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爱玲与萧红作品比较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从冰心、卢隐到丁玲，共同表达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她们都把女性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男权社会，没有人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而萧红与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1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成因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镇，一个成长于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生存状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地域文化和民俗氛围不同，但她们的创作却有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从形成来看，主要源于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
1.1萧红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父亲仅仅因为萧红是女孩便轻视和无视她，母亲也重男轻女，而且还看不惯公公对女孩子的宠爱，萧红是在父母的冷漠寡爱中度过童年生活的。“女孩”作为一种原罪标志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命运，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命运，感觉到世界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这种感觉深深的伤害了她那颗稚嫩而敏感的心灵，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成年后的萧红在学校中接受了新思想，向往民主和自由，但封建专制的父亲为了仕途强行将她嫁入一户有钱人家。萧红从小就目睹了包办婚姻的悲剧，所以不顾一切摆脱了旧式家庭的束缚，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知识女性主动摆脱旧家庭，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是当时中国男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 1 变。萧红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温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爱情上，对爱情的追求强烈而执着。可是她的爱情道路却极其坎坷，在身怀六甲时，萧红被同居人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萧军营救后，还要忍受萧军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与萧军分手后，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蕻良身上，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胆小自私的人，萧红又一次陷入了感情的困境中。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却连连落空，最后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作为一个追求爱情完美、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挣扎，可又一次次地陷入男权中心的桎梏中，以致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萧红饱尝爱情失败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积淀催生了她极端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滞留在对情感不幸的诠释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下层妇女。对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不幸命运的思考，对于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于男权专制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起点。
1.2张爱玲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封建贵族世家，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她的母亲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思想差异使他们在张爱玲十一岁时离了婚，母亲背负着对父亲的失望远赴欧洲，父亲不久又再婚。由于与继母发生口角，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着我，拳足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着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后，她又被父亲囚禁半年之久，重病在身，而父亲竟坐视不管，张爱玲几乎丧命。童年的张爱玲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无助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在一篇散文中，张爱玲写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在门口等家里的车，下着雨，别的人坐在车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这样一种彻骨冰冷的孤独感觉是张爱玲童年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以致她一生都没能走得出去。后来，张爱玲在
2 佣人的帮助下从父亲家逃到了母亲家，从此开始了一生的飘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母亲物质上的资助，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母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张爱玲很惭愧自己拖累母亲，在《私语》中她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如果说童年时孤独冰冷的人生体验只是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打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底影的话，那么少女时代依附母亲的困境和无助，则为这种体验浓浓上了色。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上也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张爱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可胡兰成却已经三十八岁，而且还是有妇之夫。