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支持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党领导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創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密码。中国共产党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党的政治生态始终纯洁健康，确保了党永远前进的本质追求，决定了党的制度建设能够不断地自我革新。
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支持论文 篇1：
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保障研究
内容提要:设计一套保证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在深入分析青海省生态建设的制度缺陷的基础上,从制度供给和制度实施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生态立省;机制设计;制度保障;青海省
青海省地处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高原生物多样性,被誉为“中华水塔”、“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是我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生态功能调节区。其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广大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影响巨大,具有其他省区不可替代的巨大生态价值,保护和治理好青海省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青海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生态立省”战略,既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青海省发挥比较优势、构筑发展新平台、树立发展新形象的最佳选择。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然而青海省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来看,主要是由于人们行为和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而形成的。因此,要实现“生态立省”的战略目标,有效解决市场缺陷和政府缺位,降低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以提高“生态立省”战略实施的效果。
一、青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现状分析
经过60年的艰苦努力,青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效。截至2008年底,青海省已建立包括森林植被、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1处,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保护区体系。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由于未能找到改善民生与改善生态的结合点,导致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础不稳定。随着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推进,退耕、禁牧和限牧措施对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多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还不能迅速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通过生态保护与建设促农牧区经济增长效益不明显;另一方面,由于任务重、难度大、涉及的问题多,并需要有大量和长期的资金投入,现有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难以有效遏制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1]。有研究表明,青海省近年来人均生态足迹逐年上升,人均生态承载力则逐年下降,人均生态足迹大于人均生态承载力,存在着严重的生态赤字,表1、图1。这表明青海省的生态供需失衡问题十分突出,对自然环境的索取已经超过了当地生态的承载能力。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青海省无论是在全国尺度下,还是在全球尺度下,其生态状况都是不可持续的和不协调的[2]。
二、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设计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有好坏之分,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因此,设计一套保证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有效制度的设计依据是什么呢?有效的制度安排应符合三个标准,即帕累托最优、信息的有效利用和激励相容。
(一)帕累托最优标准(即效率标准)
帕累托最优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若不使其他人的境遇恶化,就不能使任何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就是说,如果不同时损坏其他人,就不可能通过重新安排经济资源以改善任何人的状况。通俗地说,效率是指所有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
(二)信息的有效利用
信息效率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三)激励相容标准
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检验一个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能否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
青海生态立省的制度安排的设计,第一应尽可能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促进青海人口、资源、环境、技术和制度等要素的优化配置;第二尽可能实现行为当事人之间的信息畅通,使信息能反映“生态立省”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第三尽可能实现政府理性与微观主体理性的统一,使大家都为实现“生态立省”的目标而奋斗。
三、青海省生态建设的制度缺陷分析
(一)草地产权制度缺陷
目前,青海省生态状况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以三江源地区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严重退化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三江源区畜牧业发展迅速,区内各州县家畜数量呈同步波动快速增长模式。各县在畜牧业发展中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1960年以后数量急剧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由于天然草场载畜能力有限,出现严重超载过牧现象,按理论载畜水平分析,甘德、玛沁和达日超载4~5倍,冬春草场超载率达41.5%[3]。目前关于三江源区草场生态恶化的成因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自然成因说;第二种是人为成因说;第三种是综合成因说。景晖等认为人为活动是主要成因、自然是次要成因,超载是1957—1979 年间、采金子和挖虫草是1980—2004年间草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4]。周华坤等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江河源区草地退化原因的定量分析表明,长期超载过牧的贡献率达到39.35%,位居第一。气候的异常扰动加速了退化进程,鼠害是植被退化的产物[5]。有学者认为:“1984年以来,青南牧区陆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年的实践证明,实行这一制度有利有弊。其利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过去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发挥了牧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自主经营的宽松环境。但利弊相依,在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不仅使牧民们居住更加分散,而且使草原超载、生态恶化问题更加突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6]。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但天然草原的过度利用与草原产权制度的缺陷和供给滞后密不可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的生产资料大包干方案,重畜轻草的设计,使牲畜的承包细致公平,而草地的承包却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由此造成牧民承包牲畜与承包草地理论载畜量之间的不平衡,打破了当地草畜基本平衡的现状。有研究表明:大包干结束时,承包牲畜与承包草地理论载畜量相比欠载的牧户占50.1%,羊单位占47.9%,超载的牧户占49.9%,羊单位占52.1%,给草地超载留下了隐患[7]。鉴于政府有限理性和知识缺乏,未能逐步消除大包干造成的草畜不平衡,相反由于草原承包不彻底及政府官员和村干部利用特权任意划拨承包草地的行为,增加了牧户预期的不稳定性,容易诱发短期行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目标考核体系,使乡村干部缺乏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客观上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各级基层组织对草原畜牧业生产放任自流,草地的使用和保护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致使天然草原多年来一直处于20%~30%的超载状态。草场生态退化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农牧户的“利”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制定合理的制度,调动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促进青海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扭曲的GDP核算制度
自从1985年建立核算制度以来,我国GDP核算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数据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但是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比如开发矿产资源,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开发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不能只看到发展、繁荣的一面,还要看到对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的一面。由于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对资源环境的量化估价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传统的GDP核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资源的过度消耗。
