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将GDP增长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通货膨胀率三个指标引入VAR模型，通过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从而得出的结论有：财政赤字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抑制经济增长；通胀对经济的影响始终为负向；经济增长对赤字和通胀有单向传导效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冲击更强烈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更独立；由财政赤字引发的短期通货膨胀较短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年时滞，因而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三年后适当施加一定程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关键词：财政赤字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價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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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蕾，王叙果，王非.我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01）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针对前几季度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上涨,跳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大讨论双方各执一词的观点,本文从通货膨胀基本机制入手,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通货膨胀所产生影响为参照,对中国目前状况展开检验性分析。
[关键词] 通货膨胀 消费物价指数(CIP) 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1-2月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涨0.28%。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3%,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而那个时期中国是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与不断增长的投资扩张相对应,在经济学家圈内,“经济已经过热”、“越来越热”的声音这段时间也更为响亮了。过去比较坚持“局部过热论”的一些学者和某些政府部门似乎也开始有所动摇,起码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也随之增加了。
跳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大讨论双方各执一词的观点,本文将从几个基本的方面就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展开粗浅分析:
一、通货膨胀及其影响的经济学解释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指:因流通中注入货币过多造成货币贬值,亦即总的物价水平采取不同形式(公开的或隐蔽的)持续上升的过程。
目前,许多国家则通常用消费物价指数来表示通货膨胀率。即:
通货膨胀率=(今年CPI—去年CPI)/去年CPI×100%
通货膨胀既可以产生于总需求增加,也可以产生于总供给减少。根据这两种刺激来源,通货膨胀可分为需求上拉型和成本推进型。
1.需求上拉的通货膨胀的过程分析
由于通货膨胀是一个过程,所以总需求必须持续增加。产生因素:
(1) 货币供给增加;
(2) 政府购买增加;
(3) 出口增加。
假设政府有巨额预算赤字,并通过出售债券来为这种赤字筹资,便创造了更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逐年持续增加,并给物价水平带来不断上升的压力。这样,经济就经历了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2.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来源:
(1) 货币工资率上升;
(2) 原料的货币价格上升。
在一个既定的物价水平时,生产成本越高,企业愿意生产的量越小。因此,如果货币工资率上升,或者如果原料价格上升,企业就减少自己物品与劳务的供给。总供给减少,滞胀随之而来,物价水平上升,失业率增加。如果政府再增加货币供给,总需求增加,物价水平上升更高,充分就业又得以恢复。结果引起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
通货膨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开始阶段极短的时间内,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危害性极大:
1.对生产而言,通货膨胀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生产过程紊乱;使生产性投资减少,不利于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
2.对流通,通货膨胀打破流通领域原来的平衡,使正常流通受阻;加剧流通领域的供求矛盾;使潜在货币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货币购买力,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使流通领域更加混乱。
3.对分配,改变了社会成员原有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比例;使企业的销售收入不真实,影响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使财政分配的资金不足以转化为实际物资,打破财政原有的预算平衡;使信贷资金来源急剧减少,信贷资金供需矛盾加剧,甚至可能出现信用危机。
4.对消费,减少了居民的实际收入,使消费水平下降,限制下一阶段生产的发展;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损失不同,会加剧社会成员的矛盾。
二、我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物价总水平一直处于上升之中,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加快的时候,引发和伴随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三次经济增长率的高峰,相应地有三次物价上涨的高峰。
1979年到1981,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大面积调高职工工资以提高居民收入。但这样的提高是以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为代价的,另一方面提高了长期受抑的居民消费水平。于是启动了通货膨胀机制。受此影响,政府在经济调整的名义下实施了紧缩政策。
1984年,财政方面的一些措施导致了收入分散化和与之相伴的预算外资金的大幅度上升,使总需求继续膨胀,平均消费倾向提高。同时投资扩张在有了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控制之外。于是,立即出现了投资与消费双膨胀的局面。1988年,多年累积诸如经济结构失衡、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等问题的加剧,导致了我国经济形势的重大波动。
自1993年起 ,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高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一些部门和地区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而消费品的需求并未超过供给增长,整个消费品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通过膨胀时期。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同样出现了人们从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现象,自然会引发对市场、银行体系的冲击。
三、就我国目前状况对通货膨胀及其影响的预测
1.现在CPI上涨的原因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分析,促成一季度物价上涨的因素如下: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7%,对价格总水平上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次,“前低后高”的价格走势对今年产生翘尾因素影响;第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滞后影响逐渐放大;第四,粮食、食用油、禽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价格总水平具有持续拉动作用。
2.不会出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局面
目前的物价上涨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现在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消费不会再对物价上涨产生大的推动作用。而1988年和1993年我国出现的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是因为价格市场化改革造成产品供不应求,人们从银行提款抢购商品,自然会引发对市场、银行体系的冲击。
其次,现在的物价上涨是局部上涨,主要是粮食、能源价格上升过快。而很多商品的价格并没有涨,有的还在下降,比如目前老百姓正热衷消费的汽车或家用电器、手机等,因此很多人并没有感到手中的货币在贬值。
再次,现在的增长处于一个正常的上升通道,是基于市场调节的。特别是市场对供给的调节能力大大提高。
3.温和通胀对经济运行的良性发展影响不大
第一,经过上涨,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在近期内会比较稳定。近年来,由于中央始终把农业放在工作的首位,狠抓农业和农村工作,粮食连年获得大丰收,国家和广大农民手中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这就为粮食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农产品价格稳定提供了充分保证。
第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逐步变硬。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投资饥渴症现象大大减少。投资需求疲软使生产资料商品价格难以大幅上升。
