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药学服务 管理 评价
药学服务是以患者利益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由临床药师提供的优化药物治疗的服务活动。其目的是保障临床安全、高效、适宜地用药，又称全程药学服务。我院药剂科从2012年1月――2013年12月试行开展药学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的背景
长期以来，由于在医药市场片面强化市场化管理竞争机制，而医疗制度监督管理机制及药学管理未能适应紧密配合，导致医疗机制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医务人员的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淡化，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医疗纠纷发生增多。据统计，我院每年发生的大小医疗纠纷和投诉中36.05%属于药学方面，抗生素等药物使用不合理现象日趋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地引起群众的质疑和不满。对此，国家出台了系列医疗改革政策措施，为了把有关措施落到实处，探索到科学规范有效的方法，我院药剂科提出了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的一系列方案，得到了院务会的批准和支持，在全院有关重要临床科室探索开展药学服务管理。
二方法及流程管理
由于在县级中医院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管理尚在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借鉴，我们参考国内有关专家以及上级医院的经验报告【1.2】，设计了我院的药学服务管理方法流程：
设立药学服务组织，明确职能。成立了药学服务管理工作室，共6人，其中主管药剂工作的副院长1人，兼职副主任医师1人，药剂师4人，其中2人专职。制定了工作职责及流程。职责规定了药学服务管理组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工作规划，督导措施；定期分析有关情况，上报院务会，以供院领导决策参考，编发《药学服务信息》，通报有关信息情况，指导临床用药。
我们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临床药学查房，审核处方，查看用药医嘱，与医生护士沟通，分析问题，点评处方。
2、收集药物不良反应案例，必要时参与病例讨论，写出分析报告。
3统计分析临床用药情况，重点统计抗生素、中药饮片，以及药物使用大数据，提出干预意见。
4、调查患者用药情况，分析通报。
5、宣传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知识。
6、编发《药学服务信息》，通报药学服务管理信息。（每1个月一次）
三效果
两年来共参与审核门诊处方20960张，点评门诊处方200张，发现不合理处方9693张，参与药学查房病例213例，发放收回门诊调查问卷12372份，开展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知识讲座4次，听众634人次；编发《药学服务管理信息》24期，共发放620册。通过一系列药学服务活动，使我院临床用药更加合理，更加安全。通过对比开展药学服务活动前后有关情况结果，说明收到了显著效果。
开展药学服务管理工作前后有关情况对比表
2011年 2012年 2013年抗生素使用率 62.4% 56.7% 54.2%中药饮片使用率 20.8% 25.6% 28.9%药事纠纷投诉 37 21 13药占比 52% 42% 38%用药满意度 78% 86% 96%从表上可以看出，2012年～2013年通过开展药学服务管理，年平均抗生素使用日趋合理，中药饮片运用量上升，药占比、药事纠纷投诉明显减少，患者对用药满意度上升，显现出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管理的良好效应。
四体会
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管理工作，对县级中医医院来说，是一项新的课题，目前还在探索阶段。我们从尝试的实践中体会到，要开展好此项工作，还需要下功夫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还不全面，评估分析也不严密。我们认为做好此项工作，首先要争取领导的重视支持，另外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药学服务与药剂科日常工作的关系。药学服务是从药学技术层面抓好临床用药，而药剂科日常工作是药物的购销保管等工作；二是处理好药学服务与医护之间的关系。医护人员要理解支持药学服务工作人员，以合理、安全、高效、适宜为共同目标，交流配合工作。三是药学服务工作者与患者的关系。药学服务人员在调查访问活动中，要用严密的选题和合理的解释来获取真正的资料，防止诱发患者的疑惑或获取假性资料；四是药学服务管理与医院原设管理组织的关系，如抗生素应用管理小组（我院由控感科管理）的关系，考核统计科的关系等。我们原则上在调查分析时合理采用这些科的数据，如销售数字等，不再另行统计。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工作，吧药学服务管理工作持续开展下去，促进医改和医院科学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晋红等 药学服务与全程化药学服务【J】 药学服务与研究2008.8（3161～165）
[2]陈高洁等 关于我国医院药学服务法规的现状研究【J】，中国执业药师 2011.8（8），45～49
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郴州华湘社区管理委员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新机制、新举措,创新信访工作格局,牢把信访工作重心,全面推行“三访一通”的信访工作模式,成功化解了矿山关闭破产、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积极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区。
【关键词】创新信访机制 维护社区稳定
信访工作是一个“晴雨表”,它既是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过去的工作的检验,也是对当前这个地方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检验。做好信访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人民群众要有浓厚的感情,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着想,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的思想化解过去工作中积累下来的问题,而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探究来信来访背后深层次原因,发现问题的规律性,重视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重视建立信访工作长效机制,这才是信访工作之本。本文以原核工业七一一矿关闭破产成立的华湘社区为例,探讨一下加强信访工作机制创新,在维护社区稳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郴州华湘社区管委会管理着原核工业原七一一矿职工家属近万人。管委会自2003年挂牌运营以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新机制、新举措,创新信访工作格局,牢把信访工作重心,提高信访工作水平,成功化解了矿山关闭破产、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近年来,社区没有发生一起重大集体、越级上访事件,有力地推动了七一一矿顺利实现关闭破产,优良资产华湘化工成功剥离,市场化运营。目前华湘社区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平稳发展。
1 三级联动,协力构筑大信访格局
2003年,按国家政策,老矿山要正式启动关闭破产,所有在职职工全部置换身份,推向市场,退休职工工资、医疗费全部加入社保,取消公费医疗......一时之间老矿山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职工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退休职工和遗孀遗属生活困难问题等等关系职工家属切身利益的问题蜂拥而来。困难当前,社区党政领导毫不动摇,迎难而上,把信访工作作为发扬民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作为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重要措施。
管委会专门设置了信访办,配备了5名专职信访工作人员,社区下设三个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居民小组,社区各单位相应成立了以总支、支部书记或工会主席任组长的信访领导小组,明确了信访联络员,并充分发挥中层骨干的作用。坚持信访工作社区、办事处(单位)、居民小组,三级联动,齐抓共管,使信访工作由“独唱”转变为“合唱”。一是责任同负,层层有压力。明确各级领导信访工作职责,实行领导包片、包线、包案负责制。各单位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将信访工作责任细化、量化到各级各部门,做到与其它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奖罚。各级各单位建立了以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专管,信访专干具体抓”的工作制度。同时,加大信访工作督查力度,严格执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发生集体上访的单位,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和“一票否决”,直至对该单位主要责任人实行免职、降级等相应处理,从而在社区上下真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格局。二是工作同向,“七有作保障”。“七有”即有信访室,有信访领导班子并配备专人负责日常工作,有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有信访网络,有经费保障,有一套热情、便民服务措施,有一个适应工作的领导格局。使信访力量向各基层单位、各居民片组延伸,构建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条块结合的信访工作体系。实行社区领导接待日,每月定期召开信访工作例会,研究部署信访工作,解决处理重大信访问题。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职能,加强对集体上访、异常上访的信息监控、协调处理和督办反馈,做到上下联动,点面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2 重心下沉,努力夯实信访工作基石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抓源头,把信访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建立“三个一线”的信访防范体系,加大一线信息掌握、矛盾化解、工作落实力度,使大量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一是情况在一线掌握。在做好群众上访接访工作的同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求各级领导改进作风,多深入基层及职工家庭,特别是对困难职工家庭,变上访为下访,主动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每月定期排查重大信访苗头因素,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并建立台帐,动态管理,逐一落实。信访部门在每月和重大节会前对社区不稳定因素和重点问题进行排查,并有针对性制定工作预案,及时提交信访领导小组研究,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性。在处置七一一矿4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即尊重历史,也本着实事求是、力所能及的原则,不积聚个别矛盾,有情操作。二是矛盾在一线化解。对摸底排查出的各类苗头性和倾向性不稳定因素,按照“一个问题,一个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逐一落实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针对2000多名离退休老同志现状,抽调10余名年富力强的中层管理人员,健全办事机构,热情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积极稳定人心。信访问题做到发现一起,及时处理一起,较好地实现了信访源头控管。例如2003年,近百名与七一一矿解除劳动合同,调往河南中牟的人员汇集社区要求安排工作,解决待遇。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社区精心组织工作人员,实行分片负责,个个击破的办法,耐心与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解说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一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得到了有效解决。三是工作在一线落实。我们结合干部作风集中整治,广泛开展干部下基层、送温暖活动,发动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群众疾苦,真诚服务群众,把工作做到前头,变被动为主动。每一名中层干部,利用各种形式分片包干所管理的职工在关破中的信访问题。据统计,近年来,社区管委会领导与中层干部谈话达220人次,中层干部与职工群众各种谈话、沟通13000多人次,社区管委会领导亲自接待来访群众600余人次,阅批重要信件21件,召开研究信访问题的有关会议16次,指挥处理重要信访问题9次。
