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外古代神话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历史、民族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孕育了古代体育文学。本文阐述了中外古代神话中的体育文学，对当下体育文学的发展不无借鉴作用。
关键词：神话人文精神体育文学研究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艺术呈现，自然要描写多姿多彩的体育世界，描写体育活动，传播体育精神，也就是传播人类文明，这种以描写体育活动、传播体育精神为主的文学就称其为体育文学。体育文学和体育活动一样有着最古老的起源，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对中外经典体育文学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中外古代神话中的体育文学
中外神话传说中比如，《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古希腊神话》等，有大量的体育文学作品，这些体育神话文学记载了最古老的体育活动和体育形式，传播了早期人类对体育活动的最为朴素的感情，是古人对当时体育现象的艺术反映。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神话传说的形式来描写体育，传播体育、扩大体育的现实作用，这是古人对体育的尊崇，对英雄人物的极力颂扬。这些体育神话文学严格地讲并不是纯正的体育文学，但它们却反映了最原始人类的一种精神状态，反映它们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和对体育活动的强烈愿望，因此，又具有极强的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同时，这种文学样式，故事情节光怪离奇，人物形象饱满而突出，极富传奇色彩，因此，体育神话文学也具有极强的欣赏价值，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古代的体育文学中，记载了大量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神话传说，比如古代奥运会就与希腊的神话有着密切关联，在希腊神话文学中记载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几种不同版本：一种说的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了祭奠宇宙之王宙斯而举办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各种竞技活动，这些活动都充满了传奇色彩，获胜者被授予很高的荣誉，受世人尊崇；一种说的是，古奥运会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发起的，传说赫拉克勒斯具有很强的神力，很快就把国王布置的任务，把堆满牛粪的牛棚打扫干净，但国王却不愿把事先约定好的三百头牛赠送给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就凭着自己的力量把国王赶跑了，之后他在奥林匹亚定期举办奥运盛会来庆祝自己的丰功伟绩，古奥运会由此诞生。在这些神话故事中，围绕古奥运会的起源就有三种不同的版本，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体育活动的重视，他们把具有体育特长的人们奉为圣灵，以此表达自己对体育的热爱。因此，体育文学在后人研究古人的文化心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神话体育文学中，优美的神话传说与丰满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既为体育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又很好地把远古体育活动及远古人们的精神面貌通过艺术加工，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很好地流传了下来，这为后人研究古文化、古历史、古体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二、中外古典诗歌中的体育文学
在中外诗歌史上，《荷马史诗》是西方最古老的史诗，而《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作为诗歌体裁，他们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在中外诗歌历史上影响深远，是世界古老文化中的珍品，至今还被世人传唱，其中有些篇章即使在文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也难有作品能与其媲美，因此，这两部作品都能代表古代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两部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不变的经典。这两部作品中有对古代历史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后人研究中外历史文学的最有力的参考文献，是我们走进古人，了解古人生活，研究古人思想行为的不变经典，同时，在这两部作品中又有大量关于古人体育文化生活的精彩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部作品也是古代体育文学的优秀典范。
《荷马史诗》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学著作，记载了公元前十二世纪后期的历史生活，反映了古希腊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时期，古人的生活情况，这部文学巨制是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写成的，其中充满了超自然的力量与神话色彩，其中的英雄人物都成了经典，在后起的文学作品中，这些英雄人物被广泛地加工引用，而成为世人心目中不灭的“神”。在《伊利亚特》中，有大量关于古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亚城的战争场景描写，在这场战争中，神与人共同参与其中，在大量的英雄竞技事迹中，体育活动以它独有的方式得以永存，古人的英勇行为在《荷马史诗》中得以集中体现，可以说它是一部英雄的赞歌，在这赞歌中，体育的力量得以彰显。
我们以《伊利亚特》中的“葬礼与竞技”一节为例，来欣赏一下古人“掷铁饼”的精彩。在最强大的勇将阿喀琉斯为他的好友举行的葬礼结束后，为表示自己对好友深深的怀念之情，阿喀琉斯为他的好友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掷铁饼比赛。在这项竞技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很重视体育竞技活动，并且已经制定了一些较为科学的比赛规则，优胜者可以获得奖品，这种体育活动就是我们现代体育活动的雏形，远古体育活动为现代体育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蓝本，远古体育因文学的传唱而散发出无尽的魅力，人们在这部史诗中既欣赏到体育的精彩，感受到比赛场景的热烈，又体验到古人生活的质朴，古人对力与美有着强烈的追求。
如果说《荷马史诗》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最经典的文学著作，那么《诗经》就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经典文学著作。在我国，体育活动大致出现于原始氏族社会，有民歌为证：“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民歌的意思就是，用竹子做成弹弓，并用来射杀猎物。这是原始人类捕猎的最简单的方式，虽然这种捕猎方式过于简单，工具的射伤能力有限，但这种原始的捕猎却是原始社会的客观存在，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推动人类进化的有效途径，这种射猎活动很简单、质朴，与现代用高科技进行的体育射击活动根本没法比，甚至不能被称为真正的体育活动，但它是人类最初的体育方式，是体育的雏形，在体育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从事这种体育活动的人不是以传承体育文化、发扬体育精神为目的的，跟体育人根本挂不上钩，但他们依然会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是他们推动体育文化的发展，这种最古老的带有体育元素的活动是人类体育活动的最初形式，在推动体育文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种最简单的体育诗歌也成为中国古老体育文学的开始，在此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体育文学作品，体育文学的种类和内容也更为丰富，表现的体育主题也更为突出。
