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文第1篇
[摘要]票据法与银行业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北洋政府时期、1929年票据法颁行前后以及1933—1934年，上海银行公会始终积极参与相关的票据立法活动，如进行票据习惯的调查，先后五次设立临时性的票据法研究会，并多次在汇集各会员银行意见的基础上制成意见书送呈立法部门参阅，其中多数意见被采纳。这不仅维护了同业的利益，也为近代票据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对保证法律的质量和可行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和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上海银行公会；票据立法；票据习惯调查；票据法研究会
票据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在长期的票据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有关票据使用规则和习惯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票据法与银行业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上海银行公会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银行同业团体，在近代票据立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学界对近代票据立法及其历史经验等已有较多研究，主要从法学角度对晚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票据立法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张群、张松先生的《20世纪中国票据立法的历史经验——以1929年票据法和1995年票据法为例》一文还对民间团体，如上海银行公会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肯定，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由于其文章的侧重点不同而没有专门就此深入进行考察和分析。此外，有关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现在已经成果颇丰，许多论著还探讨了上海银行公会就《银行法》和《储蓄银行法》等金融法规的颁行与政府进行的交涉，而对于上海银行公会与票据立法的关系却鲜有人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以上海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档案资料为依据，对上海银行公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当中发挥的作用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中不仅可以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以及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还能够补充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不足。
(一)
我国的票据立法肇始于清末，当时曾聘请日本人志田钾太郎起草票据法草案，可是未及颁行清朝即覆亡，而大规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票据立法活动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在1921年开始票据法的立法工作，至1925年，修订法律馆先后共制定了五部票据法草案，上海银行公会则积极参与了其中相关的票据立法活动。
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联合会议，杭州和北京两银行公会先后提出议案，要求政府速颁票据法。会议议决“一致主张陈请政府迅予制定票据法，颁布施行，俾有遵依而裨商业”。于是以联合会名义呈文财政、农商、司法等部，建议尽早颁布票据法。这一提案直接促进了北洋政府票据立法活动的开展。此后，上海银行公会董事孙景西曾经在上海总商会提议：“现时工商业所用种种票据因无法律规定，各是其是，至不齐一，鄙意亟应调查全国商业习惯，联合各埠商会及银行公会预为研究，编订票据法草案，以备呈由国会审议通过施行。”这一提案得到上海总商会以及上海银行公会等团体的积极响应。因此，上海总商会为征求编订票据法意见致函各商会(包括上海银行公会)，内称：“孙君所议由商人自行集合团体、调查编订比仅仅派人参与自属更进一筹，……兹因事体大，必先征求各处同意方能筹商通力合作办法。事关商业重要法规，如能折中各地习惯，编成优美充实之草案以备立法机关议决施行，成功似较捷速且免隔阂之弊。贵会有何意见敬祈详细讨论，从速赐教。”上海银行公会对起草票据法这一提案相当重视，再加上有上届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决通过的设立征信所和票据交换所两个议案，上海银行公会随即成立了票据法、交换所及征信所三案委员会。1922年7月，推定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上海、中孚、金城、中华、大陆、东亚和东陆11家银行为委员银行分案进行讨论。8月5日，票据法交换所及征信所三案委员会在上海银行公会会所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公推浙江兴业银行的徐寄庼为主席。会议最后议决：票据法关系日常营业，应先讨论，还应专门组织一个票据法研究会，自下星期起每星期六下午四时至六时开会讨论。研究会会员除由委员会延请外，各委员银行可以自行指派，最终吸纳委员18人。
1922年8月12日，票据法研究会召开会议宣告成立。银行公会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研究会在当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会议公推孙景西为主席，并决定从调查人手，制定一表格送各埠调查其票据使用及习惯。因此，票据法研究会拟订了票据法调查表一份，调查内容有名称、发行及使用手续、习惯或性质等，并要求每张票据寄样纸一张。上海银行公会将此调查表函致各地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商会。11月4日，浙江杭州总商会当即将调查结果及票据样张复函上海银行公会。《银行周报》社作为上海银行公会机关刊物的出版机构，曾于1922年8月编辑出版了《票据法研究》一书，书中附录收录了总计244页的票据样式，数量在百种以上。按省份排列(从江苏南京开始)，对票据种类及效用有简单说明，再按照类别排列，图文并茂，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成为此后研究票据习惯的重要资料。
1924年，上海银行公会鉴于票据法之重要，政府尚未有正式条例颁布，而历次草案对于中国票据习惯仍不无扦格，因复组织票据法研究委员会，分别调查研究，亦订有票据法草案一种。1925年8月11日，修订法律馆特将第五次票据法草案装印成册函送上海银行公会，请其察阅签注。鉴于此，上海银行公会于8月15日召开董事会讨论，经公决又重新设立一票据法研究委员会，并请银行公会董事叶扶宵先生任委员长，随时召集各委员开会研究。上海银行公会同时将修订法律馆来函嘱银行公会研究票据法、重新设立票据法委员会推举委员长和委员一事分别致函告知各委员。8月18日和9月22日，又因此事致函各会员银行，并随函附送修订法律馆的票据法草案，希望各会员银行参酌事实习惯加以修正，即日交下以便汇编。另外还指出如该行有职员愿意加入研究者极为欢迎，并希代为延揽，以收集思广益之效。9月25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推举陈公藩、贺一雁加入研究会。10月12日，修订法律馆再次给上海银行公会发来公函催促迅速签注。修订法律馆原来限定日期为一个月，各地银行公会都觉得时间太局促，恐怕难以完成。上海银行公会便联合天津银行公会、北京银行公会致函修订法律馆，将期限展宽为三个月，以便从容研究。如今展期也将至，收到修订法律馆来函后，上海银行公会随即致函各会员银行，询问研究情况。最后，票据法研究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逐条研究，将与习惯稍有妨碍之处酌改十条。10月31日，票据法研究委员会致函上海银行公会，汇报其最终的研究结果。8月27日，北京银行公会曾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嘱将票据法草案详加
研究附以意见，于信到后两个月后径寄北京银行公会，再由北京银行公会推举专员汇齐全案，与修订法律馆就近洽商。故10月31日，上海银行公会将票据法研究会的意见书函送北京银行公会。但很可惜的是，不久修订法律馆被改组，因而北洋时期历时五载的票据立法活动就此终结。然而北洋时期的票据立法活动，包括上海银行公会对票据习惯的调查以及对票据法草案的研究建议等，为后来票据法的颁行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并因此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
(二)
1928年2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工商部。7月29日，在孔祥熙部长的主持下，工商部专门设立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订工商法规。作为上海银行公会及其机关报《银行周报》的发起人和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委员，徐寄庼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先提出继续起草《票据法》。徐寄庼在其递交的意见书中写道：“兹当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开会伊始，庚续讨论较有凭藉，谨将第五次票据法草案及上海银行公会意见书一并赍奉，敬祈察收汇案办理”。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于8月23日在上海总商会开会讨论，历时两个月，开会二十余次，决定采用前修订法律馆最后所订之草案，并参照历次草案、沪银行公会之意见书，与最近财政部金融监理局所拟之草案，及英美等国票据法。一面以中国历来关于票据之习惯为考镜，拟成《票据法草案》都四章，凡124条，是为该会《票据法第一案》，其章目与第五次草案完全相同。其中在工商法规委员会第一案中，第20条、第43条、第30条、第63条、第69条、第84条、第94条及第95条第二项等皆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意见书的意见。此案完成后，经由工商部特聘工商界具有经验及专门学识人员详加审查，提出意见，交由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整理。经过两个多月，斟酌损益，拟订新案，是为《票据法第二案》。工商部即将该案呈请行政院转送立法院审议，并交财政部审查。旋该部审查完毕，提出意见书，呈由行政院于1929年5月25日，连同原草案一并咨送立法院审议。立法院通过第27次会议议决。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员会根据立法院的决议，提出该案起草新案，都五章12节，凡139条。这就是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由国民政府于10月30日正式公布的票据法文本。其中的条文主要即采自工商部票据法草案。1929年票据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票据法，也意味着中国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初步建立。
