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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子体育社会学论文 篇1：
庚款留美女性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内容摘要：20世纪初，晚清政府与美国合力促成的庚款留美教育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多是注重研究留美队伍中的男性翘楚如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等人，对优秀的留美女性着墨不多，如此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庚款兴学的历史真实。本文将对清华学校时期的庚款留美女性进行考察。从女子庚款留美历程出发，通过留美女性在各行业树立的女子典范、促进女子教育观念的嬗变及推动女子教育实践方面阐述近代女子庚款留美对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近代 庚款留美 女子教育
近代历史上，众多留学生负笈海外，接触最先进、最新潮的教育思想理念，学成归国后，支援祖国全面建设。在这众多优秀求学海外的学子中，庚款留美女学生作为留学队伍中的特殊的历史群体，其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女性派往海外学习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她们潜心求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回首过往，这些留美女性对我国女子专业选择的拓宽、女子“独立人格”教育观念的形成与促进女子教育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今笔者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拂去时间的灰尘，去探寻这百年前的女学子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一.庚款留美的女性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女权主义运动掀起了世界重视女子教育的思潮，而晚清一批受西方思想浪潮影响的有志之士提出了女子教育与国家危亡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即提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此文通过强调女性母职天性培育良好公民，达到强国保种目标的方式，无疑促进了国人注重“开女禁”、“兴女学”、“重女教”的新风气。自1898经正女学的创办到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体系，至1909年国内已有女子学堂多达308所，共有女学生14054人。[2]可见，彼时的初、中等阶段的女子教育都有相应程度的发展，然而女子难以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门、女校中优质女教师的匮乏等问题依旧不容乐观。因此，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女子留学，以期培养“贤妻良母”的女性，发展女子教育。
庚款兴学计划实施后不久，美国政府在1911年照会清政府，提及美国各校均无庚款留美女学生，请选有中学毕业学历的女生赴美学习。[3]经中美双方商议协定自1914年起每隔一年招考10名女学生派遣赴美学习。然而动荡不安的时代下女子庚款留学名额几经波折，仅有1914年、1916年与1921年遣送名额按计划执行，而1918年遣送女生的名额缩减至8名。因毕业生经费紧张，1920年当局决定停送女生和专科生留美，1923年-1927年期间隔年派遣5名女学子赴美学习。虽历经坎坷的女子留学但自1914年至1927年清华学校共派遣7批共53名优秀女子负笈海外，求学自强，其中优秀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4]
早前清政府官派女学生赴日本进行短期的进修留学并无过多选拔条件，而庚款留美女性则选拔严苛，更加注重学业学术的提升而非单纯偏重护理、家政等方向的培养。她们既有国家的稳定财政支持，又不拘束于家庭纷繁琐事纠缠。她们在金钱与时间上的自主，使之能够心无旁骛顺利且高效地完成学业，并将所学报效祖国。相较于大批赴日本留学的女性而言，这一批官派选考赴美的学术成果显著。据《清华同学录》中记载的数据粗略统计得出，庚款留美女子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2名，占比22.64%;获得硕士学位的庚款留美女生共有15名，占比28.30%;硕士学位以上总计达50.94%，取得学士学位的人数自然是更为普遍了。[5]显然，这一赴美队伍摆脱了以往女子留日的短期速成的求学模式，接受了更为长久更为完备的教育。留美女生在文凭层次、科研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此后中国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展现女性力量与风采奠定了基础。
二.树立各领域的女子典范
隨着社会新思想、新文化的涌现，传统模式中男尊女卑的局面开始出现裂痕。一批受过新知识女性意识崛起的女子走出深闺，跳出传统职业限制，闯入各个职业领域。1914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女子，清华大学对其赴美就读专业进行了限定：录取各生，须于下列学科中，任选一科为进美研究之专科。择定后，不得擅改。应选学科为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医科、博物、物理、化学。然而据统计这53名留美的女性的专业选择其实更为多样，其中涉及文、法、商、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6]入美求学的女留学生学习文学、社会科学、医学专业的比例较大，分别有12人、16人、11人，但女学生们并未被规定的专业限制束缚，其中涉足自然科学、商学、法学专业的分别有9人、4人、1人。这一群在各自的专业汲取新知识，于他乡感受新文化，学成归国。
她们其中许多人在其所学专业领域继续活跃。有如应谊、陆慎仪、倪逢吉、张端珍、袁世庄等女教师，回到祖国拿起粉笔，站上讲台谱写中国强盛的未来;有如陈翠贞、王淑贞、章金宝、桂质良、王志宜等女医生，献身于杏林，悬壶济世;有如顾静徽、张锦等女科学家，从科学与技术中汲取真知力量贡献给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如陈衡哲一般的女学者，融情于文字，以笔作犁、著书立说;还有如王瑞娴、周淑安、顾岱毓等的女性音乐家，唱响我国文化与艺术双重奏;更有如汤蔼林、张继英等的女慈善家，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更有如杨保康、朱兰贞等的女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中成效卓著、独当一面;亦有投身商、政等社会各界的女性。她们不仅突破传统职业束缚，也开创了女性职业新领域，有的成为了该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顾静徽是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女博士;陈衡哲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周淑安是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7]她们中无论是拥有开创者殊荣的，还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的，都致力于祖国的建设，贡献出女性力量，在各行各业发展历程上留下了自己的倩影。她们身上未披战衣铠甲，为当时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存在的本身却已经是挑战传统的战士。她们的步履从闺阁走向职场;从家庭走向社会;也意味着从传统走向近代。
三.促进女子教育新观念的形成
