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跨境旅游是促进不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不同种族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贸易伙伴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我国对外旅游出口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上从规模和结构入手，分别研究国际旅游收入发展趋势、主要的客源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研究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由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国际旅游 竞争力 回归分析 建议
1 入境旅游发展状况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升，在全球排名升至第15位。从具体指标来看，中国的文化资源（第1位）和自然资源（第5位）排名领先。报告称，目前，旅游业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份额超过10%，同时全球每10个工作机会中就有1个来自旅游业。但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晚，随着推动国际旅游业务政策的实施，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旅游服务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规模最大的项目，2009年之前我国对外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平衡服务贸易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我国旅游服务出口39.7亿美元，进口43.7亿美元，首次出现了逆差现象，而且近几年其逆差额有增大趋势，可见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由统计年鉴数据（本文数据都来源于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我国旅游收入总额从1994年至2014总体平稳增长。受经济形势影响，在2003年和2008年有微小波动；1994年国际旅游收入72.23亿美元，2014年国际旅游收入569.13亿美元，其增长了7.88倍；20年间国际旅游边际增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由年鉴数据整理还得到：广东省国际旅游收入直位于全国第一，而且其国际旅游收入远高于其他省份；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東部沿海省份，比如上海、福建、江苏等城市20年间一直稳居靠前，云南和陕西的国际旅游收入高于其他中西部地区；同理，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和沿海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我国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名次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笔者通过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进一步得到：从1997年至2015年间入境旅游人次基本处于增长趋势，1995年～2000年有较快增长，2005年后入境旅游人次边际增长降低；同时可以看出，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入境旅游所占比增长了约50%，2000年后保持稳定状态；在入境旅游来源中港澳同胞占据了很大比重，而外国人和台湾同胞占得比重较小；还有就是，中国入世以来，外国游客人次和所占比重都有小幅度增加。
上文分析了入境游客来源，接下来主要分析在外国人中，其他各国和地区入境来源情况。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中，韩国来我国入境旅游比重达到21%，日本、美国分别占为12%和10%紧随其后；在各州比较中，亚洲、欧洲、北美洲对应占64%、19%和11%。
2 影响国际旅游收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建立
随着经济地发展，我国GDP的增长，其内生发展需求是否刺激国际旅游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来华入境人次不断增长，相伴增加的旅行社数和星级饭店是否和国际旅游收入有关系？本文以此选取国际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Y、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分别为自变量。其相关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14年），探索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由于所用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并用EG两步法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首先回答国际旅游收入、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是否为平稳序列，及考察其单整阶数。
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0.38868、-3.0522、-2.6666，t检验统计量值-0.9287大于相应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国际旅游收入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
为了得到国际旅游收入序列的单证阶数，检验中首先做一阶单整。同样用eviews分析，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28252、-1.9662、-1.6050，t检验统计量值-1.6000，还是不能拒绝H0，是非平稳序列。
根据需要做二阶单整，其结果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719、-1.9740、-1.6029，t检验统计量值-7.6317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国际旅与收入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Y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即SR～I（2）。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检验得到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也是二阶单整，即SR～I（2）；检验得到旅行社数量为平稳序列；检验到商品销售和游览娱乐为一阶单整，即SR～I（1）。
为了分析可支配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星级饭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首先做5个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根据eviews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写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1724lnGDP+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回归残差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3.1535，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国际旅游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及星级饭店存在协整关系。
2.2 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由eviews分析结果可以得到：R^2=0.9922， R^2=0.989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F检验：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5和n-k=13的临界值F=2.43。由分析结果得到F=414.0861，由于414.0861>2.43，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GDP”、“民航收入”等联合起来确实对国际旅游收入总值有显著影响。
（3）t检验：分别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临界值t=2.1604。由分析结果可得，除了GDP、民航收入对应的t的绝对值小于t= 2.1604，其余解释变量都大于t= 2.1604。这说明在显著水平0.05下，常数、自变量6的系数、自变量7的系数、分别都应当拒绝原假设。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 “住宿餐饮”“星级饭店”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当给定显著水平0.05时，由于自变量1系数和自变量3的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1.7289、1.9447其绝对值小于t=2.1604，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GDP”和“民航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当给定显著性水平0.10时，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的临界值t=1.7709，表明0.10的显著水平下，“民航收入”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而GDP的t值为1.7289，无论在0.05还是在0.10的显著水平下t值均小于对应的t=2.1604和t= 1.7709，所以“GDP”对“国际旅游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结论从分析结果中的P值也可以判断，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对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显著。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为0.0738，小于0.10，表明在0.1 0的显著性水平下，“民航收入”“国际旅游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此时建模过程结束。最终得到模型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4）通过spss采用逐步回归策略筛选得到的共线性诊断结果。针对最后拟合的模型3，最大特征值为3.831，其余依次快速减小，其它各个条件指数均不大，可以认为多重共线性较弱。
3 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文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我国国际旅游出口是对外服务出口贸易中最大的项目，但是我国对外旅游服务区域发展不均衡。据此，我们应继续坚持对外旅游服务的方针，发挥它对出口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再者，对全国国际旅游要统筹兼顾，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的规划。对于东部省份重点加强与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对于中西部地区应从依托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扩大宣传吸引国际游客旅游，同时，中西部地区要把握时机，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等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第二，我国国际入境旅游客源构成有地区集中，全球遍布的特点。由上文可以看出港澳同胞在国际旅游客源构成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与我国“一国两制”政策、区位优势有密切关系。对于外国和地区，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入境旅游占据很大比重，这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对此，我们应该继续鼓励大陆和港澳同胞、两岸同胞友好交流，增进经济合作，保持与邻国的伙伴关系，积极寻求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交流。最后，政府应简化入境手续，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问题，刺激国际游客入境旅游。第三，构成国际旅游收入的各因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影响国际旅游发展中一些相关因素不容忽视。因为入境旅游，所以游客对民航的选择大于铁路、轮船等，我国应该提高航空服务水平，打造优质的航空环境，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同时，在内陆地区发挥我国高铁优势，提高我国对中亚、西欧地区的国际游客的运输水平。再者，我国应坚持旅游服务创新，在商品销售、游览娱乐方面提供优质、中国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当然，还要重视划涉外饭店和国际旅行社的建设，培养国际化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满足游客在住、行、食、游、娱、购的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我国国际旅游水平。最后，我国政府应加强国际旅游法制体系建设，确保旅游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使游客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提升我国大国形象。总之，国际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国内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国内需求增长能带动创新、增加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量。所以，我国更要不断提高本国生产力，由生产力需求刺激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1] 王静.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響因素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4.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现状，自2007年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以来，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合作进程加快，在旅游、运输和交通服务贸易一体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在技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领域的合作不足，双方应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大在金融、保险、通讯等领域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动自贸区一体化的建设。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各国的服务贸易活动日益频繁，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也持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造全球化逐渐向服务全球化转变，历经过渡期以后，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进入服务全球化时期。