票据法公布不久，上海银行公会认为票据法与银钱两业关系密切，而且当中很多条文似乎仍有与银行业务未能吻合之处，值得研究。而北京和天津银行公会此时还尚未得知票据法原文。因此，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决定重新设立票据法研究会，并照录票据法原文于11月4日函送北平、天津和汉口银行公会，号召三公会也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提议得到三公会的积极响应，先后回复上海银行公会表示支持。天津银行公会在回函中还指出：“此次颁行的票据法其原条文文义颇有不易明了之处，……可否由贵公会领衔陈请立法院及财政部逐条加以诠释，并设例说明，俾兹明了，而便研究。”由此可知，上海银行公会已逐渐成为了各地银行公会的领袖。上海银行公会认为还是应先行研究，提出修改和解释意见后，再向立法当局陈请。
1930年1月15日，上海银行公会票据法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正式成立，并函聘研究会委员。2月21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确定了研究会正式委员，共23人。这些委员对票据业务都素有研究，其中大部分还参加过北洋政府时期的票据法研究会。与此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获悉立法当局正在起草票据法施行法，更觉得研究票据法十分必要而且时间紧迫。1月29日，上海银行公会致函工商部指出：“前奉财政部1929年12月14日函送票据法原文一份并嘱查照转知所属各银行等因，奉此，查票据法与银钱两业关系较深，将来实行之时于事实手续上有无窒碍之处，自宜于事前详为研讨以昭郑重，爰不自揣量，遂有票据法研究会之组织，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该项票据法亦在起草施行细则，预备早日公布，仰见大部维护商业，保障民益，敝会愿将研究所得供大部之采择，以事关商民营业，想大部当亦许其郑重考虑，以冀于票据前途有壤际之助。另外可否请将该项施行细则暂缓公布，使敝会研究竣事，拟就具体意见，当即送请。”此函不仅说明了上海银行公会对已经公布的票据法进行研究的缘由，还陈请暂缓公布施行法。2月22日，工商部回函批示可径向立法院条陈意见。
因而，上海银行公会必须在施行法颁行之前就将票据法研究完毕，并提出意见呈送立法院。于是，票据法研究会从1930年1月15日成立到3月22日短短两个月内开会十次，将票据法全部条文逐条研究完毕。在3月22日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上，研究会将历次会议讨论结果拟具意见书准备函送银行公会。3月24日，票据法研究委员会致函上海银行公会：“经历次会议结果拟请立法院于施行法内准予补充者12项及加以解释者二项，特依照会议记录编列意见书，函请贵公会查核后，呈请立法院准予采纳补充，并加以解释。”3月28日，上海银行公会立即将研究会拟具的《关于票据法拟请补充及解释之意见书》函呈立法院。3月29日，上海银行公会又将此意见书抄发给平津汉三银行公会参阅，得到其他银行公会的认同和好评。汉口银行公会的回函赞许道：“所有请补充之事项12条、请解释之事项二条以缜密之思，发名通之论，现值工商部起草该法施行细则，贵会恐时日迫，径呈立法院审核施行，伟识周详”。上海银行公会的辛勤努力没有白费，其拟具的补充及解释之意见14项，当时经立法院采入施行法者有八项。1933年12月21日，上海银行公会又重行将没有被采纳的六项提出讨论。将这未被采纳的六项与其提出的14项意见全文对照可知，被采纳的意见是如下八项：一、未具合法代价取得票据者不能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二、丧失之票据可提供担保请求新票据之给付；三、支票之未载发票地者准用汇票、本票对于未载发票地之规定；四、对于票据法第126条及第131条之规定于保付支票不适用之；五、对于平行线支票之规定加以补充；六、执票人已就汇票作成誊本之旨记载于原本；七、对于不记名见票即付本票之金额酌设限制；八、抄存于作成人事务所之拒绝证证书应并载汇票全文。毫无疑问，上海银行公会不仅借此维护了本业的利益，而且使票据立法进一步完善，提高了其实施的可行性。 1930年3月，工商部拟具《票据法施行法草案》，呈由行政院令交财政部审查。财政部将所有拟行删补之处，分别签具意见，由行政院一并通过第61次会议议决并送立法院。立法院最终于第97次会议全案通过。7月1日，《票据法施行法》公布施行，此法20条对票据法进一步作出补充或说明。
(三)
按理说上海银行公会对票据立法已经做了大
量的工作，对关系银行业务甚巨的票据法积极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中许多被采纳，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上海银行公会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一遇到机会仍然主张继续集会研究，提出意见以备立法机关采择。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也决不放过。
上海银行公会听说立法院有修改票据法动机的时候，当即又进行讨论并做出部署。1933年11月2日，上海银行公会召开第36次执行委员暨第33次常务委员会议，提出《立法院修改票据法本会应否贡献意见事》的议案，内称：“据胡孟嘉称闻马寅初述及立法院对于现行票据法有修改之动机，银行界有意见似可提出以备酌采，特于本日提请公决”。会议“议决可先致函银行学会嘱实务研究会事前将票据法加以研究，如有意见，可提送本会，一俟立法院实行修改之时，即可转送，以备采择。”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还直截了当地指出：“遇有起草与我业有关之法规，本会殊未能漠视，应尽量贡献意见，庶法规颁布之后，银行业务上不致发生窒碍。故凡遇立法院有征求意见之时亦宜竭诚接受，一方由本会就某一问题本身上预为研究准备，同时尚须物色人员往来南京设法与立法委员作相当之联络，并可与南京银行公会合作，如此对于银行业务前途获益当匪浅鲜也”。从陈光甫的发言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银行公会会持续关注票据法的立法工作了。
根据上述决议，上海银行公会于1933年11月4日致函银行学会，嘱其立即先行着手讨论，提出意见送会以供参考。银行学会是上海银行公会的附属机构之一，于1932年12月9日成立，是以研究银行学术、讨论银行实务为宗旨的金融学术团体。银行学会经过20多天的研讨，即提出票据法修改疑问15项，将其拟具意见书呈送银行公会。这一意见书被提交到11月29日召开的上海银行公会第38次执行委员暨第35次常务委员会议上讨论，会议一致赞同：“本案须照审查储蓄银行法意见办理，另组一审查委员会详为讨论，定稿后再提执委会公决”。审查储蓄银行法委员会是11月2日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议决设立的。上海银行公会第五次设立票据法研究会。
票据法审查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由瞿季刚主席前后召集开会三次，逐一讨论银行学会提出的15项修改票据法意见。1933年12月14日，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前九项意见进行讨论，议决九项当中有三项应提请立法院修改，即以盖章画押代签名、划线方法是否适用于汇票和本票、在抄本上作成拒绝证书问题。另外，关于远期支票问题一时难以决定，留待下次会议重议。12月21日，第二次会议将剩余的六项意见研究完毕，一致同意其中的特别划线支票转托取款问题、票据背书加印花纹问题和保付支票之止付问题三项应提请立法院修改。瞿季刚主席提出银行学会的意见已经研究完竣，但前银行公会于1930年间曾对于票据法拟有补充及解释之意见14项，尚有六项未经采用，应逐条再加以讨论。经委员逐一研究后，一致认为这六条都可以不必提请修改，应就讨论全案经过整理归纳成一报告再召集会议确定后，提请银行公会执委会酌夺办理。1934年1月16日，瞿季刚主席召集第三次会议，将前两次会议研究的结果又逐一讨论。关于远期支票问题认为还是要提请修改，其他再无可以修正之处。于是将七项必须提请立法院修改者拟就书面报告提请银行公会审查。2月1日，上海银行公会第43次执行委员暨第40次常务委员会议对票据法审查修改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进行讨论。将意见书所列条文逐条宣读说明，至第六项止均经通过。其第七项为远期支票问题，该委员会提请执行委员会公决，当即付之讨论。贝淞荪常务委员主张废除远期支票以期不违背票据法规规定，而多数委员认为此项社会积习能否一旦摧除，殊不易决定，因议决本条保留不提，可将通过之六项先行备文呈送立法院审核修改。
1934年2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和常务委员唐寿民联名致函立法院，提出已通过的须修改并解释者六项。2月14日，立法院秘书处发来回函：“奉院长发下来呈一件‘为草拟修改票据法意见请采择示遵等情’奉批‘交本院商法委员会参考’等因，除照交外，相应函复”。至此，上海银行公会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是等待立法院的采择。
1934年2月9日’上海银行公会还曾函复银行学会指出：“贵会提出修改问题十五项，经本会一再开会逐条研究，认为必须提请修改者有六项，经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除呈送立法院核示外，相应函复并抄附意见原文一件，至希察阅”。然而，银行学会觉得其余九项也应该转呈立法机关。4月19日，银行学会又致函上海银行公会提出：“关于票据法及施行法各种疑问十五项中，除贵会已经修改之六项外，其余九项或原文意义含糊，或规定不切实际，应否转呈主管机关批阅，请予解释，以便有所遵循，请贵会执行委员会惠予核议”。5月23日，上海银行公会在给银行学会的回函中明确答复：“兹经提交敝会第46次执行委员会议决，敝会已将改定六项先转呈主管机关，其余九项不必转呈解释”。
据笔者所知，不知为何，票据法最终并没有被修改，但是，上海银行公会不失时机地对票据法的不足之处进行研讨，提出意见，希望能对票据立法有所贡献，其出发点及关注重心始终在于维护同业利益。
上海银行公会在中国票据制度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笔者顺带想讨论一下，为什么票据法的颁行、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没有出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因为颁行票据法是商民长期以来的愿望，是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商情的。票据法更多的是涉及票据使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政府以法的形式来规范票据的使用、流通显然有益于整个金融业、商业的发展。因此票据法专业性很强，但其政治影响不大。如果其中的法律条文与长期以来的票据使用习惯有窒碍也会影响银行业务的开展。因此，上海银行公会对票据立法的持续关注和发表意见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银行公会的主张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立法部门更多的是采纳银行公会提出的具有专业性的合理意见。这与银行法、储蓄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等金融法规的颁行是大不一样的。诸如银行法之类的金融法规既涉及银行业务，又与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相关，政府在立法时也缺乏与金融业的沟通，并想通过金融立法收回原本属于政府却掌控在银行业手中的权益，因而双方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责任编辑 许丽梅)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2篇
一、近代主观救赎理念对于古代客观归罪模式的合理传承替代背景论述
刑法观念一直受到基督教深刻影响, 尤其在赎罪方面被强加一种神学理论, 即主观犯罪和惩罚结果之中俨然存在一类因果关联, 犯罪和刑法不单单表现出谋害、被害人员的冲突迹象, 同时使得犯罪主体遗留的罪恶感顺利消除, 至于以往归罪处理手段和近代刑法救赎理念的相似、差异结果, 则具体如下所示:
首先, 传承方面。古代刑法时刻保留过于浓厚的宗教思想痕迹, 人的生命原本就是十分短暂的, 在这个过渡周期内, 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赎去所有的罪恶感, 确保之后能够顺利地步入天堂, 而耶稣的死, 和违反罗马法律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透过另外一类层面观察验证, 其是在进行所有人类的救赎。归结来讲, 古代刑法是建立在上帝理论基础上, 他们认定, 上帝直接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并会自动实施报应体制, 善良且拥有正义感的人会得到不可计数的财富, 而结党抵抗的人会引起愤恨并被丢到火海里去, 这种鲜明的对比结果为近代刑法的确立, 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指引方向。