第三,商业银行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注重经济效益。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的实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日益规范。首次普遍出现了惜贷,国有商业银行年度贷款额度没完成计划的现象。这不仅显示出银行贷款讲求效益,还使贷款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受到强力制约。
第四,财政赤字带来的货币超经济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因素被杜绝。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这从制度上排除了财政出现赤字、央行印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央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约束自己实行廉价货币政策,避免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日趋成熟的背景之下,由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诸多方面的进步,民众对政府货币政策的信任度不断提高,并对国民经济运行持良性预期。因此,由于经济政策调整等客观因素产生的温和通货膨胀不会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对经济运行的良性发展不会构成主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曹龙骐:金融学.高等与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黄 达:货币银行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迈克尔•帕金著 梁晓民:宏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5月版
[4]史文青著: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版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至今，理论界对劳动价值和制度价值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未能达成共识。文章在充分论证劳动价值和制度价值的本质与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劳动价值和制度价值的辩证关系，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即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只有真正把握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内在逻辑关联性，才能有利于执政党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关键词：劳动价值 制度价值 本质 辩证关系
科技发展史清晰地展现了经济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原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属于制度因素，时间序列的社会制度因素（或者叫制度因素的发展程度）是导致经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变革的内生变量。社会经济制度的存续性（或称生命力）与社会全体居民推选出的制度管理与监督执行机构的执行者（政府公务员）执政水平紧密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真正要义所在。因此，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至关重要。
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
深入研究中西方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劳动价值论本质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其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因此，单纯地把劳动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范畴，把价值这一概念置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去解析，都不能客观全面地诠释劳动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一切商品交易活动都是以国家垄断发行的法定货币为媒介与结算工具，这其实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规则？原因就在于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性。
1.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时期的价值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社会财富的唯一财富形式，把贵金属货币积累等同于财富增加，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政府政策目标的唯一价值取向。早期重农主义者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推理出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经济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进而推理出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于是后期重农主义学派在边沁的“利己主义”哲学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论证遵循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最终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它却忽视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一致时政府制度协调的作用——制度价值。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的劳动价值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创立，到亚当·斯密集大成，最终又由大卫·李嘉图解体。原因在于所有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者，在研究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都没有严格遵循劳动价值论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逻辑路径。因此，都不能严格遵循一般逻辑构图“劳动→价值→价格”：旨在确立生成规定上的对象运动的连续性假说。
虽然马克思以他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其市场经济活动，并且明确指出了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但是，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后，与大卫·李嘉图在发现“两个不对等”矛盾后一样，都没有继续朝着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路径去架构理论体系，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国家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抽象、概括、上升为“制度价值”这一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因此，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视角看，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英国前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因其所处历史时代的认知能力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都存在理论上的短视。
二、制度价值概论
1.制度价值内涵。制度价值论（institution theory of value）的本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由于经济社会与农业生产的自然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样，它同样存在着人为秩序：这种人为秩序表现为经济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在任何经济社会，经济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经济规律；否则，就会违背经济规律，并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国家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有必要据此制定、颁布一套科学的经济制度，一切经济活动主体都必须遵守这一经济制度。这样经济社会整体就能免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国内学者徐晋（2014）首次明确界定了制度价值论内涵。他指出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劳动是价值的手段。制度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前提，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价值空间的构建。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创造稀缺序列和稀缺范式。因此，制度价值论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本源与核心内容。
