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范文第1篇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反映十年**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得名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时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特点：
1、 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2、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3、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 价值意义：
1、 从社会意义上讲，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2、 伤痕文学表明文学真实性的回归。 代表人物和作品： 刘心武 《班主任》 卢新华 《伤痕》(“伤痕文学”源此而得名) 王亚平 《神圣的使命》 宗璞
《我是谁?》
反思文学
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
时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紧随在伤痕文学之后。 特点：
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代表人物和作品：
鲁彦周 《天云山传奇》 刘真
《黑旗》
张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改革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许多作家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便是改革文学。 时间：1978年改革开放后。 特点：
1、 侧重反映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人”的观念、人与人关系包括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
2、 在创作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对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在当时被称为新人物形象塑造。 代表人物和作品：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记》 张锲
《改革者》
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这种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时间：1985年前后。 特点：
1、 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
2、 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
3、 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代表人物和作品： 汪曾祺 《受戒》 韩少功 《归来去》 贾平凹 《古堡》
先锋小说
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 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特点：
不仅在语言形式、叙述技巧方面，而且在思想观念、文学精神上，都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接收和吸纳。 代表人物和作品：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徐星
《无主题变奏》
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
新写实小说
指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 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 特点：
1、 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原生状态的感觉。
2、 在主题上更多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
3、 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 代表人物和作品：
刘震云 《一地鸡毛》 《单位》 池莉
《烦恼人生》 《不谈爱情》
张贤亮代表作，作品内容 代表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讲述的是主人公许灵均苦难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在土地和乡亲中找到灵魂归宿的精神历程。
汪曾祺作品内容，特点 作品内容：
80年代的小说世界面貌“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如《受戒》、《大淖行纪》;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特点 ：
1、 在汪曾祺小说中，那些随时插入的成分，多关乎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观，且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说到哪儿是哪儿的神韵展现出来，它不只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和意境，而且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独特的结构方式。
2、 就叙述的语言质地而言，汪曾祺的小说敛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
3、 用闲聊、随意的方式结构小说，将口语的活泼与古典的优雅结合起来。
贾平凹代表性作品 小说集《野火集》、《天狗》、《兵娃》等，长篇小说《废都》、《浮躁》等。
在80年代的小说，以对西北乡土人生的表现著称，在艺术上独具一格。他的小说在对现实强烈关注的同时，注重从乡土社会的历史、风物、地理、掌故中汲取创作的元素，厚重沉郁，富有浓厚的民间文化的气息和生命力。
莫言《红高粱》内容，叙事策略特点 内容：
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斗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叙事策略特点：
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首先，小说中的“故事”是以“非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即小说的展开并非依循事件的逻辑来建构，而是由感觉引导，有情绪推动。它通过叙述者“我”在现实与过去的“追忆”之间的自由穿梭，将完整连续的事件链条彻底打碎和肢解，竭尽打乱时空顺序之能事。于是，情节的逻辑联系最大程度地被淡化，叙述显得自由散漫，了无拘束且生气勃勃。
马原代表作
成名作《冈底斯的诱惑》，中短篇小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师》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平坦》
马原的小说以其在叙述上的先锋实验性质，引领了80年代小说叙事的革命，唤起了小说写作对形式和语言的自觉，他所采取的叙述技巧以及其中蕴含的小说观念对80年代后期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归来者”诗群
因为政治原因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在诗坛隐失，后来在拨乱反正中得益平反，于是重新提笔“归来”的诗歌创作群体。 时间：20世纪80年代。 特点：
创作群体成员庞杂，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能自觉地在创作中贯穿现实主义精神。
代表人物与作品：
艾青 《归来的诗》 《在浪尖上》
朦胧诗
所谓朦胧诗，以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采用整体形象象征，逐步意象感发的艺术策略和方式来隐示情思，从而使诗歌文本处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呈现为诗境模糊朦胧、主题多以莫明这样一些特征。 时间：20世纪80年代。 特点：
1、 诗人抒情主题的回归和抒情主体的个性强化。
2、 体现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心灵和生命的尊重。
3、 显示诗歌“向内转”的重大变化，抒情直指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内心感受和体验。
4、 运用象征的手法打破了真实描写现实世界的描述模式和直抒胸臆的抒情模式，使诗中的一系列形象获得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代表人物与作品：
北岛 《回答》 《一切》