甲午战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女子教育思想传播开来，其倡导培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8]的“贤妻良母”。这一观点片面强调女子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却忽略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意识，于是“女国民”的观念应时代而出现。国家危亡之际，留日女学生为代表的女子教育观念强调女子与男子应同样承担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具有革命性却忽视了女子在生理上的特殊性与彼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此一“国民”概念的片面抹平男性与女性的生理特征，只看到共性而忽略特性并未真正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中得到解放。再看庚款留美的女性，她们虽未高举女性主义的旗帜摇旗呐喊，却在各自专业上发光发热，在各自的领域推动。这是学成归国的留美女性，站在女性独特的视角，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理性的道路。
留美女性中的陈衡哲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现代人格的建立。现代人格的概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别人格，另一个是女性的个性人格，女性的这两种人格都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女性现代人格的塑造在于这两种人格都能得到充分发展”[9]她认为女子教育应注重女性作“为人”的第一性，并在“人”的意义上进行自我发觉，鼓励女性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勇敢地去“造命”，展现为“女”的风采。再如留学归来开办“上海妇女银行”的顾岱毓女士在《女性在商界的地位》一文中写道：“认为女性只能学医或者当教员的观念实际上剥夺了她们选择的自由，如若她们并不想当医生、护士或教员，而是对经商有兴趣，完全可以把商业作学习的专业”。还有留美归来的社会学专家倪逢吉女士，她曾在演讲中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女性运动流派进行总结，倡导“男女道德标准当求同一，女子讲贞操节义，稍一失常即为一般人所不齿，男子则酒地花天不以为羞，这样畸形的道德标准日后力求取消。”[10]呼吁社会解开女子教育中束缚女性的道德镣铐，提倡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应获得平等地位。
留美女性归國后，将美国学到的新思想、新文化传撒向国内。她们以身作则，注重女性的主体意识，从女子的立场探讨妇女职业、婚姻、家庭、社会地位等问题，她们选择任何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拼搏，明确追求自己的事业，也促进女性的解放，为近代为女子教育观念注入了新力量。
四.推动近代女子教育实践
在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还未被打破的时代背景下，庚款留美女子通过自身的勤苦努力，赴笈海外的进取意识，为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了先河。53名留美女生不仅致力于汲取知识，也激励国内女性群体奋发求学，为推动近代女子教育实践做出贡献。
1917年12月，庚款女学子黄桂葆在美攻读博士期间，于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更多中国女学生到史密斯女子学院就读。[11]彼时身处他乡，仍不忘故土的女子教育。无独有偶，1918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杨保康谈到，[12]在教育实践中应女子中学管理应效仿美国女子中学开展合理自由社交活动，希冀“異日者上农工商各业，皆能男女合作而日臻盛境，则吾国之福矣。”[13]杨保康归国后任上海大同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区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等职。杨保康校长立足中国立场，学习西方良好的制度或方法，致力于将在美所见同我国女子教育发展联系起来，推动我国女子教育发展。[14]再有张端珍女士倡导开展女子体育教育方面提出了相当有建树的建议，其要求开展女子田径运动，展现女子身心体态的自然之美，为丰富完善女子教育奋斗。[15]1925年，陆慎仪于《清华周刊》上发表言论：“清华学校是美国退回了庚子赔款开办的，循例凡是中国人民都有享有此特权的机会，清华招生若是放一百个男生的额，也应当放一百个女生的名额，方为公道。为公平起见，清华男女同校制的应当实行，不可再缓下去。”[16]其就清华建校以来，女子庚款留美名额的减少与当时社会女学兴盛的现象不符，倡议清华大学应住持公道，给中国女子与男子同等的求学机会，以打破高等学府对女性设下的壁垒，实现女子教育的公平。除此之外，更有许多庚款留美女性执教女校，缓解师资短缺问题;沟通中西文明，改革旧课程，增设新专业等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她们越过旧社会的藩篱，见识到新文明的曙光，在推进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贡献了巨大力量。
总之，在传统与近代交织的时代里，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博弈之中，历经女子“庚款”留美政策中断、名额锐减等坎坷，最终这些五十多名女性由清华送出国门负笈海外。她们于异国潜心求学，取得的学术成就足以彰显中华女性的勇敢、坚毅与智慧。留美女性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汲取学识，在中西融合中满载而归，留学经历使她们拥有丰富的知识与开阔的眼界，也赋予了她们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在这过程中，留美女性从自我萌生到自我成长再到自我突破，由深闺无知怨女一跃成为社会知识精英，她们作为时代前沿的女性知识精英群体，提升了近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并推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进程，为近代中国女性写下了亮丽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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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陆慎仪.言论：告清华执事及女同学[J].清华周刊，1925，341：4-1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作者：郑王怡
近代女子体育社会学论文 篇2：
近代日本女子学校的发展与特征
[关键词]女子学校，阶段性，多样性，传统性
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教育可谓是一枝奇葩，独具特色。基于当时的教育学制产生的女子学校以及之后发展而成的女子大学，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乃至整个国家近代化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目前，日本大学中还有不少女子大学，而且这些女子大学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日本大学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那么，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呢?这些女子学校又有何特征呢?
