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品牌语意构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与用户沟通，使得企业品牌价值和用户价值达到一致。通过对B&O品牌语意构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品牌语意构建过程实际上就是品牌文化苻码系统(品牌价值)构建过程；只有通过反复地编码、解码、反馈的语意传达，获得用户认可，才能最终完成品牌价值向用户的传递。
[关键词]品牌语意；品牌设计战略；品牌价值；符码系统；B&o
[作者简介]胡红忠，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
黄子莹，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09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江西南昌330031)
一、引言
著名广告学家约翰·菲利普·琼斯曾认为，品牌是指能为顾客提供其认为值得购买的功能以及附加价值的产品。而菲利普，科特勒对于品牌定义则是：品牌就是一个名字、称谓、符号或设计，或者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竞争者。而我国经济学家东方羸则在二者基础之上提出了“品牌是顾客以及有关群体对产品的认识与印象”。品牌设计战略，目的是传播企业自身的价值主张，树立品牌形象和企业形象，从而获得用户认可，使品牌获得成功。
品牌的核心是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产品和服务则是通过设计完成的。因此，设计科学作为一门决策的科学同样也可以应用品牌战略当中。本文便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试图去阐述品牌价值，并介绍一种品牌语意的构建方法结合实例，来回答品牌价值如何成功地传递给用户的问题。
二、品牌语意与产品语意学
由于现代主义过分强调入机理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心理上的非功能性需求。1983年，在美国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举办的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的一次“产品语意学研讨会”上，K·克里彭多夫和R·巴特正式提出了“产品语意学”的概念，这也被视为现代产品语义学研究的伊始。在这次研讨会上，他们给“产品语意学”下了统一定义：“产品语意学是研究人造形态在使用状态中的象征特性，并将此象征特性应用于设计中。”
产品语意学突破了传统设计理论将人的因素全部都归人人体工程学的简单做法。不仅拓宽了人体工程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将设计因素深入到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更高需求层次。它是基于符号学的研究，旨在“用形式表达功能”(forms express functions)，并认为产品形式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用来和使用者进行沟通和表达的媒介。通过形式，我们可以传达两个基本语意：功能性语意，即提供产品的形状、方向含义及操作提示；情感性语意，即产品的人文情感价值，包括情绪、历史象征、个性、品牌特性等个人社会和社会的情感价值。这两种基本语意正好也承载了品牌价值，并为品牌的语意构建提供了基础，使得品牌语意的研究成为了可能，
品牌的语意是指产品通过形式向用户传达其品牌的文化与内涵。从结构上看，它是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二元一体模型，如图1所示。能指即符号的载体，是指语意的表现形式或功能性语意，它包括视觉表现层面(形态、色彩、材质等)和用户界面(交互设计和界面设计等)两个方面，为用户对品牌价值的识别提供基础和载体；所指即符号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或情感性语意，它包括企业理念、精神、文化、品牌观念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要传达的品牌核心价值。
三、品牌语意的构建
品牌语意构建过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完成品牌价值与用户的沟通，它是一种基于符号学的、将品牌价值成功传递给用户的方法，其实质是品牌文化符码的构建过程。
(一)品牌语意自身构建。随着当代生活物资的日益丰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到品牌之间的差别性和附加价值。并愿意为好用的、易用的以及符合其梦想的产品或服务买单。因此，我们在制定品牌设计的基本策略时，就必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理解用户的需求，不断发掘能够使得品牌价值和用户相一致的契机，达到满足品牌价值传播的目的。
如果要使我们的品牌传达出预期的语意，就需要对目标群体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符号意义本身的性质有所了解，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语意设计。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二元一体模型中的能指部分，也被视为语意的外延，是指符号具有的那些确定的、显在的或者常识性的意义。在产品设计中，常以功能的描述，使被指涉物具体化。通常。在纯理性的环境下，我们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客户的需求，将客户的需求转化为设计概念，再通过细节设计和原型的测试，启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最终完成表现层面(形态、色彩、材质等)和用户界面(交互设计和界面设计等)的统一，从而得到成熟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维持成功产品的固有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品系列化(Pruduct Family，保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的一致性，便是就产品理性方面而言的。所指部分，也成为语意内涵，即所指符号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的联想(意识形态、情感等)。这些解读，与解读者的阶层状况、年龄、性别、种族等有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将企业理念、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品牌观念等这些非理性的且含有高附加价值的部分注入到产品和服务当中去，并与客户的符码系统相一致，同样地，为了得到符合目的性的内涵意义，我们需要对目标群体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三者进行充分的分析(SET因素分析)，以提高识别产品机遇的能力，将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转化成可以决定产品属性的、可行的见解和思想。即品牌价值。
品牌语意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将品牌的外延和内涵意义在理性和非理性领域中有机结合的过程。只有客户需求得到了充分理解，才能使品牌价值与用户的符码系统相一致，至此品牌的构建才算是完成，如图2所示。
(二)品牌语意的传播。语意传达是由众多的回路、多层网络组成的复杂结构。我们把它简化成7个主要因素所构成的信息传递模型，即：(1)信息源(设计信息)，(2)编码(符码化)，(3)信息(品牌价值)，(4)信道(设计产品)，(5)信宿(效果评估)，(6)解码(符码解读)，(7)反馈(用户评价)。这7个主要因素相互贯穿，共通构成了信息传递的回路，其中，关键在于的编码(符码化)和解码(符码解读)，如图3所示。
首先，设计者作为信息源载体同时又是编码器，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符码系统(符码系统A)，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创造力，将必要的设计信息制造出来，这些设计信息将包括品牌价值并会反映到设计产品上。抽象的品牌价值将在设计产品上，通过产品的形式从而变得具象化(具象的品牌价值)。当然，设计师的编码也包括了语法编码、语义编码和语用编码三个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内容。语法编码是指造型、色彩、肌理等的变换和有序组合，以便构成特定的产品形态；语义编码是指设计者选择有关材料、技术，投入自己的主观意识
和创造精神(与品牌价值向一致)，使之具有稳定的基本内容并为语法信息所固定的过程。语用编码是指产品形态和基本内容中的个性投入，显示的是设计艺术美的作用。只有当以上三个层次的编码工作完成时，品牌价值才算是反映到产品当中了。
其次，用户作为信息接收者同时又是解码器，即对设计者的编码进行解读，最终决定是否接受品牌价值。用户本身并不具有解码的责任，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符码系统(符码系统B)。依照所掌握的语法情况，对产品及其展示各种信道传输过来的信息首先作出是否接受的判定，即语法解码，然后，当确定接受时，用户则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语义符码进行再次解码，即语义解码。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审美经验、审美情趣、审美认识等继续作出判定，即语用解码。
品牌文化符码的建立是设计者和用户互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者单向的传递。因此，还需要用户将使用状况、感受等即时向设计者反馈。这样，便形成了品牌语意构建的一个基础。品牌文化符码经过多次语意传达的编码、解码与反馈，不断地积淀和深化，才能完成品牌价值向用户的传递。
品牌语意的构建，是设计者将与用户符码系统相一致的品牌价值，以编码的形式编人设计产品当中，通过用户的解读而后接受的反复过程。品牌设计战略的成功，在于品牌价值成功传递给用户并为用户所接受。因此，品牌语意的构建便成了品牌设计战略成功的关键。
