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冷亚辉（1987-），男，汉，江西九江人，硕士，吉首大学，研究方向：旅游区域经济。
刘雨婧（1990-），女，汉，湖南邵阳人，硕士，吉首大学，研究方向：旅游绩效和效率。
摘要：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本文以张家界为例深入分析其旅游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发展战略，探讨张家界旅游发展历程中空间结构的演变模式和特征，建立在以“点-轴”理论和旅游地屏蔽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张家界旅游重点发展区位和延展方向，建构了张家界旅游空间发展形态，以促进张家界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旅游空间；发展战略；张家界
旅游空间结构常常表现为旅游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及状态，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 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1]。针对旅游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关键问题，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建立或许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旅游城市的空间布局及优化能有效促进旅游区域人财物三者之间合理流动，深入探讨旅游空间结构发展特征及其在旅游综合中的应用，对于优化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完善旅游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对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和旅游区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而理论模型运用有区位论（ Christaller，1964）[2]、核心-边缘理论模型（Lundgren，1973； Hills，1977； Britton，1980）[3-5]等。我国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起初于20世纪90年代， 多广泛在旅游资源、旅游流、空间组织形态以及旅游地空间相互作用等诸多方面，陆林（1995）以皖南地区为例，分析该旅游区域空间布局[6]；陶伟（2002）等针对苏州提出了整体整合与核心整合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两条可行性途经[7]；杨新军等（2004）和黄火金（2005）等先后以西安为例，就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展开了探讨[8-9]；马中华等（2008）就吉林省构建了“五地、两带、四轴”旅游空间结构[10]；沈惊宏（2015）等探讨了安徽区域旅游五阶段演化模式[11]。
1.相关理论分析
1.1“点-轴”理论
“点-轴”理论将中心城、交通干线及市场作用范围等统一于一个增长模式中，点占据主导地位，轴是实现各点之间联接的神经枢纽，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要素，是点与点之间、点与轴之间发生联系的根本动因。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不均衡致使空间扩散，“量能高低”和“势能梯度”形成空间扩散， 在市场相互作用下， 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区域空间结构实现均衡化，“点-轴”空间扩散理论由此形成。“点-轴”理论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 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 对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参考价值。
1. 2 旅游地屏蔽理论
我们把某一特定区域旅游资源或旅游区域间存在某些阻碍性因素致使开发利用价值降低，甚至难以开发的现象称之为旅游地屏蔽现象。该现象以资源屏蔽和区位屏蔽为主。资源屏蔽是指因资源相互关系协调性差造成某一或几个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价值降低的现象。区位屏蔽着重于借鉴生态学的“空间竞争理论”，即由于一个或几个旅游区的存在而对某特定旅游区形成的空间竞争状态致使其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旅游地屏蔽理论对于旅游城市在制定并调整旅游区的发展战略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张家界旅游空间分析
2. 1 张家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历程
核心旅游景点往往会演变成城市旅游中心， 通过交通干道等枢纽联接周边地区， 再由中心向周边辐射逐渐推进旅游区域发展。在此过程中， 整合城市区域各类旅游资源在市场资源配置下合理流动，城市旅游空间结构逐渐规范。张家界旅游发展依次经历了单核、双核以及一轴两点梯度发展模式。
单核发展阶段：该阶段由于当地旅游发展水平较低，行政边界模糊，发展不具规模，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市大庸市，将索溪峪、天子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统一划归新成立的武陵源区。随着1992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这一标志性事件，形成了以武陵源为辐射源的核心增长点。
双核发展阶段：由于旅游集聚与辐射效应不断增强，武陵源区旅游承载能力有限，利用已有的旅游节点，积极开发新的旅游景区分散游客，扩大规模效应，成为地方政府和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武陵源区的辐射作用，培育出茅岩河、天门山、九天洞等次级核心点，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992年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一标志性时间更加确定了天门山在张家界的地位。天门山位于永定区，永定区作为张家界的市中心，是游客的集散中心，除拥有天门山等自然景观外，还具有休闲购物、商务会展等现代旅游配套项目，永定区由此成为张家界旅游业另一个核心增长极。据此，张家界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形成以武陵源自然风景遗产和永定中心城区商务休闲旅游双核。
一轴两点发展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旅游发展，张家界已经初步培育了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卫星景区的发展，离不开核心景区的辐射作用，以武陵源和永定区为双核的辐射作用必定推动周边慈利县和桑植县旅游的发展，两核心的联动效应以306省道形成核心发展轴，慈利县与桑植县成为核心发展轴衍生的旅游发展节点。从内部发展格局来看，张家界市域内部已经基本形成“两核、一轴、两节点”空间发展格局。
2.2 张家界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张家界市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资且源集聚度高， 历来形成以武陵源和永定区为核心的旅游空间发展结构， 并对其它景区产生了持续强劲的屏蔽影响，造成张家界旅游发展整体呈不均衡格局；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建设朦胧，问题在对张家界资源价值内涵理解不清，营销卖点不明确，宣传口径不统一，营销渠道不畅，影响旅游形象宣传的效果等方面；与中心城市地位配套的交通建设不够，城市形象及城市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与中心城市相配套的软件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城市功能单一等方面；现代旅游产业发展不足，产业关联带动效应未充分发挥；总体认为，张家界旅游空间结构不合理性表现致使区域旅游发展不均衡， 旅游资源开发缺乏协同互补，空间蕴含的能量未充分释放， 进一步阻碍了张家界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张家界旅游空间发展战略
点轴模式、集聚扩散模式正驱动着张家界旅游空间快速发展。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庞大的客流量， 使各旅游区紧密联系， “点—轴”、“核心-边缘”及辐射与梯度等理论得到较好的融合， 未来以构建围绕武陵源和永定区为核心增长极， 慈利县、桑植县作为两大节点， 各地区旅游核心增长点主要沿公路扩散， 铁路为次级扩散轴。
3.1 重点旅游发展点
目前，武陵源区和永定中心城区基本形成张家界市域内部核心旅游接待基地，以武陵源风景区和中心城区为双核式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发展相对成熟， 而慈利、桑植两县由于交通瓶颈限制， 可达性受限， 发展极为落后。因此， 张家界旅游发展应是在巩固两大核心区域的基础上， 加大对桑植慈利两县的开发。桑植县可重点建设茅岩河九天洞4A风景区、杨家界风景区以及贺龙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而慈利县应加大对张家界大峡谷4A景区、龙王洞4A景区、五雷山、张家界朝阳地缝等景区旅游开发，其交通及区位优势明显，张常高速公路、306省道、焦柳铁路穿境而过，慈利桑植两县将成为张家界最具发展前景旅游开发区域。
3.2 重点发展轴线
作为城市旅游的中枢枢纽，
交通运输干线及相应的综合运输通道对促进区域发展有重要意义。张家界地处湖南西部地区，已经是大湘西旅游圈的中心，长沙-韶山-张家界核心旅游轴的火车头，湘西生态民俗旅游走廊的极点，从全国来看，张家界作为未来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高等级公路必然是重点发展轴线。目前，将贯穿境内的305、306省道、张常等高速公路定为重点发展轴， 在建的张花高速公路定为发展拓展轴， 焦柳铁路、荷花机场则成为最主要的扩散轴线。