一、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一）服务贸易规模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谈判始于2002年，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从2002年以来，双方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并相互实施全面降税。早期收获计划的顺利实施，货物贸易实施零关税，使中国与东盟度过了经贸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随着中国和东盟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自贸区内货物贸易的迅猛发展，双方对服务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
图1服务贸易总额
由图1可知，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总额从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趋势，在2009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又保持上升的趋势，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171亿美元，东盟为6111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6.2%和6.1%。
（二）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利用2014年的中国和东盟各服务部门在总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数据来分析，由图2和图3可见，中国和东盟的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较大，其中东盟的旅游服务贸易比重达到35%，中国为24%；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通信、建筑在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均较低，可见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结构比较相似。
图12014年东盟各服务部门在总服务贸易出中的比重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出 图32014年中国各服务部门在总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出
二、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呈现出的特点
（一）中国东盟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缓慢。独特的“东盟方式”实现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平、合作与发展。在其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东盟这个区域性组织内部缺少一个像欧盟一样强有力的国家或者组织领导东盟10国，其组织比较松散，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大都是和东盟内单个国家分别签订条约，势必加大谈判的成本和降低效率。由于没有超国家组织，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签订条约的实施也打折扣。中国东盟自贸区内部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不健全，使得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发生的摩擦和问题无法及时有效的得到解决。这一系列不利因素降低了中国东盟双方服务贸易合作的进程。
（二）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东盟内部也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各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各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不足，相似的贸易结构使得双方贸易具有竞争性。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显现了出来，中国应积极开展和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部门转变，使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形成差异化，从而更好的促进双方的服务贸易合作。
（三）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壁垒很高。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总的服务贸易壁垒，中国与东盟各国承诺无限制开放的比例为20%以下，部分开放或未承诺开放的部门比例达到80%以上，大部分国家的市场准入壁垒高于国民待遇。分部门的服务贸易壁垒程度不一样：旅游、通信、建筑等服务贸易部门的壁垒较低，教育、娱乐文体、运输等服务贸易部门的壁垒较高。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分析
中国与东盟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海域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相通，与泰国、柬埔寨水路相接，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所以中国和东盟应抓住区位优势，加强互联互通建设，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服务贸易的合作。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是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东盟正在大力实施《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各有关方应了解该《规划》，提高合作效益。在未来的合作当中，双方应进一步降低服务贸易壁垒，降低外方出资比例的限制，扩大双方在服务业的投资与合作。
中国-东盟自贸区属于南南型区域合作，市场潜力巨大。自贸区建成五年来，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快速发展，除敏感产品以外，中国与东盟93%的产品已经实现了零关税，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合作不足，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东盟应顺应时代潮流，提高双方服务贸易水平，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分工，在保持中国和东盟原有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前提下，提高双方服务贸易的互补性，扩大在金融、通讯、保险等领域的合作。（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贸学院）
参考文献：
[1]叶刘刚、白福臣、尹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变迁：1992-2012[J].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
[2]魏民.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问题与方向[J].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3]蒋冠、霍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潜力——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2期
[4]汤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5年中期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在全球注重发展服务贸易的浪潮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内形势下，京津冀服务贸易如何才能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条件。同时，三个地区在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中，要根据自己的优势产业来定位，最后京、津、冀还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建设交通网络、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来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引言
21世纪以来，以现代化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区域和控制中心，我国的都市圈起步较晚，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初级阶段。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题汇报的召开，使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京津冀地处环渤海经济区域带，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优势，但长期以来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缺乏发展后劲。在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对于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2008）提出，未来应培育石家庄成为区域性、以陆路物流为主的物流中心。马春梅（2009）认为，河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是深度挖掘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大河北服务出口的比较优势。杨召东（2012）认为，天津服务贸易出口的优势部门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的传统领域，而保险、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型的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王红丽（2014）认为，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建议京津冀三省专注于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根据查阅的资料来看，我国目前对于北京服务贸易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对于天津、河北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少，而对于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少，本文希望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明确京津冀三个地区在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希望为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京津冀服务贸易现状
（一）服务贸易规模
北京市服务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从2003年的162.2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 000.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5倍之多，除了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服务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外，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都在逐年增长。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为1 000.2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445.1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额为555.1亿美元。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21.25%，占北京市对外贸易总额的24.5%。
