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人物;教学
《中國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这门课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教学中要给青年学生讲清楚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纲”和“要”，帮助青年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走向，深刻认识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纲要》课整个教学过程中离不开对浩大的历史场面的叙述，每个章节都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需要通过历史的讲述总结出政治结论和政治逻辑。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离不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参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鲜明性格、经历、贡献、逸闻趣事都能够感染学生，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很大，并且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探讨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如何巧妙的讲好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巧妙讲好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加课程趣味性
《纲要》课教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自觉的参与到教学中，教学效果就会自然提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如果不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按照教材章节内容按部就班的、机械的讲课，不会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多数同学会认为中学已经学过了，重复学习的感受是枯燥，乏味。但是笔者发现，在教学过程中若巧妙的穿插讲一些历史人物，历史细节，以人物带动历史事件和场景，最后得出结论，学生却十分愿意听，并且顿时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抬头率很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历史人物特别感兴趣。在《纲要》的第一次课程中，一定要巧妙的安排时间讲一到两个相关的历史人物，要讲出不为学生所知的细节，所讲的情节能打动学生，感染学生，能提起学生浓厚的兴趣，能让学生感觉到学海无涯，感受到课程的内容很丰富，因而暗自下决心以谦虚的态度学习这门课程，这便开了一个好头。要告诉学生历史是人创造的，所有的历史事件和重大理论都离不开人，离开讲人的历史事件是枯燥的，理论也是干巴巴的。只有了解了历史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人物，让学生带着对历史人物的浓厚感情、敬仰心情和好奇心去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历史事件、重大理论、著名作品，才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在学习中感受到《纲要》课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和波澜壮阔，从而上升到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例如在上编综述中巧妙讲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巧妙讲光绪皇帝之死之谜，从而映射出清末的政治的黑暗。巧妙讲哥伦布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计划到中国圆发财梦的故事，从而反映出古代中国的辉煌。通过讲马格尔尼访华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乾隆皇帝的自大自负和清末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不但引起学生们听课的注意力，而且还奠定了课堂趣味的基调。由此将历史人物穿插到纲要授课过程中，通过生动活泼的历史人物的讲述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纲要》课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
(二)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前因后果，增加教学内容关联性
由于课本篇幅和字数的限制，课本中主要概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脉络，对于历史事件之间的连接性介绍不是十分详细，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近现代史纲要过程中产生迷惑，尤其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章节之间和很多知识点不能很好的衔接起来，对许多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十分了解。更由于教材中每一个章节的知识点比较多，如果面面俱到的讲这些知识点，只能做到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学生理解起来困难，甚至容易模糊和混淆。如果老师能够巧妙适当的穿插历史人物，以历史人物为线索带动其它知识点，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例如，在讲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课本上的顺序是起义的背景、经过和结果，这些学生在中学都已经了解了，如果再按照这个顺序讲，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如果换一种方式，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讲起，可以连续设问：洪秀全是哪里人?洪秀全是广东人为什么到广西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选择在金田村?以历史人物开头，一连串的设问，已经高度的吸引学生了。老师这时候可以先让学生回答这些问题，继续给学生制造“悬念”。面对学生五花八门的答案，老师可以巧妙的点评，然后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有条有理的、客观生动的向学生展开讲解，一一回答设问，教学效果会非常好。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拜上帝教、广东人到广西领导农民战争，这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通过洪秀全这一历史人物的介绍，提起了学生注意力，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比如，讲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时，向学生介绍梁启超这一历史人物的经历和贡献时，顺便介绍梁启超与蔡锷的师生关系以及与护国战争关系，介绍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介绍梁启超在晚年的医疗事故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既增加了教学感染力，也为后面的章节教学打下埋伏。学生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的同时，也能更好的衔接历史内容，增加了教学内容的关联性。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党成立以来教育青年的一个永恒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并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纲要》教学中巧妙的对大学生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最便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一些杰出历史人物的爱国事例和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成为教育当代青年学生的典型案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志士的历史故事震撼人心，如果能巧妙恰当的展现给学生，能够深深的打动学生，使青年学生发自内心对他们产生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爱国之心。如辛亥革命一章中，邹容、陈天华、秋瑾，林觉民这几个人物的爱国壮举必须给学生介绍，使学生从中感受到这些革命人物的爱国精神，体会到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艰辛和血的代价。再如在讲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可以通过口述、观看小视频、图片、音频等多种手段向学生介绍被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杀害的许多优秀党员，他们面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屠刀，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李大钊面对绞刑架说“我先来”，方志敏在狱中受尽折磨却胸怀祖国和人民，写下《可爱的中国》和《清平》。还有蔡和森、夏明翰、陈延年、陈乔年、章太炎、周文雍和陈铁军等等，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浩然正气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在讲课中不具体巧妙讲述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只淡淡的提一下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了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学生产生不了共鸣，也感受不到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章中，有无数的抗战英雄，应当选择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的英雄事迹呈现给学生。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解放战争的章节中，有无数为了新中国的道路而牺牲的英雄。因此，通过对不同章节历史人物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的宣讲，可以大大激发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让学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从而产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感情，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四)有利于学生人格魅力的形成
在教学中，只讲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生平经历等，对学生而言，只是增加了其历史知识，并不能对其人格魅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真正培养学生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优秀和健全的人格，应从历史人物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入手，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所在，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从而磨炼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如梁启超晚年面对医院错误的切除自己一个肾脏的医疗事故，坚决维护医院的利益，不让子女和医院打官司，消除国人对西医的顾虑，这是何等的人格魅力!周恩来在我国外交工作上的机智、勇敢、人格魅力，以及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永远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有雷锋、王进喜、钱学森等等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高尚品质和奉献精神以及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在教学中深深的影响着学生，鼓舞着学生，帮助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从历史人物的高尚人格中体会到真善美，体会到应该如何做人，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二、巧妙设计历史人物的教学内容
(一)历史人物专题的设计
中国近现代史将近170年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不同的历史人物。从林则徐、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张学良，到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巧妙的讲好这些历史人物，教师一定要在备课上下功夫，要通过对教材大纲的阅读以及查阅文献资料、教学案例，结合学生的特点，精心挑选和组织几个专题去讲。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精心组织了如下几个历史专题去讲解。比如，林则徐与鸦片战争，魏源与海国图志，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与戊戌变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蒋介石与国民党，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刘少奇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等专题，并根据教学要求安排教学内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历史人物介绍的设计
