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1篇
摘要：现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着经济学学科性质不突出、学科一体化不够、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创立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的难点与特点，提出研究对象与主线、目的与任务、指导思想与方法，设计该学科的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定位。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理论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的二级学科，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在国外，既未见有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与教材，也没有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融合为一体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但国外对作为独立学科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把资源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开展较早，相关著作与教科书较多。在国内分别以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书籍较多，把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视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多。但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少，作为教材的居多。但问题是，这些教材大多没有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而是把它视为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在结构上表现为“三大板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这种情况，既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来建设的思路不相适应，也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更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一致。
无论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看，还是从学科建设的需求看，现有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都存在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学学科性质不突出。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邬沧萍，穆光宗（2000）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综合。也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属于经济学范畴，如张象枢（2001）、罗丽艳（2003）。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其基本的落脚点和明确的研究方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因此，学科建设要突出理论经济学的特点。但现有著作大多没有很好反映学科的经济学属性，基础理论薄弱。具体表现为：一是大多数著作与文献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基础缺乏全面论证，使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甚至一些教材没有独立的理论章节；二是大多数著作对技术性的、微观性的、专题性的论证比较多，而宏观性的、整体性的内容论证不够；三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学说史中人口生存与发展、生态经济思想等的深入分析和论证，甚至一些教科书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四是现有研究文献都是从狭义上理解资源、环境，没有把社会资源纳入资源的范畴，也没有把社会环境纳入环境的范畴；五是现有文献只是研究资源的利用、开发以及有效配置，对资源的培育与创造研究不够，甚至没有研究。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资源的培育与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第二，学科一体化程度不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虽然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内容，但它不是这三门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关键范畴与主要内容，这些关键范畴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然而，大多数研究文献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进行简单堆砌，板块化现象严重，对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不够。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教材在体例上分为三部分，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在总体上是三大板块，“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第三，学科体系不完善。现有著作大多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研究不够，理论体系不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主线，是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与任务的。但现实是理论体系不完善，各种版本的专著、教材内容相差很大。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本来是不同于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新兴学科，但是由于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性，在学科建设中人们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搞成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因此，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把它建设成为既融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一体，又区别于三者的一门独立学科，使它真正成为理论经济学中的新兴分支学科。在这里既要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建设中的难点，突出该学科的特点，又要为它进行定位，确立其研究对象与主线、明确目的与任务，设计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所要解决的难点
第一，如何体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性质，突出经济学的特点。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强化理论研究，专设理论章节，夯实学科基础，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
第二，如何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三大板块向一体化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虽然要吸收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但又不能把它视为三门学科的集合，只是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经济学，而不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结合。因此，难点是要建立把人口、资源、环境融为一体的学科理论基础，使原来的三门学科统一在一条主线下。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撰写一本反映以人为本，资源环境既为人的发展服务，又保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权威性的经济学著作，确立新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
第三，如何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线、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立研究任务，建立与完善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需要反映的特点
第一，明确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定位。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人以及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二是从学科属性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学学科，在经济学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研究与涉及的问题是经济学学科的灵魂与本质。
第二，明显体现经济学的理论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因此，要加强学科的经济学理论性建设。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要依托理论经济学的支持，把理论经济学作为它的发展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并不否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存在，但它们是有明确分工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多地研究理论层面的问题。
第三，注重学科结构的一体化。在整体设计上彻底改变“三大板块结构”的局面，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人口、资源、环境统一起来；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内把生态经济学、气候经济学、灾害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范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等，建立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五，反映新变化扩充新内容。在学科建设中，根据新变化，要增加“以人为本”的相关内容；增加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灾害频发问题以及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的相关内容；增加生态产业、环境产业以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内容；增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相互关系的内容；增加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灾害经济学、气候经济学之间内在联系的相关内容；等等。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
第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首先，人的良性（有效或优质）发展是本学科的目的，要通过对人口发展的研究，实现人的良性发展。其次，本学科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环境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为任务。在这里既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配置效率，也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培育，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效率，而是协同效率，即整体效率、合作效率等。
