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
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是一种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还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包括主要创立者的社会经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 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具备这种条件。
邓小平出生在20世纪初。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着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深重苦难，中国的志士任人正在黑暗中寻找救国救亡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他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后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度恢复荼，并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同中央领导集体一体，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之所以创造出改变和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光辉业绩和科学理论，与他的革命生涯密切相关，更与他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私无畏的品德、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历史的观点和世界的视野密切相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同时，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哪儿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拥有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的奋斗的目标。他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立场，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邓小平崇尚实干、英勇果断，始终扎扎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强调：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敢作敢当，横下一条心。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他总是勇挑重担、顽强拼搏，奋力打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在七十多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形成的崇高品德、十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
第二篇：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本质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始终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抓好这个第一要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主题的认识。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本质。综观世界的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认识问题。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即第一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第三代把发展等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在发展本质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并对发展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概括，即发展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把发展视为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西方第二代发展观，还不同于较抽象谈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西方第三代发展观，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这不但突出了发展的本质，而且坚持了“一个中心”，强调了“两大动力”，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三大基本特征。在这里把握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就从根本上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国家的主题、人民的愿望，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内容是由发展的本质和对象决定的，发展的水平则是由一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按照当前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特别是《决定》的判断和要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点：一是从发展的概念而言，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变扩张及其质变提升相统一的发展；二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三是从发展的社会角度而言，是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发展；四是从发展的主要对象而言，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五是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六是从发展动力而 1 言，是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发展；七是从发展的效果而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八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是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此外，还要把握发展的内容，诸如发展的动力、条件、战略、机制及其目标等等。把握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把握不同时期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与根本途径。
中央为何提出科学发展观
2月16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开班式上，中央领导高屋建瓴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央党校科社部副主任王怀超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各地在实践中大都还是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深刻地指出：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从"九五"以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消耗一度下降，但近两年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的势头。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 2 剧的。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
再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来做。另外，过去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从最近两年的发展情况看，良好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定的恶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走降低能源消耗的路子，靠高投资、高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如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过去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难顾及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可以说，新的发展观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全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如果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昭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没有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GDP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不发展天下不会太平，社会问题不解决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相反，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告诉记者，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一些地方的领导眼睛只盯着GDP的增长，争当"GDP书记"、"GDP市长"。GDP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三农"问题，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会落到"拉美陷阱"里头去。
陈锡文对他去巴西考察的那次经历感受至深。巴西农业部给他提供了三个数据：巴西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拉美陷阱"。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深刻地警示我们：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之所以要这样，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发展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改变落后、赶上先进的问题。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
五个统筹的实质与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 4 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王梦奎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是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更要注重从"农"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支持。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保持比较发达的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还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同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领域有其特殊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提"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经济观念也需要更新。目前，适当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引进先进技术是有好处的。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双赢"局面。贸易摩擦是任何经济贸易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一问题。
