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汉语文字规范化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外来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外来词的规范在汉语规范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外来词的规范历时已久，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本文综述了外来词规范中涉及的外来词名称、定义、译借方式、规范原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以图对外来词的学习与研究有所帮助。
汉语文字规范化发展研究论文 篇1：
中国语言规划的开拓者
提 要 周有光先生是“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在《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与推行等实际工作中成绩卓著，对中国语言规划的学术定位等理论问题的思考也非常具有启发性，值得后辈学人研究继承。周有光先生的著述中以“语文现代化”指“语言规划（计划）”，启示我们注重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个性，注重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周有光先生在语言规划方面的成功实践，对相关工作原则和语言文字理论的思考，都启示我们语言规划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应用，坚持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需要具有全局意识和发展的眼光，兼顾时代需求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
关键词 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现代化；语言文字应用；《汉语拼音方案》
The Pioneer in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In Memoriam of Zhou Youguang
Wang Min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modernization；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and script； Chinese Pinyin Scheme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先生仙逝。周先生的一生，已经成为传奇，尤其以现代汉语规划和规范化领域的成就为人所知。一些媒体尊先生为“汉语拼音之父”，先生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这固然是先生谦逊，实际上先生在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方面的成就也远不止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李宇明（2017）认为周有光先生“是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家和实践者” 。周先生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是成功的，他的理论思考对我们今后的具体工作和学术研究也非常有启发性。
周有光先生自述年轻时就对拉丁化运动感兴趣，1952年，出版了《字母的故事》。1955年，周先生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从此进入语言文字工作領域，兴趣成为事业，成就有目共睹。周先生曾概括自己在学术领域主要关注的有四个方面：（1）参加制定汉语拼音方案；（2）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3）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4）语言信息化时代的中国语文问题（周有光 2002）。
周先生致力《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从阐释《方案》本身的制定过程、研究理念到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落实《汉语拼音方案》的规范，以及教学、邮政电信、计算机处理、手语盲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设计等与汉语拼音应用有关的方面，研究成果深入广泛。周先生有意识地将现实的语言问题放在语言学研究的框架内，保证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性；他广泛研究人类文字发展演变，总结规律，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放在人类语言发展研究的整体中，以整体的演变规律来反观我们的语言现象。周先生一直保持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关注不同时代条件下对语言文字应用的需求，思考可能发生的问题和解决之道。他对语言规划研究学术定位的思考，在中国应用语言学刚刚萌芽时便已开始。
一、中国语言规划的学术定位
一般认为，二战以后，语言规划成为较为明确的专门研究。此前，现代国家政权对于语言的管理已经具有了主动干预的意识。二战后全球范围内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国家文化主体意识的确立和明晰化需求极为强烈。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如何因应这种需求？恰恰也是在二战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更新，人文社会思想极大丰富，在学术领域造就了学科细分与学科交叉并进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规划研究在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各种调查研究中，都成为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逐渐发展起来。周有光先生较早地思考了中国语言规划（计划）的定位。他认为“语言计划”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与国家语言政策关系密切。他以二战以来民族国家兴起、国家重建、国家联合的国际形势为背景，提出“语言计划”研究的问题主要是：“1.建立全国共同语，2.制定文字规范，3.翻译科技术语。”其中建立全国共同语的要求有三种：“A.没有主体语言，需要选定共同语。B.有主体语言，需要规范化。C.有传统共同语，需要现代化。”（周有光 1992a）中國的共同语古有雅言，后有官话，普通话是现代化的共同语，确定了语音标准、词汇规范和语法规范。制定文字规范包括：“A.无文字的要选定字母。B.有文字的要改进文字。C.古老文字要现代化”（周有光 1992b）。中国汉字的现代化，表现为《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提供的字母注音形式。
周先生的这些意见，已经大略指出了语言规划研究的要点，开展语言规划研究需要综合的多学科方法。周先生提出的研究要点是基于对世界范围内的语言规划历史和现实需求的整体认知，基于中国的有关工作和成果，大略呈现了语言规划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他还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规划就是语文现代化。
“清末以来，经历了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手头字运动等。这一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表音的字母化。”（周有光 2003）“[二战以后]外国就提出语文规划或者叫语言计划这样一门新的学问。这门新学问，其实在中国是早已开始了的。中国叫文字改革，名称不同就是了，内容、道理是一样的。后来我们扩大了‘文字改革’的含义，把它说成‘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永远要做下去的，因为，语言和文字是跟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的。”（周有光 2005）
