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范文

数字资本范文（精选4篇）

数字资本 第1篇

罗兰贝格同时发布全球文化产业50大企业研究报告指出: 从生存现状看,传统文化产业受新媒体和技术的挑战异常严峻。报告认为,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广告收入受到新媒体的严重侵蚀,盈利能力削弱;对于内容消费而言,原有的商业模式被互联网和新技术颠覆,规模受到严重削弱。鉴于此,传统文化企业必须通过收购兼并、合作或自建的方式引入新媒体作为原有渠道的补充和替代,改变现有的业务模式,引进新技术。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的尝试,但似乎不得要领。《The Daily》之死对于那些正在筹谋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更无疑是一记闷棍。

传媒转型的背景与机遇

信息技术等先进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及发布信息的习惯,为出版业带来了一场数字化革命。利用数字技术对信息进行记录、储存、呈现、检索、传播、交易,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对于传统出版来说,数字出版并非“狼来了”,而是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对传统出版形态和样式的全方位变革。

传统出版面临严峻的挑战,单纯靠纸介质一条腿走路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但传统出版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因为传统出版者拥有最核心的资源——内容。因此,目前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相对于网络等传播媒体,在科技信息传播上仍有较大优势,起到其他传播途径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是为了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科技期刊还需要探索更多的立体化出版模式,变挑战为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中做出重要部署,深化非时政类报刊文化体制改革,组建期刊出版传媒集团,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将加快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建设与发展纳入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也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鼓励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事业相结合,培育和打造新形态的文化产业,并集中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促进文化产业的专业化发展。基于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的数字在线出版产业的研究、实践和探索,其战略意义极为深远。

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需求,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转变信息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新途径,也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开展机制创新、产业升级、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转型是大势所趋,科技期刊的论文在线出版及全文数据库建设的工作将在以后的转型发展中日益突出其重要地位。

传媒向数字化在线出版发展的实践

2012年以后,我国以项目带动发展,在“十二五”期间推动实施了30多个国家重点项目,包括从数字创意、数字平台建设、数字传播渠道到数字产品研发等多个方面的工程,以保证数字出版的发展能落实到具体项目上。目前,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已达到9家,其中有三四家传媒机构在2年的时间内已经达到了百亿级的产值。

学术期刊由于具有有别于其他媒体的独特性,非常需要并且比较容易开展数字在线出版。学术期刊应顺应数字出版趋势,及时转变办刊理念,实现从单一纸质期刊生产转变为内容提供商,从单一介质向跨介质出版转变,为学术期刊的数字在线出版创造好的环境。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内外许多期刊实现了组稿、收稿,审稿、编辑加工到发排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网络化处理,但由于体制的原因,目前中国大多数科技期刊不是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编辑部缺乏经营自主权,建设独立网站一般难度较大。因此,河南《创新科技》杂志社作为一家独立的综合性科技期刊社, 有必要建立综合性、公益性的科技期刊网络平台,依办刊者的意愿,提供开放存取免费全文和期刊稿件采编系统,实现在线出版和预出版,以大力推动其所属期刊的数字出版资源投送服务进程,促进期刊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国内外传媒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现状

传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发展趋势,也是科技期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潘明佳、袁永正、邰文 (2011)认为在新的学术交流体系中,提高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已经成为传媒发展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国外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化出版实践较早,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已全面实现编辑出版的数字化,世界前4大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公司(Elsevier)、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Ver- lag)出版社、威立·布莱克威尔(Wiley Blackwell)出版公司、泰勒&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出版集团,著名科技社团的出版社(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联合会出版社、美国物理联合会出版社、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和美国化学会出版社),为了缩短出版周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创建了集期刊稿件采编、文章在线发布(大部分为现刊和在线预出版)、全文数据库、集成各类资源的一站式网络出版平台。如爱思唯尔公司(Elsevier) 1999年投入商业运行Science Direct网络出版平台是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和医学全文数据库之一,它整合了Elsevier出版期刊的全文、参考工具书、图书系列以及其他信息资源,用户可在线访问24个学科的2 200多种期刊、4 000余种图书,可查阅900多万篇论文全文。国外出版商有独立的网站,对内容进行深加工, 能提供系内统内外超链接等智能服务,并能在线经营和管理(如读者会员的管理、在线订阅、在线支付等),并向纯数字化期刊、移动终端、电子书博客等新媒体拓展。

国外的期刊网络出版一般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独立建站,通过互联网建立期刊网站,提供数字化内容和服务,国际高水平期刊自建网站的典型代表如世界知名期刊《自然》(Nature)与《科学》(Science)等是学术期刊自建网站的成功范例;第二种是由大型出版集团出版,像爱思唯尔的Science Direct和施普林格的Springer Link数据库平台;另外一种是由学会出版,即由某个学会如英国物理学会、美国化学会出版社出版的网络期刊。例如英国物理学会全世界有5 000个用户,遍及106个国家,通过互联网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被点击1 500万次,全文下载491万次。目前,该学会自1874年成立以来131年的过刊已全部全文上网,规模达到超过150万页的物理学文献。出版速度快,网上出版可快至20天,平均2-3个月或更快, New Journal of Physics的最快纪录只有25小时。IOPP期刊的多媒体附件、免费附加“活”的公式、数据库、彩色图片或动画电影片段等,为作者向读者充分展示其研究结果和过程提供了有效的发布平台。又如美国化学会(ACS)2002年启动了ACS Paragon System,实现了作者在线投稿、评议人在线审稿的过程。ACS的编辑出版自动化并不限于此,更多表现在文章提前在网上发表,以及文献的电子化等。

此外,开放存取(OA,Open Access)出版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其主要精神是倡导为促进学术交流而免费获取文献,作者、政府及出版机构付费,读者免费阅读使用,使最新的科技知识得以传播和应用,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如美国学术出版与资源联盟项 目(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 SPARC)科学公共图书馆项目(Public Library of Sci- ence,PLOS)。

