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信息传播 长效机制 创新
[作者简介]侯俊(1976- )，女，湖北石首人，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管理。(湖北武汉430063)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时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地位凸显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纵观我国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现状，教育教学中仍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提高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笔者试图借鉴无线电传播的原理分析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通过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主体与客体的沟通及其与教育环境的良性互动，探索、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从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大学生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形势观的指导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面培养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形势与政策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战略意义，它能够使学生不间断地认知时事、认同政策、认清大局和大趋势，形成科学的形势政策观，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①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高校教育者在实践探索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教学内容，改善教育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积极作用。
1.学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认识不够。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一些学校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在价值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育人功能放在首位，而是进行简单的理论说教与政策宣讲，从而背离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初衷。有的学校认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无法科学地构建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教学中没有把形势与政策课定位为一门完整意义的课程，导致教育教学随意性大，教学效果不明显。同时由于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的经费投入不够、教学交叉管理及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制约着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2.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是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一些学校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定位不够明确，缺乏完善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队伍的准入制度，导致专职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缺位。承担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辅导员、教师队伍大多没有经过连续、科学的培训，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中显得不够专业，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忽视学生关注的问题。同时教育者在教育上缺乏教育技巧，容易趋于理论说教，而不是正面引导、积极探索，这容易使得学生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另外，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和考评体系，难以监控教育的效果，也影响了教育者工作的积极性。
3.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内容单调，手段落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不够，教育内容单调、空洞，空话、套话多，理论联系实践少，对学生缺乏明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教育中，重“说教”轻“引导”，也把学生变成完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不是把知识变成分析问题的工具。另外，形势与政策教学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有些教师忽视学生的需求，上课形式单调，缺乏先进的教学技术和设备以及多媒体的应用，大多采取单一的“老师讲、学生听”的纯课堂教学活动或以“满堂灌”的形式讲解，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就使得形势与政策教育易趋于表面化、流于形式化，缺乏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就造成了教学与教育目的脱轨，只进行了单纯教学却没有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4.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态度比较消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参与、学习程度直接制约着教育的结果。根据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生是主动到堂并认真听课的学生，他们对时政比较感兴趣或为了拓展知识面而来上课，听课认真;第二类学生属于被动到课，或是由于考勤约束、或为了调节放松、或出于对老师的尊重等，被动来到教室听课;第三类是消极旷课型的学生，他们对于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或认为教学内容对自己的专业没有用处等原因，经常旷课或者到课不认真听讲。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后两类学生占很大一部分。同学们大多数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有必要开，但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②这说明同学们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持有肯定态度，但对课程的满意度不高，这也给我们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育、教学提供了创新研究的要求和方向。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环节分析
针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学生的需求，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学校、教师、学生之间以及主客体与教育环境的互动与联系，探索和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
教育可以看做是教育信息传播的过程。借助无线电的传播原理来进行分析，无线电的传播机制可以具体简化为信息、调制、传输、接受、解调、理解、反馈七个环节，教育信息传播机制类似于无线电的传播机制。形势与政策教育可以看做是一个发送者(教育者)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通过教育渠道传递给接收者的过程机制。优质的发送者是保证教育信息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同时如果没有选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传播，其他环节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发送者要根据教育的目标，并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确定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的基本范围，包括课程内容、课程结构等，进而通过调制编码，把教育信息编译成适当的符号，如语言文字、图片、声音、电影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接着，发送者要选择适当的渠道和方式传输给接受者(学生)。传递的渠道应多样化，在保证信息不失真的前提下，要尊重学生主体性需求，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互动。作为接受者的学生根据信息传递的方式选择有效的接受方式，他们在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对教育信息进行解调，把信息转换为具体特定的意义，并结合自身的知识储备、现实环境等情况进行理解、消化，并且理论联系实践，从实践活动中深化知识。反馈是检验信息传播结果的必要环节，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掌握情况反馈给学校、老师，将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的进一步安排和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七个环节是把教育者当做发送者、学生当做接受者来分析。而从学生到教育者的信息传播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将遵循教育信息传播的这七个环节，此过程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省略，只用反馈来代替这一过程来解释。
教育信息传播机制的七个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就构成了教育信息传播的机制。只有当这七个环节密切联系、良性互动，保证教育信息畅通有效，才可以称为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同时，教育信息传播机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开放机制。在信息发送和接受过程中，要受到许多干扰或扭曲信息的因素，被称为噪声或障碍。噪声主要影响调制和解调，进而影响整个信息传播。噪声包括外部的社会环境内部的干扰因素，如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阵地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强大攻势和全面渗透等。③同时，高校内部也存在课程定位不合理等影响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的内部噪声问题。
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就是要从教育信息传播的七个环节入手，完善每个环节的功能，并加强各个环节的互动与联系，保证信息畅通有效，同时也要努力克服噪声的消极影响，推动机制的良性运行。
三、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运行策略
1.创新教师队伍，提高信息发送者的素质。作为信息发送者的教师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中处于首要地位，他们对于课程的定位、课程的传授方式直接影响着教育信息的传播和教育的质量。组建一支优质、高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是建立长效机制的首要因素。首先，要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宣讲团队，建立定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交流报告会制度，要以学校和学院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以及学生干部为骨干，并聘请一些校外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为兼职教师，组成一支理论深度和政策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宣讲队伍。其次，学校和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观，把形势与政策当做一门综合性的课程，积极研究和构建这门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制订详细的课程计划，探索有效的沟通方式与教育信息传播渠道。再次，教师要密切联系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学生个性多样化发展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对学生积极教育、引导，让学生自己真正学会理解、学会分析，形成正确的形势政策观。
2.创新教育内容，确保教育信息生动有效。教育信息是传播机制的第一个环节。生动有效的信息能从源头上保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包括基本理论、形势和热点问题两部分。基本理论、政策是相对稳定的部分，是教育中的重点，也是分析各类时事政策的基础和工具。我们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结合党和国家当前形势与方针、政策、社会热点以及大学生思想特点和关注焦点确定教育信息的基本内容，保证教育信息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针对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实行分层管理，即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信息内容、不同的课程设置，因材施教，让学生更易理解与掌握。同时，我们要注意避免对学生“满堂灌”，要通过教育，既能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又能让学生结合现实进行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④