百年来的语文运动、语言规范、语文现代化，从新的研究视角来观照，就具有了新的研究价值。周先生的思考，启示我们要注重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个性，要具有学术史、学科史的意识，在应用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的框架内，追溯研究中国语言规划实践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语言规划经验，总结阐发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使这一必须长期进行的工作不脱离中国的现实，能够具有更好的学术研究基础。也启示我们，语言规划研究者必须首先关注语言现实，关注现实中的语言使用的状态。这样，语言规划研究就能够正确定位，正视问题，科学阐释，提供具有前瞻性、具有社会意义的研究成果。
二、语言规划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应用
“应用语言学以‘应用’为生命。离开‘应用’，应用语言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应用’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有当前急迫需要的主要应用，有暂时可有可无的次要应用。”（周有光 1992a）在语言规划领域，从工作措施，到理论阐释、研究方法，都需要围绕“应用”，否则规划实践很可能失败，理论很可能蹈空，方法很可能扭曲。当谈到“成功的语言规划经验”时，《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过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
周先生有多篇文章阐释、回顾《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等规范的制定过程，强调实际应用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提高教育效率等现实需求，促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制定过程中，“为了适应多种多样的文字工作的要求，方案在重视科学性的同时，着重地考虑了实用性。例如，不用新造字母、尽量少用字母组合，便利文字工作机械化，便利国内各民族间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草案原用六个新造字母，修正草案放弃新造字母，用四个字母组合（zh，ch，sh，n）”。“各方面对方案提出了互不相同、彼此矛盾的要求。方案不可能只顾一方面，必须从全局看问题，权衡轻重得失，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主要要求，因此，《汉语拼音方案》是多种多样要求的最小公倍数”（周有光 1983a）。
尊重语言应用的事实，也是方法和理论创新的前提、基础。谈到《汉语拼音正词法》，周先生说，“把规律写成规则，要斟酌实用要求。有时规律简单，规则须要详尽……群众不愿接受的规则没有实用价值”（周有光 1984）。这种理念体现在《汉语拼音词汇》《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分词处理上。分词的规律首先考虑语言节律，诉诸语感。“汉语拼音的分词连写是以语言中的‘分词节奏’作为依据的……分词连写法跟语法和构词法都有密切关系，但是，它又有不同于语法和构词法的自己的规律”（周有光 1983b）。“这种基于实际的规律总结，与当时的语言理论有不尽吻合之处。合理性从理论出发。习惯性从实践出发。范围不同，出发点不同，这就是矛盾的成因”（周有光 1984）。但是，由充分尊重语言应用的基本观念出发，才有可能不受现成理论的限制，解决现实问题。
为了将制定的规划（规范）更好地推向社会应用，周先生还做了很多指导实践的工作。周先生在《文字改革》连载《汉语拼音方案解说》（一至七），详细阐明了方案的字母形式问题，音节拼写法问题，语音标准问题，字母对语音的配合问题，字母的顺序、名称和形式问题，标调方法问题，音节分界法问题，帮助使用者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 1961）。《汉语拼音方案》实现了汉字注音拼写，具体到社会各领域，如何应用、有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方式推行？他提出，“汉语拼音方案是文字的辅助工具。它的多种用途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在语文教育上的应用；（2）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3）少数民族制定文字的基础。”（周有光 1959）“语文教育”包括汉字注音和普通话拼音、盲聋哑人的手语、盲文字母方案；“科学技术”包括序列索引、科技代号、常用语缩写、外来词译音、电信工具及语文工作机械化。他在所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拿出了可操作的方案，为完善计算机拼音输入法提供建议。至于推动《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使汉语拼音走向世界，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津梁，周先生更是与有力焉。他认为汉语拼音是国家共同语的强大助力，将在网络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汉语拼音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华语“语同音”抱有极大的信心。
周先生的大量工作表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推行以“应用”为核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在研制思路、研制过程、推行措施等各个环节都体现了科学求实的态度。《汉语拼音方案》在多个领域成功推行数十年，证明以“应用”为核心的语言规划是切合实际的，在此指导下的规范标准方案是可行的，推行步骤是清晰有效的。
随着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入，关注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专门术语和阐释方法越来越缜密。“语言规划研究”从根本上是以“應用”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学科的基本理论架构、研究内容、方法、目的，都要以语言的现实应用为基础。在具体工作中，确定规划行为主体，规划对象的层级和类别，设计规划推行的内容和程序，建立规划行为评估的指标等，也都需要很好地理解这一基本理念。
三、语言规划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性
周先生始终坚持语言文字领域工作的科学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严谨求实，重视总结规律，更新认识。虽然他曾感慨“过早的真理不是真理”（周有光 1986），但是他也坚信“历史迟早要向科学的结论前进”（周有光 1989b）。
周先生回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时谈到，“有人开玩笑说，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其实，何止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和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又经过三年。今天回顾，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仔细设计这个方案，不是无益的。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周有光 2007）