2.货币发行权垄断与制度价值衍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扩散效应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由此导致了商品交易种类、数量剧增；显然，贵金属（黄金与白银）货币的供应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商品交易数量的要求。于是，以贵金属货币作为交易工具的交易规则就必须改写。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找到了其替代品：纸币。只要在国家法制前提下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规则，由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的、经济社会最权威的国家货币管理机构——中央银行来管理印制发行纸币，就可以真正解决以往经济生活中的两大难题“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但是，货币发行权由国家垄断后，在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另一难题：国家在营运部分公共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时，如何保证其管理执行者不徇私利？因为纸币发行与银行信贷资本扩张过程中都会产生铸币税与类铸币税的问题，这实际上就会涉及到货币价值尺度的恒定问题，于是最初的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由此而生。如果说贵金属货币年代，一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只是体现在监督贵金属铸造时的纯度与重量上，制度价值还不那么明显。那么纸币产生后，在信用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制度价值就十分凸显，并由此进入人类经济生活的视野中，它与市场经济活动如影随形。
3.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与制度价值理论缺失。要解决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这两大矛盾，并且架构的经济理论能够指导社会生产实践，就必须合理扬弃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采用一套全新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构经济理论体系。仔细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假设前提与逻辑路径，可以发现，他深刻意识到了大卫·李嘉图指出的的两大矛盾。他发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其他种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力图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用它解决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和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学界称其为“两个不对等”）的两大矛盾。在对“两个不对等”的矛盾分析中，他指出，虽然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产阶级有表象上的人身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最终金融寡头的出现，形成了实质意义上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职能与执政党最初的良好治国理政纲领不可能实施，并且开始异化：上层建筑被少数资本所有权利益集团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政府不能公平、公正地履行其法律职责与义务——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据此，马克思指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才能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价值”。
4.制度价值理论萌芽与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变革。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路径上看，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因“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大卫·李嘉图那里解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能否顺利发展进行论证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如果要解决李嘉图指出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和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产权制度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或革命。从国外早期关于制度价值论的文献看，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两人的上述观点，实质上表明了制度价值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之时就已经开始萌芽。
新古典经济学对以劳动与资本这两类主要生产要素架构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从动态的制度价值理论结构上进行创新。因此，在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经典教科书——马歇尔（1890）的《经济学原理》中，制度价值只是零散地见于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等文献中，并且没有体现制度价值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架构中的应有地位。在1936年凯恩斯《通论》问世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因为制度价值的重要性未被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经济主体充分认知并达成共识，于是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对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不力；所以，市场经济运行中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不良现象。
诚然，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包括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公私混合资本营运就是对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演化出的收益权、处置权（包括分配权）的调适。只要法制健全、监督到位，市场经济社会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合理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这一关乎民生、民权、民主的首要问题。从这一逻辑轨迹推断：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二者是一致的，都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完全的私人资本产权制度进行革命，只是马克思比大卫·李嘉图更加旗帜鲜明，更加立场坚定。
三、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辩证关系
1.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及其资本收益权、资本处置权（分配权），在政府金融财税、收入分配制度价值监管无效时，特别是企业工资协商制度（法律制度）监管无效时，科技进步导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下，劳动者共同劳动所形成的劳动产品在市场成功交换后，以货币计量值表示的企业产品的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与政府税收后的净利润（严格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雇主与雇员（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自然就不可能实现公平。这时等量劳动就当然不可能获得等量价值（劳动报酬即工资）。这具体表现在同一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工作时（社会分工），获得的工资不同，同一企业不同工作岗位（企业内分工）不同工人的工资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超量发行、信贷资本无限扩张、股票市场大股东高价套现的金融制度会使经济过于“繁荣”。如果政府宏观财政金融制度监管无效，就必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会导致经济社会的货币价值尺度发生改变，这实质上在无形中改变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从数理上可以严格证明：货币贬值，价值尺度发生改变时，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效应不同，从而等量资本就自然不可能获得等量利润。
同时，由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公式k×y=v×p×m可以推知，它最终必定会改变劳动产品的名义市场价值量。在这种“内生的货币机制”中，政府凭借其货币发行垄断权、商业银行凭借其货币特许经营权、政府专营的国有资本企业凭借其与商业银行之间凸显的利益相关者优势可以悄然获得“铸币税财政收入与亚铸币税信贷资本利息收入”。这些制度价值实际上已经在全面、深入地影响着经济社会以货币计量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劳动价值论不能解决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制度价值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2.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从国家的起源与职能看，代表经济社会全体居民利益的政府只有通过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全社会居民共同或公共所有资本）的运营来不断调节全社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努力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国家的职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据此，可以认为制度价值最终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金融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对GDP与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上。
