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篇
林则徐：清朝后期湖广总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
虎门销烟，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编成《四洲志》。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 魏源：清朝后期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官至尚书。 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 开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道光皇帝：清朝皇帝。
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鸦片战争战败后签订《南京条约》。
勤政节俭的皇帝，却鲜有作为，在其在位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此处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奕的评价可以相互借鉴。 李鸿章：清末直隶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
镇压起义，洋务运动时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史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其思想过于封建，维护的依然是封建王朝。 张之洞：晚清政治家，洋务派代表。
洋务运动时兴办近代企业，还发展河运、铁路、电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总结了洋务派的基本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推动者，尤其是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无法估量，但其思想任有封建性，维护的任然是封建王朝。
曾国藩：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洋务运动时创立和统帅湘军，兴办近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创立“湘乡派”;镇压太平天国，攻克天京。 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史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其思想过于封建，维护的依然是封建王朝。 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封恭亲王。
领导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但其思想任有封建性，维护的任然是封建王朝。
此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的评价，可以互相借鉴。共同的局限：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众。
康有为：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官至工部主事，孔教会会长。 公车上书;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介绍国外变法的经验教训;创办强学会;主持广州的万木草堂;百日维新反对专制体制，主张君主立宪;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 梁启超：晚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公车上书;著作《变法通论》;在长沙时务学堂人中文总教习;主笔上海的《时务报》;百日维新;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伟大的爱国者，但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众。但同时，他更是一位著名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严复：清末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翻译了大量西洋学术名著，代表为《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阐发救亡图存的思想;先后出任多校校长;主办天津的《国闻报》和湖南的《湘报》;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近代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翻译巨匠，教育家。辛亥革命后，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 谭嗣同：晚清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 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白日维新。 爱国志士。
光绪：晚清皇帝。
主持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主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
政治：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变法是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经济：接受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文化教育：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 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使知识分子扩大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国父”。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
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代表作《三民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临时组阁、二次革命、护法运动、联俄联共。
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在彻底反封建的道路上坚守一生，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但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有其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宋教仁：近代政治家、革命家。
编写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筹组国民党，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黄兴：近代民主革命家，实干家，同盟会庶务，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任参谋，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创建华兴会，同盟会实干家，民国捍卫者。 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革命家，实干家。
袁世凯：近代政治家，北洋军阀的领导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在位时，废科举，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主张建立强国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张复辟帝制。
客观评价：袁世凯虽然处处投机，在位时又实行专制，甚至想要复辟帝制， 但其却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有功之人。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领导新文化运动。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研究儒家、哲学、古典文学、禅宗、《水经注》等多个方面。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
陈独秀：近代政论家，文字学专家、大学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提倡新文化，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领导文学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2篇
1043091117李娟轻纺与食品学院2010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着眼于心的始终是国家和人民，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为民族大义，这就是林则徐。
正因为有个懂得和重视家教的父亲，正因为在鳌峰书院求学期间受到陈寿祺经世匡时之思想的潜移默化，郑光策“经世致用”的熏陶，林则徐就立下了“经世救国”的宏图之志。了解不畏权贵，揭发贪官腐败而受折磨的林雨化的事件后，拜读了他的著作，更是加深了对吏治腐败的认识。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到各个爱国将领民族思想的熏陶。这些强烈的爱国主义，深深的民族大义， 刚正不阿的的官场态度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为后来的“虎门销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奠定了基础。