天津服务贸易从2006年的110.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88.4亿美元，增长了70.6%，2014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173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为99.64亿美元，同比增长45%;进口为73.45亿美元，同比增长1%。
河北省相对于京津是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起步晚，规模较少，但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河北省201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5.45亿美元，同比增加36.97%，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8.18亿美元，进口额为27.27亿美元。
（二）服务贸易结构
2003—2012年，从这十年数据来看，北京市服务贸易以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这3项为主，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0%左右，同时金融、专利、电影音像等新兴行业的服务贸易总额占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绝对数的增长是明显的，2012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89%、26%、45%，同时这些行业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3年天津服务贸易12大领域中，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五大类进出口额合计占全市服务进出口额的92%。其中旅游排名第一，占比达28%。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等新兴领域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2013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150.1%、224%、51.8%和705%。
由于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等特点，河北省服务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领域中，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以及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等行业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对金融、信息等新兴的服务贸易投资较少，导致服务贸易的结构不合理。
二、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 京津冀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梯次性特征，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具备发展金融服务、保险、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等新兴服务贸易的条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位于我国的前列。天津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天津港，凭借着港口优势，天津的运输服务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我国的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河北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其一大优势，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方面发展迅速。京津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这也为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京津冀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在协同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可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
京津冀是一个拥有着1.2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的经济区域，其市场容量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比例超过了1/10，具有良好的服务贸易合作基础。北京正处于服务贸易转型期，正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向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转型，这期间必将伴随一些传统型服务贸易的外溢，这就为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北京可以将一部分传统服务贸易转移到天津和河北，集中资金和技术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天津和河北承接一部分北京的传统服务贸易，来实现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优化，通过推动产业转移，可逐步实现三地互利共赢。
三、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
（一）北京作为核心，着重发展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协调区域合作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京津冀中发展最快的地区，理所当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各种高水平的会展、演出在北京举办，媒体、版权服务和影视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北京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北京是许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科技机构的聚集地，创新能力全国领先，同时汇集了大批各专业的人才。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北京市应着重发展金融、信息等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时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合作中充当贸易创新的尝试者，创新服务贸易模式，开拓新兴市场。北京在汇集服务贸易发展资源的同时应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以本身强大的实力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引领天津和河北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协调区域合作，达到区域共赢。
（二）天津着重发展物流和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
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物流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拥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天津应充分发挥其港口城市的优势，着重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资源流动提供便利。将北京商品市场流量大的特点与津、冀两地货物周转的优势结合起来，三地在物流运输方面联手，推动天津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现代物流中心，则既能促进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能带动全国运输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
天津是首批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并先期跨入了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行列，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的目标，天津应着重发展服务外包，扩大在岸外包业务规模，同时推动离岸业务的增长，提升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
（三） 河北大力发展旅游、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服务贸易
河北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且相较北京、天津来说劳动力成本较低，河北省现已拥有众多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等建筑业企业，拥有多个国家、省级劳务基地县。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方面，河北省拥有规模和盈利方面的较大发展潜力，而且能够带动国内技术、设备、材料的出口。
河北本身也拥有自己特色的旅游资源，河北省可以利用独特的海滨海岛、坝上草原、长城文化、温泉湿地等优势资源，与北京、天津联合发展“大旅游圈”，形成一线式旅游服务，进行京、津、冀旅游产品的差异开发和错位发展，使三地旅游优势互补，优化旅游产品空间结构，全面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还能够缓解北京假期的旅游压力。
四、推进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对策
目前京津冀的合作交流大多都处于初级阶段，区域合作的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要从政策上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践行，引导京津冀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交通先行是重点，国家已经在积极进行京津冀的交通网络建设，对京津冀交通的规划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多个方面，目前连接北京和河北的城际公交已经开通，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正在建设中。交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还将为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合作带来便利，为京津冀联合发展运输服务贸易奠定基础。
北京在服务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中，要带动津、冀两地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明确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三个地区的效益，在京津冀的联合发展下实现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进步。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新冠疫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反复，国际服务贸易对中国产业的影响逐渐增加，其中不仅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通过分析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创新型技术对服务贸易的引领和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可以得出中国服务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遇多于挑战，深入探究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我国服务业的结构，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趋势，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技术创新;数字经济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供给与需求都遭遇较大冲击，但疫情也催生了大量“在線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后疫情时代，如何把握好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使之成为提振国际贸易和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一、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有别于货物贸易，整体影响较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有别于货物贸易，呈现一正一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服务贸易是高度依赖人员等要素国际流动的贸易形态，各国为防范疫情加强出入境管制措施，传统服务领域尤其是旅游业成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2020年1-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5144.3亿元，同比下降13.2%。但是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的敏感性和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据世贸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零售、卫生、教育、电信和视听等行业更加注重在线服务，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这类服务业及其贸易对连接供应链和促进商业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二）各细分领域影响不同
