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大国崛起》通过讲述过去五个世纪中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索当今时代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新型道路，但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这种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负面影响，相当程度上误入了教育的歧途。
【关键词】大国崛起;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文明
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自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作为一部面向全国大众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纪录片，它的出品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及其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国民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有着什么教育意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将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对这部纪录片进行评析。
一、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特征
1、侧重于积极正面的描述，缺乏客观全面的讲解
欧洲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启蒙思想与科技创新，还有一系列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和暴力侵略，而隐藏在侵略与扩张背后的根本因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私自利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极度贪婪。马克思在谈起资本主义的这种原始积累时就曾指出：“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这种发展方式时也明确表示：“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这部纪录片在以一种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讲述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却又恰恰忽略了用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无论是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亦或是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法德俄日以及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它们的崛起时除了展示它们在文化、科技、制度、教育和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进步之外，对于其在立足于这种力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服扩张则冠以一种中性、单纯而又简单的描述，淡化其侵略、剥削与暴力的色彩，同时还带有近乎于崇拜的语气与态度。例如片中关于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介绍：“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在谈起西方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伤害时，就像“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2、主题思想倾向于现代文明，漠视中国传统文明
纪录片的主题无非是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样本，从而探索和总结新时期大国崛起的方式与经验。然而，片中对于方式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无疑更加倾向于现代化的文明思想，而对于从中国传统文明视角出发的探析与反思则极度缺乏甚至于被漠视，因此，就像“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那样，通过这部纪录片对国家发展历史、经验的考察探究就使得现代文明成为了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明，而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文明，并在与现代文明相比较的过程中使得当代中国人对其失去了长久以来的坚定信心。对于现代文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其核心理念就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竞争和探索发现以及科技创新。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纪录片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崛起的秘诀被概括为对财富的渴望和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海洋探险活动以及随后的暴力侵略，荷兰则是依靠全球殖民贸易走向了商业立国的道路，大英帝国立足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工业科技的创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法国在强大的君权与法兰西民族独特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文化的指引下称霸欧洲，而德意志、日本与沙俄以及之后的前苏联则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开辟了自上而下的战略赶超式的强国之路，至于美国，通过国家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民主独立的坚持和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明、探索冒险的文化制度环境，依靠移民们所带来的欧洲工业文明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看出，片中对这些国家强大原因的概述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现代文明的支撑，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中华传统文明则在这种对比下很自然地在国人意识观念中成为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并进而遭到了漠视。
3、西方文明情结与资本主义色彩浓厚
纪录片在叙述九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时，着重介绍了每一个国家的文明，这种介绍是站在这个国家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这部聚焦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占统治地位时代的大片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迹，即使是对东方国家日本的历史叙述也依然不例外，“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其主题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倾向以及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西方文明情结。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相伴随，即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道路，而像沙俄帝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向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片中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就使得这部纪录片拥有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些色彩既有“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也有“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既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也有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包括以竞争价值观为基础的探索创新、开拓征服的资本主义科学信仰。
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失策
1、纪录片中“大国”与“崛起”的思想误区
（1）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在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看来，国家崛起为一个备受瞩目、天下归服的大国、强国，靠的是仁政、信义与德威，而非武力的压迫、阴谋的施展和功利的夺取。因为“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换句话讲，若要维持国家鼎盛的长久，唯有从根本上依靠礼仪与德治，而铁血与残暴的统治压迫迟早会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但这是民族融合与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占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西汉武帝确立儒家学说正统地位之后的两千余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从未真正主动地发起过对外的侵略扩张。与之相反，正是因为践行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诸如贞观、开元、康乾这些闻名古今中外的巅峰盛世，还使得汉唐时代和明清时期国家稳定、民生殷实的大一统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夏金这样的乱世，以儒家道德礼仪立国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也依旧没有改变。正是靠着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领先于世界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在世界其他文明或覆灭、或变质的大背景下使其绵延至今。
（2）儒家传统治国思想映照下的野蛮之举
如果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始于十五世纪的西方大国的崛起则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野蛮之举。前文已提到，西方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文明因素，更有立足于这种因素力量之上的暴力行为。在谈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国家时，纪录片就曾描述道：“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资本论》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片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国很大程度上就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天生的暴力基因走向了武力侵略的道路。马克思在谈起这些国家的殖民行为与资本扩张时说道，这种行为“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而且“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所言不无道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建立的全球殖民经济体系靠的是其先进的坚船利炮并且相互之间还因此爆发了一战。俄国在中亚的渗透和远东的扩张也是以武力为后盾，而日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经济资源则干脆发动了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时，这些帝国内部诸如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今天，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印巴战争，亦或是朝鲜半岛问题等，大都是上述资本主义大国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的强国崛起都是仁义道德为先，给国内、周边乃至世界带来的是和谐福祉、是互惠双赢，唯有此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国崛起，而靠不义之兵战劫掠崛起从而被称为大国的在儒家治国思想中闻所未闻。因此，纪录片淡化西方大国崛起的暴力色彩、侧重正面叙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化资本主义的行为。