林则徐一生为官清廉， 为国为民奉献了一生。从他的官宦之路开始，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他同时“文学而潜修”。他搜集和查阅关于水利的奏疏、著述，发展水利，为民造福，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夏季大河泛滥成灾的问题;他在任官时，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他在广州禁烟的过程中，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后来在虎门海滩销毁了这些鸦片。为此他后来遭到诬陷成“替罪羊”，遭受了5年悲惨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他的“虎门销烟”的壮举及他良好的思想品行万古流芳。他的禁烟、销烟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1858年，马克思在所著鸦片贸易专论里就肯定了林则徐的这一禁烟壮举。“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国际禁烟日”。被魏源评价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林则徐这位民族英雄身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从小时的家庭教育，到后来读书地方文人志士的熏陶，及社交地点的民族思想的熏陶，才造就了一个时刻把国家和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刚正不阿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即使是在被迫害，仕途不顺的悲惨境遇里，那种民族的深深大义一样没有被磨灭，这同样体现了一个人的坚定的意志和气度。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3篇
1.1 课程性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的精神而新设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本科专业综合教育必修课。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 通过发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 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提高政治觉悟。
1.2 课程特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不仅具有历史课程的一般特点, 它还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具有鲜明的德育课程特点。它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之一, 是通过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的一门重要课程。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而历史人物又为后人提供了人生定位的标杆。实践证明:通过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基本素养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1.3 当前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常见的问题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德育课程, 党和国家高层也对此高度重视, 但是在高校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 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不令人满意的情况。
问题之一:教学内容重复。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概况, 在中学阶段就已经要求学生们掌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大多数内容, 已经为本科学生们所熟知。对已经熟知的内容进行重复学习, 使大多数学生丧失了新鲜感。
问题之二:教材过于简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本身具有概要性, 使得其所提供的材料必须高度简约, 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也只好尽量节约笔墨,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教材的过度简约。从事该课程教学的一些教师常常觉得教材过于干瘪, 说教气氛过浓, 不好讲。
问题之三:教法单调。不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教师苦于指定教材的过于简约, 对于中央直接审定的教材又不敢偏离, 所以只好照本宣科。教学方法机械死板。这样一来, 课堂就极其缺乏活力。事件教学干瘪枯燥, 令人昏昏欲睡;人物教学“瘦骨嶙峋”, 品之“味同嚼蜡”;人、事评点陈词滥调, 毫无新意。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学生们很难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起兴趣, 即使迫于学分要求前来听课, 也是心不在焉。有些学生干脆经常缺勤。任课教师只好靠频繁的考勤来保持学生到课率, 这样一来, 这门“必修课”变成了令人生厌的“逼修课”。有些学生甚至宣称:“我憎恶历史课”。在这种情况下, 高校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很难完成其课程任务。
2 强化历史人物教学在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地位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考我们的任课教师进行教学改革, 大力革新教法, 使这门课真正成为学生喜爱, 终身受益的课程。本人主张, 我们应该加强历史人物教学的分量, 抓住历史人物教学这个关键环节, 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活跃起来, 以解决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问题, 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应有功能, 以此推动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以往一些观点认为, 讲述历史要以叙事为中心, 历史人物只是讲述历史事件的点缀。多数历史教材的编写都深受这种观点的的影响。现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就是这种情况, 它将人物介绍以事件为线索编排, 对众多历史人物大多只单纯介绍他们典型的政治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结果, 使人感到缺少了什么。
其实, 这是一种偏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儿, 总和一定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相联系。司马迁的历史名著《史记》中就既有叙事为中心的体例, 也有记人为中心的体例。正是因为记叙了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才使《史记》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历史教师方红萍认为:“阅读《史记》, 二、三千年的历史, 不因历史事件的繁芜复杂, 不因历史线索的纵横交错, 不因时空的距离遥远, 历史人物宛若眼前, 历史面貌跃然纸上。由此给历史教育带来的启示是, 要化解学生学习历史的障碍, 可以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学生, 让学生亲近历史人物, 理解历史人物。既要使历史教育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展开, 更要求在描述历史人物时形象生动, 需有感染力。”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中, 我们可以加强历史人物的教学, 甚至把历史人物教学提高到中心地位。从历史人物的身上, 我们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 使历史人物教学的过程成为教育学生具备崇高品德和情操的过程。这些在历史活动中留下深深烙印的人物, 本身所具备的光彩是值得后人称道和学习的。素质教育强调德育渗透, 而在历史人物教学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人物教学便于引领教育学生以人为鉴、以史为鉴、追求真理、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严谨治学, 进而让学生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中获得启迪和借鉴。可见, 历史人物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德育作用是非常大的。
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人物生动感人的言行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的革命传统教育。大学生处于长知识, 长身体的阶段, 又是确立世界观, 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学生学习历史, 首先得到的是具体的历史知识, 通过掌握具体的历史知识, 给人启迪, 潜移默化, 达到鉴古知今, 知人论世的作用。其次, 在教学中重视用历史人物生动的言行, 可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历史教材中记载了大量历史人物的爱国名言, 例如,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祸福避趋之”、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在教学过程中, 紧扣教材, 结合这些名言, 以情动人, 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心, 报国之志。
其次, 历史人物的行为和事迹也是很好的道德教育素材。近现代史上关天培、邓世昌以身殉国, 谭嗣同舍身变法, 李大钊英勇就义, 董存端舍身炸碉堡等事迹, 都是很好的素材。这些英雄行为及其坚强的信念, 惊天地, 泣鬼神, 堪为万代楷模, 学生们对此喜闻乐见, 运用得好可使其感奋, 树立起为国家繁荣富强而努力拼搏的远大理想。在教学中, 充分挖掘历史人物中的德育资源, 并体现时代特色, 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参与, 这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各种感官去参与教育内容, 同时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
历史人物教学同时还可以教育学生追求真理、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 严谨治学;牢记革命传统;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中获得启迪和借鉴;从反面人物身上接受历史的教训。因此, 历史人物教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有的老师甚至认为, 历史活动离不开历史人物, 不讲历史人物的历史课肯定是空洞乏味, 死气沉沉的。在一定意义上, 历史教学就是历史人物教学。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人物教学方法设计
