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当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但依然是众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已回归常态，跨境并购重心已由欧美地区转向亚非地区。展望2020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加强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建议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海外布局，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对外投资合作。
关键词：对外投资 “走出去” 对外开放
一、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基本特征
（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所减少，投资大国地位保持不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局势趋紧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延续下降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降至1万亿美元，较上年大幅下降28.8%，已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趋势，投资规模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受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国内对外投资审查较严以及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缩小。《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降幅较2017年有所收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投资规模仅略微低于日本，存量规模仅次于美国与荷兰，位于全球第三位，世界投资大国的地位尚未改变。进入2019年，虽然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令外部融资成本得到一定改善，但在美欧等经济体对海外投资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有所下降等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降至1106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99亿美元，同比下降8.2%。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上年有所减少，但投资规模仍在1000亿美元以上，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商业信心尚未回暖以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依旧低迷的条件下，我国保持千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表明我国仍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二）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投资主体情绪回归常态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逝，特别是在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出现拐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等情况下，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持续攀升。自2011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7%，截至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涨至8.2万元，较2011年增长了近一倍。而且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由外部化向内部化转变，从而导致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此外，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尚未完全达成协议，美国对我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仍处较高水平，关税征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经营压力加大，部分企业已将产能转移至周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同时，我国并没有放缓中高端制造业的布局，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依然受到我国青睐。受此影响，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11月，制造业对外投资达174.84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7.7%，较上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2018年我国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5%左右。其中，批发和零售业投资规模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便大幅下降，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122.4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53.5%。此后投资动能有所加强，截至2019年11月，批发和零售业对外投资达110.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6%，较上年同期明显好转，对第三产业投资形成有力支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2018年占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46.8%，较2017年提高2个百分点。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明显减少，截至2019年11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达3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占比降至32.5%，较上年同期下降5.7个百分点。而在我国明确将房地产、体育和娱乐等行业列为限制类对外投资后，上述行业自2017年以来已没有新增项目投资。在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引导和规范后，投资海外房地产及娱乐项目的高涨情绪已消退，市场投资主体情绪重回常态。
（三）对外投资地区分布高度集中，并购重心转移至亚非地区
2018年，我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虽有放缓，投资規模降至1055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4.1%，但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中美贸易摩擦局势的趋紧以及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加深，我国加强了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布局，亚洲地区依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区域。亚洲地区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74%，较2017年进一步上升4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稳步推进，2018年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已超过1万家，投资规模达178.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达12.5%。进入2019年，我国继续将“一带一路”作为重点投资对象。截至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新增投资达150.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3.6%，较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对欧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减少，2018年的投资规模仅为65.8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4.3%，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对欧洲地区投资的最低水平。特别是在欧盟加强外商投资审查、英国脱欧等政治风险上升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下，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的投资受到较大冲击，降幅较为明显，是造成对欧洲地区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反的是，虽然美国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审查趋严，而且与我国贸易摩擦局势趋紧，但我国对美国的投资不降反升，2018年的投资规模达74.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4%，对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投资增幅较大，是拉动对美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高技术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依然受到我国投资者的青睐，但是随着进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难度的加大以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愈发谨慎，我国跨境并购交易跌至近十年来的较低水平，2019年我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686亿美元，同比下降31%。其中，对欧美地区的并购交易下降明显，而对亚洲和非洲的并购交易增长强劲，从而导致我国并购重心逐渐由欧美地区向亚非地区转移。
二、2020年对外投资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审查趋严以及国内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情况下，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趋于谨慎，对发达经济体中高端领域的投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随着全球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以及我国持续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下降，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市场准入标准也逐渐放松，从而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综合判断，2020年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相对稳定。
