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口爆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關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4]李仲生:中国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年2期
[5]王智慧: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1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
讨论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回答这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能够维持多少人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的发展?
1.1 人口与资源条件之间制约关系
第一个问题, 重点是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的问题。作为人口大国, 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 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 是我国必须坚持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 尽管适度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 但适度的人口规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条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较多的经济增长果实。
1.2 人口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制约关系
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受经济发展水平[2]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 较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难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 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 (2) 社会各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3) 居民收支情况发生了变化, 影响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 (4) 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 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态度; (5) 消费环境欠佳, 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 (6) 人口基数不断扩大, 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消费和投资是矛盾的, 在消费品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无目的的投资无疑会造成产品过剩, 以人类的长远发展看, 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过度利用的生产模式和消费。
1.3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制约关系
在社会中, 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还没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为从属年龄人口。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如下。
总人口:1, 321, 290, 000 (2007年年末)
年龄结构:0-14岁:19.4% (256, 600000) ;
1 5-5 9岁:6 9% (9 1 1, 2 9 0, 0 0 0) ;
60岁或以上:11.6% (153, 400, 000) ;
其中65岁或以上:8.1% (106360000) (2007年度) 。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的从属年龄人口比重大, 社会负担高, 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有: (1) 速度快, 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 西方国家50~100年的时间[3], 而中国仅用了20年时间; (2) 加速推进, 2010年后老年人口的增加速度会越来越快; (3) 达到水平高, 至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将比世界平均水平大6岁;四是绝对量大, 未来半个世纪我国将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总之, 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 还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
2 我国人口与就业形势
在就业市场主要是由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校的毕业生这三类群体组成。
(1) 下岗职工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由于劳动保障部颁发了《关于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基本上使国有企业由改制和主辅分离产生的下岗职工得到有效控制。
(2) 农民工状况将得到缓解。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趋缓, 但农民工的供给不会出现明显的短缺, 主要有:第一各级政府加大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力度。第二, 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将被城镇医疗保险覆盖, 优化了农民工的就业环境。第三, 健全了劳动协调机制, 强化劳动合同管理,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3)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大幅增加, 虽然每年硕士招生数量都有增加, 能够使部分大学生推迟就业, 但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仍然增长明显。
3 和谐就业的对策建议
尽管当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6‰, 但人口仍要持续增长20多年, 人口将要增加2亿以上, 2亿多人口对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十分巨大。经济发展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上应该有所改变, 构建人口、经济、就业三方和谐的发展有这样几个方面: (1) 加强社会培训。使居民都能够有机会参加培训确保不被社会的发展所淘汰。 (2) 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疏导服务业就业领域。 (3) 开放劳动力市场, 使城市化进程加快,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以上途径多管齐下, 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 来确保现有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显得过低而导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
4 结语
总之, 不能忽视伴随人口发展而来的一系列问题[4~5], 尝试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观点对这些问题做出论证和说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 也是中国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应有贡献。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就业趋势, 给予人们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方式, 提升全民心中的社会成就感和安全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人口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及相互制约, 以及对现阶段就业压力问题做了教详尽的分析, 并指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只有协调人口、经济发展、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人口,经济增长,就业
参考文献
[1] 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1981.
[2] 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M].1956.