(三)现有政绩考核体制对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目前中国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很大程度“由行政部门充当或支配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它的两个特点,即“经济行为政绩化”和“行政功能经济化”。这对于可持续发展特别不利。第一,任期内的政绩要求往往违背经济规律,如果说典型市场行为追求的是“口袋里的钱”的话,那它追求的则是“能写在纸面的成绩”。它导致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行为:为了政绩,连本地方的利益也肯牺牲,是“超经济短期行为”。例如一些明显不利的项目硬要上马或维持,这些特别粗放的增长方式选择,特别低级的决策错误,一交再交无止境的“学费”, 都与此有关。此外,形而上学的政绩激励机制还鼓励文过饰非、逢场作戏,“只报喜(收益),不报忧(代价)”,致使一些“不可持续因素”(如生态恶化) 得以掩饰并转嫁给社会和后代;第二,政府管理部门“经济化”,即权钱交易,甚至设置新权力敛钱。这特别有利于少数人勾结、掠夺和破坏公共资源。可以说,这往往是一些订得好好的政策和法规不能落实的主要原因[8]。据2005年1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青海省湟中县一个存在了20年的铬盐厂,给当地河水和地下水等生态资源造成严重污染,因环境问题屡被查处,2004年5月因擅自生产再次被责令停产。但却在同年7月举行的“青洽会”上,被该县环保局签约“引进”,这样已停产的湟中铬盐厂在未进行环保评估的情况下,更名后开始改扩建,继续生产红矾钠。从这里可以看出,现行的生态资源利用的管理制度和相关的公共规则存在明显的缺失。“环保法”被公认为是“软法”,许多地方的环境违法案不仅未能得到依法严惩,甚至当做招商引资的经验广为传播。污染企业作为纳税大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臣,而环保执法部门则只能迎合和执行地方政府的政策。我们不能不说:没有廉洁的政府便没有清洁的环境。虽然自2005年开始,青海省确定,三江源地区的发展思路以保护生态为主,并决定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玉树两州不再考核GDP,取而代之是对其生态保护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具体指标进行考核。“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而言,封育多少草场、减少多少牲畜、种植多少树木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具体考核标准。”但是,原来的政绩考核制度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四)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一般来说,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往往会过多地依靠正式制度,可是我们决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从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农牧区经济中农牧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长期处于正式制度缺失的封闭环境中,传统的思想及其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对他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其中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农牧业环境资源的高效配置。在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延续了几千年,在这种极其分散的生产组织形式下,在农户的水平层面上很难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也很难孕育出保障契约、合作、共同体等能有效履行的法制环境,因而必须由自上而下的集权加以维持。所以对于公共物品属性极强的农牧业环境资源,人们既缺乏“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更缺乏自我组织协调、共同维护环境的动力,在环境问题发生时大多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在利益面前力求人人平等,在责任面前则能逃则逃,即使自己身受环境污染之苦,也不愿运用法律武器自我组织起来制止侵害行为,而是更多地依赖政府的帮助。
四、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就是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有关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规章制度(或具体举措),来保障“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用制度促进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基于前面的制度缺陷分析,笔者认为,为了使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取得实效,着重在完善制度供给和实施机制方面下功夫,以便设计的制度更好地实现帕累托最优、信息的有效利用和激励相容的功能。
(一)完善制度供给
从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实践来看,现有制度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对现实制度的需求。制度供给的不足,致使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延缓了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进程。因此,在现阶段重点强化制度供给,以满足“生态立省”战略实施的现实要求。
1.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
采取“以国家补偿为主、地方政府补偿为辅,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方式来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对不断改善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和对基层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补偿。国家在项目立项、资金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着力解决生态移民配套设施建设,调整和完善退牧(耕)还草(林)、封山(沙)育林补助标准,完善生态移民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人工增雨经费,加强鼠害防治等工作;抓紧制定和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二期工程》等。对农牧民最低生活保障、生态移民基本生活困难补助、农牧民养老保险、农牧民基本生活燃料费、农牧民基本医疗费用、游牧民定居点保障、生态移民职业技术培训、支持农牧区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建议国家在现有国家对藏区的相关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三江源地区的成本差异,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同时,结合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建立动态的专项补助增长机制。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机构运转、公共安全、文体广播与传媒、其他公共设施基础建设等方面,建议国家在规整现有三江源地区地方财政减收增支补助、三江源生态保护区转移支付补助等支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分,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办法,提高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补助系数、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予以补偿。
2.完善草地产权制度。
变革现行的草地产权制度要综合考虑制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生产力水平,变革的社会影响,国家对草地资源的宏观管理与控制能力等因素。因此,草地产权制度改革安排应采取“稳定完善所有权,强化使用权、收益权及转让权,并把使用权上升为物权”的思路。即在草地产权制度改革中不改变所有权,完善所有权者的责权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其产权主体;在草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制度安排中,以青海省现阶段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为契机,通过草地流转组建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草地股份经营为切入点,构建符合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草地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弥补现存的制度缺陷。
3.完善自然资源税费制度。
以《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批复为契机,将生态环境补偿成本,代际补偿成本、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的完善成本、城市重点生产生活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等纳入自然资源的价格构成,使自然资源的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遏制资源的浪费和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应不断完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税制内容,改变过去的以量征收为以价征收,加快资源附加价格的税收政策调整,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破坏和环境治理的成本。
(二)强化实施机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实施机制是构成制度的三大要素。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要看这个国家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十分复杂,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又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合作者的信息也不对称,因此,实施机制不可能自动进行,欺诈违约行为会不断出现进而会阻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强制性措施保证契约的实施,而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要看其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可以较好地惩罚违约者[9]。要实现“生态立省”的制度具备“帕累托最优”和“激励相容”的标准,建立良好的制度实施机制必不可少。
1.文化教育制度。
“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需要公众参与。常有人说:“环保问题靠政府”。这话有一定道理,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性,需要政府用税收等经济手段来引导或更直接“消除公害”。但是,这种认识又很片面,因为第一,观察国内外环境污染等公害得到控制的历史过程,可发现它们大都是受害群众的察觉与反抗的过程。“公众参与”乃是“21世纪议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它要求人民有权了解更多实情,发挥更大的民主。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一个激励人的“珍惜共同资源,爱惜共同未来”的经济社会体制。所以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公私分明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它既是群众自发参与的经济基础,又是政府干预的经济基础。