（一）抑制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在经历了普遍增长后，全球经济增速于2017年升至3.8%，为近六年来的最高增速。但受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低迷以及商业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的态势愈发明显。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调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至2.9%，增速降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同时，IMF还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3%，较2019年10月的预测下降0.1个百分点。虽然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高于2019年，但在全球贸易摩擦紧张局势尚未好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投资者信心依旧低迷以及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而降低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情绪。
2.发达经济体跨境投资审查进一步趋严。2018年，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该法案不仅加大了外商投资审查的力度，而且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在加强外国公司通过合并、收购和超半数收购交易导致美国公司控制权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敏感不动产交易、回避审查交易、引发权益变化的外国投资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数据等方面的审查。同时，CFIUS还于2019年9月出台了FIRRMA实施细则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非控制交易和不动产收购的审查范围，并对强制申报规则进行完善。受此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美国所承担的风险上升，对美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投资明显减少。尽管欧洲总体上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政策，但内部的投资保护主义逐渐升温。先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部分国家加强对外资的监管，随后欧盟理事会于2019年3月批准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旨在构建统一的安全审查框架，完善成员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加大非欧盟企业投资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关键投入、敏感资料以及新闻媒介等领域的审查力度。我国投资欧洲部分敏感领域的限制不断增多，投资项目获批难度进一步加大，项目审查时间也将随之延长，企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对投资欧洲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3.国内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恶化。受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国内需求疲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在价格下行以及需求承压的情况下，我国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3%。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5.2%，较上年同期下降13.9个百分点，采礦业同比增长1.7%，较上年同期更是大幅下降38.4个百分点。而与2018年实现高速增长不同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降幅较大，同比下降12%，私营工业企业利润虽实现2.2%的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同期也明显放缓。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增加了债务偿还压力，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6.6%，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57.4%，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不仅减少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而且导致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压缩企业杠杆投资的空间，从一定程度上放缓企业海外投资步伐。
（二）促进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对外投资的融资环境偏向宽松。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货币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由上年的趋紧转向相对宽松。其中，美联储于2015年进入加息周期，先后9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利率水平由0.25%提升至2.5%。然而由于减税刺激效应的减弱以及美国引发的全球贸易战，美国经济扩张动能不断减弱。为保持经济扩张态势，美联储于2019年8月采取降息政策，这也是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以来的首次。特别是自2019年三季度以来，美联储已连续三次降息，将利率水平降至1.75%。此外，美联储还结束了持续近2年的缩表进程并重启购债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600亿美元。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欧洲央行于2019年9月下调隔夜存款利率0.1个百分点至-0.5%，为2016年3月以来首次下调。为增强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欧洲央行同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为200亿欧元。日本央行则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承诺将利率保持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纷纷降低本国利率，从而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我国也多次降准释放流动性，国内融资环境偏向宽松，截至2019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25.5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9万亿元。国内外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有利的融资环境，企业的融资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2.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再上新台阶。我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坚定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主义。我国在升级新加坡自贸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升级。升级后的自贸协定扩大双方投资领域，放宽外商的准入限制，加强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交通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合作与资金支持，我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紧密。而且“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截至2019年，我国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领域。同时，我国已与毛里求斯签署自贸协定，这也是我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做出积极探索。此外，我国还加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双方已进行多轮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而为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协定提供有利保障。我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将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海外布局
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引导作用，使对外投资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整合能力，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内重点地区对外贸易投资平台建设，加快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对接，提升国内金融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区域布局，逐步改善对外投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强化对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健全统一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监管，确保监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共享，提高对外投资的监管效率。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的透明化、标准化、法制化，确保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大国外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研究力度，提升国外风险预测预警能力，做好企业海外投资的咨询工作，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境外融资管理框架体系，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发债行为，加强重点行业境外融资的风险调控，有效防范境外融资风险向国内的传导。
