。宛如月亮一般，其一面虽为世界之人所见，而其他，却还有背后的一面在。这隐蔽着的一面，是只可以给自己献了身心相爱的情人看看的。”[13]在鲁迅刻意想“拣择光明些的”而与之的那类读者之外，他是否也还期待着另一类能懂得和包容他所有的“黑暗”的倾听者？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14]而一个人时，他将“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15]。据此来考察鲁迅的写作，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言说姿态：“自言”与“倡言”。“自言”乃是一己生命欲望与生命体验的本真表达；“倡言”则是为达到某种境界或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而发表的言论。如果以厨川白村之“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来考量，鲁迅的“自言”当然最富于艺术价值；但“倡言”也不可小视，它是鲁迅践行“‘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之写作理念的明证。
许广平1925年曾因投稿署名问题，对鲁迅言及朱希祖（历史学家，时在北大及女师大任教）的观点——反对写文章署假（笔）名，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鲁迅回信说：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倦，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不过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仅可以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看中国之书者也！[17]
这段话不仅直接揭开了鲁迅之劝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原因，而且展现出鲁迅之言说的一个重要特点：面向和介入现实，强调解决现实问题。鲁迅从不坐而论道，他不求无懈可击的面面俱到，“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18]。以此来考察上文所言及的鲁迅之“言行不一”，那些激进的言论（主张）与其说出于其本心，不如说出于应对现实之需——这有点像鲁迅认为嵇康、阮籍之反礼教的姿态，乃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事实上，他们“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19]。当然，鲁迅对传统语文的态度比嵇康、阮籍对传统礼教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对于传统语文，他既能浸淫其中体会其浩淼渊雅，又能在与他国语文的对比中认识到它的模糊空洞，并由此催生出创造民族新语文的志愿。民族新语文的创造当然离不开对传统语文的借鉴汲取，但在文言被奉为正宗，言说权被少数人把持的情况下，再强调读古书、写文言，无异自绝于革新之路。事实上鲁迅真正反对的并不是个体的读古书、写文言，而是“青年导师”类的“正人君子”们以学习研究“国粹”为名目，将青年引入故纸堆，使之沉迷于古书，而与时代与世界相隔绝。
鲁迅不是先知，不能要求他针对现实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灵丹妙药（即便在当时是良方，现在可能也不再有效）。但因为每个药方都对应着一个（甚至不止一个）现实问题，只要病症犹存，药方不论有效与否，都还有其价值。例如“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这个药方，现在看来就是错的。但鲁迅为什么要开这个药方？是因为他想解决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汉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意义，它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甚至还加深了其被愚弄、被奴役的程度——“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己之私，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20]当我们一个个看清楚鲁迅试图解决的问题时，我们会惊叹于他的敏锐和博大。鲁迅之所“倡言”包含着他对现实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它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因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21]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与其所“自言”相比，也许它不够幽婉深邃，但即便偏激，也不失真诚坦荡，它未尝不可被视为另一个层面的鲁迅的“自言”。
至于鲁迅之倡大众语与著深隐文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鲁迅当然希望他的文章能有更多的人懂，但他决不会为了“配合大众的胃口”而去写作。他说：“读书人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地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相信大众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22]，所以他之提倡大众语并不满足于让大众只是简单地应对日常需要（比如学会记账，写信），也不认为大众语不需要发展、创新。鲁迅说：“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先驱者的人物，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23]，“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24]。所以即便鲁迅写《野草》、《故事新编》时假想的读者并非是当时的大众，我们也无法否定其实他期待并相信日后大众中有人能读懂自己的作品。
而且，鲁迅并非故意要把文章做得晦涩难懂。他的文章之所以不通俗，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太丰富。李长之先生曾指出鲁迅的文章喜欢用“‘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习惯于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多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鲁迅之所以用这么多转折词，“是因为他思想过于多，非这样，就派遣不开的缘故。”[25]其次，是因为他的语言资源太丰富。鲁迅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字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还在外语学习上下过硬功夫——他精通日语，常年用德语从事翻译，还学过俄语、粗解英语。扎实的小学功底和多年浸润传统典籍的经历，让他熟知各类掌故；对野史和民间文化的兴趣，让他在成语雅言之外，又领略到方言与民间语文的活泼生动；而大量的外文阅读与翻译，则让他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新词汇，也深切地体悟到他国语文的严谨精密。