王梦奎进一步指出，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还有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统筹协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郑新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区域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基本生存的需要早就满足了，像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2%。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努力满足13亿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其次，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另外，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具体体现在为群众切实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上，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应该看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我们就能凝聚起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实现五大转变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 6 "，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本质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始终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抓好这个第一要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 7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主题的认识。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本质。综观世界的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认识问题。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即第一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第三代把发展等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在发展本质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并对发展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概括，即发展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把发展视为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西方第二代发展观，还不同于较抽象谈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西方第三代发展观，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这不但突出了发展的本质，而且坚持了“一个中心”，强调了“两大动力”，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三大基本特征。在这里把握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就从根本上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国家的主题、人民的愿望，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内容是由发展的本质和对象决定的，发展的水平则是由一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按照当前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特别是《决定》的判断和要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点：一是从发展的概念而言，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变扩张及其质变提升相统一的发展；二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三是从发展的社会角度而言，是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发展；四是从发展的主要对象而言，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五是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六是从发展动力而言，是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发展；七是从发展的效果而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八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是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此外，还要把握发展的内容，诸如发展的动力、条件、战略、机制及其目标等等。把握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把握不同时期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与根本途径。
到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从近来专家和媒体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和文章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清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脉络。
l、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提出，宏观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的不协调、非典的袭击、去年上访人数骤增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三方面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对科学发展观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该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对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重要讲话的正确性的概括阐述。该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则对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人民性作了概括阐述。以下是该文的重要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
（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终极指向是：促进生产力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提纲挈领的理论。
最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形成“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择善而固。从而使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由偶态变为常态。
9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的高度统一
一般地说，发展观必须回答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发展什么、靠谁发展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作出了系统而精辟的回答：“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一论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因而是真正科学的发展观。
真理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双翼
科学发展观既包含着真理因素，又包含着价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又主张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两个出发点之间，即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为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了客观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也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毫无偏见地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准确无误地把握客观真理。毛泽东总是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任何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他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的“最高标准”。为此，他坚决批评一切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毛泽东把是否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问题，作为区分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 10 观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才能随时纠正不良倾向，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
把真理观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原则运用于发展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为只有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才能公正无私、毫无偏见地揭示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才能确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非科学的发展观往往与不合理乃至不正确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在发展问题上出现偏差，找不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脱离客观实际，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导致。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它才能够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找到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观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方式