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已有十几年历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期刊数字出版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我国期刊网络化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迅速。1992年,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率先推出《中文科技期刊片名数据库》,收录了中文科技期刊仅600种,标志着我国网络化期刊的萌芽。1994年4月,第一种中文网络期刊《华夏文摘》的诞生标志着中文网络期刊迈向新的里程。1994年,《电子信息与网络杂志》在上海CHINA—LINK信息网络上免费发行,是我国大陆第一种网上发行的网络化期刊。此后,由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期刊于1995年1月创刊,通过CERNET向全球发行。1996年,国家科技部组织实施期刊集中上网工作,从此,国内期刊网络化正式步入正轨。2001年我国80%的科技期刊,特别是科技核心期刊都通过因特网进行全文服务,宣告中国科技期刊大规模集群上网时期的到来。2003年以后,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开始实行。截至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经接近7 000种。有实力的科技期刊,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科学等开始在网上创建自己的期刊网上编辑部系统,在线投稿与远程编审系统相关软件公司成立。我国期刊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期刊的核心能力,为其不断积累“知本”插上了双翼,从而不断提高其参与国际化的能力, 在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充实、提高、发展壮大。

国内的期刊网络出版主要有四种形式:一种是独立建站,我国科技期刊通过自建网站进行网络出版占有一定比例。据调查,中国科协所属898种期刊中有448种通过自建网站实现期刊网络出版,占49.9%;第二种是采用在线编辑审稿系统,实现网上在线投稿和远程编审;第三种是加入到某个数据库的网站中。中国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就是数据库机构建立的综合性期刊平台, 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了这三家信息服务商为主体的科技期刊网络出版格局;另外一种是与国际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合作,近年来部分电子期刊拥有量较大的国际著名期刊出版集团如Elsevier, Splinger Link,Nature Publishing Group在我国期刊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国内已有不少科技期刊与国际出版商合作。

目前国内期刊中,独立自办网站的超过1 000家。国内大型的网络学术期刊数据库有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同方知网)中文期刊数据库、维普资讯、中国期刊网。2007年,我国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整体收入规模达到7.6亿元。同比增长51.39%。首次超过纸质期刊出版的增长率。与部分欧美国家出版集团数字化收益在总收益中所占的比例达50%相比,我国数字化期刊收入仅是传统纸质期刊收入的3%。在数字化过程中,很多期刊仍然停留在纸质期刊数字化的单纯形态,没有真正利用网络化、新媒体的特质;在运营方面还没有找到突破,与纸质出版不能达到实质性的互动作用,缺乏强劲的竞争力。

具体到河南来说,河南省的科技期刊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出版,原因是科技期刊分散,大多数(90%)期刊是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专业学会协会主办,没有形成专业化、集约化出版,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难以支撑网站的建设和维护,因此大多数期刊没有自己的网站,或所建的网站知名度不高,搜索功能不强,所提供的服务单一。

由于各刊对信息系统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一,也对信息化建设形成障碍。有的期刊由于内部管理跟不上,即使建设了网站系统,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全省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设能构成系统的不多,经常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如只做网站,却没有实现内部管理的网络化,或只实现内部管理网络化,却没有网站系统;另外有国际化意识的期刊不多等。

我国科技期刊网络化作为一种新时代的产儿,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因为我国科技期刊网络化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无法进行全过程的智能化服务,在编审过程中还无法从投稿、审稿、编辑、出版到发行网络化。

查国伟和张小俊认为一般的传统科技期刊社集中程度低, 所拥有的内容资源和资金都不足以独立开展数字出版,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内容提供商,只能一定程度地参与数字出版,从而缺少议价能力,利润空间有限,导致积极性不高,没有进一步对内容深入加工整合之后根据数字产品的特点来开发新的产品。大多数科技期刊社参与数字出版资源投送服务的方式止于出售电子文本。

技术厂商身兼多职

数字技术厂商凭着对技术的掌握,在复杂的产业环境下不断拓展生存空间,是当前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科技期刊数字出版领域承担起从内容整合到渠道搭建直至销售的多重角色。这其中有的数字技术厂商是可以胜任的,有的显得勉为其难。一方面由于无法进入内容的出版,这使数字技术厂商缺少对内容深度加工的基础,另一方面只需要完成技术售卖便可以获利,难以避免与下游读者脱节。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技术提供商以获取授权的数量而非实际的销量作为发展目标的现象。同时他们在内容整理上存在较多的重复现象,开发浪费较大,有时还会出现侵权。

产业链不完善

在交流过程中还无法构成由读者、期刊、信息服务商、图书馆以及读者构成的产业链。

产业链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主要以数据库产品和网上信息服务两种经营模式为主,建立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仅将传统出版物数字化,是印刷版的重复,传统出版资源再利用成为科技期刊网络化的主要内容。所以,产业链间的合作亟须加强。

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技术服务商对于数字出版的期望过热, 而传统出版单位态度漠然;处于产业链中游的数字媒体提供商在数据整理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开发浪费较大;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科技期刊主要是提供内容服务,与技术提供商或网络运营商签订数字出版版权授权合同,通过售卖内容而获得回报。在这样的运营模式下,充当内容提供商角色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只能获得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利润,加之纸质出版物的利润及读者市场被数字产品分流,赢利空间不断缩小,导致传统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

渠道单一

在我国,科技期刊的数字传播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一些好的科技期刊数字产品开发了,如果没有力量搭建渠道就会无缘市场,完全自身搭建渠道又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重复建设的可能。科技期刊的无线数字出版业务又都依赖为数不多的几个基础电信运营商,他们对此设立了相对严格的审批机制。

