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量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和AD-AS模型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要谈“涨”色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一、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推理的前提是通过支出法核算的GDP=Cd+Id+Gd+（X-M）中，任意要素的上升，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首先是对短期的影响的推导。从短期来看，利用IS-LM模型易推导出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1：
图1利用IS-LM模型推导
由图可知，当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货币供給M的增加，导致i上升，使I上升。由于AE=C+I+G和AE=Y，则Y增加，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货币供给增多导致的通货膨胀是能够促进投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
其次是对长期的影响的推导，利用AD-AS模型演示。
在AD-AS模型中，通过IS曲线的右移会导致AD曲线的右移，如图2所示：
图2利用AD-AS模型推导
P的上涨，会使厂商的利润增加。企业看到利润的存在，如果有闲置资源，就会扩大经济规模，使Y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无闲置资源，则会流动性过剩，产生经济泡沫，阻碍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货币供给从短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对长期来说，在资源充足时，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资源不充足时，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二、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首先是货币供给增加的来源是国际货币价格、国际外汇储备的增长，以下从价格和外汇储备分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价格传导机制：世界经济的增长导致全球商品需求的激增，发展中国家出口增加和由此导致的外贸顺差扩大（X-M）↑→AE↑，国际投资的增加I↑→IS右移→AD右移→P↑。而在老牌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货币贬值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投机需求增加，使全球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非理性的上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上升。
供给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国家外汇储备。为了平行头寸，中央银行需要加大外汇收购力度从而释放大量的人民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人民币供给的成倍增加。
投放大量的人民币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货币供给的增加一部分形成以追求短期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股市等高风险高收益率的产业领域，形成大量的虚拟性的消费和投资，加大经济的泡沫性，从而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的假象；而另一部分形成长期资本，这部分资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其主要流向仍然是高收益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化我国经济产业不均衡的矛盾，增加经济局部产业过热的风险。
这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往往是加大我国经济体系的不平衡，引起经济局部过热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其次，国内经济也因政府政策和内需的影响出现持续的物价上升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会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会推升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经济的发展，会使国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增加，货币需求量增加。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消极因素会被放大，经济风险明显增大，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和通胀压力增大。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短期看，首先，当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社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时，通货膨胀可以刺激政府的投资性支出，扩大总需求，从而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其次，物价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加大投资，增加产量，提高技术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社会行业内的生产效率。最后，通货膨胀引起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大规模长时间的通货膨胀会使经济秩序紊乱，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恶性的通货膨胀会祸国殃民，产生大量经济泡沫，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投资、生产和消费脱节。
从投资角度讲，通货膨胀首先增加了生产性投资风险，提高经营成本，使生产投资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会破坏正常的信贷关系，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不利于投资的发展。
从生产角度讲，在高通胀的市场中，社会总需求远大于社会总供给，致使物价上涨过快，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不注重产品质量，一味追求产品数量，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从消费角度讲，恶性通胀导致物价过度上涨，如果居民收入不同步上涨，居民消费欲望严重受阻，出现大量囤货现象。社会的供给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生活必需品会供不应求，其他商品则出现大量供过于求的恶性局面。市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听信谣言，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作者单位：1. 郑州大学商学院；2.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丽丽，彭国富，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2011年6月；
[2]翟倩，吴秋瑾，我国通货膨胀反弹因素的分析，价格月刊，2010（1）
货币供给量范文第2篇
我的老朋友盛松成给我寄来一本他和翟春联合署名的新书《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以下简称《供给》），我有爱不释手之感，认真阅读了吴晓灵、余永定二位的序言和盛松成所做的前言，草草翻阅了一下书中的重要章节，认为应当立即向银行界的广大朋友隆重推荐一下该著作，希望财经院校和研究机构朋友们能认真研读一下该书。