要讲好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在课前进行科学的设计。首先所选的历史人物的材料、史实是客观的，正确的，不是主观的，信手拈来的。其次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的介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影响，并能进行客观評价。三是后人对该人物的评价。四是教师自己对该人物的评价。这就要求教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的科学的去介绍不同角色的历史人物，既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求全责备。“如果我们凡事都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对古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轻了是对古人的苛责与不敬，说重了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和庸俗化。”[1]比如，在评价盖棺不能定论的李鸿章时，一定要客观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进行评价。首先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他组建的北洋水师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指挥的失误导致战争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来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落下了卖国贼的骂名。对于李鸿章既不能说他是卖国贼，也不能过分的给他歌功颂德。借用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2]“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语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2]所以，李鸿章就是风雨飘摇之中晚清帝国的“裱糊匠”，大清帝国这所破烂的房子，哪里漏雨，李鸿章就去裱糊哪里。
(三)历史人物典型性设计
在《纲要》教学中，会涉及到不畏牺牲的英雄、让人痛恨的卖国贼、学识渊博的大才子等不同角色的历史人物，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不能主观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人物片面而谈，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来讲，做到详略得当，以突出想要为学生表达的历史人物的精神。例如，讲第四章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节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人物很多，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辜鸿铭等等，不可能一一介绍给学生，这时候就应当坚持典型性的原则，选择讲陈独秀和蔡元培。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大革命中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3]在讲解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讲陈独秀的坎坷生平(观看《百年中国》视频，只有5分钟)，讲他如何创办《新青年》，讲他和李大钊建党的故事，讲他的性格，讲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故事，讲他的学术成就，讲大革命中他的错误，讲大革命失败后他失去两个儿子事实，讲他客死他乡，然后客观评价陈独秀。这样历史人物陈独秀就活生生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且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识。再讲蔡元培。主要讲蔡元培在短短的时间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封建衙门式的学校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大学，他的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理念，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云集了大批知名的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视频、图片、口述的形式讲好这两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就可以让学生很好的把握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提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讲好后面的相关内容铺好了路。
(四)历史人物的生动性设计
在《纲要》课教学中，很多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历史事件很模糊，他们很难真切体会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很难产生独到的见解，所以教师在选择历史人物时，要注重以生动性为原则，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历史人物图像、与历史人物相关历史事件，展现历史人物不同时期的插图和影像资料，尽量生动直观的让学生看到历史人物的外貌、体型、衣冠，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的直观印象。在教学中要运用生动的语言来渲染气氛，让学生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中在头脑勾画出历史人物活灵活现的形象，从而产生深刻人物印象。如在介绍谭嗣同的时候，可以设计向学生讲述鲜为人知的谭嗣同的“剑胆琴心”的雅号。谭嗣同最敬佩的人是文天祥，一生从里到外都效仿文天祥。他经常外穿月白色长衫，佩戴一把文天祥式的剑，浓眉俊目，一身凛然正气。他是变法派中的激进派，不怕流血牺牲。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剑和琴伴随着他的苍茫岁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的座右铭，至此一个有血有肉的谭嗣同的形象就会印在学生脑海中，学生很容易理解变法失败后他不愿逃生苟且于世，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壮举。在教学过程，教师栩栩如生的刻画历史人物形象，才会在学生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巧妙讲好历史人物关键在教师
(一)教师要有丰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要讲好近现代史课的历史人物关键也在教师。首先教师品德要正，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教师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尊重，才能理直气壮的向学生介绍和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如果自己品行不正，学生厌恶，就没有热情和底气讲好历史人物。其次，教师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赢得学生、吸引学生。对一个历史人物介绍和评价视野要广阔，既要有知识视野和历史视野，也要有国际视野，要通过生动而深刻的纵横比较向学生讲清楚问题和道理。第三，教师情怀要深。教师胸中要有人文情怀和家国情怀，心里要装着国家和民族、装着学生，要关注国际国内环境，关注社会民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人物讲活，才能让学生认识到所讲历史人物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启示。第四，教师要严格自律，做到课上和课下、网上和网下言行一致。只有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才能说话掷地有声，赢得学生的爱戴，这是上好思政课的前提，也是在《纲要》课中讲好历史人物的关键。
(二)教师要有很强的课堂组织能力
一节课要上的精彩，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很重要。首先教师要有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交往能力。在课前课后，课上课下，教师要学会和学生交流，关注学生所关注的，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例如关于学生上课玩手机、打游戏的问题，教师不能只讲大道理打压学生，而要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利用好手机。例如学生来不及写课堂笔记，就让学生用手机拍下来课后整理。若要杜绝学生上课打游戏，教师要了解学生目前打哪些游戏，然后正确引导学生。笔者曾经学会在学生中流行的“王者荣耀”和“吃鸡”游戏，了解学生为何沉迷其中。当在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打游戏的感受时，学生哄堂大笑，万分激动，然后顺势引导学生上课不能打游戏，只有闲暇时间娱乐一下，这样一下和学生拉近了距离，学生很听老师话，上课基本上没有学生打游戏，保障了抬頭率。其次教师要有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能力。例如，在介绍一个历史人物前，先让学生介绍对自己心目中的这一历史人物，然后老师补充介绍。在给学生介绍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后，先让学生评价该人物，然后老师评价。这种方式学生一直参与其中，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教师要有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能力。不同的历史人物留给不同学生不同的感受。教师在介绍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激发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动机。例如在介绍近现代科学家时，要激发学生学习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科学发展史。在讲近现代法官、律师的时候，启发学生感受法律的公正和无私。在讲近现代教育家时，启发学生了解教育家教育救国的精神。在讲近现代管理人才和实业家的时候，激发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企业的磨难和历程，等等。第四，教师要具有善于评价学生学习水平的能力。学生听课的状态、回答问题的逻辑性和表达能力、作业的完成情况等老师应该及时点评，并且准确到位，让学生心服口服。当然，教师也应该具备处理课堂偶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等。
(三)教师要具有教学的课后延伸能力
课后对学生布置作业是教学课后延伸的重要环节。适当的布置一些名人传记让学生阅读，布置历史名人撰写的著作和文章让学生阅读，布置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给一些历史名人写小传记。这些方法都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另外在课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将平时上课的内容融入社会实践中，通过社会实践，通过对周边地区相关历史资源的考察，深入了解历史人物的背景以及该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桂林有太平天国纪念馆，有李宗仁府，有白崇禧官邸，有湘江纪念馆，有八路军办事处，有七星公园里的八百壮士墓等丰富的资源。因此，在课后，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把所学理论延伸到社会实践中。要求学生实践后完成相应的作业。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学生通过实践上交了许多优秀的作业，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感谢在实践中的巨大收获。学生以不同的文体抒发他们实践的感受，有写诗的，有填词的，有叙事的，有写评论的，还有通过PPT等方式图文并茂的方式“走近”某一位历史人物的。因此，课后的社会实践，是理论教学的延伸，不但能拓宽知识，开阔眼界，还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的印象，加深对所学历史人物的理解。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要推荐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人物的书籍，以及相关影视材料，让学生能在闲暇之余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更能全面把握历史人物，掌握历史细节，明晰历史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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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我国近代史研究由以往古代的“通史家风”逐渐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史学研究与发展。探究其成因，“碎片化”是宏大叙事被后现代历史学分解后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史学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欲应对 我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必须正确定位“碎片化”研究价值，从“碎片化”着手探索，最终实现中国 近代史研究宏观整合;必须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的理论创新，融合海外先进史学理论，消除掉固有 的一成不变的史学理论建构，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宏观发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碎片化;通史家风;应对措施