版权保护困难重重

因特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使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复杂。网络出版物极容易被复制,复制件与原件一模一样,而且复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这就使得网络出版的版权控制更加困难。如何保护网络出版物的版权,是困扰网络出版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数字版权技术(DRM)是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和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网络出版物传播范围控制的。

数字出版是近年来发展的新兴行业,我国的有关法律较国外相对滞后。为了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我国在2001年才在修订的版权法中增加了数字版权;2005年和2006年分别颁布实施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才为数字版权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化内容的制作和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侵权盗版活动提供了方便;而内容发布的个性化、便捷化及阅读方式的多样性,都为内容的规范和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可以对网络出版物进行一些必要版权控制和管理,但网络出版物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硬件产品也是日新月异,很难形成一种通用的有效的数字版权技术彻底保护各种网络出版物,并且使加密技术永远不被破解。

认识与人才明显不足

丁岩认为传统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对数字出版认识不足, 缺乏具有编辑出版业务知识、数字内容加工、数字媒体管理经验及数字技术研发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大多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未能在数字化出版浪潮中主动出击。其次,国内的科技期刊大多依托于高校和科研单位等,多属于专业性学术性杂志,读者群范围窄,不能较好地实现赢利。因此,对数字化出版的资金投入和自主研发能力不够。目前,我国掌握数字出版关键技术的主要是一些信息技术企业,而传统出版单位习惯于内容生产,对高新技术主要是应用,以致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技术与标准问题突出

传统期刊出版,杂志社处于核心地位。网络出版兴起以后, 核心技术则掌握在技术提供商手中。对于杂志社来说,自己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和渠道,而且,技术本身也存在着兼容问题。网络资源的共享面临着包括黑客入侵、内部攻击、病毒感染、信息污染、机密信息泄露等威胁,从而造成系统瘫痪,这些威胁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或政治损失。所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网络安全保护。

另外,网络出版本身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悬而未决:高清晰显示问题、数字版权保护问题、网络传输问题、营销渠道与技术模式结合问题等等。

未来发展趋势

科技期刊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字化出版是科技期刊的未来发展趋势,传统科技期刊向数字化出版方向转型是大势所趋,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快捷的传播速度及便捷的信息服务将是未来期刊生存与发展的角逐焦点。

分析这种趋势表明:科技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将更加广泛、深入地利用网络技术,其趋势将是互动的(广泛参与、交互)、移动的、敏捷的、全球的。我国科技期刊也将顺应这种规律和趋势,改革期刊出版单位体制,力争把优势资源相对集中;提高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建设以我为主的科技期刊发布平台;建立全流程数字出版模式,全面提高中文期刊的办刊水平;狠抓诚信建设,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加强编辑出版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期刊编辑出版质量;参与国内外大的数据平台,或与国际期刊集团合作;积极寻找与技术商的合作。

虽然我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化发展中呈现出了一些优势,但是,科技期刊网络化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科技期刊网络化虽然实现的数量较大,覆盖面较高,但是真正实现编辑出版全过程网络化的期刊还不多,自主经营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国科技期刊管理部门很早就注意到这样的发展趋势,并及早部署产业发展规划,以健全网络出版管理制度,维护著作权权益,促进传统出版和网络技术优劣互补,培育科技期刊网络出版产业链,搭建良好的网络出版技术平台,为科技期刊网络出版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抓住科技期刊网络化发展的机遇,我国科技期刊将实现飞跃发展,其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不可小觑。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科技期刊应积极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转变办刊模式,扩大经济收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促进科学交流、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历史使命。

科技期刊顺应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细分、集约、专而精。科技期刊的属性和工作方式注定了其和互联网结合是最佳的选择。一方面期刊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在线订阅、收费下载、会议系统等功能,扩大期刊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期刊可以利用互联网与大的行业网站平台、相关行业公司合作,双方进行盈利分成,不仅拓展了期刊的盈利模式,还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实现了社会效益。

为了向世界宣传、展示自己的期刊,部分编辑部开始把期刊上网作为扩大期刊影响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有效途径。我国多数英文版期刊在积极筹建自身网站的同时,积极加入国内网络出版平台,或是加入国际著名出版机构的网络平台。

为了使进入网络出版平台的论文具有与其他世界主流在线科技期刊的“引用文献”及“被引用文献”的交叉链接和引证发现的功能,部分科技期刊申请国际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号,提高了科技期刊在整个互联网的可见度,促进期刊论文的全球化传播,有利于期刊被SCI等世界主流文摘索引数据库收录。

但就总体水平而言,我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期刊还很少,需要有更多的期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掌握科技成果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随着科技研发、出版业、传媒业和信息服务业等的迅猛发展,科技期刊的融合趋势明显增强。科技期刊出版等内容产业正逐渐被纳入更为宏观的科技信息服务业范畴。科技期刊出版业与科技信息服务业的高度融合,促进了内容提供商与信息服务商的紧密结合,正改变着科技期刊信息交流的行为模式。

回顾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这十几年,我们认为,新闻出版领域率先受到冲击的其实并非期刊,而是报纸。有些专家就曾经断言,在21世纪头十年的某一天,报纸将会彻底消失,为互联网所取代。事实上现在早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报纸依然伴随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专家们的断言显然有些性急了。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报纸会首当其冲?恐怕主要原因在于报纸的基本功能,即新闻性和即时性;但为什么又没有如期消亡,又得益于互联网信息的先天不足,即准确性和权威性。

在报纸的数字化浪潮之后,便是电子期刊的登堂入室,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获得了比报纸更多的成功。目前已经形成了若干颇具规模的期刊数据库,将成千上万的期刊加以数字化整合,通过搜索、挖掘、链接等新技术手段,为各类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更令人欣慰的是,其中部分企业已经逐渐摸索出比较稳定的商业模式,前期的投入开始获得回报,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相比之下,目前报纸还很少有类似令人振奋的消息。这种现象让人们不由得琢磨,相比报纸,互联网技术与期刊的契合度是否更高一些。

