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范文第1篇
摘 要：新时代时空境遇下探讨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问题，是关乎当下道德治理能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课题。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明确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定位、“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的内涵定位、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边界定位。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关键词：道德治理;视域定位;内涵定位;边界定位
基金项目：2014年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13017）;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S1511）;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ZXSK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辉（1983-），女，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卢黎歌（1953-），男，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
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促发新型社会关系的萌生和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这势必引起文化领域的剧烈交锋。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强化了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受到网络二次元文化的浸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与争鸣，部分人在这种多元化与复杂化的价值选择面前陷入价值困惑，道德失范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道德崇高与道德庸俗并存、道德良知与道德冷漠同在，道德越位和道德缺位共生，道德呈现出繁华与落寞交织的矛盾图景，因此，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势在必行。本文针对学术界在新时代道德治理领域研究中凸显的视域单一、概念混沌和界限模糊等问题，探究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与实现路径，这既是对当前我国道德治理理论混沌的学理澄明，也是对缓解和根除道德失范问题的现实回应。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视域定位
当前，中国已经稳步迈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之“新”，一方面体现在，它“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1] 11。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已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质的飞跃，意味着中国已经由现代化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提升，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跃动。道德治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成为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键之举。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11。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新时代将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活跃于国际交往领域，旨在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贡献中国力量。所以，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国内视域
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需要的层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基础层面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提升为对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原有物质文化需求的优化和升级，也是由这种刚性需要派生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出现严重的诚信缺失与道德失范现象，部分自然人或团体无视公共规则，攫取公共利益。这些道德乱象正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在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直面当前我国道德失范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回应和解答中国国内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所以，民族性的国内维度，是研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有的重要视域。
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的公平正义受损等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必然造成思想领域不良思潮的蠢蠢欲动。部分人持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辩证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分注重一己私利。泛娱乐主义的盛行也试图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丑化政治人物、歪解良言警句、恶搞民族英雄，娱乐类节目频频上热搜、登头条。消费主义逐渐蔓延，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符号消费呈扩大趋势。这些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粉墨登场，看似价值中立，其实都是腐朽价值观在肆意作祟。而青少年和底层公众缺乏理性的舆情研判能力，一旦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抑或面对矛盾问题和社会不公平非正义事件时，极易产生义愤心理，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这就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民族和国家共同的价值追求，是评判社会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价值标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价值引领，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而道德治理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践行的有效形式之一。” [2]用道德浸润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公民德性，根治公民道德焦虑与道德恐慌，引导人们崇德向善;用符合道德的正当手段处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这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应有视域。
（二）新時代道德治理的国际视域
新时代的世界性决定了道德治理的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域。新时代不仅具有历时性特点，而且还具有共时性特征。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下，不能局限于对本民族狭隘空间的关注，也必须关切涉及全人类利益的开放空间。显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首先着眼于中国道德难题的破解，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传承和传播，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和价值观念影响世界，并且注重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成果，共创世界文明。这样的国际视野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必然选择和应有视域。
新时代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决定了道德治理必须具有国际视域。道德治理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与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崛起的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包容、互惠互利的外交理念，“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 [3]296新时代道德治理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治理之道，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也有蔓延之势，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互惠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既强大自身，又惠及世界，这无疑为变幻的世界注入了信心与确定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8-59这汇聚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关切。可见，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为强烈，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助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际视域。
二、新时代道德治理内涵的厘定
新时代道德治理应该是“工具性”的理解，还是“对象性”的把握，抑或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对这些问题的考问表明学术界对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内涵定位尚不清晰。
