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潮范文

自由主义思潮范文（精选12篇）

自由主义思潮 第1篇

实际上, 新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学家在谈论美国政府的政治路线时所说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另一种则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经济新自由主义”, 其在经济学界的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来讨论“经济新自由主义”——即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 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自由主义是产生于17世纪英国的一种思潮, 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1.古典自由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古典自由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曾经起过反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经济自由主义便开始具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性质。

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当属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从人性——即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出发, 论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即受利己心支配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 为避免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就不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 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他认为, 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 而不是国家干预。斯密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 让资本家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 自由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 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 就是由于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市场经济能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 不能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 他采纳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 认为每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而采取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功利主义, 是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 每个个人在对己有利也可能对国家和社会最有利的情况下, 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地自由运用其劳动与资本, 自然也就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在经济政策上,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基本思想, 反对国家干预, 主张自由竞争。他断言,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会违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 政府所“做的全部事情, 就是避免一切干预, 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 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 “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 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除此之外, 李嘉图还把无拘无束的对外自由贸易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 同样也主张自由贸易, 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萨伊把商品交换还原为买同时是卖的物物交换。他认为, 货币只是在一瞬间起媒介作用, 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 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 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 即使在某个时候个别部门会出现供求脱节的情况, 但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 局部的、暂时的供求失衡会趋于消失。萨伊定律旨在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均衡的调节性, 因而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 应鼓励自由地发展生产,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也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

萨伊定律为后来的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 成了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否认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和理论支柱。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 其全部理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之上的。马歇尔认为, “竞争”一词不能很确切地适用于现代工业生活的特征, 而必须用“产业与企业的自由”, 或者更简单地说“经济自由”代替它。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 消费者有选择消费品的自由, 雇员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生产者有进出某一行业和选择生产要素的自由。个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形成市场机制, 而市场机制又决定商品和要素的价格,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并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那也是人们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结果。总之, 马歇尔认为经济的自由发展是和谐的、会使社会受益的。

2.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当时, 米塞斯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通过举办私人讲座, 培养了哈耶克等一批新自由主义者, 即新奥地利学派。但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 新自由主义都处于低潮时期, 并且被人们称为“怪论”。

但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 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与西方各国经济的“滞胀”现实相抵触而陷入困境, 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乘机抬头, 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 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 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 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曾任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 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曾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出谋划策的北欧经济学家, 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等。新自由主义不同学派的影响范围不同。在英国对撒切尔政府影响最大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美国对里根政府影响较大的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对俄罗斯、东欧地区影响较大的为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 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

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在理论上, 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但又各具特色。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认为哈耶克, 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 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 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 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 把控制货币增长率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所在, 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干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 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 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供给学派依据萨伊定律, 主张用减税和废止各种法律章程以刺激生产, 增加供给。虽然新自由主义各流派有不同的政策主张, 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 把经济自由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原则, 这里的经济自由包括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消费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完善性;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等等。

二、新自由主义的现实表现及其实质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个人私有制是至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私有制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自由市场经济能真正发挥个人自由, 实行个人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自由选择权;能充分调动每个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 实行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能够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理想。因而, 主权国家要实行“市场改革”, 对国有企业私有化, 解除对私人市场的管制, 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范围内的经济问题要依靠自由竞争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解决, 坚决摒弃任何妨碍自由市场的政策和措施, 提出世界范围内只有市场的主权而没有国家的主权, 极力宣扬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模式, 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如“市场决定论”、“全球化决定论”、“主权国家无用论”等等来证明以上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全球范围内应该实行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主导的“国际调节”, 主权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主权国家已无足轻重, 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他们主张自由市场力量最大化, 国家主权最小化。

1990年, 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共同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终达成了“华盛顿共识”。鉴于其所带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特点, 华盛顿共识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型。

华盛顿共识的各种主张都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一是私有化, 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 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 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上反映了现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 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鼓吹的经济政策, 也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 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越是自由化, 他们就越方便征服地球, 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三、对我们的启示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 进行了以开放市场和私有化为重要支撑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股风潮席卷拉美, 并推动了拉美经济的一段繁荣。但是, 20世纪八十年代, 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 出现了所谓“失去的十年”的现象。以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为转折点, 尤其是在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之后, 由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深层次矛盾激化并爆发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倒退严重, 多数人民深陷贫困, 两极分化情况严重。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同样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些国家几乎都遵循着相同的轨迹:即他们都是在“市场万能”的神话面前, 在削弱政府经济干预职能的过程中, 使本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但是, 事实上, 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发达国家从未实行过彻底的新自由主义, 而它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 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 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走自己的路子, 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 趋利避害, 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 我们同样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关于新自由主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张, 我们更要切合自身的情况, 正确地看待。

1.关于绝对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 主要是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 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 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要持谨慎态度, 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 以维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

2.关于全面私有化

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 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 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私有制基础上, 有些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不可能全盘私有化, 而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3.关于全面市场化, 反对政府干预

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 除里根政府在若干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外, 历届政府, 包括里根前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 里根后的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 都奉行或基本奉行国家干预主义。但是, 里根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实行政策二重化:对内, 基本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 却压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政府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 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 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上个世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经济范式。一个时期以来, 新自由主义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等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现, 对其本质做出透彻的分析。最后根据以上考察和分析,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得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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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志伟.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福建论坛, 2004, (2) .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第2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发生

现代主义是现代性高度发达的产物，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出于起步阶段，现代主义并没有发生的环境和土壤，它的产生主要是外源性地移植西方现代主义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其幼弱、畸形乃至必然夭折的命运。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主义不过是在中国现代性发生之初的一次趋时尚新的表演，无法准确把握现代主义审美的核心内质。

现代主义的兴起始终与现代都市的繁荣相伴随，李欧梵指出，“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作品的产生”。因为，正是都市对理性、效率和自我利益的强调导致了人的异化，现代主义的诞生便是出于对以都市生活形态为核心的异化生存方式的厌弃和抵制。在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中，上海的都市化所带来的不是人对于现代生存形态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价值体系出于混乱时期的中国人对于现代生存方式的盲目迷恋和好奇。施蛰存坦言：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所谓的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技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感情相同吗？”

从上述话语中，我们看不到施蛰存对于现代生活的厌弃，相反，是新奇甚至着迷。因而，《现代》杂志倡导现代主义，重心放在了确认人的感受能力与现代生活形态之间的新的对应关系上，与现代性之间形成了一种顺应关系，而非对抗和反思。

中国现代主义的基本形态： 现代主义诗歌

第一阶段（20年代中期以前）：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

李金发学习波德莱尔和魏尔伦，诗风怪异、晦涩，隐约触及到了象征主义的精神实质；而穆木天和王独清师法瓦格拉和瓦雷里，二者看重象征主义在语言精细化方面的努力，致力于形式方面的“纯诗”的实验。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象征主义重心在形式和语言层面的实验，无意于对现代性进行反抗和抵制。

弃妇

（李金发）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倘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落花

（穆木天）

我愿透着寂静的朦胧 薄淡的浮纱，细听着淅淅的细雨寂寂的在檐上激打，遥对着远远吹来的空虚中的嘘叹的声音，意识着一片一片的坠下的轻轻的白色的落 花。

落花掩住了藓苔 幽径 石块 沉沙。落花吹送来白色的幽梦到寂静的人家。落花倚着细雨的纤纤的柔腕虚虚的落下。落花印在我们唇上接吻的余香 啊！不 要惊醒了她！

啊！不要惊醒了她，不要惊醒了落花！任她孤独的飘荡！飘荡，飘荡，飘荡在 我们的心头，眼里，歌唱着，到处是人生 的故家。

啊，到底哪里是人生的故家？啊，寂寂的听 着落花，妹妹 你愿意罢 我们永久的透着朦胧 的浮纱，细细的深尝着白色的落花深深的坠下，你弱弱的倾依着我的胳膊，细细的听歌唱 着她，“不要忘了山巅，水涯，到处是你们的故 乡，到处你们是落花。”

月光（王独清）

月儿，你像向著海面展笑，在海面上画出了银色的装饰一条。

这装饰画得真是奇巧，简直是造下了，造下了一条长桥。风是这样的轻轻，轻轻，把海面吻起了颤抖的叹息。

月儿，你底长桥便像是有了弹性，忽高忽低地只在闪个不停。

哦，月儿，我愿踏在你这条桥上，就让海底叹息把我围在中央，我好一步一步地踏著光明前往，好走向，走向那辽远的，人不知道的地方……

残烛

（冯乃超）追求柔魅的死底陶醉 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迫寻过去的褪色欢忻

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我愿效灯蛾的无智 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

烛心的情热尽管燃 丝丝的泪绳任它缠 当我的身心疲瘁后

空台残柱缭绕着迷离的梦烟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梦幻的圆晕罩着金光的疲怠 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第二阶段 30年代前期

与早期象征派诗人的初步尝试不同，以《现代》《新诗》等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现代派”诗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古典诗歌资源的重新开掘，将象征主义本土化了。他们致力于捕捉那种飘忽不定的复杂感觉，但忽略了象征主义在精神层面上的诉求。代表人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梁宗岱等。