（三）深化对外贸易投资合作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进程，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巩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非自贸区建设;推动中拉经贸合作优化升级，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从而拓展我国对外投資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全面推进中欧投资自由化磋商，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减少欧洲安全审查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冲击。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强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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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琼，国家信息中心）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成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利益的同时，亦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重点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突出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势头。2012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746.5亿美元。而当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有：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步增长，且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截止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可达4247.8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3.9%。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一国净国际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流量与存量在未来还将继续有所增长。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跨国并购成为最主要方式。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72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4%。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由早期成立合资公司和新设立海外子公司为主逐渐变为跨国并购，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仍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但非国有企业比例有上升趋势。虽然国企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但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62.7%，较1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4.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及拉美地区。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超过1.35万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企业1.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247.8亿美元，遍布177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2%，其中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所占比重最高，可达76.9%。
5.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集中于租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据商务部数据统计分析，2011年，商务服务业和租赁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0.8%。
二、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存量小。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到世界对外直接总投资的2%。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我国海外投资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非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实力明显不足。因国企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缺乏市场化運作的经验等，其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竞争力低下且经济效益不高。而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全球竞争意识，加上政府的扶持鼓励不到位，阻碍其海外扩张的步伐。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域结构存在不合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密集，而欧洲，大洋洲及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少，仅达到18.8%。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过于集中会造成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加剧，不利于企业长足发展。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度偏于初级产业，其投资领域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科学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高附加值以及高科技含量领域的海外投资，致使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不高。
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职能缺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宏观规划，目前海外直接投资多是自发行为，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集中和投资结构初级化。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滞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存在不规范弊端，管理部门审批效率低，且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过程中存在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海外投资管理监督工作的现象。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长足发展的政策措施
虽然我国境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明显成效，但企业在海外投资扩张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障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
为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布结构，使境内企业真正参与海外投资扩张的竞争中，政府必须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统一管理，给予其税收支持和资金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张，引导海外投资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等。
企业树立全球竞争观念，积极“走出去”
从境内企业自身来看，在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应树立全球化竞争意识，加快走出去步伐，最大化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努力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传统的竞争观念，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实现企业长足发展。
结束语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与企业自身发展也密不可分，也与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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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囡囡,卢进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对外经贸实务 2011.12.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与全球在42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发达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相比较得出结论：因主权信用下降、遭遇全球ODI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ODI，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我国企业在此时增持资产；中国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也并不偏好主权信用下降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关键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主权信用；全球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会恶化当地投资环境，给国际直接投资者带来收益不确定性。但我国作为近十年来新近崛起的资本输出大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在实证研究中多被报告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对外直接投资特征“相左”。因此，考察东道国主权信用对我国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并分析结果异同的成因，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与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的机理与效果
1.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
从经济角度分析，主权信用针对的是一国在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境内外企业及居民之间借贷关系中履行偿债额度、时间、方式等承诺的表现。若主权国家对其债务违约，其带来的结果则远非一般公司信用违约可比拟，它连带着影响该国境内甚至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稳定良好的政策环境、较高的人均购买力与科技水平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1]。主权信用较好，意味着更优良的东道国区位条件；主权信用出现问题，国际直接投资者则不得不面对波动的经济与制度环境。描述性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危机给中国跨国公司带来复杂环境的研究较多[2][3]，其中蓝茵茵、罗新星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主权信用违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分析框架[4]。
