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1篇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2篇
1 质朴
质朴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美。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 不难于曲而难于直, 不难于细而难于粗, 不难于华而难于质。”鲁迅先生的作品, 语言风格质朴无华, 天然无饰, 清癯素淡, 给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感触。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写道:“天气愈冷了, 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 说柔石和其他23人, 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 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 他的身上中了10弹。”这段近乎的白描文字讲述了作者沉痛的回忆, 一床被褥, 一只洋铁碗, 看似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却最能表现出鲁迅先生对战友安危、冷暖挂念的细微和深厚;看似唠叨、繁絮的家常闲话, 恰恰却是作者内心深处情感的独白。这样的语言, 文浅意深, 小中见大, 虽然没有故作惊人之笔和浓墨重彩的心理描写, 但是它却能把鲁迅先生内心激荡复杂的感情, 刻画得汹涌澎湃, 字字句句中饱含着作者对战友至诚至爱的真情厚意。
2 凝练
鲁迅善于用最凝练的笔墨准确传神地刻画形象。李乐曾在《论鲁迅的语言艺术》中谈初读鲁迅小说的印象:“精奇, 无一字陈腔滥调”, 又说“鲁迅的小说, 却绝不会让人产生这几句是可有可无、这个词语是可以删去也不要紧的想法。他的小说是可以拿来作范文背诵的。”小说《药》的开头写华老栓夫妇准备去买人血馒头,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 掏出一包洋钱, 交给老栓, 老栓接了, 抖抖的装入衣袋, 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中间的“掏”、“抖抖的”、“按了两下”, 言简意丰, 充分表现了华老栓夫妇的贫苦和洋钱的来之不易!写康大叔把人血馒头交给华老栓, 而华老栓踌躇着不敢去接时, “黑的人便抢过灯笼, 一把扯下纸罩, 裹了馒头, 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 转身去了”。这里一连用了六个动词“抢”、“扯”、“裹”、“塞”、“抓”、“捏”, 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刽子手的贪婪、凶恶和华老栓的老实、胆小。
3 含蓄
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和理论, 都十分重视含蓄的功能及其运用, 所谓“语句明白如画, 而言外有无穷之意”鲁迅深得其中三昧, 其作品不是将自己的思想、观点直截了当地倾诉给读者, 而是在含蓄之中留下许多“空白”, 希望读者自己去作进一步思考。《一件小事》讲的是一个冬天, 我坐人力车往S门;途中, 一个老妇人身穿的“破棉背心”、“兜着车把”而“伏在地上”。接着, 鲁迅用一连串含蓄的字眼折射出作品的内涵:“我”怪罪老妇人“装腔作势”、“车夫多事”、“自讨苦吃”;而车夫“毫不踌躇, 仍然搀着伊的臂膊”走向巡警分驻所。“我”终于发现了被人力车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作品主题的表达仅用一个“榨”字, 压出“我”的羞愧与自惭, 写出了“我”与“人力车夫”之间的差距。同时, 读者又能于其中产生更多的联想, 让各种各样的“我”都能在“人力车夫”面前寻找到差距而自惭形秽。
4 深刻
从历史上看, 浙江思想界与文艺界涌动着两大潮流——“飘逸”和“深刻”, 鲁迅作品完美地继承了“如老吏断狱, 下笔辛辣, 其特色不在词华, 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的文风, “他能够以极普通的常识为根据, 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 不敢道, 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 你拿到手里, 只感到他的犀利, 真是锋不可当。 (郭沫若语) ”《拿来主义》在列举“送去主义”的表现时先生这样表述:“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 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 叫做‘发扬国光’”。“几位”、“几张”隐含大师不多, 作品极少, 几乎到了少而无奈, 寒伧可怜的程度。一个“捧”字颇富深意, 作为国民党政府御用文人的“几位大师”们在帝国主义殖民者面前必恭必敬, 谄媚讨好的奴性心理。“欧洲各国”点明此次画展涉及到的国家之多, “一路”点明此次路线之长。“挂”则勾画“大师”们大张旗鼓, 自鸣得意的丑陋之态。引用“发扬国光”实则顺手讽刺国民党“大师”们一味“送去”作品,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用精练、传神的动词, 恰如其分的修饰语和限制语, 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国民党政府卑躬屈膝, 崇洋媚外的奴性和媚相。
5 沉郁
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甚至散文诗歌, 鲁迅作品的用词都有沉郁的影子。据初步统计在《故乡》中, 第一段有“阴晦”、“萧索”、“荒村”、“活气”、“悲凉”这些词;第二段又是“悲凉”, 第六段“凄凉”, 四十七段“惶恐”, 五十五段“瑟缩”, 五十九段“凄凉”, 六十一段“寒噤”、“可悲”, 八十四段“悲哀”, 八十七段“害怕”。在《风筝》中, 第一段有两个“惊异”和“悲哀”, 第四段有“惊惶”, 第五段有“虐杀”, 第六段有“沉重”, 第八段有“惊异”, 第十段有“沉重”, 第十一段有“悲哀”、“肃杀”、“寒威”、“冷气”。研读鲁迅先生的作品, 我们可以发现, “悲”和“凉”系列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偏高。这些词, 给鲁迅作品蒙上了一层暗暗的灰色调, 让人压抑, 让人沉重, 让人喘不过气。读者从中可以清晰地感悟到, 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现实的悲观和失望心绪几乎到了极点。
鲁迅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 不仅仅是语言技巧,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深切地体验, 对人物性格特征准确地把握.恰因如此, 先生才能在文字上做到行文如绘, 一语通透灵魂, 造成神情活现、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给读者以墨落毫收而神传言外、妙神妙理的美感享受。