印象

戴望舒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

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距离的组织

卞之琳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休 洗 红

何其芳 寂寞的砧声撒满寒塘，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

春的踪迹，欢笑的影子，在罗衣的退色里无声偷逝。频浣洗于日光与风雨，粉红的梦不一样浅退吗？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来了。它的足濯在冰样的水里，而又践履着板桥上的白霜。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

朦胧

林庚

常听见有小孩的脚步声向我跑来 中止于一霎突然的寂寞里 春天如水的幽明 遂有一切之倒影

薄暮朦胧处

两排绿树下的路上

是有个不可知的希望在飞吗 是的，有一只黑色的蜻蜓 飞入冥冥的草中了

第三阶段 40年代后期

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中国新诗派的使人们真正触摸到了现代主义的核心脉搏，以诗性审美的方式重新审视和反思现代性发展为人类及个体生命所带来的灾难和困窘。他们并不无条件地认为个体服从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而是自觉抵制国家理性、政治理性，把民族生存看作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缩影，从而他们对现实景观的审视和追问具有了形而上的取向。代表作家穆旦 杜运燮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王佐良 唐祈 唐湜 袁可嘉等。

城市的舞

穆旦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它高速度的昏眩，街中心的郁热。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

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

把我们这样切，那样切，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和泥土里的生命；

阳光水分和智慧已不再能够滋养，使我们生长的

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

哪里是眼泪和微笑？工程师、企业家和钢铁水泥的文明 一手展开至高的愿望，我们以藐小、匆忙、挣扎来服从 许多重要而完备的欺骗，和高楼指挥的“动”的帝国。

不正常的是大家的轨道，生活向死追赶，虽然“静止”有时候高呼：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

航

辛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雨和星辰

从日到夜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金黄的稻束

郑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严肃的时辰

唐祈 我看见： 许多男人，深夜里低声哭泣。

许多温驯的 女人，突然 变成疯狂。

早晨，阴暗的 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

沉思里：

他们向我走来。

严重的时刻

里尔克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

新感觉派旨在以文学的方式更新人们的“现代”感受样式，而并不是在自觉地抵制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感觉经验的丧失或人性的异化。刘呐鸥在给戴望舒的信中写道：

“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不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塞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s，没有古城里吹着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

新感觉派钟情于细腻地捕捉十里洋场中纸醉金迷的感性诱惑和刺激，并沉迷那种色情质的感性狂欢中，对于消费时代人的情感的匮乏以及现代人的孤独隔膜并不感兴趣：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saxophone 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我爱那个穿黑的，细腰肢高个儿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从麦秆里流到我嘴里来，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个舞娘了。

她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回过脑袋来时，我看见一张高鼻子的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耳坠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风呢！可是我并不是爱那些东西，我是爱她坐在那儿时，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和鬓脚那儿的那朵憔悴的花，因为自个儿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穆时英《黑牡丹》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相比之下，施蛰存超越了对新奇感受的描绘，试图深入分析人物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动力。从他的小说中可以见到弗洛伊德的东西。代表作有《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等等。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特性：

1、外源性：对域外现代主义的引介和模仿

2、实验性：文学创新意识的形成

正是现代派诗艺使诗人们摆脱了各种感伤情调而力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更加自觉地运用象征和联想，使幻境与实境相互渗透，增强了诗篇内容的厚度和密度，在结构艺术和形象营造上都有了新创造，又通过抽象词与具体词的巅合，适当的欧化句法，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袁可嘉

3、含混性：对域外现实主义的误读与偏离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被激烈拒绝和否定的文学流派。茅盾从阶级观点定位现代主义：“属于‘现代派’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憎恨资产阶级，一方面又看不起人民大众；他们主观上以为他们的作品起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庸俗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作用，可是实际上，却起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作用。”这种定位，使现代主义基本被屏蔽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现实之外，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现代主义才获得发生发展的可能。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前期，传播和认识阶段。

这一阶段启蒙主义文学是主流，但现代主义的因素也开始出现，如朦胧诗的技法、王蒙等人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思想理论领域，现代主义逐渐获得了合法性。人们或者将现代主义和阶级剥离、与时代联姻，或者将技巧与意识形态剥离，努力为现代主义争取发展的空间。

二、先锋文学的兴起

先锋文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和抗议传统社会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压抑，争取个体的解放和自由，仍然具有浓重的启蒙立场。不过，在艺术手法和风格，先锋文学的现代主义意味很浓，而且也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抗，表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体验。

在这一阶段，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再次兴起，主题不是要不要现代派，而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现代派。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派只局限于技巧层面，缺少西方现代派那种深沉的生命体验、形而上的提升；有人则声称执迷于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正宗”是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中国化的现代派当然也是现代主义的。其实，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本身比较复杂，有些的确仅限于技巧层面的炫奇，称为“伪现代派”并不过分；有些作品则达到了技巧和思想层面的完美统一，尽管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取径可能有所偏差，仍然是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

三、现代主义高潮的消退和延续

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兴起，80年代后期兴起的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开始退潮，带有后现代倾向的新历史写作、欲望化写作兴起。当然，仍有部分作家仍在进行现代主义的写作。

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徐星《无主题变奏》 残雪《苍老的浮云》 苏童《1934年的逃亡》《米》 余华《古典爱情》《世事如烟》 莫言《丰乳肥臀》 格非《褐色鸟群》《迷舟》

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

1987年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当年的“青春诗会”上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这批诗人主张诗歌要坚持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文化责任感，在一种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中建构诗意。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智性写作、精英写作，讲究诗歌的专业性和词语修辞，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和语言资源，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摒弃了各种意识形态幻觉，始终坚持个人立场但又不放弃责任感。欧阳江河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抗议的主题被耗尽，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与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关联的命题是“中年写作”，“中年写作”指向的并非某一年龄或时段，而是某种写作心境和态度，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不仅依靠激情和才华，而且更加依靠“对激情的控制”，依靠“综合的有效才能”、“理性所包含的知识”和“写作积累的经验”。

傍晚穿过广场（节选）欧阳江河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

生活的另一面

西川

我注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个时辰 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 譬如恋爱，写诗，去西部流浪 我一走出那座老式钢琴似的屋子 就不明白地在Ｃ弦上摔了一跤 掌声和咒语于背后蝗虫般飞来 有一对酒窝变成美丽的陷井 我实在搞不清网与生活 究竟有何区别

我不流泪不等于没有眼泪

我整了整行李试图从哲人的书本上 寻找警句或方向

直到一条河自历史深处汹涌而来

灯塔与许多人的灵魂均漂在水上 我的灵魂也漂在水上

最后的营地

王家新

世界存在，或不存在

这就是一切，绝壁耸起，峡谷 内溯，一个退守到这里的人 不能不被阴沉的精神点燃

所有的道路都已走过，所有的日子 倾斜向这个夜晚

生，还是死，这就是一切 冬日里只剩下几点不化的积雪 坚硬、灿烂，这黑暗意志中 最冰冷的

在死亡的闪耀中，这是最后的 蔑视。高贵。尊严

星光升起，峡谷回溯，一个穿过了 所有港口、迷失和时间打击的人 最终来到这里

此时、此地。一，或众多 在词语间抵达、安顿，可以活 可以吃石头

而一生沧桑，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 及高高掠过这石头王国的鹰 是他承受孤独的保证

没有别的，这是最后的营地，无以安慰 亦无需安慰

那些在一生中时隐时现的，错动石头 将形成为一首诗

或是彰显出更大的神秘

现在，当群山如潮涌来，他可以燃起 这最高的烛火了

或是吹灭它，放弃 一切 沉默即是最终的完成

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倾向

一、当下的、个人化的生存体验中领悟历史和生存的意义。

二、对现实的激烈反叛，多以隐晦病态的意象揭示社会人生的真相。

三、展示人性之恶、世界之丑

四、荒诞意识

五、颓废主义

艺术特色

一、意识流的引用

二、象征、隐喻、梦幻、反讽手法的运用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动态均衡 第3篇

伍晓鹰：是的，人们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近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旋风般大刀阔斧的动作，正是顺乎这个世界潮流。当然，就目前的苏联国情而论，他能推进多远，现在还很难讲，但至少我们可以作“积跬步以致千里”的期待。我觉得，当他日益成为新闻人物而风靡世界时，学术界应该探寻其中更深刻的东西。众所周知，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由赫鲁晓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来几经风雨反反复复，只是到最近两年才开始触及某些根本的东西。

张维平：其实，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当权者来说，之所以要冒剧烈的利益冲突的风险去推动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传统模式下几十年的发展已使苏联的社会与经济运行象老牛负重，不堪其累。苏式现代化过程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国家无所不包的控制和集中干预，其二是不问投入产出比的粗放式发展。这就使苏联经济象一个不是自然发育，而是靠人造激素催养的动物，它尽管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但在身心发育上是不协调、不健康的。无论是内部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也无论是与经济相制约的政治与法律结构，还是文化与精神的一般发展，都表露出诸多令人沮丧的畸型特征。可以说，改革之最深刻的根源就潜藏在日益明显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中。