顾城 《一代人》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高行健代表性作品
代表作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徐迟代表性作品
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
新生代作家
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特点：
1、 一方面他们认为，写作等同于生活本身。
2、 另一方面，“在边缘处叙述”也表明新生代小说在艺术形态上对“返朴归真”境界的追求。
代表人物与作品：
陈柒 《时光与牢笼》 《无处告别》 朱文 《我爱美元》
鲁羊 《银色老虎》 《九三年的后半夜》
王安忆《长恨歌》的内容
小说成功写活了一个奇特的女人——王琦瑶。王安忆写《长恨歌》就是要表现一种苍凉，一种透到骨子里的人生的沧桑感。小说三卷就是写的王琦瑶人生的三个阶段。王安忆以一种细腻、抒情而又绚烂的笔法把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伤感与痛苦、绝望与希望，写得一波三折，哀婉动人。
王琦瑶虽然是小说的中心和主体，但是又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她既是一种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又似乎是上海与历史的某种象征。
余华的代表性作品
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
苏童代表性作品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武则天》、《米》等。 《米》的内容：
讲述了一个人物流浪和家族颓败的故事。首先，小说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生命历程。五龙是故事的主体，也是故事的衍生剂。他的流浪生涯是故事展开的核心。五龙的流浪经历了三个阶段：进入都市，占领都市，逃离都市。他最终以个体生命的抛掷完成了由乡村到都市再返回乡村的流浪。
王小波代表性作品
“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 《黄金时代》共收录了王小波的5部中篇小说，其中《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被公认为是王小波的代表作。
王朔代表性作品和小说特点
《空中小姐》、《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 小说特点集中在调侃上，美学特点是以俗戏雅。
余秋雨散文作品
现当代文学范文第2篇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民俗文化进行描述，能全面升华作品的思想内涵及文化意义，这对激发读者传统民俗意识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进行详细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
我国的民俗文化是世界上民俗文化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俗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精神、文化内涵能全面提高文学作品的底蕴。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居行民俗、礼节民俗、生活民俗、乡土民俗等几个方面，在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莫言是我国文坛上为数不多的成功者，而莫言的作品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可以说民俗文化是帮助莫言登上文坛的重要力量。莫言用他独特的文字语言描述，将民俗文化形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莫言的众多作品均得到了东西方的共同认可，如《红高粱》、《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他独特的精神向往及民俗文化内涵。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各局千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文学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而文本则具备互动性及不确定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做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阐释，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加强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力度，以此加深对文本阅读的理解、感受。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
（一）莫言作品中的鄉土乡情民俗文化体现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的《红高粱》被广大读者评委“我最爱的作品”，《红高粱》中“真刀、真枪、真性情”的语言进攻性，使其刚发表不就，就广受欢迎，面对挑剔的发行商，《红高粱》还能大受欢迎，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还在于民俗文化的生动表达。在《红高粱》中充满了浓郁的“乡土乡情”，民俗文化的丰富性使得国内外读者叹为观止，如姑娘坐花轿出嫁，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花轿”是特有的婚礼用轿，正所谓“上错花轿，嫁错郎”，这主要是描述对礼俗、民俗的忠诚，《红高粱》中“花轿”的设置，将乡土乡情的民俗文化形象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酿酒、饮酒也体现了民俗文化的乡土乡情，作品中血气方刚的少年对新时代、新思想充满了向往，憧憬着无拘无束的生活，由此大碗喝酒，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理，酒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读者之所以感觉血气方刚的少年有力压群敌、以一敌百的气势，就是跟喝酒有很大的关系。在《红高粱》中，作者强调酒的重要性，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味道，《红高粱》中对民俗文化乡土乡情的深刻描述，使得作品的民俗色彩、政治色彩更加丰富。
（二）陈忠实作品中的礼仪民俗文化体现
对于文学作品，在传递某种价值观时，就需要设定这种价值观 特有的礼仪性，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民俗文化十分浓厚的作品，《白鹿原》充分描述及定位了礼仪民俗，特别是在描述长子白孝文、长女白灵的诞生礼时，更是将礼仪之道描述的活灵活现。在陈忠实的作品中，集中将“有礼志士”的宽广情怀和“礼仪”引起的民族气节展现出来，凡事礼当先，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公共规则，礼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对我国而言，治国安邦的关键就是礼。陈忠实在作品中，用礼对生命进行了诠释，整个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礼的存在，因此，《白鹿原》被海外读者评为最具中国味道的文学作品。
（三）莫言作品忠、勇、毅精神民俗文化体现
在莫言的作品中，读者可以寻找到一种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性情、心态，可以说莫言的作品中具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感官效果，同时每一个感觉刺激后面都有一个不清不楚的内涵，而这个内涵会对读者的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就是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毫无疑问，《红高粱》是一部充满了励志性的作品，也是一部展现中国忠、勇、毅精神的作品，作品通过对青年余占鳌的成长进行描述，以此让人明白一个“忠、勇、毅”的道理。年少轻狂，为一时之快，做出很多啥事，多年闯荡后，发现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国人的身份却没有改变，面对外辱，余占鳌意识到，丢什么也不能丢了民族气节，这也是中国人民最质朴的品格。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是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民俗文化的体现是升华文学作品，提高文学作品底蕴的最好方式，也是彰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独特魅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东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23）：123-124.