道德治理的“工具性理解”，即，道德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和手段。具体来说，就是用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依据这种理解，“道德治理的内容包括社会制度道德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两个方面” [4]。突出了道德治理的阶级性，借助于道德创造统治阶级的道德秩序。“道德治理不是‘治理道德’，而是运用道德的‘应当’‘不应当’这一特殊命令方式发挥其‘扬善’和‘抑恶’的社会作用。” [5]道德治理的“对象性解释”，即，道德治理是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道德现象和行为的治理。依据这种解释，“道德治理活动，根本上是指对道德的治理，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针对重大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位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特殊性的道德建设活动，是对道德领域突出的混乱现象和文明缺失行为的专项治理活动。”[6]
依据“工具性解释”，道德治理就是以德治国，这符合道德具有他律性的逻辑前提。“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看，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不仅更符合道德的生成逻辑，也更符合道德的理论逻辑。” [5]而道德治理不能禁锢于“管理”或 “统治”层面，强调政府的一元、自上而下的管理，这显然与新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不相适应，这种单纯工具性理解难以承受社会的急剧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人民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社会事实，遮蔽了道德治理理应承担的道德难题的破解。但是，不同于以德治国，道德治理是从一元之治走向多元共治，从道德控制转向道德协调，从德治转为德治与治德相统一。所以，工具性解释的道德治理有其局限性。依据“对象性解释”，道德治理的对象指向不道德行为，这符合道德治理提出的特定历史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却掩饰了道德治理手段的正当性与方法的道德性，道德治理必须符合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局限于道德治理目的的正当性，而忽视手段的正当性，会诱导部分行为主体以道德为幌子，行不道德之事，把更多人引向伦理困境之中。可见，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不全面的。
学术界对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和“对象性解释”，无疑丰富了道德治理的内涵。但是，新时代道德治理是道德治理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分裂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碎片化、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片面的。笔者基于以上对道德治理内涵的分析，提出道德治理的内涵应定位在“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上。也就是说，解决当前我国的道德难题，必须整体考察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把道德治理本身看作一个过程。具体来说，道德治理的“过程性解释”就是用道德浸润治理的全过程，包括治理主体的德性养成、道德规范的制定、价值的引导、道德的运行手段、治理目标的预设等各个环节。所以，笔者认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是基于当前中国语境下的道德问题，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道德为场域，使道德表征治理的各阶段和各要素，从而实现动态、开放的治理目标。这样界定道德治理内涵是对“工具性解释”与“对象性解释”的融合和超越。
三、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的澄清
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限度的存在既是对事物功能的约束，又是对事物价值的捍卫。恣意放纵事物的边界，必将干扰事物功效的发挥，导致价值的混沌和功能的泛化。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界限主要是对治理对象的澄清和治理方式的定位，治理对象的泛化以及不道德的治理方式是道德界限模糊的现实表征。厘清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边界问题，就是对治理对象的限度和治理手段正当性的考量，具体体现在“道德现象”与“非道德现象”的厘清和“道德的手段”与“不道德手段”的界定。
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应定位在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治理。当前，人们经常用道德爬坡、道德滑坡、道德焦虑、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等词语来评价或批判一切社会问题。具体来说，不论是政治问题的爆发，还是经济问题的显现，抑或法律问题的出现，部分人习惯于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社会问题，道德总是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赞美与斥责、批判与反批判言辞不绝于耳，这不单反映出人们道德意识的增强，更加暴露了泛道德化批判的盛行。“从表象上看，泛道德化批判試图用非理性的情绪化批判方式从而生发以偏概全的臆断;从本质上看，泛道德化批判又是一种道德边界模糊。” [7] 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定位，即是明晰道德问题与非道德问题。在伦理学框架之内，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现象，道德现象与道德相联系，是人们能感知到的道德框架下的事物的表象。“自知性、自愿性和利害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伦理现象的基本要素。” [8]道德现象适应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对象，而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非道德现象不能简单套用道德治理，消解现象的情境性难免陷入道德治理对象的泛化。
另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在于治理方式定位在德性地治理，即，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意味着行为主体为完成道德目的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的道德性，即具体方法和策略是善的、符合道德要求的。可见，手段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道德治理手段正当与否的分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维度看，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统一的。目的是人们预想的行动所能达到并努力实现的结果。手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策略。手段的展开以目的为前提、为目的服务，脱离了目的，手段就失了意义;目的的实现又依赖于手段，手段是目的实现的媒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具备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双重正当性，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治理目的合乎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秩序，即为正当。目的的正当性，是治理目标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唯一标准。也就是说，目的的正当性不能证明和掩盖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具有独立于目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如果手段正当，但没有达到目的，这就要考虑目的设定是否合理;如果目的正当，但手段不正当，仍然有悖于社会道德观念，违反社会正当性;目的正当与手段正当的双重正当性，既满足功效又彰显道义。当前，部分人假借行善为名，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做出与自身意愿不符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目的的正当性，但是“胁迫”作为实践手段本身是违反道德的，其实质是部分人以自我的道德标准为由，对他人施加重压，甚至强迫他人的行为，变“应该”为“必须”，变“普通的道德义务”为“超义务”，这是道德工具化的突出表现。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不能越过手段正当性的边界，必须保证手段正当性与目的正当性的共时在场。
四、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路径
道德治理是人类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在整个道德实践过程之中，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围绕“道德”的中心场域，使道德表征在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现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多元主体共商共建。而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德性良知的良善公民会更加具有道德评判能力和道德选择的主动性，匡正道德失范行为。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从公民德性养成入手，在优化外在规范的同时，强调道德的内在精神。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