3.3 张家界旅游空间结构体系
根据张家界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09-2030），未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定位为“两核、一环、一轴、两带”的发展格局。即武陵源核心景区的遗产旅游核、永定中心城区的商务休闲旅游核、连接两核的生态景观带，以及包围两核的环核休闲度假圈、东部观光休闲旅游带、西部生态人文旅游带。在交通枢纽规划方面，将加快“一纵两横两辐射”区域旅游交通枢纽建设，一纵是指沅陵—张家界市区—桑植—湖北鹤峰公路，两横是指永顺—桑植—慈利—石门—宜昌和吉首—张家界市区—慈利—常德公路，两辐射是指张家界市区—桑植—龙山—重庆黔江公路和张家界市区—武陵源—江垭—石门公路。
4.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 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张家界表现出对应的旅游空间形态及空间演进过程。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旅游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急需突破原有的发展模式，从新的视角新的定位实现张家界旅游质的飞跃。张家界以本土的湘西民族特色文化为亮点整合各类资源， 提升张家界旅游形象定位， 通过区域内外联系，拓宽旅游通道，促进以跨区域跨国境旅游为纽带， 势必有利于优化张家界旅游发展空间， 形成一个内部协调、外部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城市旅游空间在动态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并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作者单位：吉首大学）
参考文献：
[1]汪德根.城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7，14（1）：21-26.
[2]Christxller， W.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ourism location in Europe： the peripheral region-underdeveloped countries-recreation areas[J].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64， （ 12） ：95- 105.
[3]Lundgren， J. O. J. Tourism impact isl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aribbean. Tourism： Economic ， Physical ， and Social Impacts[M].Longman， 1973.
[4]HillsT， Lundgren J.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 the Caribbean， A methodological stud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1977， 4（5）：248-267.
[5]Briton S 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ourism in a neo-colonial economy： Afiji case study[J]. Pacific Viewpoint， 1980， 21 （2）：144-65.
[6]陆林.皖南旅游区布局研究[J].地理科学，1995，15（1）：88-951.
[7]陶伟，戴光全，吴霞.“世界遗产地苏州”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研究[J].经济地理， 2002，（4）：487- 491.
[8]杨新军，等.旅游目的地区域（TDD）及其空间结构研究——以西安为例[J].地理科学，2004，24（5）：620- 626.
[9]黄金火，等.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模式与优化——以西安地区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5，24（1）：116-125.
[10]马中华，六继斌. 吉林省旅游空间结构构建[J].经济地理，2008，28（1）：163-166.
[11]沈惊宏，等.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1）：180-186.
空间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基于2005—2014年南京市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研究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互动耦合机制及其关联性，结果表明：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关联度在0.5以上，属于中等关联；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的关联序为第三产业（0.566）、第一产业（0.563）、第二产业（0.557），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关联序为生活用水（0.696）、农业用水（0.601）、工业用水（0.582）；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空间差异明显，主城区属于协调型，江宁区与六合区属于磨合型，浦口区、高淳区与溧水区属于拮抗型；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在时间上显示出阶段性波动的特点，第一阶段（2005—2007年）属于磨合时期，第二阶段（2008—2010年）从磨合转向拮抗时期，第三阶段（2011～2014年）逐渐向协调方向发展.
关键词 产业结构；用水结构；灰色关联分析；耦合度；南京市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water utilization structure；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coupling-degree； Nanjing city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的西南部，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门户城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丰富，境内河湖密布，水资源总量丰富，2014年全市水资源总量达到30.76 亿m3，但人均占有量只有374.39 m3，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水资源1 700 m3的警戒线[1].随着南京市城市化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当地水资源的開发利用程度也越来越高，用水结构的合理与否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结构的优化布局能促进资源能源等要素向各个产业合理流动，由此可见，探讨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及其关联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学者已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对多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云逸[2]等以北京市为例建立成分数据回归模型，证明用水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具有一致性；蒋桂芹[3]等以安徽省为例通过比较水资源生产率指标初步分析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吴丽[4]等以宁夏为例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对产业结构与用水之间的协调进行研究，从而评价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相比而言，近年来对南京市水资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承载力等方面[5-6]，较少将其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本文拟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在寻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互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时空尺度上定量分析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程度及其变化，为合理配制水资源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产业结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统计年鉴》（2006—2015），部分市辖区的数据来自于各市辖区的统计公报，用水结构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南京市水资源公报》（2005—2014），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以及南京市各市辖区空间分布范围，将南京市11个市辖区分为6个区域，分别是主城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高淳区以及溧水区.