数字化发展方向与模式

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不断给人们带来一些美妙的体验。毋庸讳言,目前内容提供者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领悟、吸收、消化和应用仍然存在较大不足。数字报纸也好, 电子期刊也罢,还基本徘徊于转换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的水平上。在理念、策划、生产流程以及产品形态等诸多方面鲜有突破性成果。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我认为我们所期待的数字化的新媒体,大约是可以在陋室之中和方寸之间,立体、动态乃至全方位领略大千世界,使人类的所有感官能够为五光十色的高科技信息所拥抱。即使这个目标短期内还难以实现,我想至少应该成为我们出版人,尤其是期刊出版人锲而不舍的崇高追求。当然这个探索不免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其过程也必然充满艰辛,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探索结出的果实,其每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带给消费者的都将是无比的快乐。既然人们认为期刊与新技术的契合度更高一些,那么期刊的创办和经营者就理应当仁不让,力争在创新创造过程中作为社会公众不断提供快乐体验的先行者。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对出版人而言,技术环境和消费者的偏好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也没有必要把期刊数字化转型看得过于神秘。因为无论如何转型,出版人的基本责任,出版物赢得市场的基本内在规律并没有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依然要依靠控制资源的能力和不断提供优质产品打天下。其实近些年来,全世界的期刊业都在做着差不多的事情, 如果存在差距,无非是谁聚集的内容资源更多,谁提供的服务更好而已。因此,实现目标的路径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终将殊途同归。

根据工作实践,我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从国际视角观察, 由于传统出版基础的巨大差异,过去若干年欧美出版业的数字化,包括期刊业在内,主要走的是“内生型”转型之路。所谓的内生型是指在传统出版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若干全球化的出版巨头,完成了专业分工,铺就了市场网络,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较为从容地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具体有以下表现。

第一,通过市场的力量整合内容资源。从表面上看,近些年的确有不少国际大牌期刊出现了发行量下滑,降价促销,甚至停刊出售等情况,像《商业周刊》、《电视指南》、《奇幻》杂志,竟然以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挂牌出售;《读者文摘》、《阁楼》申请了破产保护;《亚洲周刊》业已停刊;《生活》、《新闻周刊》则放弃了纸质版发行。但实质上这恰恰是国际期刊龙头企业在借助市场的力量实施全球范围的内容和用户资源整合。《新闻周刊》就把数字版的杂志更名为《全球新闻周刊》,采用统一的版本向全球进行多终端数字内容发布。

第二,通过资本运作整合内容资源。2012年9月德国鲍尔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ACP,一举囊括了80种面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流期刊。

第三,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整合内容资源。赫斯特和新闻集团等5家出版商联手设立合资公司,将39种优质杂志打包成数字版,并开发出面向平板电脑、电脑用户等的一站式订阅应用程序。

第四,通过构建超级平台整合内容资源。已拥有《细胞》、《柳叶刀》等2 000多种期刊的爱思唯尔集团,专业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无出其右,业已成为医学科技、医疗教学、医药研究机构不可或缺的高端信息来源库。

以上我们看到的资源的整合,就发生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是从容不迫完成的。

从国内的视角观察,由于传统出版产业的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体制机制的局限,我国期刊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比较可行的选择是走“外联型”道路。所谓的外联型是指我国期刊业需要主动打破行业、领域、体制以及地域,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联合、合作乃至深度融合,在打造合格市场主体的同时,借鉴国际同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合内容资源、提供消费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力争在某些个别领域实现超越。

依据上述的观点,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可以选择以下切入点,推动我国期刊数字化转型升级。

首先,积极探索通过资本运营方式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的途径。近些年我国部分图书出版企业已开始通过资本运营壮大自身实力,相比之下期刊业的步伐显得比较迟缓。据了解目前仅有现代传播和财讯传媒完成了香港上市。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期刊企业都去上市,但是资金短缺给期刊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困扰却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还将进一步深化,借助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具备条件的期刊企业应抓紧股份制改造,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经验表明,资本的聚集将为海量资源、适用技术以及高端人才聚集提供极为重要的条件。

其次,以开放的心态寻求优势互补,实现强强联合。数字化期刊必然是多媒体融合的产物,加强行业间协作,特别是加强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是期刊出版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过去几年里,时尚传媒通过与技术公司合作迈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其产品已经跨越并覆盖了电影电视、话剧广播、移动网络等多种媒介形式,尤其是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阅读基地合作的手机阅读产品,在时尚类期刊的下载类排行榜上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善于策划具体项目,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项目带动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据了解,目前进入总局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的期刊数字化项目还比较少,反映出期刊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加快企业转型发展的意识相对薄弱,项目策划能力还不够强。通过项目开发, 整合数字出版资源,将成为许多期刊企业快速转型升级的利器。

第四,善于借鉴他山之石,走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型之路。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2012年下半年, 原新闻出版总署的科技与数字出版司、新闻报刊司、图书出版司、产业发展司联合启动了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活动。2013年7月在全行业确定了70家转型示范企业,包括20家期刊企业,其中既有实力比较雄厚,可以在产业链中发挥龙头作用的期刊出版集团,也有在数字产品研发和营销模式创新中具有特色的中小期刊企业,目的是提供可学习、可借鉴,甚至可以复制的样板,帮助众多期刊、出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寻求适合自身的角色定位。

数字化资本运营初探 第2篇

同时，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高速发展给传统传媒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传统媒体单位开始了数字化道路的探索。