[2]李新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古代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观审美意识的扬弃与传承[J].名作欣赏，2015（15）：99-100.
[3]周淑贞.民俗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86-88.
现当代文学范文第3篇
这样的对话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你读哪个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文学？好厉害的感觉！以后毕业了可以找什么工作呢？”
在如今就业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关注重点总会不由自主地从专业本身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就业前景上。本科时，老师曾这样形容中文专业的就业情况：“你们是万金油，走到哪里都有你们的容身之处。”进入研究生阶段，导师这样告诉我们：“哪里需要笔（包括粉笔），哪里需要文字，你们就能在哪里发光发热。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就业范围如汪洋大海，可以任你遨游。但也正因如此，在海上航行时容易失去目标，所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避风港尤为重要。”
关于就业，不管是文科专业还是理工科专业，从来都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不过，手持万金油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们也别慌了神，事实证明，只要学有所成，咱们至少能在以下四大领域找到一席之地。
为人师表
——教育及培训
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及培训行业应该是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生的选择。在2013年中国高校各专业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对中国语言文学类的调查中，选择从事教育及培训的份额高居榜首，占职业分布的19%。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愿意选择教育行业？
首先，经过3年研究生课程的专门学习，无论是从对课本的独到解析，还是与学生的教学与互动方面，语文教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并非难事。其次，教师行业竞争压力较小，人员流动性偏低，福利待遇优厚，是中国10大最稳定行业的前三甲。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可支配收入在持续上升，教育行业吸收的民间资金也在不断增加，在大中城市，教师的收入水平很多都超过了一般的白领，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发达城市的部分名牌中小学及私立学校，教师收入可达5000～6000元。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笔者所在的班级共19名学生，其中仅有2名男生），对女生来说，做一名人民教师未尝不是家人最期待也是最稳定与安逸的选择。并且，与本科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相比，研究生学历与个人的能力具有更大的含金量，因而，在竞聘时更有优势。
文以载道
——媒体传播及出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媒体传播与出版业从事编辑、出版员、文案策划、记者、采编人员等行业的相对较多。从事这个行业要求工作人员“独具慧眼”，即不仅要善于发现，更要善于表达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长期与文学打交道的学生，对文字有独到的见解和很强的敏感，并且经过研究生阶段3年的集中学习和实践（不少学生在研一阶段就帮导师校稿，或者在图书出版社实习），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效率更高，质量更好。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未来5年内，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编辑职位的需求量将增加，各种编辑职务的需求量将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领域。
当然，在不同地区工作，编辑薪资水平会有所不同。像北上广这些媒体传播与出版发达的地区，编辑薪资平均水平较其他地区高出很多。
2013北上广地区编辑平均薪资表
以上数据由职友集（jobui.com）提供
以上的数据都只是指基础工资的平均水平，根据经验与能力等标准，编辑可划分为实习编辑、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编审、编审5个层次，层次越高，当然薪资水平越高。初级编辑的平均工资在3500元左右，而如果上升到了副编审的位置，薪资则在8000元左右，并且这也只是算到了基本工资，加上稿费等其他额外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并不是难事，因而选择媒体出版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点石成金
——文案策划
文案一般指广告公司或企业策划部从事文字工作的职业，例如广告文案、影视广告脚本、报纸广告、宣传单等。文案策划是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行业，它要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即通过发挥自己个人的创意，为公司与客户创造财富。因而在招聘时，该行业不仅注重应聘者“动手”的能力，同时注重其“动脑”的能力。以智联招聘上的文案策划招聘要求为例，该行业对应聘者最多的要求是：中文相关专业；文字功底强，具有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和策划能力；观察力、想象力、分析力以及判断力俱佳，能准确领悟并把握项目的策划意图。
如上所述，文案策划是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行业，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是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专业，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很容易达到关于文字功底、文字编辑等方面要求，并且在3年的研究生生涯中对“问题意识”的打磨和锤炼，早已让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培养了良好的观察与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所以在文案策划应聘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更容易受到面试官们的青睐。
而文案策划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行业，上升的空间也很大。一般的文案策划人员，在广州的平均工资为4000元左右，而成为资深的文案策划人的收入水平则可以达到年薪10万以上。
运筹帷幄
——行政管理
虽然行政管理岗位招聘时对专业的要求不高，但其工作内容中大量的公文写作、待人接物等，更适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因为在本科阶段，文学专业的学生一般选修过办公自动化与秘书学的课程，在公文写作与待人接物方面得到过全面地培养，而在研究生阶段则将这种知识储备在生活中得到了良好的实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在相关行业实习过，以笔者所在寝室为例，4个人全部都在学校的行政部门做助管，协助老师处理日常事物，不时还要撰写公文，因而在进入职场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很好的行政管理所需技能，相对其他专业和本科生的应聘者而言，上手更快，竞争力更强。