1.2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两大系统耦合關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成果[7-8]，同时依据南京市的实际情况，分别构建产业结构指标与用水结构指标体系（图1）.
1.3 研究方法
由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作用的交错性与复杂性，本文采用能较为全面分析两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9]：
在关联度矩阵的基础上分别按行或列求其平均值[11]（式（2）、（3）），再根据所求得值的大小及其对应的值域范围选取出产业结构对水资源利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及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2 结果分析
2.1 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互动影响机制
水资源是影响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在资源驱动力和制约因素，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持续利用.产业结构系统与用水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两者互动耦合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用水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各产业部门对水资源的消耗不尽相同，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对水的需求，不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不可避免地会污染水体，导致水资源质量下降，用水效益降低，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用水结构的变化对调整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用水需求随之增大，继而引起各产业部门用水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图2）.
为进一步揭示两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作用主要驱动力，将计算的关联度结果（式2和式3）进行简单的平均并排序，分别得到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制约作用的主要因素，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2.1.1 产业结构影响用水结构的主要因素 利用南京市2005～2014年的数据，计算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系数，得到两系统间的关联度矩阵（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关联度系数都在0.5以上，表明这10年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性较强，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关联度最大的两个指标分别是：二、三产业结构比例X7（0.739）和万元生产总值能耗X8（0.741）.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主要反映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发展程度越高，各产业部门的用水效率就越高，从而使得南京市用水结构更趋合理.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主要体现各产业部门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低表明资源利用效率较高，即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较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该城市的用水效益.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用水结构的关联序为：第三产业（0.566）、第一产业（0.563）、第二产业（0.557），第三产业与用水结构关联度最高.这是因为南京市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等发展迅猛，其增加值已占到56%以上，第三产业用水日益增多，水资源逐渐从高耗水行业向节水行业转移，使用水结构更加合理，用水效率不断提高.同时，第一产业与用水结构关联度也较高，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近些年来南京市农业用水效率逐年提高，但到2014年为止，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的37.97倍，农业用水量占南京市总用水量的38%以上，第一产业仍是水资源消耗大户，其对用水结构的影响超过第二产业.
2.1.2 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发展的约束因素 由表2可知，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关联度都在0.5以上，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关联度最大的指标是单位人口生活用水量Y4（0.696）.在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中，生活用水与产业结构关联度最高，生活用水相对于工业用水来说，对水资源的污染程度较小，耗水量也较少，表明南京市用水结构渐趋合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关联度较大的指标是：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Y1（0.601）和单位面积农田灌溉用水量Y2（0.622），这两个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供给，但是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农业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用水效率不高.
2.2 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的空间差异
为分析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点，以2014年为参考年，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南京市各区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大致将南京市6大区域划分为协调、磨合和拮抗3种类型（图3）.值得说明的是，利用灰色关联方法计算出的系统关联耦合度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分类标准，一般来说，系统关联耦合度越小，表明两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与制约性越弱，两系统间越协调，实际上各区域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稳定，可能会出现反复或是受到相邻区域发展的影响，但这恰好说明了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具体分类步骤如下：首先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大致的划分，同时依据南京市本身的特点和所选指标的情况，选取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三项指标来反映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其次利用SPSS 22.0中的Hierarchical Cluster方法对上述3项指标数据进行组间聚类，得到南京市各区域经济发展分类结果，然后与耦合度划分的结果进行叠加；最后进行合并与调整，得出最终的组合类型.
（1）协调型.主要是主城区，2014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为0.66，属于协调型耦合区.主城区是南京市的经济与金融中心，经济总量巨大，2014年这一地区人均GDP超过13万元，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各产业用水也趋于协调和稳定.主城区农业用水量较低，水资源主要用于居民生活服务业以及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高.总体上主城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在较高水平上趋于协调，其相互间的关系很弱，因此耦合度较小.
（2）磨合型.包括江宁区和六合区，2014年这2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均为0.61，属于磨合型耦合区.2014年江宁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95%，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较高，同时江宁区农业用水比重低，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比重大，水资源利用效益较高，但与主城区相比，万元GDP排污量大，水资源保护投入方面也较小，用水结构不尽合理.六合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90%，与主城区相比，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较低，在整个南京市地区，六合区水资源总量最为丰富，工业用水和单位人口生活用水量大，但六合区作为南京市规划的工业园区，万元GDP排污量最大，水环境污染严重.总体上看这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还处于适应和磨合阶段，耦合度也较小.
（3）拮抗型.包括浦口区、高淳区和溧水区，2014年这些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分别为0.74，0.72和0.70，属于拮抗型耦合区.这3个区中，浦口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2014年浦口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90%，但与主城区和江宁区相比，区域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不高，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较大，用水结构中工业用水比重大，单位人口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比重小，用水效益较低，区内污水处理设施较落后，水质污染严重.高淳区和溧水區是南京市重要的农业基地，第一产业占有一定比例，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和农田灌溉用水量较大，相比其他区域来说，工业用水比重不大，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比重较小，一般而言，农业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农业生产产值低，用水效率不高.因此这三个区域用水结构急需调整，而用水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产业部门用水量的调整与变化，尤其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会对用水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较高，使这些区域处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相互作用的拮抗、限制阶段，因此耦合度最大.