四、B&O公司的品牌语意构建
Bang&Olufsen(简称B&O)公司，是由丹麦两名工程师Peter Bang和Svend Olufen于1925年创立的，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在当今视听设备品牌林立的国际化大潮中，B&O公司一向以理性、新颖、独特和优质著称而闻名遐迩。它不仅是丹麦质量的标志，也是丹麦最具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品牌之一，同时也是国际高品质家用视听设备的代名词。
(一)B&o的品牌设计战略
B&O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成功的品牌设计策略是分不开的。现将B&O的品牌设计战略总结如下：
1 将品牌定位于国际市场的最高层次，不以市场占有率为基准，因为，B&O的理念是品位和质量先于价格。他们认为，人们将拥有一套高质量的视听设备为其一生的梦想，正如B&O商业发展执行副总裁Carl Henrik Jeppesen所言：“就好像在买一部车时，你不只是买一部车，你还同时买一个梦想。”为此，用户当然是要付出更高的代价的。B&O从不考虑以价格的竞争策略，始终贯彻高品位和高质量的设计理念。
2 高质量的设计管理。B&O公司设计团队都是由外聘设计师组成，公司并没有专门的设计部。由此可窥其设计管理能力的一斑。B&O公司因其本身的国际性，85％的产品为出口品，因此，公司长期和欧美各国的设计师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始终保持品牌的独特个性和统一的品牌形象，这保证了B&O品牌设计的延续性。
3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B&O的设计是以用户为核心，将家居设计和音响设计融为一体，力求让音响设备完全可以按照家具摆设，增加家居的氛围。他们力求品牌与用户的沟通，把产品作为制造梦想和讲故事之物，从而博得用户的认可。
4 重视长期可塑性技术。他们认为，设计其实就是各种不同传统技术的呈现而已，透过设计可以增加这些技术的价值。B&O向来崇尚严谨的制作，细膩的做工，这使得他们的产品独树一帜。
5 保持高度理性的现代极简风格。B&O秉承北欧设计传统，以简约、理性和精致的现代风格为其主要的设计特点，对于B&O而言，设计是一种可以体现自身的理念、内涵和功能的媒介，目的为了使得用户和产品之间建立起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功能性和简约性成为其两条重要的设计原则，充分体现了“少则多”现代主义的特点。
从以上B&O的品牌设计战略总结当中，我们进一步可以得到其品牌语意的构建过程，
(二)B＆0品牌语意的构建
1 内容层面的定位。B&O品牌价值是以人为本，力图打造具有家居氛围的，能够实现人们梦想的高品位、高质量的音响系统。他们所提出的“全一体化系统(au i，one system)”、“高技术、高情趣”以及“未来是属于制造梦想的、有故事可说的品牌”等口号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品牌价值服务的。B&O在其创立伊始就把品牌定位于追求高生活水乎质量的消费市场，这种定位确定了该品牌独特的设计战略和管理模式，为品牌的继承和延续明确了方向，同时也形成当今国际市场的特有的和鲜明的品牌形象。
2 表面层面的设定。为了能够成功地传递品牌价值，B&O主要在形态、色彩、技术和操作界面四个方面进行设定：
(1)形态规划。在形态方面，B&O以现代主义简洁、理性的线性、几何造型风格著称，无论是从其早期的硬边风格还是当代的新理性主义风格的产品，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特征，反应其高质量和高技术的品牌价值。但同时，B&O的产品又考虑家居环境氛围因素，力求与家居融合，即与环境相统一。
(2)技术规划。B&O依靠传统的可塑性技术，通过设计和细腻的工艺增加传统技术的附加价值。他不信任昙花一现的新技术，也恰恰是高品位、高质量的品牌价值要求。
(3)色彩规划。B&O继承现代主义的衣钵，早期仅用黑、白、灰中性高度理性的色系统。但随着全一体化系统的开创。B&O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以“多变的色彩来迎接信息时代”。但其色彩的规划也是为品牌价值的伸张所服务的，因此，色彩系统基础依旧是理性主义的。
(4)操作界面规划。B&O尤其注重细节设计。因为细节是对品牌高质量和高品质最直接的反映。在操作界面规划方面，B&O重视界面设计的人机关系，力求操作的简便。为体现简洁造型一贯特点，界面上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人工操作键，去除了不必要的操作。
责任编辑 陈齐芳
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一经上映，好评如潮，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显见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又一成功力作。本文从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理论和解释项原理入手，解读了该影片最典型的五个动画形象的符号学意义，籍由揭示影片成功之原因，五个情绪小人的建构与博弈符合大众的情绪共性，故而能在大众中引起共鸣。
关键词：情绪管理；符号学；解释项原理；《头脑特工队》
作者简介：杨亚美（1989-），女，汉，西南财经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
1、引言
《礼记·中庸》首章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生长繁育了。这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给予现代人情绪管理的启示。在这一启示中，强调了情绪抒发的两个阶段。一是未发阶段，强调人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绪；二是在产生情绪后，强调抒发时的自我节制及因时制宜。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是现代人不可逃避的问题。
3D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由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出品的。影片一经上映，好评如潮，尤其在北美市场引起了强烈反响，影片讲述了小女孩萊利因为爸爸的工作变动而举家搬到旧金山，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主要展现了莱利头脑中五种情绪的缤纷世界。
影片中选取的五种情绪是我们最基本的情绪，因而最具代表性，充满想象力的设定和空间构造，打动人心的共鸣点是这部影片成功的关键。影片的灵感来自于导演彼特·道格特的女儿成长中的变化。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对影片中的这五个小人加以解读，以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和解释项原理作为理论支撑，挖掘符号背后的深层含义，揭示影片对现代人情绪管理的启示。
2、文献综述
本部分主要概述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和符号学解释项原理，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此外，笔者总结了电影符号学的研究现状。
2.1皮尔斯符号三分法
作为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是第一个全面研究符号的学者，他将非语言符号学也纳入到符号学研究的范畴（Gorlée， 1994： 175）。皮尔斯从逻辑角度研究符号，主张符号三分法，他认为一个有效符号的基本成分应该包括符号代表项、对象和解释项。所谓代表项，是相对于某人，在某个方面或在某个程度上，代表它物的某种东西。皮尔斯在定义时还特别指出：它（符号）是针对某个人的，也就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对等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皮尔斯将那个在头脑里形成的符号叫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样东西，即它的对象（Peirce， 1931-1958： 2.228）。
对于解释项，即对符号进行感知、解释和批判的过程，皮尔斯也进行了三分，即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Peirce， 1931-1958： 8.184）。
2.2皮尔斯符号学解释项原理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理论突破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二元研究的限制，具有更强的分析和解释各种符号现象的功能，其符号学为我们理解符号的意义提供了理论支持（王铭玉，2006）。皮尔斯的符号原理与索绪尔抽象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相比，更需要解释项的参与，以体现替代关系。符号的横组合和聚组合构成的是语言的结构，决定的是语言的功能，与符号的意义无关（赵彦春，2005）。故而皮尔斯提出符号系统的第三个元素----解释项，强调了解释项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重要意义。作为解释项的认知元素在皮尔斯符号学中占重要地位，皮尔斯认为，只有解释项的参与才可以使符号终究成为符号，“除非它（符号）被解释和针对某人而言，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符号”（Peirce， 1931-1958： 7.356）。如果说索绪尔对符号的界定是静态的，那么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则是动态和意指的过程（丁尔苏，1994）。
2.3关于电影的符号学研究
通过大量阅读文献，笔者发现国内研究电影的符号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二元研究，一类是符号三元研究。从语言符号学的鼻祖索绪尔到美学符号学的集大成者罗兰·巴特，无不是站在符号二元论的基础上来探讨符号学。一般而言，电影符号学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电影艺术，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但是同属于符号学奠基人的皮尔斯，其符号学理论，特别是符号三分法原理和解释项原理对电影符号的阐释更具有影响力。