3.创新课程渠道，确保调制、传输的有效性。调制、传输是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第二、三环节。如何将合理的教育信息进行调制编码、有效传输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步骤，也是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重要条件。调制主要是指教育者根据教育需要赋予教育信息的表现形式。要进行合理的调制，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可以将教学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充分应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将声音、图片、电影、校内刊物、报纸、广播台、宣传橱窗、网络等平台的教育信息进行编码，调制成为图、文、声等多种有效的形式。在传输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拓宽传输渠道上，我们要在保证信息不失真的前提下，将理论联系实践，强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班级、党团支部、社团等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以辩论赛、演讲赛、知识竞赛、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作为信息传播渠道，保证信息传播的畅通。
4.创新学生认识，提高信息接收、解调、理解的正确性。学生对于教育信息正确地接收、解调、理解是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第四、五、六个环节，它们是保证学生真正掌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根本条件，也是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决定因素。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分析国际、国内事件往往不够全面，容易受到“道听途说”的误导，把听来的信息错误地编码解释。因此，我们要在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有的放矢，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将形势与政策理论融于实际中，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根据形势而调整的方针、政策，抓住学生关心的、反映强烈的问题去分析、讨论，并鼓励学生进行反思与质疑，注重学生发散性思维培养，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正确地解调和区分信息的真伪，全方位、多角度辩证地理解信息。
5.创新考评反馈，保证信息有效传播。反馈也是教育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促进形势与政策教育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反馈包括教育前的调查反馈、教育过程中监督反馈和教育结束后的考评反馈三个部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之前，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以期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所持的态度、感兴趣的内容等问题。根据学生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进行课程的安排和具体规划。在课堂上，要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严格考勤，课后要收集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同时，学校要注重对教师队伍的考评，通过督导等形式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进行监督。此外，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教学结束后，仍应要求和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加强对形势与政策的思考与学习。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反馈的作用，就保证了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联系、互动，推动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运行。
6.创新噪声障碍，避免信息传递失真。在教育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到内部噪声和外部噪声的干扰，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面对噪声，努力降低噪声，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确保接受、解调和理解信息的正确性，从而保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面对内部噪声的干扰，就需要我们改善课程的运行机制，明确课程的归属问题，克服形势与政策教育带有随意性和非课程化的倾向，转变重认知、轻分析的课程设置，积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外部的噪声——主要是多元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任由学生盲从，而应该合理地分析利弊、积极地引导。对于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我们不要避而不谈，而是要积极面对，理性分析本质、原因，培养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探索和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教育信息传播各个环节的良性互动，将各环节的创新研究具体落实，在保证教育信息时效性、针对性的基础上，克服噪声环境的不良影响。
[注释]
①张月群，卢黎.在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52.
②张若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建设探析[D/OL].http://epub.cnki.net/grid
2008/detail.aspx?QueryID=79&CurRec=1，2003-07-31.
③程丽，杨洪林.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9)：170.
④刘乃(斌贝).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D/OL].http://epub.cnki.net/grid2008/
detail.aspx?QueryID=8&CurRec=1，2002-09-12.
[参考文献]
林丽萍.创新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的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7).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信息传播 长效机制 创新
[作者简介]侯俊(1976- )，女，湖北石首人，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管理。(湖北武汉430063)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时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地位凸显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纵观我国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现状，教育教学中仍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提高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笔者试图借鉴无线电传播的原理分析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通过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主体与客体的沟通及其与教育环境的良性互动，探索、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从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大学生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形势观的指导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面培养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形势与政策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战略意义，它能够使学生不间断地认知时事、认同政策、认清大局和大趋势，形成科学的形势政策观，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①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高校教育者在实践探索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教学内容，改善教育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积极作用。
1.学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认识不够。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一些学校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在价值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育人功能放在首位，而是进行简单的理论说教与政策宣讲，从而背离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初衷。有的学校认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无法科学地构建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教学中没有把形势与政策课定位为一门完整意义的课程，导致教育教学随意性大，教学效果不明显。同时由于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的经费投入不够、教学交叉管理及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制约着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2.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是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一些学校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定位不够明确，缺乏完善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队伍的准入制度，导致专职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缺位。承担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辅导员、教师队伍大多没有经过连续、科学的培训，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中显得不够专业，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忽视学生关注的问题。同时教育者在教育上缺乏教育技巧，容易趋于理论说教，而不是正面引导、积极探索，这容易使得学生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另外，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和考评体系，难以监控教育的效果，也影响了教育者工作的积极性。
3.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内容单调，手段落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不够，教育内容单调、空洞，空话、套话多，理论联系实践少，对学生缺乏明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教育中，重“说教”轻“引导”，也把学生变成完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不是把知识变成分析问题的工具。另外，形势与政策教学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有些教师忽视学生的需求，上课形式单调，缺乏先进的教学技术和设备以及多媒体的应用，大多采取单一的“老师讲、学生听”的纯课堂教学活动或以“满堂灌”的形式讲解，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就使得形势与政策教育易趋于表面化、流于形式化，缺乏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就造成了教学与教育目的脱轨，只进行了单纯教学却没有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4.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态度比较消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参与、学习程度直接制约着教育的结果。根据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生是主动到堂并认真听课的学生，他们对时政比较感兴趣或为了拓展知识面而来上课，听课认真;第二类学生属于被动到课，或是由于考勤约束、或为了调节放松、或出于对老师的尊重等，被动来到教室听课;第三类是消极旷课型的学生，他们对于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或认为教学内容对自己的专业没有用处等原因，经常旷课或者到课不认真听讲。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后两类学生占很大一部分。同学们大多数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有必要开，但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②这说明同学们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持有肯定态度，但对课程的满意度不高，这也给我们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育、教学提供了创新研究的要求和方向。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环节分析