新时代历史定位下，公民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但是也存在少数个人（或集体）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这些道德失范行为的背后并不完全是规范的缺位，而主要是行为主体缺少德性良知所致。“丧失了‘本’（即德性），讲‘道德’也就‘心’不在焉，道德规范仍然只是外在的东西，不仅不能入‘心’，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如庄子所说的‘禽贪者器’。” [9]而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终究离不开治理的主体与载体，即公民和公民德性，有德性的公民无疑会有更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减少因价值困惑而引起道德失范的发生;而公民德性的养成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个人之私德，也是国家、社会之大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其先进性、人民性和真实性彰显强大的道义力量。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在价值层面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新时代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理应成为有德性的公民的价值遵循。所以，新时代滋养公民德性，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发挥其扶民心、聚民心、入民心、扬正气的作用，激发公民心底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增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对腐朽价值观的评判能力。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心里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生活，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增强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促使公民從心底里认知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公民德性的基础性环节。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深里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根基和强盛的道义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其强大的说服力、优越性和生命力。这就要求广大学者深刻地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深入浅出地传达给普通民众，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认清假恶丑，澄清价值混沌，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的价值判断能力，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关键环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实里行”。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公民德性的养成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与外化的共同作用。“往实里行”就是往实处发力，脚踏实地，做到知行统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严守道德的边界性，控制道德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在合理限度之内运行，无边界地扩大道德的应用范围，必将导致道德治理范围的泛化和道德的工具化。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解释作用于客观世界，引导人们系统认识道德实践的道德理论。它并不是局限于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和原则。” [10]
首先，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是将科学性与道德治理相结合，脱离开了科学性，就会使道德治理的边界模糊化。道德治理的科学性要求道德治理的内容是以“事实”为基础，这就需要严格界定道德治理的边界。使道德治理的内容体现科学性。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是针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事实治理，而非道德现象（或者说不属于道德“事实”）的治理超出道德治理的边界。比如宗教现象和法律现象所反映的是宗教和法律的事实，而非道德事实，就不在道德治理的边界之内。混淆道德治理的界限，就容易将一切现象泛化为道德现象。其次，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理性精神与道德治理结合起来。脱离了理性精神，仍难以挣脱泛道德化的圈笼。理性精神要求道德治理必须克服感性认识和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从而建立合规律性的认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在道德事实的基础上，对道德问题采取理性的评价方式，对于具体的道德失范事实，要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由个体失范就简单、武断推论出整体失范，将特称判断全称化。这种以偏概全、片面的道德评价方式，表面上是对道德治理“事实”的评价，其实质是治理对象的指代不明、界限不清。最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辩证法与道德治理相联结。脱离了辩证法，极易导致道德工具化。道德是功利与道义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治理目的正当性与治理手段正当性的双重正当性。也就是说，道德具有工具性的一面，道德治理目的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但是，如果在道德治理的目的遮掩下，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治理的目的，道德便会沦为行为主体追逐名利的工具，这本身不符合道义，是一种伪道德。
（三）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当前，公民的价值困惑是引发社会各领域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因素。人们行走在信息高速路上，互联网作为新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1]42，彰显互联网的价值引领，筑牢主流媒体的阵地堡垒，强化网络监管，这也成为新时代实现道德治理的重要路径。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势推进，互联网已经快速占位，并影响、服务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成为广大网民获取信息、选择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重要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二次元文化的蔓延，价值观呈现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与支流价值取向纷争的喧嚣景象，主流价值观强势推进，而支流价值取向也并不是偃旗息鼓。面对良莠不齐的价值选择，在提高公民德性良知的同时，必须提升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克服或消解道德问题及其负能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首先，通过互联网技术性操作，记录公民的诚信状况，在保证个人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使公民的道德信息实现共享，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虚拟世界的“熟人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明确各主体的道德规范，维持正常的道德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克服道德失范的发生。其次，针对线上和线下热点的道德问题，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公民道德失范的数据进行筛选、整理、分析，提炼公民道德问题的困惑集和焦虑集，适时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专家，及时澄清、还原道德事实，多维度、客观地分析道德失范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道德困惑的全方位解答，缓解公民焦虑的道德心理，化解道德矛盾，将道德问题的负能量减控至最小，营造良好的道德生态。针对反复出现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开发网络联合治理小程序，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治理，建立技术识别系统，对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分析和共享，及时切断不良信息源头，防止不良信息的扩散和传播。再次，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尤其运用自媒体手段，使我国传统文化以现代流行的传播方式展现出来，把我国的道德智慧通过诸如网络公开课、抖音、快手等形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公民面前，推动道德智慧的共享，实现道德智慧的“活起来”与“火起来”，提升公民德性修养，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最后，建立网络监管约束机制，并实现监管权力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合理配置。
（四）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抵制道德的工具化倾向，防止治理内容的泛化，消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等落后腐朽的价值取向，这不仅要培养道德治理主体的德性良心，而且需要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的保障。
首先，推进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则建设。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道德的他律性体现在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约束、规范道德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来说是软约束，不具有强制性。而体现公正的法律、法规无疑弥补了道德的这一缺憾，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强化道德治理的效果實现。这既包括了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又包含了消解道德问题的非正式的规则。其次，建立“奖善惩恶”的道德回报机制。以利益回报为中心，通过利益回报对道德行为（即善）以奖励、不道德行为（即恶）以惩罚。利益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两方面，物质回报主要是金钱和实物的奖励，精神回报主要是表扬和赞美。道德回报机制奉行德福一致原则，更能激发道德义务履行者行善的动力，增强道德信仰，防止因德福不一而产生价值困惑和道德焦虑心态，正所谓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11]286。同时，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败德成本，使行为主体从不敢失德、不能失德向不想失德转变。最后，强化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执行力。当前，道德失范现象的蔓延与相关部门执行力弱不无关联，更确切地说是助长了道德失范者的嚣张气焰，这就要求我们调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力量，规制、督促道德失范者承担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龙静云.道德治理：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N].光明日报，2013-08-10.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4]林立公.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J].伦理学研究，2006 （2）.