见，20 世纪初期我国历史学领域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 变化。
虽然 20 世纪我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观念较为新颖且 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是仍存在一些传统传承观念，且十分 强烈。在我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不 能做到真正的亲民，不能很好地将民众作为研究中心，但 是我国史学研究发展趋势逐渐向大众化、专门化、碎化方 向发展。
三、“碎片化”成因
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承认 的是，“碎片化”后蕴含着相当深刻的史学知识变迁。 归根究底史学“碎片化”是宏大叙事被后现代历史学分 解后的必然结果。宏大叙事体系被分解打破的同时，新 的体系尚未成熟建立，导致史学治史系统处在新旧交替 且没有完善体系的状态，使得史学呈现出“碎片化”状 态。这种形态下的史学“碎片化”就如同自然界中，地 震过后的破碎板块，站在历史学角度来分析，史学“碎片 化”处于一种“非典型”状态。古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 不同的地方在于，后现代史学即便扯断宏大叙事体系一 贯的发展链条，让史学呈现出“碎片化”状态，但是这些 史学碎片仍不受约束与控制，史学碎片之间相互隔离分 解，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规律的存在着，因此称其为碎 片化，就是因为他是分解的分裂的状态，只是片段性的歷 史，不是完整的历史，只是整体中的微观历史，而不是宏 大历史。历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性质完全不同，史学 研究并不像人们臆想得那么简单有序，史学研究反而是 较为混乱且不可测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史学研究背 景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只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 这同样也是当下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基本原因 之一。
另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关键原因主 要是因为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浪潮，导致史学研究“碎片 化”十分显著。二战后，民主化开始兴起，并从中逐渐发 现民主化后下层社会的价值，因此使得民主社会、群众社 会逐一登场，在史学研究中逐渐呈现一种更加广泛的民 主特色，将他们的生活融入与各种历史学当中。这种现 象的出现导致众多人民都在试图挣脱传统的各族，想要 在名族整体之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因此导致 史学“碎片化”日益严重，基于此史学民主化也可以称 其为历史民主化，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同类型的人们，将 自己的历史眼光逐渐放到社会政治层面上来。史学民主 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文化的发展，但其也是中国 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
四、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措施
（一）正确定位“碎片化”研究价值
在我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太过于将“碎片化”的 研究依赖于史学研究人员的史学素养与史学专业能力 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其实就真实的存在于我们自己 身上，并且相关历史学资料也都在我们自身胸怀当中。 只要我们能够在自己胸怀中准确探索到沉淀历史的熔 炉，就可以将确定的历史变为真实存在的实物。”这段话 中提到的“我们”指的就是史学研究者，史学工作人员， 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历史发挥出的主观作用， 但是人的主观想法与思考仍对史学研究有着很大程度上 的影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碎片化”上，不论史学研究者的历史研究多么的内容广 博，言简意明，都应使得历史研究具备总体性与前瞻性的 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够有效掌握与把握科学正确的历史 研究宏观架构，切勿就微论微，切忌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上连点成线且做到排线成面，站在微观历史教学去着手 研究，从“碎片化”着手探索，最终实现中国近代史研究 宏观整合，确立宏观整合中国近代史研究意识，从微观到 整体，从碎片到宏观。
另外要想有效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首先 就需要重视“碎片化”的研究与存在价值，不要极端地 去定义“碎片化”，应重视“碎片化”与“整体化”两 者之间的统一性，切勿将两者作为对立面。具有宏大体 系的碎片化历史是具有研究与探索价值的，不能只因其 史学研究内容细碎多元就忽视了碎片化史学的价值与意 义。在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时，要秉承上文 当中所阐述的态度去研究与探索分析，重视“碎片化” 与“整体化”不同的价值所在，将两者进行紧密联系，重 视与发现“碎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将此思想观念 贯穿于史学研究者的思想当中，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发展，实现“碎片化”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在将学者进行分类时，通常以横向型人才与专 业人才进行分类，所谓横向型人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 才，而通才与专业人才是当下近代史学研究者中两种典 型学者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也分为两 种不同层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 “碎片化”进行探索治史时，并不是专业人才学者偏重， 通才偏弱，而是需要在碎片化史学研究过程中，重视通才 与专业的融合，两者相互补充，融会贯通，做到在中国近代 史碎片化研究当中通才与专业兼备，更好地实现较难达到 的史学研究目标，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碎片化发展。
最后，若你是一名史学初学者，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丰 富自己的历史学视野，增强历史学敏感度，从基础中锻炼 与发展史学专业能力，从而避免自己陷入史学碎片化的
问题当中。
（二）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的理论创新 站在历史学自身角度来分析，纵观近年来的我国史 学发展趋势，主要是以历史理论逐渐发展到让位与史学 理论，然后在参照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探索追溯，最终被历 史知识问题拷问所替代。比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
30 年，史学界较为重视对“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 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 及汉民族行程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被称为上个世纪的 “五朵金花”，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我国史学又比 较热衷于对“历史认识论”的史学讨论与研究。再又一 个 30 年中以致又一个 30 年过后，相关历史问题被长期 搁浅，研究讨论甚少，直到出现一个乏人问津的局面。近 年来虽然我国史学研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与进步， 但是史学研究整体状态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与调整，仍 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历史研究层面上，因此近代史学研 究中，为了颠覆以往传统史学研究观念，需要重返历史本 体，纵观中国历史全局围绕重点问题展开探究与讨论，正 视碎片化问题，从而才能摆脱碎片化困境。
经历史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史学研究重大突 破都是建立在以理论创新为基础的前提下。而中国近代 史研究碎片化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史学界思维能力的枯 竭，思想观念的退化，导致史学界出现碎片化，并得不到 有效遏制。因此基于此广大史学研究者应以蓬勃发展中 国近代史为目标，积极引进海外新颖的理论进一步推动 我国史学界的发展，融合海外先进史学理论，做到我国近 代史研究理论根本性创新，消除掉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史 学理论建构，推動中国近代史研究宏观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近代史研究当中，“碎片化”的重 要性在于史学研究方法论与史学观上的差别，因此我们
应重视开阔历史视野，提升历史眼光，打破历史碎片局 限，更好地领悟与体会碎片化的意义与价值，另外在随着 方法与史学观念的转化，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层 面上发现，以往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历史碎片，随 着方法与史学观念的转变逐渐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历史玄 机与存在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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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润生（1993—），男，汉族，湖北十堰人，单位 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 究方向为专门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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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细雨润物 相得益彰：思政素质教育在高校历史课堂同样精彩
11、试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
12、评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
13、记忆中国近代史知识的几种方案
14、略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
15、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分
16、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
17、关于中国近代史中“范式”问题的理性思考
18、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19、中国近代史与乡土史结合，开展素质教育
20、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21、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22、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派别的辨析
23、中国近代史纲要教育功能的探索
24、一张债券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25、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新”在哪里
26、文书写作在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27、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养生之道
28、道德教育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学
29、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救国思潮
30、中国近代史述略及学习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31、从李鸿章谈到中国近代史
32、中国近代史遭遇的省域视角
33、学习中国近代史必须掌握两个过程
34、中国近代史教学中铸魂育人案例探讨
35、基本问题与基础史料：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的思考
36、票号：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革命
37、浅谈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的划分
38、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多种经济成分及其历史启示
39、新视角看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40、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41、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42、浅析“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切入点研究
43、中国近代史上“西画东渐”的背景及影响
44、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