但是，数字化转型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不仅意味着业务模块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在资本运营的思维和方式上与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接轨，从而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时代赢得一线生机。笔者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为例，分析其在数字化资本运营方面的可能性，并对一般传媒集团的数字化资本运营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数字化资本运营的优势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于2008年12月5日成立，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组，是个典型的多介质、全流程、综合性的出版传媒集团。其经营业务涵盖了图书、音像、网络、动漫、电视、手机媒体等多种媒介，形成了包括出版、印刷、发行、报刊、新媒体等在内的五大产业格局。2010年10月，中南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41.23亿元，成为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我国第一个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类企业。中南传媒作为传统图书出版产业链中的强势企业，在力争保持传统出版领域内优势地位的同时，试图在演化后的数字新媒介领域进行开拓。

相比于其他出版传媒集团，中南传媒实施数字化资本运营发展优势如下：一是综合性。从纵向层面来看，中南传媒的产业链实现了从图书出版、图书印刷、图书发行到图书零售的整体性产业。这种发展模式，使传统传媒出版业不但大幅度提高了自身资源的利用率，而且更加有效地降低了数据的重复性。二是品牌影响力。由于中南传媒自身的品牌优势与其创新能力，旗下的出版社在图书市场上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自主开发的中小学辅导教材，比其他出版集团更有创新性，更增添了其品牌的影响力。三是全面化的横向发展。由于中南传媒的整体规模比较大，所以在数字化资本运营中，公司可以利用规模优势来降低单位成本，进而在市场发展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营利能力，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数字化资本运营的可行性分析

中南传媒2010年的招股说明书在对公司未来的投资规划中，除了出版策划方面计划投资占比为16.03%，教材教辅领域计划投资占比46.83%之外，数字出版作为图书出版产业链新的发展方向，公司拟在这一领域投资合计占比达26.34%。上市之后，中南传媒集团利用其规模优势，大力发展了从“图书汇编—图书出版—图书印刷—图书发行与多媒体化经营”的综合产业链，结合互联网、计算机等高新传播媒介，利用大数据时代下的便利条件，成功实现了数字化条件下的资本运营。

建立全新电子商务模式。中南传媒在线上线下的结合方面，特别注重发展新型的电子商务模式，其致力于把电子商务与现有的校园书店进行一体化发展，以校园书店作为教辅教材的线下服务业态。中南传媒在湖南有10多家门店以及遍布全国的教材公司，这是其他电商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基于此，中南传媒2012年投资5804万元，投资湖南省新华书店数字出版项目，强化中南E库建设，实现图书内容的数字化转化。中南传媒旗下的基础教育复合出版项目是一个结合实体教辅、网络教育与移动学习的多元化数字教育项目。该项目将图书出版与学生教育相结合，利用实体教辅的销售、网络教育的培训和一定的广告业务来获得收益。尤其是与互联网结合的数字产品，不但实现了盈利方式的多元化，还能有效地规避传统教育模式所带来的风险。

打造数字化产业链。中南传媒集团所提供的基于互联网数字资源的全方位服务平台的传播媒体主要为计算机、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视等数字化终端。在此基础上中南传媒广泛地拓展各个领域，发展囊括了初始创作、信息集中、资源共享为特色的新型数字化媒体产业链。这一产业链主要包括数字报业、数字出版、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教育等多媒体形式的数字化终端，以互联网的发展作为大背景，为客户提供了涵盖海量数字信息资源的阅读性数据库。数字报业方面，2011年公司投资1387万，启动《潇湘晨报》全媒体建设；数字出版和数字教育方面，2010年公司投资2000万元，组建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打造数字化出版平台，并于2012年增资1.432亿元，与华为合作，开发以电子书为代表的移动产品。相比于现如今的互联网数据库，中南传媒的互联网数据库具有真实性与可信性的优势。

市场盈利点分析。中南传媒集团基于数字化的资本营运主要有以下几个盈利点：第一，手机传播媒体。它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收益：数据收费与增值业务。因为中南传媒具有综合性的发展规模，使其在信息数据库的内容方面占有独有的优势，进而可以通过对于某些资源进行收费的方式获取一定收益。另外，随着手机功能的全面创新，中南传媒集团与移动运营商结成战略联盟，开发增值业务并获取业务收入，如2010年投资1530万元设立的北京掌上红网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手机文学、手机动漫等3G新业务，生产多元化移动文化产品。第二，电脑媒体。作为最普遍的数字传播媒体，电脑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以电脑为主的传播方式，中南传媒可以采取资源收费的方式创造收入。第三，阅读器形式。阅读器是一种近几年来才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体，并在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潜力。单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在互联网形式下的盈利模式主要有内容提供与阅读器本身。其中内容提供与手机、电脑等常见传播介质的盈利方式相同。对于阅读器本身，中南传媒可以借鉴亚马逊自主研发的Kindle阅读器模式，通过实现阅读器与在线下载内容相互结合，实现线上内容与线下产品之间的绑定，进而提升集团的收入空间。第四，数字电视。虽然在传统意义上，电视作为传播媒体的提升空间已不大，但是将信息数字化与电视结合之后，这一传播形式便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南传媒可以通过向用户提供诸如教育、游戏、娱乐等有偿收费的节目获取一定量的经济收入。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传统媒体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潜在的风险。中国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资本运营方面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过对中南传媒集团数字化资本运营战略的可行性分析，笔者对中国传统媒体数字化资本运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数字化媒体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毕竟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传统媒体在文化传媒方面一直占有主导性，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不能放弃自己的优势，而是要结合新型数字技术发挥其优势；其次，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媒体，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其传播内容实现传播价值，所以内容仍然是传统媒体最具价值的优良资产，传统媒体必须坚持创造出优质的内容才是王道；最后，传统媒体若想在互联网这一平台上做大做强，就必须充分发挥其自主创新能力，梳理自己所拥有的能够进行数字化运营的资本，抓住机遇，开创中国数字传媒业发展的新纪元。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评价研究 第3篇