2.3 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阶段性分析
图4是2005—2014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变化曲线图，近10年间，除2013年耦合度值略低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0.5以上的耦合度，个别年份如2009年和2010年耦合度都达到0.7以上，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一方面表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作用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10年间，随着南京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强度、协调程度等存在较明显的差别，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在0.52～0.61之间，两系统耦合关系处于磨合阶段.这一时期南京市经济发展速度平稳，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模式，万元GDP排污量较大，水环境污染严重，生活用水及生态用水比重较小，用水结构不尽合理，总体上表现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相互适应与磨合阶段.第二阶段为2008—2010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在0.65～0.77之间，总体趋势表现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强度逐渐提高，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由磨合转向拮抗.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市人均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明显降低，经济发展显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低谷，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比重相对减小，用水结构处于低效用水阶段，因而此阶段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表现出较高的耦合度，两系统处于拮抗阶段.第三阶段为2011—2014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逐渐转向协调发展.经济危机过后，南京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成为2014年夏季青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了顺利举办青奥会，南京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用水结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逐渐降低，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二、一的模式，产业结构趋于合理；2014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80%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以及万元GDP排污量逐年减少，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这些变化反应出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系逐渐从磨合向协调方向发展，由图4的耦合度曲线也可看出其耦合度值逐渐变小.根据图中曲线的走向，今后几年耦合度值也有逐渐上升的可能，其耦合关系也有可能从协调再次转向拮抗，因此今后也需要继续关注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
3 讨论
为促进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发展，需要在已有“三、二、一”产业结构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用水结构：农业上采用喷灌、滴灌的方式，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上不断引进新技术与新方法，提高电力、化工等高耗水产业的用水效率；同时，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用水比重，减少第一产业用水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俊宏.厦门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J].水资源保护，2010，26（6）：51-69.
[2] 云 逸，邹志红，王惠文.北京市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分数据回归分析[J].系统工程，2008，26（4）：67-71.
[3] 蒋桂芹，于福亮，赵 勇.区域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度评价与调控—以安徽省为例[J].水利水电技术，2012，43（6）：8-11.
[4] 吴 丽，田俊峰.区域产业结构与用水协调的优化模型及评价[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11，9（4）：51-54.
[5] 季 妤，陆宝宏.南京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J].水资源保护，2014，30（1）：79-83.
[6] 陈 慧，冯利华，等.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的主成分分析[J].人民长江，2010，41（12）：95-98.
[7] 刘慧敏，周戎星，等.我国区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评价[J].水电能源科学，2013，31（9）：159-160.
[8] 张玲玲，王宗志，等.总量控制约束下区域用水结构调控策略及动态模拟[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24（1）：91-93.
[9] 傅 立.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10] 张胜武，石培基，等.干旱区内流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8）：144-145.
[11] 毕其格，宝 音，等.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5）：997.
[12] 刘耀彬，李仁东，等.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5，60（2）：242-245.
空间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合理的结构设计不仅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对居住的需求，也为房地产开发商赢得良好的口碑，从而增加其经济效益。在结构设计中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整个设计的失败和整个工程的质量问题，为建筑工程安全埋下了的隐患。
关键词：建筑 结构设计
一、结构设计中常见的问题
（一）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只注意了横向框架的设计而忽视了纵向框架。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水平地震作用应按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各方面的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来承担。就是说，在框架结构设计中，纵向框架与横向框架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些结构设计者对于非抗震设计，而纵向地按普通的连续梁进行设计，梁柱的节点和框架中的纵筋、箍筋的配置不合框架的构造要求。由于没有考虑地震的纵向作用,在实际设计中经常出现梁的支座负筋，跨中纵筋及箍筋的配筋置均不足的现象。
（二）在当前结构设计中，构造柱经常被作为承重柱使用，构造柱作为承重柱使用后，使得构造柱提前受力，有可能会降低构造柱对砌体的拉结和约束作用，而且结构一旦遭遇地震作用时，在构造柱位置必然形成应力集中，首先破坏。这样构造柱不但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房屋 结构中的一个薄弱的部位。另外构造柱一般生根于地圈梁中，没有另设基础，构造柱兼作承重柱使用后，柱底基础的抗冲切、以及局部承压强度必然不能满足要求。柱底基础一旦发生冲切或局部承压被出现裂缝。
（三）承重柱截面高度设计过小。一些结构设计得误认为六度设防就是不设防，不图受力分析方便，他们故意把柱子的截面高度设计得过小，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因一些结构设计手册中规定：当梁柱的线刚度比大于4时，计算简图中梁柱节点可简化为铰支）。把梁简化为铰支梁，柱按轴心受压计算。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六度抗震设防区。这种做法虽然易于进行结构受力分析，但却给房屋结构埋下了隐患。因为这样做往往会忽略了梁柱间的刚结作用，加之以柱截面的配筋都较小，结构一旦受力后，柱顶抗弯强度必然不足，从而柱子而梁底附近将会出现一条或多条水平裂缝，形成塑性饺。严重的是，这样的结构一旦遭遇地震作用，即会倒塌。
（四）楼板设计常见问题。
楼板刚度不足：设计按多跨连续板进行配筋计算，侧重于满足结构安全，较少考虑混凝土收缩特性和温度变形等多种因素。楼板高度比仅为L/33～L/35。其刚度较小对裂缝控制很不利。楼板构造配筋设计不周：设计在支座处按常规配设负筋，在中部板面不配钢筋。当板面出现温度变形或混凝土收缩，因无构造钢筋约束，板面即出现裂缝。楼板内布线欠合理：由于水电施工图由各专业设计。实际施工中出现水电管交叉叠放，或由于设计考虑管内容线面积，部分预埋管径≥25mm，且设计管线位置在楼板跨中。即在单层双向配筋处，楼板有效截面受到很大程度削弱，成为楼板最易开裂的部位。当楼板收缩应力大于混凝土极限拉强时，即出现沿管线表面呈直线状的裂缝。
二、结构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1、建筑结构的平面设计
在绘制平面布局图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建筑物所在地的地质构造、抗震烈度，以及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建筑设施等进行调查。其中在对抗震设防烈度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如果建筑物所在地的抗震设法烈度，是六度区时，这时就不用对建筑物进行界面抗震演算了，但是一定要符合建筑抗震设计的规范和相关的抗震措施的要求。如果时间比较宽松，设计师就可以对砌体结构直接设计，不用在电脑软件中建模了；但是要处理好构件的受压情况。必要的时候，设计师要到实地进行考察以确保准确性，如果时间比较有限，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在电脑软件里输入建模进行计算。如果抗震设防烈度在七度区时或是更高的情况，最好就是利用电脑进行建模运算，然后利用软件的图层功能，直接冻结相关的层，在建立新的柱层、梁层、板钢筋层等等在内的图层结构，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绘制的效率，方便不同结构间的平面图修改、复制，也提高了准确度。
2、屋顶的结构图设计
因为不同的建筑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用途等的不同，所以对于屋顶的设计也不同，比如在南方的多雨气候中，屋顶面的设计多是坡型的，北方地区房屋面大部分是平整的。对于坡型屋面的结构设计一般采用的就是梁板式和折板式这两种方式。折板式使用于建筑平面比较规整，版跨度不大，屋面的坡度和屋脊线转折的复杂度较小的坡型屋面，反之就适用于梁板式。在梁板筋的构造中，其中的某些部分的板负筋要拉通以便抵抗拉力。板厚一般是不小于120厚。
3、建筑结构设计的大样详图
在整个建筑详图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大样详图的设计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进行绘制，在设计中要遵循的原则是保证结构受力的合理性和施工过程中的快捷方便，在一定的标高和外形尺寸上要注意的就是和整体的建筑协调一致。此外建筑的实际标高和结构标高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设计人员要处理好这个差距在大样详图上的显示。
4、建筑机构设计中的楼梯的设计
每一个高层的建筑都会有楼梯，楼梯在设计中是比较难控制的，因为它的结构是镂空的，楼梯的受力情况、梯板、梁等都是十分关键的设计。梁的设计要注意的是梁下的净高要满足建筑的要求，梁的作用就是要保证上下楼层的位置、高度、结构等的统一，对于不对称的部位可以适当的采用折板楼梯构造，折板楼梯在设计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把钢板在楼梯的折角处断开，然后进行各自的固定，这主要是怕由于局部的受力较大出现断裂的情况。在对楼梯的设计过程中，要注意梯的宽度，不宜过窄，这样会增加楼板的受力，容易出现断裂，所以梯板的设计要和整个楼梯的设计相一致。
三、加强结构设计中的技术优化
建筑结构设计追求适用、安全、经济、美观和便于施工五种效果，而建筑设计优化设计技术方法的应用不但满足了建筑美观、造型优美的要求又能使房屋结构安全、经济、合理，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经济适用\"房。
（一）从建筑上分析结构设计优化方法可分为房屋工程分部结构的优化设计和房屋工程结构总体的优化设计量两个方面。
房屋工程分部结构优化设计包括：基础结构方案的优化设计、屋盖系统方案的优化设计、围护结构方案的优化设计和结构细部设计的优化设计。对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化设计还包括选型、布置、受力分析、造价分析等内容，在实施过程中，还应该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结合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围绕房屋建筑的综合经济效益的目标进行结构优化设计。进行结构设计时，应在满足设计意图后，尽量使平面布置规则，缩小刚度和质量中心的差异，这样水平荷载就不会使建筑物有太大的扭转作用。竖直方向上应避开使用转换层，减少应力集中现象。