一、近代日本女子学校探源
研究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首先得从江户时代说起，当时的武家藩校几乎不允许女子入学，但到了幕府末期，以强化封建体制下的母亲教育和家庭教育为目的，各藩也出现了以士族女子为对象的女学校。一般庶民女子在寺子屋和女塾学习知识和技术及一些家庭课，农村的女子则是在被称为“娘宿”的类似学堂的场所，接受必要的生活理念教育。上述的这些学校、私塾等具有很强的阶层性，并不是大众化的教育，而且无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模式。以江户时代长野县寺子屋为例，文政——天保年间(1825－1834年)寺子屋的女生数有62人，到庆应——明治七年间(1865－1874年)，女生人数也仅达到105人。
近代女子学校的真正起源是随着欧美女子教育思想的传人开始的。明治维新后，特别是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介绍欧美各国教育体制的资料相继被译出，以此为契机，欧美各国的女子教育思想也源源不断涌人日本，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明治四年(1871年)12月，文部省成立了《学制》调查委员会；次年9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在《学制》的九项施行计划中，第三项计划规定：“令一般女子与男子平等受教育。”另外，第21章规定：“小学乃教育之初级，一般人民必须入学。小学有如下几种，即寻常小学、女子小学、村落小学、贫民小学、私塾小学、幼稚小学等。”由此看出，明治初期的《学制》，要求适龄儿童不分男女都要入小学学习。确立了男女共学的教育体制。女子小学是《学制》中特设的女子初等教育机构，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自1872年《学制》颁布时开始，作为寻常小学教育的补充，被正式纳入近代教育体系，主要学习裁缝、礼仪等课程。随着1879年《教育令》的出台，裁缝课被正式定为高等小学的课程，女子小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学制》时期的女子小学一般来讲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士族主导型；一种是平民主导型。女子小学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们开设了裁缝课程和其他一些技艺课程，从而推动了《学制》时期小学女子特色教育的发展。
1871年《学制》调查委员会成立的同月，文部省发布了建立官立女子学校的布告，表明明治政府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次年，东京女子学校、京都府女子学校、开拓使女子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女子学校的学制为六年。另外还有两年预科，它们不同于寻常小学校，最初施行的是小学程度的教育，然后逐渐提高，实行中等程度的教育。其中的东京女子学校与1874年设立的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在1877年合并，之后经过不断的合并和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御茶女子大学。而开拓使女子学校却因为种种原因于1876年被废止。1874年，文部省以设立女子师范学校为一大要务，以此为契机，1875年开设东京神田的女子师范学校，这个学校在培养女教师方面为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官办女子学校出现的同时，欧美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对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追溯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可以发现他们在女子教育领域的贡献很明显：但传教士的女子教育活动最初以自然发生的形态——家塾的形式出现。其中最早的代表学校首推明治三年(1870年)在横滨设立的“斐丽丝”(音译词)和英女学校。次年，横滨公立女学校设立之后，青山、神户、立教、同志社、梅花、活水等著名的基督教主义女学校陆续出现，规模也由最初的家塾转变成了学校。这些女子学校虽说都是基督教主义性质，但设立的动机及主体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传教士作为校长或创立者，以教授英文为主轴，这类学校数量最多；第二种是传教士和日本人合作办学的，前述的同志社就是其中一例，但其中也有以逐步辞退外国援助为方针的学校，梅花女学校是最好的例子，最初梅花女学校是合办性质的，后来转由日本人独办；第三种是基督教主义性质没变，但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米歇尔型学校，这类学校的代表为樱井女学校、熊本女学校和明治女学校。这些女子学校担任着传播欧美文化的使命，给长时期处于男人隶属地位的女子带来了新的气息，而且这些学校的教学水平具有相当高的程度，培养了一批像若松贱子、羽仁元子(音译词)的优秀女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的产生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一个是政府政策的推动，集中体现在《学制》的颁布；另一方面来自民间开明人士的倡导，其中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传教士的活动，明治三年(1870年)的“斐丽丝”(音译词)和英-女学校标志着近代日本女子学校的开端，这之后，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不断增多。
二、由中等教育走向高等教育
明治初期的《学制》确立了男女共学的教育体制，但是这种开明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其结果在教育比较落后、女子入学率普遍较低的地区，受女教师不足、女子教育设施短缺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实施的是男女共学教育；而在教育比较发达、女子入学率偏高的地区，受传统女子教育观的影响也比较大，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与《学制》的理念相悖的教规，推行着男女差别教育。1879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学制》，颁布了《教育令》，这一法令共由47条构成，其中第42条规定：“凡于学校之内，男女不得同室而学，但小学校中男女同室无妨。”这项规定，否定了《学制》中“男女无别”的平等教育方针，由此开始了由男女共学向男女别学的转变。特别是19世纪末期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制定中等教育制度，逐渐加快了女子教育发展的步伐。1882年，文部省发布女子教育训令，提倡开设“女子高等普通学科”，传授“修身之道，进退起坐之节，家政经济之要，养育子女之法”等“女子之要务”，并于同年7月开设了第一所官办高等女子学校——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子学校，实施女子中等教育。1891年12月公布的《中学校令》中规定：“高等女子学校对女子进行必要的高等普通教育，归入寻常中学校之列”，至此，女子中等教育才首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日本的女子教育也进入了一个中等教育全面发
展的时期。
明治中期以来的女子中等教育，官公立主要以师范类学校为主，私立主要以基督教系学校为主，其实在明治初期，基督教系中等学校就已经出现，前述的横滨共立、青山、神户、活水等女子学校就是其中的例子。明治中期基督教系中等学校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校是明治二十二年由樱井女学校和新荣女学校合并而成的女子学院。女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矢岛楫子，矢岛楫子作为社会改良家．特别是作为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的领导者为众人所知，但她作为女子学院的院长也作出了显赫的成绩。当时的女子学院在矢岛楫子的管理和米歇尔方面的支援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开设了幼儿园、分校、贫民施疗所和护士养成所等。特别是护士养成所的设立，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护士学校。