我对货币供给理论的兴趣始于30年前。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刚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黄达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黄达老师就是因为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招收学生同时也解决了课题的完成人手问题。当是之时，曾康霖老师所带的两名硕士生邓乐平和周慕冰的论文选题恰好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问题，所以招收邓周顺理成章，邓乐平入学后博士论文仍以货币需求为题，周慕冰则继续做自己的货币供给问题研究，为了增强这个“七.五”重点课题的现实感、时代感，黄达老师在“货币供求问题研究”课题组还特别吸纳了央行的两名同志：吴晓灵和王庆彬，吴晓灵当年从五道口硕士毕业到央行工作，已暂露头角，而王庆彬外号叫“王现金”，从事了一辈子货币流通和现金管理工作，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当年的社科重点课题只有5万元经费，但在黄老师的领导下，这5万元每年开一次全国性讨论会（分别于黄山、北戴河和大连），还出了5本书，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现在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多是罗马大会性质甚至比罗马大会还糟，主要请一些大领导，大领导来念稿子，念完稿子拿高额出场费后走人，举办会议方注重的是媒体报道情况和论坛收益状况，至于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关注点；但当年的理论研讨会，都是真讨论真研究，从经济学界的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及至1989年的京丰会议都是认真讨论问题的，而黄达老师每年组织一次的货币供求理论研讨会更是研讨会中的典范，每次会议都就中国的货币供求及货币政策问题进行认真研讨，每次研讨中都有争论和碰撞，我与邓乐平、周慕冰还有王传伦老师名下的学生贝多广，每次都受益多多。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开始行使央行职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办理工商企业贷款业务。所以，我们这三位首届金融学博士生正赶上中国金融改革在体制和政策上的风云变幻年代。此前的货币供给理论以黄达先生的银行资产业务创造信用创造货币为代表性理论，而到中国人民银行成为行使央行职能的调控型机构后，货币供给理论也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影响货币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乘数这一套东西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货币供给实践，周慕冰的博士论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就是用现代货币理论观点解释货币供给机制问题的开山之作。
盛松成的新著《供给》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新问题新经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本人认为该书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实践具有以下意义：（1）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重要意义；（3）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仍会涉及货币供给；（4）研究货币供给过程是中央银行调控的需要。从以上四点自我评价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视的是《供给》一书的实践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该书的理论意义，即在货币供给理论总结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也不容忽视。
两篇序言，吴晓灵序四平八稳高屋建瓴，余永定序则深入细致坦率陈词，在中国为人作序的名人中，能认真地读一读求序作品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品的欠缺或不足，余永定可能是绝无仅有之人。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由此可见，余永定的真学问和真性情。余永定在序言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货币创造过程和M1与M2之间的关系，这让人想起40多年前，货币学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在大辩论中一直明确提出的一个辩论主题，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人们对货币政策是否重要、货币政策能否独立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判断（1968年11月14日，在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第七届亚瑟·K·所罗门讲座上，沃特·海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一场经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辩论，辩论内容被记录在次年由W.W. 诺顿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对话》一书中）。余永定在序言中认为M1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M2中的定期存款则是公众行为决定的。这个结论让我颇感疑惑，因为M1中的现金取决于家庭持币行为，活期存款多寡，企业和家庭愿意保持什么样的定期存款比例或活期存款比例，这本身又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
我又想起大约五年前的一件事：吴晓灵在接见一名上海媒体记者时曾提出“央行货币超发论”引起轩然大波，财经界一些半懂不懂的人跟着搅和说“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都是靠货币超发造成的”、“央行货币超发了多少多少亿”等等，当时带有误导性的社会舆论曾促使三个重要人物公开表态，首先是时任央行副行长马德伦的表态、其次是曾担任八年央行行长的戴相龙的表态，第三位是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张健华的理论表态。在目前信息便利条件下大家网上搜索就可以查出当年央行货币超发舆论的形成、学者观点及上述三人的表态情况。我当年也卷入了这场讨论，印象很深的是张健华所说的央行货币超发可能存在倒逼机制。张健华当年陷入的矛盾状况是：一方面否认央行有货币超发行为，另一方面又说倒逼机制的存在是货币超发的客观原因，这又等于是承认了央行的确存在货币超发问题。盛松成的《供给》一书显然还没直接触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央行货币是否超发、为什么中国M2总量很大却常常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如2013年）、商业银行普遍的“逃表”“出表”行为对货币供给货币创造的影响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要在这里说一下，即盛松成在《前言》中说“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并于当年5月恢复公开市场操作”云云。这段话着实让人费解，我现在是《银行家》杂志的主编，每年要与大量的中小银行打交道，现在中小银行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央行每年的信贷指标控制问题。人民银行只不过是把1998年之前的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称曰“合意贷款规模管理”而已，实际和1998年之前换汤不换药，这一做法对央行总行没什么，但央行各地分支机构却视“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和实施这一管理的神秘法宝《差额准备动态调整公式》为维持央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威的灵丹妙药，而这个“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在我看来也是极具中国国情特色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希望盛松成兄、吴晓灵兄和余永定兄以后也能对这个问题给以关注。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合意贷款规模管理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方式的的确确能在中国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行为中发生作用，那张健华所说的货币供给存在倒逼机制就似乎不无道理。我们可以联想一下2009年由于天量放贷造成的中国货币供给飞跃式增长，当然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前刘鸿儒老师在五道口讲课时说过的“中国的现金供给多年来一直是一种被动的事后的结果”这些准确反映中国国情的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如果完全按照美国那样用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乘数来调节货币供给存量和货币流通状况那一套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从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强力运用、央票对冲行为的频繁发生、再到合意贷款规模这一信贷扩张人为限制手段的运用，这种种情况都表明，在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确确实实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但是深受西学影响的人不了解，就是长期呆在国内如果不深入实际进行调研的人也可能会不甚了了。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及特殊国情下的特殊实践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以中国经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生活乐趣所在。