第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类中各种学科的灵魂与本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学大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和培育的学科，它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其它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与核心，理论经济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是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而应用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具体问题的。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与培育，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培育利用的协同效率为主线。具体包括：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整合配置（高效利用现有资源）与培育（在利用中创新培育新兴资源，改善环境）；三是协同效率，即追求综合效率、长远效率、深层次效率。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以人为本条件下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生态经济思想以及人口理论为指导，以资源环境利用的协调效率为主线，坚持理论与实践、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理解人口、资源、环境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人口、资源和环境作为影响协同持续发展的三个有机变量整合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和阐释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内在规律与有机联系。
（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方法
第一，突出系统性。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就是要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唯有引进系统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该学科才具有生命力，也是避免其成为相关学科简单组合的唯一有效途径。本学科应以协同可持续发展与提高协同效率为主线，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通过一定的载体（产业）配置资源，并注意资源配置的环境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重点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紧密围绕以人为本，将人口经济理论、资源经济理论与环境经济理论统一起来，揭示其内在联系，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突出基于中国现实的案例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大多数教材都是翻译过来的，大多数以国外案例为主。因此，在本学科教材编写中力求以中国案例来说明，尤其要增加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第三，突出“史—论—图”一体化的体例。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要突出学科特色，采取“史—论—图”一体化的方法。系统介绍学科及学科研究问题的演进，全面准确阐释学科基本理论；附加“专栏”、“相关链接”、“大事记”等形式，增加知识量和可读性。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应分为六篇十八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篇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与研究方法，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提出及意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等内容；第二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三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产生与演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发展思想（含人口理论）以及经济学说史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第二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主体——人及其人口经济思想，包括四章内容。第四章为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论述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的异同；第五章为人口经济思想的演进，论述早期的人口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以及当代人口经济思想；第六章为人口经济的微观经济学解析，包括人口生育率的经济分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口迁移的经济分析；第七章为人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解析，包括宏观人口经济分析、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
第三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载体——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培育，包括三章内容。第八章论述资源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心态资源；第九章为资源的地位与作用，分别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地位与作用；第十章为资源的分布、配置与培育，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区域与行业分布、配置及培养等问题。
第四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环境——环境的协调与培育，包括五章内容。第十一章为环境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第十二章为环境的地位与作用，论述人类发展（经济与社会）与环境，环境问题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中国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第十三章为环境评价与污染控制，论述环境价值论与经济评价、环境价值的评价方法以及环境污染控制的设计等问题；第十四章为灾害经济学与防灾产业培育，论述灾害的类型及其社会经济特性，中国灾害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灾害风险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防灾产业的培育等问题；第十五章为环境与环境产业的培育，论述环境与环境产业培育的意义，环境产业的构成与分类，环境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及环境产业培育的重点等问题。
第五篇为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包括三章内容。第十六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本质和内容，论述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本质和内容等问题；第十七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包括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第十八章为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包括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意义与基本思路，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比较），以及建立我国现阶段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设想等问题。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2篇
摘要 公交低碳化改革作为一种政府管制手段，在公交车尾气污染总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政府的管制与治理促进公交产业效益最大化，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公交低碳化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和处罚力度不够。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的公交低碳化改革应采用以政府管制为主导，市场调节配合，实现“出行公交化”和“绿色出行”。
关键词 公交低碳化 发展路径 政府管制
根据《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版）》显示，2009年，全国1.7亿辆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排放物5143.3吨，机动车污染排放量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贡献源”。虽然公交低碳化改革已经在逐步进行了，但整体收效甚微。而政府对公交产业的管制力度不够，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和有效性。公共交通产业低碳化改革能够充分借用政府管制，同时有效协调各市场主体的利益，是实现公交低碳化的重要手段。
一、公共交通低碳化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公交的内涵。
低碳（low carbon），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的排放。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公交作为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公共交通产业，既包括对公交车进行改革，又包括对民众进行低碳意识的普及。
（二）公共交通低碳化的经济学分析。
公交低碳化改革是一种基于政府管制的经济手段，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相比，政府管制能更好的调动公交低碳化改革所需的一切资源，使之更有效的开展起来。
1、公共交通低碳化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取决于每个人的效用水平，并且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地位是相同的，在社会其他成员效用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效用增加，社会福利就会增加。如果这个社会只有两个人B和C,则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简化为W=F(U1，U2)。如图1所示，当B的效用不变时，C的效用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如果要维持社会福利水平不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B的效用。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交低碳化改革可以同时增加B和C的效用，包括生态、环境、经济等效益，图中的社会福利函数就会上移，即从W1上移到W2，从而社会总福利就会提高。
图 1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
2、实施公交低碳化改革的成本-收益比率。
我们通常使用成本-收益比率来衡量项目是否经济合理，计算公式如下：收益-成本比率=社会群众的受益收入/政府支付的成本。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公交低碳化改革的政府管制成本，以2010年为例，萧山公交总公司投入5700万元购入140辆新能源公交车，更新公交车250辆，首批投放1000辆公共自行车，并且在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行公交优先的公益宣传，这些构成了公交改革成本的大部分，而社会公众获得的是出行的方便、快捷，城区环境得到改善。低碳交通将对整个社会环境带来正外部性，最终必将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3、从社会贴现率的角度分析。
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低碳化改革项目支出的贴现率是政府为了整个社会效益而放弃现有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萧山区政府着眼于整个客运市场的未来发展和居民所能获得的效益，通过低于市场水平的贴现率，来纠正这种外部性，促进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公交低碳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公交低碳化的发展现状。
1、发达国家的低碳公交。
在许多发达国家，私家车拥有量接近或超过100%的一些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巴黎等，多数市民仍依靠公共交通出行，这已经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东京为例,全市密布着包括12条地铁线路在内的50多条各种电力机车线路，公交车站大都设置在大型建筑物中，并与轻轨、地铁、电车相连，换乘十分方便，可以保证市民在离站三五分钟内坐上公交车。因此，86%的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上下班，因为任何车辆都不如地铁快和准时。