解释项的存在丰富了电影符号的意义和内涵，同时也造成了电影符号的复杂性。一方面，电影符号具有普遍性和模拟性，另一方面，解释项使得电影符号具有不确定性。认知水平的差异使人们对同一个电影符号的直接意义、动态意义和终极意义的观点不尽相同，人们在阐释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答案，从而使影视作品的丰富内涵得以展现。
3、电影《头脑特工队》符号学解读
电影符号勾勒的符号王国既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世界，但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它改变了符号交换的时空参数，并创建了新的言语情境。费斯克（John Fiske）和哈特利（John Hartley）在《解读电视》（1978）中认为，应当分三个阶段解读传媒如电视文本的复杂信息，先是解读社会符码，即现实的符码，如行为符码，服饰符码和语言符码等，再是解读技术符码，如拍摄距离，镜头运动等，最后是解读意识形态符码，如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符码等。与之对应的是，在解读电影符号中，可以从相似符、标引符和象征符三类符号和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考察。由于电影符号的解读最终是通过人的解释来实现的，因此形成最终解释项的主体也是个人，同时，电影解读的意义最终也要回归到人。
3.1从符号学角度解读五个情绪小人
《头脑特工队》的主角可以说是五个情绪小人。黄蓝搭配的“乐乐”像星星，蓝色的“忧忧”是一滴眼泪，火红的“怒怒”似一团火焰，紫色的“怕怕”是神经元，绿色的“厌厌”则如同西兰花。五种情绪小人齐聚，妙趣横生地在主人公莱利头脑深处操纵着她的喜怒哀乐。
对这部影片而言，符号的代表项是这五个小人，对象是人类的五种不同的情绪，解释项则是观众对着五个情绪小人的感知、解释和批判的过程。这五个符号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模糊的第一印象，形成直接解释项，金黄的闪闪发光的乐乐欢快充满活力，蓝色的胖胖的忧忧总是一脸忧郁，红色的暴躁的怒怒动不动头发就喷火，绿色的高傲的厌厌一脸不屑，紫色的胆小的怕怕神经敏感。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观众对这五个符号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过程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和场景发生变化，形成动态解释项，比如忧忧这一形象，影片最初给人的感受是忧郁的悲观的消极的，中间我们又会发现蓝色的忧忧还有知识广博的一面，到了影片最后还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理智的一面。终极解释项是这五个小人贯穿影片始终给观众留下的完整印象，是观众看完整部影片后对情绪的认知，对情绪小人博弈的感触，对情绪管理的思考。情绪的指挥部里，没有“人”应该被抛弃。要让莱利健康幸福地成长，这五个小人缺一不可。
3.2符号学折射下的影片内涵
皮尔斯认为“符号或符号媒介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Peirce， 1991： 227）。皮尔斯的符号学关注的不是符号，而是符号的动态过程，即意指过程。符号在意指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客观世界—符号—阐释者”的三分结构。符号的意义成为符号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站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点上，来解读电影这部影片中的符号无疑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美好和悲伤并存是这一影片的基调，深刻的影片内涵使它完全超出了童话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关于人生的寓言。通过解读影片塑造的故事，解读其中的符号意义，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情绪，我们如何被情绪挟持，我们为何会遗忘，甚至包括为什么忆起一件小事就会触发我们情绪岛的坍塌。这个关于莱利成长过程的故事不再限于莱利克服了种种不适、面对新生活，这个故事更是帮助我们全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情绪，进而学会管理情绪。朝气蓬勃、带有甜甜味道的喜剧动画背后蕴含深刻的哲思，这也是这部影片在观众中引起共鸣、获得成功的原因。
4、结论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和解释项原理为符号意义的解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符号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必须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被主体阐释才能获得意义。意义生产是一种符号解释活动，这一解释过程离不开符号本身即代表项、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互动。本文分析了影片中符号意义的产生过程，从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三个层面考察了电影符号----最具代表性的五个情绪小人，揭示了影片的深刻内涵。
《头脑特工队》是一部逻辑缜密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好的电影作品，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的情绪管理应颇有助益。这部影片对我们的情绪管理启示有二。其一，接纳每一种情绪。每种情绪都塑造着我们，接纳它们，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其二，控制情绪是一种博弈。每一种情绪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的博弈达到一种平衡。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处理各类事务时，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产生反映，发生各種各样的情绪变化，并且在表情、行动、语言等方面表现出来。如何使表现出来的情绪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足，而且还符合当事人的身份、不违背情理、适时适度、切合场合是很重要的。只有更好地了解情绪，接纳情绪，控制情绪，才能达到“和”的境界，做自己情绪的真正主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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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微萍，从皮尔士的符号学看符号学的意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7）：11-13.
[7]王铭玉，对皮尔士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6）.
[8]赵彦春，《语言学的哲学批判》[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107.
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延河到中南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非凡事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2021年5月15日，“非凡事业、红色传承”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延安大学、清华大学同步举行。论坛采用视频直播、三地主旨发言共享一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这在国内类似学术论坛中尚属首次。来自全国学界、业界的近300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围绕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发展重要历史地点的精神印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把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好。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节点意义的地点——上海、延安和北京，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此次论坛在建党一百周年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召开，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现之大引擎，这三个百年构成了会议的大背景和重要意义。中国特色新闻学在与会学者的引领下要开创一个光明前景，在全国起到引领潮头的作用，而在上海、延安、北京这三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历史地点进行线上线下学术融合交流模式的探索，讲述红色基因的精神印记，一定能够在新闻学科的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世纪的伟大征程中，始终把新闻宣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绘制了一幅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童兵作了题为《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厚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从内容上把握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新闻观的呈现，必须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考量，关于毛泽东及以后各主要领导人新闻观的呈现，必须符合当时需要并表现出中国智慧。