如何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呢?为此, 笔者设计了一套教学法, 可以称为“人物评点式六步教学法”。这套教学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 教学动员。主讲教师要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向学生们讲清课程的性质、重要性以及即将采用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做好相关的配合工作。
第二步, 主线梳理。教师向学生讲清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线, 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民族的主要任务。介绍近现代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使学生在随后的学习中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避免学习中为个别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迷惑, 出现“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的现象。
第三步, 选择系列历史人物。教师从近现代选出系列关键的历史人物, 所选择的历史人物既要有阶级阶层的代表性, 又要有时代的代表性, 既要有正面人物的代表, 又要有反面人物的代表。
第四步, 学生选定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性学习。每一个学生在老师所规定的人物体系里面选择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如果是大班授课, 可以每一个学习小组 (5~7人) 选择一个历史人物, 共同开展研究性学习。学生应在认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 进一步阅读该历史人物的传记, 搜集其著作、言论, 了解同时代人以及后人对该历史人物的评价, 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五步, 课堂评点、讨论。按照历史人物出现的顺序, 每位学生或每个学习小组, 就自己所选择的历史人物进行评点。其他同学可以对此提出疑问或表示支持, 开展讨论。最后, 由主讲教师进行总体评价。这样如线穿珠, 直到将所选定的历史人物点评完毕。
第六步, 期终综合讲评。主讲教师根据一学期以来的学习情况, 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 要突出主题, 引导学生学习先进的历史人物, 批判反动历史人物并引以为鉴, 避免重蹈其覆辙。鼓励学生继承先贤的遗志, 为实现近代以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而奋斗。
通过以上六步教学, 我们可以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系列问题:避免学习内容的简单重复, 弥补教材过于简略的不足, 促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大大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们在对历史人物的学习、评点与讨论中接受生动的历史事实, 使鲜活的历史在他们的脑海中得以重现, 从而激发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使他们在愉快的学习中接受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 迅速成长为四有新人。
4 结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强烈的思想政治性以及其浓厚的德育特色使这门课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历史课程。它对学生正确政治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确保课程教学目的的实现并突出其思想政治性以及德育特点, 我们必须解决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人物评点式教学法即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 以期改善该课程的教学状况, 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真正达到课程教学的目的。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 但这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使得其教学缺乏活力,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本文探讨了人物教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并设计了以人物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方法, 以期解决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人物,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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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2005～200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阵地、研究成果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势头强劲，社会史研究走向纵深，各自呈现出独有特色;档案运用、大历史观及微观与精细化研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2005年至2009年5年来，在中共中央“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对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热点、不足及研究趋势做一梳理，使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一、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5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近代中国》、《近代史学刊》、《近代文化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新史学》等等，均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并推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趋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的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在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举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1940年代的中国”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三次就是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以及近代社会史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呈现出系列性、专题性的特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近代中国博览会研究、近代教会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近代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01年设立的“章开沅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近5年来在资助国外学者到中国短期访学，举办诸如“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暑期讲习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在学术领军人桑兵的带领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成果突出，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硕果众多，人才辈出。2007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举办了“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论文集。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之独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孙中山崇拜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都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也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硕。通史与综论方面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等。
近代政治制度史方面有：郭宝平等的《探寻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杨绪盟的《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付椿扬的《民国时期政体研究(1925 1947)》，刘景泉的《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程舒伟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赵金康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曹成建的《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1920—1949)》、《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常宝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等。