[3] 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4] C.S.Smith and G.T.McDonald, 1998, Assessing the sustainability at the planning stag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52:15.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能源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它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动力。但是能源也具有“双面性”，能源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和化石能源的消费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化石能源具有污染性和不可再生性，我国在能源消费方面必须重视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分析
一、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对经济的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是我们对所研究的样本容量小（主要指数据比较少）、然后对信息掌握的不够透彻、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在能源经济学中运用的较广泛。本文运用灰色GM（1.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选取的变量有能源消费总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费量以及经济的增长，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选取GDP为参考序列，单位为亿元。选取能源消费总量、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量为比较序列，单位为万吨标准煤。其中X1能源消费总量，X2为煤炭消费量，X3为石油消费量，X4为天然气消费量。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表1 关联系数及关联度表
由以上分析可知，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达到了0.71，这从实证上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理论分析，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同时，分析结果显示，天然气0.87>煤炭0.72>石油0.67。由此可以看出，天然气在我国进入21世纪后，其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密切。天然气不仅在消耗量方面快速增加，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在增加。这是因为，相对于煤炭和石油來说。天然气是一种燃烧充分、发热效率较高且不产生大量废气和废渣的较为清洁的能源。在我国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天然气的开发和使用。“西气东输”工程的不断进行，我国天然气供应量大大增加，天然气在化工产业、汽车燃料、民用燃气等方面的使用快速发展。虽然现在天然气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用量的提升和结构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开始落实能源消费升级的战略构想。
与天然气相比较，煤炭、石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系数较小，但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考虑到煤炭和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常保持在较高的范围，中国的最重要能源消费种类仍然是石油和煤炭，所以煤炭和石油的消费依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大。这与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有必然的联系。
二、政策建议
化石能源的持续、大量使用，给自然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压力而放弃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能源的消费会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由发展来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去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和开发利用新能源，治理污染物的水平也会逐步提高。总之，我国应该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负责，但也不能放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要改变这些比较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具体措施如下。
（一）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在我国的能源消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由其自身产业特点决定的。因此，从一方面看，我国必须不断加强第二产业的改造力度，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很多第二产业企业都是高耗能，资源使用效率低，但是由于改造的沉没成本较大，很多企业没有走上改造的道路。为了实现节能降耗目标，这类企业必须忍受改造的阵痛，走上节能降耗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所占比重，进而增加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实际上也是由第三产业的低能耗特点决定的。
（二）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进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高消耗、高污染的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和污染、废弃物排放，进而实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煤炭和石油成为了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二者合计占比将近90%，虽然近期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占有非常高的比重。煤炭作为一种能源具有能源转换效率低和高废气、废渣排放的特点，但是由于我国煤炭储藏量丰富、利用成本较低，煤炭依然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同时，我国的石油消费量也非常大，成为了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且80%都是从国外进口。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与自然和谐，并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提高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从而实现能源利用率的提高。第二，提高污染、废弃物的处理水平，并且在可以实现的领域尽可能发展能源的循环利用。第三，加大新型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第四，提高全社会的能源节约意识，生活消费的能源在我国的能源消费中也占有一定比重，此类能源消费很难实现短期内的能源消费效率提升和新能源替代使用，因此可以从注重节约方面实现能源的更高效利用。
（三）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体系
在进行能源消费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情况和能源禀赋特点，建立多元化的能源供给和体系，实现多元化供给和能源消费升级的配套。如果没有多元化的能源供给，单纯的能源消费升级是没有根基的，也是无法实现的。优质的新型清洁能源，是我国能源消费升级的重点需求能源。天然气和核电的能源转化效率比较高且比较清洁，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具有可再生的特点，也比较清洁。我国可以在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提高污染物治理效率、控制化石能源利用数量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和推广新型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郭凯（1991-），男，汉族，河南周口人，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通过总结现有文献, 阐述了现有评价国内经济开放程度的相关方法, 在此基础上, 归纳出可代表经济开放度的五个因素, 将这个五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选用四个常用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将它们作为因变量, 通过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 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的关系, 得出国内经济开放程度与GDP增速、三大产业增速之间关联关系, 并通过对回归分析结果的深入探讨研究, 分析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经济开放度指标, 为后续经济相关方向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际支撑。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 变量的选取