伍晓鹰：是的，人心思变，已成大势所趋。我觉得看看苏联人的反思或自我批判是会有启迪的。当代世界正变得日益开放，对话与缓和正在逐步取代过去数十年人为的对峙与冷战，戈尔巴乔夫在外部事务上所取的保守态势，正表明了他决心重整内部机制的愿望，所以二十七大的宏伟改革纲领中提出要打破“停滞机制”，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停滞”这个词儿长期以来是被苏联人用来为其西方对手贴标签的，如今则以此反躬自省，难能可贵。

张维平：我以为，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恰好表明了历史观的进步。对任何旧体制的改革无疑都必须有理论上的反省作先导，这方面的苏联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我以为最有概括力的有两例，其一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那位苏联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女学者，她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尖锐批评了苏联体制造就了一整代消极类型的劳动者；其二是《莫斯科新闻周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该报政治评论员沙赫纳扎罗夫博士的谈话，他认为现在出现了整整一代不会运用自己权利的人，这些人可能受过教育，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喜欢巴赫的音乐，但他们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者更可悲的是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

伍晓鹰：确实，惰性的强化与权利感的退化是最为令人痛心的，因为这直接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的理想，但其根源则是体制上的。这一点我们在谈哈耶克时已有所涉及。除此以外，我觉得英国作者莫舍·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尤其值得一读。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个人迷信的被破除，僵化的社会生活开始松动。苏联在文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陆续展开了大辩论。它使原先被掩盖的“地质层”得以裸露，从而使人们能够洞察到苏联社会运转的某些内部真情。

张维平：这本书把苏联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论战上溯到内战结束时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并认为尔后的有关争论大部分都是新条件下或者隐晦，或者公开的旧话重提，改革派理论家们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往往融合着对二十年代抚今追昔的感情寄托。这就必不可免地要提起布哈林和他卓越的理论探索。

伍晓鹰：是的，布哈林在理论探索中诚然不只一次地犯过错误，但是，只要看看六十年代苏联蓬勃兴起的经济理论论战的热点，就觉得回顾一下他的思想并非无益了。

张维平：莫舍·卢因触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选择或模式问题。如今，把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当作圣典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人们承认社会主义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例如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苏联模式等等。

伍晓鹰：还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被认为是当今社会主义世界最富吸引力的经济模式。但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考察，似乎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是充分利用还是完全限制商品货币关系而分为两种。斯大林本人在晚年已觉察到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断然排除商品关系，但它仍是被当作异己力量，并且被加以诸多防范与限制的。

张维平：事实上，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的内战时期，包括列宁与布哈林在内的许多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以军事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可以引导出共产主义制度，但接踵而至无可收拾的灾难性局面给他们的教训却促使他们猛醒。列宁果敢地转向了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并企望这次退却会导致新的进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批评了“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简单化说法，认为仅仅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相比，这一说法才正确，但与中世纪制度，与小生产、与小生产者散漫性相联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据此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针。

伍晓鹰：是的，然而把新经济政策提升到基本理论的高度，并把它系统化，从而形成为理论模式的，则是布哈林。布哈林在一九二六年说，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原则，他认为，用强力摧毁市场关系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除了通过市场别无它途。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对私营商人和企业主的胜利，以及农村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对富农经济的胜利，都必须通过市场上公开的竞争来实现。他肯定了市场关系这种形式会在长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形式。从而，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布哈林称为“市场派”。

张维平：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两个基本模式，并相应得到两个不同的经济思想理论派别的支持。

伍晓鹰：我想可以这么说。尽管长时期内经济干预主义被视为正统，而经济自由主义则被视为异端，但历史自有公论。南斯拉夫曾一度因为搞市场经济而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变革，不是也有种种议论，甚至说我们在“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吗？

张维平：我想这一切都不重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到布哈林，我想他对于后世改革派理论家最重要的理论启示可能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观。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布哈林模式的话，“动态均衡”便是其基本内核。

伍晓鹰：布哈林曾经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等人学过经济学，因此，他对瓦尔拉斯的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一般均衡论肯定是熟悉的，当然，布哈林的“动态均衡”观肯定不是由此出发的，而是在变革年代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现实生活深入思考的结果。

张维平：是的，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把时间变量引入一般均衡理论的当代西方动态学(Dynamics)，而是有其特殊的布哈林内涵的动态均衡论。首先是在所有制或财产关系的理解上，布哈林所持的观点是：使财产关系的发展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保持动态均衡，有机发展。

伍晓鹰：我想是这样的，虽然他本人并未如此明确地表达过。这个问题之重要已经被各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反复证实，而且它在理论与实际操作中都是至为关键，又是最为棘手的一环。

张维平：我以为，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来看，改革的目标也许可以这样归纳：坚持公有制，但不迷信国有制；反对私有制，但必须寻找财产的经济与法律关系的透明度和确定性，以使其社会与经济获得因物质利益而驱动的发展活力。

伍晓鹰：可以说，改革的认识虽已日益明确，但改革的实践却是困难重重。布哈林当初在实现工业化的策略与理论主张上就是与斯大林对立的。他反对强制地剥夺农民，主张在农业部门内长期保留私人农场，使之逐步地通过市场，购买与信贷等方面的合作制而“长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要注意财产关系发展上的“动态均衡”。

张维平：他特别对国有制及其后果心存戒备。认为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化并不等于私有经济部门必须由一个不断发展和无所不包的国家来取代，这种做法是与促进国家逐步消亡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他主张合作制，主张彻底抛弃“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幻想”而采取“有机发展”战略。他特别指出农民一家一户的耕作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强制都会导致意想不到和难以对付的抵抗。

伍晓鹰：这个情况也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面貌的巨大对比所证实。以往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在土地上磨洋工，只是在剩下不足百分之十的时间和土地(自留地)上，他们才肯使尽浑身解数。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一开始便触及财产关系，农民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和农机具，有权逐步积累自有财产，从而刺激了生产与投资热情。

张维平：可以说，所有制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与法学界来说，是有着长久魅力的论战主题。六十年代末，苏联一批具有变革思想的青年社会学家指出：在劳动分工体系中，人们因教育与技术熟练程度之不同，占据着不同的岗位和起着不同的作用，从而他们在事实上使用与掌握着不等量的生产资料。这就在社会主义所有权结构内部出现了利益差别，它导致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的出现。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缺点，就在于它解决不了集权与实际存在的企业与集团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伍晓鹰：国家作为人格化的所有者，其直接的后果往往是模糊了财产关系，使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发生疏远感，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漫不经心地浪费乃至处心积虑地侵吞公有财产的情况。理论上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在实际上有时甚至变成机器设备的虐待狂，这是很不幸的。

张维平：布哈林和那些在六十年后从布哈林著作中汲取智慧的苏联理论家们，对国有制的批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始终强调政治与社会的动态均衡。布哈林本人之所以也象列宁那样，从“战时共产主义”立场退却，不仅出于经济考虑，尽管经济生活的全面崩溃和全国性的农民反抗迫使他们考虑了许多问题。但布哈林基于对斯大林个人素质的某些隐忧，更相信如果不在领袖个人与历史，进而在集权与分权，控制与自由，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等诸多方面寻找动态平衡，则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只会日趋失调和造成各个方面的紧张关系。

伍晓鹰：弦绷紧了就会断，布哈林的隐忧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论战的历史，随着六十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的开始而出现了重新评价的趋势。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优劣与成败。这一模式的关键是个人与历史的失衡。优劣判断也从此而生。谁创造历史？苏联工业化的历史不折不扣就是斯大林创造和斯大林推动的，历史的主动性在领袖而不在群众一边。这就给经济体制打下个人烙印，或者说领袖个人本身由于其巨大权力与影响而成为一个体制，一个“无所不能”的权威体制，虽然他不能绝对不受历史条件的约束，但在一定范围他确实是超乎历史的。

张维平：按照六十年代苏联许多学者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归纳：苏联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锻造，不是通过经济人的“成本——效益”运转机制实现的，而是斯大林“钢铁般”意志的铸件。许多苏联学者称三十年代疯狂的工业化为“瞎忙”，原因无疑是上面的瞎指挥，但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延续。如若不信，有史可证：二百年前的彼得大帝就是这么干的，这位英明帝王的格言是“先冲——再想”。斯大林也是如此，他把战争中配置与部署兵力的办法搬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结果，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指令与下级对上级“报告完成任务”式的“绝对服从”便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特征。阵地战中短兵相接时指挥员的一声号令——“冲啊”，变成了斯大林“速度决定一切”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于是，只讲速度，不问效益的结局就成为由斯大林个人意志推动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谁敢提出质疑，要求对速度进行可行性研究，就要以叛国罪论处。

伍晓鹰：完全可以说，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动态失衡，是苏式工业化过程的显著特征，而苏联决策者们的政策学的最根本内容就是“抢速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破坏积累与消费的动态均衡，人民群众甚至在和平繁荣年代也被强制节衣缩食，使大众消费水平几年甚至十几年冻结在一个水平上从而保证积累率的高速增长。

张维平：问题是，打乱了经济结构中生产与消费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归根到底会使活的生产力——人的发展在世界性比较中出现相对萎缩，从而使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苏联从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与人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逐年下滑，已致形成今日无可挽回的颓势。这说明资本形成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是相互脱节的。