针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学生的需求，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学校、教师、学生之间以及主客体与教育环境的互动与联系，探索和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
教育可以看做是教育信息传播的过程。借助无线电的传播原理来进行分析，无线电的传播机制可以具体简化为信息、调制、传输、接受、解调、理解、反馈七个环节，教育信息传播机制类似于无线电的传播机制。形势与政策教育可以看做是一个发送者(教育者)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通过教育渠道传递给接收者的过程机制。优质的发送者是保证教育信息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同时如果没有选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传播，其他环节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发送者要根据教育的目标，并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确定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的基本范围，包括课程内容、课程结构等，进而通过调制编码，把教育信息编译成适当的符号，如语言文字、图片、声音、电影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接着，发送者要选择适当的渠道和方式传输给接受者(学生)。传递的渠道应多样化，在保证信息不失真的前提下，要尊重学生主体性需求，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互动。作为接受者的学生根据信息传递的方式选择有效的接受方式，他们在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对教育信息进行解调，把信息转换为具体特定的意义，并结合自身的知识储备、现实环境等情况进行理解、消化，并且理论联系实践，从实践活动中深化知识。反馈是检验信息传播结果的必要环节，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掌握情况反馈给学校、老师，将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的进一步安排和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七个环节是把教育者当做发送者、学生当做接受者来分析。而从学生到教育者的信息传播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将遵循教育信息传播的这七个环节，此过程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省略，只用反馈来代替这一过程来解释。
教育信息传播机制的七个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就构成了教育信息传播的机制。只有当这七个环节密切联系、良性互动，保证教育信息畅通有效，才可以称为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同时，教育信息传播机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开放机制。在信息发送和接受过程中，要受到许多干扰或扭曲信息的因素，被称为噪声或障碍。噪声主要影响调制和解调，进而影响整个信息传播。噪声包括外部的社会环境内部的干扰因素，如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阵地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强大攻势和全面渗透等。③同时，高校内部也存在课程定位不合理等影响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的内部噪声问题。
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就是要从教育信息传播的七个环节入手，完善每个环节的功能，并加强各个环节的互动与联系，保证信息畅通有效，同时也要努力克服噪声的消极影响，推动机制的良性运行。
三、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运行策略
1.创新教师队伍，提高信息发送者的素质。作为信息发送者的教师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中处于首要地位，他们对于课程的定位、课程的传授方式直接影响着教育信息的传播和教育的质量。组建一支优质、高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是建立长效机制的首要因素。首先，要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宣讲团队，建立定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交流报告会制度，要以学校和学院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以及学生干部为骨干，并聘请一些校外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为兼职教师，组成一支理论深度和政策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宣讲队伍。其次，学校和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观，把形势与政策当做一门综合性的课程，积极研究和构建这门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制订详细的课程计划，探索有效的沟通方式与教育信息传播渠道。再次，教师要密切联系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学生个性多样化发展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对学生积极教育、引导，让学生自己真正学会理解、学会分析，形成正确的形势政策观。
2.创新教育内容，确保教育信息生动有效。教育信息是传播机制的第一个环节。生动有效的信息能从源头上保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信息包括基本理论、形势和热点问题两部分。基本理论、政策是相对稳定的部分，是教育中的重点，也是分析各类时事政策的基础和工具。我们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结合党和国家当前形势与方针、政策、社会热点以及大学生思想特点和关注焦点确定教育信息的基本内容，保证教育信息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针对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实行分层管理，即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信息内容、不同的课程设置，因材施教，让学生更易理解与掌握。同时，我们要注意避免对学生“满堂灌”，要通过教育，既能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又能让学生结合现实进行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④
3.创新课程渠道，确保调制、传输的有效性。调制、传输是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第二、三环节。如何将合理的教育信息进行调制编码、有效传输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步骤，也是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重要条件。调制主要是指教育者根据教育需要赋予教育信息的表现形式。要进行合理的调制，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可以将教学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充分应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将声音、图片、电影、校内刊物、报纸、广播台、宣传橱窗、网络等平台的教育信息进行编码，调制成为图、文、声等多种有效的形式。在传输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拓宽传输渠道上，我们要在保证信息不失真的前提下，将理论联系实践，强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班级、党团支部、社团等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以辩论赛、演讲赛、知识竞赛、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作为信息传播渠道，保证信息传播的畅通。
4.创新学生认识，提高信息接收、解调、理解的正确性。学生对于教育信息正确地接收、解调、理解是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第四、五、六个环节，它们是保证学生真正掌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根本条件，也是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决定因素。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分析国际、国内事件往往不够全面，容易受到“道听途说”的误导，把听来的信息错误地编码解释。因此，我们要在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有的放矢，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将形势与政策理论融于实际中，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根据形势而调整的方针、政策，抓住学生关心的、反映强烈的问题去分析、讨论，并鼓励学生进行反思与质疑，注重学生发散性思维培养，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正确地解调和区分信息的真伪，全方位、多角度辩证地理解信息。
5.创新考评反馈，保证信息有效传播。反馈也是教育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促进形势与政策教育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反馈包括教育前的调查反馈、教育过程中监督反馈和教育结束后的考评反馈三个部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之前，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以期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所持的态度、感兴趣的内容等问题。根据学生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进行课程的安排和具体规划。在课堂上，要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严格考勤，课后要收集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同时，学校要注重对教师队伍的考评，通过督导等形式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进行监督。此外，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教学结束后，仍应要求和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加强对形势与政策的思考与学习。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反馈的作用，就保证了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联系、互动，推动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运行。
6.创新噪声障碍，避免信息传递失真。在教育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到内部噪声和外部噪声的干扰，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面对噪声，努力降低噪声，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确保接受、解调和理解信息的正确性，从而保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面对内部噪声的干扰，就需要我们改善课程的运行机制，明确课程的归属问题，克服形势与政策教育带有随意性和非课程化的倾向，转变重认知、轻分析的课程设置，积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外部的噪声——主要是多元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任由学生盲从，而应该合理地分析利弊、积极地引导。对于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我们不要避而不谈，而是要积极面对，理性分析本质、原因，培养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探索和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长效机制，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教育信息传播各个环节的良性互动，将各环节的创新研究具体落实，在保证教育信息时效性、针对性的基础上，克服噪声环境的不良影响。
[注释]
①张月群，卢黎.在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52.
②张若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建设探析[D/OL].http://epub.cnki.net/grid
2008/detail.aspx?QueryID=79&CurRec=1，2003-07-31.
③程丽，杨洪林.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9)：170.
④刘乃(斌贝).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D/OL].http://epub.cnki.net/grid2008/
detail.aspx?QueryID=8&CurRec=1，2002-09-12.