最后，再一次向财经高校师生和银行系统的朋友推荐《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这本书。
货币供给量范文第3篇
“三去”是一场存量革命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非改革制度，不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而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因此，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好供给管理。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16年如何做好供给管理作了非常明确的部署，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去产能”，即淘汰实体经济的落后产能;二是“去库存”，即减少房地产行业的库存;三是“去杠杆”，即降低政府和企业负债水平;四是“降成本”，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五是“补短板”，即在一些被忽视或滞后领域增加有效供给。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即“三去”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对过去多年形成的实体经济产能存量、房地产库存、债务存量的革命性调整。
供给侧“三去”是一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与培育增量相比，调整或去掉存量难度更大。因为存量涉及既得利益，去掉存量意味着一些既得利益的丧失;存量涉及“路径依赖”，调整或去掉存量意味着要摆脱既有路径;存量涉及观念和情感，调整或去掉存量意味着改变观念和摆脱对熟悉事物的依恋;存量涉及风险，调整或去掉存量意味着风险的暴露。推进“三去”说明我们敢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
“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1.“去产能”刻不容缓。首先，本轮产能过剩具有程度重、持续时间长、行业多、腾挪空间小的特点。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玻璃、造船、冶金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个别行业不到60%;截止2015年底，PPI已连续47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涉及行业不但存在于传统产业，还蔓延到风电设备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加入WTO前的产能过剩相比，本轮产能过剩遇到了发达国家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夹击，寄希望于国外市场消化产能过剩的空间缩小，尽管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可能难以达到以前的效果。
其次，落后产能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大规模存在，不仅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能源，破坏了环境，恶化了资源配置，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债务负担，累积了经济泡沫和经济风险。更主要的是，这些落后产能挡住了新兴产业成长的通道，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拦路虎”。
再次，去产能可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力。去产能虽然会带来阵痛，但只要我们咬牙挺住，就可以除旧布新、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去产能可以倒逼地方、行业、企业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新产业，真正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推进信息化等来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强大动力。
2.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产能过剩有周期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两种。周期性产能过剩有些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波动的特点，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况。某些企业由于判断失误、投入过多而出现产能过剩，其程度不会太重、范围不会太宽、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而结构性产能过剩则是由于体制和模式原因而产生的大范围、长时间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害更大，是我们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本轮产能过剩部分表现为周期性产能过剩，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产能过剩。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与工业化阶段转换有关。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房地产、重化工业等行业快速发展，诱使煤炭、钢铁、电解铝、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的企业按照产能的最高限来设计生产能力。但随着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重化工业开始由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阶段前期进入到知识或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阶段后期，煤炭、钢铁、电解铝、水泥、玻璃等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已过，于是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与干部考核制度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GDP为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GDP、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权重很高，于是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对GDP贡献较大的产业发展。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即使部分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也不会自动及时出清，而是会以种种办法维持产能过剩，以实现GDP 的高增长。
同时，2009年推出的四万亿投资和十一大产业振兴计划等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对保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产能过剩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一些本已过剩的行业出现进一步产能过剩。
3. 去产能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去产能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同时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去产能首先要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前所述，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和GDP导向干部考核制度。因此，去产能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让市场主体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其次，要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避免不合理的价格信号对产业发展带来错误诱导;三是引导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尊重市场规律，不强迫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但单纯靠市场去产能也存在缺陷：一是市场自我调节的周期太长;二是去产能带来的失业、债务、呆坏账等问题，仅靠市场无法解决。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还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而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去产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通过提高标准引导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再次，要制定合理的财税、金融、土地政策，做好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最后，要加强协调与管理，妥善处理好去产能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4. 去产能必须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考核制度，因此去产能就必须改革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