疫情期间，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提供方式所受影响较大，尤其是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服务贸易也构成一定不利影响，部分跨国公司可能调整、缩减在华投资或生产;新兴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相对可控，有的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跨境支付。
境外消费特别是出国旅游影响严重。出国旅游是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2020年由于疫情防控对于人员流动的直接限制，不仅旅游消费需求锐减，旅游服务的跨国供给能力更显不足，旅游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严重。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11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9371.6亿元，下降47.8%，其中出口下降50.8%，进口下降47.4%;剔除旅行服务，前11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2.2%，其中出口增长4.6%，进口基本持平，可见本次疫情对旅游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自然人移动受到严格限制。整体来看，疫情期间中国出入境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自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陆地口岸、海港、空港入境日均12万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八成多。此外，技术密集型或者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比如工程、教育、技术服务等部门，在疫情中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外派劳务人员都大幅下降。随着疫情在中国的平息和稳定，中国出入境限制逐渐放开，传统形式的服务贸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商业存在所受影响较大，但目前恢复情况良好。疫情期间，大量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受阻，然而大部分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尽管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中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反弹，他们对公司在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相关条例的实施，大幅压缩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优化了外商投资环境。对金融机构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限制正在取消，沪港通、债券通等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也在扩大，外国资金流入未来将大幅增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更温和适宜的土壤。
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受影响较小。后疫情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展览、线上旅游、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等新兴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应用和普及。据报道，2016年以来，数字化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比重稳步提升至50%以上，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相关跨境交付服务贸易业态增长迅速。据统计，2020年1月-11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望未来，大数据、信息技术、5G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对我国服务贸易生态造成较大改变，云办公、云娱乐、云教育等将进一步普及，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将在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一）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结构将更加优化
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快60%。WTO数据显示，按收支平衡（BOP）方式统计，197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占比仅为9%，2017年该比重上升为23%，预计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在2030年将上升为25%，并且电子商务可能刺激1.3-2.1万亿美元的增量贸易。此外，信息技术、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将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国际贸易从劳动力主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的技术比较优势转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
（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一方面，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成为企业获取全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价值增值环节将继续向生产前的研发、设计阶段与生产后的市场嵌入服务阶段转移，整个价值链条中，服务增加值将日益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带来服务要素的不断提升，将带动研发、金融、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的服务竞争。另一方面，服务对各大产业的整合提升作用也越发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产业黏合剂作用更加突出，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型组织方式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对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技术创新有望成为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跨越了服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为服务业全球拓展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使得教育、健康、医疗、文化等传统不可贸易的服务逐渐变得可贸易，服务贸易种类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例如，疫情期间催生了大量“在线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大幅刺激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医疗健康等服务需求和供给，加速了传统服务贸易由线下经营向“互联网+”线上模式的转变。未来，随着新一代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还将持续改变信息通信服务的提供方式，推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支付方式产生变革，数字技术与零售、娱乐、出版、休闲、金融、卫生、教育等行业的融合将日益加深，并衍生出更多服务新业态与新模式，从而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的新领域和新内容。
（四）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
随着服务业业态的大幅拓展及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全球国际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逐步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据WTO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大概有290项特惠贸易安排，其中服务贸易内容占了近一半。并且，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在各国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著，已成为贸易战略竞争、贸易规则竞争、贸易利益竞争的核心，也是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新版图的关键因素，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市场准入、边境后措施、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重要议题，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成为签署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服务贸易是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长期来看，我国服务需求市场广阔，未来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鼓励服务贸易现代化转型，实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齐头并进，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和贸易增长。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顺应了由“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偏好升级，服务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主力。旅游、医疗服务、快递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都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服务业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国内服务业的成长将进一步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而国内消费升级的旺盛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海外高端服务的进口。
（二）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服务贸易释放新的发展空间
我国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其中服务业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202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并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展至28个，试点内容也在前两轮基础上“全面深化”。我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国内服务业规则改革等领域的持续改革开放举措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有效促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持续推进、势头良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我国经济富有活力，科技创新实力较强，旅游与教育资源丰富，在计算机信息、通讯、金融、建筑等领域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一些领域也具有比较优势。中东欧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同时人力资源素质高、成本相对较低，信息通信等行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较强;东盟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港口运输领域较为发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将持续深化拓展，成为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数字贸易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引领全球贸易的升级迭代，贸易方式与贸易对象的数字化逐渐成为新趋势。从具体的领域看，数字贸易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通讯、云计算、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服务，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等數字内容服务以及通过数字交付的服务外包等三大类。数字贸易将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服务贸易将日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也逐步明显。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占整体服务贸易比重达25.6%。贸易顺差约为1873.9亿元，同比增长46.1%。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四、发展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一）着力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努力提升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尤其是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重。二是要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降低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在保持制造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优势的基础上，明显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二）加强公平竞争、减少壁垒的政策措施