3 完善制度,全力推行“三访一通”的信访工作模式
全面推行接访、处访、回访一条龙管理,大力畅通信访渠道,建立规范高效的工作机制,使上访群众真正“见到想见的人”,“说出想说的话”,“办成想办的事”。一是热心接访。实行首问责任制和公开双向承诺制,以优质服务取信于民。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严格做到“三心”,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情况耐心,疏导说服诚心,让上访人进得来,坐得下,讲得明,放下心,增强群众在基层解决问题的信任度。二是认真处访。实行信访问题交办制度和督查办案制度,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依法规、按政策秉公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具体工作做到“三抓”,即抓办理,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抓协调,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案件,由信访部门牵头,部门联动,逐一落实;抓督办,积极督促信访事件按时办结,提高一次性处理问题的成功率。三是及时回访。对已办案件突出“三查”,即查信访矛盾是否化解,查处理结论是否落实,查是否发生重复越级上访,以巩固信访成果。如一批与七一一矿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老同志,在关闭破产期间结集前来,要求享受关闭破产待遇,在通过反复细致入微的思想疏导工作后最 终得以圆满解决。四是确保“”一通。即畅通信访渠道,努力构建与广大人民群众交流对话的“绿色通道”。加强各级信访接待工作,巩固传统信访渠道;开通“民心热线”,建立快速信访渠道;落实领导接待日制度,推出直接对话渠道,社区制订了“党、政、工、团、保卫、信访”六条信息网络线制度,坚持每周五报告制,社区领导24小时值班制,保证信息畅通。据统计,关破期间共走访、慰问特困职工(职业病、工残人员)、烈属、遗孀、遗属3000多人次,特别是每逢新春佳节,社区领导分别到特困职工、思想较活跃职工家中拜年。今年一批曾为七一一矿工作过数十年的家属临时工,找到社区要求享受退休工资,并扬言如果问题不解决就要到省里、中央上访。社区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逐家逐户调查摸排掌握情况,并邀请市劳动保障局的同志前来为这批家属临时工耐心讲解国家政策法规,由于及时妥善处理,较好地化解了信访矛盾。近年来,我们先后成功化解了五次上百人群体准备上访事件,较好地维护了社区的安全稳定。
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迅速发展，教会在赈灾助残，扶贫济困，预防艾滋病宣传，捐资助学，开办孤儿院、安老院、诊所，开展义诊等各种类型的慈善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断努力，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主要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甘肃五省市为例，展现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天主教； 社会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和落实，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天主教会在福传牧灵事业得到健康发展的同时，更积极地推进了社会服务。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一些地方的天主教会就已开始从事公益服务活动，教区性的社会服务中心、办公室、慈善性的基金组织陆续在各地成立。为响应全国各地基层教会社会服务发展的需要，1998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①成立“中国天主教经济开发和社会服务委员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委员会”，2010年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更名为“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作为全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指导和协调机构。2001年，全国宗教会议发出“要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的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的倡议。2005年7月，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委员会关于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倡议书》，天主教会的社会服务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多数教区包括个别未经国家认可的主教所在教堂都设有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服务机构或组织，“18个教区性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如社会服务办公室、中心、善会）分布在西安、北京、沈阳、（河北）衡水、邯郸、重庆、万州、南宁、昆明/昭通、上海、汕头、兰州、吉林、（山东）临沂、（山西）太原、沂州和长治”[1]6，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教区社会服务部、上海光启社会服务中心、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又名“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简称“盛京仁爱”）、兰州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水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云南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西安教区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邯郸教区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衡水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赤峰市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汾阳教区社会服务中心以及河北天主教会下属的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简称“进德公益”）等。它们在赈灾助残，扶贫济困，预防艾滋病宣传，捐资助学，开办孤儿院、安老院、诊所，开展义诊等各种类型的慈善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断努力，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甘肃五省市为例，展现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
一、天主教内人士的社会服务观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不断发展归因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一便是教会对社会服务的日益重视和教内人士对社会服务的不断探索。开展社会服务是天主教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的良好途径，这已经成为中国天主教界的共识。早在2005年7月12—14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七届一次会议中，中国天主教会便提出“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倡议书”，号召全中国500多万天主教神长教友“广泛开展社会服务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信仰”，倡议在“有条件的省（市、区）‘两会’和教区，考虑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使服务工作逐步有序化；把各种资源整合好、利用好，并主动求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素质，丰富其精神生活，开拓致富门路”。
教区主教和神父们也认真思考并积极探索中国天主教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北京教区已故的傅铁山主教在生前积极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他在2002年8月31日于北京教区隆重举行的“北京天主教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表彰会”上，深入阐述了天主教会开展社会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和整个天主教会确立了在社会中的基本位置，那就是服务和奉献的仆人位置。通过为众人服务，为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去见证基督，去做光做盐，赢得社会的信赖……服务人群，首先是要服务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和民族，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要服务于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这就是天主教会的大服务，是爱德的集中表现。作为首都教会，作为一名首都市民和基督徒，我们应该倍感荣耀，因为我们承担着为首都服务和为中国教会服务的双重责任。这两种责任集中一身，需要我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坚定的信德和热烈的爱德，投身到爱国爱教的神圣的事业中去。以基督徒的善言美行去美化环境，净化心灵，善化他人，圣化生活。”[2]北京教区的赵建敏副主教对教会与社会服务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曾发表“当代中国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宗教性前提条件”、“天主教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途径”等文章阐述其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期中，中国的天主教可以从四个方面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即主动融入社会、见证和平和谐，发挥道德优势、营造社会和谐，积极服务社会、抚平心灵创伤，力行慈善仁爱、缓和社会矛盾。[3]河北沧州教区的李连贵主教认为，教会和教区要大力支持慈善机构开展社会服务，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援。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克祥神父不仅是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积极行动者，也是理论探索者。