2、我国低碳公交产业的发展现状。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指出，目前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大气研究专家专家吴兑提出：“治碳才是治污根本”，可见公共交通产业的低碳改革迫在眉睫。然而由于公交线路设置不合理、公交乘坐舒适度不高、公交配套设施差、公交卡充值困难等问题，中国市民选择公交出行的比率还不到40%。“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的概念并没有很好地投入实践。
3、典型城市的低碳公交产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杭州经济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以每年20％的年增长速度递增，加上车辆达标率低，流动源污染已成为影响我市空气质量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根据已有调查数据显示，到2009年，主城区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将增加，一氧化碳排放量为41.438万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6.504万吨/年，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4.272万吨/年，颗粒物排放量为0.145万吨/年。这些流动源的造成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随着低碳环保理念的日益普及，作为机动车辆拥有大户的萧山公交公司，从2009年开始，积极实施了公交车辆减排和尾气排放的整治工作，全年一共更新低排放车辆180辆，整治“黑烟车”160辆次，整治高油耗车俩个126辆次。2010年底，萧山区政府投入5700万元购买了100辆天然气公交车。一辆天然气公交车，平均每100公里可减少颗粒物质排放9.97g，平均一年能减少常规排放污染和二氧化碳超过15吨。同时，能有效降低公交运行成本，根据现在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和每辆公交车年均行驶80000公里测算，100辆250马力的LNG公交车每年可比同数量柴油公交车节约燃料成本约380万元，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节约型社会建设。但是这仅仅局限于公交车自身的整改，没有推广到整个公共交通产业。由此可见，萧山的公共交通与低碳化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公共交通低碳化存在的问题。
1、缺乏相应的立法为管制提供依据。
从目前来看，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立法一直没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大量的管制政策主要由政府以文件、通知和规定的形式下发,对各部门的约束力不一,从而造成了政府管制缺乏依据,城市公交改革缺乏纲领性的指导,政府对城市客运市场的干预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
2、现行补贴制度缺乏激励机制。
公交财政补贴是为了改善企业经营,提高企业竞争力。以杭州市萧山区为例，目前政府对于公交企业的财政补贴，主要是弥补公司的运营亏损，很少主动提供一笔款项用于公司对公交车进行改革和提升。因此，这种补贴方式激励效果不明显，使企业不思进取,缺乏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的动力。
3、政府管制责任方不明确。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复杂，它包括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使用,交通工具的拥有与控制,公共服务的提供,财政、投资、价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城市用地布局、土地开发、环保,交通安全等相关方面,必须高度协调统一。目前城市公交管制体制的一大弊端是多头管制、职责不清，导致政府管制的低效率、高成本。
4、公交调度机制不完善。
公交总公司的高集中度，专营模式和普遍使用性使得处于信息不对称和弱势地位的零散大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如在萧山所有的公交线路中，夜班车很少，绝大部分线路晚上6点以后就结束运行，给选择公交出行的市民带来不便。此外，在一些新建道路、小区和商业圈，公交没有及时延伸或运力不足，例如萧山第三高级中学搬迁后，长青路公交需求量增大，三中附近相关配套设施也新建不少，但公交线路比较少，学生上下学不便。
5、居民缺乏低碳环保出行意识。
由于现在的居民私家车的保有量增加，而现在公交的发达程度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加上公交车在城市中的站点设置不能完全达到居民的出行要求，因此，大部分居民更愿意使用私家车出行，公共交通工具受到冷落比较多。
三、萧山区进行公共交通低碳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一）基于政府管制的公共交通低碳化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我国已经尝试公交改革的地区案例进行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的改革都是公交公司主导着公交的经营与改革，由此产生的公共交通改革责任不明确问题成为该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一大障碍。
有效实行公交通低碳化改革,解决改革责任不明确的问题，离不开政府的管制。政府要处理好管制的目标、角色及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通过分析城市公共交通管制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要通过完善立法、建立统一的管制机构和有效的治理机制,以保证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化后城市公共交通市场供给充足、竞争有序、健康和谐的发展。
1、政府管制的内涵。
所谓政府管制，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其实质是将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投资转化为根据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确定的财政补贴，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整合政府的财政补贴和企业的运营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总体福利。
2、政府管制和企业运营结合。
实行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化的同时要把政府管制和企业运营相结合，同时借助市场化操作，建立以政府管制为基础的、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的公共交通低碳化发展模式，具有显著优势，该模式有利于：
（1）明确城市公交低碳化改革责任方。
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化涉及各方面的利益，由政府主导，才能权衡各方面利弊。公交企业应当在政府的领导下有效执行公司的职责，有助于政府决策更好的实施，同时有利于明确各方责任，提高低碳化改革道路的高效性和有序性。
（2）防止政府管制缺位和错位。
缺位主要是指政府管制机构和政府管制制度的缺位。萧山区城市公交体制多个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职责划分不清、职能交叉重叠,导致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统一、有序的公交市场难以形成。而政府错位表现管制目标错位和管制行为错位上。由于萧山政府部门与萧山公交总公司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管制部门无法保持政策制定与监管的权威性和中立性。
（3）提高公交企业积极性。
2008年，杭州市萧山区进行了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成立了国有控股的杭州萧山城市公共交通公司与杭州萧山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交企业有了国有资本的大力支持，可以利用更多的资金用于公司汽车的改进和更新，使之符合低碳化的环保排放标准。
（4）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共交通作为公共产品，其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管制。由政府出面对公交产业进行调控，有助于促进公交公司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政府鼓励低碳公共交通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而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
（二）城市公交产业低碳化改革过程中的对策建议。
城市公交产业低碳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三方面的力量，我们从这三方面主体入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如图2所示。
图 2 杭州市萧山区公共交通低碳化改革项目政策建议图
1、城市公交产业低碳化改革过程中政府管制的对策建议。
（1）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管制。
随着我国城市客运市场的日益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产业急需一个统一的相关法规来明确城市客运的责任、义务、监督以及相互间的协调及违约处罚等，规范公共交通行业的政府管制行为。
对一个城市来讲,需要一部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公交的统一排放标准，实行公交优先策略，发展低碳公交，实现高效能、低污染、低排放、低消耗的目标。
（2）根据公交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提供运营单位财政补贴。
要达到低碳环保低排放，不仅要对大部分公交车进行改进，也要淘汰部分老旧车辆。这就需要政府对公交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缓解公交公司因大量投入公交低碳化建设而产生的资金问题，促进公交低碳化目标的实现。
（3）加强对不达标车辆的监督管理，提升车辆档次。
萧山区环保局、交通局、公安分局等应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机动车污染，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备案制度、准入制度和机动车报废制度，提高车辆档次特别是柴油车档次。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污染管理的执法力度，强化对市区车辆的定期检测和道路抽检工作，缓解城市交通运输压力和尾气排放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4）合理调整公交市场结构，促进公交市场竞争有效化。
萧山区政府应根据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市人口及流动人口数量、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特点和城市道路供给情况等因素,合理统筹交通网络的规划,加快公交站场及停靠站建设，科学规划建设综合公交运输体系，实现公交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零换乘”，提高公交旅客运输保障能力。同时，把绿色GDP列入考核范围,建立和强化环境行政管理综合决策目标责任制,实现量化考核，促进有效竞争。
2、城市公交产业低碳化改革过程中公交企业的政策建议。
（1）健全和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实行技术创新。
公交企业应该实行绿色管理，严格落实T/M制度（即定期、定程保养、维修制度，定期检测制度），加大对公交车更新换代的投入，积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加快落后公交车的淘汰步伐。同时还应积极进行技术革新，来减少公交运营耗能。
（2）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实现高效低碳。
一是推广新型能源公交车，加快推进高效能、低消耗、低污染及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公共交通建设，降低公交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二是加快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在城区建成网点布局合理、服务质量优良的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三是推进出租汽车节能低碳工作，完善出租汽车GPS系统，减少出租汽车空驶率。
（3）明确企业责任，推广低碳理念。
公交企业应响应政府进行公交低碳化的号召，充分调动企业各部门的力量，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应对公交低碳化的科普教育和宣传，进一步加大公众参与和信息披露力度，定期向社会通报公交车低碳改革工作工作的情况，接受公众监督，营造全社会支持、关心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3、城市公交低碳化改革过程中社会公众的注意点。
社会公众要从树立环保和低碳意识，在行动上支持政府决策，为低碳化改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同时，各类媒体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于一些不合格的车辆以及不安全因素进行曝光，以配合公交低碳化改革的进行。□
本文为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新苗计划”立项课题，项目序号：2011R413003
（作者:戚潇屹,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管制经济学；李婷, 陈梦琳,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总局.中国环境公报，2007 – 2009.