2、两种核心价值观宏观比较下《大国崛起》的失误
“观夫儒门‘仁’之为学，诚以为本，恕以出之;修己推己，立人达人能深入人心而历久不衰者，盖有由矣。”，“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文明的本质就是一门以德立身治国、以道和谐天下，最终达到大同的教育学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还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亦或是中世纪之后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核心观念始终是自由民主、创新变革、开拓探索与冒险竞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现实而有着程度深浅不同、内容样式不一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涵不仅从未根本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拓展。是故欧洲大国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在选择国家崛起的道路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扩张征服和掠夺压迫，就像片中“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那样。
“明朝时中国人终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的确，我们的先祖有着“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无论强盛与否，我们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略扩张，“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继两汉时代之后，我们的先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一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而“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因此，长久的辉煌成就于道德礼仪与文明和谐之上而非暴行。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片中所宣讲的九个大国在其文化基因之中都存在着“实力至上”的强硬法则，因而其崛起也就自然伴随着赤裸裸的武力剥削，所以，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对这些国家血腥崛起而又有失客观的描述是一种错误。
3、儒家传统思想视野下《大国崛起》教育的失败
综上所述，《大国崛起》的教育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绝对不是以片中那种误导性的宣传方式来借鉴。何谓真正的大国崛起？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为国内外的人民带来福音，也不仅仅是靠硬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魅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那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仁义为先的道德原则与博大胸襟，是故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国者，天下之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大师的话表明了“国家”这种天下最有力的工具以道义的原则来利用就是美好与太平，反之持以功利的原则则是最大的危险。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资本主义大国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一些原始部落的灭顶之灾就很精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了纪录片站在西方文明角度的叙述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西方文明情结和浓郁的资本主义色彩，这种不恰当的宣讲方式使得大众无意之中会产生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赞同，相对之下，则因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产生厌憎之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导。我们丝毫不怀疑《大国崛起》的制片人们对传统文化专业而又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也有此等水平的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国道路不得不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是要学习那些大国的历史，但绝不是以牺牲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条件，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更离不开“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想礼仪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契合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但是，纪录片在对民众教育的意义上无疑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三、隐藏在《大国崛起》背后的深刻历史文化因素
1、根源——中国近代史
如果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来看的话，《大国崛起》的出现绝非偶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在晚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与国家衰落相伴随的是中国人五千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亡。而在之后的诸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国家落后这一现实的强烈刺激未能从根本上理性深入地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再加上满清灭亡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断代，就导致了当今中国封建糟粕习俗扎根于国人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精华虽然表面上得到认同，却在人们心底和潜意识里与糟粕文化一道被批判遗弃，进而就使得当代中国人对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丧失了坚定的信心。
2、影响——中国当代社会
因此，中国教育界当前的主流教育思想就变成了西方文明中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奋斗、怀疑创新与民主平等，而伦理道德的教育早就在这个重视物质建设的年代里被放到了最为次要的位置。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在它背后隐藏的本质上是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西方化，同时，也有中国国民在自身和整体上价值观念的西方化，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国性偏西方的思想意识倾向与文化心理氛围催生了这部纪录片，这也能解释文章一开始提出的《大国崛起》的总体特征，即片中厚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气息、漠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象以及带有崇拜语气的非客观描述。不得不说，整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悲哀和耻辱。
四、《大国崛起》之后的反思与改进
1、国强而霸，必不长久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荀子也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上东西分治的格局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不到，荷兰的全球贸易霸权也不到一个世纪，日本的大东亚霸权、法兰西的欧洲大陆霸权与德意志称霸欧洲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连半个世纪都不到，时间稍长一些的大英帝国霸权、美利坚超级大国霸权、沙俄帝国东欧霸权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也不及两百年。而从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确立的西汉算起，“以和为贵”的中国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则长达近两千年，虽然“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但当前及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势却是战前国家衰落迹象愈发明显，而过去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经历了短短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再次重新崛起并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四大力量之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奉行儒家传统和谐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衰落的时间最短、强大的时间却比片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远远要长。
2、必须摒弃“成功掩盖血腥”的西式思维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人们总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误区，《大国崛起》更是在这种美化自我的典型西方式思维中开始了对强国道路的思索并走进了道德上和事实上的歧途。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像古代中国那样坚持仁义道德、强而不霸，那么世界历史是不是既能够进步又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弱势国家的牺牲之上呢？今天国际社会所流行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不会变成和而不同呢？毕竟西方文化中也不乏善良与美德的传统，毕竟大国依靠仁政实现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存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史实上的成就掩盖现实中的罪恶却也不可取，开拓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明理性而又和谐的态度。