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受着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这个原理，发展观作为观念的东西，它的形成要由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来解释，否则就看不清其实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两条道路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发展观上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 11 “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观。进言之，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就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观的区别。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即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实际成为生产实践的现实要素，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而生产力不论在客体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标准来体现的方面（如GDP）；生产力的质的方面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健康、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产的技术设备是否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汽车的装置是否解决了破坏环境的废气问题、噪声问题等等。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家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谋取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如过劳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造成劳动者的大量伤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导致过度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生产力，这就把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以及是否会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与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发展问题在时代坐标上的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客观地正视社会基本矛盾，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的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更要注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发展问题，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和平与发展（即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命题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刻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是和平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派生出诸多矛盾，除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超级大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归结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和平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是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发展问题即南北关系问题，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而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格局中的发展。
“东西南北问题”的提法，是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最新概括。在当代，没有哪个问题比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环境破坏、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战争问题、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但“东西南北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总根源，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解决。而在“东西南北问题”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又更为根本，它是解决东西问题以及其他矛盾的关键。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不仅南北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而且世界的和平也不能依靠发达国家的同情心和善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国际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从东西南北这两个基本矛盾出发，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坐标看问题，就不可能理解发展问题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意义。从东西关系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发展观；从南北关系看，科学发展观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对历史认真负责的 13 态度，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自身发展权的伸张和维护。（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 ——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具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新发展理论，是以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表现形态，其体系架构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观察当代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第二，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新概括、新结论；第三，关于发展的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的。邓小平从中国基本国情和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把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继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学说，提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框架。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并扩展了发展这一主题，凸显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在价值取向上的提升和向普世性发展理念接轨的重要标志。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系统地概括、凝炼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把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邓小平为促进中国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江泽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党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总题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上，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上，从中国走向世界、汇入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上，集中地提出和解决“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使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具有了更加鲜明而系统的表现形态。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
（一）对发展这一主题的确定、阐释和认识的深化。
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明确地揭示和规定了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是发展。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善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对新时代的特征、趋势等的综合考量上确定“发展”这一主题的，并且特别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并扩展了“发展”这一主题，强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提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战略任务，大大开阔了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视野。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从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三者的统一上，把“发展”这一主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升到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确立了观察发展问题的两大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原则，并以此为核心全面确立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理论。
（二）观察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精髓，即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即发展哲学思想，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毛泽东制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高度评价、坚定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并在新的条件下引出了新的观点和结论，作出了新的阐释：突出了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要求，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突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并对这“三大标准”的思想作出了新的阐释；强调观察发展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时代思维、改革意识、开放观念，并以其独具特色的社会改革开放观为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增添了新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强调观察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科学发展观同样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点，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更加集中地、鲜明地把这一世界观运用于观察、解决发展问题上，突出了社会矛盾的协调性、社会关系的和谐性、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的观点，以及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同尊重自然运行规律的一致性等思想。