[5]王艳.道德治理：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逻辑[J].道德与文明，2016（1）.
[6]庄友刚，张贺. 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逻辑前提与理论思路[J].山东社会科学，2016（7）.
[7]冯茜.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的越位与复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8]黄明理，杨斌.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9]朱贻庭.“‘本’‘末’之辨”说道德——当前道德治理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J].道德与文明，2013（2）.
[10]卢黎歌，周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3（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宇 辉】
传统道德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汉文化 伦理道德 当代价值
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曲阜时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我们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1]。本文通过探讨研究汉族伦理道德文化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积淀，以期揭示汉族伦理道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促使其为当代中国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动力和方向。
1.汉文化的历史叙事及其当代价值
汉族是上古炎帝与黄帝两个部落联盟的结果，汉族因此被称为“炎黄子孙”。许倬云认为，华夏部落经殷商、周、秦等原位于中原边缘的夷人他者，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2]。正如费孝通总结的那样，汉人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不断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华夏族本身是由各个少数民族互相同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3]。从汉族形成和发展看，汉族从源头上是炎黄两大族群融合的结果，汉族历史离不开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历史叙事为汉族理解自身和他者提供了广阔深厚的历史视野，形成了汉族独特的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汉族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产生“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哲学和信念，提倡包容他人，学习他人并乐于更新自我，所以尊重外来人所看重的不同的价值、信仰、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体现[4]。在汉文化中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伟大传统，为我们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新视域。多元文明应该在开放中相互欣赏、不断学习;在包容中相互尊重、自我发展，不是在文明的冲突中消灭异己，而是在文明的对话与竞争中完善自我，成就他者。
2.汉文化的神圣视域及其当代价值
说到汉族的神圣叙事，一般人认为，汉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事实上，当我们打开先秦的经典著作，就不能不承认汉人的精神世界是向天、道开放的人文主义[5]。在商文化中，“上帝”是一个至高的存在，对人世间握有终极性的权柄。周人把“天”与“帝”互用来代表至高神，摈弃商人思想中“帝”作为祖先神的含义，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天命”思想。“天命”观念的提出，将王权的重点从“神权”转化为“德治”。君王应该体现至高无上的道德，代天为民父母师长，以道德理想教导百姓。中国人之所以自称其国为中国，不仅有地理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暗含了一种道德上的蕲向[6]。周秦以降，儒家将传统的“天”概念衍生的“德治”理想进一步转化为人伦道德的理想，原先只属于“天子”一人的道德要求，进而转化为适用于一切人的道德理想，即人人都应该效法上天、成圣成贤。正是因为在汉人的心目中王化德治的精神追求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使命感，所以汉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永远保持希望，保持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信心，进而勇于接受新的挑战，不断在开放变革中吐故纳新，吸收接纳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在凤凰涅槃中重生、走向辉煌。
3.汉文化的文化定位及其当代价值
谈到汉族文化传统，就不能不谈汉人的自我定位——“华夷之辨”，即天下中心的华夏中国，支配周围的“四方”、“夷”、“四海”等地域。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明程度，而不是种族。合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夷。在处理华夏与四夷文明的冲突时，汉族先民往往会遵循儒家经典和孔子教诲，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汉民族古老的天下中国观和“华夷之辨”仍有其当代价值。在汉人的中国天下观中，中国和四夷的关系，更多是文明意义上的自我定位和對他者的理解。古代中国不会以文明的冲突为借口，去征伐其他民族，反而是用自己较先进的文化吸引其他民族来学习，甚至自觉接受华夏文明体系，完全融入这个文化传统。这对于解决国际纠纷，特别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极有借鉴意义。
4.汉族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伦理”二字，就其内容而言，是对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划分;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天地间秩序的反映。“道德”连在一起就是遵循天道、天理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形成循道而行的品格，逐渐达到合乎人之本性和天道自然的境界。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举例说是这样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人伦的五个方面。在践行人世间的伦理责任时，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伦理身份有不同的要求，当我们履行这些伦理义务和道德要求时，就会形成不同的道德品格。朱熹说：“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也，恭也。夫之所贵也，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朱熹家训》)不同的伦理关系会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引导人形成不同的品格德性。在天人之际，人要“顾諟天之明命”，存天理、灭人欲，效法上天。在人的情感意念方面，人要扩充“四端”，将人的道德情感的萌芽，培养仁、义、礼、智的德性和品格。《尚书》为官吏总结了为官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虞书·皋陶谟》)。在国家层面，管子最早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在汉族的道德文化传统中，人们不仅对天命天理、人性之善有深沉的信仰，对现实世界的罪恶与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也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张灏认为，儒家的幽暗意识可以说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相为表里。从正面看，它肯定人性成德的可能性;从反面看，它蕴含着现实生命缺乏德性的可能性。张灏对儒家传统中的“幽暗意识”的揭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开出民主、法制、宪政精神提供了方向[7]。