一是强化服务业领域的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比如，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少选择性补贴、投资补助等举措，建议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更多采用普惠性减税、政府采购、消费者补贴等手段，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强化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二是清理并大幅削减服务业领域边境内壁垒。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引入相关发达国家对旅游娱乐、体育养老等重点生活性服务业的管理标准，并实现资格互认;建议全面推广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负面清单外的境外企业在我国提供相关服务，逐步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市场监管等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抓住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机遇
鼓励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数字服务贸易。疫情催生了一大批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网络办公、视频会议、大数据分析、云服务等领域发展迅猛。因此，要积极挖掘具有“零接触”特征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广泛应用移动互联技术，拓宽线上服务贸易边界。利用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大数据营销、电子支付、网络广告等数字服务贸易。
（四）加快推进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
在疫情冲击下，以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为目标，推动形成双边多边贸易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新机制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全面增强。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应提前谋划，找准相关协定给本地区和企业的服务贸易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新局面，同时要提高对区域服务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变化的认识，提升本地区内可能面临风险的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二是尽快实现关键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新突破。建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率先打造中韩自贸区升级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还要逐步推进双边服务标准的对接、服务市场的融合。
五、结语
后疫情时代，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经济强劲复苏，给全球服务贸易的扩张带来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产业深度融合引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产业链重构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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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旅游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更是“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工作重点。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中国旅游发展的异质性减贫效应。1996—2017年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困减缓具有积极作用，而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对贫困减缓有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呈现“U”型特征;随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程度的加剧，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减弱。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东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不断增强，中部地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V”型特征;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关键词：旅游发展;贫困减缓;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效应
作者簡介：徐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E-mail：807211542@qq.com ，北京100872）;黄柳君，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与国际服务贸易（上海 200093）。
旅游业所具有的产业关联性已得到广泛认可，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贫困减缓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作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17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10.4%，提供了3.13亿份工作岗位，占全球工作岗位的9.9%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TTC）：《2018旅行与旅游全球经济影响报告》。。随着旅游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旅游业和经济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因其可产生外汇收入、吸引国际投资、增加税收、减缓贫困等赵磊、方成、毛聪玲：《旅游业与贫困减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页。，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重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17年贫困率已降至3.1%，低于全球水平，对全世界人口的减贫贡献率超过70%张原：《“中国式扶贫”可输出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85—200页。。其[KG（1x]中仅通过乡村旅游一项，中国已带动1 000万（占贫困人口比重超过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世界旅游联盟：《世界旅游发展报告2018——旅游促进减贫的全球进程和时代诉求》，（2018-09-25）[2019-12-26]，http：//www.ctaweb.org/html/2018-9/2018-9-25-14-58-30700.html 。。因此，旅游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及减贫作用突出的产业，在中国的减贫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即将完成，国家进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期。探讨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旅游发展有机衔接，对于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有着重大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因研究区域和研究时间段的不同出现显著差异。然而在旅游减贫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结构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产业结构变迁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赵磊、方成：《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旅游学刊》2017年第4期，第20—32页。。为此，本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全面考察和分析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这对于促进旅游减贫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 文献综述
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均会改变贫困人口的数量与程度，但其作用机制和改变方式较为复杂。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
（一）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
旅游业可通过为贫困地区注入外汇、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和提升福利等传导途径来直接减缓贫困Sugiyarto G， Blake A， Sinclair M T. Tourism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dones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pp. 683-701.。Kevin认为通过价格和政府收入渠道等，旅游业可有助于减少贫困Kevin X Li， M Jin， W Shi.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 critical review.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26）， pp. 135-142.。Banerjee实证研究发现旅游投资使海地南部地区失业率由26%降至23%，贫困率下降了1.6%Banerjee O， Cicowiez M， Gachot S. A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public investment in tourism ： An application to Haiti.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51）， pp. 157-173.。然而，旅游发展并非总是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作用，经济漏损、生态环境破坏和“旅游飞地”等问题的存在，使旅游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相对贫困。Sharpley认为对于一些极端贫困的国家，人均收入随着旅游发展而不断降低，贫困人口比以前更为贫困Sharpley Richard.Tourism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Gambia.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9， 12（4）， pp. 337-358.。Wattanakuljarus发现泰国旅游业的扩张削弱了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贸易部门的盈利能力，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Wattanakuljarus A， Coxhead I. Is tourism-based development good for the poor？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for Thaila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8， 30（6）， pp. 929-955.。
此外，旅游业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受其他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赵磊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技术，发现旅游业和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旅游业可显著减缓贫困赵磊、方成、毛聪玲：《旅游业与贫困减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页。。张晨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旅游减贫效应的发挥受地区经济、交通、产业环境的制约张晨：《旅游业促进贫困减缓（TLPR）假说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2017年。。郭鲁芳研究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旅游资源禀赋和不同交通便利程度下中国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郭鲁芳、李如友：《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年第6期，第81—91页。。
（二）产业结构与旅游发展、贫困减缓