45、中国近代史教学与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46、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重要旗帜
47、杨度，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
48、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另外14个“共产党”
49、家国情怀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实践思考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想要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脚步，就要改进农村金融制度体系和发展，实现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路径依赖
一、发展全面的农村金融市场
随着农村的全面变化，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了新的变化。应农村金融市场所需，政府部门应给予一定的支持，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的环境、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1.发展农村保险市场。想要发展全面的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村保险市场。一是应该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多种有利于农村金融建设的多种保险。新推出的保险要价格低廉、保障适度，为申请小额贷款的农民提供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二是要创新经营模式。由国家支持成立农业保险工司，实行因地制宜的多种保险，加大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和加大农民自身的利益；三是改变投保对象。要由单一的一个人投保形式逐渐成为组织和团队投保，可以对组织、团体投保对象适当降低投保要求。
2.大力发展农村的信贷体系。依据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农村信贷体系。鼓励商业金融市场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此加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政府支持农户自主创业的贷款，降低信贷还款利率，开发多种试用信贷方案，加强农村近代消费。还可以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抵押担保。可以用使用权、订单、固定资金、粮食、房子、土地、产权等进行抵押信贷。
3.发展农产品的期货市场。想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力开发农产品的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有两点好处：一是风险转移；二是发现价格。依据这些好处，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对于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应采取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农产品的期货品种。例如，发展水稻、黄豆、香油等农产品期货；加大食料、化肥这些农产品肥料的期货开发；加大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保值，提升农户们的种植价值。
二、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和有效干预
1.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要从两大部分入手：一是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二是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软件金融设施。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说，农村金融市场在制定发展方面、规划和建设要考虑交通、安全设施、营业场所等。一些条件便利的农村地区可以推广流动信贷、保险服务，使农民享受金融市场带来的服务。同时，还要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人才工作素养和创新能力，从软件方面来说，国家应该尽快颁发一些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条令和资金补助等，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竞争原则，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合法交易，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体系。
2.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干预。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干预的目的就是维持市场机制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弥补市场缺失的作用。想要彻底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干预，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不仅对农村要给予生活、医疗和教育的投资，还要投入资金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并给予技术帮助，提倡中、大型企业对农村投资；第二是让金融机构投资农村，达到一定金额时可以适当减少税收。还可以赋予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同的任务，让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相互合作、共同完成。
三、加大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理力度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其中的管理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选用“多元复合式；综合监管型；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我国现今的管理行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这样的监管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而且还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和稳定。因为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所以还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规范实施。现今要改善监管体系就要做到：一是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外部监管与协调，达到目标一致，形成目标统一为农村金融市场管制所服务；二是政府要尽快出台一些相关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条令，从而实现依法管理。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管理，形成新的管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从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管理体系。
四、给予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定位及有效监管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性并隐与地下的一种民办金融组织，我们可以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能出现在台面上是因为法律对它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就此我国可以出台一些相关法律条令来监管农村非正规金融，用法律条令来促进、规定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还可以将“高利贷”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赋予他们合法地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收购、兼并。有了法律条令之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就属于我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可以正大光明的了解非正规金融的内部资金流动情况和业务洽谈等内部消息，可以对非法交易记性提前防范、制定管理措施。引导非正规金融正规发展，减小金融风险。
五、结论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建设实体条很长的道路，它依赖于国家等方面对它的扶持和帮助，并依靠其自身的价值和制度的有效监管体系。相信，今后农村金融市场在国家和各界的支持和扶住下的发展会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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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克崮.建设中国草根金融体系促进草根经济发展和城乡就业[J].管理世界.2011，22（11）：88-89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方文化 近代 科学革命 历史影响
美国科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说：“直到16或17世纪，我们整个地球上的文明有数千年之久一直集中于地中海沿岸附近。在基督教时代，地球上的文明也大都是由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莱人的文化构成。”他还说：“我们必须把科学革命看作西方的创造性的产物——取决于只有在西欧才有的那些复杂的条件。”然而，这种观点会遇到下面这样的反诘：既然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一直占据着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她不直接产生近代科学，而非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为什么近代科学一反古代唯理主义的传统，本质上是经验和实验的，与东方传统科技倒有许多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近代科学的确产生于西方。但是它的产生除了经济、政治和地缘因素外，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间的相互融合与创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说的东方文明或文化是一个异质于古希腊及整个欧洲文明或文化的整体。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这种整体的东方文化包括宗教、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等。过去有关东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包括科学革命)关系的研究，较多地是把东方文化中的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拿来进行比较，缺乏整体的观照意识;或者满足于一一对应式的比附，把东方文化纳入先入为主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概念框架中，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以西方文化中“所有”来对应东方文化中“所无”，自然也就谈不上东方文化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笔者认为，东方文化在近代以前很长时间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过度的理性主义传统起到了纠偏、涵化和升华的作用，对西方科学中疏离价值、缺少人文关怀的“先天不足”，起到了“培补”的作用，在总体上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潜在的、积极的、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东方文化的这种影响，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产生的。
一、 古希腊科学遗产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古代希腊的科学体系为人类奠定了认识和理解自然的基本方式，古希腊科学成为人类科学精神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然而，古希腊科学自身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几何学的片面发展。几何学是古代数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古希腊有影响的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把几何学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几何学是认识和理解自然的一种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和途径。随着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的形成，希腊几何学更是君临一切。例如，大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其创办的学园门口高悬“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几何学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只有用几何学说明的科学真理才是完美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希腊人把数学主要限制于几何，从而延缓了算术和代数的发展。随着数学范围的扩大，用几何方法会使证明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清晰地表达概念，避免矛盾性，希腊人把几何作图仅限于直尺和圆规，数学表达仅限于正整数。这虽然有利于一些数学问题的解决，却也回避了不可通约数和无理数。正如数学史家克莱因所指出的：“由于他们未能把无理数定义、接受并且在思想上搞通它是数，他们就硬是把数和量区别开来。结果就把代数和几何看成是不相干的学科”。同时，“由于他们怕无穷步骤，所以他们也与极限步骤失之交臂。”“希腊人坚持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证明这个美德，从数学创造发明来说却是一个缺点。”