随着数字化管理模式的推进,传统的作业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形成新型的劳动组织架构,对作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要求随之也发生根本改变。 企业需要能够满足数字化条件的新型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从数量和质量上都需要满足数字化生产的需要。 因此,采油厂要对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具体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评价,从中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培养适应数字化生产的高质量员工,进一步提升采油厂的生产绩效。

1文献综述

Chin-Chen Yeh (2013) 以电子行业为例, 根据其所披露的信息将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通过建立人力资本估值模型反映了特定行业的人力资本计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任宇、陈和(2010)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认为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匮乏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杨睿娟(2011)等学者对石油企业基层员工能力素质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应定义为通过对人投资形成的、体现存储在人体之中、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能力(职业能力、数字化能力)和素质(体能素质和职业素质)的总和(钱雪亚,2008)。 通过修正式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和因子分析法筛选评价指标并最终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值,并将确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某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实证研究。

2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前文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定义, 以人力资本为一级指标,体能素质、职业素质、职业能力、数字化能力就构成了二级指标。 在一级评价指标之下,分为二级和三级多个评价指标,三级指标中每一指标的评价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

3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评价实证研究

3.1 样本量基本信息统计

本文的实证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问卷发放的核心人群是某油田数字化采油厂井区作业人员、管理人员。 调查问卷共收回212 份,有效问卷201 份,有效率达95%。 这些被调查者中男性有107 人,女性94 人,平均年龄35 岁,平均工龄13 年,有井区管理人员17 人,技术人员41 人,操作人员128 人,其他岗位15 人。

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 采用SPSS 18.0 软件包作为分析工具进行研究。 依据21 个具有代表性的变量,对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进行评价。

3.2 数据处理

3.2.1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

在对21 个变量指标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之后,我们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KMO的统计量为0.842,大于0.5,由此可以认为所选择的21 个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3.2.2 因子列表

通过前期检测, 可知四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高为71.274%,说明这四个因子已经能够解释原有变量的71.274% ,因此这四个因子有足够的代表性去评价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

对因子载荷矩阵运用方差最大法实行正交旋转后,我们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职业能力因子;第二个因子命名为数字化能力因子;第三个因子命名为职业素质因子;第四个因子命名为体能素质因子。

3.2.3 构建因子得分模型

根据回归分析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建立因子得分模型,根据输出结果可知,相应的因子得分函数为:

以各因子得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可以得出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的综合得分, 公式可以概括为:

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综合得分= 0.251 76F1+0.242 56F2+0.126 42F3+0.092 01F4

实证分析得出:职业能力是对员工个人综合能力和素质评价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次之,职业素质和体能素质的重要性较弱。 然而,员工在职业素质和体能素质方面较强,都有超过50%以上的人高于平均水平。 而对个人评价具有重要影响的职业能力和数字化能力,在所调查的对象中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数不超过50%。 因而,采油厂作业人员在能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员工所具备的体能素质、职业素质是其能够进入工作岗位的最基本要求,可以说每一位员工在这两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然而职业能力、数字化能力,也就是员工所拥有能够胜任工作的技能, 对于一个员工来说是重要的,对于企业生产绩效也至关重要。 因此,采油厂在将来的员工培训方面, 应在注重素质培训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员工职业能力、数字化能力的培训。

4提高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存量质量水平的建议

在数字化条件下采油厂要提高生产率,离不开基层作业人员的付出,管理者首先要了解作业人员的总体质量,挖掘员工的潜力,实现人员的优化配置。 因而,需要从组织和员工两方面着手,具体措施如下:

(1) 由于采油厂作业人员常年在野外工作, 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厂部应以增强员工对采油厂的认知感、归属感为主展开各项工作,比如制订困难家庭的帮扶计划、关心员工家属等一系列送温暖行动,为员工建立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2) 采油厂要注重员工技能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同步提升,站在员工的立场上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开展各项工作,可以把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等信息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传递给员工,通过开通微博、建立作业区网站等方式,为员工搭建交流反映问题的平台,柔化、活化工作,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人情味与亲和力,取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3)采油厂为全面实行数字化, 应夯实数字化管理的基础,开展多层次的数字化管理培训, 制订一套全面的培训计划,建立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编制一套系列的培训教材,培养一支技术过硬的数字化管理队伍,使数字化管理培训工作系统化和常态化,激发全员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为采油厂数字化管理运行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摘要：随着计算机数字化技术不断地更新,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企业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资本等传统资源的竞争,而是人力资本的竞争。采油厂通过引进数字化技术,提高了生产率,更好地解放劳动力,同时,由于采油厂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实施,使其劳动力组织架构发生变化。那么在数字化条件下,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否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一线操作员工需要具备哪些相应的素质和能力成为数字化采油厂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数字化,采油厂,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丑世龙,陈万林.长庆油田数字化管理的建立与实践[J].现代企业教育,2010(20).

[2]王妙云,肖人彬.石化企业作业人员胜任力模型研究[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6(1).

[3]杨睿娟,蔺娅楠.石油企业基层员工胜任力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0(6).