产能过剩源于粗放的发展模式，而粗放的发展模式源于干部考核制度。如果不改变干部考核制度，发展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产能过剩就不能解决。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产权保护、福利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对干部的考核应紧紧围绕公共服务展开，而不是主要围绕GDP增长展开。
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就要降低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提高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和能源效率、民生类指标的考核权重。当然这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还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5. 以可控方式释放产能淘汰风险。在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积累了落后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过多、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经济风险。
在所有经济风险中，落后产能过剩尤为引人注目。淘汰落后产能会产生如下风险：首先，淘汰落后产能，如果没有其他接续产业跟上，会导致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淘汰落后产能与形成新产能应是同步的，但在目前情况下，淘汰落后产能与形成新产能可能不同步，由此导致产业和产品可能出现断档。再次，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下降。特别是对那些落后产能集中又缺乏现代接续产业的地区来说，淘汰落后产能，将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再次，金融信贷风险增加，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部分企业会破产，部分生产线会被淘汰，由此引发企业资金链的风险，进而增加银行信贷风险。最后，淘汰落后产能，会淘汰部分企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下岗人员增加。
针对以上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的风险，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提出“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这表明了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和重组“僵尸企业”，同时做好社会政策托底工作，将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的处置思路。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淘汰落后产能中的风险?一是加强统筹规划。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分类处理，要把握好淘汰的节奏。二是加快培育接续产业。关键是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附加值较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三是深化“银政企”协作。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银政企”合作机制，三方定期进行沟通与协调。四是加大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制定财税、金融和土地等激励政策，鼓励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五是保障企业职工的权益。为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妥善安置好下岗职工。
补短板：重点补好生态和农村贫困短板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补短板”内容包括生态建设、精准扶贫、培育发展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发展等。
1. 补好生态短板。中国生态环境短板的主要表现：一是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比较严重;二是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比较低，能源结构不够合理，煤炭消费占整体能源消费的比例较高;三是生态退化较为严重，比如沙漠化、水土流失等。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点是从源头控制和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
首先，推进针对主体的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各个主体的共同行动，需要调动各主体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制定激励政策，另一方面要推进各主体自身的改革，消除其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制度根源。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对国有企业来说，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减少和抑制垄断，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对政府来说，要通过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等，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强化公共服务，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减少企业和政府对资源环境的依赖。
其次，推进生产要素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推进如下针对要素有效投入和要素升级的改革，特别是符合供给侧改革要义的促进要素升级方面的改革：通过推进科技制度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对科技的依赖性，减少经济对资源环境的依赖性，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进步和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通过推进教育人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全民素质，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率;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减少货币超发，优化资金配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绿色金融;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抑制土地财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资源保护主体和责任，避免“公地悲剧”，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通过环境制度改革，明确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主体和责任，划定生态红线，推进生态环境产品交易，遏制环境污染恶化趋势。
再次，推进针对结构的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三大发动机”中有结构优化这一发动机。结构优化是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阻碍结构优化的制度很多，如户籍制度、城乡差别福利保障制度、城乡不统一土地制度、行政区划制度等。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推进农民市民化，使更多农民分享现代城市文明;加快推进城乡差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养老、医疗卫生、低保、公共服务等制度;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行政区划制度改革，如推进省直管县、大镇改革等，减少管理层级，实现责权利对称。通过这些针对结构的改革，以促进结构优化，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2. 补好农村贫困短板。农村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中的短板，农村贫困则是短板中的短板。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全部脱贫。现仅剩下6年时间，平均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