现有文献中, 针对国内经济开放程度的评价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以我国对国际经济依赖的程度来判断国内经济开放度, 这种评价方式中, 评价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有国际贸易开放度、国际金融开放度与国际投资开放度。另一种是以国内进出口相关经济的统计来确定国内经济开放度, 这种评价方式中, 主要指标有经济开放度、服务开放度、直接投资开放度、间接投资开放度。结合以上两种评价体系, 本文采用以下五个变量来衡量国内经济开放程度: (1) 贸易开放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重; (2) 投资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重; (3) 金融开放度:资本和金融项目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重; (4) 实际关税率:关税收入占国内进口总额比重; (5) 服务开放度:服务业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重。
本文选取以上五个变量为自变量, 同时采用国内GDP增速、第一产业增速、第二产业增速与第三产业增速四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通过数学分析模型的建立, 来分析国内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潜在的关系。
(二) 模型的建立
根据本文所选取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特征, 在这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进行建模, 求出经济增长速率 (因变量) 与经济开放程度 (因变量) 之间的近似函数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式 (1) 所示:
其中为因变量, 也是观测向量, X为自变量, 也称为设计矩阵, 它们均为已知, β即为带预测的参数向量。
数学模型中, 检验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指标为偏回归系数, 其公式表达式如下:
其中MSR为回归方差, MSE为误差方差。F值越大, 则代表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越显著。
多元回归中的相关系数可以用来衡量所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公式表达式如下:
其中SSR为回归平方和, SST为回归平方和与误差平方和的总和。R值越大, 则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多元回归模型的回归精度可用剩余标准差来表示, 如下式所示:
式中S值越小, 则代表回归模型精度越高。
根据所描述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本文建立了4个回归分析模型, 即自变量与GDP增速之间的回归模型、自变量与第一产业增速之间的回归模型、自变量与第二产业增速之间的回归模型以及自变量与第三产业增速之间的回归模型。将待分析数据输入回归模型中, 即可得到回归方程,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 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显著性, 基于该组分析数据模型的准确率等指标。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 数据收集与统计
为了对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合上文的自变量选择与回归模型建立, 本文通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收集了国内近10年来相关的经济数据, 包括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进出口总额 (美元)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进出口总额 (美元)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进出口总额 (美元) 、经常项目差额、进出口总额 (美元) 、全国税收收入_关税、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进口额 (美元) 、服务进口额 (美元) 、服务出口额 (美元) 、国内GDP (美元计) 、GDP增速、第一产业增速、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 国内三大产业与GDP增速统计图如图1所示。
收集得到数据后, 需要进行数据处理工作, 因为收集到的数据集为统计结果, 统计单位不统一, 需要统一计量指标后, 再通过2.1节的自变量计算公式, 得出国内10年来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金融开放度、实际关税率与服务开放度这五个自变量的统计结果, 自变量与国内GDP增速、第一产业增速、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的曲线统计图如图1～2图所示。通过图中可以初步看出,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二) 数据分析
在完成数据的收集、预处理与统计工作之后, 通过建立的数学模型对上述四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得到个指标参数结果统计如表1～表4所示。从分析结果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 所选取的自变量基本能够代表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因素。
通过四组数据的回归结果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1. 国内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经济开放程度与GDP增速之间的关联程度最高, 与第一产业增速的关联程度最低, 四个回归模型中, 国内经济开放程度与第一产业增速的回归模型分析准确性最高。
2. 投资开放度对GDP增速与三大产业增速的影响最大, 贸易开放度次之, 然后是实际关税率、金融开放度与服务开放度。
3. 经济开放度总体对第一产业增速关联较大, 但是具体衡量指标对第一产业增速影响不显著。
结语
本文从研究国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建立国内经济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与国内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将经济开放程度衡量指标作为自变量, 通过文献总结和理论分析得出能表述经济开放度的五个自变量;选择直观显示经济增长的4个衡量指标作为因变量,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数学分析模型, 通过统计近10年来相关的经济数据, 经过处理和计算统计后, 代入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对分析结果的深入研究得出国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相关推论。研究成果可为后续相关方向的研究提供理论与数据分析支撑。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 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得到很大提高。与此同时, 我国的经济也在飞速增长。因此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两者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总结现有文献, 用经济开放度衡量国内经济开放的程度, 用国内GDP增速与三大产业增速来衡量国内经济增长, 通过收集近10年国内的相关经济数据,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数学分析模型, 对国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三大产业增速,GDP增速,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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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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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 2006年9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提议下，中美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旨在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经济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具有级别高、战略性强、兼具专业性与综合性、指导性强等特点。至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三次，取得了很大成效和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中关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8月21日，布什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的电话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倡议。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2006年9月2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之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副总理级别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旨在“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经济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级别而言，是现今中美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该对话一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至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功举行了三次。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建立的原因