中国国民党研究方面有：茅家琦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崔之清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田湘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等。
近代经济史方面有：汪敬虞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洪葭管的《中国金融通史：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杜恂诚的《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戴鞍钢的《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夏国祥的《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1949》，张忠民的《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巫云仙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研究》等。
思想与文化方面有：张岂之主编的《民国学案》，龚书铎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沈卫威的《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麻天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等。
近代社会史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乐黛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陶飞亚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许纪霖的《回归公共空间》，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
的新陈代谢》，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杨庆元等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石源华等的《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等。
资料整理与原始文献出版方面有：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喻春生等主编的《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欧阳哲生主编的《丁文江文集》等。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第一，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丰富的发展阶段。所谓新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史的研究，相对于过去比较成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
纵观近5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社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职业会计师群体、职业律师群体、西医职业群体、职业记者群体，陆续有论文发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另外，近代城市人力夫群体、地区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初步展开。社会组织的研究，近代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宏观研究已经成熟。新的研究趋向是更加细化、微观，如朱英对上海、天津、无锡商会投票选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很有特色。其他关于商会参与外交活动、银行公会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有新的论文发表。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社、工业会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第二，慈善史的研究。主要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赈济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活动，上海、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周秋光主持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被列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三，劳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对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做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考察了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有学者系统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并对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源做了分析。此外，有关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的研究、城市研究、灾荒与社会救济、士绅阶层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Ⅲ
第二，传统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复兴。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历来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积累了很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凤凰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被学者们公认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传统划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时期的认识，从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著名学者茅家琦、龚书铎、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发表笔谈，从各个视角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分为晚清政治史和民国政治史两个部分。
关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维新历史、清末新政及官制问题等。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考察了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问题。另外，茅海建通过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校勘、考察，出版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指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诸天讲思想属于康有为事后添加。孔祥吉发表了若干考证文章，对《诡谋直记》及康有为代人撰写条陈做了深入辨析。江中孝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关于晚清新政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晚清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如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新设机构课吏馆的职能及其效用、地方咨议局的设置及其运作、近代警察和法制问题等。叶晓青对光绪帝庚子以后、特别是其生命的最后两年的阅读书目做了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关心立宪的皇帝形象。
关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包括：民国政治制度问题、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研究、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关于国民党南京政权政治制度的研究，王奇生对1924—1927年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了系统考察，指出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从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陈瑞云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有学者还对国民党国家体制、国民党军队政治制度、政工制度与党务工作做了研究，指出国民党的国家体制是党国体制，国民党的治军理念与制度是“以党治军”，但实际运作中却是“以军治党”。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有关国民党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争，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角逐和冲突，政界与学界，以至大学校长易人的背后，无不蕴藏着颇为复杂的派系斗争。金以林、桑兵、王奇生、张皓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关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研究，学者分别选择北平、四川、两湖地区为案例，围绕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1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抗战期间四川地区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的纠缠互动以及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国民党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复杂关系，颇有新意。