7017万贫困人口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要多途径开展：第一，产业脱贫，即通过发展农村产业，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使其中的3000万人脱贫;第二，转移就业脱贫，即将贫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更为发达的地区就业，使其中的 1000万人脱贫;第三，异地搬迁脱贫，即将那些区位条件差、交通落后、生态环境恶劣的贫困农村居民整体搬迁移民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使其中的1000万人脱贫;第四，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即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措施，使其余2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货币供给量范文第4篇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 电子商务已成为市场销售的一种重要模式。互联网技术不断地发展, 带动了互联网产业的崛起, 其中电子商务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逐渐地形成了规模效应, 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 电商不仅慢慢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同时也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欲望。针对国内花卉市场, 电商同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花卉的生产与销售, 改变了花卉市场的供给结构。因此, 充分了解电子商务对花卉产业的供给结构的改变, 对花卉电商业务更好地发展有着现实意义。
2 优化品种选育目标
为满足市场的需求, 花卉企业要合理地调整科研方向, 使生产与科研相协调。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特点也在随时间而不停变化, 在互联网购物消费中, 能够充分显现出这一变化。花卉企业要提升市场占有率, 就需要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动向, 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爱好, 及时调整花卉产品, 应对当下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为此, 要求企业品种选育人员不断地修正和调整育种目标, 选取适合在电商推广的新品种。相关数据表明, 在盆花市场中, 大花蕙兰等大中型的花卉不受消费者喜欢, 而小型盆花具有轻便和小型化等优势, 相比之下小盆花在电商平台的关注度和销量均有所上升。在互联网的影响下, 电商的消费热度能快速从网络上扩散至其他市场领域, 最终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交融互动。花卉企业可以掌握这一有利现象, 制定互联网消费市场目标, 指导育种科研工作, 调整品种选育结构和策略。
3 提升花卉质量
在互联网消费市场中, 高质量的产品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 占据高额的市场份额, 同时产品质量的保证, 也是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基石。在花卉电商业务中, 同样高品质花卉一直受到热捧, 不但能维持较高的价格, 而且关注度和销量始终在稳步提升。比如在去年的七夕节, AA级玫瑰销量较好, 销售价格是C级玫瑰的4倍。为满足人们对高品质花卉的需求, 保证电商的经济利益, 电商从业者纷纷进入花卉生产基地, 抢购高品质产品。一些花卉电商从业者为获得高额利润, 更是从厄瓜多尔等国家进口玫瑰。高品质的花卉不但能满足人们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 同时也能带给电商丰盈的利润, 促使花卉生产企业加大对优质花卉的生产和研发, 改善生产硬件设备, 不断改进花卉生产培育技术, 提升花卉品质。
4 个性化包装
之前传统的花卉销售主要以批发为主, 为了大批量的运输, 花卉产品的包装特点是重量较重, 重量均大于40kg, 而且包装的尺寸较大。这种形式的花卉包装, 只适合大批量批发和呈批运输, 虽然能减低了花卉运输成本, 但是花卉在运输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在花卉运输过程中, 花卉容易在装箱和打包过程中受到外力挤压, 在长途运输中, 花卉包装容易翻滚和倾覆, 都会不同程度对花卉外观造成损害, 降低花卉品质, 严重影响花卉市场销售。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结合电商的优势, 能够很好地解决关于包装带来的问题。目前, 随着电商的兴和发展, 为扩大花卉市场销售, 电商产地的供货商最先考虑的就是花卉的包装, 由于销售模式的转变, 最终目标客户也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模式的二级批发商转变为单个消费者。根据不同消费者的要求, 电商从业者会把花卉制作成标准的成品, 比如花束、礼盒或者其他个性化产品, 不仅满足人们需求的多样性, 而且保证花卉产品配置齐全和包装精美的同时, 方便运输。
5 多样化运输
在互联网兴起和发展之前, 花卉运输都是采用传统的运输模式, 既从产地到批发的运输, 再从批发市场到终端的大宗运输, 传统运输方式较为单一。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后, 物流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许多同城配送和快递货运的物流企业也应运而生, 充分提升了物流运输的实效性, 降低了运输成本。但是截至目前, 针对花卉产业物流服务的快递企业数量较少, 导致花卉运输升本仍然较高[5]。相关数据表明, 很多花卉物流服务费能占到花卉产品价格的60%。针对此现象, 很多物流公司会涉足花卉物流运输, 会加大对花卉物流技术改革和资金的投入, 结合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 为花卉电商销售创造更多便捷服务, 同时降低运输成本, 促使花卉的物流服务多样化, 促使花卉产业蓬勃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 为满足市场的需求,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电商从业者应当提升对优质花卉的采购, 保证利润的同时, 也能促使花卉生产企业不断改良生产技术和硬件设备, 提升产品竞争力。满足电商发展的优点, 应加大对小盆型花卉育种研发。互联网消费渠道的兴起, 改变了花卉的销售模式, 在包装方面也产生了影响, 改善了花卉传统沉重和尺寸大的包装防止, 解决花卉在运输中损伤的问题, 电商线上销售模式, 也加速了花卉物流服务的提升。电商对花卉行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发展。
摘要：电子商务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中, 改变了传统行业运营模式, 对各个领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为企业市场销售提供了一条特殊通道。针对全国花卉行业, 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花卉批发的销售模式, 直接销售给全国各地消费者, 改变花卉产业的供给结构。本文将从品种选育、产品质量、包装和物流配送四个方面, 分析电商对花卉产业供给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电商,花卉,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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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量范文第5篇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渐增多，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流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让社区养老发展行稳致远。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为社区养老的发展助力鼓劲。依据当前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发展成果，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框架，分析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可得出有关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社区养老; 供给机制; 制约因素; 完善措施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程度将高达30%，80岁以上的老人将高达20%。[1]银发浪潮的到来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科学的养老服务模式。当前，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有时间银行模式，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网络化模式，多元一体化模式等，这些模式运行中存在着诸如社区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服务内容覆盖范围小、社区养老机构缺乏公信力和可信度、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参差不齐以及法规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使得当前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能很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更加科学有效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构建已是大势所趋。