其次, 替代方面。寺院法是西方近代刑法的发源地, 其主张刑法的存在意义, 不单单限定在对于迫害人员的惩罚结果之上, 同时要利用救赎思想加以渗透, 令该类充满病态思想的人群得到根治, 这便是近代刑法改善主义的核心理论。自从近代宗教仪式改革之后, 刑法才顺利地摆脱宗教全力束缚效应, 不过两者的联系过于缜密, 想要在短时间内予以根除, 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如今, 西方法律的诸多领域, 还是到处弥漫着宗教韵味。
二、残酷肉刑向人道主义刑法观念的过渡交接过程研究
第一, 古代社会刑罚过于野蛮粗暴。西方古代时期惩罚体系架构过于深入复杂, 包括犯罪人员自尽、流放等残忍处罚现象。当时人们毫无贞操观念, 通奸问题肆意恒生, 严重影响社会管理秩序。所以, 至此过后, 古代严明立法, 将该类不道德且容易导致民族危机的行为定位为严重的犯罪问题, 主张配合较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加以克制。
第二, 古代已有刑法专制、残酷性显著。结合以往史料调查分析, 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前期, 奴役、鞭刑拷打、死罪等刑罚措施大为兴盛, 单纯在肉体惩罚层面上, 便可细分为直接绞死、绞刑加肢解、车裂后焚烧等形式。受刑者当下体验到的痛苦都是经过计算量化处理的, 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 往往都会被匹配对应痛苦效果的酷刑。绞刑和斩首有着本质化区别, 其明显地令受刑人员痛苦时间延长, 而令人痛苦感官效应上升到极限状态的, 莫过于肢解了。这类将生命痛苦加以延长的极限刑罚, 在当时被普遍认定是一类高尚艺术, 人的痛苦愈加激烈精细, 才会对周边人群产生警示效果, 避免相似事件的重复衍生。
第三, 人道主义刑法的全面兴起。持续到18 世纪, 西方资产阶级兴盛, 并开始主动针对过往残酷的刑罚加以否定, 特别是在新兴人文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支持作用下, 涉及人道主义刑法开始得以正式确立。处于该类时代环境下, 人类理性主义特征明显带有厚积薄发之势, 逐渐透过反基督道德观念中, 验证刑法形式正确的必要性, 从此人与神的关系, 开始在西方国家刑法根基中产生动摇。近代刑法观念, 观察处理一系列问题, 都应该事先挖掘事物本质特性, 不应该盲目依靠神的旨意来操控人类社会管理体制。人始终是独立的个体, 时刻保留独特的理性和情感特征, 不应该长时期被神学理念操纵把玩。再就是透过君主和臣民的上下关系验证, 军权自民出和人民主权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将君权神授制度取代, 唯独如此, 人道主义刑法和相关协调治理观念, 才能顺利延续发展。而延伸到我国近代, 传统身份等级制度被打破, 民主、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社会日益朝着更文明的方向迈进, 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都起了思想解放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关于刑法和刑法观念形成过程, 内部涉及要素过于繁多, 包括国家性质、宗教信仰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随着日后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提升, 关于刑法人道主义特性会更加显著, 在此类科学管理和适当警示效应下, 有关不良罪犯心理和犯罪案件都会得到适当的克制。
摘要：刑法的实际存在意义, 便是针对客观犯罪行为实施报复, 以及主观罪恶思想的消除, 其中后者的演变结果, 可以说和基督教神学有着直接性关联。至此过后, 残酷的肉刑将会被人道主义刑法所完全替代, 这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因此, 笔者决定联合刑法思想和制度, 针对近代刑法实际演变流程以及不同阶段观念特性等细节, 加以科学验证解析, 希望能够为今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化发展, 贡献不竭的支撑引导动力。
关键词：近代刑法,形成过程,政治社会,公共权力
参考文献
[1] 杨尚文.近代刑法精神在罪刑法定中的实现[J].法制与社会, 2009, 22 (19) :103-116.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3篇
摘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都披着受影响的外衣将舶来文化慢慢消化成为本民族特有的东西。本文以“不安”为线索考察日本文学，立体呈现了假名文学学中女性的焦虑，近现代文学中作家对于时代和个人发展的焦虑，以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学的特质。
关键词：不安;女性焦虑;自我确立;民族传统
一、骑在龙背上的古典文学—假名文学中隐匿的女性焦虑
我们常用“一衣带水的邻邦”形容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关系，但就文化层面来讲，明治维新之前两国是文化大国影响文化落后国的关系，即形成了以中国为辐射中心，南至越南，北至朝鲜的汉字文化圈，借助汉字中国对周边国家实现了儒家思想，律令制，大乘佛教等的文化输出。公元四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日本，为日本记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播下了日本与中华文明的不解之缘。汉字的传入，缩短了日本本土产生文字的漫长周期，加快了日本的文明进程。日本人借用汉字创作了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实现了假名与汉字混合的书写特色，开启了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以及更能直抒本民族胸臆的假名文学。这种文学格局随着时代的演变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不同样态，但二元格局持续了近千年一直延续到江户时期，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更是久远的。
假名文学亦称“女手”文学，顾名思义，是与当时男性主导的汉学世界相抗礼的另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平安朝时期，日本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日本开始了第一次文化跃进，简化汉字草体创作了平假名，为以后表述本民族的心理提供了语言基础，女性主要通过假名进行和歌和散文的创作。与此相对，以天皇为首的文人贵族向往唐土，大肆推崇汉文，一切官方记载全用汉字记录，受唐文化的影响，当时出现了诸如《经国集》《怀风藻》等优秀的汉诗集。同时，也出现了《入唐求法寻礼记》等记录留学僧跨海求学经历的作品，也有《御堂关白日记》《宫泷御幸记》等记录宫中行事等公家性質的汉文日记，这些记录性质的作品以记录，汇报为主要功用，大多缺乏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性也较低。这一僵局直到三十六歌仙之一的纪贯之执笔的《土佐日记》的出现方被打破。纪贯之作为国风文化的推崇者不仅主持编纂了《古今和歌集》，更为其做假名序谈及和歌的本质并对收录歌人的作品风格施以详尽阐述，标志着日本歌论的诞生，对其后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佐日记》开篇便假托女性口吻用假名书写，有意识地规避汉字在文本中的使用，开启了日记文学的序章。具体记述了自己在土佐任满，历时55天回京都的旅途见闻和所思所想。日记中和歌随处可见（57首），通篇流露出对亡女的思念，尽管日记中所记载的是返京途中的日常琐事，但它在单纯记录的基础上，嵌入了作者心境的描写，为事件赋予了当事人的主观感知，实现了日记由实录到文学的时代跨越，突破了之前的日记作品在抒情上的局限，成功地将私人化和内省性的内容导入到作品当中，被认为是日记文学的鼻祖。至此，日本人找到了表达私人感情的突破口-假名文学，同时也标志着在经历了师汉唐化之后，日本民族开始了反思和沉淀，开始用本民族的语言记述本民族的感情，标志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日本的女性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值得特书的一笔。10世纪左右假名的产生为女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字基础;同样是男性意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女性修养却大相径庭。平安朝的贵族非常重视女性的文化修养，《枕草子》中记载了贵族从习字（假名），学琴及背诵和歌等方面进行女性教育，这样女性自身具备了吐露自己感情，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积淀。其次，在摄关政治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下，贵族们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将女儿视若攀龙附凤的工具，女性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当时社会普遍的婚姻形态是走婚（访婚），男女相悦即为婚，男子不受一夫一妻制的制约，可以同时跟多名女子保持关系，这种暮合朝离的相处模式，造就了文学中“等待的女子”的意像。情感生活的不稳定性激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女流文学的绽放异彩助力。至此，日本的散文文学开始由虚构的物语文学转换为着重描写个人心理的日记文学，冈一男更是把《蜻蛉日记》看作近代私小说的原型，女流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土佐日记》为女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促生了《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作品和《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描写宫廷贵族生活风貌的时代画卷类作品。其中，《蜻蛉日记》作者是有着“本朝第一美人三人之内也”（《尊卑分脉》）之称，和歌造诣极为出色（《大镜》），才貌双全的藤原道纲母，从作者的姓名（藤原乃夫姓，道纲乃其子之名）我们可以窥看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叙事方式，加入了大量的内心独白与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出生动的临场感与真实感，作者以敏锐纤细的感受将生活体验艺术地表现出来，披露了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道德结构以及挣扎于此境地下女性的凄惨命运。文本以她与摄关家贵公子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为中心，回顾了近二十一年的人生经历。上卷详细记述了与丈夫相识，结婚生子直至发现丈夫用情不专的前15年;中卷描述遭遇丈夫疏远，自己内心的悲苦;下卷则描述作者摆脱苦恼，倾心于艺术创作和母爱的人生结局。其中，安和二年（969）至天禄二年（971）年除了道纲母之外，兼家与多位女子来往，导致夫妻关系冷淡恶化，主人公每天都生活在等待丈夫来访的郁郁寡欢之中。以至于她于新年之际许下的愿望都是“三十日三十夜kゎかもとに”（三十日三十夜都来我处），满心的期待等来的却是丈夫与另一名女子关系渐密的消息。期待落空忧愁不安的道纲母频频去寺庙参拜，虔心礼佛以求得丈夫的回心转意。所以整部作品可以解读为得不到丈夫始终如一的爱情而整日惶恐不安的女性控诉。