他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解析宗教服务机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例”、“心存感恩、服务社会——记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等，以他所在的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个案，探究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角色与作用。他认为，社会服务工作是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因素，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途径；对教会，尤其是中国的教会来讲，社会服务不仅是生存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的主题，更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课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不仅是基于实践爱德这一信仰的内在诉求，也是天主教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的价值路径。[4]进德公益主任张士江神父不仅领导并积极投身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而且重视相关理论的研究，多次发起组织相关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阐述对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见解，主张“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不必在乎事业大小，而要重视质量、效果、自身定位，强调见证信仰的力量，发挥信仰理念的感召作用，鼓励和带动全社会奉献爱心，共同关心公益事业，以其参与建设和谐、健康和幸福美好的社会。”[1]24天津教区的朱立戈神父主张用心把教会的社会服务做好，“努力扩大社会服务的空间”，“用基督的精神做准则、用基督的教诲对待人、用基督的劝勉引导人，使中国教会的圣善事业、福传发展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5]
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大力号召下，在主教和神父们的不断探索与倡导下，天主教社会服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并产生较大影响。正如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天主教服务机构及其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天主教会积极开展公益事业，从事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如开办老人院、诊所和医院、幼儿园、残婴院，安老扶幼，救治患者，赈灾济困，扶助贫弱，助学支教，为农村修路打井。修女们还参与政府开办的麻风病康复机构的服务等，其中以安老、助残、医疗三方面所设的服务机构最多。较著名的老人院有北京的天颐安老院、天津的鸿臣安老之家、河北石家庄的进德老年之家、河北沧州的河间露德庄敬老院、河北邯郸的思高安老院、辽宁沈阳的晚年关怀养老院、甘肃兰州的关爱夕阳居家安老服务小组等；残婴院在河北省内较多，如邯郸圣神安慰会修女院残婴院、大名残婴院、沧州任丘若瑟残婴院等；诊所和医院在各个教区都有，较有影响的有天津的北洋医院、北京的天爱诊所、河北邯郸的魏县大众医院、辽宁抚顺的天主教门诊部等。此外，很多省市还成立了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以推进服务工作。
总的来看，天主教社会服务活动大多是通过上述服务机构（包括服务中心）来实施的。这些服务机构或属于教会、或隶属于教区、或由修会主办，也有个别由教友开办。其工作人员既有神父，也有修女、贞女，还有一些被招募的服务者和志愿者；其服务经费或来自教区的资金投入，或来自教友的捐助，或与社会企事业单位合作，还有一些来自国外相关机构的捐助等。通过不断努力和勤奋工作，天主教会开展的社会服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而且不同教区各具特色。例如，北京教区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较有特色的社会服务是在国际性重大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如1990年9—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北京教区在亚运村专门设立了祈祷所，接待有天主教信仰的官员、运动员和记者，为他们的宗教生活提供服务，包括接待几位奥运理事会副主席，并派神父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送弥撒。2001年8—9月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北京教区专门派出2名神父和1名修女为运动员提供灵性服务。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教区组织了17人的志愿者团队进驻奥运村，实行24小时轮班接待服务。又如，北京天主教文化研究所多次主办“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热心和有志于天主教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平台。自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至2010年已开办5届“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天津教区的医疗服务较有特色，其开办的北洋医院在当地颇有影响，已成为天津市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2006年9月，天津市部分政协委员曾到北洋医院视察，“对北洋医院在不断发挥医院自身优势，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等方面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6]天津教区的修女们还开设了3家药店，主要是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提供药用服务，其服务特色有三：一是质量有保证，其所售药品均从正规药厂进货；二是服务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售药，还提供量血压、为病人介绍相关知识如药品的功能与作用、服药注意事项等；三是收费较低，对极贫困者免费服务。河北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特色在于，其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很多，且拥有中国内地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天主教非赢利组织，并在当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其服务不局限于河北省内，还面向全国；辽宁教区的社会服务形式多样且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吸引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产生了较大影响；甘肃教区的社会服务则以扶贫助贫为主，其居家养老服务也较早开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天主教会对麻风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服务，以天津仁爱会修院和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的相关服务较为著名。从2004年起至2010年，天津仁爱会修院服务麻风病人的工作已有8个春秋。在此期间，修院中先后有14位修女轮流到云南省马龙县麻风病院“与20多位老人朝夕相处，倾注全部的关爱和温暖，赢得了麻风病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的成立源于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注，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11年，该中心服务的艾滋病个案和家庭总计700多例，服务项目从单一到多元，“从最初简单的关怀到现在的综合服务。既有人性层面的关爱，如家庭探访、自助小组活动、生产自救、手工艺品制作、感染者子女助学、心理咨询等；也有医疗方面的服务，如医疗健康营养知识讲座、陪同感染者就医、资助感染者部分医疗费用、为农村偏远地区感染者提供‘医疗小药箱’等服务。”②在2012年9月国家宗教局主办的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经验交流会上，天津仁爱会修院和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分别介绍了它们的服务经历和经验。
三、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上述社会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即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其困境和难题也明显存在，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众多但发展并不平衡
在注册、资金、人才、服务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各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差距，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注册问题是首要问题，且可引发其他一些问题，以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而论，除河北进德公益（其前身是“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外，其他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均未能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注册后的益处主要包括：一是将成为合法社团，以合法身份服务社会人群，可以公开向社会各界募捐，可与国外更多的基金会进行合作；二是可以享受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可以扩大服务范围，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未能登记注册则不能获得法人地位、合法地开展工作。在现有未注册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都面临一系列困难，除资金问题外，还有其员工的待遇问题，如各种保险等难以保障，不利于人才的吸引和挽留，有些机构甚至不得不精简人员。再说残婴院和养老院，有相当的这类机构也未获准注册，因此，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维持经费完全靠自筹。一些养老院虽然面向社会收取一定费用，但大多收费较低，且对孤寡老人减免费用，故多靠开办这些机构的教区或者修会资助，其经济状况的好差和服务质量的高低与教区或修会的经济资助数量多少直接相关。
（二）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沟通、协作不多
一方面，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不断发展，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各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和协作还是较少。尽管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曾召开会议，对各地教会社会服务工作加以回顾和总结，并交流经验，河北进德公益也曾组织过养老院院长等培训，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举行过基督宗教艾滋病防治工作交流会议等。但这种机会毕竟不多且为不定期，而且，各机构之间经常性的服务信息交流很少，不利于相互之间共享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教会服务社会的潜能。
（三）教会社会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不够