汉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其根本在于天理人伦，其道路在明德新民，其目标在于至善大同。因此，汉族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提供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在天人之际，汉文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不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开放创新，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在天下人间，汉文化继承“华夷之辨”的传统，明确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怀着“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心态，“修文德以来之”，创建新的中华文化圈，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在道德层面，张岱年先生将汉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归纳为九个主要美德：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并主张将“九德”视为当代道德规范建设应当继续发扬的内容[8]。张灏认为中国“幽暗意识”、“罪恶意识”的文化传统，有助于当代民主传统的形成和法制精神的建立。汉族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确实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基因，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5.结语
汉族伦理道德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本文从汉族的道德文化形成的历史叙事中，概括出汉族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从汉族的神圣叙事中，发掘其信仰的核心——敬天法祖，以及顺应时代变化的智慧——“阐旧邦以辅新命”。从汉族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中，指出汉民族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充满自信，又以和平的方式与其他文化对话交流，促进文明的竞争而不是冲突。在汉文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天理人伦彼此关联，人的道德行为关乎万物的生长变化，人的道德品行与家国天下的兴盛衰亡密切相关。汉族文化的道德伦理，既有基本道德规范，又有职业道德规范;既有家庭伦理规范，又有文明礼仪规范;既提倡正面的道德修养，又对人性中的罪恶意识有所察觉。因此，汉族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中，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汉族文化传统中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修文德以来之”的谦和态度，还为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赵明仁，肖云.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N].光明日报，2013-12-4.
[2]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北京：三联书店，2010：33，67.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209.
[4]叶朗.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J].北京大学学报，2014(3).
[5]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新版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
[6]傅佩荣.儒道天论發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0：56-57.
[7]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6-27，34，42.
[8]张岱年.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J].道德与文明，199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项目号：13&ZD06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西北少数民族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项目号：14YJC840030)。
传统道德范文第3篇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老师，就象燃烧的蜡烛，用知识之光照亮学生的心灵，直到生命的终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敬师长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创私人讲学的孔子，据说有弟子三千，学有所成的有“七十二贤”。古人把老师与知识紧密相连，无不把尊敬老师放在首位。张良桥头真诚拜师„„无不出于这样真挚的情感。作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忘恩师的故事，更是给我们留下美谈，做出榜样。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好历史的续篇，这样才无愧于辛勤培养我们的老师，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却始终尊敬自己的老师。1959年，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请韶山的老人们吃饭。毛泽东亲自把老师让在首席，向他敬酒，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敬意。毛泽东青年时代听过徐特立先生的课。当徐特立60寿辰时，他特意写信向徐老祝贺。信中说：“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您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之二：爱国爱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清之际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名言。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爱国爱民的志士和民族英雄。只要我们光大和发扬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林则徐是清朝后期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任湖广总督期间，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强盗把一种叫鸦片的毒品，源源不断的偷运进中国，毒害中国百姓。林则徐面对这一切，十分焦急。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鸦片的?。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6月3日，人们把缴获的鸦片全部投进硝烟池。顷刻间，鸦片全部销毁。林则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虎门硝烟的壮举，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页。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之三：谦虚礼貌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来讲，就是指人们在待人接物时的文明举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礼貌。而礼貌的本质是表示对别人的
尊重和友善，这种心理需求，是超越时代的，是永存的。然而，一个人如果只懂得礼貌的形式，却没有谦让之心，那么，他不会真正懂得礼貌，谦让也是谦虚、平等的表现，是礼貌的重要内涵。谦虚礼貌包含着我们的祖先对自然文化的骄傲和自豪，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一天，他们驾车去晋国。一个孩子在路当中堆碎石瓦片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孔子说：“你不该在路当中玩，挡住我们的车!”。孩子指着地上说：“老人家，您看这是什么?”孔子一看，是用碎石瓦片摆的一座城。孩子又说：“您说，应该是城给车让路还是车给城让路呢?”孔子被问住了。孔子觉得这孩子很懂得礼貌，便问：“你叫什么?几岁啦?”孩子说：“我叫项橐，7岁!”孔子对学生们说：“项橐7岁懂礼，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啊!”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之四：刻苦学习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勤奋读书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不论是善于治国的政治家，还是胸怀韬略的军事家;不论是思维敏捷的思想家，还是智慧超群的科学家，他们之所以在事业上取得不同反响，都是与他们从小的远大抱负分不开的。俗话说：“有志者立常志，无志者常立志”，立志，贵在少年。稍许浏览一下历史，一个个勤奋学习的动人故事就会争相跃入你的眼帘。匡衡幼年凿壁引光苦读，终以说《诗》而扬名;茅以升少年立志，远涉重洋，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为“桥梁之父”„„。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今天，我们有着比前人更优越的学习条件，在继承和发扬勤学立志的同时，更要不断地激励自己，为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更加勤奋地学习。