总之，从远古时代起，体育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古代神话，《荷马史诗》《诗经》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体育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后来的体育文学影响深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从这些古典体育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文学的发展，体育文学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上出现的体育项目，传播了体育精神，扩大了体育的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体育实践活动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文学家创作提供灵感，这大大拓展了文学的创作领域，丰富了文学的题材。
参考文献：
[1]王骏，蔡玉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活动[J].体育文化导刊，2011（02）.
[2]陈学新.体育文学探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01）.
[3]张旭敏.中国古代体育文献考略[J].体育文化导刊，2009（06）.
[4]张琴，晓杲.中国古代文学与体育[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2）.
体育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重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从自我感受出发，与文学经典传达的情感和经验直接对话，运用了诸多现代文本解读手法，将阅读还原成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心灵沟通。王富仁的这些经典重读的文章，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
关键词：王富仁 古代文学经典 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这组文章给中学师生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体验的阅读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换言之，这些解读并不以思想层面的标新立异自炫，它展现的是解读者细腻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将现代文本解读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带来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种低气压的环境中，试图通过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沟通，寻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稳。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者收发自如的学术功力令人称赞。自然，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当年实际任教中学所带来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在内。在技术层面上，作者将现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技巧应用于古典作品，以读者的身份——而非权威的阐释者或宣教者——与作品进行精神沟通，切入角度新颖，结论别具一格又平和稳妥。
王富仁的经典解读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从自我感受出发，将阅读还原为审美体验的过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结论对阅读活动的干扰。他曾谈道：
当我们一提到岳飞的《满江红》便想到它是一首爱国主义诗词，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想到它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它们的诗意特征便淡漠了。这些“主题思想”像横亘在我们心灵与诗之间的一道堤坝，使我们的心灵再也难以与诗的本身实现直接的拥抱。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对诗的任何一种主题思想的确定，都把诗的各种丰富的内涵简化了，而诗意恰恰只有使心灵主要活动在直感的、情绪的、审美的，亦即难以言说的境地的时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现出来。a
上文中提到的结论性描述，无疑是以往解读活动一步步提纯的结果。但结论性的描述会受制于时代或个人的局限，对一名“新读者”而言，如果对论断的接受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则未必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富仁的诗歌解读强调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诗歌意境入手，将自己的心灵直接沉浸到诗歌所展现的丰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复的意象中去，用个人感受与诗歌传达的经验直接对话。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人人熟稔的小诗，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为诗人对自己描写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状况下的创作，展现了诗人从朦胧的无意识到建立起自我主动意识的过程，即人从沉睡到醒来的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蕴；并进一步提示到，伴随这一过程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是有着玄妙意味的，这种玄妙之处可以感同身受，却不可言传——“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b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这更接近于“直觉”论的分析方法。“所谓‘直觉’，就是对解读对象的‘直接的领悟’，即当下的、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理解、觉察。”c
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解读，无疑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如《江南》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多强调乐府民歌内容的写实性和音韵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诗中却读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该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莲叶茂盛丰美的样子，但后五句却很快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莲”转到了“鱼”上，鱼围绕着无穷碧绿的莲叶追逐嬉戏，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图景，而五个方位词，“间、东、西、南、北”的运用，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实则是没有方向、没有限制、无拘无束地游戏和穿行，更突显出鱼的自由和惬意。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它跨越的是历代对这首诗的分析、讨论和定评，将“现代人读古诗”变为“现代人读诗”，让读者与作品猝然相遇，将中小学古诗文讲解这种知识传递活动，还原为阅读审美活动；但作者紧扣文本，只谈个人体验，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颠覆性结论，将重读牢牢框定在审美范畴之中。这种稳妥性正如解读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时展现的，王富仁从刘兰芝的陈述——“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意识到自我存在价值却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辩，在这种申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兰芝对丈夫的埋怨和失望，这无关爱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这里，王富仁从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发，认为“一个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视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产生对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爱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传统妇德，尽到一个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d。