数字资本 第4篇

数字社区也被称为电子社区。数字社区就是利用现代传感技术、控制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系统及信息集成技术，实现多网络融合、信息及数据共享、应用及功能协同，为社区用户提供安全、舒适、节能、环保、高效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李林2005）。近年来政府对数字社区建设投入不断加大，为社区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如杭州下城区潮鸣街道的“数字潮鸣民生在线”建设项目一期总投资250万，社工可借助掌上办公设备和楼道安装的条形码，快速获得楼道的家庭信息开展工作，还可与政府绩效管理追踪系统衔接，作为绩效考核依据。但值得深思的是，数字社区能否架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否帮助社区居民之间增强信任度，能否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本研究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探讨解决思路。

“社会资本”概念最初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80年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李东霞2004）。之后人们从微观、中观和宏观都对此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周长城2005）。最知名的是普特南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将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的经济资源，他还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Putnam 2000）。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被许多学科关注，在社区的研究中也引入了社会资本。研究者认为，作为城市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其建设的成功要素在于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张大维2010）。Bankston(2002）等认为社会资本是社区中人们交互活动的基础，它使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可以彼此受益，获得社会信任、道德规范、以及解决某些问题的杠杆效应，这种效应产生的价值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然而，有了社区并非必然能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可能存在于无物理形式的社区中，如网络中的虚拟社区（邓晓芳2010）；也可能出现负面性，如2003年南开大学NSFC应急项目研究课题组就提出，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彼此并无关联，但实际上事件之间通过负性社会资本和不良社会资本的空间运作（南开大学2003）。中国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社会资本弱化（潘泽泉2008）、社会资本严重缺失（黄亚2010）、甚至“社区失灵”（缪晓慧2011）等问题。因此，要建设和谐社区，必须在社区中恢复和重建社会资本。

二、调研设计

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通过对杭州7大行政区的面对面访谈和随机问卷调查，获取杭州数字社区建设情况和居民对数字社区设施和服务的使用情况，通过因子分析寻找数字社区建设水平的自变量和社会资本因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探索数字社区建设水平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数据分析采用SPSS16.0。

调查分为两部分，一是面向社区工作人员，二是面向社区居民。面向社区工作人员采用面对面访谈法，填写数字社区网络、数字设施、数字服务项目、信息系统等情况；从之前对数字社区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基础上，收集4大方面共20个问题的信息，包含社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硬件和系统情况、社区利用数字化设施管理的情况、社区利用数字化设施向居民提供服务的情况。面向社区居民采用匿名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分为三大部分内容，共30个问题，一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所属管辖社区等基本情况，二是受访者对社区内数字化设施和服务的使用情况，三是受访者社区间的信任和社区事务参与部分，问卷中将信任分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居民之间的信任。样本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分层是根据杭州市行政区划分，随机抽取一些社区；在问卷调查中，主要通过在菜市场、健身场所等公共区域进行随机调查；为了克服年轻居民在公共区域出现概率少于其他人群的问题，还采用了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弥补。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并增加了0选项。

三、数据分析

（一）调查基本情况

通过对杭州21个社区工作人员面谈的方式调查数字化社区建设情况。调查发现，在基础设施方面，部分较新的社区，如在水一方等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比较完善，对讲、门禁、安防报警、监控、公共广播、车辆管理、警民通等9个系统应有尽有，一些老社区如体东社区等设施最不完善；在社区管理方面主要调查两个内容，一是社区管理自身的现代化程度，如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是否实现联网，有无社区网络综合平台，有无实现社区管理的办公自动化；二是社区对社区居民服务的现代化程度，主要考察社区有无采用互联网、电视网和电话网向居民提供服务。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的社区可以实现三级联网，并建有社区网络综合平台，实现办公自动化；在水一方等社区利用互联网、电视网和电话网向居民提供服务，部分社区还实现了无线电话与社区管理平台的对接。如潮鸣街道有个呼叫中心调度系统4001866810，可以提供咨询、投诉、紧急定位救援等服务，3人专职负责；并针对高龄、独居、残疾等人群，免费发放关爱手机133部，可以直接连接呼叫中心紧急救援，可以定位，5分钟内通知社工上门施救。

在面向社区居民的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99份，回收率为79.93%。调查范围覆盖杭州7个区36个街道102个社区。

调查发现，在社区数字化设施和服务使用部分，对讲门禁和宽带接入设施的使用程度最高；在街道办事方便程度上，得分也较高；民生热线和便民设施等使用较低，许多受访者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民生热线或者有哪些数字化的便民设施；网络的使用程度也不高，社区网站、社区论坛的使用程度都很低；在社区间的信任和社区事务参与部分，受访者对社区办事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省市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大部分人群对中央、省市、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信任程度一般，但有43.1%的人群对社区办事处信任程度较高，50.9%的对邻里信任度较高。按照平均数来看，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高到低分别是社区办、街道办、中央政府、区政府和省市政府。

（二）因子分析结果

除去基本信息问题后，全卷共涉及21个问题，信度为0.864，其中数字社区设施和服务使用部分为10个，信度为0.801，社区间信任和参与部分为11个，信度为0.899。均>0.8，非常好，可以进行下一步因子分析。

首先是数字社区设施和服务使用部分因子分析。此部分的KMO为0.852,>0.5说明各题项之间共同因素多，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s球形检验为0.00，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至少能解释65.913%。利用SPSS16.0进行因子分析，斜角旋转，结果发现，文化娱乐、民生热线、社区论坛、生活资讯、便民设施和社区网站6个选项都可以较好解释第一个公共因子，这些题项都与数字社区的服务有关，因此将此公共因子命名“数字化服务水平”，宽带接入、对讲门禁2题项解释第2个公共因子，命名为“数字化硬件水平”，街道办事题项可以解释第3个公共因子，命名为“数字化政务水平”，尽管这个因子只有1个题项解释，但是因为与本研究重要相关，予以保留。这3个公共因子将作为回归分析中描述数字社区建设的自变量。

其次是社区间信任于参与部分的因子分析。在社会资本测量方面，借鉴福山（2003）观点，使用关于信任水平和公民参与水平的调查数据来测量社会资本。此部分的KMO为0.859，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s球形检验为.000，达到显著水平。因子分析后显示，信任区政府、信任省市政府、信任街道办事处、信任中央政府、信任社区办事处5个题项可较好解释第一个公共因子，因为这些题项都是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故命名为“居民对政府信任”；关心社区活动、愿为社区提供意见、紧急时求助于邻居、邻里间熟悉程度、邻居间信任程度、参与社区活动6个选项都可较好解释第二个公共因子，这些题项都与社区居民之间信任与参与有关，命名为“社区间社会资本”。