唐朝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一天，乘老师不在屋，悄悄溜出门去玩儿。他来到山下小河边，见一位老婆婆，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很纳闷，上前问：“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 老婆婆说：“我在磨针。”李白吃惊地问：“哎呀!铁杵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婆婆笑呵呵地说：“只要天天磨铁杵总能越磨越细，还怕磨不成针吗?” 聪明的李白听后，想到自己，心中惭愧，转身跑回了书屋。从此，他牢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发奋读书。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之五：尊老爱幼
中国有句古语：“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各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一个人如果都不知道孝敬父母，就很难想象他会热爱祖国和人民。
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应该尊敬别的老人，爱护年幼的孩子，在全社会造成尊老爱幼的淳厚民风，这是我们新时代学生的责任。
传统道德范文第4篇
法治与传统道德观 道德规范的异同
步入新世纪，面对社会对规则，秩序，争议等价值越来越深层次的追求，传统执法手段自身面临严重危机。分析法治与传统道德观 道德规范的异同，有助于重新审视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法治价值观的关系，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新社会条件下的立法与执法活动提供借鉴。 一，共同的目的
法律与道德存在着先天的联系和共同的根本目的
对于与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国家来说，道德法师法律形成的必要条件。法律是基于道德规范上的更高级产物。在原始社会会中产生的适应社会的规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成为成文的法律。道德规范与法律，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
二，理性与感性的差异
法律是人类理性构建的产物，而道德来自于生活本身，更能反映人类对自由秩序本身的追求。
在现代生活中，法律被一些人没有限制得推崇，使法律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对生活本身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破坏了社会秩序本身。比如进来被屡次报道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不但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甚至造成了混乱。现代法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道德产生了冲击。过度追其理性或感性都会使法治与自由背道而驰。 三，合法与合理
在实践中，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行为主体所应遵守的规范， 但是这些规范并不能得到主体的遵守或者认同;同时，在道德规则体系中被主体认 为是正当的行为，又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就产生了所谓“合法但不合理”、“合理而不合法”的问题。合法，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法律的规范内行事;合理，就是要符合社会的普遍评价标准(道德)，是法的正当性的表达。
传统道德范文第5篇
摘 要：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等方面。传承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对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改善社会环境的道德风气、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以及全媒体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关键词：家风;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价值;道德根基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一个家庭在长期延续过程中形成的由祖辈、父母提倡并身体力行，用以规范约束家庭成员的稳定持久、世代相传的生活作风、价值准则和道德品质。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家风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1。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家风文化，其传承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古人特别重视子女德性的培养与发展，故在传统家风文化中渗透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例如大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子女对“诗”和“礼”的学习，认为这是修身立世的关键。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此外，传统家风文化强调，立志守志是个人修身的基础。郑玄认为：“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3]但如果胸有大志而不思进取，同样无益于自己的人生;只有意志坚定、不断奋进，才能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不仅如此，传统家风文化在个人的德行修养方面也有明确要求，提倡以静修身，以俭养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需静也，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4]只有保持内心的清静，不为名利所困扰，才能立身端正，溫良敦厚。另外，保持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是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江苏的庄氏家族绵延不衰，成就突出，与其良好的家训家风分不开。毗陵庄氏族谱中收录有《鹤溪公遗嘱》《鹤坡公家训》《声鹤公遗训》《丹吉公家训》《董太夫人家训》等家训，这些家训的核心就是“读圣贤书，做豪杰事”。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抗拒不公平不合理的压力，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操守。在“遇大变，处大节”之时，不随波逐流，秉持正直仁义，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风骨与节操。
（二）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蕴含着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不仅有利于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孝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切美德的源头。每个家庭成员只有形成“入则孝，出则悌”[6]的品性，整个家庭的氛围才能和谐融洽。勤俭持家是传统家风文化中治家之法的又一重要理念。颜之推告诫子弟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1]64，勉励子孙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丰衣足食。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开宗明义地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7]既表达了对人民劳动的尊重，也强调了勤俭节约作为传统美德的重要性。此外，一直流传至今的“简葬”思想也是清正简朴的充分体现。西汉时期的杨王孙，崇尚黄老之术，家累千金，却认为厚葬无益于死者。临终，嘱其子将其裸葬，以矫世人“竞相攀比、越礼厚葬”之世风。其死后裸葬于终南山，成为我国提倡“简葬”思想的著名人物。
（三）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教子之方。一是勉励子孙重视读书修身。孔臧《与子琳书》中云：“顷来闻汝与诸友生讲肆书传，滋滋书夜，衎衎不怠，善矣。”[8]陆游、苏轼也经常写诗勉励子孙勤奋学习，但是，他们要求子孙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登科及第，而是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二是教导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9]古人认为，家国同构，面临的危机有共通之处，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有相通之处。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和现状，要时刻抱有警惕之心。身处顺境，不掉以轻心;身处逆境，也要坚持信念，争取改变现状。三是告诫子孙要谨慎交友，慕贤亲贤。“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10]一个人要结交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知识广博的益友，努力学习朋友的懿行嘉言，使自己立德端正。