关于以人为本的崇高价值观。邓小平不仅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而且重视并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了有名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评价标准的思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者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发展的成败的评价标准；他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经济发达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将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目的论、社会主义价值论；他关注人的发展、人民利益的实现、人民需要的满足、人民素质的提高，强调“人是目的”与“人是关键”这二者的统一，强调“人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价值 15 原则。江泽民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价值承担和价值诉求；他在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社会的公正和全面进步，并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各个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邓小平的“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念和江泽民强调的“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明确地、集中地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推动发展的价值观念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根本转变，并且从人是根本目的、人是根本动力、人是根本尺度的统一上界定“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从全面满足人的需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挥人的才能的统一上确定“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求我们观察、解决发展问题努力做到合目的性，这个目的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共产主义的理想。
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重视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指导思想的统筹兼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筹兼顾。他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实行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同时又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领域建设的协调、互动关系，坚持全面性，防止片面性；坚持社会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普遍繁荣，防止区域失衡；坚持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在发展基础上求稳定，在稳定环境中求发展。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导思想的统筹兼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思想方法。胡锦涛进而强调以人为本的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提出了著名的“五个统筹”，将统筹兼顾的视野从社会与区域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扩展到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执政党和政府要努力增强统筹兼顾的“五大能力”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本领”；强调统筹兼顾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指导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提出和阐发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统筹兼顾的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新发展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即观察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新概括。
这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架构的第二层次，即关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结论，包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概括。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与创新。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近三十年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取得了逐步深化的伟大的思想成果。①关于中国社会现处历史阶段的问题。邓小平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中国的国情作出了冷静的科学的判断。其后，我们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历史任务、发展趋势等作出了日益深入和全面性的认识。②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 16 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经济发达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的上把握和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使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认识，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向前推进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是在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又是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质和特征，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作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等一系列论断，认为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政治特征，我国政治改革开放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其后，我们按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定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论断、新机制、新举措。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特征论，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精神文明。其后，我们不断推进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文明特征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论断，将“两大文明”扩展为“三大文明”；进而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论断，强化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我们不仅要建设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好社会文明（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进步的社会，也是全面文明的社会。总之，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等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论断，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时代转变，确立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创新。在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开拓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关键在党”，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任务，就党的执政体制、领导体制的改革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及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问题，从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的统一上，从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出了“三个先锋队”的新论断；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着力点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要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 17 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的与时俱进，加快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作，提出了执政行为的道德规范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行为理念和行为规范上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创新。邓小平对时代的新特征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指出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强调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是时代的重要特征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其后，我们以邓小平强调的世界眼光、时代思维继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时代和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新特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等重大问题，引出了新的结论，作出了新的判断，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这些普遍性规律深化认识取得的新的思想成果，构成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
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基于对上述“三大规律”的不断深化的认识，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近三十年来，我们在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路子的选择，推进了社会政治体制包括民主法治、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的新安排，部署了对内对外两个开放相统一的新格局；我们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的战略设计上，确立并深化了“三步走”的发展步骤，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举措，提出并制定了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和措施。这些，属于新发展理论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层面，它和哲学思想基础、普遍性规律结论两层次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新发展理论的整体框架。
第三篇：台风形成的条件
最近海马台风肆虐，广东多地受灾，面对大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只能尽量的规避，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那么台风肆虐的原因是什么呢?形成台风的条件又有那些下面，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台风的成因吧。
在热带的洋面上有许多台风的胚胎，这些胚胎是由弱的热带漩涡发展起来，在这些胚胎当中也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会形成台风。
台风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首先是广阔的高温洋面。台风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有巨大的能量，其能量主要来源于大量水汽凝结所释放的潜热。热带洋面上海水温度高且蒸发性强，能够通过湍流运动向大气输送大量热量和水汽，具有高温高湿不稳定的条件，其大量内能是台风产生和发展的巨大能量来源。