《源氏物语》众多女性中被刻画为理想女性的紫上，因酷似藤壶，从小被光源氏抚养。成年的她，享受着位压群芳的独一专宠。尽管如此，却还是要忍受丈夫光源氏的四处留情。与人共事一夫的婚姻现实与跟一人相伴到老的婚姻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终日的惶恐不安中，紫上最终选择了出家恪守自己对爱情的信念。
对于平安时代的女性而言，丈夫的造访意味着两者之间爱情的延续，丈夫不再造访则意味着夫妻关系的终止，男子的造访左右着女子的喜怒哀惧。关于爱情的传统节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七夕。它作为舶来品对日本的影响深远，笔者曾在2016年考查过七夕节在日本的具体传播情况。中国的七夕诗重在述理和述志，日本的七夕和歌更倾向于表达对牛女间亘古不变爱情的向往之意，其社会原因应该在于走婚这一婚姻形态。七夕和歌中经常出现的“糸”既可以是长久爱情的象征，又可以是稍折即断，及不稳定的婚姻状态的外显。在日本每逢七夕之夜，人们尤其是女性，面对着银河，乞求得到的或许不是“巧”（女红并未被纳入女性教养行列），而是可以解消自己内心焦虑和不安的男性的造访更甚者是旷日持久的爱情。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古代文学虽紧随中国文学的步伐，但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最终形成日本特有的文化性格。女性在日本中古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无论是作为描写者还是被描写者，她们呈现的是一夫多妻制这一婚姻形态下彷徨和不安的女性形象。
二、时代不安中摇曳的日本文学
七世纪中叶日本政府为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了一场名为大化改新的政治运动，通过学习和改革，日本确立了先进管理体制，顺利地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1200年后的1868年，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日本开启了又一次的改革（明治维新），踏上了近代化改革的列车，迅速跻身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说，日本社会每一次的巨大进步都是紧跟强国之后，通过借鉴和学习来实现的。儒家思想对构建日本国内的伦理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近代化的过程也是西方自我（个人主义）确立的过程。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都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只是在学习西方文明时有些无视本国国情，进行了近乎囫囵吞枣似的机械模仿，面对这种不加任何批判，西方文化一边倒的倾向，国民作家夏目漱石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不安，审进度势，先后进行了《现代日本之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等讲演。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找到了“自我本位”這个实现民族救赎的信条，“那时我的不安完全消失，我以轻快的心情眺望着伦敦塔。打个比方说，经过多年的懊恼，我觉得自己就好象用自己的洋镐挖掘到了矿脉”云云，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只有站在自我本位上的学习才能够触及西方文明的核心，只有以己为中心，通过冷静的思考，吸取有益的部分并使之日本化，西方的先进文明才能在日本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实现自内而外的近代化。夏目漱石为我们呈现的是东西方文明冲突这一社会语境下，面对成长由于缺乏主体性而痛苦迷茫的《三四郎》;躲进爱情婚姻的狭小天地，独自咀嚼着由于爱情理想不能实现或曾经有违道德良心的爱情结合带来的苦果，而不敢走向社会的宗助（《门》），这些知识分子背后，隐匿的是明治初期找不到自我而彷徨，纠结的身影，他们承载的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不安。
夏目漱石的逝世宣告了明治文学的终结，日本迎来了多彩的大正文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芥川龙之介。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激荡与平和、闭塞与明朗对立的矛盾体。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开始将势力伸向我国东北地区，20年代世界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日本爆发了抢米风潮，这些动荡不安的社会事实为芥川文学烙下了不安的印记。在“茫然的不安”中，芥川结束了自己35岁的生命。这种不安既是对个人前途未知的不安，也是对时代发展的苦恼。
芥川以写短篇小说见长，构思机智，结构严谨，形式多样，内容上博古通今，融东西方文化于一身，使其作品既具有至高的人文深度，又兼备至宽的国际视野。前期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古代典籍，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赋予其独特的意义，延续了作品的时代价值。《鼻子》取材于《今昔物语集》，高僧内供因为异于常人的长鼻子而备受煎熬。为打破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性，尝试各种途径试图达到与集体的一致。鼻子改造成功的内供，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内心徒增了更多的焦虑，最终故事在内供于萧瑟秋风中耷拉着以往的长鼻子之处结束。当个体丧失了主体性之时，就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只能为别人之命是从。尽管内供身居高僧之位，却也摆脱不了缺乏主体性的困扰，时刻以他人的评判作为修正自我的基准，这不得不说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味机械模仿西方，偏离本国传统，失去自我的近代日本社会的缩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日本文化持有的极大的封建性，这注定了近代自我的确立和个性解放的推进在日本举步维艰，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像极了一个模仿大人抽烟的孩童，只学会了大人抽烟的样子，却不懂得如何品鉴香烟。以至于大正文学为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个软弱无力，摇摆不定，向现实妥协的人物形象。
主张“文学的革命”的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以其独到而卓越的感受性为日本摘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创作的《山音》，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将主人公在迈向老年时体内蠢蠢欲动的不甘与不安，对死亡的恐惧和预感，用非现实的梦境表现的淋漓尽致。《古都》（1962）借助干重子和苗子两位孪生姐妹的完美形象，为读者描述了京都的春夏秋冬四季之美，花车巡游之美，禅寺佛寺之美，和服衣带之美，以及蕴藏其下的人情之美。干重子和苗子就像一个人的两面，一个城市的两面，作品在深层次上揭示的是工业化对传统文明的破坏，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及此潮流中人们的挣扎。我们可以将作品解读成川端对工业文明发展前途的不安，对日本故乡的探寻，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三、小结
中国和日本，虽同文，有着同样的文化源流，却似两股道上跑的车，看似相似实则相似为表，不似是里。日本的古代文学，借助汉字，实现了本民族感情迸发的外向输出。虽吸收了大量中国元素，但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认真的鉴别、甄选，形成了通过对平淡朴素的生活描写冷静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的文学性格。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艺思潮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烙上了浓重的西洋印记，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日本在文学领域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本文所考证的作家作品中，既有对国家发展思路的批判，也有对自我生存方式的矛盾性思考，还有对民族传统前途的忧虑，这些都依然充满了日本特质。从平安朝的女流日记文学到近代私小说，当我们以“不安”为线索考察日本文学时，它一脉相承的纹路或许更为清晰。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吸收外来文学的模式[J].外国文学，1997（1）：66-77
[2]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8）
[3]肖书文.试论芥川龙之介《鼻子》的深层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09-113.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4篇
在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为考察实际效果, 笔者先后组织了两次调查。第一次调查是在2017年春季学期末, 针对笔者所教的某教学大班 (学生总数为234人) 进行了非结构性问答式调查, 征集了学生对于历史情景剧的感悟和意见。在同学们直接反馈的基础上, 笔者设计了《大学生“纲要”课课堂展示实效性的调查》的调查问卷, 进行了第二次调查, 以便量化考察历史情景剧的效果。
(一) 非结构性调查
笔者以“请谈谈你对本学期历史情景剧 (含微电影) 的感悟和意见”为题, 对授课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非结构性调查。
根据同学们的回答, 从历史情景剧的教学实践来看, 效果不错, 调动了绝大部分学生的积极性。
首先, 加深了学生对史实的认识。学生认为“排历史剧比较占用时间, 但是演完之后的感受不错, 对所演的历史了解更加深刻。”“排练历史剧对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很有帮助。 (1) 使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更加深入。 (2) 为了更好的演绎角色, 为更揣摩人物思想状态, 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他们。 (3) 为了能够在展示时回答问题, 更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相关知识, 也参考了很多人对那段历史的评价。 (4) 展示也加深了听众对课堂内容的理解。”
第三, 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获得感。历史情景剧的入脑入心的效果使得参与的学生获得了较强的成就感:“不论是做视频还是现场表演, 当幕布拉下, 每位成员收获的满满成就感是独一无二的, 毕竟付出过。”有同学表示:“舞台剧是一个深刻人心的方法, 它让我亲身体味了一把‘历史的滋味’。”
同学们也指出历史情景剧在教学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问题, 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继续优化改善。
首先, 占用课余时间问题。有学生表示“但情景剧的准备较为耗时也是一大问题”。