要保证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首先树立公众的参与意识。具体来说:第一,组织一批专家编写适合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立省论》教材,使各级领导干部能从理论和实践高度两个方面把握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现实性、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熟悉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历程,立足现实认清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紧迫感,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第二,编写适应不同层次学生要求的《“生态立省”教育》教材,在青海省范围内的各类学校开设生态教育课程,使学生们认识和了解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使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于学生的言行举止,从而为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贯彻落实生态发展观奠定基础;第三,编写适合于广大农牧民和企业职工的《生态立省简明读本》教材,使“生态立省”的思想贯穿于实际生产活动中,提高农业和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其次,由省委、省政府组织宣传、文化、林业、环保、人口、教育、城建、商业等相关部门,成立青海生态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省生态文化建设的研究部署、组织协调、检查监督、考核评议等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而“利”是中国民众的核心。抓住了这个核心,就可促使广大民众参与“生态立省”,遏制土地退化、沙漠化、水土流失、水质恶化、森林植被退化及污染等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使经济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行政组织制度。
第一,健全领导机制。“生态立省”建设是一项跨市县、跨部门、跨行业的开拓性、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须建立专职和高效的“生态立省”建设领导与协调工作机构,切实加强对“生态立省”建设的领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生态立省”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建议设立青海省“生态立省”办公室,要对“生态立省”建设重大事项进行统一部署,及时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制订“生态立省”建设年度工作计划,明确部门和市县责任,加强对“生态立省”建设工作的统一部署和监督,逐年落实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目标。各市县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和协调机构,组织编制《生态立市(县)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第二,建立落实机制。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高度重视“生态立省”建设工作,抓战略研究,抓工作部署,抓督促检查,形成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画到底,逐级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建立和完善“生态立省”建设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把“生态立省”建设重点任务和部门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层层分解目标和任务,落实责任,分工合作,确保责任、措施、投入“三到位”。制定行之有效的检查监督制度,掌握建设动态,总结建设典型,布置和督促落实建设工作,全面推进“生态立省”建设;第三,创新考核机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抓紧研究考核指标,把“生态立省”建设任务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将领导干部落实“生态立省”建设发展战略的评估结果和工作责任考核作为定量考核和评估其政绩的主要依据,完善现行的经济社会考核方案,将计划生育和环境资源保护等社会发展指标纳入市县经济社会考核内容,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形成科学的政绩观;第四,加强综合决策机制。
建议尽快制定《青海生态立省建设规划纲要》,以《纲要》为基础和依据,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规划、区域开发计划。要将“生态立省”的建设目标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体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要求,开展产业发展的战略环境评估和重大决策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提高“生态立省”综合决策水平。
3.法律制度。
第一,加强立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生态立省”建设的要求,对青海省现有法规进行清理复核,抓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等滞后领域的立法。对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的有关内容和不够完善的法规进行修改,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配套完善。抓紧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和公共环保工程设施有偿服务等法规,通过政策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第二,加大执法力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要求,加强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严格执法,保障“生态立省”建设相关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各有关执法部门和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和考核评议制,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保护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严格依法行政。强化执法检查,实行定期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推行执法情况定期汇报制、复核制、奖惩制,加大查处破坏生态环境案件力度,逐步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效率不高的现象;第三,完善政府内部行政监察制度。
加强对决策活动的跟踪监督,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执行生态环境资源法律规章情况的监察监督,督促各有关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时,认真执行审批程序,严格把关;第四,保障公众监督权。
设立投诉中心和举报电话,疏通投诉渠道,鼓励广大群众检举揭发各种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及时报道和表彰“生态立省”建设的先进典型,公开揭露和批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对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曝光。
4.经济制度保障。第一,
建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运用产业政策引导社会生产力要素向有利于“生态立省”建设的方向流动。定期公布鼓励发展的生态产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优先项目目录,以及禁止和限制发展的产业与项目目录,对优先发展项目提供优惠政策。研究制定有利于生态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促进生态型产业的发展;第二,稳步推进农牧区改革。长期稳定农牧区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牧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保护农牧民的土地、草场承包权益。制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鼓励合作社开展土地流转和资金互助试点工作。完善土地、草场流转中介服务,支持农牧民通过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第三,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严格征收各类资源有偿使用费,完善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和“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严格实行排污总量收费,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研究探索建立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要求因开发建设损害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价值的单位与个人缴纳生态恢复保证金。
5.科技制度保障。第一,
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制定政策,在清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生态产业等方面,引导企业、科研机构等积极开发和推广应用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举办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博览会、科技招商会,建立生态环境科技项目交流市场,有效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生态立省”建设;第二,建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系统。依托卫星影像、GIS、抽样调查、公众举报等手段,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控,及时跟踪和掌握环境变化趋势,提高生态环境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为“生态立省”建设提供决策支持;第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是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关键因素。一是青海省高等院、所应在实施“生态立省”战略中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青海省高等院、所应根据“生态立省”战略的要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集中研究“生态立省”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培养一大批“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专业人才,为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智力支撑;二是健全激励机制,积极与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以重点生态工程项目为纽带,吸引省外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到青海工作,与省内科技人员一道开展联合攻关,从而解决青海省“生态立省”中的关键瓶颈技术难题,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工程效益;第四,制订生态产业和环保产品标准。
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借鉴国内外经验,制订符合青海省情的生态产业标准,配合生态产业优惠政策,推动生态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生态立省”的产业和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借鉴国内外经验,制订和完善符合青海省情的地方标准,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套,形成青海省产业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按照资源优化配置、政府监督与企业自律相结合的要求,统合全省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推动生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WTO框架下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04CJY017)、青海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青海省新农村建设进程研究”的资助。
参考文献:
[1]马洪波,李广泳.实施“生态立省”战略 推动青海科学发展[J].青海社会科学,2009,(11):57—61.