再仔细考量凯恩斯（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非挤出效应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国民收入与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最终必然增加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这就可以使经济社会走出萧条，迈向复苏；反之，就可以抑制经济过热。这正是制度价值之所在！可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界，凯恩斯是自大卫·李嘉图、马克思之后，从宏观视角论述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界对制度价值的不断强化，才使得人类可以自如地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二者密不可分。
（基金项目：课题立项编号：YKJ-2014-3-10，广东省教育厅重点项目；GDJY-2014-D-a001，广东教育科学研究院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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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汪斌，董赟.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演进[J]学术月刊，2005（2）29-36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作者简介：邹备战，广东省广州市人，广东科技学院教师，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领域：教育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唐靖廷，湖南沅江人，广东科技学院管理系经济学副教授，南开大学硕士；研究领域：收入分配，区域经济，教育经济；梁瑞雄，湖南衡阳人，广东科技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硕士；研究领域：教育经济管理，区域经济。）
（责编：若佳）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当前经济呈现持续的底部企稳的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不断凸显。基于此，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7年经济工作将围绕五大方向展开：一是宏观调控的重心将更注重防风险；二是在稳中向好的基本面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是防风险背景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中性偏紧；四是是对于经济与民生均影响颇大的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调控注重“稳”；五是更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防风险；宏观调控；金融风险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总结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则表明当前经济呈现持续的底部企稳的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与此同时，当前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不断聚集等。基于此，今年下半年开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实际已经开始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笔者认为2017年经济工作将围绕五大方向展开，一是经济政策的重心将更注重防风险；二是在稳中向好的基本面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是防风险背景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中性偏紧；四是对于经济与民生均影响颇大的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调控注重“稳”，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五是更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更偏向“稳增长”，2017年工作重心将侧重防风险
从近年来的政策目标来看，2016年首次提出了“防风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虽然“防风险”位列最后，但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出台中，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心，已经由近十年的“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
梳理了2006年至201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国内经济从2007年经济增长达到14.2%的历史次高点，经历金融危机的断崖式下跌，逐步有所回升进入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从“双防”到反危机的调控政策、由微刺激向定向调控①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变②。从政策目标来看，金融危机前宏观调控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反转，实施以“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等为核心的反危机政策，截止到2011年，政策目标主要是保增长一直是金融危机以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稳增长则是2012年以来政策调控的第一目标。而从“双防”到“四万亿”强刺激，从强刺激到定向调控，从微刺激再到供给侧改革；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无不体现了宏观政策对于稳增长的倚重（见表1）。
2016年政策重心开始向“防风险”转变，上半年，宏观调控明显体现了稳增长的主基调，下半年在政府主导力量带动经济企稳的同时，系统性风险有所扩大，债务风险的凸显，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股市市盈率经历2015年的股灾后有所回调但依然在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发生转变。6月，国新办专门针对债务问题举行了“债务吹风会”；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明确五大重点工作方向，尤其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9月以来至国庆期间，全国20个城市集中出台对地产限购和限贷的政策；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10月28日召开的全年第三次政治局会议尤其强调了“货币政策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风险”。近期，银监会明确将表外理财资产纳入MPA广义信贷监测，严禁银行理财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证监会管理下的交易所大幅提高了地产债的发行标准甚至传出暂停发行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2017年，一方面，抑制资产泡沫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杠杆率高企的背景下，控制总体杠杆率的同时，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注重股权融资的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改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更是明确了对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之一。
二、在当前经济底部企稳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在“稳中求进”中坚定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稳重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笔者认为，稳既是推动改革的环境，也是经济工作的目标，同时也是改革推动的准则和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将政策目标中重新加上了“促改革”，也凸显了管理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的背景下，2017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坚定推进。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实际情况来看，“三去一降一补”有实质性的推进，虽然不同过剩行业去产能进程不一，但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均有所推动；以煤炭、钢铁行业为例，上半年二者去产能推进节奏缓慢，1～6月份，仅完成全年目标的30%左右，下半年进度明显加快，12月份中上旬已经完成钢铁4 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虽然随之而来的是煤炭、钢铁价格的快速反弹，尤其是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已经反弹至近3年的新高；作为基础类产品的煤炭、钢铁价格反弹也为进一步去产能是否能持续推进增加了阻力和疑问，但是从供需来看，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2017年仍是去产能的关键时期，在宏观经济持续筑底中，去产能仍将延续。
以去杠杆来看，从2016年以来的情况来看，以资产负债率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杠杆水平微幅下降，但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杠杆态势不一，前者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而私营经济部门则持续去杠杆（见图1）。从历史情况来看，近几年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在47%～58%左右，但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期，稳增长主要由政府相对可控但是效率相对低下、同时也负有社会维稳责任的的国有企业部门投资来保增长，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資产负债率由金融危机之前的56%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私营经济并没有很深的介入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基本上是顺应了经济的自然周期进行债务收缩，因此资产负债率由危机前的58%左右下降至目前的51%左右。当时在当前债务风险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将坚定持续推进僵尸企业、高负债企业、过剩产能企业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企业破产、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手段的存量调整有所进展，但相对低于市场预期，2017年预计将有所加快。