尽管胡兰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汉奸,可是张爱玲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爱玲的婚姻仪式更是与新式、旧式都不同，除了一张纸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炎樱为媒证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看重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形式。可是张爱玲所托非人，胡兰成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又与两个女人好上，并离她而去。后来，张爱玲远赴美国，幸遇赖雅，结为夫妇，但她的幸福很快又随赖雅的去世而葬送。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儿时的不幸经历，孤独的生存境遇，感情的背离不契都深刻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使她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张爱玲擅长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本质，揭示女性深层心理，表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与物质生存中的苦苦挣扎。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都觉醒于童年时代。萧红在回忆童年的作品《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独特的女性体验：“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乱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气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 3 识。她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左右历史，女性意识一直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
在十六岁写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自己清醒的女性意识关注到虞姬身上，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将“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承受着反射他的光和热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她怀疑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在这里，张爱玲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项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而是一个强大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项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到别的男人手中。虞姬不愿意再做只能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因为无论是得到阳光普照的满月还是失去太阳宠幸的蚀月，她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都是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剥夺和遮盖了的。于是，虞姬决定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归宿。她选择在项王突围前拔刀自刎。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神圣的，她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的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
4 2女性观照同中有异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关注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在书写对象和关照视角上，二者又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2.1萧红关注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封建礼教、父权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需要是微薄的，穿衣吃饭、结婚生子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求生存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它扼杀了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欲望。出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萧红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体表现，不论是生育、被殴打还是自尽都与流血、伤残、贫病、变形、死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特质是萧红描写的重点。在这些痛苦中，作者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写，她以自己深切的感受，写出了她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女性生命体验。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和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憎恶。《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产妇“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如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作结。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般的本能活动，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萧红的小说将这一创造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泛滥。男人的傲慢、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与男性相比，
5 女性的身体常常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生育，这份既不是她们能选择，又不是她们能能拒绝的痛苦，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是无偿和无谓的。对这种痛苦的挖掘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情感认同与自我体察，渗透着她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深邃感悟。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话题：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麻面婆忙着洗衣、做饭、伺候男人，唯唯诺诺，为男人忍受无休止的生育之痛，但又不敢发出任何抱怨的着叹息。这样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奴役的物件，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和尊重。萧红在众多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性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2.2东北原野与十里洋场的文化背景差异