（二）通过结构优化设计模型。结构总体的优化建立模型的大致步骤如下：一是设计变量的合理选择。通常的设计变量选择对设计要求影响较大的参数，将所涉及的参数按照各自的重要性区分，将对变化影响不大的参数定为预定参数，通过这种方法可减少很多计算编程的工作量。二、目标函数的确定。使用函数找出满足既定条件的最优解。最后，约束条件的确定。房屋结构可靠度优化设计的约束条件，包括了应力约束、裂缝宽度约束、结构强度约束、尺寸约束、从正常时的极限状态下弹性约束到终极状态的弹塑性约束、从可靠指标约束到确定性约束条件等。设计中，要保证各约束条件必须符合现行规范的要求。
四、结语
结构设计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作，房地产开发商应加强选择优秀的设计人才。优秀的设计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遵循设计规范的条件下，对结构设计方案进行有效地创新和完善。
参考文献：
谭国荣. 浅谈建筑结构设计内容及注意事项【J】中国房地产.2012.6
空间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探究城市群发展引起的土地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并非全域或局域空间关联，而是“核心—边缘”式关联;城市群发展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后者甚于前者;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对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影响甚微。土地“核心—边缘”式关联可以促进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不仅需要加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需要推动城市群内产业的相互融合，以及促进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发展;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核心—边缘”式关联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1979年的17.9%跃升到2020年的63.9%，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伴随着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土地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
城市群是要素、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载体[3]，也是“块状经济”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也将从最初的单核心城市群结构逐步向双核心城市群以及多核心城市群结构演变[4]。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城市群并非城市在空间上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城市间的相互协调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包括加强要素空间流动、促进城市间交通便利性以及提高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城市群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推动区域的市场整合和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5]。城市群的发展降低了要素价格在空间上的扭曲程度，从而引起城市群内的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要素价格趋同。作为不可流动要素，土地在空间的关联性通常较弱。城市群的发展更有可能增加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土地价格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思考：城市群的发展是否能促进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趋同？
尽管研究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文献较为少见，但是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和城市或区域间的住房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却可以为其提供佐证。比如，同区位的土地价格存在着空间的相互影响 [6]，以及城市群内的住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收敛现象[7]。这些研究从侧面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提供了佐证，但并未能够揭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内在机制。因此，仍然有如下内容待补充：第一，关于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以往关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更多地是选择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作为研究对象而忽视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第二，关于城市群发展的研究。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但是相对于城市群发展数量的研究、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研究却极为罕见。第三，关于空间关联的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学除了令人诟病的空间权重设置外[8]，截至目前仍然没有能够识别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关联，而“核心—边缘”却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内容[9]。现有研究不仅未能揭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内容，而且未能触及城市群的发展如何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为此需回答：城市间的土地价格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如果是，城市群的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否影响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不同城市群结构是否会改变这一结果，是否会改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模式？
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理论模型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城市间的居住土地价格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趋势[7]，但鲜有文献研究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机制，为此，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简化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模型对此加以解释。
（一）基本假设
类似于Fujita和Thisse[10]，假设城市土地呈狭长条形，宽度为单位距离。由于城市土地宽度足够小，因而城市为线性的城市，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长度上的延展。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城市，并且假设每个城市的中心位置（CBD）都已经事先确定。每个城市中包括若干个工业企业以及城市居民，其中工业企业为居民提供消费品，而居民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城市居民在城市居住需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换言之，居民需要和工业企业竞争使用土地。考虑到城市群存在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不妨假设城市群中的两个城市存在着规模差异。如果假设核心城市的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边缘城市的城市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则始终有l>l*。为简化，假设所有的土地租金收入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假设工业品在不同城市间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而在城市内部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9]。
（二）消费者行为
假设居民效应函数为两层效应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为土地与工业品组合的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工业品组合的CES效用函数[9]。代表性消费者的效应函数：U=H1-αMα，并且M=[∫n0mρidi+∫n*0（τmj）ρdj]1/ρ。其中，U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α∈（0，1）为常数，表示工业品支出占消费者总支出的比重;H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土地消费量;M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mi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核心城市第i种工业品的需求量，τmj为代表性消费者对边缘城市第j种工业品的需求量;n、n*分别为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企业数量;ρ为消费者对不同种类工业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
假定土地租金由政府所有，那么工资w将是消费者的唯一收入来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函数：pHH+PM=w。并且，P=[∫n0（pi）1-σdi+∫n*0（τpj）1-σdj]1/（1-σ）。其中，σ=1/（1-ρ）为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率，pH为土地的价格，pi为第i种工业品的价格，P为工业品价格指数，H为单个消费者土地的消费數量。在预算约束下，最优化消费者的效应函数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对土地以及不同工业品的需求函数：H=（1-α）w/pH，M=αw/P，mi=αwp-σi/P1-σ，mj=αw（τpj）-σ/P1-σ。
（三）生产者行为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土地和劳动力，不妨假设工业企业使用f单位土地作为固定投入，使用a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从而企业的成本函数：F（q）=R（四）一般均衡分析
1.土地市场供求均衡。类似于Alonso[11]，不妨设位于区位x的土地价格为R（x），那么可以得到城市土地的平均价格为：R[TX-〗=[∫l0R（x）dx]/l。根据假设，城市土地总供应量为2l。而城市土地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居民居住对土地的需求和企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当土地市场供求均衡时：
本文多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汇总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文中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指标采用“城市专业化程度（SPEC）”作为代理变量。以往研究对专业化的衡量采用区位商LQ，从而得到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但是，由于存在多个行业，直接采用区位商无法判断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为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城市专业化的变化情况：（1）对地区专业化程度选择均值作为地区专业水平的变化（SPEC1=1n∑ni=1LQi），作为主解释变量;（2）从所有专业化程度中选择最高值作为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SPEC2=max{LQ1，LQ2，…，LQn}），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