摘要：鲁迅的作品思想博大精深, 艺术风格多样, 既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 又是世界艺术宝库的一朵奇葩。鲁迅的作品语言丰满而洗练, 隽永而含蓄, 诙谐而峭拔, 于个性的表达中酣畅着审美的创造。这是鲁迅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 也是鲁迅个性人格的魅力和生命力。理解鲁迅作品, 关键在于深刻领会作品的语言, 通过其语言的艺术特色感悟历史、社会和人生, 感受社会步履和语言的声音。
关键词：质朴,凝练,含蓄,深刻,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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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3篇
一、 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
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一)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二)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统治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四)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五)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六)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三、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 ，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主要农民形象有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风波》)、闰土(《故乡》)等。 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对他们的前进道路进行探索。所以孔乙己、陈士成的人生悲剧都是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悲剧，因为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制度一崩溃，走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鲁迅不选科场上的得意者丁举人做主角，而让穷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做主角，就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认识，鲁迅正是要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告诉人们：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曾经给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过希望的科举之路，早以成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说《呐喊》中的孔乙己和陈士成，作者是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葬的话，那么《彷徨》中的四铭和高而础，作者是毫不怜惜自己的憎恶和讽刺，竭力诅咒他们的死亡。不论四铭、高而础或者他们那伙狐群狗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但骨子里却荒淫无耻，庸碌无为。他们仇恨一切新事物，疯狂咒骂“五四”新文化，口口声声要“挽颓风”“存国粹”，作者用漫画式的手法，揭穿这伙“做戏的虚无党”的龌龊本性。对这类封建卫道者的有力鞭挞，是同文化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相适应的，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在这次分裂中，鲁迅一方面在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一方面继续着“五四”前期的战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主要知识分子形象有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四、从容的叙事方式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在理论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实践上以30多部中短篇小说垂范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风格。准确把握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特点，对于我们实施鲁迅小说的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鲁迅小说叙事方式主要具备简洁、冷峻、从容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 简洁。
简洁体现小说家叙事时信息呈现的高效。鲁迅继承中国文学语约意丰的传统，在有限的篇幅里多角度多层次呈现丰富的信息，表达深厚的情感，传达深刻的思想。其小说文字的投放量与呈现的信息基本成反比，显示出同时代及后世小说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和高效率。他一生虽然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留存的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就承载的信息量而言，大多可视作长篇巨制的浓缩。为臻此效率，鲁迅的叙事力求简洁，在内容的剪裁、文字的删削、叙述角度的精选、结构的安设等方面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有意识地“简化”旁观者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祝福》由此而变成一个“我”所知道的苦女人的故事，《孔乙己》记录的是一个酒店伙计眼中的落魄读书人的遭遇。《药》采用双线结构，让夏瑜的革命活动与华老栓一家的琐碎生活构成对比，在突出主旨的同时，省却了不少的篇幅。否则，茶客谈话中的夏瑜狱中生活，改为正面描写，既费笔墨，又不能见出当时民众对夏瑜事迹的反应。至于鲁迅通过词语的推敲打磨造就的“简洁”，教学中可沿袭古典诗词的“炼字”传统。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七个字，写了四种动作，表达三种情感。鲁迅小说中叙事词语的简洁，也在追攀这样的高度。《孔乙己》里表现孔乙己为“回敬”别人对自己的奚落而“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残后的“摸出四文大钱”;《药》里面华老栓在装钱的衣袋外反复“按一按”，康大叔“抓过洋钱”后还要“捏一捏”;„„凡此种种语词的选用，都可看出鲁迅对文字最大表现力的有意追求。在教学鲁迅小说时，应当留意这种有些“刻意”的追求。