萧红与张爱玲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二者在对女性命运观照视角上的差异。萧红主要揭示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侧重于对她们的身体体验和特殊生命感受的表现。张爱玲则多描写被传统父权文化剥夺了自我意识的港、沪大都市里中上层家庭的小姐和太太们，重视对女性心理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表现。
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人的一生都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之下的名分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之外，她们没有其它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因此，依附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豪门千金、望族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染着这种依附意识。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之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心做男性世界的奴隶。她们虽然冲出了封建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她们仍为男性世界所苦恼，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留给她们的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然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把爱欲变质为谋生的手段的女人在张爱玲小说中比比皆是，她们成天寻思和盘算如何找一个有
6 钱的丈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年轻、健康的曹七巧嫁给了瘫痪的姜家二少爷，尽管她对残废的丈夫充满本能的厌恶，但贵族大家的“正头奶奶”的虚名以及这名分所能给予她的金钱，确使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丈夫。书香门第的白流苏迫于娘家人的逼迫和生计，耍尽手段与范柳原周旋，明知对方是个花花公子，依旧为自己与他的婚姻庆幸，因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而且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白流苏用她的所有进行一场赌博，表面上看，她赢了，她抓住了婚姻，赢得了物质上的保障。可是实际上，她却输了自己，丢失自我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鲁迅先生曾指出，出走的“娜拉”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回来。张爱玲继承鲁迅的见解。她认为，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依赖男性，而且在精神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她在《有女同车》中感慨：“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此，即使经济独立了，女性还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社会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更需要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进行重建。张爱玲的深刻便在于她以写实的笔力洞开了一个女人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即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通过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揭示和批判了那个时代女性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出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奴性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她在感受、表现世俗女性生存方式的同时，进而对千百年来积淀的女性精神创伤有着深刻的认识——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人格尊严的沉沦和丧失，比起婚姻自主更为深刻，更为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心态是萧红与张爱玲小说的共同主题，但又各有千秋。萧红擅长通过普通农妇求生存的艰辛和痛苦，控诉封建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张爱玲揭去封建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思怨女恶妇的文化反面，“榨”出隐秘角落的“恶”。同是反映女性存在，萧红以自身的感受去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体现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张爱玲则从女性文化心理的层面切入，挖掘出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与落后，表现出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
2.3群体杀人团与个体复仇者
萧红与张爱玲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她们在揭示
7 传统文化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的同时，也没忘记对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女性一方面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践踏和凌辱，她们对此早已麻木;另一方面，对那些“不遵守世俗规范”的比自己更弱小的同性，以残忍的方式残害。这在萧红的作品中表现为“群体杀人团”。一个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存不能自主和情感无所依托双重困窘下，一步步堕落，一步步疯狂，以迫害他人的方式来反抗不幸的命运。这反映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个体复仇者”。