一、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研究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英国是最早进入“银发”时代的国家之一，其实行“福利国家+社区照料”的养老模式成效显著。由政府组织建立全社区养老基础设施，鼓励民众选择社区养老，国家福利政策向老年人倾斜，保证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的信任。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颁发《照顾白皮书》等为其保障。美国所创建的PACE模式解决了针对体弱多病老人的长期照顾问题，是“医疗照顾+社区服务”型养老模式的典型代表。作为亚洲佼佼者的新加坡则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照顾”上，所以很多服务形式及策略都有所表现，其在养老服务发展上也首屈一指。“中央公积金+社会参与”的模式，以强制性养老储蓄为依托建立中央公积金，实行社会中产阶级的养老金由个人和政府力量共同承担解决的办法，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利于形成“工作—投资—收益”的良性循环，是科学优质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我国，社区养老也是政府以及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领域，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的目标，一直是其努力的不竭动力。首先，在确定老年人需求方面，形成了老年人需求的重点领域，如医疗服务，家政起居，洗澡就餐，紧急救助等方面;其次，在养老模式上探索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模式，如上海市的养老服务，推出了老年照顾统一需求评估制度确立了照护等级，养老服务等基础服务内容。其次，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机构的健全迎合了老年人老不离家的养老传统，是值得推荐的养老模式。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养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如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单一，行政色彩浓厚，专业人才紧缺等现实性问题，一直阻碍着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2]
纵观国内外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关注热度并未低迷。笔者主要研究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是以家庭为基点，以社区机构提供的服务为载体，通过对服务性资源的整合，依靠专业人才队伍，依赖成熟法规政策，能够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的科学养老服务方式。
二、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理想框架
（一）动力机制——多元供给与多层需求的精准对接
动力是驱使人行动的催化剂，因动力而产生行为。而产生动力的源头是缺乏和需求，只有明确养老的具体需求，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通过详细的调查（如群众反馈，问卷调查，网络统计）全面了解老年人的基本訴求，建立老年人个人信息库，为供给主体提供服务充当事实依据。让社区老人参与到供给服务的商讨中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最核心的内容，促进相互理解与支持。在提供服务之后要定期检查实际效果，组建后期反馈评价小组，对提供服务与真实需求的匹配度进行考评。良好的动力机制能够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指明方向，激发其他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动力，积极投身养老服务事业，为社区养老服务带来生机和活力。然而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些社区未能准确了解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未进行详细的家庭调查，深入社区的每一户家庭，了解每一位老人的真实需求，盲目跟风，存在错误的假想需求和幻想结果，致使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从而也降低了社区与老年人之间的信任感，拉大了双方之间的距离，阻碍了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加大成本。
（二）控制机制——供给主体规范化和服务指标度量化的紧密承接
控制是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其目的是要保证实际工作效果与计划一致。[3] 要达到控制的目的，必须依据一定的科学程序和量化标准。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中，单靠市场一方的力量，很难成功吸引老年人的高度重视，只有政府发出号召，实施一些养老服务的项目，建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制定养老服务标准，提供统一公平的服务和基础设施，才有利于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进程。另外，社区养老服务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政府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中要发挥主导作用，明确自身的职能，处理好自己与其他提供主体之间以及各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了解把握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发展节奏。严格正确界定活动的职能范围，帮助各供给主体明确自己的角色担当，明晰职责，不互相推诿，不过度交叉。建立健全职责明晰的法律法规和奖罚条例。实际上，政府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明晰自己的职能现象还依然存在。相关的制度标准，法规政策覆盖范围狭窄，存在盲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与保护，不利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
（三）整合机制——真诚良好沟通与科学合理协调的有效连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市场（企业）社区居委会以及草根志愿者。政府通过下发助老资金，投放养老服务项目来助力城市社区养老。一些企业与政府共同完成养老服务项目或者捐助助老款项，建设养老机构，投身养老事业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贡献自己的力量。草根志愿者走进社区，提供更加详细周到的助老服务。多方主体的力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协调各方，共同发力。整合机制就是在服务机构，专业人员，政府政策和资源上进行整合，在各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以需求为导向，贴近社区老人，并将具体情况反映给上级政府，使上下贯通。同时，通过整合把握机制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发现并及时改进出现的问题，求得思想上的统一，达到行动上的一致，发挥最大的效力。
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信息交流断层隔绝的现象，参与主体只考虑自己的覆盖范围，从自身角度出发，缺乏与其他供给主体的交流，导致供给内容的重复单调，而一些迫切需要的领域则缺乏关注，并未真正满足养老的需求，可能激发老年人与社区服务的矛盾，降低信任程度。同时，不利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创新，许多新的路径会因此受到阻塞，难以促进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质的突破性发展。