(二) 冷峻。
冷峻指的是小说家叙事时情感表达的高度节制。简洁的外在标志是文字的投放量，而冷峻的标尺是情感投入的深度。小说家的情感越深厚，其叙事越能收敛情感的偏向或外溢。鲁迅小说叙事的冷峻，是对中国文学似淡实浓外癯内腴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在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扣紧鲁迅作品里那些貌似无情实有情的文段和句子。《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我”问四叔家的短工祥林嫂“怎么死的”，结果短工这样回答：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这就是典型的“冷峻”!反问里蕴涵着短工的愤苦和无奈。读者正是从这样的“无情”处感受到“有情”。
《药》里面当茶客们谈完夏瑜的狱中生活，为华老栓、华小栓的“好运气”进行廉价恭维时，鲁迅写道：“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这句话真是“阴冷”到读者的心里，激出却是作者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的一腔热血!
(三) 从容。
从容体现的是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对观点传达的隐藏能力。中国古典小说由于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好议论，爱说教。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急于对故事人物的言行进行评判，急于按照作者的意愿去决定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技巧上有一个走向“圆熟”的过程，其中就包含了其叙事方式渐趋从容的自觉追求。他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议论成份较多、创作意图较明显的作品都做过反思，《药》、《孔乙己》以及收入于《故事新编》里的一些作品的叙事方式，其从容的特点已能显现。倍受关注的《药》结尾写到的夏瑜母亲、华小栓母亲见到一只乌鸦的情节设置，作者似信手写来，不作一语雌黄，却让读者搜肠刮肚劳神焦思去寻求作者的用意。有人说是为了渲染坟地荒凉，有人说意在揭示迷信的破产，还有人说乌鸦是孝鸟，此时出现在坟场，可加重老年丧子的悲剧性，„„这些见解的出现，正是“从容”的叙事方式带来的“硕果”。
同样，在《孔乙己》的结尾作者没有明确直白地交代孔乙己的结局，而是不厌其烦地叙述掌柜在年关、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再到年关对孔乙己所欠十九个钱的态度，末了加上一句著名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说明作者在叙事时充分注意到人物命运与自身性格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
五、排除了悲观、痛感的悲剧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写在纸上的人生戏剧。人生戏剧的两大类型，是悲剧与喜剧。鲁迅的小说兼有这两种类型。悲剧题材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的比重，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药》、《明天》、《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等，都是悲剧性的故事。它们示人以悲，却又感人以美;它们是哀痛的艺术之花。
(一)由于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改革国民性”，所以他的小说创作，大抵不是以伟大的英雄人物，而是以有弱点的普通人物为对象的。鲁迅笔下的悲剧，几乎都是普通人物的悲剧。
在新年“祝福”声中死去的祥林嫂，是地主家普通的女佣;在未庄“革命”之日冤哉枉死的阿Q，是农村中普通的雇农;在“孽风和毒焰”中悲惨毁灭的子君，是普通的知识妇女;等等。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弱点，冷酷的人生难以容许他们存在。所以，这一类小说的悲剧美，主要地不是由悲剧人物本身的精神美点，而是由作者的美学评价中体现出来的。
(二)由于悲剧人物大抵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鲁迅又从“改革国民性”目的出发，对之采取善意批评的态度;所以，鲁迅的某些悲剧小说往往夹带有喜剧因素。 《孔乙己》、《阿Q正传》这几篇小说，乃是悲喜剧交融的边缘题材。小说中的孔乙己和阿Q，本来是喜剧性的人物;但他们无法挣脱社会的桎梏，不得不走向悲剧的毁灭。因此，我们对他们发出的是“含泪的微笑”，悲剧的美感中掺进了喜剧的美感。
(三)鲁迅在“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时，掌握着审美阈内的分寸感。
他小心地避开了那些凶残的、流血的，引起人痛感的场面，代之以折光后的含蓄的形象。无论是阿Q与祥林嫂的死亡，他都这样做了。比较明显的是《药》里面革命者夏瑜的被斩，作者虽然竭力去渲染氛围，但却不去正面描画悲惨的瞬间。夏瑜的就义，是通过华老栓与刽子手康大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细节来交代的。于是，排除了“恐怖”的悲剧美，反而增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鲁迅的悲剧小说，多数也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
在他早期写的《药》中，虽然有着他自己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夏瑜墓上的花环，从墓上飞走的乌鸦，还是杳冥中希望的象征。《故乡》的收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月光下的路在向前伸延，作者把宏儿、水生托付给未来。《长明灯》中的放火者，尽管被永远地囚禁了，但结末却是孩子们呼应的歌声：“„„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死后“含着冰冷的微笑”，它使人联想到一匹嗥叫的“受伤的狼”，“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们还要看到，《伤逝》并非单纯地“伤逝”;一切都逝去之后，涓生毕竟喊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由此可见，在鲁迅的悲剧小说中，反抗的音响是一篇比一篇强了。“文学是战斗的!”鲁迅的诗神不是悲哀的安琪儿，而是“举起了投枪”的战士。所以，鲁迅创造的悲剧美，最后就化为执著人生的、战斗的激情。