据该框架分析，目前主权信用违约多由政府财政困难引发，政治风险引致的违约在冷战结束后已逐渐减少。具体来说，财政困难引发的主权信用违约通过三种渠道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
第一种渠道，债务国政府往往通过增税、颁布特殊的进出口规定、颁布外汇管制措施对利润和资本汇回实施限制以及通过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本币贬值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实际债务水平。这些措施虽然不涉及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但却会损害在该国经营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利润，构成了对投资回报的间接征用。
第二种渠道，债务国往往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包括削减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公务员薪金和裁撤政府雇员和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措施。财政紧缩使国内需求下降的状况更加恶化，导致经济失去长期稳定发展和增长的驱动力，直接损害其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基础。
第三种渠道，债务国银行一般因持有大量该国“问题债券”而引发银行业危机。银行业风险增加伴随着信贷紧缩和贷款利率上升，使经济缺乏流动性，境内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总之，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将导致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回报降低。长期来看，主权信用下降将导致流入该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或撤资。
2.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
外部评级机构最早从1930年开始对主权国家未来信用强度和清偿能力进行评估，但直到1990年早期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获得主权信用评级时，以外部评级度量的主权信用的市场影响研究才开始活跃。
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使研究者主要关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债务问题频出的新兴市场国家。研究证实，一方面，主权信用违约系统性地导致流入该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国际信贷持续多年地减少[5-7]；另一方面，评级下降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回报率也有负面影响，从而流入其股权和债券市场的国际证券投资减少[8][9]。此外，新兴市场国家一国主权信用风险聚集对其相邻国家股市也有负面影响[10]。
2011年起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及美国主权信用屡遭调降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也有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可能性。当时涌现的研究均指出，欧盟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导致其债券收益利差飙升，主权债券市场国际投资流出[11][12]。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蓝茵茵，[美]刘莉萍：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对主权信用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发展较快。田益祥等比较了新兴经济体信用评级变动对其境内股市、债市和信贷市场的冲击效应[13]，李建军等检验了部分发达国家评级变动的债市波动效应[14]，管辉考察了欧债五国评级变动的金融市场波动效应[15]。
影响效果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集中在主权信用对国际信贷及证券投资的影响，但本文研究的直接投资与这些金融资本不同，它反映投资者在东道国直接控制、经营企业的长期而稳定的兴趣。目前已知仅有田益祥、陆留存通过研究48个新兴经济体1996-2009年间信用评级变动对境内不同类型国际资本的影响，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受到的冲击程度高于国际银行净资产及组合投资受到的影响[16]。该研究旨在考察新兴经济体信用的市场效应，并不涉及对外商直接投资反应的分析，也未单独考察中国资本的反应。二是大部分研究重在考察主权信用调降的影响效果，少数涉及信用调升的研究也指出：主权信用升与降对资本市场呈不对称性影响，信用调升影响并不显著[8][13][16]。因此，本研究只考查主权信用调降的情况。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平均”
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
21世纪以来，源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国ODI增势引人瞩目，2013年中国ODI流量更是突破千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经济体。近年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涌现。
实证检验东道国区位条件对中国ODI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国外学者的工作中。Buckley等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降低反而会引起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的降低[17]。Cheung等学者研究指出，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DI影响并不显著，但非洲国家中低经济风险和高腐败程度的东道国则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18][19]。Kolstad和Wiig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倾向于在全球以及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法治混乱的国家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和保障国内资源给[20][21]。国内学者王娟和方良静也发现东道国经济风险对中国ODI无显著影响，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反而会吸引更多中国资本[22]。
上述研究报告了中国ODI一个突出特点，即其不为东道国高政治风险、高腐败程度及法治混乱等恶劣的区位条件所阻碍。这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研究不符的现象，表明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背景下、尚在崛起中的资本输出大国，其海外投资具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特点。[23]此外，上述工作中缺乏检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综合第一、二部分所述，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相对明确，对境内及区域国际资本流动溢出效应显著，其中新兴经济体信用调降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失已证实；但中国ODI被报告具有与全球“平均”ODI不同行为特征，中国资本是否同样对东道国主权信用敏感是个尚未检验的问题。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基于2003-2012年间中国在42国ODI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ODI影响的方向、时间趋势与程度，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与启示。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与全球ODI的实证比较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选取
本文以2003-2012年间中国对样本东道国ODI流量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样本国家中排除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及卢森堡四个离岸金融中心以避免对结果干扰。
Brooks等研究发现，市场对标准普尔主权评级的反应最为强烈[8]，因此文中以标准普尔（S&P）评级为解释变量，避免采取其他机构评级可能带来的信息扭曲或损失。标普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结果包括长期外币信用评级和长期本币信用评级，其中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选择通过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及本币贬值来缓解本币债务压力。Kim和Wu研究认为本币评级应被看作是一个通货膨胀风险指标而非主权信用违约风险指标[24]。所以，本文以标普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为首选指标，把长期本币评级放到稳健性测试中检验。附表1为标普评级序列结果与量化数值对照表，数值分数越高表示主权信用违约风险越大、信用越低。
根据 Dunning在国际直接投资折衷理论中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效率寻求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寻求三种目标[25]，本文以分别反映上述三种目的的代理变量、中国在东道国ODI存量以及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作为中国ODI区位选择的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变动可能对我国投资者有不同效应，增加东道国类型虚拟变量OECDDummy，取值1与0分别对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附表2列出2003-2012年间所有变量数据可得的42个样本东道国。到2013年底为止，该42国占我国（除离岸金融中心外）ODI存量超过九成，具有较大代表性。表1是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表2为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
2.模型与估计方法
借鉴之前研究者所使用模型[26]，以东道国i在第t-1年的主权信用评级及相关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中国对东道国i第t年的CDI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CDIit = α + β Controlsi，t-1 +
γ Sovereign Credit Ratingi，t-1 + εit （1）
根据检验结果，本文面板数据选用混合估计模型。