第二，对演绎推理逻辑的过分推崇。从早期作为演说术、论辩术的“辩证法”，到后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希腊的逻辑学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不过，这个逻辑学主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原本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由已知进到未知的重要逻辑工具，但在希腊人那里，这种逻辑工具受到过分的推崇，即使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演绎推理也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就说道，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其中包括真正推理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妨碍了人们对自然的探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有重演绎、轻归纳的倾向。这一点，对形式逻辑本身是致命的。正如科学与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所想的这种完全是逻辑的观念，表面的严格性是很吸引人的，却对后来的自然科学有很大的阻碍。”例如，有一些概念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质，他们很难像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那样被归入证明的科学。人们处理实际的变化事物时，不可能每次都从原因直接推论出结果。
第三，对纯心智概念和形式化的迷恋。与上述两个局限性相联系，希腊人迷恋于纯心智的概念和抽象思维。他们普遍强调理性高于感性。柏拉图认为，“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且正确地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的话，我们就也应该象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见的事物。”由于这样一些观念，希腊人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往往不是从研究的特定对象出发，而是从纯粹的心智概念系统出发，以经验事实穿凿附会于既定的概念、形式系统。这样，“早期的希腊哲学坦率地建立在对可见世界的观察基础上面。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手中，哲学的探讨更进一层，从现象问题追究到背后的实在，从自然哲学走到一种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例如，在天文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分为不完善的直线运动和完善的周围运动，而本体的运动是圆周运动，因而是完美的运动。他进一步以地球为中心，把宇宙划分为由若干同心圆组成的封闭的圆周状体系。尽管当时也有人根据观测事实而加以反驳，然而，由于对所谓“形式完美”的追求以及“神”的外在表形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地心说”得以保存下来，并经过托勒密的系统化，统治天文学界达1000多年。对此，科学史家李约瑟总结道，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是希腊几何学精神出人意外坚固的物质化”，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极端化和混乱”。
第四，轻视经验技术，忽视科学的功利性。古希腊人始终抱有以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方法揭示自然奥秘的信念，对自然的好奇和理性求知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尊敬的，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时说：“美德即知识。”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并不乏对科学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强调了求知与求善的统一。然而，他们对科学的价值评判更多地是局限于知识论的领域内，他们通过求知而对自然的认识并未同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联系起来，因而，那种面向现实的
技术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和实验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柏拉图学派认为，探究物质的东西要比追求精神的东西来得卑微。手工工作即使是为了科学的目的，仍被视为有损于哲学家的尊严。西塞罗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指出，一切手工艺者所干的都是粗鄙卑贱的工作。这种倾向造成古希腊学者与工匠的分离，学者大都不愿从事技术研究和讨论。因此，“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理念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理论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于促进实验科学的事业的。”这种情形造成了古希腊在技术上的成就比不上古罗马和中世纪，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世纪的学术特征。
总之，古希腊的科学并不像那些“欧洲文明中心论”的人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缺，它的优点常常是与它的缺点并存的。而且，这些缺点或局限性又是受到那个时代和环境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谈到希腊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希腊人的思想还受到缺乏知识的妨碍，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简直对于人类的以往毫无所知，最多不过有一些锐利的猜测。他们的地理知识超不出地中海盆地和波斯边境的范围。关于伯里克利时期的修泽、珀塞波利斯、巴比伦和孟菲斯等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远比他们当时多得多。”很明显，这样一个带有“先天不足”的科学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庞大知识体系的。事实上，到古罗马时期，希腊化的科学已呈衰微之势。
二、东方科学技术的优长
东方诸民族的文化不仅在宗教、哲学上，而且在科学与技术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类同性。例如，中国、阿拉伯和印度，在天文学上很早就发展起二十八宿体系，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都具有官方性质。而且，东方诸民族的科学文化与古希腊科学的科学文化相比有自身的优点。这种“优点”确保了东方科学技术在中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领先于希腊和整个西方。归纳起来，东方科学技术的优长有以下4点：
第一，独特的算法体系。东方人很早就对数学和计算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人用一种位数权值体系的重要技巧，对所有的数、包括整数和分数进行运算。他们开创了非常方便的六十进制，我们在度、分、秒的角度计量的时间划分上仍然保持来自他们的传统。”公元5至12世纪是印度数学的全盛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算术和代数方面。大约公元6世纪，印度产生了十进位制数码，也称“阿拉伯数码”。印度数学家婆罗摩及多在公元628年左右给出了正负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印度人还大胆地引入了无理数，并能进行正确的运算。可以说，“古代印度对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我们现在用的记数法，以及一般代数演算方法。”其实，印度的记数法大大晚于中国的十进位记数法。而且，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使用空位来表示零号。中国古代数学也是东方算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还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中国仅汉代以来创造的解多元一次方组的“遍乘直除”算法等，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经验性的法则，而应当被看作是高度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
第二，丰富的科学发现方法。此即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更多采用观察、实验、归纳、计算、类比、论证、揆度甚至体验、冥想、顿悟、直觉等方法。以天文学为例，东方诸国的天文学都比较发达，其对各种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历法的完整和系统以及计算的准确性等都要远远高于古希腊罗马科学。在科学理论的表现形式方面，东方科学家往往采用隐喻、象征等非逻辑手法。例如，在阿拉伯最著名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那里，“他那早期更为纯理论的著作中所潜在的思想里的神秘主义倾向，显示在《训导书》和一组高度形象化的论文中”，他的著作“偏爱并不只是包括使用寓言或神话的专门问题。它是体现对哲学评述的推论形式所具有的不满意精神”。因为，“真主”即是真理，通往真理的道路，除了理性以外，还有神秘主义所特别喜欢的意象和冥思。
第三，高度重视经验事实。与古希腊研究抽象的概念、构造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不同，东方科学技术更注重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和对理论的检验。中国古代对几何学、物理学以及逻辑学有重要贡献的墨家学派认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肯定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瞽者不知墨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主张“取实予名”、名实相符，强调对意见判断的检验。与此相类似，古代印度的顺世论派主张认识的对象就是物质世界，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其“顺世论”一词即具有面向经验世界的意思。
第四，实用科学和技术发达。东方的宗教、哲学都有一套道德行为规范，教导人们抑恶扬善，以通向天国乐园或进入涅磐境界：主张通过知识、技能和劳动而获得幸福。因此，科学技术都有着浓厚的伦理、实用色彩。伊斯兰科学的起源和发展与《古兰经》和“圣训”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认为，知识与“安拉”的某一显现有关，因而知识是有神性的。中国古代先哲强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认识自然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化成天下”，所以，“天文”与“人文”并重，科学技术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古代人发明了丝织、制瓷、造纸、建筑四大技术体系。其中，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称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显示出东方实用技术的独创性。这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中，即实用科学门类齐全、蔚为大观。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980—1037)将科学部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称为实践科学。主要包括(1)治国的科学(政治学)，(2)厚生的科学(经济学)，(3)修身的科学(伦理学)。一类是与自然有关的，称为理论科学，主要包括形而上学、数理科学和物理科学。而其中又具体分为实用数学、实用物理学等等。从中可看出，阿拉伯科学十分注重应用科学，他们研究的“目标在科学史上是与前不同的，他们是为了要支配自然界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时，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指出：“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善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
三、东方科学文化西传欧洲的主要方面
总的来看，西方中古时代的科学出现相对停滞，而东方科学在同一时期却一路领先，东西方科学此消彼长。这样，东方科学之“流”伴随着民族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政府外交、领土扩张、民族征服等现象，源源不断地流向中世纪的西方。归纳起来，东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文化的西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宗教方面。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均发源于东方诸民族，尤其是西亚诸民族。其中，对西方影响最大、扎根最深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左右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公元1世纪30至40年代，耶稣所选使徒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起初期的教会。公元2世纪，基督教遍布整个