（四）保障机制——严格有力的监督评价与科学及时反馈的合理衔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展开，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为其保驾护航。监督评议和反馈机制的双向努力为其充当坚强护盾。首先，通过服务项目的监督评议机制，来监督各个供给主体的行为，监督服务项目的具体落实，评价服务项目的进展及结果。只有经过评议才能看到养老服务项目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符合民意，存在哪些弊端。其次，反馈机制是指在养老服务项目结束之后，定期对社区老年人进行回访调查，见证他們生活的改变，记录他们的感受和意见，及时将具体情况反馈给组织内部和上级部门。经过慎重的考量和详细的计划后，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落实具体行动来提高养老服务项目的质量。
在这一过程中，采用重点抽查与普遍调查相结合，内监督与外监督相配合，形成全覆盖无盲区有效力的监督评议反馈机制，有利于提升社区养老的可信度。但是，一些养老服务项目的相关信息，如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数量，受助对象，受助金额等并未公开，信息的闭塞给监督和评议工作带来困难。
（五）激励机制——政策吸引和福利待遇的耦合顺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指的是对那些提供服务的主体进行回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效的激励能够吸引并留住真正的人才，激发创造性。激励的方式有：第一，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机制[4]，志愿服务的人员或者组织机构，在累积一定的积分之后，根据提供的服务等级可以兑换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第二，爱心大使福利机制，设置爱心APP，设计爱心捐助，爱心讲座，爱心事迹等几个窗口，每进行特定时间的助老服务，会得到一颗爱心，对达到一定数目的服务者颁发爱心大使奖章，公交爱心卡等特定的福利。第三，社区养老优惠政策。政府针对社区养老制定福利政策，可以是申请项目的特权，财政拨款的倾斜，发展规划的指导等。这样的做法可以激发各供给主体的动力，让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形成一个良好运行的闭合机制，不断向前运转。但是，只付出无回报，无人问津的现象依然存在。一线服务人员的待遇不对等，对情绪劳动的管理不到位，使其不能发挥更大的吸引和传播的作用。对提供服务人员的职等划分不明晰，衡量标准模糊笼统，支援资金不能持续供给，人才输入链中断。
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制约因素
（一）供给主体失灵，机制运转桎梏
供给主体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供给主体碎片化倾向明显。由于各主体的动机、目标和手段各异，主体内部又有着不同的职能分担，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理解，使供给的主体碎片化倾向日益凸显。第二，角色认知偏差。政府对自身角色和职责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产生了一些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第三，责任体系模糊。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如何协同，如何保障等问题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另一方面，社区行政化倾向造成社区角色的混淆和功能的失调，对自我认知的淡化以及目标导向的偏差，让其失去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灵魂主干。第四，监管力量单一。一味地以政府为主导，会使养老服务的发展偏向行政性色彩，偏离养老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其他监管力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存在弊端，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和机制评价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亟需考究。
（二）人才血液凝固，持续供给中断
人才的供给对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社区的日常经营，养老服务中心的资源分配，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其他主体的对接都需要专业人才的力量，依靠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进行。其次，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心理辅导，法律咨询，文化娱乐同样需要专业的人才，他们拥有看护的经验，懂得心理学，能够细心观察耐心引导，精通法律，善于科普法律知识，提供专业的服务内容。但现实运作中，这些岗位及内容服务上的人才数量及质量并不能满足机制运转的工作分工，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使得社区养老缺乏专业性的支撑，难以为社区养老注入新鲜的血液，造就丰硕的“果实”。
（三）资金周转缓慢，资源保障不足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市场（企业）的投资或者社会的捐助。随着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日益多元，迫切要求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内容，其中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但政府的财政拨款对象不单是养老服务还有其他领域;市场的投入大多以利益为导向，且受政府的管辖，回报小，制约大，势必打击市场的积极性;社会的捐助虽然时有发生，其力量也是杯水车薪。所以，资金和资源的供给达不到输出的要求，养老服务的进程势必受到拽制。
（四）爱心意识淡薄，慈善事业羸弱
拥有爱心和慈善意识会使人自发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求回报，但求有效。社会的爱心力量包括爱心人士，爱心组织和爱心企业等。社会爱心力量能提供充足的物力和财力，同时能够对社区养老产生很好的宣传作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力。但是我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运作机制。且爱心群体比重较小，多为拥有财力的企业或个人，在缺少爱心意识的熏陶、在慈善阶层主体的固化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对社区养老的关注，不利于社区框架内养老服务的发展。[5]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制度化发展乏力
我国首个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意见出台于2008年，而正式建设起步则是在2010年左右[6]，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鼓励扶持社区养老发展的政策法规，管理监督也没有国家统一标准和规范制度。同时，在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运行中，缺乏发展养老服务的专项法律，对于参与者如何参与，参与流程，参与规定等方面有待深入;对于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的福利政策有待多元化;对于爱心慈善事业的发展和项目推广的政策指导有待加强。最后，相关的法律权威性不足，现实的可操作性有待考究。
四、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完善策略
（一）依赖制度体系保障，营造有序运转格局
1. 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化转变。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参与缺少可持续性。[7] 持续性参能够提高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实行参与主体合约制来保障持续性参与，对参与期限，服务内容等有关方面签订合同，明文规定。要加强供给主体参与的有序性，遵照流程进行。申请参加，审查合格后出具参与证明，制定参与主体行为规范法则。
2. 政府职能的优化性发展。政府应当出台并实施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对养老服务工程加以正确的引导。另外，政府要明确服务供给的界限，哪些领域是自己应该介入并严格把关的，哪些事务要适当下放交给下属部门去做，抑制重复供给，无效供给，形象工程等现象的发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供给效率和質量。最后，政府要加大社区养老供给运行机制构建的前期工作，提供输血和造血功能，切实发挥好自身的作用。[8]