三、在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稳健的货币增长将更趋向中性偏紧
对于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从2016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转变为“货币政策要保持文件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笔者认为，在当前以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防范资产泡沫与去杠杆持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相对有所收紧。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PPI和CPI超预期，通胀压力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息的启动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制掣。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带来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调整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影响（见图2 ）。
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加大。此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之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使得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2016年以来，央行主要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MLF为主要货币投放方式，尤其是8月底和9月中旬分别重启14天和28天逆回购，流动性呈现明显的短期化特征；“锁短放长”的流动性操作有利于金融主动去杠杆，防风险（见图3）。同时，货币政策收紧态势近期也有所体现，尤其是第4季度以来，无论是逆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还是发行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行，另，央行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的MPA考核，尤其是同业存款账户的清理和将表外理财产品纳入表内监管等事实，均体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趋紧，2017年这种态势将会延续。
四、房地产调控重在“稳”，建立长效机制并非首次提出，重在落实
对于房地产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并再度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由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颇重，对其调控首当重“稳”。而建立长效机制，则需要痛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
从过去来看，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2003年开始实施调控以来，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十年九调控”房价陷入“屡调屡涨”怪圈，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政策市场，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属性随着货币在股债等资产流动中体现明显，尤其是2016年房地产价格泡沫化更是说明了这一点③。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回归房屋的基本属性。从调控手段来讲，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货币信贷、土地供应、住房制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计划部署，但细看具体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更多是强调对已出台的多项政策要切实推进，要求见到成效。尤其是建立长效机制，也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3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长效机制，时至今日，长效机制并未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金融危机期间的保增长，还是近年的稳增长，均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及其带动的相关行业发展。房地产调控思维更注重短期效果和短期影响，因此，由于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甚重，房地产市场调控总是出现反复，2016年尤其反应了调控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见图4）。
在经济持续筑底，防风险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背景下，2017年，房地产调控将突出“稳”，一方面，对于供给相对短缺，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会合理增加土地供应；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加大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将去库存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而对于建立起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加快研究”意味着短期内并不能实现，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央地两级政府财税收入的分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用地70年期限、设立房地产税，等等。因此，必须改变注重短期效果的行政化的调控思维，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向长期的全方位改革。
五、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在当前“脱实就虚”凸显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并且从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创新驱动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如何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旨在保护实体经济，防止过度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尤其是还提出“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事实上，随着实体经济收益率的下行，资金“脱实就虚”不断凸显，表现为刺激政策释放的货币在股债、房地产伺机流动。2016年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尤为突出。房地产贷款余额持续保持20%以上的速度高位增长，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居民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已从年初的24.2%攀升至11月的50.2%；房地产市场挤占资源加剧了资金脱离生产领域实体经济的程度。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家信心的改变，占比六成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下滑，第4季度以来虽有所改善，但持续保持低迷；M2与M1剪刀差的扩大，也说明了企业更倾向于持币待投，对实体经济发展走势持谨慎态度。此外，高杠杆险资频频举牌入驻传统龙头企业、与公司管理层锚段升级等均引发了市场以及监管层对于金融过度繁荣的担忧。因此，2017年，提振实体经济也是经济工作推进的重点方向。笔者认为，实体经济是否能够提振，一方面，需要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金融最本质的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持续推进改革，比如产业制度改革，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推进减税政策，降低宏观税负等等。与此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鼓励企业家精神，提振企业家信心，改善“曹德旺”们的预期和信心。
综上所述，2017年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将向“防風险”转变，在经济底部趋稳中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防范资产泡沫与去杠杆持续，再加上通胀预期抬升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持续存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或将适度偏紧；而结构性调控政策房地产调控重在“稳”，建立长效机制仍需时日，重在落实；经济工作最终落脚仍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言，在调控政策影响下，房地产投资增长将有所下滑，稳增长的主力依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基建投资持续高位增长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发力。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5篇
201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体物理学家萨尔·波尔马特、美国/澳大利亚布莱恩·施密特以及美国科学家亚当·里斯，以表彰他们“通过超新星发现宇宙的加速膨胀”，有助于人类更多地了解宇宙扩张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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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即大质量恒星）爆炸的概念是1934年由茨维基和巴德提出的。他们猜测，当一些恒星寿命结束时将会塌缩，然后发生爆炸，其亮度可达到十亿甚至百亿个太阳的亮度。茨维基和巴德也观测到了一些超新星。