从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二是农民素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合作运动的考察。另外，关于地权问题与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第二，近代财政金融体制及个案的研究。财政方面，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广东地方政府1894年和1905年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其不同、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变化，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比较。金融方面，近代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的考察，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分析，都属于新的探索。货币方面，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的意义，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对于企业发展及其
环境的研究趋于细化，更加微观，如对中国航空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以及大生纱厂“账略”的研究，都在新的视野下有了新的进展。第三，近代博览会的研究，是近代经济史与近代社会史共同关注的新课题。马敏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博览会研究已经结项，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此外，关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研究、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发展中政府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等，也有所深入。
5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斐然。第一，近代文化思潮的研究。2006—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潮做了重新审视，分别出版了学术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第二，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由9本学术专著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团队多年研究的成果，被虞和平誉为“2008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此外，耿云志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围绕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做了深入系统且卓有见解的分析研究。章清主持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获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趋向。第三，概念史的研究。概念史，又称近代新名词或关键词，也有人称历史文化语义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论是称新名词研究也好，还是概念史研究也罢，甚而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都是同一问题研究。2006年，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界说、中西日文化交会与新语生成、新语厘定与迁衍考析等进行了热烈研讨。会后出版了由冯天瑜等人主编的学术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此外，冯天瑜先后出版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冯天瑜文集》及系列论文，黄兴涛出版了《“她”字的文化史》及系列学术论文，罗志田对“天下与世界”的研究、章清对“自由”的研究等，都是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概念史的研究，促进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其积极影响，黄兴涛总结为三个方面：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关争论也不少。比如，冯天瑜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曾经引发了关于“封建”一词翻译与定义的论争，而且争论仍在继续。
从现有发表的成果来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依然嗣绕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展开，没有明显的热点，讨论也不是很集中。有关研究的新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近代外交体制、外交方针、外交立法、主动外交行为的研究，涉及晚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所奉行的方针是以儒家的诚信思想和国际法原则为指导。有学者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北京政府的外交体制，认为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有学者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做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在参与国际组织、处理亚洲地区事务、制定战后对日处置计划等方面，既有积极作为，同时又有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其二，国别关系史。有学者分别从海关税则、广东禁烟问题、权利与体制等方面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中日在朝鲜的电信权之争，侧面揭示了中日关系的微妙和斗争。中美关系方面对中美合作所、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研究等，也颇有新意。中韩关系的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发表，是近几年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热点。另外，中国与暹罗近代关系的研究也悄然启动，值得关注。其三，国民外交的研究。学者分别从国民外交、朝野纠葛的视角重新审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关税特别会议以及1923—1924年问的中苏建交谈判，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台北档案、欧美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两蒋档案、宋子文档案以及名人日记做研究，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还出现“跨越国境的对话”，即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中外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单纯学者层面的，也有政府层面的。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本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等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发起“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研讨中日历史与社会变迁，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而经中日两国首脑达成一致，开始建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制，于2006年12月正式启动，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实施。几年来，双方委员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原则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中日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之间也形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定期对话。牛大勇等主编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和外化》，也是一种以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尝试。
三、学术回顾与学术论争