[2]孙凌宇.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青海生态可持续状态评估[J].青海社会科学, 2009,(11):61—65.
[3]周华坤,赵新全等.长江、黄河源区草地退化与控制[J].中国草地学报,2005,(51):191—203.
[4]景晖,徐建龙,顾延生.三江源区草场生态恶化原因新解[J].生态环境,2006,15(05):1042—1045.
[5]周华坤,赵新全,周立等.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植被退化与土壤退化特征研究[J].草业学报,2005,14(03):31—40.
[6]景晖,穆兴天.青南牧区走联合经营之路的思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133—138.
[7]赵成章,龙瑞军,马永欢,吉生柱.草地产权制度对过度放牧的影响——以肃南县红石窝乡的调查为例[J].草业学报,2005,(02):1—5.
[8]许明.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9]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李双元(1971—),男,青海乐都人,青海大学财经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0-04-20
责编:黄晓梅;校对:黄晓梅
作者：李双元
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支持论文 篇2：
把握百年来党的制度建设接续探索的三个维度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党领导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創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密码。中国共产党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党的政治生态始终纯洁健康，确保了党永远前进的本质追求，决定了党的制度建设能够不断地自我革新。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
关键词：党的制度建设;理论支持;内在条件;实践基础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4.003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党领导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密码。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近年来，党的制度建设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当前，学界在党的制度建设的演进逻辑、探索历程、实践成就、基本规律、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成果。但是，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研究的论域有待拓展，特别是关于党的制度建设得以创造性推进的理论源泉、主体力量和实践土壤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鉴于此，本文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支撑、基础、实践必要条件三个方面，对百年来党的制度建设接续探索和创造性地推进的条件进行学理探究。
一、理论支撑：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都为党的制度建设接续探索和创造性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性质、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决定性条件，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1]，是加强党的各个层面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系统。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由于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随着党的实践活动发生变化和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转换，党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反映这些具体的历史内容，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一来，就需要不断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与丰富发展。
从百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党的指导思想在概念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多个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其思想实质来讲，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党的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党的各个层面建设的目标才更加明确，思路才更加清晰。失去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引，党的建设将失去方向。党的指导思想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内在地包括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丰富内容，对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基本目标、改革路径和重要意义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回答。
（二）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为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党的政治制度、思想制度、组织制度、作风制度、纪律制度、反腐倡廉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不断得到了推进，使党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朝气蓬勃。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时期以及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各项活动中坚持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民主决策和按制度办事，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高效运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改完善党章，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报告制度和党委制，创立了整风这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形式，并从执政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执政党面临的一系列考验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党代会常任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完善党的监督制度”[2]，创造了一系列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制度。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改革开放前党的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视党的制度的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和全局性，明确了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任务、方法、步骤和意义，建立了老干部退休制度，颁发了一系列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主张用党规党法保障党员权利，推动选人用人、思想政治教育、反腐倡廉建设等的制度化，开辟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新时期。其中，邓小平对校正党的制度建设的航向、部署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以及创新党的制度建设的路径等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抓党的建设，形成了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的重要思想，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强调以制度创新促进党的建设的全面推进，赋予了党的制度崭新的内涵。其中，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具体体现在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等方面，开启了党的制度建设新的篇章。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完善各个层面的制度作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课题。在党的制度创新方面，重点是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其他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党的工作，把新的社会阶层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奋斗并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实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提出要推进以加强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健全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完善和创新反腐倡廉的工作机制。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在保障党员权利、党内选举、党员干部管理、党务公开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在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层面，强调要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在健全党的委员会制度方面，开始推行“一正两副”的党委工作新体制;在干部管理方面，主张要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创新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注重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个层面建设的全过程。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实现了全面改革与深入推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扎牢制度的笼子，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政治生态更加纯洁健康;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制度建设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不断推进。