这一时期，日本人设立的中等女子学校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以跻见花蹊创办的跻见女子学校和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前身为桃夭女塾)为代表。前者是儒家妇道伦理教育的代表，后者是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代表。明治中期颁布的《教育敕语》使儒家妇道伦理重新在女子道德教育的总方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后直至日本战败为止，“遵照教育敕语精神，涵养贞淑之德”，一直是近代日本女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跻见花蹊就是贯彻实践这种保守理念的教育家。跻见花蹊自幼就深受儒家的影响，还师从儒学家赖山阳门下的宫原节庵学习汉诗文和绘画，正因为如此，1875年创办的跻见女子学校保留了不少传统。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国语、汉学、和歌、茶道、裁缝等，教学内容也侧重于对女子进行传统文化、儒家妇德的培养，而地理、化学、物理等西洋科学知识的传授并不受到重视。跻见女子学校这种排斥欧式教育、固守传统的教育理念，奠定了面向上流社会女子的“良妻贤母主义教育”。
自1895年日本制定第一个女子中等教育法规开始，特别以《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颁布为契机，良妻贤母主义教育得以形成，并随着女子教育的不断发展逐渐向社会渗透。下田歌子及其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最具代表性。下田歌子自幼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后来长期供职于皇宫，与上流社会接触频繁，传统教育根基深固。她所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也以“传授修身齐家所必需的实学，培养贤母良妻”为宗旨，学习年限为五年，教学内容包括国文、历史、家政、技艺等科目。
此外，佛教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女子教育也在展开，出现了一系列女子学校。佛教主义的女子学校主要有赤松照幢和安子创办的德山女学校，以及轮岛间声的淑德女学校等，这些学校采取的是宗门教育，德山是真宗派的，淑德则是净土宗的，它们的存在与当时的基督教系学校形成一种对立的形势。与此同时，天主教系女子学校也开始诞生。双叶高等女学校、东京白百合学园和圣心女子学院相继出现。这些学校主要以教育和慈善为主，它们最初是以女子修道院的形式，奉行修道会的信条而开始日本的女子教育，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系学校完全不同。比如双叶高等女学校所奉行的信条为“纯真的品德、坚实的义务”。
这一时期的女子中等教育也开始朝着实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女子专门学校，具有代表性的是吉冈弥生的女医学校、佐藤志津的女子美术学校和津田梅子的女子英学塾。前两所学校都属于专门领域内的。吉冈弥生在创办女医学校时，困难重重。当时的日本，妇女地位还是低下，特别在科学领域，女性还是受到排斥和讥讽，但吉冈弥生坚持以培养独立的女性，掌握医学技能为目标，创办了女医学校，揭开了女子医学教育的序幕，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津田梅子创办的女子英学塾，虽说是女子专门学校，但一般把它作为女子中等教育迈向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
这一时期的女子中等教育在政府政策以及民间人士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女子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也在增大，而且女学生的就读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根据《学制百年史2》的统计，明治十六年(1883年)的女子学校有7所，学生人数为450人，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女子学校达到209所，人数达到59476人。
明治后期，以木村熊二、严本善治的明治女学校，津田梅子的女子英学塾和成濑仁藏的日本女子大学校为标志，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由中等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严本善治的“女学”理论是明治女学校得以向高等女学校发展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女学”是“妇女的学问”，只有“女学”才是获得女权的捷径，宣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主张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当时的明治女学校成为其“女学”理想的实验学校。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抱着“觉醒之魂”的津田梅子创办了女子英学塾。女子英学塾虽以“塾”命名，但它以“培养合格的英语教师及理想的妇人”为目标，注重教师的资格和热心及学生的研究能力，采取个性培养，使真正意义上的女子高等教育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作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代表当属成濑仁藏的日本女子大学校。日本女子大学成立于1901年，但在此之前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已经深入人心，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主张从人类、妇人、国民三方面对女子进行普通基础教育，这种普通基础教育以高等普通教育机构或大学的形式展开，同时女子大学的设立必须同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这种教育论下，以培养“积极的、奋进的、进取的、热诚的人格”为目标的日本女子大学校诞生了，它的诞生在日本女子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下面列出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女子大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科，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整的学校体系。
除此之外，明治时代开设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还有帝国女子专科学校、神户女子学院专科部、东京女子医学专科学校等，但明治时代的女子高等教育还处于初创期。
进入大正时代后，女子的高等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不仅私立的女子专科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出现了公立的女子专科学校。其中当属安井铁(音译)的东京女子大学和羽仁元子(音译)的自由学园为代表。安井就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是在大正十三年(1924年)，自此东京女子大学非常重视实施人格教育、体育教育等，注意学习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调和，大正十四年(1925年)新设高等学部、英语专攻部本科预科及大学部文学科社会学科，之后的昭和二年(1927年)又新设了数学专攻部和国语专攻部。这些都显示出东京女子大学较明治期的女子学校有了大的发展。东京女子大学作为基督教系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羽仁元子(音译)的自由学园创办于大正十年(1921年)，创办之时并没有依据当时的高等女学校令，与其他学校不同，它以实现自由大胆的教育在当时的新教育运动中绽放异彩。在这种自由大胆的教育理念之下，自由学园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集中表现于集团教育和个性教育，注重个人与社会间存在着家族生活，
通过自主独立的个人间的相互帮助来创造美好的社会。这种集团教育和个性教育还扩大到国际范围，强调了一直以来的学校教育所忽视的东西。自由学园的这种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方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把大正时期的高等女子教育推向了高潮。