重视学术回顾，通过学术回顾以展望和预测未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近5年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刊物比较重视相关领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比如，2005年对晚清政治史的学术回顾、抗日战争的学术回顾、2008年对戊戌维新研究的学术回顾、2009年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回顾，都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领域近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学术创新，并对其不足和局限性做了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论争也逐渐开展起来。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范式中，对于国内学界普遍推崇的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夏明方发表文章给予质疑。作者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旦把近代中国纳入16世纪开始的所谓内发原生的近代化道路之中，凸显近世中国历史变化所谓的自主性和延续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会淡化外来冲击的影响，模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成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作者主张建立“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意图十分明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在讨论的初期，有学者将“革命史范式”定位为“旧范式”，而将“现代化范式”定位为“新范式”，或主张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或认为应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经过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现代化范式”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其实，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和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的。李文海、龚书铎两位先生以前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后来逐渐转向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只是顺应了中国时代主题的变化的学术研究侧重点的调整，难道就能说他们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吗?李文海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现代化，革命也不能发生。同样，革命也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对于学界普遍使用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外来概念，朱英提出质疑。朱英认为，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不如使用“社会与国家”概念更为稳妥和合适，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太过庞杂，又源于西方，不管怎样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总难免被批评为“舶来品”，甚至被指责为带有明显的某种价值取向和丧失研究主体性、创造性。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往往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严格区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概念上又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而“社会与国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可以纳入其中。以上讨论，总体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突破西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尝试和努力。如果说是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的“挑战的挑战”，或者说是对西方学界说“不”，也未必不可。此外，《近代史研究》上展开的关于“假如史学”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讨论，是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活跃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值得提倡。
四、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法、人物、事件评价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其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具体如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潜台词即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
第二，有些人借“重新评价”，得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怪论。有人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有人对清末的秕政捐纳予以重新评价，认为捐纳制度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为新政机构预备了人手，捐员较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等。尽管此类观点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现有学术职称评定机制与博士生培养考核机制片面强调论文发表数量，造成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降低了学术要求，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垃圾论文。与此相关，学术抄袭与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界的声誉。五、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第一，档案材料的充分运用，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献的运用。其中包括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如金冲及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重点研究了蒋介石是怎样应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过程，丰富和深化了解放战争的研究。吴景平自2005年起连续四年前往胡佛研究所，较全面地梳理了宋子文档案，对宋子文档案的学术价值及关于利用宋子文档案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有助于学者正确使用该档案。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深与国内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国外所藏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大历史已经初步形成共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畛域开始被打破，统统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同时，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逐渐打通，长时段研究被广泛应用。2005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共同申报教育部创新基地“985”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获得通过。2006年由中国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研讨会“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第三，微观研究与精细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马敏在预测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曾经指出：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这一预言现在已经变为现实。综观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微观研究逐渐超过宏观研究。如桑兵的《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熊月之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同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徐秀丽的《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等，都是近年来发表的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的研究趋势。
[责任编辑 李文苓]
近代史人物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近代史研究由以往古代的“通史家风”逐渐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史学研究与发展。探究其成因，“碎片化”是宏大叙事被后现代历史学分解后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史学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欲应对 我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必须正确定位“碎片化”研究价值，从“碎片化”着手探索，最终实现中国 近代史研究宏观整合;必须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的理论创新，融合海外先进史学理论，消除掉固有 的一成不变的史学理论建构，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宏观发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碎片化;通史家风;应对措施