萧红笔下的女性除了要承受家庭中的痛苦以外，还无可逃避地遭受社会的舆论和谣言的迫害。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少女，嫁到婆家后，因为个子高不会害羞，便招致左邻右舍的百般挑剔。婆婆为了规矩她，便白天黑夜地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换来的是更无情、更残酷的折磨。直到后来，她被打不再是因为她不像一个媳妇，而是因为她已经成了婆婆不顺心时习惯发泄的对象。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打出病来，在邻家妇女们“献计献策”的推动下，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最终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开水烫死了。麻木的人群隔岸观火地欣赏着小团圆媳妇的苦难，如同看戏。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人人夸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一旦发现她没经过明媒正娶就与磨倌冯歪嘴同居，赞美之词便全翻了过来。就这样，这个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冯歪嘴的房东在数九寒天将她们一家赶出了碾磨房，在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中，王大姐不幸死去了。在贫困与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着的女性群体，被男性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同时她们又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在顽固的愚民心中，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她们必定千方百计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在这杀人不见血的绞杀过程中，一切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进行着的女性是看客也是帮凶。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历经坎坷，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们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下的牺牲品，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伸向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指出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剧，不仅仅是呼兰小城女性的悲剧，还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而这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的心理和精神奴役。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仅承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同时还承受着金钱对人 8 的诱惑，这群女性大多都有一种被扭曲的病态。她们不同于萧红笔下那一群集体无意识性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悲的是在遭受来自父权世界的迫害的同时，她们也把这种迫害和痛苦转嫁给了自己的同性，甚至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金锁记》中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曹七巧，被为了金钱不顾良心的兄嫂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少爷做妻子。从进姜家起，她的生存就面临极大的威胁，她不仅要忍受厌恶之情尽心尽力伺候自己的丈夫，还要忍受来自姜家老老少少的轻视、嘲讽。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之地。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曹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另外一个曹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来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曹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她变了，变成一个人间恶魔，疯狂地报复这不公正的世界。她已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人间还有真情存在，在她看来满眼皆魑魅魍魉，于是她要狠狠地回击身边的一切。她纵容儿子长白吸烟、纳妾、逛妓院，还将自己当年遭受的折磨转而施加到长白的妻妾身上;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剥夺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教女儿抽鸦片，施计谋葬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毫无愧疚。曹七巧遭受着双重文明的压抑：以贞洁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她在两种文明之中，压抑着自己的爱情，膨胀着自己的欲望。但她意识到了这种压抑，于是她要反抗。她极端病态，极端疯狂，极端残忍。她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彻底的人物。她的反抗带有毁灭性的报复，有点歇斯底里，最终自己也成了反抗的牺牲品。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意识的两位作家，萧红与张爱玲的作品在关注女性命运、书写女性经验上都有共同点。但是，作为两位极具个性的作家，她们在思想文化、关照角度上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位是用悲悯的笔调去展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真切动人;一位用嘲讽的笔触去洞察女性意识心理，深刻尖锐。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的创作避开了“五四”女性直接抒写自我的“捷径”，以自己的独特步伐，走出了一条不追随主导意识形态的女性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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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说才女，叹命运——张爱玲、萧红、林徽因
文/丁丁
因为同是女人的缘故，总是爱看那些才女作家的作品。喜爱她们的作品之余，却又关心起那些才女们的诸如爱情、婚姻的那些事来。
一直对张爱玲、萧红、林徽因三位同一时代的才女情有独钟。爱看张的那些关于大上海的红尘男女故事，喜读萧的东北民俗风情画卷，赏析林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张爱玲，这个十七岁时就出道，二十二岁时，在当年的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才女，不知令多少张迷为之倾倒。
张爱玲，用尽一生，诠释爱，为爱低到了尘埃里，倾城之恋，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去爱一个汉奸，一个没有责任心、责任的，且左一次右一次出轨，让她的心一伤再伤的男人。都说七年之痒，而张胡之恋却只维持了三年就宣告解体。最终，令伤心欲绝的张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公寓里寂寂地度过传奇的一生，一曲华美的乐章在1995年的中秋节，这个全球华人共同欢庆，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凄然、孤寂、落寞地谢幕了。令人不胜唏嘘，扼腕叹息。随着爱情之花的萎谢，张爱玲的才情也跟着萎谢了。自此，她再也没能创作出像《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亦雅亦俗的经典作品来。她的创作才情是跟着爱走的，爱与才情同在。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底值不值得，如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时常想，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把男人分析地入木三分，琳珑剔透，把人间的时事沧桑看得那么清楚，把人与人之间这丝丝络络的关系分析如此到位，红尘万象她是看得如此透，如此破，而她自己的婚姻却是失败的，她唯一没有好好把握的便是自己的爱情婚姻。在爱里，她是感性的，不理智的，为爱失去了自我。总觉得她在爱的抉断方面是不如同时代的才女林徽因理智、理性些。虽说爱里没有对和错，曾经拥有和天长地久可以分离，爱追求的是过程，但她以飞蛾扑火般地去爱一个有妻室的汉奸，这个怎么都不能让人看好。