参与教会社会服务的人员既有神父也有修女，尤其是修女在一些服务机构如残婴院和安老院以及诊所中担任主力，除诊所的专业性条件较高、担任医生护士的修女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外，在教区或修会主办的安老院、幼儿园、残婴院中服务的修女并非都受到过专门的培训。而且即使是受过专业医疗培训的修女，也有必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为患者提供有特色的、更好的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教会医务人员的再培训是有必要的。要想让教会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人才是关键，特色是生命。此外，有关教会管理人员如会计、出纳、教产管理与开发者等的培训也很少，而他们的工作对于教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其能力的高低对于教会经济状况的好坏不无关系。总的来看，中国天主教会目前缺少高水平的教产管理者和经营者，当务之急是重视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以便很好地管理教产，并增加教会的经济收入，在保证教会充分自养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
（四）对社会工作教育重视不够
总的来看，在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中具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或者接受过相关专门培训的人才较少。一方面，在培养神职人才的中国各神学院中，基本上不开设社会工作的课程；另一方面，被派出国培训的神父和修女在国外也主要是接受神学方面的培训，缺少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或者相关培训，而这对教内人士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是有一定制约的。
（五）社会服务资金有限
资金不足是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其资金来源都多少存在困难，各地各机构的情况不尽相同。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服务机构都面临程度不等的经费紧张，因此，很多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都是因具体经费而设、因经费多少而定规模，缺少较长远规划，不利于教会社会服务的长效性。
客观地看，上述问题和困难的出现既有教会自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环境因素的影响，需要教会全体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相关环境的不断完善。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前景美好，但也任重道远。
四、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的建议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不仅有利于教会自身发展，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其意义重大，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求更好的发展，教会可在下述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一）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不平衡，既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的宗教社会服务还处于初期阶段，宗教社会服务的范围和项目尚需进一步拓展，其社会服务的力度和影响仍然有限，在注册等方面遇到困难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天主教会还需要大力发扬其服务社会的传统，加强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用自己的优质服务、特色服务赢得政府和社会更大的信任。另一方面，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对教会及其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教会社会服务机构在资金、服务、人员等方面自然有别。它们之间差距的缩小既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也需要教会自身的努力，例如，相互之间经常性的沟通、交流、互助、共享资源等。
（二）建立全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
针对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沟通、协作较少的现状，中国天主教会以及各地天主教会需要共同努力。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还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种机会的不定期和覆盖面的不够广泛，特别是对于一些处于经济环境欠佳、资源较少地区的教会及其服务机构来说，分享这些资源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全国天主教会内经常性的信息沟通、互帮互助很有必要。正如2005年7月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七届一次会议中建议的那样：要建立全国各地教会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互助结对机制，形成全国教会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良好局面，建立各地教会的人才库和资源信息库，并形成全国性的网络，便于向有需要的教会提供较为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业务帮助，包括各种形式的教会培训机构和援助机构，提升内地教区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三）健全专业技能培训机制
教会开展社会服务不仅需要热情和爱心，还需要专业技能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现状是，并非所有服务人员都有培训或再培训的机会，资金缺少是原因之一。对此，中国天主教会可以组织一些集中培训或者委托社会上的某些机构代为集中培训，以较少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成效。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在神学院校中，为在校学生开设相关课程或者为进修学生开设讲座来弥补。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还可以借鉴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如基督教青年会等的经验，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
（四）拓宽社会服务资金渠道
资金问题是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注册了的机构如进德公益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途径较多，而未注册的机构则较少。此外，养老院、残婴院的资金更显紧张，即使是在入住率较高的一些养老院也是如此。而注册问题的解决恐非一蹴而就，资金问题还需要教会和修会集思广益，开掘多条渠道。对此，辽宁教区、北京教区、沧州教区进行了一些尝试与探索。例如，辽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初期，多做一些耗资较多的项目，如打井、农业技术指导等服务。今后则准备以提供更专业化的、所需资金较少的服务项目为发展方向，同时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以使服务持续开展。针对现有养老院资金不足甚至困难的状况，该中心认为居家养老模式是一种更好的安老服务，可以在未来多做尝试。北京教区则从2001年起就开始尝试兴办实业，注册成立了“北京圣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教区房产的管理、开发、物业管理及圣物经营开发等，有利于教区的自养和发展。教会自养问题解决好了，其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不断发展。沧州教区一方面注重教产的开发和利用以增加教区收入，另一方面充分发动广大教友的力量支持社会服务，使教会社会服务越办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资金充足与否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有密切关系。仅从教友捐助一项来看，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教区的社会服务亦受惠较大，富裕教友的捐款为天主教社会服务提供了较大的帮助。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教友自身的收入较低，能为教区提供的奉献也很有限。因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与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前者为后者提供发展空间，后者有助于前者的更优化。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急速的社会转型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经历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二是体制转轨，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资源占有不均、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业问题严峻、城市人口流动量加速加大、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等，使某些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社会公平受到严重伤害，社会凝聚力松弛，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弱化，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呼唤中国社会服务的大力开展。天主教社会服务是中国社会服务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其服务对象不仅有信徒，也有非信徒；不仅有老人，也有儿童；不仅有弱势群体，也有普通社会成员。其开展服务的区域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不仅在教堂内，也在社区。其服务社会的善行不仅有助于塑造其自身良好形象，也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指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中国宗教社会服务迎来了又一机遇。我们相信，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尽管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随着教会自身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善，其社会服务事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并将对社会和谐做出更多的贡献。
①一会一团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② 国家宗教局.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经验交流会交流资料，2012年。
[1]张士江，魏德东.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2]晏可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天主教[EB/OL].（2007-03-21）.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zt/jiaodian/zgzj/zjgk/t20070321_220593.htm.