3、坚持儒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
“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在今天，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大国的崛起都应该如此，而要真正做到与实现，中华文明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依托。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理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真分析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利害得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必须坚持儒家传统治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这不仅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元素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小结
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国”与“崛起”，那么它远非片中所刻画得那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纪录片在结尾说道：“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实际上，历史的胸襟总是宽广的，而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民族只要坚持正义的和平、文明的礼仪和美好的道德就能够永远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巅峰，即使会有短暂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必将是更加坚韧、更加辉煌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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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济南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志勇（1990—），男，河南平舆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牛玉东（1990—），男，山西吕梁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管理。
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斯大林的政治經济学观点既有科学的内容，也有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有关理论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内容，但其观点影响深远，需要我们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进行评析、取舍。生产力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且是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写成经济政策的堆积等等。这些理论观点都是正确的，需要继承、发展。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不是全面的，马克思的论著中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围更广泛。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也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需要从社会层次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第一思想源泉，也就是以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后起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的科学观点为源泉，还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事实依据。同时，对后起重要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观点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辨析。一是看其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是否是源与流的衔接，二是看其理论观点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其权威的地位领导苏联几十年。对他的经济学理论怎样评价，有必要进行具体辨析，不科学地批评与否定和不科学地照搬照套都不可取。斯大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虽然不是很多，但其影响深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于1958年亲自花时间仔细系统阅读并写了批注，还建议全国党政干部阅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1938年出版后的长时期中，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广泛传播，曾是我国党政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必读著作。从现今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评析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说，既有正确的、科学的内容，也有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有关理论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是非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进行取舍。这里简要谈几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两个重要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重视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但是，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要素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哪些方面？斯大林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是否完全一致？哪种提法理论上更科学、更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马恩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完全一致，还是应有所发展？当然，都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前者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后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但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是有必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生产力问题
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斯大林执笔的。他用通俗明快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从整体上说是应予肯定的。其中，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进行了系统论证和论述。并论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但是，斯大林对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讲述的并不完全准确。既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也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他对生产力所作的定义是：“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资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生产力。”[1]学界简称为生产力二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
斯大林在世时，中苏政治经济学都以这个二要素论来定义生产力。我国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于195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王学文的生产力三要素论比起斯大林的二要素论来，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生产实践更靠近一些。马克思指出：“撇开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只从劳动过程来考察，其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和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生产力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或如马克思所述，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而生产物资资料，光有劳动和生产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自然资源等。劳动资料不仅首先包括生产工具，还包括如水电、燃料、基础设施等。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也是生产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其内涵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二要素论不仅舍弃了劳动对象，连劳动资料的多项内容也被舍弃了，只留下生产工具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三要素论”也存在问题，对马克思的原意没有完全领会。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是“简单要素”，这是指从古到今以及今后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的最简单、最一般的要素。这个提法本身就显示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有新的要素加进来。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3]这表明生产力的要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原有“简单”要素的优化发展，二是新要素的加入，是总体要素的发展。马克思还对其所讲的“简单要素”做了说明：“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4]“物质基础”的发展既指原简单要素的发展，也指新的物质基础，如科学的发展，“社会形式”的发展，包括诸如分工协作、企业管理等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已有很高的发展。马克思已看到英国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中科技和企业管理的重大作用，看到自然力的广泛应用，他反复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有些学者由于受原有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观点的影响，虽然承认了邓小平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但到现在其论著中，还不承认科学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只把科学作为渗透于三要素中的因素。