[2]环境保护部.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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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3篇
摘 要：对近十年来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三种经济模型用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述评，从理论基础、变量系数、方程特色以及政策分析的优劣势几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和比较。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人口红利的测算不应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分析，有必要将正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纳入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CGE方法将多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和多个市场联系起来，擅长模拟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效应，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对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人口红利研究，为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数据基础。
关键词：人口红利；文献述评；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06
红利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改革红利”、“制度红利”、“结构红利”反映了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状况密不可分，人口既作为生产劳动者，又作为最终使用者、消费者，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个要素市场。人口经济领域的热门术语“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或“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通常被研究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来阐释其内涵。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否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形势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双双进入新常态，在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人口机遇”只有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下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人口红利”。结构转变及制度变迁下“人口红利”也具有新的内涵和测算方法[1]，这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作为社会结构最基本形式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劳动力、资本国内外市场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结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而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都需要一定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战略设计、制度或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包括单一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不再足以应对挑战。彭希哲等指出，应当从长远发展和社会整合视角出发，重新构建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3]。因此，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有必要依据已有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探讨合适的方法与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影响进行全局性和多维度的刻画描述；有必要將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相关政策体系进行整合性研究。
一、CD生产函数法用于刻画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
现有研究侧重从供给视角关注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劳动力供给方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活动人口的基础，而且人口结构还影响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资本存量方面，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引起资本存量的变化。珀特（Poot）还指出，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对新技术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系列的影响[4]。因此，不同国家供给条件的变化不同，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为不同类型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而供给条件是发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政策考虑的重点。陆旸、蔡昉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类似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5]。
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建立在标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为了考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5-6]，见公式（1）。实际上，此类模型是将劳动力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即劳动力投入是不同级别技能劳动力组合，从而，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技术进步在内的供给因素都被考虑进来。基于此理论模型，胡鞍钢等不再局限于传统“人口红利”分析框架， 引入两个新的概念“人力资本红利”和“就业红利”，提出了“人力资源红利”新的分析框架。认为不应只关注人口统计学上表面的不利变化， 更应看重经济学上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即人力资本的有利变化[7]。并在此基础上，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综合考量人力资源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大量关于人口红利的回归分析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设置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这一框架能够有效地探讨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而未能将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产业结构纳入理论框架进行定量分析。也有研究将需求变量、结构变迁变量纳入单方程回归模型。陈卫民、施美程应用单方程回归模型，以服务业比重为因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通过消费路径）。但对服务业内部各分支行业的作用机制的差别缺乏相应的刻画。也未能同时表现人口老龄化通过生产路径，即影响劳动力供给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倒逼产业结构调整[8]。车士义等基于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ECM），计算出在我国制度变迁、结构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单方程回归模型适用于描述一系列人口—经济变量关系，在评估人口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如劳动力、投资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供给变量，以及消费、出口和就业等需求变量的影响及短中期政策分析上的应用较好，而其缺陷在于难以模拟各变量关系所隐含的动态结构即经济结构机制以及外部冲击或政策调整和分配效应的长期影响。
二、投入产出法用于测算人口转变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结构转变是未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城镇化是我国人口新常态的重要方面，对新常态下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结构红利假说”针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关系问题而提出。 钱纳里认为要素流动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10]。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资本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具有“结构红利”现象[11-12]。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受要素供给因素影响，还取决于总需求结构。不同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状况，将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以使经济结构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一致。以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場的影响分析为例，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对劳动力增长有抑制作用，然而，劳动力的水平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其供需过程是多层次的。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未必带来劳动力水平的下降。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是建立在数理经济学派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之上，同时也融合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前苏联的计划平衡分析方法MPS（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该方法的特点在于其详细刻画部门间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多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在于直接联系，作为一种结构分析方法，投入产出法最擅长表现的是结构内部的完全联系。这对处于结构转变中的中国经济显得尤为重要[13]。