[3]天主教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途径[N].信德报， 2006-12-01（34）.
[4]张克祥. 关于宗教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考——以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例[J]. 中国天主教， 2008（1）：14.
[5]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圣神光照中国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五十年来的辉煌足迹[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343.
[6]市政协委员视察北洋医院[N].天津日报，2006-09-24.
（文字编辑：王才章 责任校对：邹红）
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单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在保障发展、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等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强力推进社区工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社区；思想政治；新格局
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单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服务群众等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社区工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必须下大力度抓，而且要抓好。
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对社区成员的思想、道德等加以有效引导，振奋人的精神、升华人的境界，使社区呈现出进步向上的精神趋势，也有利于党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了解广大居民的思想动态，及时化解矛盾，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二、构建有力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保证
一是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导向作用。进一步完善组织设置，按照“街道党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院（胡同）党小组”四个层级，形成以街道党委为核心，社区党支部为基础，社区党员为主体，社区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二是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群众服务组织体系。以围绕建设社区居民服务中心为着力点，引领社区居委会建立矛盾纠纷调解、文化娱乐、卫生保健、志愿服务、家政服务等活动小组，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切实解决社区群众的一些急难盼愿问题。通过真心服务，切实增强社区党组织在社区群众心中的地位，通过解决问题，有效引导群众提高精神境界，使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赢得群众、赢得人心。三是建立信息化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探索建立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将辖区各基层党组织设置情况、党员队伍基本信息、居民群众基本情况、弱势困难群体情况、驻区单位情况等录入微机系统，做到社区情况信息化管理，便于了解、掌握、管理社区日常工作。同时，可开设社区集就业、救助、安全、社会保障、卫生和计生、流动人口、党员服务等项目为一体的网站平台，从而实现网络化管理和服务。
三、让思想政治工作走进社区千家万户
一是抓学习。街道社区都是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的，社区干部、社区党员信仰坚定、方向正确、掌握政策、功底扎实，就能给群众解疑释惑，群众工作就好做。如果在思想上等同于一般群众，甚至还不如一般群众，就体现不出先进性，工作就没法开展。所以，日常中，要通过街道党校、社区党员活动室和远程教育网站等阵地，定期组织社区干部和党员学习有关政策知识，让党员干部，对党的道路、理论、制度真懂、真通、真信，形成行为上的自觉、自律、自励，这样才能对老百姓进行正面引导，输出正能量，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信赖党、拥护党、跟党走。
二是加强活动场所建设。社区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为居民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应该以社区办公活动场所用房升级达标、功能完善为重点，充分借助驻区单位、开发公司、物业的资源优势，重点做好新建小区和驻区单位闲置用房沟通协调工作，积极与城建规划、开发公司、物业管理部门联系，开展“共驻共建”和“结对联建”活动，把社区办公场所改造升级，打造成一个集办公、服务、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居民服务中心，使居民群众“小事不出楼，大事不出社区”，感受到社会的温馨。
三是抓活动载体。载体是工作的抓手。选好载体、丰富活动，能够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思想、智慧和力量有效地凝聚起来，形成氛围、激发活力，提升居民素质。特别是对于社区，工作难做，关键是人员松散、不好组织。这就更需要有活动、有载体，依靠这些活动和载体把党员、把群众聚合在一起，让他们在活动中有所学习、有所感悟、有所提升。通过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对下岗职工和困难党员、群众等弱势群体，采取优先安置、结对子和定期走访慰问等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开展“党员家庭户”挂牌活动，促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比如开展“卫生健康进社区”、“家长教育进社区”、“社区居民文艺联欢晚会”、“社区计生协会公开竞选”等各种主题教育型的、实践参与型的活动，让社区居民受到教育，也得到实惠；比如利用社区各种文艺队伍，大力宣传社区好人好事，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和事来启发、教育群众，使居民群众在参与活动中受到了教育，陶冶了心灵，增强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紧密结合社区群众新期待新需求，认真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查找问题和不足，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提高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参考文献]
[1]李长山.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人民论坛网，2014.
[2]赵国衍.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现实思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5.