六、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杂文，讽刺艺术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其中充满了自贬、俗化、讽刺、仿词等万紫千红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深刻的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民族魂‛人物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今天我们给它的解释是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理解认识。所以说讽刺它是一种手法，而不是文学。它可以是口头讽刺也可是动作讽刺，还可以笔墨讽刺。鲁迅擅长的就是笔墨讽刺，其实讽刺是为了增加语言效果渲染气氛的。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
一、修辞技巧 (一) 夸张
夸张是将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事，用于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从标题看，这已经是一种逻辑上的夸张，如何会由这样的前提得出那样奇怪的结论呢?鲁迅自有解释，他说中国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可见，中国人并非中庸，‚其实颇不免于过激的‛。这样的推论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却确有夸张的成分，尤其后面得出的‚孔夫子有胃病‛的推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文中还写道：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一味溯古求源的有考据癖的人疯狂运用考据来为复古的程度。如果连‚孟子的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的‚古迹‛也能考出来，那中国的历史不知要被这帮人糟蹋到什么地步了。鲁迅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考据癖‛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不惜翻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莫须有的证据的行径。
夸张也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又如《偶》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而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是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提牢/只剩下一把馄饨担。骆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剩下一担
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二) 反语
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里，‚《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外，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杀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呜得意，以创建‚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再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子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那些卖国贼‘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指航明灯;而‚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那些卖国贼喊捉贼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的丑恶面目。
(三) 比喻
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往往比抽象的说理更生动、更鲜明、更深刻。鲁迅善于把握住对象的内在精神，扼其要而传其神。如《看书琐记(三)》中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比喻成厨师与食客关系: ‚厨师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师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帐"。批评家们摆出专家的架势，对作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说不定他们自身的监赏水平和道德水平就有问题，也许‚挟夙嫌‛，也许‚神经病‛，鲁迅借此取笑了某些批评家吹毛求疵不懂装懂。
类似这样精彩的比喻在他的杂文里俯拾即是，如他把投机文人比喻成‚革命小贩，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把谄媚的汉奸比喻成‚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二丑‛;把利用愚民政策害人民于无形的专制统治者说成‚细腰蜂‛，‚蚊子‛，‚青蝇‛。这些比喻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事物的本质，具有典型的意义，并一度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
《拿来主义》一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于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的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的说
明了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深刻道理，又比如，以‚鱼翅‛和‚鸦片‛为例，说明了对待外来事物的正确方法;‚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档的吃掉，只不过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会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的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一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些方法既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表述，也显示了作者的联想能力和分析能力。
他的杂文随有政治特点，但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
(四) 仿词