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观考量中国新闻传播的理念和机制，考量中国新闻学人和新闻学研究当代理念和学术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应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拥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特征，随着红色文化基因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互传互动的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建设要有新的步伐和新的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唐绪军在主旨演讲《从革命到建設：党管媒体的历史使命演变》中提炼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八大政治报道中的十大高频词：中国、社会、人民、社会主义、发展、革命、阶级、经济、建设、国家。这些关键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来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由此提出四个观点：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间的两大任务;革命与宣传紧密相连，是阶级斗争的一对产物;建设与舆论相伴通行，是社会治理的孪生兄弟;引导和监督缺一不可，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这是新时代党媒新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尹韵公作了题为《内参的信息失灵与补救》的主旨演讲，阐述了内参作为特殊的新闻实践的重要意义。内参是我党的一个独特的传播机制，世界上独一无二。内参渠道主要源自报社记者的内参、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各地省委省政府和县市委、地市委的报道，内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强大无比的威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基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新闻实践改革等，作了题为《实践中的自律：中国共产党新闻伦理观》的主旨演讲，她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伦理观分为争取革命过程的斗争和革命胜利后两个时期。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经过资产阶级思想时期、开始接受俄共新闻思想时期，逐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新闻伦理观。其认知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阶级论，新闻伦理从实践开始，其重要核心部分是新闻的职业道德规范，所以它首先要在职业活动中去确定工作准则，同时体现原则。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级学科负责人樊亚平作了题为《圣地与热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陕甘宁边区形象的呈现》的主旨演讲，将1938年1月至1945年《新华日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典型事例、典型活动的报道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形象进行分析，分别考察了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及其对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圣地和热土”形象的形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主任汪晓东曾于2020年2月2日赶赴武汉，进行了为期84天的抗疫一线报道，他在主旨演讲《挺起新闻舆论工作的精神脊梁——从抗疫报道谈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说，在武汉的时光是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动一课。
最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柳斌杰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的鲜明特色》的特别报告。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以新闻宣传起家的政党。跟其他的政党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我党把新闻宣传工作放在党的重要日程上，当作执政为民和安邦定国的大事来做，有着珍贵的历史、丰富的实践、系统的理论和完善的制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资料和基础要素。
三、非凡历程：新闻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荣历史，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渗透着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象，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张昆在《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的演变》中谈到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新闻思想来源中的“变化”与“不变”。他认为，百年可歌可泣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史，历经战争与和平，我党领袖对于新闻宣传的认识坚持“不变”的是耳目喉舌论、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真实性、群众性、新闻批判和舆论监督。而思想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与发展：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历史变迁及未来走向》中梳理了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从无到有，持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她谈道，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社会形态、媒介形态以及国家舆论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新闻发布须充分考虑当前国际形势，在多元元素的基础上突出价值要素，新闻发布应有结果导向意识，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要有话语框架。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信凌回顾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他表示，中央苏区的新闻工作是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崭新事业，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意识与文化水准，掀起了苏区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积累了系统管理传媒的经验，形成了新闻应该为中心工作服务、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延续至今的新闻批评理念。
四、继往开来：红色新闻文化与“四史”学习教育
学四史，看新闻，重点不在专业乃至主义，而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大本大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在《学四史，谈新闻》中表示，中国新闻学既不是对人民新闻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现代新闻学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辩证取舍、守正创新的综合性方案。要遵循从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和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