其次, 学生对学习效果怀有疑虑。如有同学认为, “但依然有弊端在于, 对于大多数演员只需要背住台词, 即便不加消化, 也能简单应对, 可能对于历史的认知与感悟要少些”。有同学认为“比如说剧本的一些部分不得不从网上借鉴, 比如有些组员参与不积极等, 再比如, 组内同学对那一段历史加深了了解, 但对于观看展示的同学, 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兴趣。”
第三, 学生对于采取现场表演还是微电影的形式持有分歧。如有同学建议现场演, 认为“放视频效果不大好”、“希望老师以后能让学生现场表演, 如果放视频的话, 第一是缺少了趣味性, 第二也没有让学生培养上台表演的能力。”但也有同学肯定拍摄视频的意义:“尤其是剧本以及视频剪辑和拍摄的过程极大的锻炼了我们的能力。”
第四, 如何引导课堂展示之后的学生间互问互答。朋辈交流是学习的有效形式。提问题本身反映了学生的认知和理解。有同学就表示“同学们的问题很多, 问题也较刁钻, 比较难回答, 这着实是我未曾想到的。”在提问环节的时间分配方面, 有同学认为“历史剧后续环节提问的时间有点过长, 影响了老师的授课进度”。但也有同学建议“关于提问环节可适当延长, 并且可以设置一些必答问题以加强提问环节的质量”。
(二) 问卷调查
1. 调查情况
在同学们直接反馈的基础上, 笔者设计了《大学生“纲要”课课堂展示实效性的调查》的调查问卷, 以便量化考察历史情景剧的效果。该问卷含两大部分, 共26项。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性别、年级、专业, 第二部分中, 针对历史情景剧设置了7项问题。其余16项涉及课堂展示的类型、准备途径、准备时间、效果、困难、展示时间、小组人数、表现自我评价、听讲态度及原因、对课堂展示的评价、学习“纲要”课有效途径的自我认识等。
本次调查针对笔者所在学校2017年春季选修过“纲要”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回收有效问卷数139份。在样本中, 男生112人, 占80.58%, 女生27人, 占19.42%。工科学生113人, 占81.29%;理科学生25人, 占17.99%;文科生1人, 占0.72%。
130人表示所在班级的教学中设有课堂展示环节, 占93.53%, 无课堂展示者9人, 占6.47%。课堂展示采用了历史情景剧者66人, 其中因任课教师指定者 (即笔者授课班级之学生) 32人, 占48.48%, 自选者34人, 占51.52%。问卷回收后, 笔者采用SPSSAU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1) 课堂展示整体情况的分析
在课堂展示中, 学生往往兼用多种形式。其中63.85%的学生采用了幻灯片展示的形式, 50.77%采用了历史情景剧的形式, 4.62%采用了辩论的形式, 3.85%采用了歌曲、诗歌朗诵等形式, 2.31%采用了其他形式。
对于课堂展示的准备时间, 36.15%的受访者自认为用了5-10小时, 30%的人用了2-5小时, 23.85%的人用了10-20小时, 6.92%的人用了20小时以上, 还有3.08%的人认为仅用了不到2小时。
(2) 历史情景剧形式与其他课堂展示形式的比较分析
针对所有受访者调查发现, 针对“对于更好地了解展示主题, 我认为历史情景剧 (含微电影) 与其他展示形式相比, 更有帮助”的表述, 占43.85%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有帮助”, 占29.23%表示“非常有帮助”, 两者合计达73.08%。
历史情景剧与其他课堂展示形式比较而言, 对于学生的帮助具体体现在哪里呢?笔者对课堂展示形式与学习效果、学习困难、自我评价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发现历史情景剧具有特别的优势。
其一, 课堂展示形式对学习收获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分析发现, 历史情景剧对“A加深对展示主题的理性认识”、“B加深对展示主题的感性认识”、“C团队协作能力, 学会在团队中完成自己的工作”、“D丰富了学习、生活经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辩论对“D丰富了学习、生活经历”、“F新媒体使用的技巧及素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歌曲、诗歌朗诵等会对“E增进了同学关系, 发现了同学的许多特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他形式对“A加深对展示主题的理性认识”、“C团队协作能力, 学会在团队中完成自己的工作”、“D丰富了学习、生活经历产生”、“G其他能力或素养增长 (如口头表达能力)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简而言之, 相较于其他课堂展示形式, 历史情景剧更有助于学生加深理性、感性认识, 加强团队协作能力、丰富学习生活。
其二, 课堂展示形式对学习困难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分析发现, 历史情景剧对“B素材收集、文本写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幻灯片展示对“C演员演技或现场”、“G经费支出与摊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辩论会对“C演员演技或现场”、“F拍摄设备及后期制作的技术、道具方面”、“G经费支出与摊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歌曲、诗歌朗诵等会对“A协调组织分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上述所有的课堂展示形式全部均不会对“D课业冲突, 占用课余时间”产生影响关系。即在非结构调查中, 有个别学生认为占用了许多课余时间, 但对于多数学生来说, 为准备课堂展示所占用的课余时间并不构成学生的学习困难。
学生认为采取历史情景剧的形式, 主要的学习困难在于资料收集、剧本写作。剧本的改编和创作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据统计, 在以历史情景剧为展示形式的学生中, 表示剧本来源为“部分原创, 部分改编自网络剧本或其他途径得到的剧本”占56.06%, 而表示“完全原创, 阅读展示主题相关学术书籍或纪录片等”居其次, 占36.36%, 两者合计高达92.42%。更有同学来信表示, “由于这方面的材料以文字居多, 我们小组是我和*** (此处匿名——笔者注) 同学共同完成的剧本创作, 根据一本中法战争的科普小书, 每句话都是我们自己斟酌的, 这对我们的文字功底也有很大帮助。”
其三, 课堂展示形式对自我评价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分析的结论是, 历史情景剧 (含微电影) 对“A我尽力了90-100”、“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幻灯片展示对“A我尽力了90-100”、“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及“E没有用心60分以下”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辩论对“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E没有用心60分以下”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歌曲、诗歌朗诵等对“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他形式会对“B有收获但有小遗憾80-90”、“C收获遗憾各一半70-80”、“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他形式会对“E没有用心60分以下”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所有的课堂展示形式全部均会对“D遗憾大于收获, 感觉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却没做好60-70”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即表现出投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挫折感。但相对而言, 采取历史情景剧 (含微电影) 作为展示形式的学生, 自我评价更为肯定、积极, 其学习获得感更高。
二、运用历史情景剧提高“纲要”课教学实效性的建议
(一) 充分发挥师生的“双主体性”需要加强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师的讲授是学生课堂学习的主要途径。对学生“有效学习‘纲要’课途径的认识”的调查显示, “老师课上讲解”平均综合得分高居榜首 (5.87) , “观看纪录片等视频” (4.62) 、“学生课堂展示” (4.18) 、“阅读相关文献” (3.47) 、“开展社会实践” (3.2) 、“撰写学术报告” (1.09) 、“其他” (0.06) 。另一方面, 体现学生“主体性”的学习形式也需要教师有效的指导。历史情景剧展示之后的提问环节中, 尽管看似是学生之间的问答, 但教师作为幕后“导演”, 需要对问答进行积极引导, 提高提问和回答的质量, 把控好时间的分配。
(二) 把握历史情景剧中“情”与“理”的平衡
让学生参与历史情景剧可以让学生对历史“感同身受”。通过虚拟历史情景, 实现某种程度的“知行合一”, 以“情”促“理”, 以“理”化“情”, 平衡“情”与“理”。通过历史情景剧来展现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学生通过角色扮演, 实现历史的“想象”和“还原”, 理解历史时代的波澜壮阔, 体味历史人物的心潮起伏, 有助于从感性和理性来“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内在规律性, 了解国史、国情, 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了改革开放”。
具体落实到实践层面, 需要处理好读书交流与排练表演的关系。所以要处理好“身”与“心”、“理”与“情”的关系, 只有对史实的较为充分的理解, 才能更理解历史人物。
【相关链接】
历史:汉语词语, 含义有三:1.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2.沿革, 来历。3.过去的事实。
历史, 简称史, 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 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 那么, 历史作为一个存在, 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 在于用材料说话, 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
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 积累和扩展, 是人类文明的轨迹。
摘要：依据具身认知的理论, 笔者认为教学中应该积极调动身体的因素, 通过身体体验强化对知识和价值的认知。笔者通过非结构性调查和问卷调查对历史情景剧在“纲要”课的实效性进行了考察, 认为历史情景剧教学形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感性和理性认知。在教学实践与问卷统计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做如下分析。
关键词：历史情景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身认知,实效性
参考文献
近代史研究范文第5篇