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创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制，加大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课题。本文简单分析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及原则，并探讨了新时期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创新策略。
关键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体制创新
社区是社会各种利益、需求、矛盾的重要汇聚点，不论是作为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还是作为人们居住的生活场所，它的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都更加突出，而这些都使得城镇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政治性、群众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同时也突显了在新时期全面开展这一工作的必要性。
一、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及原则
（一）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提高人们的理论水平和整体素质，除此之外，他还包含许多组织工作和实践活动等。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指社区工作者为了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用党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装社区居民的头脑，对社区居民进行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以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活动。
（二）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
新时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从一定的原则来进行，以保证实践的顺利进行。把握其内在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继承性与创新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优势决不能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世纪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也只有改进和创新，才能保持它的生机；第二，借鉴性与发展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借鉴吸收和利用中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先进理论、制度和方法，发展适合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方法，同时，坚持借鉴与自主相结合的原则，才能把我党的政治优势与我国的優良传统以及国外思想教育的精华熔为一体，使创新健康发展；第三，全局性与系统性，新时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安排，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在重、点突破时，要选准切入点，找准关键点，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互关联；第四，预见性与实用性，，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更是着眼未来、面向未来的创新设计，因此更要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预见未来，解决好预见性与使用实性的统一问题。
二、新时期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创新策略
（一）建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整合机制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机制，是指社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的内在工作方式。从我国目前社区现状来看，应在党的城市工作重心下移和构筑“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管理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这样一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机制：以街道党工委为领导核心，围绕党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和目标，动员、帮助、指导、协调社区行政、所在单位、居民组织、群团组织等各方力量，各自发挥自身优势，根据自身职责和特点寻找结合点，共同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二）完善社区思政工作的长效工作机制
城市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以前传统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借助提高社区的各项具体功能，在城市管理的范围上开展的，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新形势的要求，因此，在我们的理念上，在我们工作的方法上，在工作的运行机制上，在管理上，都需要我们大胆革新，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子来。街道党工委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的作用，但决不能是一味的包办和代替，而是能够有效整合城市社区现有的各种资源，有效的组织城市社区的所有成员，通过多元化多样性的参与途径和参与体制，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思政工作的意识，在社区内形成人人参与的氛围，养成“共抓、共建”的意识和观念来为社区居民服务。
（三）健全社区思政工作资金运转机制和管理体系
信息化时代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硬件和软件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转变过去思政工作无力的说教模式，用以建立不同种类的新式，因此，就一定要增加投入支撑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摸索出了一些社区思想在工作的方法和路径，这个办法就是城市政府和城区政府都拿出一部分来，相關部单位和驻区单位也拿出一部分来，社区居民再拿出一部分来，慢慢形成合理规范有序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资金运转机制。在这其中的最大的一部分投入是来自政府的投入，在其中起着领导者的作用。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的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投资都吸收进去，让这种投入能够和本地区的财力一起增加，努力改革政府投入资金的途径，由单一的投入方法转向多元化的投入方法，使其慢慢成为一种制度，能够逐步变得稳定。
三、结语
总而言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它是思想政治工作与社区发展现状、形势保持一致的必然要求与选择，是执政党实现政治价值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增强社会适应性，积极响应社会，显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价值的需要，研究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必将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武晓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D].中北大学，2014.
服务社区工作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专业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原有的服务体系并得以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态度是重要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分别受两方面影响：就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而言，主要为“成本-收益”比较，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用”；就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而言，主要为“免疫应答”效应，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害”。二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决定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专业社会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区，并适当照顾社区管理者的自身需求，尽力争取社区管理者的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层“介入”。
关键词：成本；收益；免疫应答；社区管理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着起步较晚、后期发展充满曲折的特点。西方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才开设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课程。1952年我国高校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暂停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又重新恢复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这其中的断断续续，给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不强、被认可度不高。
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亦遇到重重困難，学术界与实务界也在不断探索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生存发展之路。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工作领域内存在两股力量——来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我国原有的（行政化的、非专业化的）本土社会工作；也逐渐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介入性发展观”和“内在转型观”。[2]但两者在专业社会工作地位方面的认知差异不利于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整合性发展。在结合当下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徐选国提出，以往关于社会工作的介入观只是权宜性策略，未触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核，而从介入系统向介入生活的范式转换才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应有之义。[3]王思斌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介入性发展是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介入”状态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介入。[4]除此之外，他还从建构论的角度指出，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介入性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而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员（主要是街道居委会人员）以及服务对象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决定着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展的过程。[5]
在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社区管理者打交道。社会工作项目的顺利运行和良好服务效果的取得，需要社区管理者的允许、支持和配合；如果社区管理者采取阻碍、排斥或其他不良态度，会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带来困难，并且难以保证最终的服务效果。因此，在探索如何让专业社会工作真正介入生活、发挥作用、走向更深层次的介入阶段，[6]就必须对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抓住社区管理者的心理，适当投其所好，如此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影响因素
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这个“外来者”时，一定会考虑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因为对于社区来说，专业社会工作并不是其本身就有的，而多数是以政府项目购买的方式进入的。一方面，很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仍然并不了解，专业社会工作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还是“新事物”；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到底能做些什么、能做出些什么，社区管理者也并不清楚，因此，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甚至有所疑虑。
在进行思考到做出判断的过程中，社区管理者无论最终对于专业工作介入的态度是怎样的，其背后的逻辑都是——在不影响现有管理过程稳定有序的基础上，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促进其所管理社区的稳定和发展能够起到真正有效的帮助与推动作用；有利于其作为管理者做出具有可见性和彰显度的管理政绩，且不会大幅增加其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
根据社区管理者的思考逻辑，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否能给其所管理的社区带来可见性的明显变化或创造出具有显示度（能够显示其治理成果）的“亮点”；其二，是否会给其所管理社区现有的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稳定运行带来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将通过“成本-收益”原理和“免疫应答”效应两个理论工具，对上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两个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成本-收益”原理是从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带来的变化；“免疫应答”原理是从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成本-收益”原理以及相关分析
社区管理者作为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中的“主人翁”和“责任者”，他们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的发展。因此，在选择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时，必然会考虑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再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如何选择更加合适、更加有利。在“成本-收益”原理分析中涉及成本、收益、“理性人”假设三个重要概念。以下对三个概念逐一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 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厂商的成本及收益的，主要涉及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指厂商将一定的资源用作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的最大收入；而生产成本，又可以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7]70。简单来说，“显成本”反映的是实际应用成本，是能够在项目中得到直接反映的，具有可直接计算的特点；而“隐成本”是由于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而造成的时间成本和转移成本，如领导的权威失灵造成的上下不一致、信息和指令失真、效率低下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不可以直接计算。