如何从“四史”教育中继往开来，研究红色新闻文化，众多学者分别从各时期、各地党的宣传理论实践中进行了研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在《延安党报实践中的若干理论思考》中提出如何理解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秀云从生产劳动的角度阐述《解放日报》报人群体的心理认同。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许加彪同样讲到《解放日报》，他说，抗战时期《解放日报》揭露日军的残暴行径，替人民群众发声，在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牢固的桥梁，是“作为武器的报纸”。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周德仓从《西藏日报》的创办史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郭輝对井冈山时期红军宣传工作的组织机制与核心理念进行了研究。
五、思想指南：新时代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学的观念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信息、生产流通消费及其规律的观点和思想总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在《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创新》中提出，新闻“有为而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鲜明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是持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行动主义的看法，新闻要干预社会、影响舆论，新闻话语体系创新要在能够使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过程中“且行且改进”“且战且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汤景泰以《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为题，将2020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4个经济发达体对中国看法为调查对象，分析美国“他我”对立的核心话语建构，通过舆论学的视阈观照国际竞争话语博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李麟学在《基于媒体融合的马新观教育创新》中表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战略性”学科属性凸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重要的顶层关注。培育融合式学科主流教育，更需深耕细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灵魂浸润作用。
六、砥砺前行：媒体深度融合与媒介技术批判
2020年9月26日，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就此发表题为《全媒体传播体系：思想脉络、理论内涵、时代价值》的发言，从技术和社会双重维度探讨全媒体传播体系。他表示，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全媒体时代传播管理的有序调整和传播能力的有效提升，要研究技术对传播的影响，更要研究、解释其与现代传播体系核心的关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李文冰阐述了《媒体融合视域下互联网平台的复合属性与治理议题》，她认为，互联网平台具有多重复合属性，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关键在于通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共治，需与其复合属性相勾连讨论核心议题，从而实现综合治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则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的困局与破局》的发言中提出如何破局，一是考虑民间资本市场机制，在不影响意识形态关键问题的情况下，适当引入民间资本;二是要在先进的技术和内容生产之间进行深耕，打造高质量的泛内容生产圈;三要建设真正属于自己的海外阵地，加快融入当地化步伐;四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新闻服务、政务和商务有效结合，全面拓展媒体功能。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将新闻传播领域杀入的“黑马”——软件工程师作为研究对象，在《新闻传播领域算法工程师伦理责任考察》中通过数据分析、调研访谈等方法分析工程师认知算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并给出应对思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则在《智媒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做出判断：中国目前已经完全进入智媒时代，其收益已见端倪，局部凸显优势，但在智能鸿沟、信息茧房、隐私安全和人文价值等方面也存在刻不容缓的挑战。
七、革故鼎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闻学的想象力
中国新闻学当代价值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在《实践视野中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升维”》中表示，2013年以来，“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成为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而且逐渐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新闻宣传观念，实现了党在新闻宣传实践中的多重“升维”，蕴含着当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意识”和“大宣传”理念。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严怡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需要根据不同层次的诉求，形成多层次命运共同体，阶段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表示，探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的历史、流变以及未来的走向，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重构，提出有针对性的中国特色解决方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丁柏铨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思想的发展轨迹》，他说，百年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有着自己特有的国情，顺应时代特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原有舆论思想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发展，使党的舆论思想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
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百年经验思考，百年真知灼见。厚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探讨中国新闻传播的教育和未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水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落脚点。弘扬非凡事业，赓续红色传承是中国共产党担负历史使命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四个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新闻学人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赵亮
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近些年来，在英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高校如帝国理工学院、南安普顿大学、华威大学、拉夫堡大学等，在读中国留学生比例均超过了5%。除最受欢迎的理工、经济和金融专业之外，与媒介有关的专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选择之一。英国的媒介产业发达，媒介教育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这个专业相对来说入学门槛较低，成为中国留学生首选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大学也是中国媒介研究学界的重要参考对象。随着双方交流日益频繁，英国媒介教育的部分专业、学制、教学方法等被逐步引入。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英国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的特殊性仍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读和忽视，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争论。例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等同于美国的传播学，是同一学术领域的两个名字，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是批判式的，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是行政管理式的，两者水火不容。再比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是新闻职业培训的高端延伸；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是纯粹理论性、批判性的，与媒介实践相去甚远。这些观点往往从当前的本土框架出发，忽略了一个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发展所依存的特殊历史与社会情境，未免对英国媒介研究与媒介教育做出了简单化的判断。