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测算通过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实现延长人口红利的可行性。扩大教育投入，一方面，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从而挤占经济建设投资；另一方面，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即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晓娣的研究表明，政府增加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5%，短期内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削减，经济增速下降至5.2%，但从长期效应来看，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显著提高了科教、服务业、现代制造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也相对提高，刺激消费和投资水平，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4]。
倪红福等用投入产出技术定量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居民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15]。投入产出法能够反映最终需求变化和各部门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如下等式：ΔX=（I-Ad）-1ΔY。其中，ΔX表示总产出的变化，ΔY表示最终需求的变化，Ad表示国内产品的中间消耗系数矩阵。，并可进一步测算各部门的就业岗位需求的变化利用下列等式：ΔL=lΔX=l（l-Ad）-1ΔY。其中，ΔL表示各部门就业需求岗位的变化，l表示各部门单位产出就业岗位需求量。，其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服务业及其就业比重影响最大，并详细测算了不同服务部门受影响程度，包括医疗和健康护理行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教育、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等。目前，老龄产业引起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在旅游、护理等行业市场方面发挥消费带动作用。
关于“人口红利”的因素影响分析，迄今尚属空白，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不足。齐明珠、郝大明等仅从劳动力视角将人口红利即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的人口因素分解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劳动力流动与转移以及劳动生产率等[16-17]。以投入产出表的消耗系数矩阵为基础，可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即将投入产出技术与结构分解分析结合起来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其核心思想是将经济系统中的某一因变量（通常是总产出的函数）的变动分解为相关自变量各种形式变动之和，以测度各自因变量变动贡献的大小。朱勤、彭希哲等将我国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排放强度效应、中间需求效应以及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效应[18]。马登（Madden）等通过扩展投入产出表分析并测量了英国1981-1991年期间人口与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19]，该研究基于马森麦尔（Munzenmaier）的方法[20]归纳出简易时间变化的分解法，应用到劳动力市场有关人口统计总量数据的分解，从而扩展投入产出模型体系。该模型可以模拟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经济参与率变化等对整个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影响。
三、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于人口转变的研究
用于模拟结构转变过程的多部门分析方法，一种是以上探讨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用于刻画美国经济结构的《1919-1939年美国经济结构》一书[21]，其副标题为“均衡分析的经验应用”，表明了结构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的联系；另一种是约翰森（Johansen）1960年开创的实用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22]。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其经济理论基础也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经验分析的工具，其数据基础来源主要包括投入产出表和经济主体行为参数。
1.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当研究框架中价格、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现象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普遍认为是较为合适的分析工具。概括地说，CGE模型包括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它是“一般的”（General），不仅融合了宏观经济指标（Macro CGE），也建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Micro CGE）。它将多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和多个市场联系起来，包括多个产业部门（生产决策和投资决策）、家庭（消费决策和储蓄决策）、政府（公共开支决策和税收决策）、贸易（进出口产品之间的关系）等。主体的决策行为由优化条件推出：产业部门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依据价格变动做出最优决策。这种综合的关系，使得CGE模型在政策分析的结果上，比其他模型更详细、更全面。考虑的不仅是直接的政策效应而且包括间接的反馈效应。 其次，它是“均衡的”（Equilibrium）。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资本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由供求双方决定市场均衡价格。 再者，它是“可计算的”（Computable），这说明了其分析的可量化性，其数据基础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和经济主体行为参数[23]。
CGE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显著的优势在于，它所揭示的经济联系比一般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或部分均衡模型更为广泛，明确而具体地定义了微观主体行为机制即经济主体的供给和需求函数，还清晰地刻画了宏观经济变量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的链接关系。从而整个经济系统不再是“黑箱”，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因果机制是可以被描述和被解释的。不仅如此，通过CGE模型框架还可以定量分析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不同政策选择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模型系统的行为假设、参数设定和价格因素。其结构关系以国民核算体系为始点，人口因素的经济效应分步骤进行：第一步，将GDP的相关因子（供给角度、需求角度）表示为人口年龄结构等外生变量的函数。第二步，将每个总量因子按部门进行分解，以便使需求和贸易的每个因子成为它们的相应函数。
CGE为了模拟政策变化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效应，首先进行基线情景模拟，也就是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景模拟。然后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政策效应可表示为政策情景与基线情景的模拟结果的差别 （如图1）。CGE模拟的各种情景可以更为细致地分为历史模拟、分解模拟、预测模拟和政策模拟。它们实际上是四种闭合方式，巧妙地通过内外生变量的设置以及冲击的变化来实现不同的目标[24]。
人口红利问题涉及经济活动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迁、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家庭消费结构及储蓄的变动、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多方面。因此，采用一般均衡模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其人口转变的影响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政策模拟将社会经济政策和人口经济结构要素整合到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内，是政策分析的有效工具。人口转变与经济互动关系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等特点。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不同学者处于不同时期，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而采用CGE模型对人口经济进行历史模拟，有利于长期、总体上把握人口经济发展进程。罗姆（Romen）用CGE模型（历史模拟和政策模拟闭合）测算了中国台湾1965-2005年经济增长进程中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人口红利）[25]。早在20世纪末布卢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便用回归模型证实了人口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26]。代际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OLGCGE）得到的评估结果与布卢姆和威廉姆森回归模型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回归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并且验证了寇尔（Coale）和胡佛（Hoover）关于人口对人均产出和投资增长的作用机制[27]。其结果表明人均产值增长的22%和投资率的17.7%归因于人口转变。
2.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的实例
阿德里纳（Adriana）等把人口因素引入经济模型，实现了PHOENIX人口模型与DART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链接（包括变量与数据）[28]。PHOENIX模型用于构建、分析各种人口情景。模型重点刻画了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化及其社会经济因素，从而较全面地模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DART是基于GTAP 6.0的全球动态CGE模型，包含24个地区、11个产业部门。PHOENIX模型用GDP预测结果以描述未来人口发展；进一步人口预测的结果用于更新DART模型劳动力供给量。
基于该模型框架（见图2），宛悦、杨宏伟和增井立彦（Masui T）、史密斯（Smith）等结合标准人口模型与环境污染模型、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将得到的人口数据用以冲击CGE模型的劳动力供给和健康医疗费用，从而发展为估算空气污染对中国经济和人口健康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29-30]。