3.初始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3所示，回归1未控制中国在当地前一年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1），因此回归1是包含历史累积影响的结果，回归2则反映扣除历史影响后样本时段2003-2012年间的结果。
回归1、2中主权信用FCR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OECDDummy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就整体来说，东道国主权违约风险越高、信用越低则流入当地的中国直接投资越少。回归2中FCR与OECDDummy系数均大于回归1中相应系数，说明随着时间推移，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资本的负面影响减弱，发达国家也开始得到更多中国资本流入。
上述检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表2中部分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解决；二是表3中OECD-Dummy的显著性说明中国在发达与发展中市场直接投资情况差异较大，下文将分别检验发达东道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
4.主成分分析
实验发现控制变量提取四个主成分更合适，分别为发达地区特征（包含GDPP和WAGE）、经济规模与科技基础（包含GDP和PATENT）、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包含GGDP和OPENNESS）以及自然资源（FOMEX）。表4为主成分矩阵。
5.基于主成分和发达、发展中东道国分类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5所示，将我国对20个发达东道国与22个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结果。
就影响的方向与趋势而言，表5中回归3、4的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FCR系数不仅是正号，而且在分离了中国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历史影响后的回归4中FCR系数更大，说明发达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不仅不阻碍中国直接投资，反而对其有越来越明显的吸引趋势。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评级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中国直接投资将增加105.1611万美元。
这个有趣的发现表明中国ODI独特的一面：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一些研究中国在欧盟等发达地区ODI 的学者也曾指出，过去中国投资多为贸易支持型和市场维持型的小规模创建投资，2000年后，兼并与收购（ M&A） 投资增长迅速，并且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侵略性较强（自身规模与目标规模之比较低）的并购[27-29]。本文回归3、4的结果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
回归5中发展中东道国FCR系数由显著负数变为回归6中的不显著正数，说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仍然阻碍中国投资者，但影响逐渐降低。
表5还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地区投资兴趣上升显著，尤其是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大、发达地区特征（高人均收入与高制造业工资水准）显著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吸引中国资本，而矿产油气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受中国资本青睐。此外，比较回归4与回归6的CDI Stock的系数可发现，前者不及后者一半，表明与在发展中地区投资的谨慎度相比，对发达国家市场与战略资产的追逐让中国投资者在该地区更勇于试水新区域，加大在之前涉入程度较低的发达东道国的投资水平。
6.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5一致。此外，为检验中国ODI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报告的那样偏好既风险高同时又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20][21]，加入主权信用评级与自然资源禀赋相互关联变量FCR*FOMEX，并未发现其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全球对发达及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结果如表6所示。
就影响方向而言，表6中回归7-10的东道国FCR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主权信用调降都显著负面冲击全球ODI。就影响趋势而言，比较回归7与回归8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越来越规避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发达国家；而比较回归9与回归10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对评级下调的发展中国家的规避程度在降低。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12.4054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信用每下调一级，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2.358亿美元。因全球ODI组成成分与类型多样，其余偏好特征在表6中表现不明显。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样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6一致。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比较
比较表5与表6，中国ODI在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后的规避表现及发展趋势与全球ODI一致，但对发达东道国信用调降的反应与全球ODI迥异。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主权信用下降反而吸引更多中国ODI流入，且随着时间推移，吸引趋势与程度愈加显著与加强，但全球ODI明显越来越规避主权信用出现问题的发达国家。
对上述差异的解释需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性与主权信用危机中发达东道国的情况考虑。
第一，国内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使我国企业渴求扩展海外市场和获取关键专利、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而信用危机中东道国资产价格下跌、本币贬值，正为我国企业增持海外资产创造了机会。
第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企历史以来的优势地位，央企和国企文中央企和国企分别指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ODI一直占我国ODI存量的2/3以上，是中国海外绝对主力，在平时易导致东道国投资壁垒干扰和涉及“国家安全”“政治风险”问题的猜忌与审查。而危机中发达债务国一般实施大规模国企私有化计划，部分私企也因市场需求减少和流动性匮乏陷入危机，东道国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态度会变得比较宽松，从而有利于我国央企和国企资本进驻。
第三，中国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进行海外投资，国际融资和东道国筹资比例很低，资本筹措能力较少受东道国及其区域内经济波动影响。
第四，也不排除央企和国企财务预算软约束、部分企业负责人好大喜功等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因主权信用下降而遭遇全球资本大幅流出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得到越来越多中国ODI涌入；2）中国ODI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东道国，敏感程度同随时间降低；3）中国在发达国家ODI为市场与战略资源寻求型，在发展中国家ODI为典型自然资源寻求型。
研究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带来启示。
首先，主权信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研究，需结合东道国及外商投资者特性加以扩充。虽然机理分析和过往实证研究均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但主权信用下降的发达地区仍有机遇可寻，而具有某些特征的ODI，如母国资本雄厚、又极为渴求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源的中国央企及国企ODI，也可能在其他投资者退出时逆市而上。
其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述还需继续完善。我国向发达国家大举“逆向”投资是21世纪以后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新现象，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差异化的国内体制背景更使中国ODI行为一开始就独具特色。而现有的直接投资理论和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经济体ODI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接运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ODI行为并不可取。跟进研究中国ODI实践，是完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母国的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最后，我国企业在海外较强的风险承受意愿应引起重视。特别是央企及国企的海外高额资本投入，需要各级国资委、国开行更长周期的跟踪管理。其投资究竟是在高风险环境中，真正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开拓海外市场和获取战略资源的预期效果？还是由于政府财政对其预算软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权责不明或国际投资运营经验不足，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目的的资产转移外逃？此外，我国企业注意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即使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说明其跨国运营表现还是越来越正常化。至少在东道国主权信用风险领域，指责我国是借助国家经济、政治及外交力量为国有资本攫取自然资源开道的“贪婪的龙”[29]不符合事实。
CC注：标普主权信用评级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评级结果，因此我们把每一个评级的有效天数作为权值来乘以相应评级数值，再将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加权评级数值除以总天数来得到该国当年的平均评级，以此使不规律变化的主权评级结果与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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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有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有利的“走出去”时机和投资成本降低等机遇，又有贸易保护主义和东道国的政治敌意等挑战，并结合国际直接投资有投资增速波动化、投资地区扩散化、投资领域集中化的趋势演变，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趋势。