接下来，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这个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兰芝被遣归时表现出的既同情又犹疑的态度，以及在自己的母亲面前缺乏独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获得一名正常女子爱情的基本条件。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开来，王富仁认为，刘兰芝的死是由于相继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结果，她对焦仲卿的眷恋，只是由于对方维系了她在人世间的一丝温情。简言之，刘兰芝的死是为了绝弃薄凉无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残存的自我意志，《孔雀东南飞》一诗是作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其中亦有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但却不是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关系的歌颂。以往文学史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将《孔雀东南飞》定义为爱情主题，实际已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划归和提纯操作，王富仁质疑该作品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历史场景的还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采用了袁昌英改编同题话剧时相似的策略，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现代心理活动和伦理原则，内涵的丰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题归纳，实则扬弃并重构了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理路。充分呈现“现代”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凸显以往文本阐释的僵化和粗疏，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现代文学学者重读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唯一途径。”e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赏析，十分注重分析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系数，行文时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融入其中，这是古诗的新读，而解读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进行精神追索的热切和虔诚，同样让读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读出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意志。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三首》，包含了从死者观察生者的视角及对生之意义的拷问。在传统的主流文化观中，人們更为重视的是对人生的评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死后哀荣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陶渊明却注意到，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仪式，原本只是为了排解生者的情绪和意愿。这一由死观生的写作视角，让人猛然醒悟——对身后名的追逐，会让自己的一生系于别人的意愿，失却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袭的重负，也是人生的异化。讨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时，王富仁强调的是，诗人的孤独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结构中体味到的“孑然独存，无所凭依”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使命意识的个体，面对人生的困境，又对所从属的精神谱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时的缄默与痛楚。上述解读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个人体验，这样的文字贯穿着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低气压氛围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许，无疑会令读者动容。
另一个例子是王富仁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他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在这篇赏析中，作者将自己的中学老师米中和儿时所见的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拿来与杜甫作比较。他们都在一连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断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线——一个精神上的“窝”。一旦这个“窝”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样被风卷跑、被年轻人公然抱去，他们便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王富仁看来，杜甫对茅草得失的担忧，象征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的不信任和无助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现的，正是这些经历了人生节节败退、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安放自己风烛残年的困惑。将普通人的经历与文学经典的情景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去探究文字所传达的人类共同的困境，从而拉近读者和经典的心理距离，使得王富仁的经典解读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从教学层面看，王富仁的解读方案是先赢得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性认可和亲近，再去处理诸如文字、音韵和思想等具体问题，以求事半功倍。
总体而言，王富仁的解读极为契合世态人情，这种世态人情无疑是遵从现代而非古代的逻辑。这批经典解读文字，更像是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躯壳中吹入现代的气息，使其鲜活，和现代人心灵相通。在艺术感悟力和历史知识背景之间，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自己的解读妥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解读重心偏向前者；对于中学师生而言，这种文本解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为作品的先验性主题左右，在紧扣文本的前提下，表达个人在阅读时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a王富仁：《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旧诗新解〉（十二）》，《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第52页。
b柏格森：《创化论》，《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c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d王富仁：《主题的重建——〈孔雀东南飞〉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8期，第17页。
e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体育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共同体，两者相互依存，同构共生。不过现如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存在诸多问题，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机械化、同质化严重，甚至趋炎逢迎，不能真实地评析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批评又认为文学创作过于套路，毫无新颖，没有佳作。事实上，两者之间都应坚持以人为本，为读者服务，共同担负起构建时代精神的责任来。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隔膜