（三）回归模型和回归分析

在因子分析中，由于社区间信任和参与部分由两个因子表示，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分别以这两个因子作为因变量，数字社区服务水平F1、数字社区硬件水平F2、数字社区政务水平F3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另外针对数字社区设施完善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组后进行对比分析。

1. 居民对政府信任为因变量。

首先以“居民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数字社区服务水平F1、数字社区硬件水平F2、数字社区政务水平F3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见表1

模型中，多元回归整体显著性检验，Adjusted R Square达到0.5以上，说明存在较严密线性关系，F达到203.163，显著性水平为0，可以进行回归分析。首先看控制变量的影响：3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0.05，其中性别与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男性样本对政府的信任低于女性样本，高教育程度样本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低教育程度样本。年龄的标准回归系数达到0.384，说明3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政府的信任会逐渐提高。再看F1、F2、F3的影响，显著性水平均为0，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三变量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而且数字社区政务水平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硬件水平和服务水平。

2. 社会资本居民之间为因变量。

再以“社区间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数字社区服务水平F1、数字社区硬件水平F2、数字社区政务水平F3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见表2。

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中，尽管AdjustedR Square仅为14.5%,F为34.975，但显著性水平为0，因此仍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性别、年龄显著性尽管低于0.05，但接近与0.05，不做分析。检验三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水平均为0，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三变量都负向影响了社区间的社会资本的聚集，而且数字社区政务水平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硬件水平和服务水平。

四、研究发现

1.高覆盖的数字化设施没有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杭州数字社区设施建设比较完善，对讲门禁和宽带接入设施几乎全覆盖，这是近几年杭州大投入的成果，同时社区也在努力提供各种数字化的便民服务；但问题在于许多居民对于社区数字化设施和服务很少使用，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数字化便民设施。形成这种鲜明对比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2.数字社区建设水平正向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数字社区政务水平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其次是硬件水平和服务水平，这表明真正能提高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是政府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水平；对政府的信任中，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高到低分别是社区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中央政府、区政府和省市政府，这与胡荣（2011）在厦门调查结论有所不同，他认为，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其次是省政府，而地方政府最低。这一差异的原因应该在于杭州近几年在社区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管理规范。

3.数字社区建设水平反向影响了社区间的社会资本的聚集。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社区3个自变量都是负向影响社区间社会资本，首先是数字社区政务水平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硬件水平和服务水平，涂晓芳（2008）认为“数字社区”的出现降低了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机会，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这样的结果形成原因也值得深入探讨。

4.性别、年龄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研究发现，表明男性对政府的信任低于女性，高教育程度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低教育程度居民。这一结论与胡荣（2011）的结论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政府的信任也会逐渐提高。

五、讨论与建议

为什么居民对社区数字化设施和服务了解甚少？为什么数字化服务水平越高，居民间信任和参与水平越低？笔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从社区角度存在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与社区工作的覆盖范围和侧重点有关。无论是上级的要求还是民众的需求看，老弱病残人群都是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关注的人群，占据了大量精力，从而使得其他人群对社区的新设施和服务不了解或了解很少。因此建议，在重点关注社区弱势人群同时，社区应想办法多搞些活动，并多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这些活动中，这不仅可以将数字化建设的成效惠及更多人群，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互相帮扶的队伍中来，从而形成更和谐的社区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聚集。因为同物质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更难以通过外部干预建立（埃莉诺2003），社会资本必须依靠公民自身的协作和参与才能形成。

其次是与社区工作没有充分利用好数字化特别是网络设施有关。之前对数字社区定义的阐述中提到，数字社区建设将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其最高目标是利用网络实现一站式管理和服务，而且随着网络带宽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日益离不开网络，这就需要社区工作的方式要向网络方向转移。

为此，我们特别调查了杭州数字社区的网络平台使用情况。除了个别社区外，大部分社区都在杭州社区网（www.hzsqw.gov.cn）上建有子网站。这些网站的功能板块大致相同，包括便民服务、医疗、新闻、教育等，但只有部分社区网站有较全的信息，许多社区网站上内容很少甚至没有；大部分社区网站上的便民服务仅是地址和联系方式，有些甚至无任何内容；网站的响应速度也是堪忧，在同一时间段测试这些网站发现，只有7个社区网站浏览速度很快，其他社区网站都非常慢。

由此可见，在社区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利用好网络。侯金伶（2011）曾提出，社会资本的转化虽不是社区网站建设的初衷，但建立在共享基础上的SNS网站却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上海中远两湾城的小区论坛就是一个例证，论坛上一条“置顶”帖子详尽列出了小区周边的交通、购物、吃饭等信息，几乎是一本不断更新的生活手册，为大量年轻业主提供了便利(Yuanzhip 2009)。而在杭州社区网站上，仅在水一方和海月桥、草庄、潮鸣有论坛，其余的社区根本没有论坛；调查还发现杭州社区网上全部注册会员只有43325人，论坛发贴会员仅为1596人，平均每日新增帖子数也仅为95个；更为难以理解的是，社区论坛仅在8:00-20:00开放，其余时间论坛不能登陆。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在web2.0时代，杭州社区利用网络开展工作还处在较低水平。

数字社区建设在杭州如火如荼并初见成效，其目的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社区环境，但如何利用数字社区建设架起政府与居民的桥梁，架起社区居民之间的桥梁，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还值得我们不断深思和研究。

摘要：杭州数字社区建设位列全国前茅。然而数字社区建设的投入究竟带来哪些成效还值得研究。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实地访谈调查和随机问卷调查,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杭州数字社区建设是否提高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与社区参与程度,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