本文理论研究发现，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受本地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影响。但是，当考虑空间因素时，理论研究发现土地的价格实际上是存在空间关联的，并且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理论假说1，地区的土地价格与本地的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有着直接的关联。表2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全市或市辖区的全部用地价格、商服办公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是住宅用地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地区的工资水平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数量对土地的价格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地区的土地面积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从表2结果来看，不考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因素，本地的人口规模、工资水平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为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结论也与宋佳楠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然后，正如理论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土地价格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城市的土地价格影响，土地价格是否存在普遍的空间关联呢？
（二）土地价格全局空间关联的Moran’s I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问题，文中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进行检验。表3中给出了2011—2016年全国317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全局Moran’s I指数，按照500公里的距离给出结果②。除2012年之外，无论距离远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地区的土地价格并不存在空间关联。
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关联更加紧密，因而通常认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更有可能出现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表4中给出了2011—2016年三大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的全局Moran’s I指数。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了京津冀城市群在近距离内存在负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外，整体无法观察到显著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3和表4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还是全国城市间，空间统计意义上的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对于城市群而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其“核心—边缘”特征可能更加明显。正是由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满足核心—边缘的结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并没有通过空间关联Moran’s I指数的检验。那么，城市群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是否为“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呢？
表5给出了三大城市群2007—2017年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现有对空间计量经济的研究更多地是研究空间的普遍关联，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核心—边缘”式的关联可能更加显著。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指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表3—表5实证结果则可以进一步证实：城市群内的土地空间关联并非普遍的空间关联，反而更多地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③。 五、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缩小了城市间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增强。相比较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这需要研究城市群发展如何影响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高铁的开通无疑加速了城市群内人口的空间流动，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的空间关联性提高。而城市群内的一些城市高铁互通，本质上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那么，以高铁开通为代表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是否改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相关性呢？
表6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城市群和年份等固定效应后，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城市间良好的交通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间的经济关联， 从而更好地利用城市群集聚效应。 而城市群的发展最终是让城市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同发展。换言之，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目标。那么，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呢？
表7中给出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与表6的结果一致，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十分顯著的。并且，无论是全市数据还是市辖区数据，三大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商服办公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高的，对住宅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次之，而对工业仓储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小的。
（三）交通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谁的影响更明显？
从表6和表7中可以发现，城市群发展所包括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能有效提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而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如果将两者放入同一框架中，并且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交通一体化还是产业一体化。
表8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增加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工业化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土地面积等控制变量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且不显著，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整体而言，GDP相对值越大、距离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越远、土地面积相对越小、房价相对价格差异越小，则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越大。值得一提的是，边缘与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远近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全部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价格，对商服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有着正向影响。而相对工业化率则对工业仓储用地的土地价格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对商服办公用地的土地价格则起着正向的影响。这与地方对工业用地的偏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初步的城市群发展，其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十分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研究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可能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影响，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才是影响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笔者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土地成交价格”替换为“土地挂牌价格”。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挂牌价格影响因素稳健性分析
表9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響因素稳健性分析结果。与表2不同的是，表9的被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以哪种类型的土地挂牌价格为被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十分显著的。
表9的结果充分表明表2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从而可以证实理论假说1，即空间缺失的情况下，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地区土地面积越小，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而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土地价格的空间影响，选择这三个变量作为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或者人口数量，其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关联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解释地区的土地价格。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如果加入这些因素，则无法解释空间相互影响。这也表明，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如果加入平均工资水平和地区人口数量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反而是不合理的④。
（二）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十分显著。那么，这一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呢？与表9相似，表10同样将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土地价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对其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具有稳定性。
（三）城市群发展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10的回归结果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无论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抑或是产业一体化都将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样，与表10相比，表11将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放入同一框架并加入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交通一体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也是与表8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9—表11给出了表2、表6—表8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这里采用了解释变量替代的方法⑤。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表2、表6—表8的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无论是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其系数的大小和符号都是相似的。