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日本政府为了转嫁危机，迅速走上了向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在战时体制下，日本的女子教育也蒙上了军国主义色彩，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十分重视通过学校教育来向包括女子在内的国民灌输皇国观念，使这时期的学校教育皇国民化。1943年，日本文部省制定了《高等女子学校章程》，规定高等学校女子学校的教学学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学科，包括国民科、理数科、家政科、体练科和艺能科；另一部分是增加学科，包括实业科和外语科。在《章程》之前文部省还公布了《高等女子学校学科教学及修练指导要目》，规定了高等女子学校的具体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灌输皇国道德、涵养传统妇德、传授家政技能，尤其是育儿、经济、卫生方面等的知识，以确保女子将来可以管理好家庭，并养育出体格健壮的“军国儿童”等几个方面。在侵略战争期间，培养恪守传统妇道的“军国之妻”、“军国之母”成为战时女子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这种状况一直到战后才得以改变。
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经过明治时期的飞速发展，到大正时期，女学校数目基本上也是呈递增的趋势，根据《学制百年史2》的数据显示：1913年日本的高等女学校数为330所，至1928年数量猛增至940所，之后递增速度有所减慢，1933年的女学校数为975所，仅增加了35所，但到了1943年，随着教化总动员运动的倡议，日本的女学校数量也激增，达到1299所。战后，随着天皇制度的崩溃，1948年日本的高等女学校急剧下降，仅为44所。
三、近代日本女子学校发展的特点
1 明显的阶段性
我们从近代日本女子学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呈上升阶段性发展的脉络：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学制》颁布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女子小学，随着官立女子学校布告的颁布，东京女子学校、京都府女子学校、开拓使女子学校相继出现，与此同时，基督教系的私立女子学校也开始出现，但这些无论是从学校规模还是教学内容上来看，都属于初等教育，有些还是以塾的形式出现的，完整的学校规模还不具备，学生数量也少，教学内容的设置方面，也呈现单一化。明治初年开始，日本的女子教育进入中等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初期的基督教系女子学校经过不断发展各项设施也趋于完备，学校规模基本形成，从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就可以看出，已经具有中等教育的程度了，此外日本人办的女子学校也不断涌现，分别代表儒家保守思想和良妻贤母思想的跻见女子学校和实践女子学校出现在这一时期，而且女子中等教育也开始朝着实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女子专门学校，官公立的女子师范学校也有了发展。明治后期及大正时期，日本女子学校以明治女学校、津田女子英学塾和日本女子大学校为标志，很明显地由中等教育阶段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我们从上述的日本女子大学校可以看出，在学部设置方面已经和现在的大学相差无几了，而且在教育理念及教育内容上，都比明治中期有很大的突破。这一时期的女子学校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学校教育，而是从更高阶段的人格教育及国民教育出发来培养女性，甚至还出现了个性教育及集团教育，这些教育理念及方式都是明治中期所没有的，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女子学校已经完全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特别是大正初期的自由学园，把这一时期的高等女子教育推向了高潮。
2 形式的多样性
从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女子学校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这一特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女子学校的经营方式，在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官公立和私立学校同时发展的倾向，虽然私立女子学校占据绝大部分，但官公立女子学校也还是存在。近代日本的官公立女子学校数量很少，而且主要是师范类学校，以培养女子教师为目的，发展速度也不及私立女子学校。私立女子学校在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中占主导地位，如上述的初期阶段的基督教系女子学校、中期的跻见女子学校和实践女子学校及一些女子专门学校、后期的日本女子大学校和自由学园等都属于私立学校，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史中。
二是女子学校的教育类型，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初期的女子小学、官公立的女子师范学校、基督教主义女子学校、传统理念的日本女子学校、佛教系统女子学校、天主教主义女子学校、实业型的女子专门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等等。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产生了许多具有自己特色的女子学校，是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3 浓厚的传统性
近代日本的女子学校虽然经过了初等、中等到高等的发展，但它们的教育内容始终具有传统性。初期的女子小学开设了裁缝课，基督教系女子学校虽然具有欧美思想，但为了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也有一些传统科目。
中等女子学校的教育传统化的特点最为明显了，主要以跻见花蹊创办的跻见女子学校和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为代表。《教育敕语》的颁布，使“遵照教育敕语精神，涵养贞淑之德”，一直是近代日本女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跻见花蹊贯彻和实践这种保守理念在创办的跻见女子学校中保留了不少传统。比如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国语、汉学、和歌、茶道、裁缝等，教学内容也侧重于对女子进行传统文化、儒家妇德的培养。以《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颁布为契机，良妻贤母主义教育得以形成并随着女子教育的不断发展逐渐向社会渗透。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也以“传授修身齐家所必需的实学，培养贤母良妻”为宗旨，学习年限为五年，教学内容包括国文、历史、家政、技艺等科目。
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女子学校依然具有传统性的特点，比如，我们可以从上述日本女子大学校的体系表中看到，家政学部和佛文学部等具有传统性学部的存在，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女子学校基本上都设有家政学部。在实施人格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同时，这些传统科目的设置并没有减少，而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当今的女子学校中依然存在。
作者简介 周萍萍(1975－)，女，江西万安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倪金荣
作者：周萍萍
近代女子体育社会学论文 篇3：
新世纪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概观
摘要:新世纪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研究内容涵盖面广､大众健身研究多､中老年女性和职业女性为分析对象多;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调查统计为主,以地区性研究较多,口访和个案分析的研究少见;描述性文章多,深度分析的文章较少｡
关键词:女性;体育;女性体育研究
Key words: women; sport;women′s sports studies