其实，科学不仅是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发挥作用，并且也独立发挥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7]又说：“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8]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成为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分工协作和自然力也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协作的作用，认为在多数人结合劳动的条件下，结合工作日会产生一種特殊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在社会生产中，需要利用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农业生产中更需要多种自然力。马克思指出：应用机器劳动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而上述增加的生产力，只是所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就系统论述了决定生产力的五种要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已经具有的发展了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在《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的内涵是一致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着眼于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别，并以此去套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误解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论述，硬把《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割裂开来，硬说劳动生产力是劳动生产率，而非生产力。我曾用多个论据论证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一致的。第一，在马克思论述中，经常把两者通用。兹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10]显然，这里讲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同义的。第二，劳动生产力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用语。李嘉图等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即由劳动创造的生产力，而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学者则强调资本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是生产中的主导力量，生产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本，分工协作、企业管理是资方组织的，自然力的利用也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他们强调资本生产力而不赞同李嘉图只强调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当然强调一切生产力要素都是由劳动发动的，所以把生产力也称作劳动生产力。第三，马克思所讲的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五个要素，在其他章节中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所讲的“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指分工协作、管理工作等并在相关章节中作为生产力要素展开论述。第四，马克思把生产力界定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因此，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第五，不能把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割裂开来，生产力的高低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表现出来。因此，决定生产力的要素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要素。发展生产力，不是重在产值多少，而是重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历史的发展和理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多层要素，是准确的、科学的。而来源于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则是残缺不全的。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学者仍坚持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外，在有关教材和论著中，都将其放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放弃了二要素论。该书关于生产力的内容除了讲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外，加入了科学，还加入了马克思没有讲过的信息。这也超出了生产力三要素论。信息作为生产力的新的要素，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随着未来科技的高度发展，还将有新的生产力因素加进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的要素和途径在不断创新中，我国提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放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途径和规律的非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观点，恢复和创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二、关于生产关系问题
1952年，苏联发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写给为编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的讨论会参与者的。在我国50年代曾作为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论著，其中既有正确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也有受历史局限性和体制束缚具有片面性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不相适合的内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回顾和审视斯大林的这一部在我国起过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很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他在1958年11月的谈话中主张对这部著作“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认为这部著作“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11]
应当肯定，这一著作中阐发了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例如，强调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但不能改造和废除规律，更不能制定和创造新的规律。还论述了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并指出不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国家制定的计划混为一谈。这两条规律在50年代的中央文件和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完全肯定和予以传播，但后来在我国的有关论著和教材中不再提了，近年来，有些学者重新提出。笔者认为，具体提法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其理论观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重视科技领先快速发展生产力、自觉地按比例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12]，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存在矛盾。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则肯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13]这是正确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需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交换，曾是苏联学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以其权威的地位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毛泽东对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给予积极的评价，并批评了1958年有些人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但斯大林只肯定消费资料是商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却否认其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有关。他肯定商品流通在当时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但又提出要逐步用产品交换替代商品流通。这个认识会涉及后面将讲到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上，斯大林既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科学观点，也提出某些不够准确的值得探讨的观点。其中一个科学观点在我们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别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应予以重视。斯大林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区分开来，不要将二者混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不要把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写成经济政策的堆积。不过我们应当将治国理政正确的大经济政策和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具体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诸如实行改革开放、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股份制等，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大政策，同时又是一种重大经济理论导向，并要转化为经济实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诸如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各自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及怎样在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研究怎样搞好多种形式的股份制等。至于改革与发展中适时提出并根据条件变化而随时改变的某些具体政策，则不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斯大林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4]