[参考文献]
林丽萍.创新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的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7).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文献标识码] A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有效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客观、科学地看待社会发展、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地方，创新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一、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16号文件指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学校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制定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2004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又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党和国家把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在一些高校负责同志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作用方面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因此导致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授课教师受到轻视、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消极对待等现象产生，有些高校没有做到在各层次和各科类普遍开设，本科层次形势与政策教育开设情况还比较规范，其他层次开设情况较差;文科类专业开设情况尚可，理工农医类开设情况较差。一些高校在教学计划中并没有将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公共必修课，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比较随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图书资料建设、课时安排等都得不到有效保证，有些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没有纳入考核或考核流于形式，一些高校没有将形势与政策教育纳入教学管理体系。
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要求，解决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困境，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就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情况而言，最需要的是高校的负责同志要从思想上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来重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规章制度，做到目标明确，职责分明，有章可循。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管领导、主管部门和所需资料、场地、设备及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组织管理方案等，都要用文件落实下来，形成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强大合力。高校应该树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局观念，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分工。总之，要充分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的迫切需要。
二、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既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要满足学生思想发展的实践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特点，不断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拓宽口径，增加内容，做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具有知识性。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是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每一项形势与政策都是一个知识体系;二是具有思想性。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在于引导学生认识形势，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自觉性，达到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三是具有动态性。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四是具有实践性。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学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教育内容进行检验。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是简单地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内容涉及到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这要求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进行创新。
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形势与政策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重大时事教育、国内外形势教育、社会热点问题剖析等。自1987年教育部决定在普通高校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以来，全国高校普遍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及其研究工作。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定期印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实际上起到了与教学大纲类似的作用，对形势与政策学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但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时效性非常强，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因此，如何把握教学内容，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就成为形势与政策教育创新的一大难题。根据我们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首先是尽量依照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印发的“教学要点”要求安排教学内容，同时密切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力求做到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重点选择近期发生的、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形势发展观，即科学、具体分析认识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其次，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教学内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思想实际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往往又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时，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在不断推出和调整，这些都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必须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第三是要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围绕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确定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点，做到教育教学有的放矢。力求通过与学生共同探讨，使学生学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认识国内外形
势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认清问题产生的背景、实质及其发展的方向、利弊等，从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最后是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要与本校实际结合起来。在以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主要依据的前提下，要结合地方和学校的实际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编印符合本地实际的教学辅导材料。总之，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关键是要抓住学生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寻找到学生思想需求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才能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途径，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强调：“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要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要努力做到系统讲授与形势讲解、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途径，是增强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1.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课堂”。“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课堂。每次授课的选题都要精心安排，要把那些近期对社会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要加强对教学要点和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以增强教学的科学性;要深入了解当代青年学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实际，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要全面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疑难问题，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渗透到教学内容之中。主课堂要着力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要全力发挥学生介入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2.搞活形势与政策教育“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载体，它是弥补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堂教学课时不足、手段单一，实现多模式教学的“第二课堂”。高校要结合实际，建立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后或在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时，组织大型形势报告会，请各级党政领导或高校党委负责同志为学生作报告，使学生更直接地了解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新变化。要聘请一批理论水平高、形势与政策感敏锐的教师组成形势与政策教育巡回报告团，围绕学生关注的一个或几个热点难点问题在学生中进行巡回演讲。学校要抓住重大节日、纪念日、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机，挖掘教育资源，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进教育效果。要积极发挥校园新闻媒体的作用。校报、校园电视台和广播台等校园媒体要对近期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进行报道，让学生多方位了解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近况。
3.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大课堂”。社会实践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大课堂”。形势与政策教育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与社会发展实际有密切的关系。形势与政策教育只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加强教学实践、专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在参与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国家的方针政策;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学生开展的“三下乡”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农村、企业、厂矿，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现象，了解形势与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状况，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增强社会责任感;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开展“红色之旅”学习参观结合起来，经常组织学生到革命纪念地，特别是到改革开放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的地方学习参观，让他们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成就，增强对形势与政策的现实认识，增强教育效果，激发他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