1引言
写作是表达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方式，应伴随人们一生，然而在我国写作止于高中结束，很多人到了工作岗位可能连写一份工作报告都要去网上照抄照搬，而文学创作只是小众行为。近些年，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长篇小说每年出版量达到3000部，这些小说种类繁多，成功地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表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在我国文学界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随之复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做出褒贬评析，在文学共同体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不过随着文学批评与政权的逐渐分离，文学创作似乎得到了自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友谊的裂缝也越来越宽。
2唇齿相依，却彼此隔膜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两者都在文学范畴里，不过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相对独立，文学批评却要从整体视角下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符合文化传统或文化背景。没有文学创作，谈不上文学批评，所以文学创作是文学批评生存的土壤，为文学批评提供养料。而文学批评则是文学创作的生长剂，为文学创作催生助长，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先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依存，这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字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共识。
文学创作者往往期待文学批评者能够读出自己作品里的细腻情感和作品里蕴含的真正价值及理念等，以此来使自己的作品得到公众的认可，扩大自身的知名度，激发自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不过文学批评家并不会按照创作者的期望对其作品进行评析，由于文学批评者接受到的文学教育各不相同，面对众多的作品，只能按照自己所学到的批评套路对作品进行评论，要么搬来一些概念和生僻词语，要么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对作品里的内容却提到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参照文本，因此这种批评很难按照文学创作者的预期达到效果，自然让作家非常失望。所以在写作技术方面，作家们往往对文学批评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文学批评在他们眼中成了鸡肋[1]。不过文学批评者也经常对文学创作表示不满，指出文学界虽然创作出的作品数量和种类繁多，尤其现在多媒体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创作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总是缺乏新意，不能使人眼前一亮，不能使人为之呐喊，真正鼓舞人心的作品太少等。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友谊的船说翻就翻，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逐渐形成了一层无法超越的隔膜。
3敷衍与痴爱，责任同构
文学的边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延伸，文学批评也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向前一步，文学创作失去文学批评，虽然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变，但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痕迹[2]。同样没有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则会是纸上空谈，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它们的最终服务目标，都是人。它们其实是对等互助、同生共构的关系。
然而在许多作品研讨会上，我们不难看到存在太多的敷衍现象。文学批评者在发言中对作品极力赞赏，他们经常高歌赞美一部作品，称其为“珠宝”、“完美的艺术”等等，也给于作家高度的评价，称其“优秀作家”、“先锋”等等，这些溢美之词太过泛滥，即使谈及作品的不足之处，也会稍稍带过，话锋一转，又转回作品的优势，批评者的这种态度使人很自然联想到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这样反而使读者对作品本身降低了兴趣，也使文学进步的可能性降低，也会使文学界出现的有特色的作品销声匿迹。而文学创作者也会在公众场合公开表达对批评家的感激之情，感谢批评家对自己的栽培，感谢批评家对作品的欣赏，并立志以后会出更好的作品等等。
不过文学创作者在私下里会觉得，创作是个体的行为，是自己的宇宙，与文学批评着没有什么关系，文学批评者的评析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实质性的用处。而文学批评者在谈到整个文学的形势时，则又义愤填膺，指出整个文坛都比较死寂，没有上好的杰作，整个文学界都为了逢迎读者而写作，太过媚俗。总之，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家的隔膜越来越大，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的分析太过僵硬，分析不做作品真正的内涵，所以越来越不信任文学批评家，而文学批评家也看不上文学作家，认为作家们按照套路写作，引诱读者进入圈套，或者作家只是把写作当成赚钱的手段，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营养在里面。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没有做到并肩同行，同舟共济，文学创作者没有从文学批评家的评析里判断出自己作品的好与坏，而文学批评家也没有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是否有实质性的进步。
尽管如此，存在即意义，即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都无一不可或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要服务于读者，它们是文学的共同体，注定要在每个时代留下脚印，是每个时代人们对文字对情感的表达方式，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所以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间隙问题，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是同生共构的关系[3]，尤其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应坚持以人为本，致力追求真善美，
文学作品要反映人们的心声[4]，而文学批评也要深入社会实际，分析作品对照现实生活所存在的缺陷，并真诚地揭露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提醒作家，使作家进步。因为文学批评只强调作品对读者的娱乐性质，却忽略作品背后的消极因素，那就没有负起文学批评的真正责任，只是敷衍了事。但是，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文学批评家，应建立一种对文学痴爱的态度，文学批评家由于痴爱文学，才不能容忍文学作品里的负面影响，而文学创作者由于对文学痴爱，才应该坦然接受文学批评家真诚的建议，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文学水平上真正地提高。
当我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文学创作应该积极地站出来，贴近实际，洞悉社会问题，参与时代精神的而构建。而文学批评也要介入现实，加强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文学的理解，解析文学作品与现实的關系，帮助人们发现现实中的深层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洱.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J].上海文化，2017（1）：103-127.