有学者曾发表论文，批评斯大林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一项内容，指责这是蒲鲁东的错误观点，他们所根据的是马克思讲过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类观点。这种批评不能成立。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所有制并不是如蒲鲁东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于其他生产关系之外的单独的一项。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会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关系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它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我们经常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称作社会主义经济，代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和。不过，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没有讲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的交换关系。他在第二项中虽讲到“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但马克思这句话所讲的是生产中劳动者分工协作的关系，是劳动交换关系，不是生产领域之外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忽视交换关系，这与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会逐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有关。然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确立商品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由计划经济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更离不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运用其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斯大林论著中缺少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不能照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般都放弃这种论断了，个别学者再去坚持就脱离我国实际了。现在的有关论著中，讲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生产关系时，大都讲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即再生产四环节的关系。其实，马克思的论著中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围更广泛。《资本论》是从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才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前三章讲商品和货币，是阐述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阐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阐述作为资本主义财富表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第四章是阐述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即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了这个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论》还讲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讲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再生产四环节所不能概括的。要知道所谓“四环节”或四方面的经济关系，并不是由马克思先提出的。马克思是对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所讲的“论生产、论交换、论分配、论消费”的相互关系的肤浅看法进行辩证，提出自己的科学观点。马克思并没表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他所创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与生产力的关系
有必要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生产力的问题。这里也存在继承和发展的论题。任何生产关系都是以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的，但又不讲生产力是研究对象，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终将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经济规律，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马克思没有责任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出谋划策，为其致力于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都强调要紧抓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斯大林在其论著中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正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要利用高度技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原话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根据这一基本经济规律，顺理成章地可以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提出创新与发展的见解。但他在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没有考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所不同，没有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是个欠缺。在当前条件下既然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第一要务，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而，应当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还存在许多误区和盲区；也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这样，研究对象就需要发展。只讲研究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就不够了，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应明确的是从经济理论上和社会层面上而不是从技术或工艺学层面上研究怎样快速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这里不是简单地讲要研究生产力。因为如马克思所讲，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不研究如怎样采煤、怎样炼钢等，那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无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会把这作为研究对象。我讲的是“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从社会层次进行研究的。可以分三个层次：其一是研究怎样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比如怎样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二从经济理论上研究怎样优化和发展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比如怎样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科技水平，怎样搞好分工协作，怎样搞好企业管理和发挥科技作用，怎样提高诸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其三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怎样实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續发展；怎样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和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等等。怎样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发展问题，需要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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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4-595.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流行，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风险挑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使得疫情防空困难重重，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和利益至上的发展逻辑，这一理论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抗疫，全球治理
随着疫情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新冠病毒几经变异，成为人类公敌。我国各领域防疫、抗疫举措不断优化。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降低。这一方面得益于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抗疫决心以及巨大投入;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于健康、社会安全的自觉维护也形成了程序化、常态化的生活模式。可以说，中国能够在如此大的人口基数背景下有力遏制疫情蔓延，与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都是分不开的。但是，放眼环球，不同国家抗疫政策大相径庭，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为了所谓的“自由人权”完全放弃对疫情的治理，放任自流。世界在空间维度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完全封锁隔绝无法实现，而且忽视联系的普遍性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样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针对这一波及全球的现实危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展开剖析，进而探寻疫情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空间的基本理论