二、内在条件：党的政治生态纯洁健康
拥有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党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始终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总体上拥有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确保了党永远前进的本质追求，决定了党具有强大的制度革新能力。
（一）拥有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永远前进、永葆生机的本质追求
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注重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这个政治生态“包括政治理论、政治价值、政治立场、党的组织原则、党的运行机制，既有政治文化层次的内容，也有政治操作层次的内容”[3]。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独特的、健康的政治生态，所以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使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日新月异，不断革新。
同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实践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永远超越过去、超越他人、超越自己，勇往直前。党的组織路线科学完备，确保了党员领导干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促使共产党员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保持和发扬包括党的制度建设层面在内的一系列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基础极其广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实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生态健康的体现，滋润着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沃土。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条件，更是确保党永远前进并实现制度层面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本质要求。
（二）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革新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决定了党具有制度层面自我革新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私心，一心为公。这一政治品质就决定了党的政治生态是无私的，一切的思想和行动都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居功不傲、有过不诿。这样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使得我们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具有民主性的特点，决定了她具有制度层面自我纠错的机制。我们党坚持并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制度，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不懈地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的优良的政治生态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执政党，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制度革新能力。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还具有先进性的特质，决定了她具有制度层面自我更新的活力。我们党从成立至今，始终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力量，坚持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勘误纠错，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源泉。一百年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勇于自我批评、自我剖析、刮骨疗伤，在遭受挫折中力挽狂澜，在风险危难中绝处逢生，在不断胜利中充满忧患。正是依靠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敢于纠正错误、不懈追求真理的可贵政治品质和政治勇气，党的制度建设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三、实践基础：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善于总结党建实践经验，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汇聚力量，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一百年来，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为党的制度建设与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艰辛探索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制度建设。党的一大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中心工作必须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确立了“五湖四海”的选拔干部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把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党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央苏区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成立了党的审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等等。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报告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党委制更加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进一步完善与贯彻落实。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这些创新性的制度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提供了保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党的制度建设，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党的八大对党章的修订。特别是党的八大通过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强调要从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层面着手防止腐败，并提出了党代表常任制的思想。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虽然党的制度建设出现了一些曲折，但党的体制机制、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逐步得到了建立与健全。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制度规范化建设接续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阐述了从制度上建设党的问题。邓小平对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贡献，集中表现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文献里。在这一文献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等看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道路。随后，我们党逐步制定了关于党内选举、党的组织生活、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干部职务任期、党的干部离（退）休等制度，对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巩固党的建设的各项成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制度建设单列出来，作为党的建设新格局的内容之一，并强调“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4]，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委会议事决策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党章形式确立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根本性地位。党的制度建设围绕党委会的日常工作、党的干部管理以及党内监督制度的创造性建设进行展开，包括健全党内权力监督机制、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
（四）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创新探索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决改变在管党治党中出现的“宽松软”状况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制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从全面清理党内法规到大力推进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从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到狠抓党内法规制度执行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呈现“板块式”前进的良好态势。就党纪党规而言，党的十九大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体制机制而言，党中央强调要“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巡视制度。总体来看，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和长期规划，彰显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制度建设与制度的贯彻执行并举”[5]等特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制度的笼子不断扎紧、扎牢，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开启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一百年来，正是在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拥有纯洁健康的政治生态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为党的制度建设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和独特条件，确保了党的制度建设能够在接续探索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的征程上，要在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6]。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进一步纵深推进，以及党带领人民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接续探索，必将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质量的不断提升，党的各方面的制度必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价值也必将愈加彰显。