仿词指比照现成的词语，更换其中个别的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的修辞格式。在鲁迅的杂文中，这类辞格的使用也比较广泛，例如：《望勿‚纠正‛》中鲁迅说热衷于标点和校正小说的‚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来听胡适说汪还健在，只好改成‚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由‚已经‛到‚未经‛的仿造，颇见鲁迅调侃的功力，让人不禁想起马克吐温著名的黑色幽默来。又如：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臵之不议不论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婆理‛由‚公理‛仿造而来，鲁迅不明说绅士们如何自以为是，损人不利已而是以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将他们卑鄙可笑的丑态揭露出来。‚黑话‛是由‚白话‛仿造而来，鲁迅笼统地说白话黑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巧妙地表达了鲁迅对文言的反感以及对那些反对白话的复古倒退人的批判和讽刺。此外黑话即是指文言文。黑话词又让人联想到‚流氓盗贼帮会等所使用的秘密的语言‛。文言文原来是和‚黑话‛一样，恐怕那样死钻文章纸堆的人了解这一点后会要瞠目结舌了。
鲁迅杂文中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遗老‛就有‚遗少‛由‚老头子‛就是‚小头子‛，有‚喜形于色‛还有‚义形于色‛，有‚憨态可掬‛，还有‚平正之状可掬‛，这些仿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达到了讽刺的效果。
二、词汇的选择
鲁迅曾谈到他的小说语言时说：‚采说书而去致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事实上，不仅小说如此他的杂文也常常采用这样的‚博取‛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暴君的臣民》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死的话‚哎呀‛活的高兴着。‚哎呀‛是人们常用的一个口头语，表示惊愕、叹息、忏悔、伤心等情绪也可表示惊喜、庆幸放心安然等等。此处的‚哎呀‛可指死者死到临头的惊愕，继而叹息，虽包含了大尽的懊丧和怨恨，却已经不明白地死去，呜呼哀哉!活的呢，也许也会对死者来一句‚哎呀‛，但他却是幸灾乐祸的‚高兴着‛。因为事不关已，所以暗暗庆幸。一句‚哎呀‛的口头语的运用，狠狠批判了麻木不仁的民众，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却从未想过要联合起来 推翻它，结果不知何时暴政就暴到自己头上来了。
惯用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固定的词或短语，其形成比口头语更凝练也更丰富，极富表现力。如在从《新的‚女将‛》他写道：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
副对……做起戏来……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
‚玩把戏‛和‚女将‛都是惯用语。‚玩把戏‛原指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个词用在俗语里一般含有故弄玄虚，耍伎俩坑蒙拐骗的意思。如‚这个小瘪三最喜欢玩把戏了‛。而‚女将‛通常用来形容很有能耐的女子，有时则含有贬义，暗指女人不像女人。古时‚玩把戏‛时有了所谓的‚女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女将‛，他们是上海滩的某些太太小姐们。这些太太小姐们穿着戎装护士服，将他们的图片刊登在上海的一些画刊上，一副保家卫国的打扮。她们虽然看起来像要精忠报国，其实只是装装门面，‚做戏‛罢了。正如旧戏里的‚女将‛一样，‚玩把戏‛而已。鲁迅借此讽刺了上海滩太太小姐们的矫情和做作。
在广泛运用俗语的基础上，鲁迅还善于运用古语词。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极为广泛的涉猎和透彻的认识，古代的经史子集逸闻趣事及至诗词典赋、民谣俚语、在他是招之即来，挥洒自如。他在以白话为主的杂文里常常适时插上几句文绉绉的‚子曰诗云‛，往往增强文章的讽刺力量。如《我们现在这样做父亲》里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好了。这才是完成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是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溪‛为业，行辈自豪，那便是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勃溪‛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原始婆婆和媳妇吵架。用‚专以‘勃溪’为业‛描述爱打鸡骂狗的不称职的父母，既显得新奇又很幽默。鲁迅在文中声讨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指出族权父权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父母对子女，‚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而不是‚专以‘勃溪 ’为业‛，限制他们的自由，束缚他们的发展。
此外，鲁迅还善于拿来外国文学的养料，‚别求新声于异邦‛，取材异域。如谈所谓‚大内档案‛写道：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
‚Sandwich‛和火腿是西方流行的食物。Sandwich是用两块面包一夹，中间添一些蔬菜黄油之类的佐料，看上去又鲜艳丰富。火腿则是一根一根面粉加肉的‚直肠子‛，没有什么花样。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即指他的秉性像火腿一样耿直而纯粹，王国维对‚国家‛的崇敬和爱护正好抬高了‚大内档案‛的身价，罗振后来把它们卖给日本人时自然可以多赚一笔。这样一来，王国维不就成了夹广告的Sandwich了么?蒋彝潜先生是个例外，对古典文化教育的维护还没有到那种偏执的程度，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罗振玉要把‚大内档案‛卖给日本，当然说它们是宝贝了。
三、语法的活用
鲁迅不仅能将平淡简单的词和语素用讽刺效果来对于有些词语则并不变更词的构成语素，而是将它的语法功能变换移位，或是将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调度一下，产生讽刺的效果。如当时外国文学被广泛地引入中国，可是有些译者不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中文表达的习惯，只是单纯地根据字面进行翻译，甚至闹出将‚银河(milky road)译成‚牛奶路‛的笑话，鲁迅因此写道：中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无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厅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不好，不多‚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文中将名词活用为动词，即影射了这件事，讥笑赵景深译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来。在句