从减贫路径上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并不会无条件惠及穷人盖凯程、周永昇：《所有制、涓滴效应与共享发展：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95—115页。，其减贫效应的充分发挥与当地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这使得单纯依靠经济发展推进减贫的思路亟待转移到综合考虑旅游发展及产业结构影响以促进减贫的方向上来。
经济增长能对贫困减缓发挥影响力，但在经济增长的多元化减贫机制中，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异质性。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效应不同，若经济增长集中于贫困群体难以受益的产业部门，那么将会抑制贫困人口所得，甚至会扩大贫困群体的范围郭劲光、俎邵静：《参与式模式下贫困农民内生发展能力培育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7—127页。。目前不少学者对产业减贫的异质性效应进行了实证探索李东坤、尹忠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城镇减贫效应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0—112頁。。Montalvo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减贫的关系，认为第一产业一直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Montalvo J， Ravallion M.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1）， pp.2-16. ;Datt和Ravallion认为第三产业的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比第一产业的更大，而第二产业几乎没有给印度的穷人带来直接收益Datt G， Ravallion M. Has India[BF]’[BFQ]s post-reform economic growth left the poor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 pp. 89-108.。单德朋发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作用较小单德朋：《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06—112页。。
无论是旅游发展还是贫困减缓，都与产业结构有密切联系。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通过产业链延伸和辐射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均GDP的增长，提高贫困人群收入麻学锋：《张家界旅游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旅游学刊》2010年第11期，第20—25页。。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潜力的释放和提升有着重要的驱动力。赵磊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欠缺合理化抑制了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可正向调节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赵磊、唐承财：《产业结构变迁、旅游业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资源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 918—1 929页。。张晨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产业融合以及滋生新兴业态，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于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具有优势，而旅游非正规部门则吸纳了大量超额供给的城市劳动力张晨：《旅游业促进贫困减缓（TLPR）假说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2017年。。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研究多是基于三大产业进行分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业之间的互动联系单德朋、王英、郑长德：《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7期，第157—168页。，难以有效捕捉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水平与特征，更难以充分揭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能的减贫效应。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单一视角，且学者更多侧重于线性分析，而忽视了非线性特征。为此，本文将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探讨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上，侧重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分析中国旅游发展在不同产业结构升级差异下的减贫效应。研究方法上，首先，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旅游发展在减贫中的实际作用;其次，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非线性角度来探究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二 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公报、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EPS数据库。变量选取如下：
1.因变量与解释变量。（1）贫困水平（[WTBX]POV）：常用的贫困测度指标有贫困发生率、贫困距、Sen指数和可分解FGT指数等。国内较多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测度，如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收入等，国际上也有学者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新生儿死亡率等来衡量贫困水平Bosede C， Henry O， Muyiwa O， et al. Human capital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OPEC member-[KG-*5]countries. Heliyon， 2019， 5（8），pp.1-7.。但考虑到对中国的适用性和数据可得性，同时减贫效应是指对贫困的减缓程度，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加，本文借鉴李慧玲的做法李慧玲、徐妍：《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8期，第25—30页。，由于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占绝大部分，因此采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衡量贫困水平。（2）旅游发展[WTBX]（TOUR）：借鉴赵磊的做法赵磊、方成、毛聪玲：《旅游业与贫困减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页。，用旅游专业化（旅游收入占GDP比）来表示。
2.门槛变量。一般来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产业结构还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收入分配对旅游减贫效应的扰动。产业结构高级化（TS）：呈现为产业结构“量”的提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TL）：指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并带来最佳效益的产业结构，具体表现为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表现为产业结构“质”的调整。通常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参考干春晖等的研究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第4—16，31页。，本文引入修正的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水平。具体为：[BF]
其中，TL为修正的泰尔指数，Yi表示产业i的产值，Li为产业i就业人口数，i代表一国产业部门的数量。Yi/Y表示产出结构，Li/L表示就业结构。泰尔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成反比，如果TL≠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数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TL越接近0，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当TL为0时表明产业结构达到均衡状态李东坤、尹忠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城镇减贫效应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 期，第100—112页。。
3.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交通基础设施：用交通密度来表示，交通密度指数越高，表明交通网络越密集，可达性越强李如友、黄常州：《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旅游科学》2015年第2期，第1—13，27页。。roadi=Li/Ai，Li为地区交通线长度，通过该地区公路里程和铁路里程数相加获得，Ai为地区国土面积。对外开放度：出口贸易有效拓寬了国内产品市场需求规模，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值度量;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这些好处可能会因此降低贫困率Dhrifi A， Jaziri R， Alnahdi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matter for poverty？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0， （52）， pp.13-21.;人力资本：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人数;政府规模：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映一个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
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变量处理一致性，对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假设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变性，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可能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机制。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是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并找出门槛值，因此可有效避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或二次项模型带来的偏误Hansen B.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 pp.345-368.。单一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门槛模型检验包括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与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检验。检验过程分别运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构建渐进分布和似然比统计量[WTBX]LR。上述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是针对单一门槛模型，若有两个及以上门槛值，则重复上述步骤以搜寻第二个门槛值。
旅游发展减贫效应受到外界相关因素的制约。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机理与效果在不同门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动态性变化，而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旅游发展影响贫困减缓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构成了其主要门槛条件。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困减缓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2：以泰尔指数反向衡量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抑制作用;
假设3：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假设4：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基于此，针对提出的研究假设，为有效验证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将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拓展为分别以产业结构高级化[WTBX]（TS）与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为门槛变量的多重门槛面板模型。模型设计如下：
三 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Hansen认为门槛效应是否存在的假设前提是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本文利用[WTBX]LLC、IPS、Fisher ADF三种检验方法进行稳定性分析，检验结果报告见表1。所有检验基本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原假设，表明回归数据是平稳的。