萧红，一个东北的关东女子，她的散文化的诗意小说笔调清丽凄婉，不知影响了多少东北儿女，在那个自闭落后的年代慰藉了多少孤独寂寞的关东少男少女啊。她的《呼兰河传》描写的风情画卷折射出萧红对东北黑土地和父老乡亲深深地爱和眷念。
萧红，这个当时深得鲁迅的赏识和帮助的民国才女，她的才情让人折服，而她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幸的一生，令人深深地感慨感叹。她，在幼年时有父母包办定了娃娃亲，极不情愿。早期，在穷得走投无路时，与娃娃亲私奔，怀孕。因银子用完被人遗弃在宾馆，带着腹中胎儿投奔萧军而来，在反反复复，吵吵闹闹中又因性格不合而与萧军分手。又是带着腹中胎儿去投靠另一个男人端木，再次结婚。这段婚姻也是时间不长，她因患痨病，孤孤寂寂，一个人客死香港，仅走完人生的三十一春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当时文坛上一颗刚刚升起的星星，转瞬间就这么陨落了，可惜可叹亦，呜呼，哀哉!
萧红的爱情婚姻也是悲剧性的。她与张一样，在自己的小说里，对人性对社会有力透纸背的分析和剖析，而她恰恰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不能理性、理智的把握。在这一点上与张相似，也是没有林徽因来得果断。
一个女人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切不可因为钱，因为要生存而盲目地、匆匆地去投靠一个未知的、无爱的男人;女人更不能因为孤独寂寞地时候，为了摆脱这份孤独寂寞而去匆匆依附一个男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幸福由自己来把握。女人，你的名字不叫“弱者”，你的名字叫“强者”。
林徽因，这个风华绝代的美女加才女，一笑倾城貌，不知让多少的民国才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和教授，其次是诗人和作家。她在建筑学的造诣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值得肯定的。但她也是个诗人和作家，她的诗情也应是和爱同在的。林徽因与徐志摩在伦敦相识相恋的日子里，徐大才子的诗情是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她。因为爱，于是有了《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在爱情婚姻上的决断是理性的，睿智的。她心里清楚明白浪漫潇洒、风流倜傥的徐诗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梁思成才是自己的归宿。于是，在后来的清华园里，在水木清华的林荫树，人们经常看到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相亲相爱的模样，如影随形的一对倩影。
而金岳霖，这个北大的教授，哲学、逻辑学学者专家却为林徽因终生未娶，一直到老，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在金岳霖那里被演绎的如歌如泣，堪称经典。这足见林徽因的人格魅力、倾国倾城貌及才华。
林徽因的一生是幸福的。她的一生中有三个才貌出众的男人是如此地爱着她，而她最终选择地是梁思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原来，世间竟有如此意味深韵的女子 ——幸福就在你的手心，随时由你来把握。
第三篇：萧红作品读后感
萧红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皆因为我是个女人、另外还有句更著名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我觉得萧红太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了、她一生都在寻找依靠、对一个男人失望后、总是借助另一个男人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她不停地辗转在男人中间、寻找温柔慰藉、事实上每一道伤口都没有愈合、有时疗伤应该是自己默默独自进行、可她不知。
她是我所知道的情商最低的女作家、明明骨子里是个顺从男人的旧式女子、行事却又追求新派、自由到了轻率的程度。
萧红的悲剧在于她性格矛盾不彻底、这从她对王恩甲的态度上能够看出、她先是背弃了婚约、又在走投无路时与其同居、以至于遭始乱终弃。
她的一生就是所托非人的一生。在怀有萧军孩子的时候、又与端木蕻良结婚、把自己置于无比尴尬的情况。身边的朋友质问她为什么不能独立生活、她的回答是、“我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而她的方式就是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她太害怕寂寞了、对于生活空有勇气、却无能力。她天真得让人惊讶、在男人身上吃了那么多次苦头后、仍然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也没有得出有意的教训、还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命运只能受制于男人。
十年奔波、四处迁徙、从未获得片刻安稳、在这乱世中、萧红一心仰仗的全是男人。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只有她的天空是低的、只有她的羽翼是稀薄的、也只有她把自己的人生演成了一场悲剧。
第四篇：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作品比较
当今社会，随着多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后搬上银幕。人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途径去接触更多作品，无疑，这对于国民文艺素质的提升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在这个速食年代，凡事都贴上商业化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作品成了金钱利益下的牺牲品，成了谋取名利的工具而缺失了本身的文学艺术性。
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为了剧情的好看，或者说为了收视率，改编后的作品随意为古人、真人编排事迹。当然，我指的不是本身带有编造意味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如《康熙微服私访记》一类的“戏说”之作。而是具有某种历史严肃性的作品。
在这里，我以历史小说的改编为例予以说明。历史电视剧是今年荧屏上的热点，较多的作品都存在与历史人事的关系问题。如果忽略影视的制作和表演艺术，单看剧作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就有很大的缺陷与不足了。 三苏电影网
《汉武大帝》是近几年比较红火的一部历史剧，其主要事件和重要细节多取自相关史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艺术展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电视剧。电视剧将观众带回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期，领略两朝此起彼伏的政治风云和战争波涛，领略那些多近写实的历史画面和人物风貌，时而惊心骇目，时而会心莞尔，在切实的艺术感受中品味强盛帝国那段遥远的历史，思索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留给后人的精神启迪。