年龄和经济作用之间的密切联系还体现在政府公共支出上。对儿童提供医疗和教育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李（Lee）和 梅森（Mason）使用了“假定队列”方法（a synthetic cohort measure）来比较中美人力资本支出，用以估计3-26岁的教育和0-17岁的医疗总支出[31]。2010年中国对每个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支出达到了2.8年的人均税前收入（见表1）。其中，超过90%的为教育支出，而不到10%的为医疗支出。中国在年轻人身上花费的总的人力资本支出比美国要低，即使是按照每个国家的税前收入比例来计算也是如此。在教育支出上的差别还不大，但是在医疗支出上的差别就极其巨大了：
美国在儿童健康上的支出要比中国多出2/3。怀特（Wright）、福萨蒂（Fossati）都将与人口年龄相关的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纳入到人口经济CGE模型[32-33]。
由此，两个模型的链接机制初步建立起来了。CGE模型用人口模型的数据来测算宏观经济影响，经济数据作为生育率、死亡率和教育水平的决定因素用于人口模型（如图3）。
（中）图题图3 人口模型与CGE的链接以往的国内研究中，CGE模型往往将人口数量结构采用外生给定的方式模拟其产生的相关经济和社会效应，并将预测的结果放入生产模块外生变量（比如长期劳动力供给）中进行相关情景的模拟。翟凡、李善同等基于对未来人口数量、劳动力的增长和部门水平上的技术变化的估计，模拟了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就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11]。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引起劳动力总供给、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劳动力年龄结构又影响劳动力质量、劳动效率、劳动参与率等。CGE模型可以刻画作为生产函数的劳动力投入要素变化以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彭秀健和麦音华在这一领域做了一系列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①模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彭秀健通过链接外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变化來模拟劳动力总量的实际变化。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于2020年代放缓2%，于2040年代放缓3%[34]。②生育政策方面，彭秀健发现，如果在21世纪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增加到1.8或达到2.1的更替水平，劳动力的供给将增加。这将减轻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然而，高生育政策带来的总人口增长加速可能使人均收入降低[35]。③退休政策方面，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鼓励劳动力参与的一项战略。彭秀健等在探讨2010-2030年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参与率及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基础上，评估了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对劳动力规模的影响。最后，应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验证了延长退休年龄计划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36]。④人口迁移通过地区间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以及地区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动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更有效的分配会是更好的解决办法。麦音华等模拟测算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37]。⑤相关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人口红利实现的有力保障。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作用[38]。麦音华和彭秀健等运用CHINAGEM模型模拟并测算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对宏观经济影响[39]。该模型具有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子模块，合乎实际地刻画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类型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特征。模型中通过调节劳动力供给方程偏好参数来模拟户籍制度的政策冲击，使乡村劳动力都更愿意作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市场就业。保障农民工更愿意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社保、教育、医疗等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研究。劳动力模块中对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做了细分，可以用来模拟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子模块中还可考虑添加就业率等参量。
将人口变量纳入CGE 模型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纳为： 一是引入新的人口模块来刻画相关的问题；二是通过改造生产或消费函数将人口因素引入到模型中；三是改造或扩展模型的数据基础（投入产出表）。也就是说，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模型构建及其结果可以分别通过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应用到人口经济CGE研究。
我们将CGE模型用于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研究的优势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减速源于供需双重因素。CGE方法可全面模拟人口变动的供给效应（如对劳动力质与量和资本形成的影响）和需求效应（对消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以及对宏观经济变量（如产量、价格、工资、利率、收入以及社会福利等）产生的一般均衡效应，从而较好地解释中国不同时期人口状况与宏观经济情景的关系。其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转变是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的重要途径。由此伴随的劳动力空间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迁将成为人口红利考察视角之一。传统人口红利的消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并且随着人口结构问题的逐步显现，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演变，进而倒逼经济结构形态的变迁。CGE作为多部门宏观经济模型，通过人口指标相关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城市化等关键参数改变可用于模拟结构转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最后，从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的角度挖掘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源泉更具有现实意义。有利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只是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的实现更取决于政策、制度改革。新常态下的改革红利包括：需求方的改革，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国内消费成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优化经济需求结构；供给方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教育水平进而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等。CGE模型作为政策效应的有力分析工具，将社会经济政策和人口经济结构要素整合到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内，模拟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人口变动将产生怎样的“人口问题”与“人口红利”，它们是以怎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总体上把握人口经济发展进程。
四、三种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概括地讲，一般的计量模型只考虑要素的贡献，而忽略中间产品的作用。而投入产出法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为结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刻画某一部门（或产品）所发生的变化波及所有部门（或产品）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过程，是全面地、深刻地、定量地模拟一个经济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有效工具。进一步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保留了描述产业部门之间联系的投入—产出体系，另一方面又引入了一系列包含价格变量、刻画经济主体行为参数的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测算人口转变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但同时对模型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也有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复杂的CGE模型有利于全面揭示人口经济重要的内在变化，能反映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对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不可忽视的是，CGE大量的数据基础（多部门数据联系、行为参数值）也需要根据其他方法（如回归模型）近似地估算出来。也就是说，基于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人口红利研究，可为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方法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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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口爆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關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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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智慧: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5篇