[参考文献]
[1]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116.
[2]陈华兴.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90年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特点[J].浙江学刊，2011（4）.
[3]程美东.以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的事业蓬勃发展[N].经济日报，2019-08-21（16）.
[4]陈世润，胡喜如.社会主义60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程、特点及经验[J].学习论坛，2016（9）.
[5]刘彦伯.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特征[J].党政干部学刊，2019（1）.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责任编辑：祝远娟
作者：刘锋
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支持论文 篇3：
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研究
[摘 要]企业道德资本作为企业伦理价值符号，其运作体现在企业整体运行的制度管理、生产管理、文化管理、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企业道德资本是研究企业伦理的重要视角，强调这一研究视角，才能不断挖掘出企业道德性资源，孕育道德资本化的成果，真正衍生出对于发展的社会责任意识，确保企业发展的伦理价值，也有助于把企业构建成道德的诞生地和家园。
[关键词]企业；道德资本；和谐社会；建设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无形资本的作用。无形资本包括“道德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知识资本”等。近年来道德资本概念和理论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应用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分析的重要视角。
企业作为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应积极发挥社会组织角色作用，承担社会责任，重塑社会道德关系，使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权利，还要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更多责任。这种观点的延伸，便是当今世界所普遍关注的企业“道德资本”。面对企业“道德资本”这一无形资产，企业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固定困境中，即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责任、道德的选择，这是在“经济人”和“道德人”不能共存的思维下形成的困境。在新的环境下，企业必须面对社会责任的各种问题，以公德、诚信为基础，重新打造企业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取信于人心，立足于社会。事实证明，企业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成熟的标志，也是企业决胜市场的关键。更加注重企业的道德性因素不仅不会影响收益的减少而且还会增加企业的收益，但企业道德的资本性发挥有个时间性问题，而不存在是否可能性的问题。利益与道德是相互兼容的而不是对立的因素。二者良性互动与发挥会给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实际收益，因此，在我国企业起步乃至腾飞的今天，如果只是单纯的注重利益而忽视责任与道德，那将会受到“理性规律”①的惩罚。考察中外学者对道德资本在企业中作用的论述不难发现大都持“道德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为企业成长提供永不衰竭的发展动力的观点。我国企业要想更好的发展，不论抢占地方、国内甚至国际市场，如没有道德资本的支撑，目标都将是难以实现的。
如上所述，道德资本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在研究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道德资本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企业进行长期全面系统的道德资本的开掘与积累。
二、道德资本概述
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是从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经济伦理学基本思想，探求道德作为一种无形资本的合理依据，剖析道德资本在市场和企业中的现实运作形态，构建道德资本的生发和发展机制，完善道德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等，基本上还处在初步研究尝试阶段。在国外并没有形成独立显著的道德资本理论研究，但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资本思想在市场运行和企业发展中得到了体现，通过多维度来加以研究道德资本，研究主要体现在伦理回归、经济与伦理的契合、企业管理、企业领导人的道德资本研究等。
(一)关于道德资本概念的界定
道德资本是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道德资本思想是从资本的角度来审视道德，即从道德的资本特性来挖掘道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道德资本思想的主要代表学者是王小锡，他对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概括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1]。 他认为“所谓道德资本，从内涵上，它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的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2]道德资本作为投入经济运行过程并能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的一切伦理道德资源，既包括有形的明文规定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条例，又包括无形的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民风民俗等。[3]道德资本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中观企业层面的无形资本和微观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道德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有其独有的特性、功能和运作形式。还有学者认为道德资本不仅是促进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人文动力，而且是一种社会理性精神，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4]我们认为道德资本就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建构的有助于经济与道德契合的人文理念。
(二)道德资本的特征
关于道德资本的特性，王小锡认为有两个大的方面：就是道德资本的寄生性和独立性。道德资本的寄生性是指不能完全游离于有形资本及其运作而独立存在和正常运营。他在进一步分析和说明寄生性时说到，道德资本经营的直接目的是促成有形资本的增值，有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和有形资本的运行过程。这就是说道德资本其实始终伴随着有形资本，离开有形资本来谈道德资本是不现实的；在独立性方面，他认为道德资本之所以具有独立性，是由于它具有与传统资本有别的某些特殊性，诸如道德资本投入的广泛性，运作具有的优化性、规范性和引导性，价值实现的多维性、长期性和持久性。[5]
我们认为道德资本具有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寄生性和相对独立性；广泛性和时代差异性；超前性和长期系统性；优化性和制约导向性；希缺性和普遍公共性等。这里不难发现道德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很多方面的相似性[6]，其实道德资本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子项。
(三)道德资本的功能和作用
学者王小锡论述关于道德资本的功能和作用时是把道德资本置于社会生产各个环节中考察的，[7] 他认为“就经济运行过程来看，道德是而且必然会是投入生产过程的重要资本”。[8]关于道德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学者们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的：
一是大都认为道德资本是企业的无形资本。有代表性的如郑泽黎认为“道德作为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一样，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比有形资本更优越的是，道德这种无形资本给企业创造经济价值时不必支付成本，能够在零成本甚至负成本的状况下给企业带来效益。”[9]
二是认为道德资本对企业创新具有强劲的推动力。有人认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道德资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创新的合理方向，提供企业创新所需的精神生产力，为企业创新成果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10]
三是认为道德资本对企业营销有特殊的作用。有人认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营销的成败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伦理问题，营销过程的伦理投入将成为道德资本，这对营销活动产生作用和影响。”[11]
四是道德资本可提升企业竞争力。道德资本是道德资本性的集成，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是企业竞争取胜的硬道理。
五是道德资本可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具体来说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人文环境；有利于员工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还有利于打造企业“品牌”。[12]
关于道德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功能学者们并不是单方面来考察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既对内也对外。所以，理解道德资本的作用与功能必须嵌入到企业这个实体当中来，功能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全方位的考察既是学理上的要求，更是实践的需要，如象对道德资本考察维度的提升。上升到和谐社会的层面，更具有宏观性，达到一种宏观与微观的契合。关于道德资本与和谐社会的研究具有更大意义上的指导性，无论是企业本身发展所涉及到的内部要素还是所面对的可变性极强的外部环境。