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按中方统计，以国家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中美贸易额2116元，占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的14.9％；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21％；美国是中国第四大进口伙伴，占中方进口总额的7.4％。按美方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1.7％；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伙伴，占美国总进口额的15.2％；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对华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7.0％。鉴于此，2006年9月20日，小布什在谈到美方建议设立这一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意图时说：“我们必须确认两国民众能从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同等受益，我们也必须要协同努力才能应对经济机遇和挑战。”
中美经济矛盾错综复杂，需要一个战略性的机制来全面对话和共同磋商。冷战结束后，中美政治、安全关系一直起伏不定，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却逐渐加深，中美经济关系也一直被当做双方关系稳定的“稳定剂”和“压舱石”。但最近几年内，“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美经贸、金融领域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日渐上升。这些矛盾中，美国最关注的有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有部分学者甚至将这种矛盾称为“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从时间上来讲，不是一年两年所能解决的：从解决途径上来讲，也不是现有的一些功能性经济对话机制所能全面涵盖的。这样，一个级别上高于其他机制、更具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就非常必要。
中美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也要求双方必须加强高层经济对话。冷战结束后，美国稳定地居于世界经济第一的地位，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则不断上升。保尔森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中美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五年中创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GDP的增长。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各自的经济政策和双方经济关系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对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边经济关系。中美贸易问题往往既是双边问题、也是多边问题，中美贸易中的失衡也源于全球经济的失衡。这样，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经济交流和磋商机制，以担负起两个大国对世界共同的责任。作为该机制提议者的美国其实还有另一个考虑，就是通过该对话机制加快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鼓励中国在国际往来中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这种考虑与美国在2005年提出中国要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是一致的，是美国要求中国在经济领域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也是美国想通过对话机制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从中国来说，与美国建立这一机制也是符合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战略定位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内容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举办了三次了。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此次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吴仪率领14位中国高级官员和72名助手，而保尔森带来12名美方高级代表和48名助手。这两个庞大的对话团体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投资和贸易、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双方充分认识到建立开放、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刺激国内外贸易与投资的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问题。双方还启动了双边投资对话和有关能源和环境的联合经济研究，缔结了促进美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
2007年5月22－23日，在吴仪和保尔森的共同主持下，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展开。这次对话中，中美达成了一些原则共识，如：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承认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有效的产权保护；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透明度开展合作与交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可预见性，增强对两经济体的信心，同时加强透明度方面的国际义务。中美还取得了一系列有助于增强和深化双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涉及金融服务业领域、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能源和环境领域、经济平衡增长领域和创新领域等六个领域。另外，双方还确定了此后半年，即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至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之间双方的工作重点。
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主题，就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首次将近期中美经济关系中焦点问题之一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对话。最后，双方签署了食品、饲料安全、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协议，并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金融服务业领域、能源和环保领域、透明度领域、经济平衡增长领域和创新等领域达成了30多项共识。
除了每年两次的高层对话外，战略经济对话根据领域不同，还下设一系列工作组，分别讨论投资和平衡增长问题、能源及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
题等。几乎在每个工作日，都有不同的工作组在举行相关会议。据统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略对话之间的仅仅半年时间，双方已经进行了超过100场次的各种形式磋商，磋商的密度之大、力度之强，是中美原有的经济对话机制从未达到过的。
综观以上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新气象，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了新内容、开辟了新方法。第一，“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拓宽了双边经济议程，将食品和产品安全、能源效益与能源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在内。这三项议题都对我们的经济关系有着深远影响”。第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解决中美突发经济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程序和新方法。比如，2007年，当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受到密切关注时，中美双方迅速启动了多轮磋商来应对这一问题。通过两国的协同努力，最终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达成了有关该问题的两项双边协定。该问题的解决为类似情况下中美协商出台快速解决方案提供了程序、步骤和方法。第三，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其战略性和高级别性促成了中美各种经济对话机制间的良好互动，也提高了中美间其他经济机制解决问题的效率。比如，中国公民赴美旅游问题是双方一致关心的问题。2007年5月的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启动该问题的正式谈判，以便利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后来，根据联合声明的要求，中美商贸联委会下设的旅游工作组就此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并签署了中美间的旅游谅解备忘录。包括此旅游谅解备忘录在内，在2007年12月举行的第18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签署了14项协议和备忘录，“这是双方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两个合作机制下取得丰硕成果的具体体现”。