宇宙中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超新星：一种是茨维基最早提出的核塌缩超新星，另一种其爆炸机理不同，现在一般认为是白矮星（质量比较低的恒星比如太阳在燃尽核燃料后就会变成白矮星）从其伴星中吸积（吸积是围绕年轻恒星的星盘入面的碎片渐渐变大，最后形成行星的过程;即是天体通过引力“吸引”和“积累”周围物质的过程）物质，到一定程度后再发生核爆炸。但有趣的是，茨维基和巴德最早观测到的超新星都是后面这种他们未曾想到过的类型，他们把这种发生爆炸的白矮星称为“Ia型超新星”。
延 伸 阅 读 超新星爆炸吞噬宇宙尘埃
科学家们新发现超新星爆炸会吞噬尘埃，与人们此前认为的宇宙尘埃是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想法截然相反。
宇宙中存在着很多尘埃。许多年来，科学家们都认为这些尘埃是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近几年来的一些天文观测及图片显示，改变了科学家们的看法。
近几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观测围绕超新星的涡状的尘埃层，发现超新星具有周期性爆炸的特点。最近拍摄的一张图片显示，超新星周围的尘埃在新星爆炸后几乎消失殆尽。
2006年2月，超新星RS Ophiuchi (RS Oph)“诞生”了，这给科学家研究超新星爆炸与尘埃间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超新星RS Ophiuchi是双星系体，其中的白矮星每隔20年左右就会从其红色的巨型伴星那里积聚足够多的物质，促成一次热核爆炸，这种爆炸使其亮度由非常暗的12.5等左右增加到5等。
科学家们聚集在夏威夷茂纳基亚山的天文台，利用凯克望远镜对RS Ophiuchi的这次爆炸进行了观测。他们在观测过程中惊异地发现，该新星爆炸后，尘埃并没有出现在其周围的光亮区域，而是出现在爆炸波浪并未触及的更远位置。研究人员据此分析，超新星爆炸使周围的尘埃粒子消失，而外层的尘埃应该是在爆炸之前就早存在的，它们因为远离爆炸新星而未被吞噬。
美国宇航局天文学家理查德·巴里称：“天文学家们曾经一度认为超新星等恒星的爆炸产生了尘埃，可事实不是这样。”
（据2008年1月29日美国太空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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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超新星非常亮，但放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也只是微弱的一点。如何寻找超新星？这意味着研究团队必须彻查整个天空，寻找遥远的超新星。诀窍就在于，比较同样的一小块天空，拍摄于不同时间的两张照片。这一小块天空的大小，就相当于伸直手臂时看到的指甲盖大小。第一张照片必须在新月之后拍摄，第二张照片则要在3个星期之后，抢在月光把星光淹没之前拍摄。
两张照片比对，如果能够从中发现一个小小光点，即CCD图像中的一个像素——这有可能就是遥远星系中爆发了一颗超新星的标志。只有距离超过可观测宇宙半径1/3的超新星才是可用的。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近距离星系自身运动而带来的干扰。两个研究小组总共观测了约50颗遥远的“Ia型超新星”，并于1998年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宇宙的膨胀速度不是恒定的，也不是越来越慢，而是不断加快。
延 伸 阅 读 宇宙在膨胀
“有人说世界将终结于烈火，有人说将终结于寒冰……”
宇宙最终的命运是什么？或许它将终结于寒冰，如果我们打算相信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话。他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几十颗遥远星系之中被称为“超新星”（supernova）的爆炸恒星，得出了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结论。
即便是对这些获奖者而言，这项发现也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看到的现象，就好比把一个小球抛向了空中，却没有看到它落回来，反倒看着它越来越快地上升，最终消失在了空中，仿佛引力无法逆转小球上升的轨迹一般。类似的事情似乎发生在整个宇宙当中。
宇宙的这种加速度膨胀暗示，在蕴藏于空间结构中的某种未知能量的推动下，宇宙正在分崩离析。这种所谓的“暗能量”（dark energy）占据了宇宙成分的绝大部分，含量超过70%。它的本质仍然是谜，或许是今天的物理学面临的最大谜题。所以，难怪当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在1998年公布相似的结果时，宇宙学的根基被撼动了。
索尔·佩尔穆特（Saul Perlmutter）领导着其中一个团队，即1988年启动的“超新星宇宙学项目”（Supernova Cosmology Project）。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领导着另一个团队，即1994年启动的“高红移超新星研究组”（High-z Supernova Search Team）展开竞争，亚当·里斯（Adam Riess）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个研究团队通过寻找遥远空间中爆发的超新星，展开了绘制宇宙“地图”的竞赛。科学家希望能够通过确定这些超新星的距离和它们离我们而去的速度，揭开我们宇宙的最终命运。他们本来以为，自己会发现宇宙膨胀正在减速的迹象，这种减速将决定宇宙会终结于烈火还是寒冰。结果，他们发现了完全相反的事实——宇宙膨胀正在加速。
天文学发现颠覆我们对于宇宙的观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00年前，人们还认为宇宙是一个宁静的所在，比我们的银河系大不了多少。宇宙学时钟可靠而又稳定地滴答作响，记录着时间的平稳流逝，而宇宙本身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但没过多久，一种颠覆性的红移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观点。
20世纪初，美国天文学家汉丽埃塔·斯万·勒维特（Henrietta Swan Leavitt）发现了一种测量遥远恒星距离的方法。当时，女性天文学家没有接触大型望远镜的资格，但她们被天文台雇佣，从事分析照相底板的繁重工作。勒维特研究了上千颗被称为造父变星（Cepheid）的脉动变星，发现越明亮的造父变星，脉动的周期也越长。利用这样的信息，勒维特能够计算出造父变星自身的亮度。
只要有一颗造父变星的距离是已知的，其他造父变星的距离就可以推算出来——恒星的光显得越暗，它的距离就越远。一种可靠的标准烛光就这样诞生了，直到今天，它们仍是宇宙距离标尺上的第一个标记。利用这些造父变星，天文学家很快就得出结论——银河系只是宇宙中许多星系中普普通通的一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威尔逊山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投入了使用，这让天文学家能够证明，几乎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他们研究的是一种叫做“红移”（redshift）的现象，当光源远离我们而去时就会出现。光的波长会被拉长，而波长越长，它的颜色就越红。天文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星系不光在离我们而去，彼此之间也在相互远离，而且距离越远，逃离的速度就越快——这被称为哈勃定律（Hubble’s law）。宇宙正在膨胀。
（2011年10月5日果壳网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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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加速宇宙膨胀？这种神秘力量被称为暗能量，它向物理学提出了一大挑战，科学家虽然提出了若干想法，但至今无人能够破解这一谜题。宇宙膨胀的这种加速度暗示，在蕴藏于空间结构中的某种未知能量的推动下，宇宙正在分崩离析。这种所谓的“暗能量”（dark energy）占据了宇宙成分的绝大部分，含量超过70%。它的本质仍然是谜，或许是今天的物理学面临的最大谜题。
宇宙的组成部分，除去上文所说的暗能量，还有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星球这样的常规物质之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暗物质。暗物质是我们未知的宇宙中的另一个迄今未解的谜题。与暗能量一样，暗物质也是不可见的。对于这两样东西，我们只知道它们发挥的作用—— 一个是推，另一个是拉。名字前面那个“暗”字，是它们唯一的共同点。
延 伸 阅 读 宇宙可能没有暗物质和暗能量
英国科学家在一份报告中称，被认为构成96%的宇宙的神秘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可能并不存在。现有的宇宙学标准模型可能是错误的。
“正是这两种物质促使宇宙不断发生膨胀。”如果这一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将意味着用来计算宇宙结构的理论是错误的。据对“大爆炸”理论进行分析的宇宙学标准模型说，行星、恒星、小行星和气体仅占整个宇宙的4%。
然而，英国达拉谟大学的物理学家通过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这种说法有可能是错误的，宇宙可能并不存在“黑暗四周”，这意味着宇宙并不像我们认为的膨胀那么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罗伯特·马赛博士说：“这一研究结果对目前存在的有关宇宙未来的假说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这种猜想是建立在宇宙不断膨胀的理论之上，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现有理论可能都会被推翻。”
理论家认为，暗物质通过干扰引力，对星系运动产生影响，他们认为暗能量的作用更加重要。科学家们认为，正是这种看不到的物质导致宇宙迅速膨胀，快速把一切东西分开。
汤姆·夏克斯教授与研究生尤塔尼·萨文维特联合写了这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说：“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由暗能量和暗物质粒子主宰宇宙的可能性会更小。因此有关宇宙拥有‘黑暗四周’的证据会变得更没说服力。”
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是根据2001年进入轨道的美国宇航局卫星收集的最新数据得出的，该局发射这颗卫星的目的，是监测宇宙大爆炸产生的热辐射。
（据2010年6月30日《江南时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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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移现象指的是白矮星爆炸的光在远离我们的时候，其光波长会被拉长，而波长越长，它的颜色就越红。目前对红移现象的公认解释为：速度造成红移。例如：当一列火车向我们奔驰而来时，它的汽笛声尖锐刺耳，因为火车的高速运动使声波波长被压缩，能量密度增加。相反，当火车离开我们飞驰而去时，它的汽笛声则低沉幽缓，简称多普勒效应。