社区管理者在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成本时，与企业管理者是一样的，会将自身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最大化计算，会考虑到选择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错失的其他活动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付出的直接应用成本以及由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产生的隐性成本，以此来预估服务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带来收益。那么，在实际中各类成本又是如何划分的？比如，因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占用了时间或场地，社区无法开展其他一些商业宣传活动，从而错失了这些活动所能获得的宣传费或场地费等，这些间接的利益流失会被列入机会成本的范畴；社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直接应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场地、物资采购、硬件设备、配合专业社会工作开展工作所需的社区人员、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要的时间等，这些会被按照“显成本”考虑在内；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现有管理体系不熟悉，筹备和开展活动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或精力来沟通，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分工模糊、效率低下，社区管理者为开展服务活动付出的期待、耗费的心血，开展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做的前提准备，为弥补风险造成的损失所要付出的代价等，都会被社区管理者按“隐成本”考虑在内。
（二） 收益
在经济学中，“收益”被定义为，厂商或经济主体在某个经营期内通过销售、生产货物，提供劳务或从事构成主要经营活动的其他业务所形成的现金流入、其他资产的增加与负债的清偿。[7]75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收益”理解为某一活动或项目为主体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和好處。与生产成本相对应，收益一样分为不同类型。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给社区带来的收益既包括快速可见的、直接的部分，也包括潜在的、持续性的部分。在社区管理者眼中，快速可见的、直接的这部分切实利好包括专业社会工作活动的具体产出（在一定时期内开展了多少次服务活动、每次服务的活动时长是多少、服务总时长是多少、服务覆盖了哪些群体和多少人、形成了多少可见的文字或视频资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为社区带来了多少资源，链接到了哪些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支持，是否帮助社区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或场地支持；每次服务活动的开展是否顺利、服务对象对服务过程是否满意、接受了短期服务后的服务对象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善，等等。潜在的、持续性的这部分收益则包括：长期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对服务对象潜能的培育和激发，服务对象自决能力的提升；社区自我管理与居民参与氛围的形成；社区以及管理者经过长期积累获得的良好口碑；社会工作者为社区链接到的长期资源、建立的长期合作，等等。
（三） “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其意指作为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都体现着最优化原则。[8]简言之，“理性人”就是一个行为人在最大化某个目标，比如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等。[7]46这一假定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为利己动机，第二层意味着理性行为，表明个体都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在掌握足够信息时，会精打细算地进行决策。
因此，社区管理者也会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 “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对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用”的，所以单纯从“是否有用”这一角度考虑，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会是积极接纳的；反之，则“无用”，那么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则是消极排斥的。
（四） 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较为薄弱，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主要依靠政府购买，[9]政府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会涉及与街居权力主体间的复杂关系。朱健刚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行政权力体系时，专业权力会让位于行政权力。[10]现实中很多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发展中确实也面临着专业化与行政化之间的矛盾。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评估机制，也就是政绩评估方法。在没有行之有效且精准化的评估体系的前提下，政府一般选择具有新公共主义导向的绩效评估方法，[11]注重量化指标，通过对量的规定来实现对项目的监管和对工作者的评价。社区管理者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有着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社区管理者要在较短时期内做出可观的成绩，获得一定的成就。
因此，在现实中，社区管理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尽快使社区获得荣誉，这是其所最希望的，也是其普遍的心态。而专业社会工作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其专业成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以呈现。由此，便隐含着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三、“免疫应答”效应以及相关分析
免疫应答是机体通过免疫细胞及有关的体液因子发挥识别自己、排除非己，以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一种功能，是抗原性物质进入机体后激发免疫细胞活化、分化和效应的过程。[12]它包括三个阶段：识别阶段是免疫细胞对抗原分子的识别过程；活化增殖阶段是免疫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效应阶段是由效应细胞和效应分子清除抗原。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这一事件中，社区管理者即免疫应答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专业社会工作者即“抗原分子”。当专业社会工作者要介入社区时，社区管理者会遵循“免疫应答”效应的三个阶段逐步进行识别、分析、判断以及确定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之前，社区管理者首先会对“介入”的行为是否“有害”进行判断。影响判断的因素有：是否不清晰社区原管理体系下的工作流程和运作方式而因此带来工作上的麻烦，比如原有管理体系下服务项目如何申报、筹备、开展；是否模糊了原有社区管理体系下的各部门分工以及因此造成职责范围的交叉，比如原来是由计生、养老、妇联等各部门各司其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后造成责任范围的重合，导致“踢皮球”现象的产生，等等。如果识别的结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原有社区管理体系“无害”，则不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但如果识别的结果为“有害”，则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社区管理者会通过原社区管理体系内部的活化、增殖、分化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效应，将想要介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排斥在外。
在这里仍要提到“成本-收益”的分析。在“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和判断过程中，社区管理者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也包括在内。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硬性“介入”即便是“无害”的，但如果不能“有用”，也同样会启动“免疫应答”模式。因为花费了一番功夫，最终结果却无二致，这不符合“理性人”的选择。此时，社区管理者的态度要么表现为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要么表现为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
四、“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共同影响下社区管理者可能出现的态度
（一） “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的主次关系
前文提到，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会有两点反应：一是有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到底有什么不同？二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仅如此，作为社区管理者，政府每年都会对其进行考核，其中有很多是硬指标。因此，他们不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变化是可感受的，更希望是实实在在可见的，是有显示度的。这也正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与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创造或者协助社区管理者创造出“亮点”，那更是社区管理者所希望的了。至少，要能在政府对于社区管理者的硬性考核指标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发挥直接性的作用，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挥的作用越显著（即越多且越大），就越能够受到社区管理者的认可、肯定、赞赏和欢迎。这是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所考虑的最根本，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相对来说，“成本-收益”原理又是最主要的，“免疫应答”效应次之。但二者均是决定社区管理者态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 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可能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定了“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并不是孤立作用的，在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决定中，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高度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成本-收益”所做出的评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用”的判断，而基于“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则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害”的判断，两者同时作用而产生的态度结果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组合情况（见表1）。
1.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且“无用”的
社区管理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既“有害”又“无用”的。这就说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影响了社区原有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对社区管理体系的有害入侵；同时，社区付出的成本是大于专业社会工作为社区带来的收益的，“介入”的行为对社区的建设、运营、发展无利。这时，社区管理者会发起“免疫应答”效应的作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对社区无利的情况下，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会采取果断的排斥态度。
2.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但“有用”的
當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有害”时，出于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的考虑，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从社区的建设、运营和发展的角度看，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又是“有用的”，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接受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二者对立的情况，这时社区管理者会产生犹豫和纠结，最终的态度并确定，需要进一步考虑。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管理者自身意志的主观因素和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两方面。
从社区管理者的主观意志方面看，如果社区管理者更注重社区的发展，不在乎为取得发展而适当改变管理体系，认为这是社区管理体系的一次完善，那么可能会采取接受的态度；如果社区管理者不愿意为社区的运营和发展牺牲原有管理体系，认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得不偿失，那么可能会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采取排斥的态度。从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方面看，由于“成本-收益”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只要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可见性变化足够大或者产生“高亮”，满足其行政目标的需求，那么社区管理者也会采取接受的态度。
3.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但也“无用”的
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无害”，但“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是“无用”时，由于“成本-收益”原理是更主要的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依然会采取“免疫应答”模式，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持大体上拒绝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存在两种更加具体的情况。