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1)级别最高。在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前，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有一些双边对话、磋商机制，重要的如中美经济联委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联委会等。中美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一直是部长级的磋商机制。商贸联委会虽然在2003年升格为副总理级，但与中国副总理对等的美方主席是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导者是各自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在中国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所以，从中国来说，这个对话是副总理级的，超过了副外长级别的中美战略对话。在美国，该对话的统帅者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并且在每次对话时，财政部长都带着“豪华”阵容参加。美国的财政部在其国内地位要高于商务部，居于政府经济部门之首，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加上半个国家发展改革委”，美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出自该部门。所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级别而言，是现今中美各种经济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2)战略性强。战略“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面对复杂的中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关系上，美国并不乐意谈“战略性”。而作为知华人士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则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身份和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利害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责任。所以，保尔森极力说服布什总统将中美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后来，2006年8月，布什总统向胡锦涛主席提议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如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是中美之间唯一被美方冠以“战略”一词的对话机制。这也说明，在政治安全领域，由于巨大的分歧，中美之间难以建立“战略性”关系，而在经济领域，双方终于充分认识到建立战略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对话议题而言，也主要是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战略经济对话主要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内某领域某一些具体的和细枝末节的经济问题，而是就两国经济良性发展和互动需要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话。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巨额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长期的，有两国经济结构的基础性的原因，近期无法改变。比如，贸易不平衡是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美国作为投资国和中国作为引资国，美国作为消费国和中国作为生产国必然会导致这种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助于双方从长远角度、站在战略高度思考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双方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讨论两国的经济问题和各自的经济政策。通过战略对话，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的一些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产生于国内未完成的体制改革，只有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开放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
(3)兼具专业性与综合性。2005年，中美启动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级的中美战略对话(美方称高层对话)。中美战略对话议题包罗万象，包括政治、经济、外交、能源、环境等。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创建后，中美战略对话将其议题缩减为主要在政治、安全领域，而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对话则交给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此，相对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个专业性较强的对话机制，它也是对中美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在经济领域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相对于具体的经济领域而言，它又是个综合性很强的机制。部长级的中美经济联委会一般由中美各自的财政部长领衔，协调议题主要包括金融、税收、投资等宏观经济问题，也包括市场准入、国际财经合作以及领事条约、民用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等具体问题。中美商贸联委会协调议题主要集中在贸易(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工业技术合作、法律交流等方面，涵盖农产品、纺织品、电讯、航空、医疗器材、运输、能源、化工、环境、专利、统计、检验等广泛的领域。中美科技联委会协调领域包括基础科学、农业、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水文、自然保护、环境、能源等领域。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机制有互补性、协调性，但也有功能交叉甚至扯皮的现象存在。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作为一个跨领域的、综合性很强的全面的经济对话机制，其对话议题几乎一网打尽了以上所有行业和部门，并且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促进现有机制的沟通、交流和政策协调。
(4)指导性强。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就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其他的中美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和具体实践方式达成了共识。双方坚持战略经济对话“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定位。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其他经济合作机制如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等提供政策性指导和支持，其他经济合作机制要围绕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所确定的原则和方向来开展工作，以促进中美之间多层次、全方位、跨领域的务实经贸合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着眼于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整合了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等双边机制的功能，使它们能够
真正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另外，就各自国内而言，该机制也“迫使”国内一些有特殊的部门利益的机构必须协调各自的政策和意图，提高它们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顾全大局、努力协作、共同决策的能力。当然，从各自的国内政治来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中国国内相关机构的协调效果要好于美国的情况。还有，从微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的风险和障碍，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分析对美投资的利弊因素，从而更理性地指导自己的投资战略。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和需要加强的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就机制本身而言，就有许多创新意义。首先该机制弥补了中美间高层经济对话与协调的空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原有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中美科技联委会等功能性交流机制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和完善了中美在经济领域的交流沟通渠道，有利于两国正式地、制度化地、经常地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研究对策。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跨越国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八国集团、经合组织等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协调机制，中国目前还难以进入这些经济协调机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美战略经济协调机制在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了一种高层次的经济协调和沟通的桥梁，也弥补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空白。