（二）门槛效应检验
模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和门槛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分别如表2、表3所示。全样本和中部地区均存在以TS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以TL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存在以TS、TL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
（三）全样本分析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全样本实证结果见表4。由表4的模型1（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1）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值为0.636。旅游业可通过为贫困地区注入外汇、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和提升福利等传导途径来直接减缓贫困Sugiyarto G， Blake A， Sinclair M T. Tourism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dones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pp.683-701.。因此不难看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能直接作用于贫困人群，提高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
（2）产业结构高级化能促进贫困减缓，以泰尔指数反向度量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群，另一方面又可对生产要素进行配置，产生就业效应，提升贫困人口收入，进而减少贫困。然而，由于目前要素未能完全进行合理配置，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非均衡效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赵磊、唐承财：《产业结构变迁、旅游业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资源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918—1929页。金培振、张亚斌、邓孟平：《区域要素市场分割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关系》，《地理研究》2015年第5期，第953—966页。，从而不利于贫困减缓。
（3）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支出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支出越多的地区，贫困人口可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减缓贫困。
（4）[WTBX]贸易开放度和FDI均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作用为负或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贸易开放一方面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途径来减缓贫困;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又会影响到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与就业，同时造成一国或地区经济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变得不稳定，从而不利于贫困减缓郭鲁芳、李如友：《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年第6期，第81—91页。。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FDI有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收入，从而增加相对贫困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区域异质性等，外商投资对贫困群体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即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有不同影响，甚至可能不利于最贫困人口的发展Pierre-Richard Agénor. Does globalization hurt the po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004， 1（1）， pp.21-51.。
（5）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仍为正。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在建设初期需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期比商业投资要长，对当地环境和资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能提高空间可达性，促进地区间经贸往来，对贫困减缓产生一定的间接促进作用。
（6）人力资本对贫困减缓产生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高的教育投入，贫困人口在满足生活所需情况下仍需支付较高的教育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其贫困程度。
表4的模型2、模型3分别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为门槛变量的旅游减贫效应门槛回归结果。
由模型2可知，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产生负向作用;当产业结构高级化跨越第一门槛值，处于区制间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促进作用;而当产业结构高级化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增强。也就是说，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由模型3可知，当产业结构合理化低于门槛值时，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值为0.619;而当产业结构合理化跨越门槛值时，即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减弱。
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越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其发展越不利于活跃当地第三产业，也可能加剧产业与资源分配的摩擦，甚至导致更多非熟练劳动力被挤出，进而增加贫困的发生。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得到合理化与高级化配置并进一步优化，旅游业也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投入少、见效快、带动性强的优势逐渐体现，旅游减贫潜能得到释放，所带来的财政税收增加也为政府部分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以第三产业为依托的旅游业发挥着应有的就业拉动力李如友、黄常州：《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旅游科学》2015年第2期，第1—13，27页。。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重点释放旅游产业真正的就业乘数效应，从而助力旅游业成为推动失业人员有效分流的支柱性产业张晨：《旅游业促进贫困减缓（TLPR）假说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2017年。。
（四）区域差异分析
全国水平上的分析很可能会掩盖我国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为此尚需从区域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表5为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减贫的门槛回归结果。
（1）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旅游减贫效应
由模型4、6、8可知，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东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明显并不断增强，中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呈现“U”型特征，而西部地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为“V”型关系。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高，结构较为合理，并且产业集中程度较高。这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旅游业以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和聚集效应，促进了新增长极的形成，并进而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促进人均[WTBX]GDP的增长，增加贫困人群收入。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以资源型第二产业为主，较低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利于旅游及其关联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水平的提高。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产业融合以及滋生新兴业态，旅游非正规部门吸纳了大量超额供给的城市劳动力，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就业;较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出弹性份额较大，进而有利于增加该地区贫困人口收入。
（2）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门槛变量的旅游减贫效应
由模型5、7、9可知，当TL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均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尤为显著;当TL高于门槛值时，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并不显著。
中西部地区的合理化程度远小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西部地区为甚。虽然西部地区凭借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规模得到了扩大，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变迁对其潜力的释放和提升以及旅游减贫效应都难以得到发挥。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相对集聚，贫困广度和深度较高，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旅游业边际生产力得到持续增强，凭借其产业关联效应和旅游乘数效应，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有助于减缓贫困。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了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从全样本分析结果来看：1.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均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产业结构高级化能促进贫困减缓，产业结构欠缺合理化会抑制贫困减缓。3.产业结构欠缺合理化抑制了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减弱;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可正向调节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从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来看：1.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东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显著并不断增强，中部地区旅游减贫效应呈现“U”型特征，而西部地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则呈现“V”型关系。2.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均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尤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除应着重强调产业结构高级化外，还需高度关注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发挥旅游减贫和交通減贫效应;2.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在国内开发旅游资源满足国人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出境游和入境游的发展，提高旅游专业化水平，进而促进旅游减贫;3.西部地区应借助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资源禀赋，注重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实现旅游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资源在产业间优化配置，使产业结构变迁对其潜力的释放和提升以及旅游减贫效应得到发挥。