三、企业道德资本缺失的表现及其成因探析
从企业生产起点到完成交易，其中各个环节都将涉及到道德资本这一无形资本，更进一步的说道德资本运作体现在企业整体运行的制度管理、生产管理、文化管理、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国正处在极度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形成，企业道德资本缺失比较严重，这与现代企业制度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很不相符。为此我们来考察企业道德资本的缺失及其成因显得尤为必要。
(一)企业道德资本缺失的表现
1.企业漠视其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一个标志更是一种义务，但遗憾的是，在国家法制和监督体系还不是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尽管很多人倡导、推崇“道德资本”，但是因为道德资本运作需要付出高昂经济代价和成本损耗，所以，更多企业还是宁愿选择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淡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如象矿难、环境污染、假奶粉、苏丹红、豆腐渣工程等等触目惊心的字眼使人们对“企业道德”、“企业责任”提出置疑。有学者认为，一个企业大致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我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第二阶段。为了自我利益而甘愿将企业凝聚力、企业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道德建设、企业形象建设等无形资产都放在了次要的地位。有的企业资本模式已堕落成了“黑色资本”、“野蛮资本”、“诈骗资本”、“歧视资本”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规模而形成的非良性资本了。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漠视，严重忽视道德资本的积累与发挥。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多年以前就有这样一句名言：“有钱人应该要感谢社会大众，是他们给你带来财富、地位。”但当下所表现的不论与国外企业还是现实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著名学者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当下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就是这种“责任感”的迷失。我们认为这种迷失将会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类文明的程度，不仅仅只是对企业不利，而是会悄无声息的扩展到整个社会、制度、文化和心理层面。
2.企业诚信极度缺乏。 “诚信”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称之为“帝王条款”，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主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关于诚信与信用的意义，有一句著名的话，即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反复强调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钱”。企业缺乏诚信主要表现在：企业员工诚信素质较低；企业浪费、低效现象严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企业假冒伪劣、商业欺诈、品牌侵权严重。[13]致使企业和社会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
企业诚信以及信任制度的缺乏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成本，其实也就是浪费国民财富。由于市场经济个体一味谋利而形成的欺诈违约偷窃等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导致大量的人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下一些企业利用一些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获取利益，很大程度上破坏或消解了诚信制度，形成高额的交易费用。事实上，这种费用发展到现代已经远非人们所能想象。诺思在1995年10月北京大学的演讲时指出，1970年交易费用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5%；张五常教授认为交易费用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80%；沃利斯和诺思估计交易费用应为GNP的50%左右，[14]也就是说这种交易费用已占到人类创造的财富的一半。这便给企业和国家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已成为我国企业与经济发展的瓶颈。极有可能导致正如德尼·古莱所言的“反发展”。[15]
3.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疲软。当前企业大都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严重忽视了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与培育，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一是企业管理缺乏良好的道德维系与支撑；二是致使员工缺乏职业道德；三是存在雇用不公平与歧视现象[16]。这样一来无形中影响企业的决策、运作，对外交往存在严重的“缺德性”，企业的人力资本建设缺乏道德性，进而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缺乏道德支撑，为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南开大学企业研究管理中心做了一项关于“企业道德伦理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企业伦理道德状况一般和较差分别占到了43.98%、39.81%[17]，这充分说明企业伦理道德状况令人堪忧。好的企业文化会让员工产生认同感、凝聚力、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形成心理契约，使道德人力资本产生积极的群体效应。[18]看来忽视企业文化建设是不“经济”的更是不“道德”的。
(二)企业道德资本缺失的成因探析
1.基本诱因。由于利益驱动的基本诱因，物欲的膨胀，使经济伦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巨大利益面前很多企业为了捞得“第一桶金”而铤而走险，也恰恰是钻了相关约束机制不健全的空子，利益这个所谓的企业“金律”更加具有了诱惑力。“搭便车”等投机行为的得逞更加具有了效仿性，势必使伦理道德的约束力遭到了践踏，使企业在道德资本方面的考量几乎为零。难道是利益惹得祸，其实不然，当然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一局面的似乎“合理”的出现。
2.制度因素。单纯的经济运行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的规制，将是很难想象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但这一局面已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由于我国在制度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滞后，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建设难以得到人们普遍的道德共识；立法的系统性、完整性不强；法律的执行难度大”[19]；政府有时不规范的操作。这致使经济伦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表现在企业伦理方面就是道德约束力成倍的降低与被消解。当涉及到社会分配等方面不公平时，企业等经济实体也会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参与到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之中来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进而产生“例外”原则，致使企业在经济资本上的竞争更具有特殊性，即与资源的占有者同谋，就是在不良的社会资本框架中博弈，这样一来政府失信、权利寻租、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本有的制度便很快失效了或形同虚设，加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更是雪上加霜。哪还有道德资本的生存之地，主要是制度环境的失败而影响到企业的这一权宜之计的上演。这也不难发现制度有多么的重要!
3.历史因素。主要就是所谓启蒙和文革思维的影响。正如汪荣有先生认为的在“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加鉴别的胡乱批判和后来革命运动以阶级代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仁”、“义”、“忠”、“孝”、“恻隐之心”、“推己及人”等范畴，斗争哲学在文革中几乎代替了一系列的传统道德观念。[20]就是在这种混乱中中国人形成了惯性极强的文革思维，也是在这种思维下迎来了商品经济浪潮的冲洗，所以在所谓的启蒙思想和文革思维映射下的企业伦理观念表现出极强的排斥力。企业道德资本的建构或多或少的在这里搁浅了或者说受到的软性的阻碍。
4.现实因素。我国处于极度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现期，“道德规范的缺位和市场道德的秩序的混乱等现实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伦理规范作用出现真空。”[21]这种急速的转型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社会精神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从而出现价值理念的断裂，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使企业缺乏道德理念上的约束。再者是企业面临道德选择困境，即“经济人”、“道德人”的选择，这也与学界对“斯密问题”曲解有很大的关系，单纯的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不能共存，笔者认为这犯了一个及其严重的学理性错误。这一惯性影响到了企业的道德选择与企业道德资本的培育与积累。当下也存在企业遵守道德原则成本高违反成本低的怪现象，企业的道德选择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和谐社会视野下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的路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通过提高人们的素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的目的在于在企业领域建立经济与正义、人道相一致的合理的企业伦理秩序，使企业和企业主体既充满生机又有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道德资本建设是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规律要求，同时也是一个缓和、化解企业领域基本矛盾的有力手段和精神武器。[22]因此，企业道德资本对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健全相关机制