进入新世纪后,女性体育研究在我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女性体育相关的研究课题获得省部级科研立项,学术杂志上时常刊登有关女性､社会性别与体育的学术文章,论述女性体育的专门书籍也偶有问世｡ 2001-2005年正式发表的有关女性体育的文章和书籍至少达到170多篇(运动项目的技术训练和人物报道文章没包括进来)｡我国学者还登上了国际女性体育学术讲坛｡
1 女性体育研究概说
1.1 学术组织诞生,学术会议举行
我国首个女性体育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妇女体育研究中心”,于2002年10月25日成立｡该中心先后举办了“北京奥运—女性的机会和挑战”研讨会和“2005中国首届女性与体育文化国际研讨会”｡
1.2 内容丰富
新世纪前5年的女性体育研究,内容丰富,涵盖了从奥运会､竞技体育中社会性别关系､女子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女性健身锻炼特点和规律､媒体报道中的性别问题到女性体育消费和休闲娱乐等众多的主题范围(见表1)｡
1.3 研究对象多样
研究对象涉及到师生､运动员､职业女性､中老年女性等多个群体｡其中,以中老年女性和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占较大比重,分别为15篇和18篇,占所收集的论文总数的8. 7%和10.4%｡但对中小学女生､幼儿园幼女的研究很少或几乎没有｡
1.4 地方调查和城市研究为主
直接以某一地区或省市为研究对象的大众体育研究文章就有21篇,所涉及的地区有湘中地区､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五大经济特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等,省或直辖市有河南､甘肃､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市､县有兰州､汕头､锦州､南阳市､广州､宁波等｡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只有1篇｡
1.5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调查统计为主,口访和个案分析的研究少见｡对现状的描述性文章多,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学视角分析女性体育的文章较少｡
2 女性体育研究的主要观点､特点及发展动向
2.1 女性､社会和体育
女性主义者介入体育领域始于北美 19世纪 70 年代｡鉴于体育运动具有使妇女获得身体的自信､娱乐和满足感等多方面的作用,女性主义者主张动员妇女参与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 从过去重视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扩展到了体育这一长期把她们排斥在外的所谓男子领域｡”[1]二战后,女性比赛成绩的大幅度提高使女子身体不适宜运动的理论彻底破产,给世界体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惊喜,也撼动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类行为和思维定势,震动了男性本位社会｡[2]可以说,妇女与体育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类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妇女从社会底层走向赛场､走向体坛领奖台的历程｡
然而,女性在体育舞台上走向男女平等的道路仍是曲折不平的｡“女性参加许多世界大赛获得的奖金少于男性,WNA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与NA不可同日而语,汇集了全球女足精英的美国女足大联盟不得不天折｡阴柔的女性形象自然不太适合人们心目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角色,女性进入教练和领导的位置自然就难上加难｡目前女性职业体育项目发展状况不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观众和消费者,因此无法获得广告和赞助,导致职业俱乐部无法生存｡女性观众能够扶持男性职业体育项目为什么不能帮助女性职业体育走出低谷?”[3]
从全球范围讲,妇女体育活动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开展较好,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相对落后,但中日韩所在的东亚地区妇女体育的普及程度和参赛情况一直不错｡[4]中日两国妇女在社会地位､闲暇时间与体育生活上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两国妇女参与体育的比例均不如男子 ,且日本妇女的体育参与率高于中国｡[5]
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历史阶段｡尽管在古代的大多数时间中,女子体育处在边缘或压制状况,在唐代女子体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原因有三:1.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明,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为女子体育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汉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冲击了两汉时期确立的封建纲常礼教.使隋唐两朝代的女子获得一定自由;3. 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为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6]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或兴办学校｡女学生们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体育｡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1896年)发起者宣传“女不可无学”的新女学思想,并抵制女子裹足的陋习｡1897年起,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校都设有体操课｡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女性回国后多从事包括体育在内的女子教育工作,秋瑾､汤剑娥等便是其中的代表｡[7]夏晓陵强调:“近代女子体育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在妇女运动初期,它的先锋作用､启蒙示范作用,乃至于对中国革命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8]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的女子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在国际体育竞争中,为中国撑起了 “大半边天”｡“阴盛阳衰”或“凤先飞”现象引起了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的学术讨论｡曾小松认为,这一现象是全社会多方位､多层面因素综合交织影响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 优越社会制度的保证; 2.刻苦精神与科学训练的结晶; 3. 受益于男运动员的陪练｡[9]董进霞在其英文专著:《Women, Elite port and ociety in New China —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ky》一书中则指出:中国女运动员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成功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风云､爱国主义､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中央计划､以取胜为导向的体育方针､体育商业化和兴奋剂的引进以及社会对女性期望和要求上的变化等｡[10]孙玉军, 孟凡强认为:“我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是在社会环境因素和体育事业内部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1]