中国现代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保健品行业的缓慢起步和迅速崛起，代表事件是福建杨振华851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第二阶段是90年代，保健品行业开始进入恶性膨胀和无序竞争的阶段，代表事件是三株和太阳神等保健行业领军企业的迅速崛起和消亡;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保健行业重新洗牌和逐步寻求标准规范的几起几落。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保健品市场容量一直都在增长，并且在2000年保健品市场规模达到500亿元，达到辉煌的顶峰。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健品市场则迅速转入低迷，2001年、2002年销售额分别下降了43%和29.8%，2002年销售额仅为200亿元。直到2003年突然到来的非典，才让人们重新开始重视保健，促使保健品行业开始回暖，整体销售额达到300亿元;2004年市场延续了2003年的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13%，销售额为340亿元;2005年保健食品市场份额为470亿元。但是在2006年，再次出现了负增长情况，销售额只有450亿。保健品行业的市场份额在6年里并没有得到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或者说从2000年到2006年总体销售额刚好回到了原点。
中国保健品生产企业从80年代的不到100家发展到今天的5000多家，其中中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大型企业极少。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只占1.45%;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下5000万元以上的中型企业占38%。投资在500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
6.66%，投资在100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上的小型企业占41.39%。投资不足10万元的作坊式企业占到了12.5%。并且保健品行业的企业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各领风骚三五年，如脑黄金，三株，太阳神，都是在短时间内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获得极高的知名度和销售额，但是又很快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如同烟花一般转瞬即逝。而相关调查显示，登记在册的中国保健品企业中，存活15年以上的仅有5家。
二、七大瓶颈制约了保健品市场健康发展
联合国工业规划署指出：“21世纪两大朝阳产业分别是电子科技发展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和生命科学为基础的健康产业”。而保健和医药正是生命科学发展中最具潜力的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的提高，对保健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中国统计局也预测到2010年，保健品市场份额会到达1000亿。中国保健品市场份额的变化和企业寿命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这其中的成因是复杂的，包括企业自身及管理部门等七大瓶颈制约了保健品行业健康发展。
1、管理部门瓶颈
保健品行业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健品企业的发展。这首先体现在产品申报制度方面。中国保健品市场上的产品更新换代缓慢，企业不愿意投放资金在产品研发上，而是选择购买或者转让已有的保健品，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保健品产品申报制度繁琐复杂，企业在产品申报过程中，往往有可能因为时间的拖延而错失商机，所以很多企业选择将资金放在宣传推广上，而不去研发产品。其次是体现在保健品审查制度方面，保健品行业频频产生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而管理部门对保健品的审查制度并不完善。监管部门并没有定期的对保健品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查，导致我国保健品行业居安而不思危，一旦获得生产资质，就可以长期持有，没有被吊销的危险。再次是保健品销售渠道多样化导致监管难度的提高，如现行的销售渠道有直销，普通商店，
药店等，药店的营业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的培训，对保健品有更深的了解，而普通商店的营业人员则较缺乏这方面知识。最后是保健品行业存在“药准字”“药健字”，“食准字”，“食健字”等批号，管理部门不统一，消费者对保健品不能产生统一的正确认知，一些管理条款在实际操作中较难执行。
2、企业自身瓶颈
保健品行业入门门槛较低，但产品利润又非常高，往往达到100%以上，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很多投资者在进军保健品行业前已经抱着“捞一笔”的心态，所以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来做广告宣传，如1994年我国电视广告中，保健品曾达到18%的高比例，2002年在全国销售十多亿元的“脑白金”，用于巩固市场的广告投入至少占销售额的30%。在投入大量宣传资金后，为快速吸引顾客，迅速提升销量，收入广告成本，保健品企业往往选择“功能印象强化”、“服用效果承诺”等广告表现手段夸大保健品的使用价值。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其亲身体验和期望值产生巨大的反差。广告宣传内容越夸张，消费者体验到的反差也就越大，相关保健品企业也就越快从消费者视野中消失。保健品企业通过巨额宣传费用和夸大事实来开发市场的营销From EMKT.com.cn模式导致两种恶果：一个是保健品企业缺乏资金研发产品和进行企业自身建设，另一个是消费者从对某个保健品产生不良评价发展到对整个行业产生怀疑，进而导致整个保健品行业出现停滞不前，市场份额反反复复等现象。
由于巨额的宣传费用和企业自身发展意识发展战略等原因，我国的保健品产品研发并没有形成规模，保健品企业用于产品研发的投入仅占其销售额的1.55%，远远不及国外同行业的10%，以安利公司为例，其在全球有97间技术先进的实验室共聘用超过700名科研人员从事产品的开发研究、改良和品质管理，每天进行超过500项的实验项目，仅纽崔莱一个品牌就聘有100多位科学家，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加速产品研发，安利还将其研发中心迁移至中国，，进一步完善了“研发-生产-销售”的产业链。低研发投入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更新换代缓慢，产品同质化严重，由此引发的炒作产品概念和恶性竞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并且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保健品功能的申报有限制，而很多保健品企业又是抱着投机心理——哪项容易申报就申报哪项，更加促进了产品功能的同质化，导致市场上的保健品中申报缓解疲劳和免疫调节这两项功能就占到了三分之一。没有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产品功能申报又充满了投机性，让消费者很难对保健品产品充满信心。
3、推广成本增加的瓶颈
通过巨额广告费用的投入树立品牌知名度，然后利用品牌知名度强势进入终端零售市场，这种模式目前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帮助企业进入市场获得较大市场份额，但是首先要求的是企业有巨额投入作为基础，而且随着媒介的发展和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依靠此途径推广产品已经越来越困难。在另一方面，渠道为王的事实让保健品行业的渠道费用大大增加，渠道进入门槛也相继抬高。终端与厂商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已经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厂家都离不开销售终端，但是销售终端面对众多的保健品产品却又很大的选择权。这种权力不对等直接导致产品推广困难，而且即使成进入终端，也要面临货款回款困难的问题。生产商的利润空间因此被降低，周转资金被销售终端无偿占压。而且由于我国的信用建设的滞后，坏账死帐成为常见的事情，90年代巨人集团的迅速消亡的很大原因就是过多的货款成为死帐收不回来。
4、会议营销的瓶颈
会议营销作为新兴的营销模式，曾一度成为中小保健品企业营销模式的首选。但是随着消费者对会议营销的熟悉和一些不良会议营销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抵制心理的形成，许多消费者虽然去参加会议，却是拿完礼品就离开了，任会议营销人员怎么留也留不住，会议营销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而且随着城市消费水平物价水平的提高，会议场地和营销过程的费用在上升，会议营销的成本也在上升。甚至由于会议营销的特殊性，为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限制会议营销，如2005年8月31日北京市卫生局协同工商局正式发文，不允许保健品，化装品等产品在宾馆召开销售会议。
5、顾客忠诚度的瓶颈
顾客忠诚度一直是保健品企业的心头之痛，对于想着“捞一笔”的企业来说，可能缺乏顾客忠诚度没有大关系，但是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顾客忠诚度。国内保健品营销和国外保健品营销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在中国保健行业，大多消费者购买保健品时，往往是因为生产方的广告引导和终端强力推荐，而不是真正从自身健康需要，客观的选择保健产品。而保健品广告又是虚假信息泛滥的区域，这就直接导致消费者对购买产品的品质没有达到预期标准，无法产生高的满意度，建设忠诚度也就无从说起。而且由于保健品行业本身不会太注重产品研发，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功效更是与广告宣传相去甚远。
6、广告推广效果的瓶颈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公布的2002年第二季度亚太地区广告花费检测结果：亚洲十大广告当中九个来自中国，其中盖中盖以8800美元的广告投放量位居榜首，第二位是脑白金。这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保健品行业在广告费用上面的投入，但是消费者的理性和广告管理制度的规范让保健品行业的广告营销时代成为历史，不断增加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让产品宣传推广费用进一步增加，高宣传费用已经不等同于高销售回报。依靠拍脑袋进行广告决策，没有完整的广告投放战略和策略的广告投入只会因此让企业的资金流进巨大的广告漏斗，而且可能导致内部资金紧张等困境。以海王的造牌运动为例，数亿元的广告投入并没有为其赢得多少市场，而深圳太太集团生产的“汉林清脂胶囊”在经历几千万的广告投入之后，只能在上海换来每月十来万的销量。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的年代，没有合理的宣传战略策略和广告诉求，大把的广告投入就只能像石头大海一样，杳无音讯。
7、品牌营销的瓶颈
保健品行业并没有建造起坚实的品牌，这是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很多保健品企业的品牌建设缺乏战略规划，投资者的功利性导致保健品企业重视短期经营效果的显现，而不是长远的规划和长期的积累。保健品企业精于短期的市场启动，而不熟悉长远的企业品牌建立。狂轰滥炸的广告只能建立企业的知名度，但是不能建立顾客忠诚度，品牌美誉度。而且相当多的保健品广告缺乏内涵，只是对消费者进行心理暗示，要其购买其产品，丝毫没有对品牌形象建设起到作用。随着消费者的成熟和宣传方式的多样化丰富化，没有品牌内涵的广告说服不了消费者，高密度的广告轰炸只能让消费者产生厌恶感。而且即使有一定内涵的保健品品牌，由于保健品牌品牌缺乏创新等原因，也很容易陷入品牌老化的困境。只有不断为品牌的文化内涵注入新的元素，才能让品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保健品市场健康发展的措施与对策
1、作为政府管理部门，首先应该提供行业的门槛，定期审查保健品企业资质，让有实力的企业进入行业，给保健品行业洗牌，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监管难度。同时广告发布的规范也是势在必行的。保健品行业是中国广告营销的开山人，但是确没有好好的科学发展广告营销，反而导致了那么多的虚假广告的出现，管理部门有必要严格规范广告的投放，这也是有助于保健品行业信誉的恢复的很好的措施。最后是控制产品质量，引导保健品行业向研发方面发展，只有真正开发出具有科举含量，效果明显的保健品，才能真正让保健品行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不再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