再举个师姐的例子，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三的学生，如今已经在一家著名的外企做行政，月薪为13000元，而本科生则为10000元，差距明显。当然，一般的行政管理人员薪资的平均水平在广州为4500元左右，而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人员则可以达到每月上万。而像我师姐一出校门就能找到万元岗位，不仅因其学历更高，更重要的是她在研究生阶段一直从事与行政相关的助研、助管工作，为其从事这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就得到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除了以上四大领域，适合这个专业的职位还有很多，比如说政府公务员，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的岗位中，适合文学专业报考与学历要求为研究生的职位有很多，并且将来上升的空间也更大；当然也有少部分人选择继续深造，读博士，然后在高校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稳定，待遇与福利也丰厚；另外也有不少人从事文学评论与写作，对于一个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看过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接触了那么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应该是很多人希望从事的职业。
1.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隶属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极富学科特色：它将研究视野从文学延伸到文化，与报刊出版、大众传媒、现代教育以及思想史等充分结合起来。
最好的当然是最抢手的，按往年的报录比来说，保研人数比考试录取的人数还多，报名人数则是招生计划人数的二三十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不指定任何参考书目。
2.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主干专业，同时还是国家“211工程”首批规划项目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点的支撑学科。该学科点源于原中央大学文学研究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相对而言，南大录取的人数要比北大多一点，但也只是多一点，如2013年报考人数为127人，录取人数为24人，其中13名推免生；2012年报考人数为118人，录取20人，8个推免名额；2011年报考人数为97人，录取20人，其中7个推免名额。就近3年的报录比来看，推免人数与报考人数逐年递增。与北大一样，南大现当代文学专业没有指定参考书目，在其专业之下，只开设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方向。
3.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也是这个专业中的佼佼者。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下的专业研究方向增设了一门文学创作，而近几年该专业的研究方向只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因此，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的考生可以考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
4.复旦大学
相对而言，复旦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方向选择性相对很大，在其专业下共开设了6个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当代中外文学关系、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研究与批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其开设方向十分宽广，该专业的推免人数也相当“乐观”，占所录取人数的70%，也就是说如果它招收10个考生，其中有7个属于推免生。如果你是准推免生，那么报考复旦大学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是普通考生，那么则要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
5.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名声在外。其专业的研究方向也很有特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与上述四个学校相比，其招生人数较多。如2014年招生人数为22名，其中推免人数为3人；去年招生人数为27人，同样只有3个推免名额。因此，对于想报考顶尖名校却苦于名额太少缺乏安全感的考生可以将视野转向招生较多的单位。
跨专业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有多难？
相比其他文学专业，各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招生人数是较多的，难度系数较低，并且其参考书的内容条理都很清晰，对于跨专业的考生来说很容易上手。掌握时代脉络，熟悉知名作家，多看文学作品，练笔写文学评论，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有自己记忆点的框架和逻辑结构，就很容易把握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
在跨专业考生身上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质——热情。只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感兴趣的学生才会将自己所看所记的东西长久储存在大脑中，相比没有热情的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听多少课都得不到的。
现当代文学范文第4篇
摘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以打破传统二元法的新研究方式，以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为目标，拓展研究视角，利用多元跨界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性”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表现出北美汉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跨界与多元化的研究的新尝试风格。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为中国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五四运动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五四运动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战主流观念，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機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参考文献：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5]参考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5页。
[6]“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赛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 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著十八、十九世紀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是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旧式及带有偏见的理解。
现当代文学范文第5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