4.利用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现代化课堂”。要改变“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传统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方法改革滞后的局面，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的技术手段、影视音像资料等，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要利用网络开设“形势与政策”专栏，设立专家网络信箱，定期邀请专家在网络上与学生开展交流，以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形式占领现代化教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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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自20世纪40年代末台湾与大陆隔绝以来，在两岸分离的政治现实下，双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各自的立场。但由于共同的民族认同、历史情感等因素，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大多是相似的，两岸实现南海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
一、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
1、以外交抗议为主要形式的主权宣示
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国对其推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对华部分的内容上没有写明哪个国家继承日本放弃的权利，也没有明确规定将南沙群岛归还给中国，这一结果就为南海岛礁主权埋下了隐患。这一时期南海问题还没有真正形成，但周边国家对南海侵占的欲望已经开始显现，通过说理、抗议等形式宣示对南海的主权是大陆在这个时期对南海的立场。
第一，抗议菲律宾等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政府和南越政府对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提出不合法的主权要求，使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威胁，在大陆当时外交孤立、国力衰弱环境下，大陆在各种场合采取以主权宣示的方式不断重申对南海的主权。1956年5月29日，菲律宾外长加西亚称南海包括太平岛和南威岛在内的一群岛屿属于菲律宾，对此大陆严正声明：“南中国海上的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
第二，抗议外国条约否认中国南海主权。美国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规定日本政府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但没有标明将南海中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归还中国，大陆对此发表声明：“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主张若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无论条约内容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条约是无效的。
第三，抗议别国对南海的侵略行径。20世纪50年代，美国基于其对华封锁和打压的战略考虑肆意侵入中国南海，无视中国的南海主权并任意在南海自由航行，试图把南海海域变成事实上的国际公海。另外，美国政府规定在南海的美国军舰上的飞机如果受到中国大陆的攻击，美军战机可以采取反击，追踪中国大陆飞机进入中国大陆的领海、领空。1954年美国舰载机群侵犯中国海南岛上空及附近海域，并对驶往中国港口的两艘波兰商船和中国护航舰进行攻击，同时，美国宣称其第七舰队负有保卫南中国海安全的责任。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严正抗议美国对中国南海主权的侵犯，重申中国对南海享有全部主权。
大陆在这一时期对南海采取外交抗议为主要形式的主权宣示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一是新中国建立初始的20年，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外部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孤立，内部还经历着“大跃进”和“文革”，因而没有过多的精力关注南海。二是大陆当时的战略重心不在南海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陆由于陆上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北方、东北方、西南、东南边境都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问题，因此，大陆重点关注的地区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印支半岛等，并没有优先考虑收复南海被占岛礁的事宜。三是这时期大陆海军力量薄弱，没有对南海所有群岛实施有效控制，由于大陆海军军力辐射面的局限性，其在整个南海地区只进驻了西沙群岛中的宣德群岛。
2、以科考、设行政区方式宣示主权并进行有限自卫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在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的基础上，海洋的重要性被各个国家发现和重视。一方面，海洋富含的生物资源是人类的食品来源，海洋储藏的各类能源为人类提供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海洋给沿海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是沿海国家进行国土防御的自然屏障，海岸和伸向大海的岛屿能够驻屯兵力从而扩大防御纵深，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军事活动的重要通道。海洋价值的发现使各国竞相争取其海洋权益，同时这一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订立，使得各国间围绕海洋利益的斗争更加激烈。因而，争夺南海岛屿、开发南海资源成了南海周边国家斗争的焦点，南海问题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越屡屡侵占西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对南海诸岛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1973年9月，南越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太平岛等岛屿划入其版图。1974年1月，中国大陆发表声明，谴责南越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决不容许。然而，南越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竟然出兵挑衅当时中国从事捕鱼生产的渔轮，并炮击中国驻扎的岛屿。面对南越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反击作战，战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胜告终，此后中国牢牢控制了西沙群岛。
以西沙保卫战为标志至冷战结束之前的时期里，大陆由单纯的主权宣示发展为主权宣示与有限自卫并存的政策立场，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有：第一，采取有限自卫。除了1974年的西沙保卫战，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的有限自卫还表现在1988年的“3·14”冲突事件中。1988年初，大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议，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建立海平面观测站，同时进驻赤瓜礁等岛礁。然而，1988年3月14日，越南竞公然指责中国并擅自登礁攻击正在赤瓜礁作业的中国人员和船只，中方被迫自卫反击，中越双方发生短暂冲突。大陆在这次冲突中进行的是非常有限的自卫反击，没有收复被越南占领的岛礁，只是对几个岛礁维持了既有控制。
第二，以多种方式进行主权宣示。主要是采取设立行政区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宣示大陆对南海的主权。1984年大陆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统一管辖海南岛及南海岛礁和周边海域，1988年4月正式建立的海南省成为唯一授权管辖海域的省份。建立海南行政区并立即建省是大陆加强管辖南海的有力措施。此外，1977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成功考察了中沙群岛、西沙群岛以南和南沙群岛以北的海域，这次考察不仅为大陆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向南海周边国家宣示了南海是中国的领土，别国不得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将综合考察南海列入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大科技项目，这显示出大陆对南海的重视已经提升到战略层面。
3、加强立法管辖使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权力法律化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使得整个国际形势包括南海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海地区作为美苏对抗前哨的地位下降，美苏军力的撤出给这一地区留下很大的权力真空，南海周边各国竞相在南海占得一席之地。因此，冷战后南海周边各国侵占南海岛礁的行为更加活跃，南海争端也呈现出白热化发展趋势，大陆原先单纯的主权宣示与科学考察并不能有效应对这一情势，大陆必须改变处理南海问题的策略以应对新形势下的南海争端。
20世纪90年代大陆的南海政策主要是通过海洋立法以使大陆对南海主权的权力法律化，并在这个阶段确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正式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随着和平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大陆由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使其必须拥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大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与南海问题的多极发展以及区外国家介入制衡南海的格局一起降低了大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因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为既能维护主权又能和平解决争端的好办法。对于南海争端，邓小平在1984年说：“南沙群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使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立场在大陆领导人于国际场合发表的谈话中大体成型。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总理李鹏在访问马来西亚等场合多次提出有关国家可以就存在的分歧进行协商。1992年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愿意在条件成熟时同有关国家谈判寻求解决的途径，条件不成熟时可以暂时搁置，不影响两国关系。”
第二，加速海洋立法。1958年9月中国大陆发布了关于领海的声明规定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及领海基线的划定方法，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南海的几个群岛。但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该公约的部分条款给相互之间不到400海里的沿海国家带来了矛盾，也给一些国家为其侵占他国海域进行辩解提供了法理支撑。因此，大陆有必要加速海洋立法应对南海争端的新变化，1992年大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中国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12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有权在毗连区内行使管制权。1995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宣布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力，紧接着1996年，宣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等领海基线，将中国大陆实际控制的西沙群岛的主权权力法律化。之后，于199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从而完成了对专属经济区的立法。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海洋环境恶化、岛屿数量减少以及被违法占有的情况，2003年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和总参谋部联合发布《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开始了海岛管理制度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保护海岛生态为目的，规定了对中国海岛的保护、开发、建设及有关管理活动所要遵循的原则等方面内容，解决了无居民海岛的权属性质不清的问题，“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无居民海岛所有权。”大陆开始从法律上明确对无居民海岛的主权，这也是对南海海域诸多无居民岛屿的主权声明，为大陆在南海争端中维护自身海洋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法理支撑。
二、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
1、宣示对南海的“主权”并极力避免军事冲突
1949年后，台湾南海政策历经了复杂多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台湾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比较强硬，主张“中华民国”对南海的领土“主权”。台湾海军自1956年起驻守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这一行动成为台湾维护其对南海“主权”的象征。1956年，台湾“内政部”严正声明“南沙群岛向为我‘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之一部，无论就历史、地理、法理及事实上，均是不容争议者。”1957年6月，针对菲律宾非法侵入南沙群岛，台湾当局表示强烈抗议，抗议菲律宾企图移居南沙群岛的南子礁。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代表大会，其代表中国“主权”身份的消失，使得台湾在这一阶段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趋于保守。台湾当局虽然多次声明南沙、西沙为中国领土，比如1974年2月，越南政府发表了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声明，台湾当局向越南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重申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此后，台湾“外交部”就苏俄与越南将在南沙群岛联合探勘石油一事也表示了类似立场。但是，对于1974年越南在南沙群岛中无人居住的岛屿登陆一事，台湾当局仅是提出口头抗议，当时台湾对越南实行“非战”政策，所以台湾当局指令当地报纸等媒体封锁越南登陆南沙群岛的消息，避免由于民众的抗议而导致“台越”关系破坏的事情发生。因此，此阶段的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强调“主权”但行动呈现出消极保守的，予点。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加强对南海的管理，把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列入高雄市行政区，逐步强化对这两个群岛的行政管辖。同时，为确保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及开发渔业资源，派员长驻南沙群岛进行海域渔业资源开发试验，并派试验船分区探测南中国海渔场。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台湾坚守不介入冲突的立场。1988年大陆和越南在南海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台湾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主张南沙群岛是其固有“疆域”，任何方面意图侵犯，“国军”都将誓死保卫，至于大陆和越南的冲突，台湾绝不介入。台湾避免介入大陆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冲突，以防御来自外界的攻击。台湾这一立场严格来说是对中越南沙冲突所作的反应，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南海政策。