七、拓展研究：城市群结构有影响吗？
从城市群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城市群结构中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多核心城市群、双核心（对等）城市群和双核心（非对等）城市群⑥。从城市群结构等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中心，珠三角城市群则形成广州、深圳双中心，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为单中心。长三角城市群结构优于珠三角城市群，而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等级最低。那么城市群结构是否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结构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12给出了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间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是截然不同的。
整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珠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负。相比较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城市群结构无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结构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群结构影响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也会影响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
（二）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层级空间关联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能够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而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结构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作用越明显。但是，上述研究所揭示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只是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那么城市群发展会如何影响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呢？
表13给出了城市群发展、次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分析的结果。表13中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珠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深圳，京津冀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天津，把这五个城市作为边缘城市的参照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一点与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空间关联完全一致。同样，与城市群结构得到的结论相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中心的土地空间关联影响存在差异，除了南京影响为正、天津影响为负之外，杭州、合肥和深圳三个次中心城市的影响都不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中次核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发展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表13的结果，城市群发展增强了“核心—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而类似南京、杭州、合肥、深圳和天津这类次中心城市，隨着城市群的发展，其与核心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的土地价格关联性不大。而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一体化更有可能影响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整体而言，城市群的水平越高，城市群内的次中心城市越有可能对周边的中小城市产生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八、结论与启示
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增加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促进要素在空间的流动从而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提升。随着城市群的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即便是土地这类不可流动的要素的价格在空间关联上也会得到提升。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使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50个城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在存在空间维度的情况下，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和土地面积越小，则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2）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3）城市群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处于城市群发展初级阶段的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处于城市群发展高级阶段的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相对较强;（4）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受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城市群发展是边缘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间是否存在关联直接影响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尤其是这种关联是“边缘—核心”式的土地价格关联。城市群的发展有望促进城市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因而，边缘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后，有望缩小与核心城市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产业的相互融合。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提高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但是相比较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能够更加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换言之，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城市群经济要想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则需要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最后，城市群结构会影响到城市群要素空间关联，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推动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不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对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高级化的城市群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发展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城市群的发展需要逐步实现从单中心到双中心最后再到多中心的演进，以促进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国泰安区域数据中有部分地区年度数据存在问题，包括绍兴（2015）等地区，作者采用EPS中国区域数据库数据代替。
②2011年，汕尾市、武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阿勒泰地区缺少土地成交价，笔者用当年土地出让价格替代;潮州市、迪庆州、铜川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甘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缺少土地成交和出让价格，用后两年土地成交均价替代。
③本文证实了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关联，随后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分析均指这种关联模式。
④地区土地面积并非内生变量，因而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仍然有必要加入，这也是为何下文研究中保留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
⑤受于篇幅的限制，有关解释变量替代的结果不再赘述，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
⑥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个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双核心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双核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和天津虽然是双核心城市，但是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总量方面都要远超过天津，形成比较明显的强弱型双中心，严格来说介于单核心城市群和双核心城市群。
参考文献：
[1]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经济研究， 2010（12）： 70-81，148.
[2]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44805.html，2014-03-18.
[3]GOTTMANN J.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 raphy，1957（3）： 189-200.
[4]HENDERSON JV，VENABLES AJ.The Dynamics of City Form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9（2）： 233-254.
[5]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7（4）： 1563-1582.
[6]KNOLL K，SCHULARICK M，STEGER T.No Price Like Home： Global House Prices，1870-2012[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2）： 331-353.
[7]DAVIS MA，PALUMBO MG.The Price of Residential Land in Large Us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1）： 352-384.
[8]ANSELIN L.A Spatial Econometrics[J].In A Companion to Theoretical Econometrics，B.H.Baltagi （Ed.），2003.
[9]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483-499.
[10]FUJITA M，THISSE J.Spatial Competition with a Land Market： Hotelling and Von Thunen Unified[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6（5）：819-841.
[11]W.ALONSO.Location and Land Us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2]CLIFF AD，ORD K.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 Review of Existing and New Measures with Applications[J].Resource Publication in Geography，1970（sup1）： 269-292.
[13]宋佳楠，金曉斌，唐健，等.中国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11（8）：1045-1054.