该机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在增大，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话语权正在增强。第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个“历史性跨越”(吴仪语)，该机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和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的先河。在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一年后的2007年12月，经温家宝总理和日本首相提议，副总理级别、一年一次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次对话由中国副总理曾培炎和日本外相高村共同主持，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贸易与投资、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等内容。2008年4月25日，副总理级别、一年一次的首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该对话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共同主持。王岐山称，双方就经贸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和规划性的问题进行对话，并且这种对话将不替代、不重复、不削弱中欧已有的各种对话机制。由此可见，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契机，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也许我们还可以预测，正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国间热衷于建立各种“伙伴关系”一样，这是否也意味着一个大国间建立各种“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的时代的到来呢?当然，就当下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间的经济对话机制是三个经济对话机制中唯一直接冠名以“战略性”的；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对话的时间密度之大(一年两次)、双方阵容之强、讨论的问题之多、国际影响之大，也是中日和中欧高层对话机制所难以比拟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几次对话的实践表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实是个具备战略性、指导性的“双赢”机制。在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每次都会达成一些共识、签订一揽子协议并就下一次对话前的工作进行妥当安排和优先排序。这说明，该机制已经不仅仅是个被动的问题解决机制，而是更主动地提前预测问题和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从长远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有助于推进中美政治安全关系，因为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互利合作和相互依存有了实质性的加深，以致外溢出了安全和政治效果，使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具有更大的成本，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分歧经常“斗而不破”，富有动感和弹性。而“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基础上的一个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两国关系是解决汇率、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再进一步，对全球而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是个“共赢”的机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全球化和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主动寻求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实对国际社会也是一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中美双方和外部世界都有很大意义。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机制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加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机制本身的稳定性。从历史上看，中美间的定期对话机制几乎很少能定期。吸取以往的教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必须要设法保持机制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括两方面：其一，确保一年两次的战略经济对话长期稳定和不间断；其二，确保该机制在中美各种经济对话和磋商机制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稳定性。
第二，建立起对该机制的合理的预期。战略对话的初衷是“讨论”，而不是谈判和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美国国会和一些评论家对前三次的对话成果并不十分满意。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经济贸易问题中许多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指望通过几次对话就解决，是不现实的，指望这些问题在三个月、六个月或是一年内解决，也是不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不是一个迅速的问题解决机制，所以不能孤立地通过一两次对话的成果来判断该机制的有效性。保尔森也坦言，对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关键在于，每天都要有进步。从短期来看，只要能够促进双方的经贸交流、沟通和减少摩擦，该机制就部分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第三，加强对美国的全方位公关，减少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阻力。中方一直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这个问题在短期之内也是难以解决的。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复杂，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也极其复杂，仅仅站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完全不够的。美国的国会、政党、利益集团、智库、新闻媒体等力量都在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而这些力量内部也十分复杂。仅就利益集团来说，美国的涉华利益集团主要有经贸类集团(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劳工类集团(如劳联、产联)、意识形态类集团(如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劳工类和意识形态类利益集团中汇聚了大量复杂的反华或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对中国的支持主要来自经贸类利益集团，但该集团在本质上也往往看重的是短期商业利益而并不太关注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据此，可以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美国国内压力和阻力都很大。所以，我们要有针对性、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做美国政府、国会、政党、利益集团的的工作，加强对美国媒体、智库和民间的工作，减少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干扰。
第四，加强具体经济领域中具体问题的对话，完善具体问题解决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是一个“清谈”机制，它的特点更在于高屋建瓴地整合和指导双方现有的经济对话和磋商机制。所以，要保证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良性和健康的发展，就需要花大力气，不断地在具体领域的经济交流和对话中取得进展和突破，从而为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长期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比如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双方利益有互补性的领域，如能源、清洁生产等问题，在这些领域的突破有助于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高难度问题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我们也应该重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的工作组的日常对话和磋商，因为正是这些细微和琐碎的日常工作对话和磋商为半年一次的高层对话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元首建议而建立的就两国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磋商的副总理级高层对话机制。就目前而言，该机制备受瞩目且运行良好。我们要充分利用中美经济交流的这一新平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