2、加速海洋“立法”，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
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海洋视野开始展现，通过组建具体的南海管理小组和海洋“立法”，台湾南海政策体系逐渐清晰。1992年8月5日，台湾“行政院”计划设置“南海小组”，目的在于“维护我国南海诸岛、南海水域之权益及和平开发、管理”。次年，台湾“行政院”公布“南海政策纲领”，该纲领前言明确指出，“南海历史性水域界线内之海域为‘我国’管辖之海域，‘我国’拥有一切权益。‘我国政府’，愿在和平理性的基础上，及维护‘我国主权’原则下，开发此一海域，并愿依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在此原则指导下，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有五大目标：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加强南海开发管理；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同年5月，台湾“行政院”制定了“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分办表”，交由各相关单位实施办理该“纲要”，这一措施体现了台湾当局对维护南海“主权”的积极态度。
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政要在不同场合积极表述台湾的南海政策，台湾当局针对别国发表的关于南海的言论，也多次发布南海政策声明。比如，1995年5月，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南海政策声明，台湾“外交部”及时发布了声明，声明强调：“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在牵涉‘我国’历史性水域‘主权’方面，‘我国’坚持‘主权’之立场绝不改变；对区域内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之作法表示支持；对任何足以引发新争端之挑衅行为表示反对；目前‘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之观点，已在各南海周边国家渐获共识，‘我政府’对此表示支持；我将继续积极参加‘南海潜在冲突管理研讨会’之相关国际会议，并与南海周边国家充分合作，避免引发潜在冲突。”此外，1995年2月，因南沙群岛美济礁主权问题冲突，南海紧张情势大为升高，台湾“外交部”除了对外宣示南沙群岛“主权属我”的立场外，“内政部”还于3月派遣巡护船前往南沙群岛宣示“主权”。1995年6月，台湾当局批准成立“内政部南海突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1997年12月通过了“专属经济海域与大陆礁层法”；1998年1月通过了“领海及邻接区法”；2001年3月，为应对激烈的南海争端，制定了第一部“海洋政策白皮书”，建议“应以海军的力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但为了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在不涉及主权的争议下，积极与周边各国就共同开发的议题，协商合作与控制冲突的机制，以创造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环境。”这些都明确显示了台湾当局对南海问题的立场。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台湾当局明确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在1991年“南海会议”中，印尼代表反复提议邀请日本、美国等使用南海水道的国家参加类似南海会议，新加坡代表也认为应可引进日本资金成立南海共同开发机构，对此，“台湾代表”郑文华则表示不同看法：“有资格谈南海问题的应是与此区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家，……区域的问题本就应该缩小纠纷范围，尤其是领土主权有争执的区域，最好由双边国家商谈解决，国际合作固然可以寻求合作伙伴，但并不等于一定要邀区域外国家来参加南海会议。”在1993年参与第4届“南海会议”时，印尼外交部长又多次主张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发展，“台湾代表”对此予以反驳，台湾“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立场不变，对于现阶段任何有关南海问题的解决模式，‘我国’的态度都是，先搁置主权问题，只讨论共同开发的可能性。”
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开始主张“共同开发”，即在暂时搁置“主权”争议的情况下，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共同开发南海，邀请有关国家共同集资，成立国际开发公司。1995年4月，在南海主权争议日益尖锐之际，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对此一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主张台湾“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可以邀集有关国家共同集资，筹设国际开发公司开发此一区域内的资源，而盈余所得则可提供各国作为基础建设基金之用。”1999年6月，台湾“行政院南海小组”决定开放奖励民间企业兴建东沙岛及南沙太平岛码头，发展观光旅游等事业。但台湾当局在主张共同开发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南海的“主权”要求，不断重申“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
3、注重南海资源分配方面的参与权，“主权”立场消极
民进党在其“2000年政策纲领”中提出民进党关于“国家安全”的主张，强调多边多元的区域安全合作。民进党认为，台湾是维系亚太地区安全、西太平洋航道畅通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宣扬“共同安全”的理念，认为“亚太国家对于避免战争都有共同的责任，每个国家的安全都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应以合作取代对抗，限制军备替代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民进党妄图说服亚太国家以尽快争取台湾加人各种区域组织，并推动加入联合国及其外围组织。因此，民进党在南海问题上主张“台湾应该呼吁南海周边国家摒弃本位主义，寻求多边合作模式，整合相关国家的人才、资金、技术寻求效益”。
民进党按照这一政策纲领，在其上台执政以后，在南海“主权”抗争上始终持消极态度。民进党并没有主张“‘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而是一切以“台独”为中心进行活动，试图以“台湾”名义来主张对南海的“主权”，南海争端只是促成“台独”的一个平台，民进党参与南海多边国际协商的要求，也是寻求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2004年4月越南声称台湾在南沙群岛构筑工程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对此，台湾当局解释道，“此行动是运送施工材料赴中洲礁建构和平用途的简易工程，……全无军事目的，……并盼与其他南海诸岛主权声索国暂时搁置争议，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区域内争端，包括透过对话或协商解决纷争、以联合集资方式合力开发南海资源，以便达成以共同经济利益取代军事竞争，有效化解南海紧张情势的最终目标。”～2008年2月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登上太平岛，提出“以环境保护取代主权争议，以生态存续代替资源掠夺”@等四点内容的“南沙倡议”，号召南海周边各国共同参与制订以早日实现南海的安全与稳定，定期开放并邀请国际生态学者及环保团体至东沙环礁、太平岛及中洲礁进行研究与考察，陈水扁此行完全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在“主权”问题上，特别指出台湾是南沙“主权争议国”之一，企图将“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论述，推上南海问题的国际舞台。陈水扁当局对于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南海诸岛的行为很少表态反对，强调南海资源的保护多于维护“主权”。
4、强调“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共同开发
马英九2008年在台湾执政以来，台湾南海政策的总体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一方面，马英九当局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与共同开发的立场，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侵犯南海的具体事件也都提出严重抗议。在2008年2月19日“大选”之前，马英九提出跳脱大陆思维、改以“海洋国家”为中心的“蓝色革命、海洋兴国”的海洋政策，并进一步成立“海洋部”，统筹相关海洋事务，同时重申台湾对南海的传统渔场的“主权”和权益。马英九以“海洋兴国”为目标具体包括“蓝海战略”、“设置专责机构”、“海洋产业”等8项，其中“蓝海战略”是指“发展海洋战略，走出冷战锁国思维，迈向海洋”、“开放南海、共同开发、促进亚太区域安定。”82008年8月，马来西亚副首相纳吉赴南沙群岛拉央拉央岛，宣示马来西亚对该岛拥有“主权”，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拉央拉央岛“不论就历史、地理或国际法而言，属于‘中华民国’水域，呼吁相邻南海各岛礁之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之原则与精神，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
另外，他还重申了对南海“固有领域”和传统渔场的“主权”和权益，认为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但是愿意透过谈判协商共同开发分享南海资源。2010年7月，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于东沙岛设立门牌以宣示“主权”，“不论南海周遭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何宣称或占领相关海域及群岛，我们一概不承认。”2008年12月，台湾“中油公司”与大陆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全面合作意愿书，为两岸石化产业合作揭开新局。马英九上台后推行“活路外交”政策，因而对于南海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更加务实，在主张“主权”前提下，与南海周边国家或地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以分享资源。
三、海峡两岸南海政策的相似之处
海峡两岸由于各自发展历史的不同，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差异，致使它们的南海政策体现各自的阶段性特点，但两岸南海政策在内容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
1、海峡两岸都主张中国拥有对南海的主权
海峡两岸共同主张中国对南海传统疆线内所围绕的水域拥有主权，双方均认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历史上，南海的主权都归属于中国。目前，南海岛屿中大陆拥有西沙群岛，而台湾占有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两岸都主张对南海的领土主权。历史上，台湾两蒋时期在南海问题上就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对其他国家侵犯南海主权的行为多次表达了抗议。海峡两岸共同的主权认知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应共同强化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并暂时放下中国内部的主权之争，而在对外的主权主张上亦应立场一致，并以充分的默契替代主权的对抗。
2、海峡两岸对于“共同开发”具有共识
大陆方面一直坚持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在强调主权在我的基础上推动南海的共同开发，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并一直予以坚持，2011年4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记者访问时依然强调“在南海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应该也完全能够实行共同开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稳定，而且有利于当事国及各方的利益。”而台湾方面也坚持这一政策，1991年6月，时任台湾“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在印尼举行南海研讨会之前指出，“在不影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透过国际合作方式，开发资源。”海峡两岸都主张在搁置南海主权争议基础之上，可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一起在海底电视、电信航海等具体领域进行合作实行共同开发，而两岸同为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更应积极推动两岸南海的合作与开发，使两岸在南海共同开发中实现互惠双赢。
3、海峡两岸都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
南海周边国家和区位大国企图蚕食中国南海之野心越来越大，面对这一情形，大陆和台湾都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大陆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立场始终未变，2010年4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阐述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也反对外部势力的介入。”2010年7月，希拉里公开声称中国南海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大陆政界对此明确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一向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认为南海问题一旦国际化，对其控制下的南海利益将有不利的影响，其多次在“南海会议”上申明这一立场。台湾在1993年第四届南海会议上，针对印尼外交部长屡次提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建议，台湾代表给予明确反对。