[2]毛郭平.问题·原因·对策——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J].西北民族大学报.2020（5）：182-188.
[3]毛郭平.“多元对等互动”视角下的文学批评[J].学习与探索，2020（2）：170-178.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信息：肖一诺，女，2000年10月，汉，湖南省衡山县人，大学本科，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文艺学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体育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现代文学教学中“怎么教”问题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本文试图总结近三十年教学实践和有关教学论文作以梳理归纳，以期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文学 教学法
如果说“教什么”是教师们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教”这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则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这既如黄修己所反复“呼吁”的——“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1]，也如范志强所认定的——“相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为重要”[2]，更多的现代文学教师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在他们的教学论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证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学论文来看，现代文学的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杂而又多样。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开放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创造型教学、比较教学法、教师讲述分析法、师生共同分析法、学生讲析教师小结法、学生独立分析法、舞台演出法、诗文朗诵法以及电化教学、影视剧的播放、多媒体与网络的利用等20余种。如果按照它们在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教师们论述的深浅度来考察，比较具体、常见的则有如下六种：（一）启发式教学。它在杨占升的《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周筱华《以学生为主体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论文中曾经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现代文学启发式教学的探索》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而总括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师生间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主张以疑问、询问、设问、反问或者课堂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二）讨论式教学。这种方法与启发式教学紧密相连，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华的文章中被同时论述外，卫奉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浅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论文则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启发式教学的师生间互动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并且，这种方法还要求教师应有对讨论内容的统筹安排，学生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比较教学法。这种方法在王志明的《电影电视与现代文学教学》（《广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卫奉一的文章中被从一般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他们要比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前后的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差异、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社团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华的《比较文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芦海英的《文学比较介入现代文学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把比较文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鉴到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来，她们所强调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外作家作品之间、同类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四）开放式教学。这种方法曾经在陆嘉明的《开放型交叉系统教学法初探——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实践》（《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较早地得到了系统的论述，而后的梁丹译、姜彩燕等也都分别著文进行了大力肯定与提倡。从他们的表述来看，无论是“教学内容实行开放”，还是“思维方式实行开放”，抑或是“教学形式实行开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五）电化教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所谓“电化教学”，其实就是通过放电影、电视、录象或录音的方式來辅助教学，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教学中被普遍地运用。王圣杰的《现代文学课的形象思维教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宋凤英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认为电化教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既能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现代文学原著的理解，同时还能够使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六）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电化教学更为先进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录音机、幻灯机、投影仪、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所构成的“多媒体”制作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它能够集声音、视频、图像、文字、动画等各种信息于一体，因而在中国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迅速发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科教师所使用。对此，李柏青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优化〈现代文学〉教学》（《琼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现代文学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与历史认知》等论文都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并且，他们都认为多媒体课件具有简便快捷、内容丰富和形象生动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强：《从创新教育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体育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