实际上，欲描绘英国媒介教育的学术地形图，必须对这个国家的整体思想状况与社会状况进入深度理解。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历史进行浮光掠影的描绘，望能述其大概。简言之，英国媒介教育与其整体思想和教育状况紧密契合，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工业文明和社会激进革命、自由主义和社会公共服务、殖民主义传统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进程中，呈现出一种多重建构的结果；与美国为代表的媒介学术传统不同，它的新闻学长期处于半缺席的状态，文化研究成为主导性思想潮流，学术界限较为模糊，批判理论和成人教育成为特色。
一个学术领域的命名
如果说，在中国大学中常见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 Science或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美国式的学术界定，那么英国大学里更常见的是“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这一称谓。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策略。“媒介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传播学有所关联，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在英语中，“传播”是个广义的词汇，用以指代各类象征性转换。在英国大学的学术话语中，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相关，相关研究的主要传统来自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与之对应，媒体研究是对以某种形式借助媒介开展的人类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它侧重研究的是电影、电视、广播、电脑等为核心的传播活动。因此，在美国大学的传播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言语传播、修辞研究，极少出现在英国大学的媒介研究传统之中。
在英国社会的普遍认识中，媒体属于大众文化，与文学为代表的高雅文化泾渭分明。因此，传统的学术体系之中往往会轻视媒体，把电视、音乐、电影当作消遣，而并不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或教育的分内之事。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至今都没有媒介研究这一专业，由此可见一斑。在创建初期，媒介研究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一直不洽，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是当前媒体研究状况的重要一面。
英国传统的历史建构
1919年至1939年期间，伦敦大学曾开设过新闻学的培训，但由于二战的原因，早期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无疾而终。直至1960年前后，正规的涉及新闻、传播与媒介的高等教育才重新展开。当时也恰是英国高等教育蓬勃发育的新高峰。
之前，英国的大学体系规模很小，极其精英化，大学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极是屈指可数的传统大学如剑桥和牛津等，另一极则是一系列城市大学，最早于19世纪在伦敦出现，随后兴起于其他的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利物浦等。此外，英国大学教育还出现了较低一级，被称为技术学院，它们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的教育机构，主要颁发职业证书。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被改变了。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剑桥、牛津依然作为旗帜高高飘扬。与此同时，一方面政府大规模新建了相当数量的大学；另一方面，技术学院以传统大学为模板，开始设置各类学位课程。英国式的媒体研究和媒体教育，正是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应运而生的。它最开始并不是出现在剑桥、牛津等全国性大学，而是出现在地方大学；并不是出现在传统大学，而是出现在技术学院。这多少反映了这个新学科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非传统学科建制的，是跨学科的，很难将它纳入基于单一学科建立起来的传统大学的系科划分体系，很难给媒体研究找个安身之所。然而这也为媒体研究带来了独特的风格与特色。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传统大学并没有给媒体研究一席之地，因此，地方大学成为了媒体研究的桥头堡。20世纪60年代，在传统的大学中只有三个为媒体研究设立了科系、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它们是地方大学：里兹大学、莱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
媒体研究的历史流变
在里兹大学，麦奎因开创了在政治传播中媒体作用的研究，并创建了电视研究中心。在莱斯特大学则创办了传播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主要由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构成，更关注为机构与工业实体的媒体组织；他们更关心媒体机构的内部，并以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为主要研究手段，其核心的议题是记者如何工作，到底什么是新闻，电视剧如何构成象征。最后一个地方，则是赫赫有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霍加特创建、并由霍尔发扬光大的这个中心，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传统。这个中心的大部分学者拥有文学背景，他们既关心文本中蕴涵的意义，也关心社会团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今学术界不少独当一面的媒体研究学者都来自于此。有趣的是，这三个机构都只有研究生课程。
里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均更具人文学科导向、偏重学术研究而非实务训练。如果说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创立是英国媒体研究的第一波，那么，这个学科的第二波则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教授媒体本科课程有关，与所谓的技术学院有关。以新闻实务为主并授予本科学位的新闻科系是1971年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开设的。而最早的媒体研究本科学位教育则出现在中伦敦技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威斯敏斯特大学。这些大学也被称做新大学，虽然早就存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发展。媒体研究拓展的第三波出现在20世纪末，由于媒介产业的蓬勃兴起，媒介教育获得重视，几乎所有英国大学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
缺席的新闻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历史上来看，新闻学在英国的学科体系之中长期缺席，而新闻教育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所谓“学徒制”的方式进行传承。虽然自由主义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多半都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最重要的阵地英国发展起来的，但在英国的大学体系之中，新闻学一直没有容身之所。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英国的传播与媒体实务教育虽然有一些先期性的工作，但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进程后，新闻教育并没有获得长足的进步，而长期以来，新闻职业培训是以非学位教育的形式存在的。
英国拥有BBC、《泰晤士报》这样一系列重量级的媒体机构，是造成新闻学在学术界长期缺席的原因之一。这些大型媒体机构自身就有完备的内部培训机制，所以也没有必要接收学院体系里的新闻学子，而更倾向于招募有更广泛学科背景者，在机构内部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记者，要么获得一个其他专业的学位，如英语、政治、历史等，然后想方设法在英国广播公司或是知名报社找到一份工作；要么在地方性媒体打拼然后逐步提升到全国性媒体工作。但近些年来，情况也开始发生改变，美国传播学的传统和注重实践的新闻学课程也开始陆续出现在英国校园。
批判理论的现实关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英国媒介教育中的成人教育。这个特色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式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思想。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个潮流，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间蔓延到全球知识领域，成为媒体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重要阵地。虽然这个中心的后身——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系——于2002年被校方撤销，但是其形成的研究潮流却不仅在金史密斯学院等地继续发扬光大，而且拓展至纽约、悉尼、香港、上海，遍及世界各地。