罗马帝国;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此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科学史家萨顿说：“基督教是把希伯莱精神和希腊精神连在一起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早期的基督教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发生了融合，但基督教的东方源头和精髓仍然保留着，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如此。此外，把基督教看作是东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还在于基督教不断地受到伊斯兰教、佛教的渗透和影响。例如印度宗教典籍《奥义书》的思想通过教父派奥古斯丁传入西方，影响了当时的基督教。对于科学而言，宗教并不像过去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总是与科学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与冲突中，在许多时候它不仅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而给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某种母体般的孕育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宗教的西传及其长期的浸润，“十七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点是后来才有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圣经》中上帝的唯意志的统一，还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坚信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有秩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性才有可能去整理和约束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从中引出科学规律。正如丹皮尔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是对这种唯理论的反抗;科学诉诸无情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是否与预定的理论体系相合。但是，这种唯理论却有一个必要的假设作基础，那就是，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一的。”
其次，哲学方面。随着东方宗教的西传，东方哲学也传入西方。应当说，东方的哲学与宗教是不分离的，但有意识的理性思索相对说来要晚些。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伊斯兰哲学较早与地中海西岸的文明发生联系。公元8世纪，随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阿拉伯人的哲学与科学著作大规模地从东方输入西方。到了12、13世纪，伴随着拉丁西方大规模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再次大规模地从东方传入西方。这对西方的科学产生了影响。例如，阿维森纳批判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强调经验的价值，以亚里士多德的“有论”为手段，对新柏拉图的“流溢论”进行了改造，这种哲学思想启发过托马斯·阿奎那和唯名论者的哲学思想。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维罗伊(1126—1198)以及其后所形成的阿维罗伊主义对西欧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科学史家、物理学家迪昂甚至认为，1277年应作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日子。因为这时的阿维罗伊主义者已被正式剥夺了在神学上职责，他们更加可以在世俗中进行关于自然的研究。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比较集中的西传在时间上要晚一些。1298年，意大利商人兼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了他的《东方见闻录》，该书很快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向西方人打开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一扇大门。明清之际，西方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向西方大量地介绍包括中国哲学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哲学包括宋明理学被大量地介绍到西方，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不仅影响了培尔、伏尔泰等具有政治家气质的哲学家，而且影响了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具有哲学家气质的科学家。而这些人都是其所在领域的旗手，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1737年，哲学家卢多维西在《评论莱布尼茨哲学之全部发展》的序言中指出：“莱布尼茨与沃尔弗两人世界观的发展史，是有两重来源，一个是柏拉图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法国汉学家安田朴评论道：“如果认为中国哲学当时已经触及到了欧洲，如同基本在此前后的阿拉伯思想已触及到中国一样，无疑会使教理改变方向，那也并不为荒谬之说。这完全如同阿维森纳和阿维洛埃斯改变了阿尔贝尔·勒格朗，托马斯·阿奎那改变了基督思想一样。”
第三，科学思想方面。通常认为，公元8至10世纪期间，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翻译运动”，他们将古代希腊、波斯以及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从而使大量古代学术著作被保存了下来。约在1100年至1200年期间，这些学术著作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特别是拉丁语，又重新回到了欧洲。但是，在这样一场持续的伟大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并不只是起到一个“储存”和“传递”的作用，穆斯林世界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的独到贡献也影响了西方。如在代数方面，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是通过巴斯的阿得拉德等翻译家的译介而传播到欧洲的，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花拉子米的代数学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由之而为西方人所熟知，并且是中世纪欧洲各大学主要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了16世纪。也正是通过花拉子米的著作，印度——阿拉伯数字传入西方，并对西方数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如果带着科学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独有产物这样的先入之见，那么阿拉伯学者所做的重要贡献就很容易被忽视。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科学的数个世纪中，穆斯林学者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只是重复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来的遗产。”
16至18世纪是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大量西传的时期。历史学家考狄的《中国书目》(1878年)所列，从1645年至1742年，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的书籍有262部之多。这比当时西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数量要多。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邓玉函是伽利略的好友，在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仅把西方天文学介绍到中国，还曾经写信给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把《尧典》中关于星辰的记载告诉了开普勒。他无疑也顺便把中国推算交食的方法告诉了开普勒。而后者也收到了关于《书经》、《诗经》、《春秋》以及历代史书中记载的日食报告。邓玉函的信和开普勒的评论于1630年用拉丁文发表以后，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7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搜集了大量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和研究资料，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论著。这些介绍和研究不仅改变了欧洲学者对中国天文学的看法，而且直接影响了18、19世纪欧洲的重要天文学家。研究表明，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天象记录记载了黄赤交角的变化、彗星的回归周期、流星的观测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注意到宋君荣有关中国古代二至日圭影观测的手稿，并整理出版，为黄赤交角变小的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四，实用技术方面。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获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和更为迅速的进展。此外，它们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即使还没有系统化的许多科学事实(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十二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十世纪以来逐渐出现，而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在计时上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的机械时计。”李约瑟指出，中国“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除此
以外，东方技术的西传还给西方世界带去了东方人的实践方式和实用理性，因为技术系统所蕴含的恰恰是人与自然的功利性的关系，它不仅帮助人们认识自然界，而且帮助人们改造自然界，从技术的改进中使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利益。
最后，审美观念和艺术形式方面。如在11至13世纪的“东学西渐”过程中，西方文学中的传奇、故事、诗歌、寓言等，建筑艺术中的教堂建筑、城堡建筑和微型艺术等都留下了阿拉伯及拜占庭的印记。又如，随着丝绸、瓷器、漆器等器物用品的西传，中国的工艺美术很早就传到西方。从10世纪开始，中国的绘画、服饰、工艺、建筑、园林以及文学大量地传入阿拉伯、印度，并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东方艺术的西传还给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以极大的激励。如但丁的《神曲》不仅受宗教文学的寓意和象征手法的影响，而且受到穆罕默德的登霄故事和阿拉伯诗人麦阿里的《饶恕集》的影响。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吸取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在16、17世纪，中国艺术和风物在整个欧洲极为时兴，以致形成了欧洲17、18世纪以法、德为中心的“洛可可(Rococo)运动”和18世纪的中国园林运动。很难想象，伴随着东方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巨大潜流，西方人仍然固守于片面的逻格斯主义，而不朝着感性认知方式迈进。
四、近代科学从东方科学文化中获得的灵感和启发
东方人以自己独有的自然观，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给予西方近代科学以直接的灵感和启发，促成近代科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一些关键方面取得突破。下面试举近代物理学、近代天文学和数学3个方面的例子对此做简要说明。