[摘要]2005～200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阵地、研究成果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势头强劲，社会史研究走向纵深，各自呈现出独有特色;档案运用、大历史观及微观与精细化研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2005年至2009年5年来，在中共中央“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对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热点、不足及研究趋势做一梳理，使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一、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5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近代中国》、《近代史学刊》、《近代文化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新史学》等等，均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并推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趋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的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在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举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1940年代的中国”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三次就是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以及近代社会史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呈现出系列性、专题性的特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近代中国博览会研究、近代教会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近代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01年设立的“章开沅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近5年来在资助国外学者到中国短期访学，举办诸如“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暑期讲习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在学术领军人桑兵的带领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成果突出，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硕果众多，人才辈出。2007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举办了“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论文集。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之独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孙中山崇拜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都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也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硕。通史与综论方面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等。
近代政治制度史方面有：郭宝平等的《探寻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杨绪盟的《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付椿扬的《民国时期政体研究(1925 1947)》，刘景泉的《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程舒伟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赵金康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曹成建的《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1920—1949)》、《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常宝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等。
中国国民党研究方面有：茅家琦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崔之清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田湘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等。
近代经济史方面有：汪敬虞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洪葭管的《中国金融通史：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杜恂诚的《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戴鞍钢的《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夏国祥的《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1949》，张忠民的《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巫云仙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研究》等。
思想与文化方面有：张岂之主编的《民国学案》，龚书铎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沈卫威的《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麻天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等。
近代社会史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乐黛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陶飞亚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许纪霖的《回归公共空间》，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
的新陈代谢》，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杨庆元等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石源华等的《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等。
资料整理与原始文献出版方面有：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喻春生等主编的《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欧阳哲生主编的《丁文江文集》等。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第一，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丰富的发展阶段。所谓新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史的研究，相对于过去比较成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
纵观近5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社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职业会计师群体、职业律师群体、西医职业群体、职业记者群体，陆续有论文发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另外，近代城市人力夫群体、地区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初步展开。社会组织的研究，近代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宏观研究已经成熟。新的研究趋向是更加细化、微观，如朱英对上海、天津、无锡商会投票选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很有特色。其他关于商会参与外交活动、银行公会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有新的论文发表。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社、工业会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第二，慈善史的研究。主要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赈济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活动，上海、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周秋光主持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被列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三，劳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对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做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考察了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有学者系统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并对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源做了分析。此外，有关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的研究、城市研究、灾荒与社会救济、士绅阶层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Ⅲ
第二，传统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复兴。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历来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积累了很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凤凰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被学者们公认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传统划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时期的认识，从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著名学者茅家琦、龚书铎、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发表笔谈，从各个视角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分为晚清政治史和民国政治史两个部分。