式上，鲁迅善于借鉴西方。他常使用‚欧化语体‛，采用语意和语调的转折，使行文起伏跌宕，盘枝错节，逻辑层次清晰，论辩的讽刺性大大的加强。有时鲁迅喜欢带上‚狗尾巴‛，在将道理和自己的态度阐述之后。如：和尚本应该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其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
说法海‚怀着嫉妒‛，先是用‚大约‛，在后面加上‚那简直是一定的‛，加重了对法海的多管闲事的诅咒，又让人读来峰回路转，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鲁迅杂文是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记录了从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以来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心灵变化史、一部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是鲁迅思想的直接表现，包含着他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社会经验，他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常常比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尖锐、更透彻。因此，鲁迅杂文是了解鲁迅思想、鲁迅小说等其他作品最好的参考资料。总而言之，鲁迅的杂在对敌人或有害事物揭露、批评、抨击时常常采用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讽刺手法，从而使他的杂文更具有了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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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
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
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教学目标：1. 学会从文章中寻找专题小论文写作的角度。 2. 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 3. 指导学生在阅读写作中体会作者博大情怀。 教学重点难点：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之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怀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代表人物，我们需要阅读他的诗文，走近他，感受一代伟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的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1.阅读教材提供的精读课文，感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等等问题的冷静思考，感知鲁迅先生对青年的深沉大爱，领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所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引导学生学习精读课文，结合以前学生学过的鲁迅其他作品，体会鲁迅杂文像匕首像投枪的犀利风格，以及鲁迅的讽刺艺术。
3.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鲁迅先生对历史、对传统、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
即使青春是一枝娇艳的花，但我明白，一枝独放永远不是春天，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春天该是万紫千红的世界。即使青春是一株大地伟岸的树，但我明白，一株独秀永远不是挺拔，成行成排的林木，才是遮风挡沙的绿色长城。即使青春是一叶大海孤高的帆，但我明白，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一叶孤帆很难远航，千帆竞发才是大海的壮观。
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5篇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作品有：
①小说集《呐喊》(1923年)，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乡》、《社戏》、《一件小事》、《风波》等14篇作品;
②小说集《彷徨》(1926年)，包括《伤逝》、《祝福》等11篇作品;
③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包括《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作品。
④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10篇作品。
⑤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包括《秋夜》、《过客》等24篇作品。
⑥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且介亭杂文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鲁迅作品的特点范文第6篇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作品有：
①小说集《呐喊》(1923年)，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乡》、《社戏》、《一件小事》、《风波》等14篇作品;
②小说集《彷徨》(1926年)，包括《伤逝》、《祝福》等11篇作品;
③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包括《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作品。
④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10篇作品。
⑤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包括《秋夜》、《过客》等24篇作品。
⑥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且介亭杂文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