【责任编辑 吴应望】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应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发展高等生产要素；扩大国内服务需求，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强化政府的引导和辅助作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度。
【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一、引言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趋于活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服务业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06》的数据显示，1982年至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在增长的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一直在10%左右，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步扩大趋势，2004年逆差达到95.5亿美元，虽然2005年逆差比2004年略有下降，但仍高达92.6亿美元，是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中3个出现逆差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仍处于比较劣势。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和运输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而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出口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进口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当今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且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其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要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间的竞争优势》一文中对国家竞争优势进行研究，提出著名的“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此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其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而四个基本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二个辅助因素（机遇及政府）则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发展。
1、高级生产要素缺乏
我国的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单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我国应该具有比较优势，但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中，技术人才却相当缺乏。目前，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运输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服务领域，而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在服务业和服务领域的比较优势仍依赖于传统要素。
2、国内服务需求的水平不高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国内市场的大小及性质不但影响生产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影响本国公司对产品或服务更新创造的速度及范围。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内市场对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本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进而影响该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相对于发达国家还较低，而且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对服务的需求。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相关的产业支持
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贸易的基础，决定着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不重视甚至压抑服务业，导致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截至2006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只占到39.3%。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印度的制造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却高于中国。1980年到2000年间， 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6%增长为48.2%，比中国高15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比重的高低往往是一个国家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所以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必须突破国内服务业发展的瓶颈。
4、国家对服务产业的管理效率较低
我国的服务业管理体制不完善，服务业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业法律法规不健全。长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虽然近年来中国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外资企业法》、《保险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但与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现有立法未成体系，相当一部分领域处于法律空白状态，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5、服务业整体开放度较低
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服务业的行业垄断现象较为严重。而且，我国目前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基本都集中在服务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影响了整体行业竞争力的提高。
三、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策略
1、发展高等生产要素
首先，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领域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要重视教育投入，加强专门培训，多渠道、多层次培养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要培育能够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精通国际金融、国际运输、国际商法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一是通过对一些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和人才；二是加强国内人力资源的保护，防止人才的流失；三是要建立一个尊重人才、科学评估人才的机制。
其次，加强技术创新。我国的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国家和企业都应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自主创新。通过直接引进外资高科技企业等方式获得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加快我国技术的发展，为服务贸易注入新的活力。
2、扩大国内服务需求，优化服务产业结构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而扩大内需、增加服务消费需求对于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具有重要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二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镇化进程，为服务需求的发展提供空间；三是重视提高农民收入，培养农村潜在的服务需求；四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进社会福利，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对服务的需求。
3、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是一国服务贸易的基础，要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乃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就必须要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禀赋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等新兴产业，挖掘其潜在的比较优势，使服务贸易真正享有货物贸易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二是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转移，从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获益，并借此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重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与支持，发挥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4、强化政府的引导和辅助作用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政府行为对要素条件、需求、相关产业以及企业战略这四个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因此要强化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和引导作用，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完善制度环境。设立服务业全国性统一的管理和协调机构，专门负责制定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协调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具体管理并加强协调配合。同时，政府应对服务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在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为鼓励服务贸易的出口，政府给予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研究和教育。
（2）完善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政府应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规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要加强为新兴产业立法，缩短其无法可依的经营时限。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修改滞后的法规，使其适应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执法人员的执法力度，提高政府的监管效率。
5、扩大服务市场开放度
市场开放度是服务贸易市场自由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反映一国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程度。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推动一国服务贸易的专业化，而目前我国服务市场的开放度还比较低，服务贸易的专业化程度也较低，这些都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第一，加大服务业中一些行业引进外资的力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又可以培育新的服务行业，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第二，打破行业垄断。我国服务业长期处于过度保护和行政垄断状态，竞争不充分。要增强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减少市场准入的限制，使我国的服务市场保持充分的竞争环境，增强服务领域的行业活力。
【参考文献】
[1] 修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7.
[2] 徐婧：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10）.
[3] 史自力、谢倩怡：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对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
[4] 张利平：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J].经济论坛，2007（4）.
[5] 陶红：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及对策论[J].中外企业家，2007（3）.
（实习编辑：刘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