首先来看物理学。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占绝对统治地位。按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一切地上重物体都具有趋向宇宙中心的自然运动，圆运动是基本的、第一位移。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运动者皆有推动者推动;推动者和被推动者一起(中间不夹任何东西)。这种运动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长度内，由推动者所施加的恒定的力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加速度，在整个运动期间只是匀速运动。同时，按照这种观点，运动不可能在虚空(真空)中发生。因为物体的速度是与其遇到的阻力成反比的;如果阻力减小到零，速度将会趋于无穷大，物体会在瞬间由此处到达彼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反对“真空”学说的理由之一。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观察事件不相吻合。例如，一支射去的箭在离开弦接触的一瞬间，本应落地，然而它却作了一个一定距离的抛物运动：当它落地时，本应该是匀速运动，却作了加速运动。这两个“反常”显然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质疑，也是开启近代惯性运动理论的门径。在通常的科学史中，由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到近代伽利略的运动理论是一步跨越的。但实际上，近代运动理论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中世纪的阿拉伯的“原动力”说。所谓“原动力”(也称“冲力”，impetus)，是指在一个强制运动中一些非永久的、短暂的形式注入到运动体内，因此只要该形式持续存在，物体的运动就是可能的。在欧洲中世纪经院自然学者讨论这一概念和问题之前，阿拉伯的学者们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阿维森纳把注入物体运动的力称为“倾向”(mail)，他把它设想成初始动力的一个工具。物体在失去动力之后能借助这一工具持续运动。阿维森纳区分了3种类型的倾向：精神的、自然的和强制的。按照阿维森纳的观点，一个物体所接受的强制倾向与其自身重量成比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把一个铅球掷得比一块轻木或羽毛更远。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物体在一个虚空中强制运动，他将无限运动下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让它停下来。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布尔·巴拉克特(?—1164)所持的冲力说与阿维森纳有所不同的是，倾向是非永久的和自耗的。很有可能，阿拉伯学者的思想通过阿拉伯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传至西欧，在那里影响到罗杰尔·培根、让·布里丹、奥里斯姆等人。迪昂在其1906年和1909年发表的著作《静力学的起源》、《达·芬奇研究》两书中探讨了近代力学思想的源头，指出14世纪巴黎大学学者对冲力说的探索很可能受到阿维森纳等人的影响，而这些巴黎学者又影响了其后的伽利略、托里拆利、牛顿等人。笔者认为，统观西方科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到牛顿的“上帝之手”，依靠外力来推动物体运动的思想始终是西方科学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其中很难产生“自己运动”、“原动力(冲力)”的思想萌芽。与之相反，东方科学大都强调宇宙万物的内在动因，强调运动的生生不已。J·皮亚杰、R·加西亚在《心理发生与科学史》一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静态宇宙观中，一切运动(除了由神力推动的天体的永恒运动)都被认为是作用于物体的“强制力”。在这样的概念体系下，惯性定理是难以想象的。倒是在中国的运动的永远不停止的观点中包含有惯性思想。例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皆是如此。由此可以推论说，近代惯性理论的形成是东方“原动力说”与西方“第一推动说”相互融合的结晶。
再来看天文学。近代科学是从近代天文学开始的。近代天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天文观测记录和材料的大量涌现。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不乏古代遗留下来的完美的宇宙论体系，这种宇宙论体系成为一种范式，规范着其后的各种天文学学说和理论，即使是哥白尼天文学，在范式上说，也不过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几何宇宙论的延续。在哥白尼天文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的圆周性和均匀性原理仍是其主要的依据和出发点。
那么，是什么彻底打破了这样一种僵局，谁是近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革新者呢?是来自东方的经验性的观察和独特的天文学思想，是接纳这些观察资料和思想的第谷和开普勒等人。巴特菲尔德指出：“第谷·布拉赫正是这场革新的第一位领导者，他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假说，而恰恰是由于他遗留给他的继承者的那些所谓‘混乱’的观察资料。”那么，接着要问的是，这些观察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第谷一个人做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应当看到，在第谷以前就有许多观察资料与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不相符合，这些“反常”的观察往往作为特设性的假说的基础而保留下来。但是在中世纪后期，新的天文学观察资料大量产生，其主要来源正是阿拉伯的天文学。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很早就有观测天空的传统，他们依靠星辰来识别游牧和旅行的方向，或根据星辰的变化来判断气候的好坏。为此，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天文观察资料，例如，发现了很多新的星体并编篡出新的星体目录。他们还把数学应用到天文学当中，例如，利用正弦计算和三角学知识在天文观测中获得更高的精度。最重要的是，他们修正了托勒密以地心为核心的体系。例如，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1201—1274)等人认为地球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他们对西方的地心说进行了不懈的批判。正是由于阿拉伯天文学的巨大影响，科学史家贝尔纳甚至说：“假使曾让天文学中断，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就不会现成享有留给他们的大约900年的观测资料，而现代科学所依据的那些有关键性
的发现，或许要迟许久才作出，或竟始终作不出。”
其实，中国古代天文学也以其完备而精确的观察记录间接地影响过近代的西方。李约瑟指出，中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编写的中国天文历法书籍曾在14世纪的阿拉伯大量刊行，这种历书和星历表被称为“大昆”，1328年曾印行300万册以上，后来有些印本还进一步传到西方。还有学者如塞迪约(1844)曾引证17世纪贝蒂尼的观点，认为中国和阿拉伯在汉代就一直存在着接触。中国和阿拉伯所采用的赤道坐标系和使用赤道仪可能对吉马·弗里西、第谷等人有影响。李约瑟推测道：“也许受到东方某种影响的结果，第谷才放弃了古典的黄道坐标。”他还大胆地提出，中国人完全不相信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固体天球的思想，究竟是不是促使欧洲中世纪宇宙观发生崩溃、并对近代天文学的诞生有贡献的一个因素，是值得进行专题研究的。李约瑟还认为，欧洲天文学家把圆圈子当作最完善的图形，“一直到开普勒，才从这种顽固思想中解脱出来”。
最后来看数学。近代科学在数学上的伟大创造，一是解析几何，二是微积分。数学史家们普遍认为，微积分不仅为近代科学大师们推论宇宙定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为创立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提供了源泉。然而，微积分的创造并不只是西方人独有的贡献，东方人的智慧也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灵感和有效的方法。吴文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到西欧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乃是通向所谓近代数学的主要的两大创造，一般认为这些创造纯粹是西欧数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古代数学决不是不起重大作用(甚至还是决定性的作用)的”，“我们甚至不无理由可以这么说，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希腊式数学的产物”，“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笔者认为，吴文俊先生的这些判断是深刻的，如果能够把中国数学对近代西方的贡献纳入整个东方文化内来考量，似乎就更为全面些。就整个东方数学来说，其对微积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宗教)的启迪，二是算法的融入。
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大都主张通过某种沉思达致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对永恒与深邃的领悟。东方宗教对于“无限”是宽容的，哲学亦然。而希腊自然哲学则不然。如前所述，关于“无限”、“无穷小”的问题，希腊的科学是刻意加以回避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实无限”与“潜无限”观点，使他无法解决连续性的问题。这倒不是说希腊人没有对“无限”、“无穷小”等问题进行过思索，而是说他们过去那种过渡的理性主义难以有效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而由于东方哲学和宗教的传入，一种关于“上帝”宇宙观以及诉诸于信仰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使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有了新的视角，过去难以理解的“无限”等问题变得容易起来。例如，库萨的尼古拉对于“无限”概念的丰富想象正是与他作为红衣主教对“上帝”的理解分不开的。而这一点对后来的微积分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数学史家波耶说得中肯：“中世纪的贡献主要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来思辩地讨论无限、无限小和连续，以及关于运动和可变性的新的观点。这些论著对微积分方法和概念的发展，起了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作用。”其次，正如学者李文林指出的：“算法精神在文艺复兴之前就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被欧洲学者所吸收，并给出了最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的诞生。”的确，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就体现了算法精神，阿拉伯数学和印度数学也有鲜明的算法特征。公元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的《算经》一书出版，阿拉伯——印度数码和东方算法体系开始引起欧洲的广泛注意，并逐步改变了欧洲的数学面貌。与算法体系相联系的是对许多有关“无限”、“无穷小”、“极限”等概念的理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了极限的概念。刘微在《九章算术注》的“割圆术”中继承发扬了关于极限的思想，而且比古希腊阿基米德的“穷竭法”更为简便。祖冲之之子祖暅在计算球体积时，’应用了“祖暅原理”，用“不可分量”法求积。这些思想连同阿基米德、开普勒、卡瓦利里等人的思想，可看作微积分的思想的不同渊源。从算法的角度来看，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间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曲率、求物体计算、曲线求长等。从16世纪中叶开始后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例如，开普勒的积分学实际上是作为测量酒窖的求积术而发明的。在这里，开普勒为了寻求体积算法，可以说是自觉地回到了非公理化的经验几何学上。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和积分，并进一步指出它们的互逆关系。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日本数学家佐佐木力在其“走向真正世界性的数学是编史学”的报告中指出：17世纪的欧洲数学是古希腊的证明数学、印度的数字计算以及伊斯兰文明的代数学的“混合体”，是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以来几个世纪持续传入的东方数学和希腊化数学共同“发酵”的产物，因此应被称为“欧亚数学”(Eurasian mathematics)。
五、欧洲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如果说东方科学文化的有益成果对西方近代科学是一种直接刺激，那么，由东方科学文化促成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则是一种间接的孕育。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所谓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非积累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作为一种“范式”，近代科学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希腊的科学，它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但是从文明的传承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来看，这一事件并不像库恩所夸大的那样是历史过程的中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透过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件前后的历史的、积累的、渐变的过程。这就是在古希腊形成的理性主义的框架内，逐步地肯定和接受了其他文明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在某些时期甚至更强调后者。由于这样一种转变，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一次大的转型。当然，这种转变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从时间上来说，从7、8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大致定型，最终形成所谓“理论经验论”。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东方科学文化一向重视经验的方法，也较早进行过科学实验。例如，阿拔斯王朝第三位哈里发(775—785年在位)迈赫迪时代的穆阿台及勒派教义学家查希兹，在其撰写的《动物志》一书中，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观点，他强调经验事实对观点的检验。他用经验事实来检验亚里士多德关于雌麻雀寿命长、雄麻雀只能活上1年的说法。他说：“大概与肯定是两回事，因此应当了解两者的区别，认识例证与准例证的区别。”这种经验的方法随着阿拉伯著作的拉丁文本的大量翻译，肯定会对西方科学产生影响。研究表明，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的罗吉尔·培根与东方科学文化有过实质意义的接触。苏提尔(W.E.Soothill)