一是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既无害又无用，介入与否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社区并没有任何收获。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保守和功利，则会秉持“费力不讨好” “不想白费功夫”的心态，认为完全没有“介入”的必要，选择直接拒绝。
二是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无用”且“无害”的结果并不会对社区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确实想要在社区做一些尝试也未尝不可，两者可以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表面共存。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开放和宽容，则会秉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认为没有必要强硬地驱逐，这反而会耗费精力，不如由之任之。
虽然这种态度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但本质上都是拒绝的。在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也一样不会得到社区管理者的任何接受和支持，不可能融入原有社区管理体系。而社区管理者的态度究竟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受社区管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即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问题。
4.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的
只有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时，它对社区管理者而言才是只有好处、没有威胁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才可能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直接持接受的态度。但在“接受”中，仍有消极接受和积极接受之分。
一是接受但边缘化。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为了获得收益，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但又因为对这种收益的依赖性不高，或者出于两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管理者）原是不同体系的这种隔阂等其他一些主观原因，存在“领地意识”的心理，不愿意在社区管理中与专业社会工作分一杯羹。因此，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接受和简单的活动配合，在更深层次的交流和融合上，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是边缘化的。
二是接受且深层介入。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认识到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给自己的巨大收益，对专业社会工作也持包容、友善的态度，希望能够打破不同体系之间的壁垒，与之合作，相互融合，建立起新的社区管理体系，共同助力社区的建设、运营与发展；同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也积极主动地融入社区。两者均以社区的长远发展为第一要义。
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究竟是选择边缘化的接受还是深层介入的接受，取决于社区管理者主观上的心态开放程度和视野开阔程度以及客观上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有用”程度。
五、关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建议
以上分析了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社区管理者会秉持的态度。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获得社区管理者对自己的接受和支持，怎样才能够更好、更深层地介入社区呢？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尽可能地给社区带来明显可见的利好，满足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需求，主动适应社区现有管理体系，帮助社区管理者加深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是重要突破口。以下是笔者给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一些建议。
（一） 在设计社区项目时采用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的方式
短期项目是指那些时长短、收益可见度高的项目。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社区开展的一些定期活动，类似知识讲座、节日庆典等。这类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可以定期开展，每次活动开展所需时长较短；产出快速可见，每次活动都可以形成文字、图片或视频资料；并且有具体的表现形式，短期内可通过传播形成口碑。长期项目是指那些发展性的、成长性的、持续性的项目。这类项目需要长期的服务和较为大量的投入，虽然成效不易见，但长期来看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假如只在社区开展短期项目，可能会存在服务趋于形式化、浮于表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等问题；但如果只开展长期项目，一味追求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的话，那么可能会面临社区管理者出于“成本-收益”比较考虑的排斥。因此，如果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能够充分、深层介入社区，就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要合理设计项目方案，将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开展短期项目，运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平衡社区管理者的“成本”与“收益”，这样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取得社区管理者的支持；开展长期项目，树立一些发展性的长远目标，以追求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抓住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现有体系下社区管理者在“成本-收益”計算中的矛盾点，关注和理解社区管理者的一些行政化需求，这样则既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又可以达到良好的长期服务效果，最终取得双赢。[13]
（二） 注重资源的积累以及对所“介入”社区的资源链接
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资源链接者。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意识与能力，[14]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应保持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习惯，进行长期的储备，包括：人际交往、专业知识、资金、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等，使自己能够带动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位优秀或者说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
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服务活动时，需要这些资源的支持。假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链接到更多种类、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资源，就可以为所要“介入”的社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因为专业社会工作者自身所携带的资源较为充足，那么所需要社区本身提供的资源则相对较少，这样也会减少社区付出的成本。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社区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可能更“有用”，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得到社区管理者的接受和支持。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是清醒的“理性人”，因此，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是成功合作的关键。在“介入”社区时，空口承诺是没有说服力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以自身能链接到的资源为筹码，让社区管理者切实感受到自己能为这个社区带来的利好，这才是最可靠的合作方式。另外，在列举资源时，还需要考虑社区管理者的内心需求，要以对方的实际需要为主导，而不是以自我主观意志为主导。这样，当社区管理者提出需求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便有能力将对应的资源链接到位。比如，某一社区的问题主要是养老方面的，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列举资源时就要侧重养老服务方面；如果社区需要一些资源或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服务、提高社区的知名度等，则可以链接相关媒体、电台、报社等，做到“有求能应，有求必应”。
（三） 主动适应社区管理体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对“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者对于现有社区管理体系适应是影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社区现有的管理体系中，社区管理者是有层级划分的，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15]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对这两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现有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可能存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而与高层管理者之间存在的直接竞争因素更少一些，更多的可能是因基层工作人员的替换造成管理不便、工作效率较低等。
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提前主动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寻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16]否则很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这会大大增加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难度。笔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拉拢”一方，从而使自己不会腹背受敌，尽可能减少来自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排斥。显然，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更多的直接冲突，而与社区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友善一些。一般情况下，社区高层管理者更有远见，更看重社区福祉，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服务、带来福利的方式获得社区高层管理者的支持。除此之外，专业社会工作者还要厘清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运作程序，最好可以使自身完整地融入，甚至替代某些部门的职能和作用，使社区高层管理者对自己的介入无后顾之忧。
（四） 專业社会工作主动宣传，树立自我形象，学会市场营销
专业社会工作面临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被公众所了解。社会工作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专业，在我国被视为冷门专业，大多数人不了解什么是专业社会工作，不知道专业社会工作在做哪些事情或者能为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短暂并且不连续的发展，以及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与我国社会原有的一些行政化、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产生的交织，使大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界定更加模糊。[17]因此，我们需要纠正或改变大众的传统看法，让真正了解专业社会工作的人积极参与宣传，学习市场营销的思想方法，在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18]向大家传递出真实的专业社会工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宣传和主动出击。
专业社会工作者要充分了解自身、挖掘自身潜能，知道自己可以为社区做什么事情，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同时，专业社会工作也应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自己，[19]比如，可以利用具有跨时空宣传优势的大众传媒。专业社会工作可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拍摄宣传片、微电影、电视剧或者短视频等视听结合的方式，宣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服务领域、伦理守则、价值观等，还可以宣传一些感人事迹、模范先锋，树立良好的专业形象，以此增进人们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使人们在需要时能想起社会工作。这样可以提升社区管理者及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信任，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可、接纳社会工作，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取向上又增加了一层信任保障，从而使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更加容易和顺利。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20]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单元，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纯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已成为必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其中，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尤为重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以社区为本，以推进社区的自我提升与发展为职责，并且具有整合各方资源、平衡多方利益的能力，理应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需要社区管理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专业社会工作深层介入社区，明确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促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Regulator
XU Hua， ZHAO Yuxiao
（Colleg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Key words： cost； benefit； immune response； community regulat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