马克恩和恩格斯对于空间问题并没形成系统理论。但是他们在一系列著作中（《共产觉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等），都把空间作为重要的批判视角。有对空间问题进行过系统的闻述。这些都为来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都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 他们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进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社会空间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城乡对立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而这一变化，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特性。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作坊，商业化的都市的兴起和传统城市及乡村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二）他们从资本增殖的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扩展。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现代社会的巨变，现代社会空间的拓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互交织，空间差异日益显著。因此，资本家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倾销产品，压缩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必然会不断调整和整合空间，进而使得空间障碍日趋消减。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同时贯穿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
（三）他们从社会革命的角度阐释了现代空间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空间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开放特性，才能更好促成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全人类的解放。
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
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凸显，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资本需要寻找更为广泛的差异空间。列宁和卢森堡的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凭借对殖民地的空间控制，攫取了大量资源和经济利益。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产物，是资本运动的方式，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三元论，即： 尝试建立一种“时间一空间一社会”的三元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空间”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融入其中，“空间”不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而其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现实载体。后续学者哈维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空间这一维度，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哈维在自己的理论中适当纠偏，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将公共资源私有化，剥夺压榨生存空间，积累对象也不再局限与生产资料，而是扩大到了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空间权利的生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控制人，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通过空间差异获取空间权力，建立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统治。这种扩张将让私有制成为影响全球的发展浪潮。而欠发达地区深受波及，为资本主义扩张的负面影响“买单”，利益却被搜刮殆尽。史密斯认为，地理空间生产是特定时期资本增值的重要方式。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从本体论角度深入推进和拓展，主要表现在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方面的研究。空间正义就是消除因为空间差异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并创造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差异性空间。而城市权利大体上就是一种集体权利，按照人们的现实需要去进行城市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增殖的需求。
尽管空间批判理论在诸多领域展开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利用空间差异转移矛盾的手段。但是和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空间批判理论始终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私有制不废除，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就会一直存在。
三、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疫情全球治理的启示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各地区各国都采取不同程度的抗疫措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波及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抢救每一个病患的生命，遏制疫情蔓延。与此同时，强有力地控制投机行为，保障医疗、生活用品平价供应，进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反观西方社会，坚持资本主义空间逻辑，没有在疫情初期有效遏制，奉行市场优先，而错失抗疫最佳时机。失业、通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资本流通受阻。正如马克思所说：贬值的发生，不是因为商品无法出售，而是因为商品无法及时出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前兆已经来临。而消费主义滋养下的行业面临破产、大规模失业，严格的防疫措施势必引起资本的不满。因此，从空间维度对疫情进行控制，在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复制，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无法有效遏制疫情的根本原因。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所强调的，资本扩张始终伴随着空间的扩张，空间受限势必影响到资本增殖。这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逐利性相悖，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为广闊的市场，无疑会打破一切空间上的限制，在疫情背景下引发社会矛盾。同时，基于医院等医疗力量的私有属性，无差别、免费救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当我们总结抗疫成功经验，并对国外现状进行反思的时候，应该关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而当今国际社会抗疫形式和疫情过后的矛盾日趋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战胜人类公敌的最终途径。我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支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建立的中国方案，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资本主义国家疫情的肆虐，也再一次为全人类敲响警钟，以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围绕着资本扩张和霸权主义，存在严重短板，无法抵御传统和非传统威胁。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中，提出的空间正义也正是指向于打破服务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空间生产，消除歧视和偏见。体现在疫情背景下，就是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平合作，携手抗疫，把人的生命将康放在首位。
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国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资本主义的无节制空间扩张，以及空间霸权，单边主义等显然与国际合作抗疫的精神相违背。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将人类世界视作普遍联系的共同体，凝聚全球力量，精诚合作，战胜疫情。才能构建真正安全、正义、有序的生存发展空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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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杭，1992年10月，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4篇
该冶炼造纸节能减排循环项目应用的专利技术为：
能量梯级利用：冶炼排出余热温度1200度—排出1000度高温空气，用于制浆；排出余热温度100度高温水蒸气用于造纸；置换出的热空气，可蒸发废液。
废物循环利用：冶炼产生的废气SO2，可以用制浆废碱水NaOH中和，实现治污的目的。治污废水中含有机物（C+H）化合物，蒸发浓缩后可用作冶炼的还原剂，可节约冶炼过程添加的还原煤，实现生产工艺技术节能。
本项目与传统工艺技术比较，有以下优点：节能，使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大幅度降低重污染工业的治污成本，实现清洁生产；能吸引投资，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丰收。
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针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模式、逐步完善逆向物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
【关键词】“十三五” 循环经济 政府职能 闭环供应链
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总量多、人均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处在传统阶段，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凸显，资源消耗量大、利用率低、回收率低等问题造成了资源环境破坏。目前，原材料以及能源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粗放型资源开采、有限资源耗费过多等使得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我国污染物排放量较高，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气体排放量超标情况较多，工业废水大量排放，废弃物数量较多，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也投入较大，但只有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过渡到循环经济发展阶段，才能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加强企业生产、产业布局、社会消费等方面的循环建设，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政府的推动甚至是直接的投入。对企业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承担更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决定了其在循环经济中多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往往需要政府在法律及政策上给予扶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主要由资源开发生产和废弃物回收利用两方面构成，企业仅依靠自身是难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只有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才能完成整个循环经济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改进，政府是否能够制定科学的法律、法规、政策来进行规范和约束，对循环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政府要充分起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实现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决策。