伍晓鹰：是的，这种高积累率下的“投资过度”，是导致经济整体机能失调的基本原因。投资决策大多草率而缺乏论证，都是所谓“拍脑袋”项目。一旦决定后又出现投资酝酿期长，工程项目完工期长，基建战线长和“胡子工程”多的现象。很多学者估计，苏联兴建一座工厂通常要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费时多两至三倍，经费则更难计算，是不无道理的。这一切导致建设资金长期被滞留，失去流动性，从而难以回收。苏联一位经济学家在一九七二年曾指出这是导致“技术进步缓慢，资本吸收量增加，资本投资的技术结构退化，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从而使资源浪费日益严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张维平：莫舍·卢因在本书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统计比较”。根据一九七○年的苏联官方统计手册，苏联在投资规模与美国相等的情况下，其当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苏联的实际国民收入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当年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差距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已经有所扩大。在比较国民总收入时，东西方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口径造成了比较的困难。但有理由相信，近年来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已经根本改变了它在五十——六十年代远远落后于苏联的态势，而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投资问题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伍晓鹰：应该说，日本政府有过产业政策，但总的投资决策是分散的。投资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因素。苏联模式中的“投资过度”最原始的动因是“加速工业化”，而这又是通过片面强调积累的粗放式发展实现的。

张维平：看来，用“粗放式发展”这个词未免太“文雅”了一些，实质上是“浪费式发展”。

伍晓鹰：这种过分耗费资源的发展战略一旦使工业化进展到某一阶段，经济停滞的病根便被深深埋下了。莫舍·卢因说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

张维平：问题是停滞的疾病如何被根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为了突破停滞局面，总是一再地“率由旧章”，采取注入更多投资的办法，结果是反倒加剧了停滞局面。这种以投资来解决由于过度投资引起的停滞的办法，成了斯大林模式下的一种“俄国病”，实际上，这不啻是饮鸩止渴。如此反复多次，才最后不得不从经济体制上找原因，从体制改革中找出路。

伍晓鹰：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又一次提供了布哈林的证明，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批评了当时“过分拉长投资战线”的错误，并肯定这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他分析说，许多新建项目吞噬与滞留了巨额资金，已上马的许多项目会无限延期乃至取消，而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的部门则将因而缺乏资金，并进而导致“商品荒”，第二年即一九二八年，苏联的“商品荒”已经严重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在文章中他拒绝了“速度决定一切”这种专断的口号，主张实现一种“平稳的高速度”，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片面地强调积累与消费任何一个方面都无助于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张维平：布哈林是相信制订计划的优越性的，但事实又使他相信，计划经济本身并不一定比非计划或计划性不强的经济优越。他多次强调，制定计划时，即使有充分根据，也难免有局限性，而一旦考虑不周，则更其有害。至于计划制定者倘若大权在握但又十分无能，则其破坏性后果就将比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为害更烈。有一个问题使布哈林特别敏感，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苦思冥索：通过政府意志强力在一个落后社会推进工业化，可能会产生哪些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伍晓鹰：布哈林在许多问题上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他对国家和管理者权力的过度膨胀历来是抱有忧虑的，所以他告诫人们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要有所戒备，并强调计划工作会有的危险性和社会自发发展的必要性。他说：过高估计计划原则而低估自发性的作用是错误的。

张维平：布哈林的意思是，要充分相信价值规律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可以抵销计划的盲目性，增强计划的灵活性。过去人们常说“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没有自发性就不存在价值规律。

伍晓鹰：布哈林对国家力量还有另一个忧虑。他认为如果长期漠视作为社会主义内涵的人道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必定会失败的。

张维平：布哈林是有所指的。苏式粗放式发展的资金积累是通过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小业主乃至个体劳动者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对大众消费则是用辅以消费品定量配给制度来维持的。布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不同意把农民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去无情斗争，他也反对国家用强力去压跨手工艺人、小商人与小企业家，而是肯定了这些社会集团提供的生产与服务是工业化的必要补充，能缓和过度投资造成的资金短缺困难，以便国家在困难时期有可资利用的机动手段，否则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冲突便无可避免。

伍晓鹰：布哈林还看到了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会使国家失去许多活力。在财产上剥夺所有人的自主处分与积累权利，而代之以无所不包的国家力量，必然形成庞大的行政部门和官员队伍。国家管的事儿太多，样样都管，很可能一样也管不好。“小而廉价政府”的思想决不是亚当，斯密二百年前心血来潮的灵感之语，对具有长远中央集权大政府传统的俄国来说，这更是至理名言。布哈林认为，过早消灭各种形式的“个体”或“私有者”小人物，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个臃肿、费钱和无效率的政府，维持这个政府机构所需要的开支比起小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所造成的非生产性开支会多得不可比拟。

张维平：所以，六十年代许多改革派经济学家指出：过分集权本身便是机能失调的表现。当时，苏联政府已经提出让企业自负盈亏的口号，学者们抓住这一点穷追不休：当经济领导部门对下级企业作出种种严厉规范与制裁时，为什么它们却可以对自己的瞎指挥所造成的无数失误和亿万卢布损失心安理得？这准道公平吗？对此，学者们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让行政机关实行经济核算。

伍晓鹰：八十年代，当西方各国政府日益膨胀并消蚀着微观经济活力的时候，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便指出：既然政府不甘寂寞，要参与经济事务，那么包括决策在内的政府行为本身也必须按市场法则经受“成本一效益”的测度，也即对政府决策作经济核算，可见，东西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面临相似的困难，并且在寻求解决办法上日益殊途同归。

张维平：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必然要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究，马克思与列宁并没有说过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把行政方法用于管理经济、并进而对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也事无巨细详加规范，势必会造成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绝对支配地位，并造成人身依附关系的某些现代形式。由于这必然会压抑个体的创造素质，从而在经济上是负效益的。同时，从它造成了“不懂得自己权利的一代人”这个后果看，又必然是不利于社会的长远而协调的发展的。

伍晓鹰：所以说，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也不仅是政治与法律体制方面的，而是包括一整代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深刻革命。当然，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通过引入或恢复市场机制，达到经济权力的一定程度的分散，即实现经济民主，乃是基础与首要的工程。换言之，由市场机制带动的民主化过程将是恢复社会生活动态均衡发展的先导步骤，舍此而他求，很可能会导致欲速不达的后果。

张维平：谈到这里，我们可否问一句：斯大林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吗？

伍晓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例证是南斯拉夫模式的存在，在斯大林的面前，铁托硬似铁，他果敢地拒绝了苏联模式，从而为南斯拉夫人民争得了较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自主权。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而言，我以为首先必须肯定，不对旧体制的弊端从理论上作深刻的揭露和全面的清算，新的运行机制的优点是不会被人们充分认识并广泛接受的。新旧斗争在改革时期首先表现为学术上的唇枪舌剑。

张维平：如果说，布哈林观点中那些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东西之所以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原因在于这种本来应该由实践给以检验的理论争论很不幸地由武力作了裁决的话，那么我要说，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致命伤是它通过对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平衡。据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说，工业化年月所付出的无法估量的代价之一，就是使经济学的发展停止了二十年，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更新与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的三分之二，都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获得的。

伍晓鹰：是的，苏联从三十年代工业化到五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连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没有，斯大林本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五十年代初问世后，才逐渐出现一些据以诠释并发挥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所谓教本，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好恶，智慧与缺陷在长时期里，从物质生产与理论和精神生产两方面成了苏联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张维平：所以作者莫舍·卢因指出了这个事实：在俄国形成经济体系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伴随工业发展的是理论准备的惊人贫乏，不但经济学，而且社会学，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门类统统被取消了。特别可悲的是，一方面强调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对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又几乎无人问津，计划方案的周密性又从何谈起呢？当理论贫弱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就只能诉诸国家的强制力了。

伍晓鹰：这个情况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布哈林提出来了，当年一月二十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列宁和科学的任务》一文，指出决不能把制定计划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单凭经验进行猜测的活动，而是应当把它转变成一门专门的应用科学，但实际上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中断了对科学的计划工作的研究，这就说明了苏联的计划工作在长时期内是没有科学方法论和指标体系的，从这个角度去透视斯大林模式，其内在特征的盲目性和主观臆断的性质便昭然若揭。

张维平：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节，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所有权关系，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在生产、积累与消费，乃至在其它许许多多方面的动态失衡，或者说，苏联的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发展是一种非有机非自然的发展。在此，我们需再度声明，当我们用“动态均衡”为题来谈论莫舍·卢因的这本书时，其概念与西方动力学中的同名术语的内涵是有差别的，而且也无法概括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内容。

伍晓鹰：同样露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重新肯定布哈林的某些经济观点，并不是要“回到布哈林”去。布哈林的功过，列宁早就说得很清楚。至于我国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实践的发展，也绝非布哈林的观点所能说明和概括。但是，为了进一步前进，通过读书，了解前人的成果是必要的。