光波的红移现象指的是：物体辐射的波长因为光源和观测者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投入使用之后，美国天文学家哈勃于1929年确认，遥远的星系均远离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而去。星系不光在离我们而去，彼此之间也在相互远离，而且距离越远，逃离的速度就越快——这被称为哈勃定律（Hubble’s law），说明宇宙正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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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年认为，他们会根据测量到的宇宙减速膨胀，推测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如何减慢的。他们采用的方法，从原理上讲，跟60多年前天文学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给遥远的恒星定位，并测量它们如何运动；而实际上宇宙膨胀速度是加速的。
那些光亮变化稳定的恒星中有一个关联：光变周期越长，亮度就越大。由于知道了视亮度和真实亮度，就可以计算恒星的距离，因此光变周期成为了计算变星距离的理想手段。也正因此，一种被称为“造父变星”的恒星，成为早期宇宙的“标准烛光”。所谓标准烛光，指的是人们可以用造父变星来测量视差法无法测量的特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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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造父变星之前，先来看看什么是变星(variable star)。狭义上变星指的是“亮度有显著起伏变化”的恒星。宇宙中，一些在光学波段的物理条件和光学波段以外的电磁辐射有变化的恒星，天文学家将其称为变星，如光谱变星、磁变星、红外变星、X射线新星等，即星空中那些亮度随时间而改变的恒星。变星分很多种，如光学变星和物理变星。光学变星因为双星互绕，当其中一个遮蔽到另外一个时，造成观测上的视觉差异，使得观测者认为恒星亮度改变。物理变星是因为恒星本身内源或者大气状态不稳定，造成亮度改变。它又分为脉动变星和爆炸性变星。
荷兰人古德里克在研究仙王座恒星时，发现其中一颗名为“仙王座δ”的恒星亮度会有规律地起伏变化。中国古代将“仙王座δ”称作“造父一”，因此这颗有规律变换光亮的恒星就被称为“造父一”。而古德里克观察到“造父一”的光度周期（即从最暗变到最亮又回到最暗所需要的时间）是5天9小时，这是一种脉动型变星。此后人们发现了更多这样的变星，于是就将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命名为“造父变星”，以最著名的变星成员“造父一”而得名。
延 伸 阅 读 哈勃观测到类似银河系的遥远星系
哈勃空间望远镜近日观测到一个壮观的遥远漩涡星系Messier74，它大约和我们的银河系一样大小。
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图像显示，Messier74几乎是全部展现在我们眼前，用它的星罗棋布的旋臂形成了一个类似凯瑟琳之轮的形状。其中炙热的气体形成了无数亮点，一些明显的光块显示着那里正有新的恒星在形成。
Messier74的巨大旋臂被蓝色的年轻恒星组成的星团和粉红色的弥漫气体星团描绘出来，粉红色弥漫气体星团标志出充满氦气的星云的位置。
Messier74 位于双鱼座方向，距离大约为3200千万光年。Messier 74 漩涡星系比银河系稍小，其中包含大约1000亿颗恒星。1780年，这个星系被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梅襄（Pierre Mechain ）(1744-1804)首次发现，后来被他的朋友查尔斯·梅西叶（Charles Messier）编入了梅西叶星云星团表。Messier74 光亮非常微弱，所以很难用业余望远镜观测到，它被人昵称为“幻影星系”。
宇宙的加速膨胀是一个惊人的重大发现，因此，其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暗能量的本质仍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很可能是未来基础物理学发展的突破口。所以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现，也只是向科学界揭露了一个96%的成分仍然未知的宇宙。
（本专题部分内容摘编自果壳网、2011诺贝尔物理学奖新闻稿）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论调，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本文旨在通过对“双顺差”的现状、成因、影响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以加深对“双顺差”的理解，帮助更好地化解我国“双顺差”现象。
关键词：双顺差；形成原因；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历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又陷入欧洲债务危机的深渊；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渐缓，CPI逐渐稳定，但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急需转变。长期以来由于过分追求 GDP 增长，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累积了许多问题。在四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居高不下的双顺差，带来了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等一系列难题，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论调，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本文将通过当前与我国贸易“双顺差”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形成对“双顺差”现象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更好地化解“双顺差”和改善贸易条件。
一、中国贸易“双顺差”形成原因
通过对关于中国贸易“双顺差”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双顺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双顺差
大多数学者对国内经济结构储蓄、投资、消费进行研究，得出当前国内经济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这部分高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进而形成投资，从而导致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过剩的生产大量出口到国外，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同时由于国内储蓄的持续增长，过剩的储蓄转移到境外，进一步夸大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Lemoine(2000)对中国经常项目的构成分析, 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加工部门, 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外商在中国投资重新定位的战略使中国的贸易处于巨额顺差, Lemoine将这种情形称为 FDI导向型的贸易扩张。从经济结构失衡的角度来解释 “双顺差” 的确找出了中国经常项目存在的结构问题, 同时也提出了经常项目结构的潜在风险。但是这种解释的对象重点是经常项目顺差, 而不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同时顺差。
（二）经济政策和体制导致双顺差
多数学者认为外贸鼓励政策，使出口额不断增加, 最终形成经常项目顺差。 余永定(2006)的分析表明, 企业引入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 但却不进口外国商品而是把外汇换成人民币以购买本国商品直接导致了双顺差结构。 张纪康(1997)对中国国际收支本身的结构做了考察, 指出形成双顺差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引进外资的迅速增加；持续性原因在于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中国进口量偏低主要是中国长期来实施的进口管制政策所致。王建(2007)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双顺差的影响，特别提出由于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指标，引进外资和出口成为地区经济程度、对外开放度的主要指标，从而扩大了双顺差。George Lamson(2000)认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增强进出口商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使出口持续增加和外国资本流入。 孟晓宏(2005)认为中国 “双顺差” 是在特定历史和政策环境下的产物, 人民币低估和严格的资本控制是主要原因。
（三）“创汇”目标驱使双顺差格局形成
王月溪(2003)、吴敬铎等(2004)认为在“创汇” 观念的指导下,由于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允许外汇储备增加以实现“创汇”目标, 因此资本项目就有资本的净流入。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未导致逆差的原因是:外商仅注入外汇资金,中方把外汇换成人民币而并未用所得外汇进口外国投资品。这个观点与余永定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这里更强调“创汇”目标。
杨柳勇(2002)从国际收支本身的结构出发分析，认为中国提前进入了债权国阶段在于外汇缺口，储蓄缺口和国内外汇管理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国际收支结构的综合分析方法, 对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剖析。 张少华(2005)基于金融抑制和发展的视角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是由我国业已存在的 “类金融抑制” 环境造成的。不过，虽然分析角度不同, 但张少华对双顺差的分析仍然落脚到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以及 FDI 的引进上。
（四）他国贸易顺差转移导致的贸易顺差