关键词：后经济危机时代；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研究
一、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潮流，随着分工国际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全球化将会以更快的进度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将加快。
2、一些发达国家受到次贷危机冲击较重，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次贷危机对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的生产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企业要重新思考发展战略并积极引进外资来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3、人民币升值减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目前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复苏，低利率会带来进口的增加从而降低本国汇率，相较之下，我国具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实施了渐进式的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加大，走上了升值的道路，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
（二）面临的挑战
1、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各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复苏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竞相采取不正当手段来提高贸易保护壁垒，在进出口、投资等领域设置诸多限制和障碍，这不利于各国经济的交流发展，尤其对企业的跨国投资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东道国政治敌意。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开展跨国并购产生政治上的敌意和对我国企业性质认知上的模糊，往往使一些大的并购案件“流产”。
二、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一）投資增速波动化
总体而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不会骤减，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投资增速会出现一定波动。由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受到较严重的经济冲击，一些大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会重新考虑投资实力和投资成本，因而影响投资决策，导致资金在全球重新进行分步。
（二）投资地区扩散化
尽管西方世界陷入美国次贷危机的泥淖，但是他们统一的地区市场、熟练的劳动力、成熟的供应商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不会改变。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流向有着广阔市场、丰富资源以及良好经济表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将持续成为投资热点。
（三）投资领域集中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领域也将发生相应变化。以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为例，1990年投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存量分别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1%和49%；2006年，两项指标则变为28%和62%。这种存量结构的变化表明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自身战略调整，非核心业务的剥离使得涉及商务流程外包、物流以及后台支持等服务领域业务将增长迅速。可以预见，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加倾向服务业，特别是向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集中。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分析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以来是以大型企业为主，其中以国有企业居多。具备规模的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民营企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占据投资主导地位必将成为新的投资趋势。
（二）投资方式多样化
首先，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并购为主，因为其进入市场和获得资产的方式快于绿地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以绿地投资和合资企业为主。其次，由于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投资方式将越来越复杂化，不再单一采取用资金直接购买股权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更多地采取股权置换、私募股权投资等方式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再次，目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正在与国际同步，由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不断增强，一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增强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三）投资区位多极化
从长远来看，我国对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投资会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依然会保持主导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地理优势。投资于周边国家，因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及语言文化上的趋同，可以有效避免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亚洲地区很大部分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与中国接近。其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以资源国家为导向的投资将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主导。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轨迹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过了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而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我国正处于资源开发这个阶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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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贸易合作愈发紧密，跨境电商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商促使我国农产品行业对外贸易更加繁荣，促进我国进出口量逐年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境电商在运营体系、配送途径以及本土企业自身方面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跨境电商;对外贸易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已达1 159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比增长31%。近些年，随着我国大力开展跨境电商，使得我国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且涨幅惊人，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跨境电商不仅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繁荣，同时又促进了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及相关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随着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存在技术不足、标准体系不健全、企业自身素质差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一、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现状分析
（一）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仅半年的贸易总额就已达到1 159亿美元。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出口额逐年小幅减少，从2017的年751.4亿美元到2020年上半年351.5亿美元，同比增长-3.8%;虽然2018年有小幅增长，但是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进口额都逐年增加，从2017年的1 246.8亿美元到2020年上半年807.5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虽然贸易逆差逐年增加，但是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依旧蓬勃发展，农产品供应商应抓住机遇寻求发展。
（二）农产品出口结构分析
从出口结构上看，我国农产品出口中，水产品占比最大，在20%—30%之间浮动。2017年的出口额为211.5亿美元。而截至2020年上半年，水产品出口额为84.5亿美元，逐年稳定增长。第二是蔬菜类，占比接近20%。2017年的出口额为155.2亿美元，到2020年上半年出口71.5亿美元，依旧呈现增长趋势。再就是，占比较大的分别为水果类、畜产品类，截至2020年上半年，水果和畜产品分别出口额为29.9亿美元和26.4亿美元。
反观进口，在进口品中占比最大的为畜产品，2020年上半年进口240亿美元，占比29.53%。但是2017—2019年间占比最大的却是食用油籽类，2017年进口额430.2亿美元，占比高达34.18%;而2017年以后，食用油籽进口占比却逐年减少，至2020年上半年，进口额为196.4亿美元，占比24.17%仅次于畜产品。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的缘故，导致食用油籽进口大幅减少（见表2）。