张维平：这就应得上一句话：“开卷有益”。

浅析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第4篇

一、对自由主义思潮的评述

虽然历经三百多年, 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核心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主要包括: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重要性;将个人自由权利当作最高目的或者基本条件;强调个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强调有限政府。

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历史作用,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 但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 自由主义就演变为一种修补资本主义、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改良主义。

二、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扩散已百余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伴随国门打开, 经济改革中突出市场取向性质, 因此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自有主义思潮再次涌入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变迁, 自由主义思潮的许多价值承诺对青年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1. 动摇了青年学生的社会信仰

西方自由思潮, 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倾向, 不断消解着部分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苏东剧变后, 自由主义者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 渲染社会主义失败, 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污蔑, 这些论调都使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同时伴随市场经济意识对人们生活全方位的渗透, 目前青年学生不关心政治活动, 不关注意识形态斗争, 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

2. 鼓吹了青年学生追求极端自由

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部分青年学生错误地将自由绝对化, 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生活的最高或者唯一宗旨;甚至部分青年学生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凌驾与他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上。

“竞争”、“效率”等经济学词汇经过自由主义思潮的包装成为社会价值的追求, 并深刻影响青年思想和行为。青年学生的社会生活中首先强调的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学生思想深处, 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个体行为主导思想。

3. 助长了青年学生功利主义思想

青年群体中的功利主义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而泛滥。市场经济强调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这种思想的传播诱导和激发了青年学生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论是个体活动还是在群体活动中, 青年学生不断寻求大于付出的回报, 忽视了个体奉献在群体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4. 导致青年学生错误使用言论自由

自由主义一般都主张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 青年学生往往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对自己行为主观任意的选择, 不需要考虑这种自由选择对他人及社会会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在行为上就表现为随意说、任意做。网络暴力就是这种错误认知的真实投影。任意使用暴力语言攻击他人、传播或者妄断未加证实的事件或者社会现象。

5. 不利于青年学生的道德培养和全面发展

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既是权利也是确保个人利益的手段, 对道德的主体性和价值选择主动性的过分强调, 可能使个体道德行为、判断失去评价基准。自由在青年学生自主理性、自由意志和自主道德培养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自由主义忽视了自由对人的不良道德行为的具有放任甚至是怂恿的可能性;自由赋予个体无限的想象力和道德行为的多种可能性, 同时自由也赋予了个体道德行为的自我性和利己性;它给个体道德选择与行为以创造性、超越性, 但可能使个体的道德带有某种破坏性和反社会性。

三、青年思想工作者如何应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1. 引导青年学生理性理性认识分析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主张和积极思潮, 对于完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思潮方面, 自由主义思潮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通过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 美国和西方国家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的思想渗透, 经过“华盛顿共识”的强化, 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武器。

2. 构建有广泛感召力的主流意识形态, 坚决抵制自由主义的“三个否定”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坚持“三个否定”, 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公有制以及否定国家干预。因此在提升青年学生分辨能力的同时, 必须构建有广泛感召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围绕思想基本原则, 使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 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回击自由主义的各种影响。

3. 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公民意识, 帮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热点问题

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 要敢于就社会热点问题与青年学生“碰思想”, 了解青年学生思想起点、形成逻辑, 能从学理和社会根源上分析热点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

4. 加强网络文化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网络快捷化、虚拟化、平等性、开放性与交互性等特征。这些特点迎合了青年学生追求个性、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特点, 因此使青年学生在道德规范、价值理念、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表现出了新的发展与变化。

通过网络文化, 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形式。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增强教育的主动性、灵活性, 提高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力。

摘要：本文评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社会局限性;接着, 分析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最后, 就如何消除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提出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自由主义,青年,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兰宾, 刘汉一.社会思潮与青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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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先圣, 石新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第5篇

1、加强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用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主要是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在改革开放大潮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由于国家一直注重于经济的发展，忽视了西方思潮对青年的影响，使得西方思想得以肆无忌惮的对中国青年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冲击和腐蚀。因此，应当在了解青年群体认知规律的前提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改往日的一统天下的说服教育方式，通过多种现代化渠道，如网络等方式，采用灵活多样的表现方式，开展对青年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正确的导向，使其能够凭借自身的理论知识辨别不同社会思潮，坚决抵制不良理论的侵蚀。同时，在此过程中要积极引导青年，对其进行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牢固的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2、加强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建设。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横行于青年群体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年群体缺乏自身的信念、信仰。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于坚守传统文化而落后、挨打，因此，一些激进的中国学者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认为西方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个人认为，当前中国青年集体缺乏信仰，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乏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极强的先进性，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导向作用，但究其本源，仍是西方思想，中国可以用其作为指导思想，但作为配套设施，中国应加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指引着中华民族开创了五千多年的先进文明，必然具有其合理性，同时，作为本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化，更易于青年群体所接受。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在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大力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建设。促进青年群体抵制实用主义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推动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3、加强对青年舆论的引导。青年群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易冲动、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容易听从别人的言论。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发展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介不断发展，对青年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众多青年获取信息都是通过媒体，因此要加强对舆论的监管，尤其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舆论的引导。近期引发众多关注的关于网络实名制的新闻，就是对青年加强舆论导向的重要举措。在互联网上注册时，网络提供者应加强对注册者的真实信息进行核对，使得部分人利用网络进行不法宣传、鼓动活动的阴谋不能得逞，对于青年舆论的导向也可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思潮 第6篇

关键词：张爱玲；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06-01

一、远离政治的独立书写

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他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始终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他的作品从《湘行书简》到《边城》再到《长河》等等，都具有明显的诗化、散文化特征，具有现实主义特色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湘西是养育作家沈从文的土壤，在北京生活并进行小说创作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预示出对家乡的思念，对生活的崇敬，对社会和政治的远离的态度。当左翼作家进行宏大的革命叙事的时候，他以“乡下人”自居，独专情于大海和天空的意象，依附于一条河，写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偏见和对湘西农村乡情绵绵的赏识。“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③

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同时存在的，除了京派，还有另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海派。张爱玲便是海派文学在40年代的经典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言，张爱玲的作品是在“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的特殊环境下“安心培养”出来的。④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作家相比，张爱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从来不会刻意的勉强自己。她在一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证实自己的存在”。张爱玲小说的创作主题主要有压抑主题、复仇主题和苍凉主题，这与左翼作家的宏大革命叙事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沈从文和张爱玲都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书写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明显的远离政治的态度，彰显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疏离政治、追求独立书写的特征。

二、表现人性的创作主题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强调人性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对人性的独特见解。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视野超越了湘西，超越了时代，而渐渐洞察出民族潜在的危机。他在思考如何发挥文学的救亡功能来重塑民族性格时，把目光锁定在了文学对重塑人性、生命和民族品德的重要意义上来。沈从文一生都受自由意识的影响，他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以人性为基点，追求人格的独立性，追求国家民族的自由，追求自然万物的独立，这便形成了沈从文自由意志的三个基本维度：个人、国家、自然。⑤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为读者展现人性美的主题。《边城》中那清新哀婉的美学风格，那忧郁悲哀的抒情色彩，闪烁出人性凄美的光环。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张爱玲对人性的描写更多的是揭露“人性恶”的现实。张爱玲表白过何以她不能和当时大多数的作家保持一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主存在于一切时代。主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倾城之恋》中的浪荡公子范柳原与白流苏不切实际的爱情，《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因情感迷失而导致的堕落人生，《金锁记》中曹七巧沉浸在欲望的追逐中无法自拔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处于更为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嫉妒、虚荣、癫疯、情欲、物欲……对张爱玲来说，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将人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下，她批判人类的虚荣软弱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显而易见，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创作风格，书写着人性的不同。抑或赞美，抑或揭露，异曲同工，彰显自由。

三、坚持自我的创作状态

对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没有迎合当时时代革命的需求，却始终坚守着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虽与现实有所脱节，但身处边缘的自由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海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着眼于民族性的重造，从民族的长远生存来考虑文学的建设。他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既不视文学为消遣，也不视文学为至上，而是追求文学的纯正，认为文学不应在政治纷争中去周旋，摒弃文学的商业化。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定距離。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张爱玲依靠敏感的写作天赋触摸着身边的一切。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她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她凭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都有着独特的眼光。

总之，沈从文与张爱玲坚守着各自的文学观，在自由主义文学的浪潮中，坚持了自由独立的创作态度。他们远离政治，却接近人性的本真。他们处于时代边缘，却始终在为文学的发展身体力行。他们身处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曾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无须赘述的。

注释：

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沈卫威：《自由守望》，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00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布小继，李直飞，苏宏：《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文化心理研究》，第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张国宁（1990年—），女，汉族，山东东营，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自由主义思潮 第7篇

1.1 在经济领域中主张私有制, 反对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放任理论, 以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原则, 主张把公有资产低价卖给或直接送给个人, 鼓吹以个人身份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 使个人的行为可以不受他人限制, 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

1.2 在政治领域中主张多元化, 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政治观点是推崇个人自由, 坚决抵制对个人自由的任何约束, 鼓吹个人主义, 蔑视集体主义, 主张思想多元化, 将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是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反对国家干预, 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干预将会减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大幅提高失业率, 加剧经济危机, 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一切都应遵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1.3 在社会发展方面主张全球资本主义化

推行以资本为中心的私人公司产业制度, 将所有国有制及所有制形式转化为私有制, 建立全球统一市场, 制定全球统一规则, 推行经济自由化, 政治民主化原则, 将以人权为中心的主观意识达成全球共识。

2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

2.1 崇尚个人主义, 淡漠集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个人是比整个社会更崇高的存在, 将一切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 强烈突出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约束的自我意识, 否定集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偏颇的思想严重侵蚀并误导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让大学生在树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形成了“自我意识”, 并逐渐发展为“自我扩张”, 甚至达到“唯我主义”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程度。这种自我本位的价值取向极不利于大学生人际交往, 在师生关系和同学之间的相处中, 首先考虑的因素是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 一切行为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在奖学金、评优等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 表现出极端自我主义, 不惜牺牲集体或损害他人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丝毫不考虑同学间的情谊。入党也已经不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动机, 而是为自己步入社会后的工作和发展铺路等功利性的目的去入党。在这种不断的自我扩张中, 集体主义意识被淡化甚至彻底否定, 没有了集体认同感, 也丧失了对集体活动的热情, 将自己置身于集体之外, 对于“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这样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屑一顾, 这种唯我独尊的意识最终导致的不仅是大学生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甚至会造成大学生对社会发展, 国家未来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嗤之以鼻!