大陆和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具有多处相似的立场，“两岸在台湾海峡有紧张对峙，却未曾在南海有过剑拔弩张。台海两岸关系稳定、交流频繁、对话不断，在南海问题较容易合作。”当今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相似的立场和新的两岸环境为两岸南海合作打下基础。南海问题的加剧需要海峡两岸在这一问题上携手合作，只有大陆和台湾在南海海域内形成“合力”，才能捍卫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民族资产和民族利益。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潘林峰）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以及近30年来的理论进展，比较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了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认为目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已经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结合经济和政治要素的学术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来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的。[1]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任务就是“说明为什么各国政府会采取它们已经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关系会表现出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形式。”[2](P8)学者们在对国家贸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汇率和货币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经济政策输出的因果关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一国政策选择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国家间经济冲突与合作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比较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这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最后讨论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研究得到学术关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经济学议题。无论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强调经济力量对政府政策的约束，[3](P1)都可以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题并进行经验验证。对外经济政策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就政策过程而言，则毫无疑问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稳定。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的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主体时，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反过来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早期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可参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1975;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库珀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依赖对国内的影响，强调国际市场一体化对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可参考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戴斯勒(Destler)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很难发现没有不超过美国边界某些影响的政策行动，更难发现没有明显经济内容的政策”。[4](P7)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国家经济政策的跨界影响也相应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可能一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努力，会导致别国的失业上升;而石油消费大国国内对石油税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在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传导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对外经济政策还是政府对别国施加影响，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同特定国家的经济联系条件来影响该国政策。针对特定国家[JP+2]的歧视性政策，往往是一国试图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对外经济政策也可以巩固安全，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可以强化联盟关系，防止第三方的攻击。[5]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对外援助以及经济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些政策的目标、绩效以及政治结果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是国家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为了制定某项对外政策，常常要经过艰苦的国内政治辩论。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对一国社会内部分配产生影响。一国内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关注对外经济政策已经不仅是政治家或者政党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之一。对国家而言，平衡国内不同利益要求，补偿全球市场的失败者，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控制政策，[6](P51)比如国家会允许某些行业部门更开放，因而降低其关税水平，允许更多外资的进入;也可能会为了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或者对特定行业实施保护。这种选择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国内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这也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学者们或是强调政治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3](P4)针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根据解释变量的设定，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弗里登和莱克根据研究层次和单元，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区分成四种解释模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3](P4-9)国际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国际权力分配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模式则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制约;[JP+1]国内政治模式是把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的分析单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国内社会模式则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此为分类依据，分别讨论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问题。
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国家行为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就是“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敌对国家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的行为，是造成对外经济政策大幅度变化的决定性力量”。[2](P20)这种观点主要来自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决定的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认为体系层次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要素。[7]国际政治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均势稳定，一种强调霸权稳定。前者认为，只有各国军事能力的相互稳定，才能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相信“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导致力量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强了力量的国家或联盟。这种重新组合可能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种代表性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关系。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国际经济中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8]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克莱斯纳对国际贸易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他们都主张霸权国家能够保证经济的开放和避免与邻为壑的政策。
吉尔平运用权力分析方法，讨论了霸权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认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结构推动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扩展”。[9](P113)克莱斯纳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结构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决定的，也就是国际经济的霸权结构更容易产生开放的贸易结构。[10]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视角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是国家扩展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实现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国际体系是势力均衡体系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护体系均衡为目的，并根据这个政治目标来展开经济交往或进行经济援助。在势力均衡体系下，对外经济政策是维持体系的重要手段。当霸权是国际体系特征时，这种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认为霸权国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其副产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与稳定。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受制于霸权国的政策偏好的。这种视角在解释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时，具有解释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研究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
从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强调国际市场变化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这种分析将国际经济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认为国际市场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就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跨国关系或者后来发展的相互依赖都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状况，两位作者强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这个思想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从国际经济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视角下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试图全面理解全球市场一体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格瑞特(Garrett)将国际市场一体化定义为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12](P788)认为这三个方面确实限制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国家更多的权威来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的制约性，比如资本的流动性增加了私人部门退出某个国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权威，当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增加的时候，社会中某些部门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也会增加，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所以衡量全球化与政府自主性的关系，关键就是看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的退出威胁与重新分配的大众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12](P789)