“十三五”时期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相比于以往时期的经济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从国际角度来看，外部需求、能源供应与应对气候变化三个方面不容乐观。我国一次能源，如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在2016年已经高达64.4%，能源成本直接受到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同时，发达经济体纷纷研发新能源以应对全球环境污染现状。中国作为一个能耗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未来在提高能效和减排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从国内角度来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不持续、不协调问题仍旧显著，使得加快实现产业优化转型、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需求更为紧迫。
我国为应对“十三五”时期发展中存在的挑战，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在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改善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循环式生产体系的发展，加强废弃垃圾回收系统的完善，推进生产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强化各类指标的规范性，实行资源数量与强度两方面管制，减少资源过度浪费消耗现象的发生，提高利用效率。
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如何发挥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外观、价格、体验等要求越来越高，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被市场淘汰的产品数量增多，从而产生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加快了环境恶化的速度，威胁着公众的生活。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整体环境下，要将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上，减少各个产业的环境污染。由此，一种新型物流方式应运而生，即不同于以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相反方向的物流过程——逆向物流。逆向物流的主要目的是使資源利用率实现最大化，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对处于被淘汰或废弃状态的产品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进行反向流体活动，实现资源整合以及回收循环利用或无害化处理的整个物流过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和促进企业逆向物流网络的建设。
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逆向物流领域的立法目的主要是：明确系统中的废弃物以及相关技术等对应的工作主体，并约束其行为，促使企业从生产流程的源头开始尽可能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并加强废弃物的循环回收利用。国外在逆向物流立法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有许多值得我国研究学习的地方。日本已经颁布了多部有关回收循环方面的法律，阐明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废弃物生产、回收与处置利用过程中的责任分工。日本政府为鼓励支持研究人员在循环经济方面的探究，制定了有关的津贴补助。德国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中对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率的具体数值作出了明确规定。美国出台的《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鼓励企业使用新型技术来提高能效，明确了在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加州颁布的《综合废物管理法令》具体规定了各个城市在减少废弃物方面的任务，以及未完成规定目标的惩罚措施。
制定优惠政策。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可通过下列几种方式支持企业逆向物流工作的开展。首先，政府应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协助特定符合标准的有关企业做好逆向物流工作的开展。其次，应对逆向物流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实惠方便的融资贷款。再次，政府应对逆向物流企业制定专门优惠政策，如直接减免营业税或所得税等，使其直接或间接地享受税收优惠。同时，就企业而言，政府要引导其树立绿色循环的生产观念，增强充分利用、回收利用资源的意识。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企业扩展逆向物流网络建设，如企业独立自建、联合建立以及逆向物流的外包工作，对于具体的构建模式，应该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以及所处地区的客观环境条件，进行多方面考量。
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可以看到，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今后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依照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我们必须选择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步建立完善逆向物流，而由于逆向物流的外部性使得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借鉴已有经验，政府应该通过优惠补贴等政策加以引导，积极培育企业、区域产业建立闭环供应链，并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及区域特点实行不同措施，同时要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培养经济活动过程参与者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发展观念，营造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利用更多的定量模型分析政府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完善相关数据库。这些将为我国逐步实现循环经济模式、应对新时期的挑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作者分别为山西省运城市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6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 （课题编号：SSKLZDKT201613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洁清、彭宁：《大气污染防治的全球行动及我国的参与建议》，《环境保护》，2017年第4期。
②黄友文：《基于供应链的铸造企业逆向物流系统研究》，《市场论坛》，2017年第1期。
③朱红伟、刘园、齐宇、刘倩：《循环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其关系探讨》，《中国发展》，2005年第1期。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循环经济评析论文范文第6篇
【本刊讯】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3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专项规划。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有哪些主要特点？
答：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前期研究充分、基础工作扎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在42个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经过前期调研、编制起草、专家论证、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等五个阶段，历时两年多，编制完成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批准实施。二是既体现战略性又突出可操作性。《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既着眼长远，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长期战略，又立足当前，结合各产业、行业、社会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法规标准、加强管理和监督、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建立统计评价制度、强化宣传教育和国际合作等具体的、短期可见实效的支撑措施。既针对循环经济共性问题明确了总体思路、基本原则等，又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清晰易懂的思路、模式和技术路线、实现途径。三是既提出了中长期目标又明确了近期具体指标。《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以建设循环型社会为目的，提出了循环型生产方式广泛推行，绿色消费模式普及推广，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资源产出率大幅度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的中长期目标。同时，为促进循环经济尽快形成较大规模，提出了到“十二五”末资源产出率提高15%，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1.8万亿元等18项主要目标。另外，以全面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推进社会层面循环经济发展为目的，提出了近80个量化的循环经济具体指标，内容涉及第一、二、三产业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循环利用等各方面。四是着力创新、与时俱进。《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在思路、内容、体例、机制上有很多创新点。比如，针对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再生资源水平低的“只循环不经济”以及个别“二次污染”、再生产品质量安全、“地沟油”回餐桌等问题，提出了“高效利用，安全循环”的基本原则；针对十八大“培育生态文化”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要求，提出鼓励开展循环文化创意活动，实施大循环战略，推进行业间、产业间、生产与生活系统、国内外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链接等措施；针对社会中存在的铺张浪费行为，《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响应中央有关精神，明确提出了要推行绿色消费，开展“反食品浪费行动”，推动餐饮企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公务宴请、家庭等各方面节约粮食。此外，《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在形式上图文并茂，编制了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图，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体现了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