2.2 动摇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自由主义思潮从产生之日起, 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立面, 进行恶意攻击。其大肆鼓吹私有化, 自由化, 市场化。这些错误言论扭曲了一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甚至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盲目崇拜并试图仿效所谓的西方文明, 认为我国也应贯彻西方价值观的中心思想, 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对爱国主义和如何爱国这样严肃认真的问题, 缺乏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从根本上动摇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不能一致, 甚至形成对立。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把握未来方向的行动指南, 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抨击, 散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企图消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直至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 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3 消费观念扭曲, 道德底线转变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已被当今大学生抛诸脑后, 取而代之的是攀比心理, 炫富行为。许多大学生热衷于追求名牌, 力求走在时尚尖端, 用高端手机, 穿名牌服饰已成为身份的象征, 反之学习成绩是否优异已然毫不重要了, 有部分家里条件无法支付这种高消费的学生, 甚至不惜打破道德底线, 做出犯罪行为来满足一己私欲, 继而毁掉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这种由消费观念扭曲而造成的贪图享乐, 不思进取的现状, 对大学生道德观的正确树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极易引发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 甚至可能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3 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3.1 正确理解自由主义, 增强集体观念

作为高校教师应深度剖析新自由主义理论, 并辩证分析其本质和对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 引导大学生了解其危害, 正确理解自由主义的含义, 真正的自由是无私的, 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加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 通过教师的引导,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尤其是一帮一, 献爱心等助人为乐的活动, 让大学生体会帮助别人的乐趣, 感受他人对自己的感谢所带来的感动。在贫困名额等涉及到金钱利益的事情上, 能够做到把机会留给真正有需要的同学, 而不是为了钱去制造假证明来获取利益, 反而让真正有困难的同学求助无门。在竞选班级干部等问题中, 真正做到能者居之, 而不是通过找关系, 走后门等方式去做看似风光却不能胜任的工作, 导致班级管理混乱, 其他同学不信服, 造成集体的不和谐。在入党这个严肃的事情上, 真正做到了解我党内涵, 维护我党利益,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党员, 而不是为了给自己今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才去入党。通过这些事情的潜移默化, 让大学生增强集体认同感, 摒除自私自利的不良心态, 构建和谐校园。

3.2 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是立党立国之本, 教师应有效利用课堂时间,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纲领, 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 能够自动抵制错误的思想潮流, 降低甚至消除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同度, 不受其影响, 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适合我国发展的有利形式。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 给大学生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大学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有机结合, 进行共同理想教育, 同时, 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并有效解决当今社会热点问题, 如大学生就业, 农村城镇化等关乎国家发展, 个人未来的重大问题, 让大学生自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受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命力, 有信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 还应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从高校角度, 应投入更多的师资和感情, 鼓励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提高凝聚力, 让大学生真切体会到来自学校和老师的关心, 自动消解不良思潮带来的不利影响。

3.3 树立正确道德观, 消费观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转向成熟期的阶段, 还不能够靠自己的主观意识正确树立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高校教师除了通过书面知识的传授, 还应以身作则的潜移默化, 让大学生转变用金钱衡量一切的错误思想。可建立心理咨询室, 互动网站等, 与大学生进行沟通, 让学生明白, 物质上的攀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作为学生的本职工作是学习, 而不是用父母辛苦赚来的钱当作炫富的砝码,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如果总是专注于如何比别人的生活水平更高端, 学习成绩必然会下滑, 这样不仅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在毕业之后也会因为自己的不学无术而导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耽误了自己的前途。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让大学生自己分析其中的利弊, 做到自觉树立正确道德观, 消费观。

作为当代大学生, 去了解作为西方国家主要思想流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正常的, 但必须学会辩证的看问题, 要明白新自由主义是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应运而生的, 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它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化指导思想, 走社会主义道路, 才是符合我国发展的重要指针, 大学生应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成为国家可靠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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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泽洪.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影响的机制及对策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 2011 (11) .

自由主义思潮 第8篇

一、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几种渠道或方式传播。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泛滥，利己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有些人以自由为借口来进行损人利己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从而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导致社会陷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潭，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创建。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不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应该顺应市场自行的调节。这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的转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一些法律和制度不够完善，市场对于经济的调节功能还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不能够轻易地采用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万能理论。如果政府完全放任市场，极有可能造成市场的不正当竞争和放任非法的市场行为，进而直接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如果过分地依赖新自由主义，会导致国家正确的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会出现改革后遗症。例如下岗职工得不到合理的安置，不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严重地破坏社会秩序。在市场竞争方面，加剧企业的优胜劣汰，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资本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冲击越来越大，国内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给我国的企业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过分依赖外资会直接导致我国的经济不能很好地独立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发展方向。

二、应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对策

1. 改变市场万能论的观点，摒弃以GDP为导向的片面的政绩观，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对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体制中，近年来过于注重GDP指标，并以之作为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认为地方GDP指标的上升，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了、领导人有能力，而忽视了GDP指标增长是怎样产生的，增长的代价是什么。我国的政策是经济增长要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这一条必须要坚持。

在执政理念上，我们必须彻底摒弃“GDP至上”的政绩观，实现从GDP崇拜到民生至上的转变。改善民生，一定要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加大民生在政绩考核指标中的权重。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遵循民生问题优先的原则。把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作为改善民生的价值取向，就是要牢固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改善民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民生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解决民生问题立足于发展基础之上。

2. 政府须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

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国家要勇于承担责任进行投入并扶持其发展，不要因其可能亏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而将其推向市场。市场化的结果就会使这些领域的改革走上歧途，带来的将是公平的丧失和人民利益的严重受损。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理念，摒弃以GDP作为考核主要标准和市场就是效率的错误做法。要按照先易后难和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提高政府统筹。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管理平台，理清各级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责任；其次，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辅助的城乡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机制。同时要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和机构建设，由各级政府主动承担责任，切实强化政府统筹。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相应调减诸如政府公车、接待等支出，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的责任，完善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投入责任分担机制。

3.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在理论界，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甚至在某些地方成为舆论的主流，以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改革的实践中也出现一些偏差，例如大量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盲目实行市场化，否定宏观调控等，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种状况必须要扭转，要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而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4.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入侵，在20世纪80年代末，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曾对大学生产生了不良后果。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主张采用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民主和三权分立。当然，合理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和简单移植。我国采用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历史长期考验的，是党带领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找到的正确道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康、社会和谐，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一定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

摘要：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影响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分析并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 引领社会思潮, 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后, 提出了应对对策:即改变市场万能论的观点;政府须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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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伟.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N].光明日报, 2010-05-28.