在这种视角下，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制约作用，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世界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改变了国内政治：“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3](P255)强调“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13](P4)也就是，通过理解国际经济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来认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国际经济视角通过国际经济的特征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对国际经济特征的判定和国际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的因果机制的确立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种研究思路从定义全球经济的双重矛盾特性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全球经济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时又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第二种研究思路则通过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两种思路各有侧重，并且都被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所继承。
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从国内政治经济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路径：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的国内社会路径和强调政治家与政治制度作用的国内政治路径。
国内社会模式是重视民主制度的代议本质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本质，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P26-29)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领域，学者们设定不同的国内社会行为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概括而言，这种研究关注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公众或者中位选举人。
斯奈特施内德(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与贸易政策关系的，他强调因为主张保护主义的进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组织，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贸易的主张者主要是消费者，则很难组织起来，难以发挥政治影响。[14]但是，因为他的研究过于简化了贸易之间的集团分歧，而受到了严重挑战。后来的学者在斯奈特施内德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利益集团模式。一般讨论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收益和成本影响，然后确定它们的政策偏好，再通过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利益集团基础的模型在贸易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学者们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同的国内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种研究是基于选举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数决为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框架。对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赢得选举，所以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分析选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选民。霍特林(Hotelling)和布莱克(Duncan Black)发展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莱克的中位选举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为单峰偏好，则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决定者，所以对外经济政策体现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罗维斯克(Moravcsik)总结了这种国内社会解释模式。莫罗维斯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5](P513)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社会行为体优先性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个人和私人集团，他们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他们在物质稀缺、价值观冲突和不同的社会影响所设定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和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代议制和国家偏好则是指国家是国内社会的代表，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国家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罗维斯克的主张是比较彻底的国内社会主张，强调从下到上的利益汇聚过程，从而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各种约束条件下，国内社会利益的加总与实现过程。
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利益集团还是选举人作为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政策偏好，当然政治行为体要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但是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行为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问题，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不是总能根据自身的政策要求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利益行为体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最终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和没有自身利益考虑的，因此要考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关系。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强调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者立法机构成了研究关注的行为体。这些政治行为体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单一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职位，基本的效用函数就是选票最大化。政治行为体面临的制度约束就是选举，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决定选举的要素我们假设为整体的经济状况，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国内政治视角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解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结果。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对政府干预经济手段有效性的影响。[16](P46)政府制定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会造成国内特定部门、要素所有者、企业或者特定的地区间损益的不同，如果受损的部门或者阶级、企业、地区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并进入政治过程，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或执政党必须考虑政策的分配性后果与统治的支持程度，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关切。同时，对外经济政策也会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国际承诺都会降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内制度是政治家行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会决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强调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选举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议会的结构以及委员会等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与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17]他们研究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为选择固定汇率制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决定了政治家或执政党是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数选举制的结果更容易产生一党政府，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在选前改变部分选民的福利水平从而赢得选举，因此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党政府，往往是联合政府，所以不会拒绝固定汇率制。[17](P76)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决定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17] (P76)
总之，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政治行为体偏好对理解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制度性限制来理解政治行为体偏好的形成;就行为体而言，无论选择的是政党、政治家还是议会、行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理性的和统一的行为体，有着稳定的偏好;强调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特征，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种开放和分享的决策过程。
四、结论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迅速进展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三个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就是国际事务中经济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第二，问题领域变得更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权力的转移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18](P27)石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等不同问题领域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内层次变得更加重要，原来两极对抗下军事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前提。应该说，从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强了。
与20世纪70、80年代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理论的简洁性不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更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可能既是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是理论趋向变化的结果。在冷战时期，安全是最核心的问题，军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之后，经济要素和国内要素在解释国家行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成了学者们对政治冲突和权力争夺的关注，学者们关心如何能够发展出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本身复杂性和多样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更强调把握具体的因果链条，“当学者们能带有信心的确证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学者们用自己具体的经验知识来提出意见，尽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备信息的。”[19](P136)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也就是给对方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自己承担最小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同欧盟的争端中，美国准备就香水和几种特别的奶酪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态度。[20]国际关系研究中，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来分类现在的新一代学者越来越困难，学者们更多的强调具体问题领域的原因和结果，通过掌握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综合各种研究视角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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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Qu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