这一切既助成了鲁迅文章之精粹渊雅与犀利深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阅读与理解的困难，粗通文墨之人确实很难一下子进入鲁迅用文字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第三，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创言”追求。有学者曾从翻译方面将鲁迅与周作人加以比较，认为：“周作人不但在语言上找到一种口语化的崭新工具，在翻译理论上也趋于成熟。他在翻译上倾注很大功夫，译希腊神话，译日本古典作品等等，都是很艰难的工作，而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这方面，应该说周作人比鲁迅的成绩大一些。鲁迅虽也不间断地致力于翻译，但他不像周作人那样顺利地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这种情况一方面给鲁迅带来一种奇特的风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在翻译方面。一些文言词句加上欧化的句式使译文读起来夹缠不清，意义晦涩，其最致命的缺点是不圆润，不平易，因此不大受欢迎。”[26]如果从阅读效果来看，笔者认同上面的说法：周作人的译文更“圆润”，但鲁迅对翻译的认识与实践亦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笔者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对应该如何从事翻译其实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每种语言都有两个层面：表达思想、现实与承载具体内容的表达方式（虽然这两个层面很难截然剥离开来，但大体还是可区分的），那么通常来说，前者是可以翻译的，而后者即便不是全不可译，也是绝难翻译的——因为其中暗含着富于民族特色的思维与感受方式。周作人大致是以翻译前者为目标，鲁迅当然也关注前者，但更多的是被后者所诱惑；他不能自已地想把异质的语言形式嫁接过来，至少是要努力传达出他从原作中体会到的不一样的感受与表现方式。鲁迅说：“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以太阳为主了。”[27]读鲁迅的译文，我们能感觉到异质语言间的纠结。这种不求“圆润”的翻译对只想从别人那获得现成的知识或思想的人来说，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但对愿意探究别人为什么那样理解与表达的人来说，则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而这种翻译理念与实践，对鲁迅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铸就了他对异域作家感受方式与表达方式的独特敏感，也激起他更强烈的“创言”愿望。当然，鲁迅的“创言”愿望并不仅仅源于翻译的激发，更根本的还在于他对现实需要既有深刻的理解，又有主动的承担精神。面对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传统的思想和语言已无法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与表达自我的需要，必须创造民族新语。所以，为此他一方面下大力气学外语，搞翻译，悉心体悟与努力呈现其他民族语文的特色与优点，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从选词炼句到谋篇布局不断推陈出新，试炼和开拓汉语的表现力。新词汇、新句法与新体式自然会对以往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带来理解和接受上的困难。同时，正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创新都有价值，都能被接受一样，我们也无权要求鲁迅的“创言”都无懈可击。事实上，鲁迅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28]我们对鲁迅留下的语文遗产，也应该取这样一种态度吧。
以上从三个方面——鲁迅因“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而产生的“自言”与“倡言”两种不同的言说姿态，其意在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创言”追求——解析了鲁迅语文实践中的某些“言行不一”。其实，“自言”、“倡言”与“创言”，不但是我们解开鲁迅写作中的矛盾与纠结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究鲁迅语文观念的一个重要窗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
（本文为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成果之二，项目编号：201103078。）
注释：
[1]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3]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鲁迅与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提议采用章太炎的记音字母方案，终获通过，这是我国第一套官方公布的拼音方案。
[5][7]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6]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8][22][24]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第104页，第79页。
[9][10]陈漱渝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第315页。
[11]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75页。
[12]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页。
[13]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1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15]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
[17]1925年5月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18]鲁迅：《忽然想到·附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20]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1]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23]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25]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
[26]万晓：《鲁迅收藏的周作人译作简述》，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27][28]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页。
（何英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300401；天津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