尽管多年以来我国女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的成绩好于男运动员,但我国一些报纸的体育版和体育类报纸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偏见问题｡这一现象不仅“与体育报道本身的特点分不开外,还与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国的体育新闻采编队伍中男性比例极高;其次,体育运动对健美､力度的追求,充满了激烈的对抗与大幅的身体摆动,这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如今受众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观,但是,受到广泛认同的女性体育运动项目也仅限于体操､跳水､网球､射击､花样游泳等那些观赏性强､对抗不激烈的‘软对抗”类项目｡虽然媒体也会认真报道女足､女篮､女曲等对抗性较强项目的辉煌战绩,但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广大受众,并不鼓励女性从事这类运动｡ 最后,体育新闻的受众群体是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男性比例极高｡[12]“身兼女性和运动员双重身份的女运动员在为自己拥有平等的体育竞赛机会而欢呼的同时,又不得不适应或面对与体育竞争相去甚远的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要求和限制｡她们往往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来应付体育和社会对女性充满矛盾的要求”｡[13]认识和把握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家庭､性别和运动训练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2.2 女性与奥运会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作用的日益加强,女子思想和身体的解放得到加强,妇女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4]女子项目的增加､女子参赛人数的增多以及女性在国际奥委会等体育组织中担任要职等是具体体现｡然而,女性为获得公正平等地进入奥运会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奋争｡ 她们勇敢地面对讥讽和误解,长期不懈地向世俗和偏见发起挑战｡[15]在 1921年至1934年间举行了四届“全女子奥运会”｡为了抗议奥运会女子比赛项目过少的状况,英国女性发起了抵制1928年奥运会的行动 - 这是奥运史上唯一的女权主义抵抗运动｡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与普及, “现代奥运会发生了由传统宗教的､同质性的男子单一结构, 向现代文明的､异质性的男女双重结构转化的结构性嬗变｡从女性主义运动视角历史地看, 现代奥运会的结构性嬗变可划分为4个阶段: 进入阶段､相持阶段､开放阶段和加速阶段｡[16]
在人们为女性今日所取得的奥运成就和日益改善的地位而欢呼之时,也应看到前面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教练和体育决策部门,女性的比率明显不足｡在目前国际奥委会的127名委员中,女性委员只有12名｡在15人的执委会中,女性委员只有1名｡在我国的国家体育总局及直属单位中,司级女干部只有20人,占总人数的12%｡男女平等的道路还任重道远｡[17]
为吸引更多的妇女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朱小丽建议:1. 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从树立起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的意识;2. 政策上要支持和加强妇女体育的工作;3.多渠道开发财源､物源,加强妇女体育物质动力建设;4.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使命感;5. 要加强学校体育,贯彻终生体育思想,培养体育锻炼的习惯;6.完善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制度,从管理人才的培养､考核到服务于社会,都要有相应的监督｡[18]
女性为我国奥运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近五届奥运会上,我国女性参赛人数和获得的金牌数都大大超过男性就是最好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运动成绩提高了女运动员的知名度,‘名人效应’为她们在运动后的职业选择拓宽了通道｡然而,‘早期专门化’训练给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她们对体育以外的知识和技能掌握较少,这些都限制了她们选择非体育职业的机会或在非体育职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当教练､体育教师或是与体育相关的商人､记者或影视明星是她们在停止运动训练后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19]
中国女子运动成绩并非直线上升｡她们的胜败､兴衰史表明:“我国女运动员有着强烈的动机去获得成功､荣誉和声望,但这些最初都隐藏在谦逊､听话和自我克制的外表之下｡而当她们赢得比赛并得到巨大的荣誉和物质奖励之时,迅速获得的社会地位很容易滋长她们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其结果是继续从事艰苦训练和比赛的奉献精神受到干扰,正常的关系教练员-运动员关系遭到破坏……关心和残酷,听话和个性,服从和反抗,这些都是我国优秀运动队中常见的特点｡”[20]
中国女运动员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能否在2008年奥运会上称雄｡董进霞在《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小康社会建设､体育全球化和商业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北京奥运､女性社会地位､世界女子体育的蓬勃发展等众多可能影响我国女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会取得成绩的因素｡她指出:“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上就业和挣钱机会越多,把体育当作职业来追求的女性人数可能会越少;生活越舒适,女性承受大强度､艰苦训练的能力可能会越低……在体育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明星们的收入｡女足､女篮的待遇明显差于男足､男篮｡尽管许多女足姑娘退役后希望能够从事足球的教练工作,但实际从教的人数很少”｡[21] 在体育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还任重而道远｡
2.3 女性与健身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娱乐时间的增多和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大众健身呈现蓬勃发展的生机｡亿万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的举办就是一个例证(2001年首届亿万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在石家庄举行)｡
对我国女性健身锻炼的总体或某一地区和群体的研究表明,我国女性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动机呈多层次､多元化; 选择的项目､形式､场所都带有明显的年龄特征｡例如,江苏省的调查表明:强身健体､心理调适､减肥增重､健美体形､休闲娱乐和兴趣爱好是广大妇女坚持锻炼的主要动机｡[22]苏南地区城市老年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段以早晨为主,大部分人都有每天进行一次或每周3次锻炼的良好习惯;锻炼的场地以公园广场､住宅小区等不收费场地为主;锻炼形式以个人独自进行锻炼或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居多,参加社区活动的人较少,但增长的趋势明显｡[23]