自由主义思潮 第9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第三条道路,效率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欧美, 是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的模式下发展而来的, 因此官商勾结, 政府越权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广泛存在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最近有许多学者提出我国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的, 要把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全面推向市场化, 要增加市场竞争的强度, 实现非政府调控化, 私有化, 全球自由化, 忽视国民福利等主张, 这很显然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介绍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1 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新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是一个思想复杂, 发展迅速的集合体, 其中包含很多价值, 我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我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1.1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1.1.1从主观的假设出发, 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 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1.1.2鼓吹极端个人主义。1.1.3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1.1.4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1.1.5对国家干预经济。1.1.6张私有化。1.2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1.2.1只相信个人财富, 不相信社会公平。私有化是物质占有的制度化基础, 剥削获利是财富增加的正当手段。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正充实这十九世纪中期被抛弃的粗鲁自由主义主张, 反对改变贫富分化和给予平民穷人过多的关注。1.2.2相信个人利益, 不相信民主。不分身份和财富一律平等,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 可能导致一个不能以财富与权力任性而为的公平的社会体制, 这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压制。新自由主义者声称“改革的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可在他们的产权改革理论中, 却不提创造财富的工人的既得利益。1.2.3只相信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反对增加社会福利的法律。新自由主义者要法律不问出身, 对既有的私人财产一律体贴保护。另一方面却鼓吹暴利合法, 主张消除资本积累中的原罪。

2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侵害

2.1 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既不是最大多数个体成员的的最大幸福原则, 也不是穆勒提出的个人自由, 自尊, 诚实与社会安宁, 而是粗暴的新自由主义者李嘉图的剥削法则。2.2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 与进行社会保障。新自由主义者为自己设立了这样一个假设前提, 自由的市场是最好的, 政府对大型企业的所有权, 对公共设施的投资都是没有必要的。市场规律是自然规律的体现, 任何干预市场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物竟天择, 适者生存”是我国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真理, 任何原因的贫困与不公平都被看做是理所应当,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了他们所攻击的对象。2.3新自由主义主张保障市场自由实行非管制化, 削减公共开支新自由主义主张保障市场自由, 实行非管制化, 压缩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里的公共开支, 减少社会福利, 拆除为穷人设立的“安全网”。

3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种危机有多种表现, 但其实质却是效率危机, 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缺乏效率所致。虽然造成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的因素有很多, 如经济不景气、人口老龄化、物价上涨等, 但更主要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中缺乏对效率的应有重视, 没有贯彻效率原则, 设计缺陷是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不合理, 导致很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这主要表现在:3.1社会保障费率过低。社会保障费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社会保障经费的多少, 如果费率过低, 就会使社会保障收入不足, 有可能导致收入与支出的失衡, 由此使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3.2社会保障给付标准过高。社会保障给付标准过高虽然可以很好地保障人们的生活, 但是这也会大大地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 有可能使支出大于收入。3.3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单一。社会保障基金一般有三个来源, 即国家、单位和个人, 基金来源的多元化可以保证基金的充足, 如果基金来源单一, 就可能使基金不足, 难以应付社会保障支出。如果社会保障基金只来源于国家财政, 会使社会保障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有限的国家财政是很难承受得起的。3.4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的不善。由于制度不完善, 缺乏监督或监督跟不上, 导致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上存在着许多问题, 如任意挪用基金、随意挤占基金、乱提管理费等, 这些违规行为都会严重侵蚀社会保障基金, 可能使社会保障支出发生困难。3.5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的不对等。遗憾的是, 在后来的发展中, 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对等的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 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效率, “福利国家”的经验就是如此。

4“第三条道路”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4.1 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方面, 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控制的平衡。

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功能, 减少国家干预, 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控制。强调政府应转变职能,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规范市场秩序,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4.2企业管理方面, 鼓励新的企业精神。重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竞争力。同时, 提倡政府、企业、雇员、顾客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创建和谐的“民主企业”。4.3社会政策方面, 提倡权利与责任的对称, 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中最具特色的主张, 所以在坚持“享有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 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应当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相对称。4.4福利政策方面, 应由全民福利、救济型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转变。社会保障的重心由直接的补偿转向增加人力资本。使社会保障政策与竞争、责任与风险意识相联系, 建立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救济型的福利政策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造血型”的福利政策。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更新的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发展模式, 是近年来欧美一些主要国家执政的中左政党普遍高举的一面旗帜。它是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历史发展, 特别是西欧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变化的产物, 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次新的重大调整和变革尝试。“第三条道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为了适应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一套治国方略和发展模式, 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2.[1]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2.

[2]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6.[2]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6.

[3]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1.[3]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1.

[4]穆怀中.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4]穆怀中.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

[5]汪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1.[5]汪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1.

自由主义思潮 第10篇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 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 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 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期,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 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 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 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从此, 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 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面对这种新现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 新自由主义趁机抬头, 并一跃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 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为该学派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 极力主张私有化, 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他甚至主张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 不应由政府垄断, 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类似观点, 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 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 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认为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 市场不会强制人, 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 且带来合作。”

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的蔓延“不是偶然的现象, 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 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现的变革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

下面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细致的分析, 以阐述其本质和发展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所有制结构单一, 是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长期以来,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但事实证明, 这种所有制结构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 制约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 束缚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 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状, 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 即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 不是发展得太多了, 而是还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这样, 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支持下, 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30多年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局面。应该承认,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 问题就会走向反面。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看, 国有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6%, 降至1998年的41%, 再降至2010年26.6%;非公经济则由1978年的1%上升至1998年的21%, 再升至2010年的62%;从就业人数上看, 国有经济的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50%, 降至1998年的27%, 再降至2010年的19.2%, 而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 从1978年的10%, 升至1998年的30%, 再升至2010年的62%。目前, 公有制经济成分无论产值还是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下降。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 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基础, 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 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 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建国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所有制领域发生的变革, 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2.新资产阶级 (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 的兴起。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 1956年公私合营时, 中国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 雇工250万人, 资产33亿元。到1978年, 我国有工商企业670万个, 工业总产值4067亿元, 国民收入3010亿元,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488.2亿元, 流动资金2853亿元, 职工9499万人。2010年私有企业的个数、产值、资产和雇工人数分别是1978年的122.1%、481%、79.1%和96.6%。

2010年, 私营企业雇工9183万人, 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报酬约8264亿元, 平均每个工人年报酬1.08万元;企业利润11131亿元, 平均一个企业利润136万元, 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68万元, 每个企业积累资产216.5万元。每个私营企业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124.9倍, 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61.9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看, 2008年其总利润是8301.1亿元, 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 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总资产7.58万亿元, 平均每个企业资产3086.3万元, 每个企业主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2871万人, 平均工资17076元, 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利润34831元, 创资产26.4元;每个企业纯收入是劳动者的144倍, 每个企业主纯收入是劳动者的72.1倍, 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

私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增加了工人的收入, 这是贡献。但是, 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 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大于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了, 形成利润并转化成新的资本, 使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收入差距是在财产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于剩余价值积累而不断增加, 劳动者的收入仅限于自己创造的必要劳动部分, 这就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

由此不难作出判断: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 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特征和相当经济实力及经济基础的新的社会人群在我国已经形成。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 拥有10多万亿元作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财产, 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国有经济资产的1/3左右;雇工7000多万人, 雇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60%以上;其经营的企业遍布城乡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主要生产流通领域;每年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超过1万亿元, 利润总额与国有经济不相上下。人均拥有的财产和纯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100倍以上。私营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1/3, 总产值在GDP中约占2/3多。

(二) 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除了上文提到的物质基础, 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阵地, 无产阶级不去占领, 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总之, 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 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在理论界, 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和危害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翻版, 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唯心史观。对当代中国来说, 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且渗透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周新城认为, “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 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他同时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是指导我国改革的邓小平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不能认为我国的改革是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 更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既定的、无需论证的前提, 由此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 由此得出私有化的必要性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 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 不允许新自由主义者把这些方针政策朝私有化方向解释。”

陈岱孙认为, 西方国家竭力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隐蔽经济战”。

四、目前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事实表明, 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邓小平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 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 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 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 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问题在于, 我们有相当多的人, 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是需要警醒的。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必须坚持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要充分认识到, 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 而且很复杂, 有时甚至还会发展很尖锐。对于鼓吹私有化的观点不可听之任之。

当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决不能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化、私营经济为主体则会使社会的性质演变成为资本主义, 从而危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 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 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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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军.市场经济与与有限政府.上海三联书店,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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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6]梅荣政.论新自由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7]周新城.围绕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8]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9]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经济学动态, 1995 (11)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浅谈人本主义思潮 第11篇

关键词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思潮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实人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自此,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发展历程:一是古代朴素的人本思想,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人本思想;二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是存在主义,其中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声称关注个人的存在,主张“人就是自由”、“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人本主义哲学在当代之所以兴起,是与人们对工业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生态,以及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的异化、人的崇高地位与神圣性、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安全受到的威胁分不开。因此,当代人本主义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过程中,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们认为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人也具有丰富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欲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意义。

以上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一个大致的发展历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西方 人本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一些积极影响,又有很多负面作用。如前所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也确有一些能够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揭示相当深刻,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另外,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骨子里似乎已经深深的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烙印,在接触其他思想时,会本能地觉得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学是学了,但是没有认真去思考,也没有去借鉴西方一些思想中的精华。我们必须看到,要想回避、封锁或消极抵制西方思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认清它在我国流行的客观必然性,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它,有效地抵制错误理论及其影响,吸收有益的内容,增强理论的时代气息,在多元文化价值的并存与冲突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况且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冲击,而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化传统,大众的现代文化精神启蒙几乎没有进行,因此借鉴西方人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倡导人的主体创造性,形成奋发进取和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氛围成为当务之急。

客观地讲,西方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从人的所谓永恒本性出发来理解人、论证人的解放,他们都是把实践排除在自己的人学体系之外,把历史排除在他们的视域之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它的自然属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避免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中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悲观绝望情绪。

再次,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

超越了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因阶级偏见而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最后,马克思人学的人文关怀,人的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实,我国现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并不能完全同西方人本主义划上等号,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一个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但是,就现阶段而言,西方人本主义仍有借鉴的意义:

一是把西方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和内核肯定下来。西方人本主义者反对和嘲笑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经院哲学,要求运用和发扬人本身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去认识自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面向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本主义关注人的自由的获得、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尊严的保护,它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提高所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己任。

二是借鉴西方人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见物不见人,狂热追求财富, 自己异化了自己,却又借重思辩寻找人的回归的经验教训。

三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现实情况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直接建构小康社会人本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

我们了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借鉴其他思潮中适合中国发展的部分,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王雪.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J].跨世纪,2006,7,(07).