责任编辑：李金霞
Key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land price; spatial linkage; core-periphery linkage
空间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建筑的需求日渐呈现出多样化。在新的形势下，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建筑需求。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促进了土木工程的应用，提升了建筑性能。在本文中，笔者介绍了智能土木结构概念、类型及其在现代建筑结构中的应用。
【关键词】现代建筑结构；智能土木结构；应用；类型
当前，人们对建筑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传统建筑结构多为物理力学性能结构，人们对结构控制的难度比较大，结构一旦失效，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而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在结构中应用信息采集、传输功能材料与元器件等，提升了建筑结构的整体性能。
一、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一）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
在基本材料中融入具备仿生命功能的材料，使结构具备人们所期望的智能结构，就是智能材料结构。在土木工程结构中，应用智能结构，称之为智能土木结构。从整体来看，智能土木结构是一种仿生结构体系，综合应用了传感器、控制器、主结构与驱动器，实现了结构自控、损伤自修复，并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同时可在发生危险时，有效进行自我保护。
智能土木结构出现后，结构耐久性、安全性与强度评估更加完整和准确，不仅提高了土木结构预测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维护费用。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以其优越性，具备宽广的应用潜江，在桥梁、大坝与高层建筑等现代建筑结构中均有着良好的应用。
（二）智能土木结构分类
（1）嵌入式结构。在基体材料中嵌入集动作、传染与控制功能的仪器与材料，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内部结构信息的采集与检测、加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传输给控制处理器，这种结构称为嵌入式智能土木结构。
（2）基体与智能材料耦合结构。一些材料本身具备智能功能，可随自身力学与物理状态的改变而改变自身某些性能，比如碳纤维混凝土材料，导电性能可随自身受力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为获取结构内部信息提供了便利性。
二、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结构中的实际应用
（一）智能传感元件的应用
在现代建筑结构中，迈入或粘贴一些智能传感软件，实现对建筑物的健康监测，是智能传感元件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的一个典范。将智能土木结构中的智能传感元件应用到建筑健康监测中，可检测与综合评价建筑的安全性、稳固性，同时也能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获取准确的数据，进而判断建筑的健康状况，预测建筑的寿命，为建筑维修或直接报废提供数据资料。
对于部分大规模建筑结构而言，建筑结构修建周期长，且应用设备比较陈旧，传统传感器无法适应内部环境，这时采用高性能传感器检测建筑结构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光纤、智能材料等在土木结构中的应用，开创了土木工程发展的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得建筑结构的发展出现了新契机。
（二）工程健康检测的实施
在建筑结构损伤与检测检测中，智能土木结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建筑结构健康检测中，一般会使用目测方法，同时还能够利用超声波、X射线与声发射等无损检测方法，从而提高建筑物健康检测的准确性，了解建筑内部结构的破损情况，可为建筑结构的维修提供准确依据，提高检测效率与准确性。比如建筑结构内部发生损伤后，外部就会出现裂缝或裂纹，而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裂缝或裂纹会加剧内部结构的损伤，并以声速扩散，而这些均可以被特殊材料制作而成的传感元件所感知，通过分析相关检测数据，管理人员便可掌握内部结构的损害情况，进而及时规划建筑结构，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三）现代建筑节能支持
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非但具备安全检测功能，同时还可为智能建筑提供节能技术。在目前建筑结构中，节能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建筑耗能规模较大的当今今天，建筑师们提出了节能建筑概念。因此，在智能建筑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应用节能器具与材料，利用智能土木结构的监测控制能力，在外部环境出现变化时，及时与合理调整建筑耗能，对于降低建筑能耗具有重要的意义。绿色建筑实现的前提，即在现代建筑中利用节能技术，促进建筑节能与绿色环保。
三、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中提升的策略
（一）提升智能传感技术
为了更好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智能土木结构，应提高智能传感技术，以实现传感元件的性能优化。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从仿生学角度看，对于现代建筑物来说，传感器如同其本身的感受器官，提升建筑感受能力，则应注重智能传感技术的提高，从技术的系统性入手，增强智能传感器的感知、识别与处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智能传感器系统的可靠性与灵敏度。
在现代建筑工程中，应用智能传感元件，应保证不对建筑外形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要保证建筑结构的相容性，将对建筑物的影响降到最低，增强建筑抗干扰能力。
（二）智能控制集成系统的发展
如果将建筑比作人体，则智能控制系统相当于人体的大脑神经中枢，属于最高级的部分，智能控制系统不仅决定着感觉系统与运动系统程序，而且还担负着整个脑神经的高级运转协调功能。在现代建筑智能土木结构中安装智能集成系统，可使得建筑对一些比如强降雨、风暴等迅速作出反应，减少损失与人员伤亡。所以，相关研究部门应重视智能控制集成系统的开发、研究与应用，以更好实现对整个环境的控制，保证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三）加大对结构应用的研究
智能土木结构属于一种新的结构类型，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虽然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是整体来看，该结构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结构应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不足，比如结构选择不当、技术应用水平低等问题，阻碍了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的发展。为了提高智能土木结构的应用水平，应加大对结构应用的研究，准确把握智能土木结构内涵、类型及其适用条件，根据建筑功能、性质与规模的不同，合理选择智能土木结构的类型，提升结构应用的水平。
另外，由于智能土木结构可为建筑提供节能技术，实现建筑的生态环保。所以为了降低建筑能耗，还应加大对节能技术应用的研究，提高太阳能、地热能与风能的利用率，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率，降低建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结 语
总之，随着智能技术与建筑的发展，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各种智能技术得到了良好应用。而其中，智能土木结构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与材料，其在建筑结构中的应用，提高了建筑健康检测能力与安全性，满足了人们对建筑智能化的要求。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分析了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分类，然后介绍了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結构的应用，最后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提出了智能土木结构应用水平提升的策略，包括提高智能传感技术水平、发展控制集成系统等。
参考文献：
[1]李沁羽.智能土木建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J].科技创新导报，2013，19：1124-1125.
[2]吕秀丽.浅谈智能土木结构[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2：1098-1099.
[3]焦朋，吴顺聚.土建技术中的建筑施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18：214-215.
[4]吴海华.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的应用[J].硅谷，2015，01：123-124.
[5]司马小.浅谈智能土木结构理论[J].现代城市理论研究，2014，23：14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