有意思的是，该研究潮流的早期重要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都曾涉足成人教育，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素养教育的一部分加以贯彻，而同时也使得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思想的实践。斯图亚特·霍尔在离开伯明翰大学后，专门任职英国开放大学的教授，而这是一所致力于成人教育的高校。1977年10月，英国卸任首相爱德华·希斯访问中国，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希斯就向邓小平介绍了英国的开放大学，它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化媒介来开展成人教育，在当时是世界性的创举。邓小平决定借鉴英国的做法，这促成了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的重新建立。霍尔在开放大学研究与教育不仅致力于发展学术成果，同时致力于将其扎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文化实践当中。2011年，金史密斯学院在斯考特·拉什领导下的文化研究中心，宣布将其研究生课程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谓继承了这一理想。虽然对象、内容、力度、目标均有不同，但文化研究对成人教育的重视，与中国学界目前关注的热点之一——媒介素养，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方面摆脱了实务训练而专注于理论拓展，另一方面又将学术教育返归到社会大众的素质培养和日常实践，从象牙塔到起居室，英国的媒体研究与媒介教育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策略和学术方向。
中国情境下的反思
中国学界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的新闻学或是传播学的模板去对接英国的学术机制，而两者往往很难契合。正如前述，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下，诸多的英国高校中，以新闻学命名的科系并不算多，而冠以传播学之名的学科往往又会与媒体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并列。因此，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学科本身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一成不变。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一个标准模式。学科的形成往往是与社会变迁互动进行的，是包括学术政治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当中国传播学界面向世界获取学术资源之时，我们应时时警醒，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特定历史变迁、社会情境、学科建制和政治策略，由此方能反观自身，理解中国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面临的境况与议题，寻求发展之路。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时至今日，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可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研究对象和价值、研究方法、成果形式、研究效用的差异，以此标准，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当属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屬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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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姜红. 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18-1949）[D]. 复旦大学，2006：153.
符号新闻学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新媒介技术和设备的普及使用，主要从学习、生活、就业等三个方面影响了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使他们学习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宅”化，求职理念发生转变。
【关键词】新媒体 新闻学专业 学习 生活 就业
“新媒体”是依托于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它被人们一般性地称之为“第五媒体”。①随着“以个人为中心”的微博的兴起，互联网逐渐超越了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门户，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的结合将人们带入了“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信息传播”的自媒体时代。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愈加模糊，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互动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拟化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生存方式，大学生活也被深刻地卷入这场媒介技术革命当中。
高校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高，运用范围广，已经为多项调查所证实。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新媒体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着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新媒体的普及应用，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来说，不仅是信息传输技术的巨大跨越，人际交往更加便利；而且是一种新媒介文化的介入，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他们的现实价值判断和认定。在将信息传播作为自身的学习研究对象的同时，又深陷媒介技术变革的浪潮之中。当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
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使用手机媒体上网的用户首次超越了传统PC整体使用率。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依然是学生，以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最高，占到全体网民的30.7%。这一年龄段与大学生群体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高校学生中使用手机上网非常普遍，浏览学习资源、关注微信朋友圈，查询招生就业信息全部都在“掌中”完成，虚拟化的生存正在成为一种现实。
一、新媒体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在改变着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方式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高校学生的求知欲。有着多元追求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并不会被自己的专业所局限，依靠互联网，他们不仅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人生梦想，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且可以找到为之奋斗的途径和方法。