二、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自21世纪互联网时代到来，电商产业不断蓬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商逐渐成为国家重视的一个领域。跨境电商是指不同关境的企业或个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国际贸易的一种跨国交易模式。通过跨境电商进行国际贸易可以降低成本、拓宽出口渠道、提高物流配送[1]，进而弥补传统外贸行业存在的弊端，同時促进现代外贸行业转型升级。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在海外爆发，导致海外市场需求降低，间接造成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低迷，到当年三季度才由负转正。但是，由图表可以看出，在跨境电商领域，进出口则一直保持大幅上涨的趋势。前三季度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1 873.9亿元，已超去年全年，大幅增长52.8%，为外贸进出口回稳做出突出贡献。2020年，在深受全球疫情的背景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9%。其中，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了31.1%[2]。与此同时，中国跨境电商贸易中出口量远高于进口量，出口贸易的绝对优势决定了新时代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积极性[3]（见图1和图2）。
（二）跨境电商特征
我国的跨境电商具有全球性、无形性、即时性、快速演进等特点。（1）全球性。以网络作为媒介，突破了传统的地理位置限制，参与者只需将物品和服务信息上传平台，便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提升了买卖双方的便利性和快捷性。（2）无形性。与传统贸易的实物交易
相比，跨境电商将实物转化成网络中的数字符号。例如，传统听歌，需要去音像店买唱片实物来听，如今只需在手机音乐软件中，动动手购买即可听想听的任何音乐，极大提升了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便利。（3）及时性。传统跨境交易中，交易双方往往需要通过信件、邮件和电话等方式进行交易，耗时较长。跨境电商以网络作为桥梁，可以达到随时随地便可与对方进行沟通，极大提升了交易效率。（4）快速演进。随着互联网不断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作为交易工具的跨境电商也在飞速发展。各种新型交易模式应运而生，极大丰富了交易的多样性，也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三、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新模式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席卷了全球，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国短期内控制住了国内疫情，缓和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但是他国经济依旧遭受极大地冲击，这不利于跨境电商贸易的发展。在我国大力推动“双循环”格局构建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在推动外贸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了31.1%[3]。近几年年均增幅较大，超过同期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上涨，同时也使国际经济适当回温，使中国市场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交易中，促进国际经济缓慢复苏。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速度较快，逐渐演变成以B2B、B2C 和C2C为主的三种贸易模式。现如今，发展较好的B2B电商平台主要有阿里巴巴国际站、京东全球购、敦煌网、中国制造网、环球资源等。B2C平台主要是亚马逊平台和阿里国际[4]。从交易成本来看，现有的三种模式都会导致农产品交易成本的上升，从而削弱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发展。所以需要创新农产品跨境电商模式，构建农产品电商F2B2C模式。
F2B2C模式。F2B2C 是英文Factory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的缩写，是制造商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的展示，将最终用户引至自有平台进行交易的一种模式[5]。F2B2C模式极大便利了三方。对于制造商而言，它扩大了销售区域，使销售范围更广，减少了中间平台，降低了交易过程中所需成本，使得銷售方利益极大提升。对于购买者而言，F2B2C模式提供了销售者一系列信息以及出售产品的一系列规章标准，保证商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对于第三方平台来说，以该平台作为中介，提升该平台的知名度，使得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运用该平台，提升该平台的知名度和利益。F2B2C 模式下第三方平台只是作为信息交互媒介而存在。在物流配送环节，销售者可自行选定物流平台和方式，不局限于原来单一配送物流公司，提升配送效率。有第三方平台，同时也能起到督促、追溯产品的作用，提升了配送中的安全性和效率性（参见图3）。
（二）在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出口贸易效率低下
物流网络缺乏系统规划，未能优化运送模式、工具和路线，导致配送时间较长，损耗较大，成本较高[9]。本土地域面积广阔，跨境电商路线覆盖一、二线城市，但是对于三线城市以及农村等偏远地区来说，跨境电商路线还无法完全覆盖，导致偏远地区存在难收货、难配送问题。
2.不必要中间环节过多
不必要中间环节过多，容易造成更多的成本损失，并且农产品保质期不长，一旦运送过程时间过长，易出现农产品不新鲜甚至是损坏问题，影响我国贸易信誉。
（三）本国企业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品牌化程度低
优质品牌能够为产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虽然我国的农产品早已畅销海外，但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优质品牌，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8]。农产品品牌化程度低，还会造成仿造产品的猖狂与质量问题。由于中华文字比较复杂，常常有不良厂商以此来制作高仿产品或者抢占外国商标，欺骗消费者购买。比如，new balance品牌，翻译成中文是新百伦，于是很多国内商家取名新百伦，下面配英文却是new balun，误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影响我国在国外信誉。
2.企业家观念落后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力，但是由于我国技术资金问题，使得在运输过程中经常产生农产品毁坏等问题，致使企业家赚取不到相应的利润。还有一些无法企业会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进行一系列以假乱真的操作，将残次品放入运往国外的贸易品中，严重影响我国对外信誉与国内贸易企业的发展。
五、对我国农产品电商的政策建议
（一）对于国家层面
首先，国家应该设定一系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对于不同农产品根据相应的特性，制定“因地制宜”的标准。比如，对农产品中的农药、杀虫剂和添加剂等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残留物最大允许含量。又如，对于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制定相应的品质等级标准。再如，根据水果果实大小、新鲜度、果皮色泽、口感、食糖量、病虫害和物理损伤程度等方面制定出相应的各级标准[5]。其次，提升本国科技竞争力，进行更多技术创新。建设好农村物流基站，以及将跨境路线覆盖范围提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浪费，使得跨境电商更加用之于民，便利人民的生活。最后，为了实现我国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品牌策略，必须严格根据国家的“三品一标”来打造高质量的品牌，防止品牌过于单一，确保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以满足海外客户对产品档次的不同需求，用质量换取市场[9]。
（二）对于跨境企业家
首先，要有充分的认知，不局限于短期的利益;要有长远目光，不偷工减料。生产的产品要严格符合国家“三品一标”标准，以质量来获取口碑。其次，企业家们应积极参与各种农产品跨境电商论坛，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努力打造出属于中国的优质品牌，提升本企业吸引力与竞争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最后，近些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越来越迅速，逐渐增加对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跨境电商业务需要既懂国际贸易又了解跨境电子商务的复合型人才。农产品跨境电商还需要从业人员掌握各地区农产品行业发展情况，了解国际市场目标国家的产品偏好、消费习惯等[10]。各企业应该认真思考自己企业所需，做好规划，培养人才，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
四、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物流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1.跨境电商模式不明确
随着跨境电商不断发展，逐渐形成B2B、B2C和C2C为主的三种贸易模式。这些模式的产生，使得许多生产者自建网站或通过第三方平台，以B2B、B2C、C2C等模式将商品直接销售给东盟的企业，甚至终端消费者[6]。实际上，跨境电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流通过程中不必要的中间过程，往往会导致过多的成本浪费和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过分缩短物流中的中间过程，会导致交易成本不增反减，最后造成交易失败。企业在进行跨境电商交易时应该选择更适合自己产品的交易模式，较少不必要的损失。
2.冷链物流建设体系不健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受限。农产品尤其是冷链产品对物流要求较高。但同国外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冷库容积小、功能滞后，所能覆盖的市场范围十分有限，对供应链条较长的跨境电商来说，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农产品的质量[7]。同时，冷链物流的基建设施不完善。如物流中转站稀少[8]，这对于以长途为主的跨境物流来说，使得农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影响本国信誉与他国未来交易可能性。
3.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跨境电商方面尚未有完善的标准体系。在农产品生产方式、标准制定、质量安全体系更新上仍落后于他国。监管机制也不健全。这导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内各地区标准不统一，出口产品质量受到质疑，对我国农产品品牌信誉造成打击，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云.跨境电商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北方经贸，2018，（12）：80-82.
[2] 东方财富网.2020年中國跨境电商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左右[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655657529335205&wfr=spider&for=pc.
[3] 陈傲.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0.