（四）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成员不仅需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关于接人待物的处世之则也有非常全面详尽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要做到睦邻友好。比如“六尺巷”的典故就体现了邻里之间谦和礼让精神。此外，曾国藩还引用俚语来向家人说明睦邻友好的重要性：“‘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近远亲而慢近邻。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易恭。”[11]二要做到诚信待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把诚信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价值信条。曾子杀彘的故事就是教子以信的典范。另外，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宋朝，一些较开明的家长在要求子女抓农业的同时，还要广开财路。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强调：“治生非必营营逐逐，妄取于人之谓也。若利己防人，非谓明有物议，幽有鬼神，于心不安，况其祸有不胜言者矣，此其善治生屿。”[12]要求子孙诚信经营，取财有道，反对依靠损人利己的手段谋取利益。三要乐善好施，要有关怀民生疾苦和社会安危的胸怀和气魄。如《郑氏规范》教育族人要“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很多家训家规中都强调要以己之力救难怜贫。
二、新時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价值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传统的家族式家庭逐步向小型化、独立化的方向转变。不少传统家风文化日渐流失，传统家风的规范约束作用也日渐式微。但是，“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13]
（一）有利于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13]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某种特定家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无形的家风文化具有很强的持久性、稳定性和渗透性，它会深深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的价值判断、处世原则、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家庭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和思想成果。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传统家风文化深深凝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去教化人、启迪人、感化人。传统家风文化可以使重孝悌、讲诚信、读诗书、立明志等美德在一个稚儿心中生根发芽，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更加根深蒂固。而且，经过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易于形成更加完善的道德人格。面对同一个道德困惑，未经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需要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趋利避害，然后采取行动。而经过传统家风文化浸润的个体往往会依据自己心中早已树立的道德准则去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根据“首因效应”，后者作出利他行为的概率要大于利己行为的概率。因此，传承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使其受益终生。
（二）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1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作为家庭的精神内核，不仅可以折射和反映社会风气，而且可以影响和改变社会风气。发扬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一方面，优秀的家风可以对家庭成员起到正面的督促规范作用，促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千千万万的家庭倡导并发扬好优秀家风，则会从整体上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社会人，需要在社会中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才能维持其生存发展。在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受过良好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会在一言一行中将自己的个人素养表现出来，与其有社会联系的其他个体将会在不自觉中受其影响，循序渐进地提高个人素质，养成良好的习惯。相反，如果一个人常年累月受不良家风的影响，积重难返，不仅难以形成美好的个人品德，而且可能将自己不良的品性通过一言一行传递给其他人。所以，传承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不仅对个体来说受益终生，而且对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家风文化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博大精深。无论是耳提面命的谆谆嘱托，还是提笔家书的殷殷希冀，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严规家训，都倾注着先人对其子孙后代的勉励与期望。从最早的《家风诗》到汉代孔臧的《庭训》再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张之洞的《与子书》到李毓秀的《弟子规》再到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等，都积淀着家风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伟大民族精神的资源宝库。我国传统家风文化中囊括了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齐家守业、睦邻慕贤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为后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我国传统家风文化还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达。叶梦得在其家训中勉励子女：“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故孝必贵于忠。忠敬不孝，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15]岳飞从军抗金之前，其母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勉励他要心怀爱国报国之情。另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出基本的价值要求，作为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思想结晶，发扬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注重植根于传统家风文化这片沃土。
三、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路径
如上所述，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民族道德根基的筑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及新媒体平台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一）纳入高校教育体系，规范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路径
将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纳入当代高校教育体系之中，是弘扬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路径。高校应增设与传统家风文化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并辅之以现代多媒体技术，采用线上答疑与线下教学相补充的手段，创新教学模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教师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努力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理论功底，为学生做好表率。同时积极倡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颜氏家训》《诫子书》《曾国藩家书》等优秀的家风文化作品，以考察、讨论的形式取代考试，注重启发和灌输相结合、主体性和主导性相统一，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感受传统家风文化，在生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认同传统家风文化，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此外，高校可组织专家组将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编写到教材中，使传统家风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教育体系，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最后，将传统家风文化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也是可行措施。比如：定期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举办学术论坛、开展文明评选活动。也可以通过诗朗诵、演讲、小品、文艺演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传达传统家风文化的精神意蕴，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对传统家风文化在思想上自觉认同，在行为上自觉遵循，在信念上自觉守护。