青年时参加锻炼是为了健身和娱乐,去收费体育场､单位和自家庭院的场所锻炼为主｡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工作负担重是他们不锻炼的主要原因;中年人锻炼多为调整情绪,与朋友同事在一起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呈现上升趋势,而缺乏锻炼方法和体育设施是阻碍她们锻炼的原因;老年回归为健身和娱乐,气功､太极拳､舞蹈等项目流行,多在公共场所进行｡在不同职业中,教科人员和管理人员与朋友同事在一起参与体育活动的形式也呈现上升趋势｡[24]“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和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教师对体育的健身价值的选择高于其他职业妇女｡另外,职业妇女对"健康"概念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健身,还注重体育对自信心､自强､竞争等精神锻炼价值”｡[25]
尽管女性体育呈现上升趋势,女性体育人口仍明显低于我国男性体育人口｡[26]孟凡强的调查发现,所划分的13个年龄组中只有56- 60岁年龄组中女性体育人口高于男性,其余12个年龄组中男性体育人口都不同程度的高于女性｡ 此外,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比与人口性别结构比高度不协调｡我国人口性别结构比平均为103.34%,而体育人口性别比平均为179. 17%,比人口性别比平均数高出75. 83个百分点｡[27]
承担双重角色的己婚职业妇女是中国妇女的主体｡对沈阳市300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妇女职工调查发现,75%的职业妇女由于受双重角色的压力而没有时间参加体育活动｡31家务重､工作忙､无时间或本身不喜欢是影响她们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因素｡[28]河南省的一项调查解释:“在女性各阶层中,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女性体育人口比例在各阶层女性体育人口比例中最高”｡[29] 这说明时间是阻碍女性锻炼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健身观念意识的片面性､健身内容的单一性､组织管理的薄弱性､科学健身指导的缺乏性､运动场所建设的滞后性等”[30]是制约女性参与体育健身的主要问题｡此外,“大学女生体育教育的不完善严重影响未来职业女性的体育健身”,[31] 但徐富君､王华明断言:“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不是直接取决于女性文化观念的变迁 ,而最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32]
2.4 学校与女性体育
学校,尤其是高校女性师生的体育问题是近年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女性体育教师的教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集中体现在爱心､耐心､细心”｡[33]但是,中学“男女体育教师的比例不够合理,集中表现在女性体育教师偏少,仅有16.7%”｡[34] 一名在中学体育教学的岗位上工作了12年的女体育感叹道:“随着时光的流逝,已过而立的我有些失落,有些伤感｡自从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我就感到了从事体育教育的艰难,特别是作为女性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艰难｡”[35]
女大学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充满青春活力的知识型群体｡孙晋兰､王佳对900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女大学生是从文化道德､体育观念､体育价值､体育精神和体育的目的等多方面来理解体育｡她们认为女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是对男尊女卑传统伦理观念的直接挑战;是当代女大学生享有体育文化的一种平等权利;是妇女享受公益文化的具体体现｡女大学生对于美的追求已具有时代性,认识到体育锻炼在获得健康的同时,可以促美益智｡此外,女大学生在项目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易接受一些刺激性小,难度适中,运动量､动作频率便于自我调节的项目｡[36]
女大学生从事体育锻炼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主观原因是“懒惰和主体意识缺乏;客观原因是场馆设施不足､时间紧､没有专门的教师辅导”｡[37]因此,肖玉梅等学者提议:加强体育理论课的教学,拓展体育课的内容,开设有关妇女体育文化的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女大学生对体育活动的认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具备自炼､自评和自控能力,使女大学生的体育文化水准迈上新台阶｡[38]
2.5 女性体育消费和市场
近两年,中国女性生活消费发生着巨大变化,正从温饱型消费向发展型､ 享受型消费转化｡都市女性逐渐成为体育和文化娱乐消费的生力军,[39]但“多数的女性体育消费支出还处在较低水平｡”[40]
北京城区职业女性对体育消费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花钱买健康的健身意识在绝大多数职业女性头脑中已形成｡但不同职业､年龄职业女性存在差异:公司职员对体育消费认可度最高,售货员最低;不同年龄对体育消费的观念呈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20-40岁职业女性对体育消费认可度最高,20岁以下､40岁以上相对较低｡[41]
全球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人数的增加,女性体育用品提到了议事日程｡依据耐克集团的统计,在2001年带来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50亿美元,这几乎要比男性体育用品市场高出30亿美元｡[42]为此,耐克､阿迪达斯等大型体育用品厂商对女性体育用品市场的潜力寄予厚望｡ 在进入21世纪之前,各厂商生产的体育用品都是“男女兼用”,即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只是为女性准备了较小尺寸的体育用品｡但现在专门针对女性的女性体育用品研发和销售部门纷纷成立｡[43]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某些体育消费成为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代表｡新时期青年女性所创造的体育消费文化从整体土来说是一种时尚文化,也是新时期青年女性的地位符号｡ 她们有选择性地进行体育消费,追逐体育时尚,近似地感受体育时尚方式所带来的优越意味,使新时期青年女性的体育消费方式和体育消费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同化｡[44]
3 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女性体育研究已经全面起步,学者们从历史､社会､文化､理论､实践等不同角度对女性体育进行分析｡然而,围绕女性参与体育的态度､时间､方式等技术层面因素展开调查的调研报告型文章比例较大,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来探究女性体育的发展和变化｡具体而言,在女子竞技体育研究方面,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生物化学､运动训练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被人重视,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处于边缘地位｡在学校女性体育方面,绝大多数是以高校为研究对象,个别文章以中学女生为讨论的主题,而小学女生体育的文章几乎未见｡而中小学体育是女性形成正确的体育观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关键时期｡ 中小学女生体育参与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中小学女体育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等是未来应探究的课题｡另外,如何改变体育领导和决策机构中女性比例低的现象､如何加强女性体育学科化建设和理论构建更是女性体育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正处在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阶段,研究的质量､深度和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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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