关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维新历史、清末新政及官制问题等。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考察了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问题。另外，茅海建通过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校勘、考察，出版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指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诸天讲思想属于康有为事后添加。孔祥吉发表了若干考证文章，对《诡谋直记》及康有为代人撰写条陈做了深入辨析。江中孝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关于晚清新政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晚清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如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新设机构课吏馆的职能及其效用、地方咨议局的设置及其运作、近代警察和法制问题等。叶晓青对光绪帝庚子以后、特别是其生命的最后两年的阅读书目做了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关心立宪的皇帝形象。
关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包括：民国政治制度问题、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研究、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关于国民党南京政权政治制度的研究，王奇生对1924—1927年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了系统考察，指出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从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陈瑞云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有学者还对国民党国家体制、国民党军队政治制度、政工制度与党务工作做了研究，指出国民党的国家体制是党国体制，国民党的治军理念与制度是“以党治军”，但实际运作中却是“以军治党”。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有关国民党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争，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角逐和冲突，政界与学界，以至大学校长易人的背后，无不蕴藏着颇为复杂的派系斗争。金以林、桑兵、王奇生、张皓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关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研究，学者分别选择北平、四川、两湖地区为案例，围绕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1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抗战期间四川地区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的纠缠互动以及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国民党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复杂关系，颇有新意。
从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二是农民素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合作运动的考察。另外，关于地权问题与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第二，近代财政金融体制及个案的研究。财政方面，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广东地方政府1894年和1905年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其不同、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变化，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比较。金融方面，近代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的考察，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分析，都属于新的探索。货币方面，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的意义，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对于企业发展及其
环境的研究趋于细化，更加微观，如对中国航空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以及大生纱厂“账略”的研究，都在新的视野下有了新的进展。第三，近代博览会的研究，是近代经济史与近代社会史共同关注的新课题。马敏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博览会研究已经结项，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此外，关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研究、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发展中政府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等，也有所深入。
5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斐然。第一，近代文化思潮的研究。2006—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潮做了重新审视，分别出版了学术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第二，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由9本学术专著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团队多年研究的成果，被虞和平誉为“2008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此外，耿云志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围绕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做了深入系统且卓有见解的分析研究。章清主持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获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趋向。第三，概念史的研究。概念史，又称近代新名词或关键词，也有人称历史文化语义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论是称新名词研究也好，还是概念史研究也罢，甚而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都是同一问题研究。2006年，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界说、中西日文化交会与新语生成、新语厘定与迁衍考析等进行了热烈研讨。会后出版了由冯天瑜等人主编的学术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此外，冯天瑜先后出版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冯天瑜文集》及系列论文，黄兴涛出版了《“她”字的文化史》及系列学术论文，罗志田对“天下与世界”的研究、章清对“自由”的研究等，都是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概念史的研究，促进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其积极影响，黄兴涛总结为三个方面：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关争论也不少。比如，冯天瑜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曾经引发了关于“封建”一词翻译与定义的论争，而且争论仍在继续。
从现有发表的成果来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依然嗣绕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展开，没有明显的热点，讨论也不是很集中。有关研究的新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近代外交体制、外交方针、外交立法、主动外交行为的研究，涉及晚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所奉行的方针是以儒家的诚信思想和国际法原则为指导。有学者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北京政府的外交体制，认为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有学者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做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在参与国际组织、处理亚洲地区事务、制定战后对日处置计划等方面，既有积极作为，同时又有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其二，国别关系史。有学者分别从海关税则、广东禁烟问题、权利与体制等方面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中日在朝鲜的电信权之争，侧面揭示了中日关系的微妙和斗争。中美关系方面对中美合作所、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研究等，也颇有新意。中韩关系的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发表，是近几年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热点。另外，中国与暹罗近代关系的研究也悄然启动，值得关注。其三，国民外交的研究。学者分别从国民外交、朝野纠葛的视角重新审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关税特别会议以及1923—1924年问的中苏建交谈判，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台北档案、欧美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两蒋档案、宋子文档案以及名人日记做研究，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还出现“跨越国境的对话”，即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中外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单纯学者层面的，也有政府层面的。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本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等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发起“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研讨中日历史与社会变迁，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而经中日两国首脑达成一致，开始建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制，于2006年12月正式启动，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实施。几年来，双方委员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原则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中日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之间也形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定期对话。牛大勇等主编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和外化》，也是一种以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尝试。