(2)其次是合适的流场。适宜的环流条件能起动和诱导高温高湿的空气产生扰动，使气流辐合上升。
(3)然后是合适的地转偏向力。气流产生扰动后，必须有一定地转偏向力作用。若地转偏向力达不到一定数值时，向中心辐合的气流则会直达低压中心，使之填塞而不能形成气旋性涡旋，则台风无法形成。所以台风大多发生在南、北纬5°~20°之间。
(4)最后，风的垂直切变要小。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辐合上升气流发展为气旋性涡旋。气流上升，绝热冷却产生凝结，凝结释放的潜热使空气增暖。风的垂直切变小，使潜热不向外扩散，保持台风的暖心结构。暖心的反馈作用，使台风中心气压继续降纸，空气涡旋愈旋转愈强，最后发展为台风。以上的条件仅为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台风的形成过程非常的复杂，因此即使具备以上的条件，也未必一定能生成台风。
至于台风的成因，至今无法十分确定，但已知是根据大气内热带大气的扰动而形成，在热带海洋上，海面受到太阳的直射而温度升高，形成水蒸气散布在空气当中，所以热带海洋上空温度高，湿气大，很容易上升从而和冷空气形成对流作用，循环往复形成热带低压，四周气压高处的空气向着气压低处的地方流动形成热带低压，在夏季太阳照射向北回归线偏移，迫使南半球的东南信风越过赤道变成西南季风，和原来北半球的东北季风相遇，迫使此空气上升，增加对流作用，再因为西南季风和东北信风方向不同相遇时造成波动和漩涡，和原来的对流作用继续不断，使已形成低气压的漩涡继续加深，使四周空气加快向漩涡中心流动。流入越快，风速越大当进地面最大风速达到或者超过每秒17.2公尺时我们就会称它为台风。
第四篇：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及其防治措施
【摘要】通过对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及其防治措施的了解，可预测山区及山前地区居民点和工程建设(已建或待建)所在地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针对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采取相应的预防及治理措施，从而减小泥石流对人类的危害。文章分析了泥石流形成条件，提出了相关措施。
【关键词】泥石流 形成条件 防治措施
泥石流危害虽然很大，但是只要深入了解其成因、特征就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整治，消除或降低泥石流对工程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我们在了解泥石流成因，提出预防措施的的同时也要树立环保意识。
一、泥石流含义
我国是多山之国，地形陡峻，地质构造复杂，岩石破碎，山体稳定性较差，加上丰富水源条件，使我国泥石流灾害十分发育，危害相当严重。
泥石流是由黄土、粘土、松散岩石碎屑层在水的掺合下形成的泥浆，在震动或暴雨、冰雪融水等外部条件激发下，沿坡面或沟槽作突然性的流动现象。它是介于水流和土体滑动间的一种运动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泥石流与洪水同属山地洪流，即它们都是大量水分携带山体泥、沙的流体沿沟、槽汇聚呈急泻而下的洪流。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流体中水分与泥、砂组分的含量比例多少。
二、泥石流形成条件
泥石流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分别是:地形条件、地质条件和气象水文条件。
1、地形条件。要具有利于水和物质汇集和泥石流流动的高山深沟、陡峻地势、坡降大的沟河流域等地形地貌。泥石流形成区多为地形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岩石破碎、植被差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集中的三面环山、瓢状或漏斗状地貌;流通区的地形具有能够使泥石流急泻而下的深狭谷、大陡降谷床特征;堆积区一般为能使碎屑物堆积的开阔山前平原和河谷阶地地形。
2、地质条件。地质条件决定了松散固体物质来源、组成、结构、补给方式和速度等。泥石流强烈发育的山区，多是地质构造复杂、岩石风化破碎、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频发、崩滑灾害多发的地段。这样的地段，既为泥石流准备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也因地形高耸陡峻，高差对比大，为泥石流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能优势。
3、气象水文条件。水既是泥石流的组成部分，又是搬运泥石流物质的基本动力。泥石流的发生与短时间内大量流水密切相关，没有大量的流水，泥石流就不可能形成。因此，就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强度较大的暴雨或冰川和积雪的强烈消融，或高山湖泊、水库的突然溃决等。气温高或高低气温反复骤变，已经长时间的高温干燥，均有利于岩石的风化破碎，再加上水对山坡岩土的软化、潜蚀、侵蚀和冲刷等，使破碎物质得以迅速增加，这就有利于泥石流的产生。
另外，泥石流的形成与土壤及水的酸、碱度也有很大关系，碱性土壤地区(pH>7.0)，有充足的岩石风化坡积物，即泥石流的固相物质，若遇山高坡陡的有利地形地貌条件，并有特大暴雨及连续降雨，使汇集在沟谷中的坡积物在水动力和重力作用下，便发生泥石流;在酸性土壤地区(pH<7.0)，当松散的酸性固体物质在碱性较大的洪水中产生絮凝，只要配合有利的地形地貌条件，也易形成泥石流。
二、泥石流的危害及分布
1、堵塞河道，使下游断流，上游河床迅速淤高，河水位迅猛上涨，河道壅塞形成新的湖泊─堰塞湖，并可随时溃坝，给下游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构成巨大的威胁。
2、淹没和破坏农田、民房、水利、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造成人、畜丧生，毁坏土地，致使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等中断，甚至颠覆，冲毁水电站、引水渠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3、摧毁矿山及其设施，淤埋坑道，伤害人的性命，使矿山报废，无法生产。
4、特别是对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危害尤为突出。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幅员辽阔，山脉纵横，地质构造复杂，第四纪松散堆积物丰富，泥石流不仅分布广泛，而且类型多样，活动频繁，造成的灾害也十分严重。我国泥石流分布大体上以大兴安岭—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山脉一线为界。该线以东，即我国最低一级阶梯的低山、丘陵和平原，泥石流分布零星( 仅辽东南山地较密集)。该线以西，即中国地貌第
一、二级阶梯，包括广阔的高原、深切割的极高山、高山和中山区，是泥石流发育最集中的地区，泥石流沟群常呈带状或片状分布，其中较为成片集中的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山地、四川盆地周边、陇东( 陕西、晋西、冀北等地) 以及黄土高原东缘地区。
三、泥石流特点
1、经常突然爆发、阵性、具有强大的能量。
2、来势凶猛，可携带巨大的石块，并以高速度奔腾咆哮而下，地面为之震动，破坏性极大。
3、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泥石流的爆发主要受暴雨、洪水、地震等的影响，故其发生的时间规律与前者大体相一致，即泥石流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一般是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是在连续降雨稍后。
4、在断裂构造带、火山、地震频发地区和数年干旱或人类活动频繁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多雨、暴雨年份及冰川发育、现代冰川活跃的高山地区，极易形成泥石流;当气候转暖，冰川衰退、积水消融、冻土解冻的时期，也易形成泥石流。
四、泥石流预防措施
1、工程防治措施。泥石流工程治理要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就地论治，因害设防和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泥石流排、拦、固防治技术特殊作用的有效联合。工程措施可分为治水工程、治土工程、排导工程、拦蓄工程和农田工程。
工程治理措施通常是综合治理的先导工程和局部防治的有效措施，优点是：工期短、见效快、效益明显，其缺点是：超过使用年限或出现超标准设计的流量时，工程将失效，甚至遭受破坏，这时造成的危害比未设置工程前更为严重。同时，工程措施具有建设投资大、费用高的特点，制约着它的使用范围。
2、生物防治措施
泥石流灾害不少是由于水土流失恶性发展而形成的，生物治理措施主要是对泥石流沟采取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措施，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薪炭林、工程防护林、经济林等，扩大流域内乔灌草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使生态得到恢复，截滞、拦蓄大量降水，减少地表径流，减少水土流失。它通过植物群落的地上和地下共同作用，达到“土蓄水、水养树、树固土” 的目的，从而逐渐控制泥石流的发生或削减泥石流的规模。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比，具有明显的投资省、效益高、风险小、防治作用持续时间长、使用范围广和促进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的优势。虽然生物工程有周期长、见效慢和管护工作繁琐等缺点，但从宏观意义上讲，用生物工程防治泥石流，仍不失其为治本的措施。
一般在泥石流沟防治前期应采用工程措施，稳定边坡，促进林木生长;治理后期则应以生物措施为主，这样既可延长工程措施的使用年限，也相应地提高了工程设计标准。只有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才能既迅速、又长期地控制泥石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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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
摘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历史经验、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局面和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邓小平理论则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理论观点。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这次飞跃，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正式确立。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科学结晶，开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讨，形成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讨。这一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二)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确认识时代的基本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邓小平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可以说，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也使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第三，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就前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最新科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就后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回应。20世纪
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中国的国情到底有什么特点，中国社会到底处在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那个阶段上，社会发展的目标、动力、战略到底应当怎样认定等。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在上面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邓小平理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并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党的这一理论体系，必定能够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1984 年 6 月 30 日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