所著《中国与西方》与罗伯特斯(EM.Robets)所著《西方旅行中国记》两书均述及13世纪罗吉尔·培根与中国的关系。意大利科学史家米埃里在其1938年写出的《阿拉伯科学》一书中也指出，阿拉伯学者阿尔哈金(哈塞姆)、阿维森纳对罗吉尔·培根思想的影响。这表明，培根高度重视感性经验，提倡实验方法，是有东方文化渊源的。在哲学上，他主张唯名论，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实在论。他指出：“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分被认识”，“推理作出一个结论，并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但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他举例说，经院哲学家们硬说只有用山羊血才能切开钻石，但这种说法从来未通过实验。科学实验表明，能切开钻石的不是什么羊血，而是钻石的碎片。因此，“培根高出于同时代的哲学家，事实上还高于整个中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地方还在于，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这是心理态度的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只有在详细研究了当代的其他著作之后才能领会这种革命性改变的意义。”在培根之后，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康等人继续坚持唯名论的立场，进一步加速了经院哲学的衰落。“由于唯名论的复活，人们对直接感官知觉的对象重视起来，这种精神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实验，促进了归纳研究。”
二是东方技术的输入，从实践的层面上促成了学者与工匠、探究与实用、理论与工艺技术的统一，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提供了最切近的物质基础，进而在科学活动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人们常常谈到地理大发现对近代科学的重要作用，可是，葡萄牙人正是在阿拉伯和犹太人天文学的指导下进行探险的;意大利人进行航海时使用的正是中国的罗盘。有了这些技术的先导作用，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改变了。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越过了赤道，发现热带地区以及南半球都有人居住。做出这些发现的人都是一些水手、机械师、工匠和领航员，即所谓“未受过教育”的人，这一事实对自然哲学中那种学究式的冥思的声誉似当头一棒。16世纪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恩斯(1524—1580)写道：“未受教育的水手以长期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导师，而学者只凭科学和纯粹理性进行判断。但我已经注意到，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水手宣布为真理的东西却被学者论证为不真实的和错误的。”60年后，英国牧师威廉·瓦茨(William Wates)于1633年讲得更为直率：“哲学家的思想被航海家的意外发现驳倒了。”不仅对自然哲学思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纯粹的数学的研究也发生新的改观。例如，波耶指出：“数学是宇宙结构的基础这个观念，十六、十七世纪时又有所变化。在数学中引起这种变化，是由于对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从阿拉伯传入，后来在意大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代数不那么审慎而更侧重于实用的结果。”当然，这不是什么“不审慎”，而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整个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领域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一场“形而上学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这场革命被他们的成就强力地推动并并入正规，它似乎暗示了在科学中还潜伏着另一个潮流，这个潮流虽然踌躇而缓慢地流动着，但在趣味和成效上仍然是科学的。它的方法完全是经验的和实验的，但不是数学的。”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感性经验、形象思维的重视，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最先表现了出来。因为，文学是文艺复兴知识发酵的一个重要因素。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劝演员要“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画家达·芬奇也爱用“镜子”这个比喻。他说：“画家的心应该象一面镜子，面前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芬奇强调说：“我们的一切知识，全都来自我们的感觉能力”，“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智慧是经验的产儿”。虽然他也提高到理性的、数学的方法，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经验的方法，至少也是经验与理性的统一。他说：“最大的不幸是理论脱离实践。”这样，关于经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老弗兰西斯·培根把正确的实验方法加以不充分的哲学解释，和伽利略实行这种方法之前一个世纪，列奥纳多已经凭着直觉领会到，并且有效地运用过这种方法了。”因此，达·芬奇等人的工作业已证明：“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的演绎，必须代之以从自然界而来的归纳，而这个基础最初是在意大利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与解剖学家那里找到的。”例如，作为近代科学的第一位人物，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其《两种新科学》中指出，力、阻力、力矩、图形这些概念可以在与物质相分离的抽象事物中来考虑，也可以在与物质相联系的具体事务中来考虑。因此，当人们用物质来填充那些只是几何的和非物质的图形，并且给予它们以重量时，就必须修改属于那些图形的性质。也就是说，当用物质来填充一个几何图形时，这个图形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力”或“力矩”。这里，伽利略通过物理学的概念把抽象的几何图形与现实世界联系了起来。他放弃了中世纪柏拉图主义和经院哲学那看起来完备的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在他那里，“事实不再是从权威的和理性的综合中推演出来的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是根据数学简单性这一“先验”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伽利略却用望远镜去加以实际的检验。综观伽利略的科学贡献，“最重要的是，他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
同样地，被认为真正与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决裂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其《占星术的基本原理》中说：“哪里有物质，哪里就有几何学。”他与伽利略一道提出了一种“数学的经验论”。他的科学思想特别是早期的科学思想，虽然秉承了数学的柏拉图主义，但是经验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在开普勒思想的成熟时期(以抛弃哥白尼的行星均匀的圆周运动为标志)，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对“数”的神秘处理或者对几何幻想的美的深思。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在数学和天文学中受到的长期训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第谷·布拉赫的影响。因为，“在近代天文学中，第谷是第一位对严密的经验事实充满热情的能力卓著的思想家”，科学史家沃尔夫说，开普勒的“神秘狂受到第谷·布拉赫经验主义的有效遏制，后者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的天文学家”。正是这个原因，有科学史家将开普勒而不是哥白尼看成近代科学范式转型的代表人物。
在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达到了一个高峰，产生了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这样一批倡导感性经验的哲学大师。在培根那里，他对三段论演绎法的批判和对科学归纳法的倡导独树一帜。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演绎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从少数例子和特殊的东西，加上一些普通概念，一下子飞到最普遍的结论或第一性的原则，进而从中间命题入手引出一些较低的结论;如有与这些教条相违的新的特殊的东西和例子，不是将之巧妙地溶入旧体系中，就是粗暴地将之加以排除。”所以，“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他希望“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这无疑乃是排除和肃清假象的对症良药。”“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
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更重要的是，培根在强调经验的归纳、科学的发现的同时，也大力提倡科学技术能给人带来的好处。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人在赞美上帝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多行善事，以改善人类的自下而上状况，而科学技术正是达此目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他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要求人们以知识和技术的力量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显然有助于扭转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对技术的轻视倾向。受到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波义耳强调，科学和宗教两者都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的;人们能够从哥伦布的同伴那里学到比从100个学者那里更多的有关美洲自然史的知识。
无疑，在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牛顿那里，其思想本质上也是经验的。这集中表现在牛顿对待力学与几何学的关系问题和如何看待“假说”两个方面。牛顿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故人从两方面来探讨力学，一方面是理性的，用论证来精确地进行;另一方面是实用的。一切手艺都属于实用力学，力学之得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由于艺匠的工作并不完全精确，所以力学和几何学就此区分了开来，凡是完全精确的就称为几何学的，凡是不那么精确的就称为力学的……因此，几何学是建立在力学的实践之上的，它无非是普通力学的一部分，能精确地提出并论证测量的方法。”对于“假说”，牛顿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他们的地位。”他认为，“因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第一是勤恳地去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进而建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事物本身。因为假说只应该用于解释事物的一些属性，而不能用于决定它们，除非它能为之提供一些实验。”虽然他一直没有发现重力的那些性质的原因，但他仍然坚持不建立假说。
综上所述，在近代科学革命中，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以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与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帕斯卡、波义耳和牛顿等人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经验的和实验的。当然，我们切不可以为，近代科学革命完全丢掉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她实际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面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丹皮尔虽然说，“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但却是相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性而言的。
[作者蒋谦 湖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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