（二）父母躬行身教，營造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氛围
家庭环境是我们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于子女道德品质的塑造、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16]，只有将积极正面的“躬行”和“身教”真正落实到家庭教育中，才能帮助子女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促进每个家庭形成好家风。所谓“躬行”，既不是知而不行，也不是知行不一，而是父母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并且把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道德行动。所谓的“身教”，就是父母用自身的道德行动去引导感化子女，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效仿学习，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在现代社会，为人父母者应该自觉学习传承名人大家优秀的家风文化，并吸收其精髓以指导自身的行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亲子互动，使子女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和感染，自觉认同并养成传统家风文化中所传达的与人为善、注重孝悌、勤劳节俭、爱国忠诚等优秀品质。此外，传统家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因此，父母在吸收传统家风文化精髓的同时，还应立足时代语境，剔除传统家风文化中男尊女卑、家长独裁、封建专制等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内容，同时引导子女树立如公平正义、遵纪守法等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
（三）整合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
社会是个体自我发展的主要场所，也是家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环境之一。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应当立足社会，充分整合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应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通过深入了解寻常百姓的家风文化，并传播其符合时代性的合理内容，以点带面，使普通家庭的优秀家风文化在全社会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社区、单位、团体等有关组织应积极开展与“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发展”内容相关的活动。比如：在社区举行“听爷爷奶奶聊家风”的主题活动，既可以使“90后”“80后”深入了解所谓的“家风文化”，同时通过彼此的交流沟通，可以缩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沟，推动良好家风文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定期放映有关家风文化题材的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对人民群众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此外，我们应“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7]。明确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地气”工程的价值定位，加大传统家风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教育引导，创设有利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生活氛围和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在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立足全媒体时代，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18]作为一把“双刃剑”，新媒体平台如果运用得好，就会造福人民;如果运用的不好，则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所以，作为强有力的现代传播载体，新媒体平台只有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主动承担起宣传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引导作用。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新”的特点，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打造一批富有时代感的、涵盖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的网站来向大众宣传优秀家风文化;利用微信平台，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创建微信公众号，并定期推送历代文士大儒的优秀家风家训供读者订阅浏览;也可以建立关于“家风”话题的微博“超话社区”、微信群、QQ群等平台来实现线上广泛实时的讨论与交流。此外，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应选择不同的传播载体。例如：针对幼儿，可以通过观看动画片的形式对其进行家风的启蒙教育;针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青少年群体，可以向其推广有关“家风”题材的微电影、宣传片、小视频等;针对中年群体，可以利用下载量较高、受众较多的直播软件、微课、轻课等方式来传播家风文化;针对老年人，可以通过FM、家庭温情网剧等形式向他们普及家风文化。最后，各级政府及媒体平台的工作者，应立足全媒体时代，切实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构建传统家风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在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新媒体平台的同时，正确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牢牢占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营造风清气正的全媒体环境。总之，要努力创新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家风故事。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颜氏家训[M].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7.
[3]后汉书（张曹郑列传）[M].范晔，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10.
[4]颜之推，等.中国家训精粹[M]. 陈俊才，注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 53.
[5]曾振宇.孝经今注今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7]陈延斌.中华十大家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 6.
[8]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52.
[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103 ∶ 138.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49.
[11]唐浩明.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1 ∶ 465.
[12]叶梦得.丛书集成续编·石林治生家训要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 445.
[13]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18.
[14]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2.
[15]叶梦得.石林家训[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 488.
[16]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9-03-18.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06.
[18]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 4-8.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