但是由于电视剧的剧情和篇幅限制，该剧角色相对集中，有时为了节省人物或强化性格，将人事张冠李戴，横向移植。当然处理得当，也会收到多种效用。但是在《汉武大帝》中，将王志趁景帝厌恨栗姬之时“阴使人趣大臣”请“立栗姬为皇后”，结果自然是相反的，王氏从而为自己做皇后和儿子当太子扫清了道路。这种阴险手段是刘嫖想不出也做不出的。《汉武大帝》却将王志的阴谋转移给刘嫖，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损人物特征，可谓是适得其反。[1]
一些影视作品在改编后，美化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或者事件，比如《茉莉花开》。《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妇女生活》，影片大致与原著内容保持一致，特别是三段式的结构。电影沿袭了小说章节式的表述方式，但是在感情基调上没有原著的残酷，特别是影片的结尾，导演没有作者的残忍，将结尾处理成一个相对光明的暗示，淡化了整体的悲剧色彩而且给人以新的希望。
影像弱化了文本的表象残忍，用唯美的视觉呈现置换文本的直白残忍，让观者在视觉享受中慢慢感受生活的残酷，命运的不可逆转。这种置换看似心慈手软的妥协，实则不露声色的暗杀，其残忍度没有丝毫的削减。
好的作品，受到读者或者观者的喜爱，因而经久流传。不管是原著，还是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只要有价值，都值得被推崇、被尊重。
就目前出现的影视作品来看，大多获得肯定的作品都是忠于原著的，比如《围城》、《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正是由于改编者对原著的忠实和严谨的再创作，导演才能将合适的剧本变成影像而获得成功。
而有些改编作品就惨遭批判，比如《剑侠雄心》(改编自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黄金罗盘》等。不仅是因为改编后的剧本失去了原著的神采，与导演的拍摄技法、画面构造也有关系。
美国电影研究家乔治•布鲁斯东说过：“一种艺术(电影)，它的局限性来自活动的形象、广大的观众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另一种艺术(小说)，它的局限性来自语言、人数有限的读者和个体的创作方式;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简单地说，小说拍成电影以后，将必然会变成一个和它所根据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完整的艺术品。”[2]
的确如此，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作为两种全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必然有很大的不同，如同矛盾是对立统一，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同小说通过各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营造故事情节发展，影视作品也有一些表现手法来制作艺术效果，包括镜头、声音、色调、光线等。小说是用文字来叙事的，而电影叙事语言更加丰富多样，画面、声音、镜头和情节的起承转接等等，更具画面感。电影必须把文字的东西变成画面的和语言的。但是，一切的改编，包括叙事语言的转变，都是为了表现主旨服务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比较欣赏的张艺谋导演的众多影片中的一部了。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影片中最能引起观众视觉冲突的莫过于那一排排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灯”不单纯是影片中颇有造型感的视觉元素,确切来说它已经成了一种意象化的符号。
其次，小说用语言创造的世界既是现实人生世界曲折的反映，又是作家主观的艺术创造，两种世界既有同，又有异。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处于生活的自然状态，没有重心和主题;用语言创造的世界不然，它是有重心、有主题的，体现作家的思想意向，显示人生的思想意蕴。思想史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影视作品也有两个世界，同小说一样的是现实世界，不一样的是影视作品通过光、影、声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体现影视作品内涵的，是灵魂，是需要观众自己体会和领悟的。
再者，我们欣赏文字和影像是通过两种不一样的途径。对于文学作品，我们是阅读;对于影视作品，我们是观看。还可以看出，二者的传播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冷媒介”和“热媒介”的区分。他认为文学属于“冷媒介”，低清晰度，提供的信息量有限，需要观众的参与和投入;影视属于“热媒介”，要求参与的程度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话语的方式而存在的。话语意味着把讲述内容作为信息由说话人传递给受话人的沟通过程;而传递这个信息的媒介具有言语特性;同时，这种沟通过程发生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既与其他相关性言语过程、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具体生存境遇具有联系。[3]
视觉文化则不同，人们直接通过影像进入一个身临其境的超现实幻觉之中。不同于文字接受，还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影像直接诉之于观众的视觉，具有形象的直观性。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观看电影、电视，而不是直接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当然，看一部电影只需要花费120分钟左右，看完一本小说不会少于三个小时，二者的时间差异也是人们选择的原因了。这与当前社会生活压力大，节奏快是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花费时间短效益高的电影，通过观看电影了解文学作品也算是一种趋势了。
电影不管是其容量、题材，还是心理刻画、外貌描写都只能流于表面，更多的受演员的表演功力限制，难以深刻，徒见其形而无其神。虽说视听语言最直观，最有表现力和吸引力，但其成本太高，所需凭借的外部因素最多，表达最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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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周作人散文作品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当然并不是说越是平淡越是好，要在平淡之中有神韵，或是以平淡之语言明不平淡之志;或是以平淡之言明不公等等不一而足。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周树人散文作品
相比于周作人之散文，鲁迅的风格则更加凌厉。郁达夫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两兄弟作品的差别“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确实如此，便如《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笔锋辛辣的讽刺着旧社会人民的愚昧。或许这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鲁迅便是意识到仅靠技术的崛起是救不了中国的才弃医从文，对他散文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