1.教育规范机制。完善相关的教育机制，这是进一步改善企业道德伦理环境的强有力保障措施，也是进一步匡正企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第一，形成教育合力，积极发挥企业组织、政府培训机构、社区等资源对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道德教育。第二，要在教育内容的生动化、具体化和经常化上下功夫。第三，要着力培育几种意识：信誉、竞争、产权、环保和民族等几种意识。[23]
2.激励惩罚机制。惩恶扬善，建立相应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对那些在具体实践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践行对内对外道德义务突出的企业给予物质、荣誉和政策等方面的奖励。对那些铤而走险，对企业道德无视的企业坚决给予处罚，限制其发展，限期改正，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要通过合法的手段将其清除出市场，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此项机制得以实施必须诉求于政府，行业协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的通力协作才行，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还应加强企业道德风险的外部治理并构筑企业道德风险的屏障。充分发挥行政监管、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及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预警信息，起到外部化解道德风险的补救措施。
3.创新发展机制。企业道德资本建设不是个固步自封的封闭体系，必须坚持企业伦理的传承与发展，发展与创新结合起来的建设原则。第一，创新企业伦理人才培养新模式。企业应加强与学校、社会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第二，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积极汲取一切古今中外有利于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的合理思想，以宽广的胸怀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进而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
(二)完善相关制度设置
1.制定与国际社会相一致的企业法律与规范制度，为企业道德资本的建立提供合理的外部压力。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即使是作为自由经济政策最强有力支持者之一的弗里德曼也从来不否认，市场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只有在遵循一定道德价值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其所希望的效率”，[24]这其实就是为规范企业道德行为提供一种制度上的压力。尽快出台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企业道德奖惩条例》、《反垄断法》、《企业信用纲要》等法规。完善相关组织机设计构为企业道德资本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组织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新的伦理体系下，协调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二是设立专门的伦理机构和伦理主管”[25]。
2.实现企业规章制度的伦理化，构建以人为本伦理理念支撑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企业制度是员工应遵守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它关乎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建构科学的企业制度，当然科学的企业制度包括企业制度的伦理化，这就要求企业制度的建构要本着“以人为本，使人成人”的原则建构，充分彰显人的尊严和制度的伦理性。这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的标尺。同时要重视“企业社会工作”建设，为制度伦理化、员工权益保护等提供支撑。[26]
(三)塑造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元气”[27]，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总和。[28]塑造现代企业文化必须回归到中外社会思想深处挖掘有用思想，并结合当前形势的需要打造这一企业“文化命脉”，企业文化蕴涵着深刻的道德性，这种道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又具有资本性，其神秘力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的塑造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外围环境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优秀的企业文化会不断的培育出优秀的企业道德资本，企业道德资本又会反哺企业文化，这是一种宏观上的结构关系，更是一种微观上的互动关系。
(四)提升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素养
在这里特别提出提升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素养问题，是因为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的决策者阶层，对企业还是员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研究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者素质是一个复杂的能力结构，包括他的道德认识能力、行为选择能力、道德调控能力、道德评判能力等，德才兼备的管理者不仅具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且还应有较高的道德素质。[29]具体提升管理者道德素养的办法有：一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二是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三是提升其道德情操；四是使其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现代人 ”②。
道德资本对企业伦理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更好的发挥道德资本的功能；更加注重道德资本的作用；更好的培育企业道德资本。这有助于塑造具有伦理意蕴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高企业的文化竞争力，也有助于培育企业和谐精神，进而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注 释]
①这里提出所谓的“理性规律”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相似性，就是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和道德规律等“自然秩序”，它既包括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包括道德行为的自发操纵力量。
②在此姑且把具有现代化特性的人称之为“现代人”。关于人的现代化可参见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论述。详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0.
[参考文献]
[1]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 130.
[2]王小锡.道德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
[3]李玉琴.试论道德资本的经济功能[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3，(3)：87-89.
[4]杨文兵.论道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J].经济师，2004，(6).
[5]王小锡.道德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21.
[6]杨永燕.社会资本与西部发展——来自社会学的思考[J].开发研究(综合版)，2004，(3).
[7]王小锡.道德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9-40.
[8]王小锡.论道德资本[J]江苏社会科学，2000，(3).
[9]郑泽黎.道德资本力略论[J]重庆社会科学，2006，(4).
[10]李志祥.道德资本与企业创新[J].伦理学研究，2007，(1).
[11]郭建新.道德资本与企业营销[J]学海，2001，(4).
[12]晏月平.论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资本[J]思想战线，2007，(5).
[13]杨光华.企业道德建设论纲[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44.
[1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8、40.
[15][美]德尼·古莱.高铦、温平、李继红译.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9.
[16]刘红叶.企业伦理概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09.
[17]叶成刚.企业伦理与文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8.
[18]石修俊、何申英.道德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效益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9]汪荣有.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2.
[20]汪荣有.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3.
[21]汪荣有.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4.
[22]张国宏.构建和谐社会对加强企业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J].当代经理人，2006，(21).
[23]杨光华.企业道德建设论纲[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41-48.
[24][德]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5.转引自刘红叶.企业伦理概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14.
[25]陈汉文，许梦秋，宋培林.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86.
[26]王思斌.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23.
[27]叶成刚.企业伦理与文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80.
[28]刘红叶.企业伦理概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37.
[29]唐能赋.企业管理者的道德能力结构刍议[J].道德与文明，1996(2).
A Study of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Moral Capital
Yang Yongyan，Li Yuho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Key words：enterprise；moral capital；harmonious society；building path
(责任编辑：张丹郁)
作者：杨永燕 李育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