吴晓灵(2007)从中国货币政策出发分析国际收支，得出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对于欧美是出口大于进口，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国对于亚洲却是进口大于出口，存在贸易逆差。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很多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再出口的，这说明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一部分贸易顺差是其他国家贸易顺差的转移。即使中国改变了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都只会引起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变化，而不可能改变亚洲新兴国家对欧美市场总体贸易顺差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除非欧美市场允许新兴市场国家进口更多的高端产品。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对中国的影响
自余永定（2002）明确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开始,大量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同期,杨柳勇(2002)也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因为中国的“双顺差”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等相联系的，所以“双顺差”在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经济产生了许多的消极影响。
（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正效应
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主要的正效应表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提升国家信誉和降低风险等方面。卜爱华(2005)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带來的外汇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邱彦涛,吴春远(2009)则指出国际收支“双顺差”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王兵(2009)认为“双顺差”有利于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余小雨(2011)则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持续顺差意味着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负效应
王健(2006)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入世后,“双顺差”的双刃剑作用日益突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可以总结出“双顺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弊端：
1.对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影响
在汇率方面，钟伟(2003)指出如果汇率稳定是目标,那么持续的“双顺差”将使得汇率稳定受到困扰。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最直接影响是使得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巴劲松(2000)指出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生变量，这可能会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负担。余永定(2006)通过对中国的资本流入进行分析,指出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项目的顺差造成的,并认为这种模式下的外汇储备增加是不合理的, 实际是是把自己的资源借给别国使用。王军(2007)则直接表示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2.对货币供给和物价稳定的影响
George Lamson(2000)通过研究中国1997-1999年通货紧缩期间的相关数据,发现因国际收支顺差而增加的大量基础货币会通过国内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彭兴韵、姚枝仲(2004)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外汇占款发行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一种渠道，认为在双顺差的情形下,正常的外汇流入会直接释放出大量人民币。余永定(2006)指出因“双顺差”所增加外汇储备必将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贺力平(2007)认为在非通货紧缩时期,“双顺差”无疑将增加我国通货膨胀压力。
3.对货币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邓立和张坤（2007）指出“双顺差”不但会引发外汇储备超常增长,还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从未引发剧烈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生蕾(2007)认为大量积累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唐建伟(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货币流动性过剩还可能会导致投资过热、资产价格泡沫等一系列消极后果。
4.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
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扭曲的国际间资源配置。Macfarlane(1998)提出中国大量国际储备的积累意味着将本国资源借给进口国以供其超支消费。庄芮(2000)认为持续“双顺差”说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存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大等问题。余永定（2010）指出,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结构在一定程上反映了货币紧缩政策的无效性和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赵波(2010)指出外资流入在不同行业内形成了重复配置，这会加剧某些涉外部门生产相对过剩的程度,然而另外一些部门却会因资源缺乏而生产不足。
5.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的影响
Lemoine(2000)强调中国FDI导向型的贸易扩张使国内产业变得相对落后，无法提升中国国内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且,FDI在地理范围上的集中分布会拉大中国开放程度的地区差别。邱彦涛,吴春远等学者(2009)则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并认为“双顺差”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孙恒有和崔华伟（2011）认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外部经济失衡，且持续的顺差不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影响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有较大的理论和政策指导意义。但研究还只是处于定性分析上，定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因此，引入计量的方法来对“双顺差”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应该是该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政策建议
为解决双顺差问题，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余永定（2006）认为，为降低外汇储备，政府可以增加当前支出以及削减税收以降低政府储蓄。从萍（2011）认为，应该逐步完善汇改后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汇率制度变得有弹性，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動，减少国际收支顺差。毕海霞，胡继成（2010）补充道，应放宽外汇管制,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引导资金合理流出应适当放宽外汇管制，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另外，随着我国加工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愈加丰富，我们应当适时、适度地调整加工贸易以缓解这种加工贸易顺差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主导的不平衡现象，扩大市场的开放度，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来扭转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江春（2011）基于企业家的视角，在分析了国内双顺差背景下企业所承担的压力与责任后，指出，制度严重压抑了国内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他们的创新及创业活动。同时“对外开放过度，而对内开放不足”的状况也需要进行制度改变。并且，制度改革及观念都需要重大突破，使私人财产不仅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且还要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进而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
四、总结
通过对关于我国贸易“双顺差”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国内对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发展。多数学者从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政策体制、“创汇”目标和他国贸易顺差转移四个方面对“双顺差”进行分析。从正负两方面效应对“双顺差”的影响予以论述。最后，从外汇储备、汇率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文献多集中使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利用实证分析的定量研究我国“双顺差”现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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