海量信息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定位自己的学习目标提供科学依据。新媒体时代，不仅意味着海量信息的提供而且意味着海量信息的便利获取，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学习目标的设定已经摆脱了现实专业课程的束缚，向着更为广阔的视野深发。一方面，依靠移动互联网络，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对新闻事业和新闻信息传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新媒体时代，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使用注重的就是用户的体验，大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是他们理解新媒体信息传输革命的前提。不断丰富的信息传输类型，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挑战着已有的新闻传播机制，也考验着新闻媒介自身的发展，这是新闻学专业学生应该知晓的。另一方面，借助虚拟交往中的异质性交往主体，新闻学专业学生可以对新闻行业、信息产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愈加明晰自己专业学习的目标。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的信息传输功能及应用固然重要，但理解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和作用才是终极目的，惟其如此，才能对人们日益增加的新媒体依赖情节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移动互联网络中虚拟学习交流圈的形成丰富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大学生的生活圈子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人际交往圈也相对封闭，交往对象基本在校园内，他们以专业为对象， 以未来的职业为目标， 以班级为单位从事学习和集体生活。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上的即时通信工具QQ、微信、微博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虚拟人际交往圈，这个圈子既是对他们现有人际资源的整合，也是对已有人际交往链条的延伸。一方面，现实中的人际交往被移植入网络虚拟空间，成为熟人圈子；另一方面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多元志趣在移动网络中结识新的交往对象，构建新的虚拟人际交往圈。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逐渐摆脱了以书为友， 以同学为伴， 以教者为师， 以教室和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封闭性学习交流空间，开始了一种更为开放的学习交流方式，一种注重分享的学习方式，从分享中获得学习资源，从分享中获得学习动力。
二、新媒体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生活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虚拟化生存程度加深，“足不出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个性行为，而是他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宅”。这种“宅”生活中，又以“朋友圈”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是宅男、宅女们的精神慰藉和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依据，一切大小事宜，全都依赖“圈子”来确认、判别。
虚拟化生存模式——“宅”生活。早在移动互联网络之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宅”现象就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2010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新媒体使用方式中来。但是手机这种移动互联网终端并没有带给人们一种完全的身心的彻底解放，而是成就了另一种“宅”生活。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生活状况足可以证明这一新型的“宅”生活的特点。如今大学生的购物、休闲、交友几乎全部都在网上完成，借助手机的虚拟化生存才是他们的真实生存模式。大学生活围绕手机而展开，一种新的“宅”生活正在形成，手机成了禁锢大学生身心的新的枷锁。同PC时代的“宅”生活相比，手机时代的“宅”生活范围更小了。世界尽在“掌”中，而身心却被“掌”控，这恐怕是德弗勒在提出他的媒介依赖理论时都不曾想到过的。
虚拟化生存下的“圈子”化生存。新媒体环境下，人际交往中人们对移动社交网络应用的高度依赖，QQ、微信、微博已然成为现代人维系其现实社会关系的纽带。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移动社交应用展开的。他们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微博了解同学、亲友的境况；也通过这些虚拟社交平台结识新的朋友，以此来拓展自己的现实人际交往范围。尽管在网络虚拟社交的空间中，人们可能使用“假身份”和“非真实的文字”与网络另一端的一个同样“虚假”的人进行互动，但这并不等于人们通过网络媒介的交际活动就是虚拟而没有意义的。②虚拟人际交往的现实影响力却是存在，它通过“圈子”对交往主体发挥影响，以一种主体不自觉的方式改变着主体的情爱观、价值观，这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应注意的问题。
三、新媒体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就业的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职业人生规划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新闻学专业本就是研究新闻信息以及新闻媒介信息传播规律的，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即我们所说的媒体人。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数据概念的深入人心，信息已经不仅仅与媒介相关，而是涉及社会众多行业、领域。这就带来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学专业学生职业理想的多元化，他们不再仅仅拘泥于专业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是面向所有涉及信息传播和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在自主就业的道路上，新媒体带来的新型网上应聘方式更是为他们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职业理想多元化。新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仅是用户体验的巨大变革，而且还伴随着海量、多样信息的高速传输，这是最近一两年被频繁提及的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对于自己所学专业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愈加清晰。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推进作用明显，当今社会涉及信息传输和控制的产业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择业理念也有了全新的改变，他们不再仅仅盯着传统主流媒体，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具有挑战性的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多元化的择业理念是对他们自身个性的最大释放，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就全社会本身的发展来说，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择业理念的转变，有利于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社会的高效率发展。
新媒介技术催生新的就业应聘方式——网上应聘的流行。如今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应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面对面应聘转变为网上在线应聘，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就业方式。以往面对面的应聘场景：风尘仆仆赶来的大学生面对一群声色俱厉的招聘主管，多少会带来他们心理上的不快。而且双方的信息交流丰富而不全面，无论是招聘者还是应聘者都要克服临场发挥的心理障碍。新媒体时代，这一切都有了改观，首先是对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借助移动互联网络，大学生可以了解招聘单位的详细情况，对自己的求职意向有了更加精准的定位。招聘单位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应聘学生的专业素养，求职意向，找准自己的招聘对象。其次是在线应聘的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约双方的成本，节省时间，为聘用的最终实现打下基础。
结语
新媒体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带来的学习、生活和就业等多方面的影响表明，顺应这种媒体环境变化已属于大势所趋。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在认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方面有专业优势，有着较高的媒介素养，可能成为高校校园中新媒体的最先得益者。时下，所有的大学生都已经面对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活方式的变化，这需要所有的大学生转变思维方式，也可能给高校的相关部门带来学生管理方面的新挑战。
【本文为周口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zknuc0
109】
参考文献
①黄岩、陈伟宏，《新媒体：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契机与挑战》[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6）
②付垚，《大学生人际传播中的网络媒介依赖分析——以即时通讯工具QQ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13（1）
（作者：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