门罗与女性主义解放思潮 第12篇

一、门罗与第一次解放浪潮

19 世纪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争论的焦点在于两性的平等, 目标是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 因此第一次浪潮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特点如下:首先, 妇女们纷纷组织起来, 形成了集体的力量, 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都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其次, 工业革命给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 为她们带来了解放的曙光;最后, 妇女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得到了各方同情和支持。门罗的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虽然发表于21 世纪, 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设定正好归属于妇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的时间段里面, 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数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天赋与超凡才华的女性、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索菲亚 • 科瓦列夫斯基。她的出现曾让导师魏尔斯特拉斯震惊, “终其一生, 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1]可是当初索菲亚第一次解答出他给的难题时, 他还是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 也许是兄弟, 也许是情人, 就是不会是女性自己。当索菲亚获得了勃丁奖、得到来自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后, 她在现实中所获得的, 依然是局限和剥夺:她找不到能够和她的天分相匹配的工作, 辗转很久才有了瑞典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愿意为她提供一份教职;情人也因为觉得在她面前自愧弗如而刻意远离和疏远她, 即使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婚约, 他却挖苦她身为母亲的失职。更深入的打击来自索菲亚的亲人:父亲对于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事大发雷霆, “现在你卖你的故事, 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2]同样是失去曾经的爱人, 姐夫雅克拉尔可以随时得到异性的陪伴, 却对索菲亚的重浴爱河充满鄙夷。所有一切不公正的缘由, 仅仅是因为索菲亚的性别——她只是个女人, 她怎么能够这样优秀, 社会拒绝接纳如此才华横溢的女人。其一生所受到的都是对她的性别歧视和由此所带来的疏离, 即使索菲亚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自身权利的抗争。她最后败给旅途中不幸染上的疾病而香消玉损了。这位勇敢的女战士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即是“幸福过了头”。她本以沉浸在得到社会短暂接受的满足里, 却不想这争取的过程太为漫长并最终还是吞噬了她。

纵观全篇, 作者门罗并没有选择用激烈的态度或犀利的文笔向读者传达命运和时代对女性的不公, 只像在讲述一个寻常的故事般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孤独又让人垂泪的悲剧。这不止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时代的悲剧。女主人公索菲亚香消玉损的时代, 正是19 世纪下半叶, 也即第一次妇女解放浪潮刚兴起的时代。面对现实的压迫和父权的歧视, 门罗力图通过女主人公索菲亚的经历去再现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公正待遇的不懈追求, 即使这结局让人唏嘘, 却已经明确显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的端正, 以及对女性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努力建构。

二、门罗与第二次解放浪潮

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到70 年代。女性主义者将焦点放在男女性别的不同点上, 突出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女性意识和感受、女性经历和经验、女性的历史与传统及其地位与作用等等。与第一次解放浪潮中女性主义者基于社会正义观点而争取男女在参政议政、教育、财产、就业等平等权利不同的是, 第二次浪潮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派别, 从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政治主张, 形成了女性研究的热潮, 女性问题也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

波伏娃的《第二性》奏响了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前奏曲, 她提出了著名的结论:“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3]该书系统论述了男女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差异, 并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的处境、地位和特性作出全面阐述, 并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快乐影子之舞》中的短篇《男孩和女孩》就深刻体现了“女孩”是如何向“女人”转变的过程。全文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伊始, 孩童期的“我”有着男孩子般的性格, 对自己性别的认定还是模糊的, 性别差异的特征并没有在“我”的身上有明显体现。渐渐的, “我”感受到了由于身为女性而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同性, 如母亲和祖母的强迫性力量, 她们要求“我”必须像个女孩子一样生活;另一方面来自异性, 包括弟弟莱尔德的不断长大和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对我性别的矫正。以亨利为代表的周围人士对“我”的评价, “喏, 莱尔德迟早有一天, 会让你看看。”[4]徒劳的反抗让“我”在母马弗洛拉身上找到了认同感, “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同弗洛拉一样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却不成想对弗洛拉的猎杀事件却改变了“我”对自我的坚持。最终压垮“我”的那根稻草来自父亲。他说, “她只是个女孩子。”[5]至此, “我”顿悟了自己与父亲间的隔断, 也开始在心底真正的接受自己的命运, 不再反抗。“女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性别设定。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则是该时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书中提出了对女性的四大压迫, 即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门罗的作品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就系统体现了这些主题。这部成长小说主要描绘了女主人公黛尔从懵懂青涩成长为睿智、聪颖的生活观察者的历程, 同时,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众形象多彩的女性形象, 由她们不同的命运体现出深刻的时代意义。黛尔是一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童年时, 她受到家族中的克雷格叔叔的影响, 学着用相对独立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去看待生活。母亲对于黛尔的影响更是深远, 她本身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独立者, 不断地尝试着女性的各种可能, 因此成为黛尔的精神导师。女房客弗恩则像一个警钟, 提醒着黛尔在两性关系中要保持住女性的独立性。小说集的后半部分集中展现了黛尔的性启蒙和探索过程:进入青春期, 黛尔渴求性爱, 却遭到了张伯伦先生的隐晦性侵, 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性角色的惯性压制和奴役;然后与第一任暧昧对象杰里, 两人仅出于对知识的尊重而结盟, 并不存在性冲动的火花, 黛尔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身体失败;直到认识了加内特, 两人从充满欲望的挑逗到最后的身体结合和疯狂索求, 黛尔完成了在身体领域的实质性突破, 但转折也接踵而来, 传统男性希望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加内特强迫黛尔入浸礼会和受洗, 黛尔拒绝, 两人分手, 黛尔完成了精神层面上的大飞跃。门罗在整个作品集中展现出的黛尔的成长道路即是当时女性成长的典型道路:女性一直在父权和传统加诸其身的众多禁锢和压迫中争取与男性同等的两性地位, 她们寻求的, 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解放。

三、门罗与第三次解放浪潮

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初, 女性主义发展到第三次浪潮, 也称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其基本点在于, 否认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论, 认为两性的界定其实是模糊不清的, 也就是说, 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同与异的问题, 而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此次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抢到女性话语, 二是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和肉体的各种体验。她们认为, 这个世界用的是男性的话语, 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女性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 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自己的名义讲话, “我们必须去发明, 否则我们将毁灭。”[6]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 所谓一套女性的话语, 指的即是女性身体的快乐, 这是男性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女性只有将身体与语言结合起来, 才能创造出独特的女性话语。

《家具》选自门罗2001 年的作品集《恨, 友谊, 追求, 爱情, 婚姻》, 体现出鲜明的女性话语特征。叙述者将重心放在了回忆艾尔弗莱达身上。她是我家一个风格与众不同的亲戚。艾尔弗莱达的魅力不止来源于她时髦的衣着, 更在于她非凡的思考方式和不俗的谈吐, 以及前卫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每次回到老家时便会毫无顾忌的调侃政客和皇室, 大谈明星的花边新闻, 更对时事报有自己的看法。她同时也是女性探索新生活的最初尝试, 她破了长久以来菲勒斯中心主义加注在女性身上的歧视、压迫和控制, 将女性由生活中的客体转变为主体, 门罗旨在通过艾尔弗莱达的思维、语言和行动发出“女性”的声音, 这正是全体女性作家反抗权威和追求话语权威的大胆尝试。另一短篇《激情》取自其2004 年的作品集《逃离》, 讲述了性或者情爱是如何给女性自我带来推动的故事。格雷斯是个贫穷的女招待,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认识了男孩莫里, 这对众人眼中的神仙眷侣, 她却在某次家庭聚会时和莫里的哥哥尼尔私奔了一小会儿, 格雷斯重回原来的地方做女招待, 尼尔在回家的路上主动撞车身亡。小说中的格雷斯是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 最初, 她在莫里眼里是灰姑娘般的柔弱和智慧, 但二人在灵与肉的层面都无法融合在一起, 格雷斯忍受着, 在与莫里的关系中更像是种附属, 只为凸显男性的主导性。但与尼尔在一起则不同, 他给她的最大改变即是挑逗了她, 带动了她, 让她主动面对内心的欲望, 并有勇气改变现有的生活:格雷斯是主动答应和他私奔的, 而她回归后面对莫里的来信也只有五个字, “我是自愿的”。身体上的激情带给她的是撼动, 是巨大的改变, 女性经由此完成了在自我意识上的选择和成熟。

总而言之, 女性主义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门罗整体的创作历程当中, 其笔下的女性, 由最初的争取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到开始注重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 并最终学会用自己的声音去发声, 体现了一条完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 更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艾丽丝·门罗,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马永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2]艾丽丝·门罗, 《恨, 友谊, 追求, 爱情, 婚姻》, 马永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3]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