3. 权责体系的明晰化建设。参与到社区养老过程中的每一个机体，都应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了解自身权力的辐射范围，正确行使自身的职权，不越位，不缺位。同时，对参与主体的职责规定形成明确的规定，对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的主体进行适当惩罚，对长期履行自身职责的主体予以适当表彰和奖励。最后，提供恰当的合作平台，让参与各方能够平等顺畅的交流和分享，互补共进，互相监督，促进信息的流动和情感的凝结。
4. 监管体系的科学化运转。首先，要发挥政府自身的权威性，去关注那些其他主体无法监管的方面。其次，其他主体要利用自身与社区的近距离优势，贴近社区，全方位实时监管。再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评估机构。[9] 通过与第三方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实时监管与重点抽查的有机配合，积极完善服务供给机制。最后，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吸纳一些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资深志愿者加入其中，配合以社区内部的力量，内外监管，科学评价，真实反馈。
（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供给质量
各大高校是培养人才的聚集地，他们对于人才的培养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课程设置，专业认知，知识积累，实践历练是其基本能内容。首先，设置一些老年人看护，心理健康咨询，养老规划等专业性的课程，配备资深讲师讲授。其次，在学生的培养计划中加入有关方面的课程内容和发展方向，专门为社区养老培养专业人才。企业主要是实践能力的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综合能力的考察。对于企业，应该将专业人才培训纳入到企业发展的规划当中，与政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企业可以建立培训基地，由政府派遣或者外界聘用专业培训人员，集中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检测合格后颁发资格证书[10]，投入到社区养老进程中，持续助力养老服务事业。同时，加大对社会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度，适当提高一线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建立服务人员的职称评审制度。同时，定期举办一些宣传活动，如定点宣传，巡回讲座等形式。由此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输出更多高质量的人才，投身于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事业。
（三）拓宽资金引入渠道，开发多元供给蓝海
政府要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为社区提供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老年图书馆、活动室，心理知识和法律知识咨询室，让老年人能够体会到自身的价值，不会过度空虚寂寞，确保养老服务的日常照料和文化娱乐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确保社区养老的福利性。社区机构以及政府要主动与市场企业接洽，吸引他们对社区养老的关注，投入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人才输入，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福利政策，如财政补贴，事务办理流程的简化等方式来吸引市场力量。社区可以将自己的发展计划，未来前景等方面向市场展示，提供投入的筹码“诱惑”。此外，社会上有许多关注社区养老发展的个体，他们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资源的支持，他们拥有真诚的爱心，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加入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社区养老发展应该对这些个体予以一定的补偿，感恩他们的奉献。制定回馈机制，让每一个加入其中的个体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被尊重感。同时，要充分挖掘家庭的潜力，家庭是养老的核心，争取家庭对养老的坚定支持。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力，以家庭和社会为补充的多元供给主体[11]，为资金支持提供后盾。
（四）加大爱心公益宣传，渲染暖心社会氛围
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爱心慈善氛围，让人们在无形的熏陶中培养自己的慈善意识，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可以开展一些专题爱心讲座，邀请爱心事业的佼佼者讲述爱心意义，倡导爱心行为。同时，在全社会寻找爱心人士，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其次，设置爱心广告牌，张贴慈善标语。可以通过专业设计团队与社会征集相结合的方式，挑选最契合的宣传标语，并以电视杯、条幅、广告墙、短视频等方式与公众见面。最后，举办慈善活动等方式来加大爱心和慈善意识的宣传力度。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爱心事迹数不胜数，当忽略这些爱心行为的发生意义时，对社会爱心意识的宣传和培养无疑是一种阻碍。政府、社区、市场可以通过合作的形式，成立爱心行为保护小组，记录和观察身边的爱心事迹，推出爱心公益频道，爱心行为站。制定爱心行为保护法规，爱心行为奖励机制，对爱心行为加以保护。
（五）重视法规政策完善，开发制度化沃土
1.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法制化。出台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专项法律，对社区养老机构的准入和退出加以法制化约束，制定相关奖惩法律条例，增强威慑力。制定社区机构监管法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监管。对机构运作流程，发展方向，办理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最后，建立机构信息公开法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将资源的投入，受助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成效等相关信息公开，保证必要信息的透明度。
2. 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化。要想发挥人才的驱动作用，就要对人才队伍建设严格把关。第一，制定人才引入衡量标准，如心理、健康、照护、医疗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服务实践的经历及成果等，严守人才引进第一关。第二，人才的科学分工制度。根据不同人才不同的专业知识，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确保每个岗位上的人才供给能够维持良好运转，且供需平衡。第三，制定人才激励机制。可以定期对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评定等级，合格者颁发高级资格证，并予以一定福利待遇，如假日旅游、奖金等。
3. 社区养老服务保障措施制度化。城市社区应当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制定一些保障性措施，建立双方互信机制，为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可靠屏障。如建立受助对象层级化制度，依据失能、失独、低保、有良好自我照顾能力、年龄等标准进行分类，每一类别对应特定的服务内容，这些都需要制度化的规范。再者，可以提供社区养老保险福利制度，由社区代缴一部分的保险费用，且对投保人、投保对象、投保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通过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笔者发现，在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大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养老服务机制的有效运转。笔者从动力机制、控制机制、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入手构建运行机制的理想框架。通过对机制运行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来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包括参与主体的制度化機制，政府职能的优化，权责体系的构建，人才机制的完善，资金渠道的拓展和爱心意识的传播等方面。相信通过这些对策，必定会对城市社区供给机制的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虽然还有一些可行性的突破性的方法有待发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一定会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和精准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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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