见，20 世纪初期我国历史学领域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 变化。
虽然 20 世纪我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观念较为新颖且 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是仍存在一些传统传承观念，且十分 强烈。在我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不 能做到真正的亲民，不能很好地将民众作为研究中心，但 是我国史学研究发展趋势逐渐向大众化、专门化、碎化方 向发展。
三、“碎片化”成因
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承认 的是，“碎片化”后蕴含着相当深刻的史学知识变迁。 归根究底史学“碎片化”是宏大叙事被后现代历史学分 解后的必然结果。宏大叙事体系被分解打破的同时，新 的体系尚未成熟建立，导致史学治史系统处在新旧交替 且没有完善体系的状态，使得史学呈现出“碎片化”状 态。这种形态下的史学“碎片化”就如同自然界中，地 震过后的破碎板块，站在历史学角度来分析，史学“碎片 化”处于一种“非典型”状态。古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 不同的地方在于，后现代史学即便扯断宏大叙事体系一 贯的发展链条，让史学呈现出“碎片化”状态，但是这些 史学碎片仍不受约束与控制，史学碎片之间相互隔离分 解，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规律的存在着，因此称其为碎 片化，就是因为他是分解的分裂的状态，只是片段性的歷 史，不是完整的历史，只是整体中的微观历史，而不是宏 大历史。历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性质完全不同，史学 研究并不像人们臆想得那么简单有序，史学研究反而是 较为混乱且不可测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史学研究背 景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只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 这同样也是当下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基本原因 之一。
另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关键原因主 要是因为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浪潮，导致史学研究“碎片 化”十分显著。二战后，民主化开始兴起，并从中逐渐发 现民主化后下层社会的价值，因此使得民主社会、群众社 会逐一登场，在史学研究中逐渐呈现一种更加广泛的民 主特色，将他们的生活融入与各种历史学当中。这种现 象的出现导致众多人民都在试图挣脱传统的各族，想要 在名族整体之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因此导致 史学“碎片化”日益严重，基于此史学民主化也可以称 其为历史民主化，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同类型的人们，将 自己的历史眼光逐渐放到社会政治层面上来。史学民主 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文化的发展，但其也是中国 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
四、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措施
（一）正确定位“碎片化”研究价值
在我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太过于将“碎片化”的 研究依赖于史学研究人员的史学素养与史学专业能力 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其实就真实的存在于我们自己 身上，并且相关历史学资料也都在我们自身胸怀当中。 只要我们能够在自己胸怀中准确探索到沉淀历史的熔 炉，就可以将确定的历史变为真实存在的实物。”这段话 中提到的“我们”指的就是史学研究者，史学工作人员， 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历史发挥出的主观作用， 但是人的主观想法与思考仍对史学研究有着很大程度上 的影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碎片化”上，不论史学研究者的历史研究多么的内容广 博，言简意明，都应使得历史研究具备总体性与前瞻性的 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够有效掌握与把握科学正确的历史 研究宏观架构，切勿就微论微，切忌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 上连点成线且做到排线成面，站在微观历史教学去着手 研究，从“碎片化”着手探索，最终实现中国近代史研究 宏观整合，确立宏观整合中国近代史研究意识，从微观到 整体，从碎片到宏观。
另外要想有效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首先 就需要重视“碎片化”的研究与存在价值，不要极端地 去定义“碎片化”，应重视“碎片化”与“整体化”两 者之间的统一性，切勿将两者作为对立面。具有宏大体 系的碎片化历史是具有研究与探索价值的，不能只因其 史学研究内容细碎多元就忽视了碎片化史学的价值与意 义。在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时，要秉承上文 当中所阐述的态度去研究与探索分析，重视“碎片化” 与“整体化”不同的价值所在，将两者进行紧密联系，重 视与发现“碎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将此思想观念 贯穿于史学研究者的思想当中，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发展，实现“碎片化”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在将学者进行分类时，通常以横向型人才与专 业人才进行分类，所谓横向型人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 才，而通才与专业人才是当下近代史学研究者中两种典 型学者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也分为两 种不同层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 “碎片化”进行探索治史时，并不是专业人才学者偏重， 通才偏弱，而是需要在碎片化史学研究过程中，重视通才 与专业的融合，两者相互补充，融会贯通，做到在中国近代 史碎片化研究当中通才与专业兼备，更好地实现较难达到 的史学研究目标，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碎片化发展。
最后，若你是一名史学初学者，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丰 富自己的历史学视野，增强历史学敏感度，从基础中锻炼 与发展史学专业能力，从而避免自己陷入史学碎片化的
问题当中。
（二）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的理论创新 站在历史学自身角度来分析，纵观近年来的我国史 学发展趋势，主要是以历史理论逐渐发展到让位与史学 理论，然后在参照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探索追溯，最终被历 史知识问题拷问所替代。比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
30 年，史学界较为重视对“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 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 及汉民族行程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被称为上个世纪的 “五朵金花”，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我国史学又比 较热衷于对“历史认识论”的史学讨论与研究。再又一 个 30 年中以致又一个 30 年过后，相关历史问题被长期 搁浅，研究讨论甚少，直到出现一个乏人问津的局面。近 年来虽然我国史学研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与进步， 但是史学研究整体状态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与调整，仍 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历史研究层面上，因此近代史学研 究中，为了颠覆以往传统史学研究观念，需要重返历史本 体，纵观中国历史全局围绕重点问题展开探究与讨论，正 视碎片化问题，从而才能摆脱碎片化困境。
经历史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史学研究重大突 破都是建立在以理论创新为基础的前提下。而中国近代 史研究碎片化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史学界思维能力的枯 竭，思想观念的退化，导致史学界出现碎片化，并得不到 有效遏制。因此基于此广大史学研究者应以蓬勃发展中 国近代史为目标，积极引进海外新颖的理论进一步推动 我国史学界的发展，融合海外先进史学理论，做到我国近 代史研究理论根本性创新，消除掉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史 学理论建构，推動中国近代史研究宏观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近代史研究当中，“碎片化”的重 要性在于史学研究方法论与史学观上的差别，因此我们
应重视开阔历史视野，提升历史眼光，打破历史碎片局 限，更好地领悟与体会碎片化的意义与价值，另外在随着 方法与史学观念的转化，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层 面上发现，以往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历史碎片，随 着方法与史学观念的转变逐渐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历史玄 机与存在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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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润生（1993—），男，汉族，湖北十堰人，单位 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 究方向为专门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