三、学术回顾与学术论争
重视学术回顾，通过学术回顾以展望和预测未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近5年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刊物比较重视相关领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比如，2005年对晚清政治史的学术回顾、抗日战争的学术回顾、2008年对戊戌维新研究的学术回顾、2009年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回顾，都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领域近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学术创新，并对其不足和局限性做了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论争也逐渐开展起来。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范式中，对于国内学界普遍推崇的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夏明方发表文章给予质疑。作者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旦把近代中国纳入16世纪开始的所谓内发原生的近代化道路之中，凸显近世中国历史变化所谓的自主性和延续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会淡化外来冲击的影响，模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成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作者主张建立“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意图十分明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在讨论的初期，有学者将“革命史范式”定位为“旧范式”，而将“现代化范式”定位为“新范式”，或主张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或认为应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经过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现代化范式”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其实，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和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的。李文海、龚书铎两位先生以前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后来逐渐转向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只是顺应了中国时代主题的变化的学术研究侧重点的调整，难道就能说他们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吗?李文海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现代化，革命也不能发生。同样，革命也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对于学界普遍使用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外来概念，朱英提出质疑。朱英认为，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不如使用“社会与国家”概念更为稳妥和合适，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太过庞杂，又源于西方，不管怎样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总难免被批评为“舶来品”，甚至被指责为带有明显的某种价值取向和丧失研究主体性、创造性。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往往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严格区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概念上又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而“社会与国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可以纳入其中。以上讨论，总体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突破西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尝试和努力。如果说是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的“挑战的挑战”，或者说是对西方学界说“不”，也未必不可。此外，《近代史研究》上展开的关于“假如史学”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讨论，是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活跃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值得提倡。
四、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法、人物、事件评价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其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具体如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潜台词即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
第二，有些人借“重新评价”，得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怪论。有人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有人对清末的秕政捐纳予以重新评价，认为捐纳制度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为新政机构预备了人手，捐员较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等。尽管此类观点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现有学术职称评定机制与博士生培养考核机制片面强调论文发表数量，造成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降低了学术要求，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垃圾论文。与此相关，学术抄袭与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界的声誉。五、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第一，档案材料的充分运用，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献的运用。其中包括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如金冲及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重点研究了蒋介石是怎样应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过程，丰富和深化了解放战争的研究。吴景平自2005年起连续四年前往胡佛研究所，较全面地梳理了宋子文档案，对宋子文档案的学术价值及关于利用宋子文档案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有助于学者正确使用该档案。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深与国内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国外所藏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大历史已经初步形成共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畛域开始被打破，统统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同时，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逐渐打通，长时段研究被广泛应用。2005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共同申报教育部创新基地“985”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获得通过。2006年由中国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研讨会“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第三，微观研究与精细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马敏在预测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曾经指出：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这一预言现在已经变为现实。综观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微观研究逐渐超过宏观研究。如桑兵的《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熊月之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同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徐秀丽的《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等，都是近年来发表的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的研究趋势。
[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