2、一个保健品企业应该成为一个系统，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运作流程，通过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来考核企业运作和员工服务。首先是要打造一个严谨的质量控制体系，，营造一个与健康同行的生产环境，让产品的发源地称为一个让消费者放心的地方。其次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研体系和市场推广体系，产品的定位，开发，上市都必须以市场调研为基础，产品的推广宣传也应该是有长期战略指导和短期策略操作的。再次是提供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推出科技含量高，疗效高的新产品，既提高了产品品质，也提升了品牌形象。最后应建立完整的应急体系，注重“危机公关”。包括脑白金，三株在内的保健品企业倒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关做的不好，使得危机扩大化了。只有在逆流中还能稳稳挺住的企业，才是能够长远发展的企业。
3、直销立法为保健品企业提供了另外一种营销模式，创造了另一种渠道模式。首先直销为保健品企业提供了一个摆脱传统渠道模式的巨大推广成本的机会，其次直销为保健品企业提供了一个取代广告+终端的营销模式，摆脱巨额广告费用。以安利公司为例，直销使得其个人经销商遍布全国，将销售的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可能的居民家里。就目前来说，中国的保健品直销市场仍然由外资占据主要地位，中国保健品企业进军直销还需要在企业内部和营销策略等多方面进行调整。
就传统营销模式而言，还可以在如下几方面降低推广成本，首先是可以采用网络广告，广播广告等费用降低的广告模式，用低成本投入来取得高回报;其次是建立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开发维护客源，提供亲情服务，沟通和交流，以拉动式的推广模式来推广保健品。最后是可以建立良好物流系统，努力降低保健食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各个门店的铺货速度，加快资金的周转，实现资金的整合。
4、虽然会议营销面临种种困境，但是会议营销仍然是一个可以使保健品企业迅速增长壮大的有效模式。针对会议营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是变换会议营销的形式，将会议营销融入顾客和员工的生活，随时随地的进行，比如员工会议，孩子家长会，节庆仪式上，都可以当成会议营销的场所;其次是营销人员团队化，各有各的特长，在一次会议营销中，不同的人发挥不同的职能，扬长避短;再次是建设各种会所，针对主流客户，做到真正关心顾客，建立顾客忠诚度，像珍奥，夕阳美等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老年大学或者康体中心，珍奥还捐资2000万元设立“珍奥亲孝敬老专项基金”。保健品企业务必做到真正关心顾客，使顾客在会议营销过程中，在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获得愉悦的心情。
5、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获取一名顾客的成本远比留住一名顾客的成本要高，所以怎样
建立顾客忠诚度也就成了一个企业长久生存的关键。忠诚度的建立可以从产品服务等多方面着手，其中建立顾客数据库就是打造顾客忠诚度的重要方法。顾客数据库由一系列顾客相关信息组成，这些数据库彼此可交叉查询，读取信息。数据库的结构要便于获取、分析和利用顾客各方面情况，包括偏好、人口学信息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等信息。成功的运用顾客数据库，可以使企业在产品研发，广告宣传，服务提供等多方面更有针对性，使更少的投入得到更大的回报。有效的顾客数据库还能为企业和顾客的良好沟通提供基础，因为企业与顾客的沟通是建立在企业对顾客的了解的基础上，而顾客数据库就是企业了解顾客的重要方式。
在打造良好的数据库后，企业还应该做好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运作。首先要求企业自身员工提高素质，通过多种方式培训员工，让不同层次的员工了解消费者，，掌握产品本身的功能特性，了解保健品行业的相关规定，并掌握服务顾客的专业技能。其次要降低顾客的购买总成本，包括购买产品的成本，时间成本等。
6、 消费者的成熟和保健品市场营销的规范让保健品企业的宣传进入整合营销传播时代，单独依靠巨额电视广告的投入就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依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来抢占市场的营销策略，往往隐藏着各种虚假信息，欺骗或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其后果是导致企业的消亡和整个行业的消费者信任度的下降。保健品行业的宣传推广不能仅仅局限于电视广告，应采取软文、公关与广告等多种传播方式共同作用，形成软文领跑、公关推动、广告辅助三剑合壁的态势。避免虚夸，以提升产品品牌、服务以及企业形象为主，让企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企业准备树立的整合形象统一。就整个行业而言，保健品企业在宣传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健康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市场，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健康投资观念。就保健品企业自身而言，应注重情感营销，做到真正关爱消费者，让消费者感觉到温暖，让消费者产生共鸣。同时情感营销应给品牌增加新的人性化关爱元素，创导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且如果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能力的话，也可以通过聘请合适的代言人来促进广告效果。以民生21金维他为例，通过聘请央视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促进企业的正面健康的形象的建设。
7、全球著名的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曾说过：21世纪的组织只有依靠品牌竞争了，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保健品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强势的品牌。只有丢弃短期营销行为，不过分注重短期目标及营销策略，经营追求长远利益，选择长远营销战略发展模式，才能让保健品企业彻底走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局面。在选择长远的品牌战略之后，企业要考虑的就是品牌定位，产品定位的问题了。保健品不同于药品，不一定有很明确的针对症状，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保健品不用选择一个合适的市场定位。当年的三株口服液在风风火火闯九州之后马上便损兵折将败市场，其中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其强调从肠胃炎到癌症无所不保，貌似功能强大，但可能哪样都保不好。没有哪样产品可以针对所有人，满足所有人。保健品生产企业在研制产品的时候，就要想到并且做到使自己的产品有某种独特的保健功能，从而为产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市场空间和市场定位。而且还要防止品牌形象老化，不断为品牌注入新的元素，首先可以重新定位品牌形象，选择合适的形象元素，然后通过整合营销传播重新树立品牌形象，而且运用品牌延伸策略，如同一品牌推出新的不同产品，塑造品牌形象。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范文第6篇
2、我国人口迁移模式的时空演进
3、我国农民工现象特殊吗？
4、经济集聚、人口流动与住宅价格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5、中国主要城市群人口迁移倾向研究
6、“人口与环境”专题备考指导
7、人口老龄化、替代迁移与教育经费增长
8、求解高维函数优化的混合智能算法
9、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
10、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11、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过快老龄化问题
12、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
13、人口国际迁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4、浅谈我国大陆和台湾高中地理教材内容的差异性
15、近三十年来乡村人口迁移与老龄化问题研究
16、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
17、老龄化与污染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研究
18、培养历史空间素养的实践研究
19、我国人口迁移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20、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人口迁移影响区域经济的机制研究
21、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变迁
22、1982年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23、城镇化影响化肥施用强度了吗？
24、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演化及其解释
25、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26、城市迁移人口的群体分化与认同困境
27、农民工与人口迁移：发展移民的迁移模式
28、以人地协调观的渗透为主线
29、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城市化发展动向考察
30、气候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31、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经济·产业·资源空间协调性分析
32、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及机制分析
33、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
34、储蓄、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35、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
36、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交互经济影响
37、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38、陕西省人口迁移与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问题思考
39、贵州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操
40、城乡一体化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
41、主体功能区构建的人口政策研究
42、劳动力转移动因及农村人口迁移量影响因素分析
43、气候风险视域下气候移民的迁移机理、现状与对策
44、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河北省际人口迁移与社会结构变动
45、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46、住房、土地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47、城乡统筹背景下基于人口迁移视角的重庆市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48、从人口预测的角度谈成人教育发展规划
49、动态视角下技能溢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