[4] 孟妮.助力跨境电商国际物流怎么干？[EB/OL].https：//m.gmw.cn/baijia/2021-03/01/1302139583.html.
[5] 蔡婕.新形势下的农产品跨境电商风险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3）：147-150.
[6] 周叮波.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跨境出口电商模式创新[J].商业经济研究，2018，（2）：141-144.
[7] 刘远震，石建斌.中国—东盟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障碍和对策分析[J].中国商贸，2014，（9）：163-164.
[8] 狄昌娅，竺杏月.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困境与对策研究[J].对外经贸，2017，（2）：90-92.
[9] 李侃.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J].农家参谋，2020，（5）：249.
[10] 李媛，汪佳滨，李光辉.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中国农业会计，2020，（3）：10-13.
[责任编辑 柯 黎]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一般学者认为, 国际经济法是由集中相关的几种法律相交叉渗透而综合发展的一种综合法律, 并没有特定的法律名目。国际经济法主要是围绕各国贸易中的商品生产流通和结算支付制度以及产生相关税费的规定, 甚至也包含了各国之间企业投资并购等法律规定。国际经济法中既有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规章作为参考, 也有各国内部的私法法律来辅助, 同时也辅助了一些公法规范来维护企业避免双重税收, 令企业遵守外贸管制等等。
可以这样说, 国际经济法并不是由某个单独部门或者机构进行颁布的, 而是在全球化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综合性法律产物。对于国际经济法, 目前高校和各个机构之间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更没有统一的分类, 很多都是在职人员涉及到出口贸易才临时了解, 所以国际经济法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可查性, 笔者在这里就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来为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国际经济法。
( 一) 国际经济法的范畴
“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的体系, 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中不难发现, 国际经济法与其说它是来管束人们的经济行为, 倒不如说它是在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中, 经济自然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不仅在字面上对经济活动做出了规范约束, 从社会生活实践中也提供了经济活动的指引和调整方法。
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经济关系指明了经济法体系的主体和客体, 规定了主体和客体所有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保障了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公平正义, 维护了国际经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利益, 在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中, 能够保证国际经济活动有效高效地进行。
( 二) 国际经济法的核心
国际经济法的核心在于国际经济法的权利本位。国际经济法虽然保留并且维护了人本主义的基本思想, 考虑到了经济体系中交易者的个人和规制者的集体利益, 但是其也制约着交易者和规制者, 在权利和权力的核心上, 建立了多个贸易国家之间的平等共生关系。国际经济法依照其核心对国家主权进行了维护, 各个国家之间的平等权, 国家对待外来力量的自卫权, 和国家对待本国主客体的管辖权。它并没有干涉到国家内的经济调节权利, 而是在国家之间的合作中贡献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国家之间的互相合作实现了权利共享, 也做出了义务的共同承担。
二、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和地位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 对外经济贸易可谓是得到了飞速的增长, 可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纠纷, 我国的贸易企业吃了很多哑巴亏。同样外来企业也在我国偷税漏税造成了我国税收损失。面对复杂的混乱的国际市场, 法律才是最有效的手段。前文已经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所以不难发现, 经济法对于国际经济业务的保护和约束。所以现在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经济法的作用, 充分使用国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结合国际经济法的情况下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国际经济法在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活动中, 影响了很多方面, 比如在知识产权的维护上, 避免中国把自己的创造一再拱手让人, 中国的经济交往只有在充分了解国际经济法之后, 才能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 公平, 避免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国际中纷繁的业务类型让从事对外经济贸易的企业头疼不已,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要怎样遵从相关的法律, 所以这也就加大了对国际经济法对口人员的需求, 只有懂法才能更好的使用法律, 而国际经济法的特殊就体现在不仅要懂得自己国家的法律, 还要懂得其他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现在国际经济法这一法规要平衡国际间的投资融资体系, 作为法律的使用者, 更是要再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使用法律进行自己的维护, 避免欺诈和纠纷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一向是我国的弱点, 尤其是在国际诉讼上, 我国的企业总是因为地理和经济的问题成为诉讼中的弱势群体, 尤其是在国际追偿中, 法律途径不仅仅代价高昂使得企业认为得不偿失, 很多企业都自认倒霉。
这时笔者就要提出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熟悉国际法律的同时, 也要熟悉国际经济关系, 利用国际法律进行国际经济的维护, 投相应的合法的保险项目, 也可以选择国际追偿和商追相结合的方式减少损失。同时也可以利用已经发生的国际商业事件, 建立合理有效的信用审查制度, 来规避风险。而这一切都源于对国际经济法更好的把握, 只有利用好了国际经济法这座天平, 才能真正长远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
三、结语
国际贸易对很多企业来说,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天方夜谭了, 很多企业正在逐步迈出国门, 以求在国际市场上一展风采。在这时, 国际经济法就是最强而有力的保障。只有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地进行,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对外经济贸易, 而国家经济法的意义也就在此凸显了。本文主要探讨了目前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以及国际经济法在经济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对外贸易
参考文献
[1] 王大鹏.国际经济法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制博览 (中旬刊) , 2013, 10:6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