问：《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如何体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
答：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实际上就是对如何推进循环发展做出总体部署和安排，是实现循环发展的具体行动，从而通过循环发展带动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
十八大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并提出了“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新要求。《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把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等任务贯穿始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明确了提高资源产出率、土地产出率、水资源产出率等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具体目标，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同时对各行业、各领域和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
十八大还明确指出要“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把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构建循环型服务业体系作为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的主战场，提出战略任务、明确具体目标、总结基本模式、给出技术路线和实现方式等，力求把一些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成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行绿色消费、实施大循环战略为重点，树立新的资源观、消费观，加快建设循环型社会，这些都是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和工作安排。
问：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提出了四项重点任务：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构建循环型服务业体系、推进社会层面循环经济发展。
在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方面，全面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源头减量；推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废物循环利用；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实现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废物交换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环式组合，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方面，加快推动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接循环化、废物处理资源化，形成农林牧渔多业共生的循环型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在构建循环型服务业体系方面，推进服务主体绿色化、服务过程清洁化，促进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服务业在引导人们树立绿色循环低碳理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推进社会层面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完善再生资源和垃圾分类回收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发展再制造，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施绿色建筑行动和绿色交通行动，推行绿色消费，实施大循环战略，加快建设循环型社会。
问：当前社会上存在奢侈浪费现象，《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从哪些方面强化了有关措施？
答：《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以“减量化优先”为基本原则，把推广绿色消费模式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围绕遏制当前社会上存在奢侈消费、过度消费乃至浪费，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根本性的措施。首先，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循环的消费理念，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摒弃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浪费的陋习，提高全社会节能、节水、节粮意识。其次在消费环节，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新能源汽车、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抵制过度包装，鼓励网上购物、视频会议、无纸化办公，不消费珍稀野生动植物，提倡绿色出行，倡导生态旅游，杜绝随意丢弃垃圾。在餐饮住宿行业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木筷、快餐盒以及客房一次性牙刷、剃须刀等用品，特别是餐饮企业要引导顾客适度点餐，餐后打包，坚决反对食品浪费行为，在零售批发业鼓励商贸流通企业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专柜等，向消费者推介绿色产品，扩大绿色产品消费，带动绿色产品生产。另外，强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政府机关要在节能、节水、节纸、节粮等方面率先垂范，建设节约型政府，积极培育租赁业、旧货业发展，促进产品再利用。
问：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包括哪些内容？
答：《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提出的“十百千”示范行动，是指实施循环经济十大示范工程、创建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和培育千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园区）。
“十”是十大示范工程。包括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工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示范工程、“城市矿产”基地建设示范工程、再制造产业化示范试点工程、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处理示范试点工程、生产过程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示范工程、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循环型服务业示范工程、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工程。
“百”是创建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选择100个左右城市（县），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示范城市（县）要全面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率先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资源产出率提高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探索实现转型发展的路子。
“千”是培育千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园区）。选择1000家骨干企业或园区，树立循环经济典型。示范企业或园区的资源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单位产值能耗、物耗、水耗、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以企业自主投资为主，各级政府通过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重点支持相关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重点项目、能力建设、关键共性技术产业化示范及推广应用。引导金融和投资机构投向循环经济重大工程。鼓励企业通过自有资本、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方式实施循环经济重大工程。
问：《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提出的保障措施有哪些，如何确保有效实施？
答：《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完善循环经济政策，具体包括产业、投资、价格和收费、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健全法规和标准，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研究制定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管理办法等，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相关标准和计量检测体系。三是加强循环经济管理和监督，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强循环经济管理，探索市场化管理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四是强化循环经济技术和服务支撑，加快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加大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健全循环经济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建立统计核算制度和数据发布制度，制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把资源产出率作为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综合性指标，加强统计能力建设。六是强化循环经济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宣传典型案例，推广示范经验，在全国建设一批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把循环经济理念和知识纳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相关课程。七是加强循环经济交流与合作，利用各种国际交流平台，创新合作方式，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和模式，建设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八是加强循环经济组织领导，国务院建立健全发展循环经济组织协调机制，研究有关重大问题，部署重大任务，把握实施进度和效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