例如，方案选择拉丁字母形式，周先生说：“字母的选择决定于两种力量：一种是字母的技术价值，另一种是字母的流通价值。”“字母的技术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是：（1）简单；（2）明确；（3）方便书写；（4）方便机械化。”“我国所以终于采用拉丁字母，除掉出于熟悉拉丁字母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农群众的影响以外，主要出于拉丁字母的国际性的作用。”（周有光 1961）还有，汉语拼音记录普通话音素，就需要一方面“弄清楚普通话有哪些音素（准确地应当说‘音位’……），另一方面要弄清楚拉丁字母在国际间的习惯读音是怎样，然后把二者配合，解决其中配合上的问题。”（周有光 1961）字母组合、条件变读等也考虑了拉丁文以及使用拉丁字母的各国的规律。这都表明《汉语拼音方案》在研制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有清晰的目的和充分的依据，经过广泛的考察和审慎的思考。
他谈到怎样确定分词连写的时候，坦言“并没有个人的创造，只是在过去人们用过的各种方法中间选择其中的要点并加以系统化”。“词儿连写问题不完全是理论问题，同时是习惯问题，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公开讨论和公开试用，然后可能由分歧趋于一致”（周有光等 1958）。二十年后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他提出“正词法的学术依据不能单纯依靠某一方面。它需要从三个方面（按：语法、语音、语义）的综合之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用准则。它是语言学的‘第四维’研究课题”。因为“理论语言学的范围中间本来没有汉语拼音。正词法需要研究的各种矛盾多半不在范围以内”（周有光 1984）。对于超出现有理论范畴的事物，需要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去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法。这是只有充分调查了解现实状况，秉持客观的科学态度研究分析，才有可能实现的。
但语言应用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一劳永逸。例如“正词法规则要跟着拼写习惯随时修正，否则会成为脱离实际的一纸空文。规则不断影响拼写，拼写不断修正规则。如此往复，最后可能达到相对的稳定状态”（周有光 1984）。关于汉语拼音的名称，周先生曾表示，“有人认为，我们不必另立字母名称，就借用英文的字母名称好了。……可是，这是不合理的。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字母名称。名称是以本国的音值为基础的，音值不同，名称也应当不同。规定名称可以参照国际习惯，可是不应当背离本国的音值”（周有光 1957）。但是随着时代变化，英语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再陌生，汉语拼音在信息化时代更扩大了应用范围，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字母名称无法推行，不如借用英语的字母名称，方便小学生同时学习英语。这个意见，我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周有光 2001b）这是尊重语言生活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语言文字工作，需要考虑的因素纷繁复杂，使我们常常容易纠结其中，理不清思路。周先生的回答是，“群众的语文运动，政府的语文政策，学术的语文研究，三者有别，不可混为一谈”（周有光 1989b）。语言文字的使用者，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制定者，由于立场不同，需求不同，对语言规划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作为语言规划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是应有的态度。
四、语言规划研究应具有全局意识、
发展眼光
以“应用”为核心和目的来谈语言文字问题，就是把一个问题放在多维度的空间里，因为“应用”就意味着“动态”，意味着多种关联。“纯粹的、单一的、绝对的”种种观念自然消解，“多元的、综合的、发展的”全局意识清晰凸显。周有光先生对语言规划的很多具体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之道，通常也是把问题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中，以系统性的规律、立体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验证。
周先生自述1955年开始，研究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历史地位，“这不是褒贬古今，不是占卜未来，这是认识自我”。可见他一直将自己从事的工作放在全人类文化体系内，对具体问题的观察思考，纵横上下，不限于一时一地。经数十年积累，耄耋高龄修成《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出：“[比较]文字的形体和结构，传播和发展，应用功能，历史背景等，从中归纳出文字发展的规律。比较的目的是辨别相互之间的差异性，阐明相互之间的共同性。”他认为“一国文字学正在发展为人类文字学”（周有光 2000），并初步勾勒出人类文字学研究的轮廓。
他经常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语言和文字的发展规律，解读一些“难题”。例如谈到汉字演变，他认为汉字形体趋于简化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认为过度简化和过分推崇繁体字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汉语拼音的成功应用符合人类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认为汉语拼音将长期与汉字并用，辅助汉字应用，而不是成为文字，取代汉字。
周先生认为今天我们进行汉字和汉语词汇的整理规范工作，不能限于当今、限于中国，而是应放眼历史发展和中华文化影响所及。他鼓励更新知识，避免产生错觉，“以为古代的语词是死的，不会再有变化。其实不然。学者们的研究使我们对古代的了解不断更新，例如今人对古文字的知识比古人多得多了。不妨说，关于古代的知识也是活的，不是死的”。还要避免另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文化只有中国人知道得最多。其实不然。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文化，他们用新的方法，不断得到新的发现。今天，不参考外国的研究已经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和全新的理解”。“要开放视野，胸中有整个汉字文化圈和整个世界”。需要了解“汉字文化圈”日韩越等国使用汉字的状况，考虑海外使用汉字的需要（周有光 1986）。
他认为人类交流的需要使得语言求同成为趋势，共同语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条件。他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的大局来看共同语的研究和普及。“对中国来说，有两种语言求同。一种是汉语各方言之间的求同。另一种是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求同”。他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普及全国共同语是迟早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周有光 1989c）。早在国语运动时期，他就认为拉丁化文字是为国家共同语服务的，不能搞方言拉丁化。语言共同化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团结全球华人服务，为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服务，决不能放弃。他也比较早地提出，中国需要在推广国家共同语的同时，重视学习使用国际共同语——英语，这样的“双语言时代”是大势所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需要（周有光 1997）。
唯其具备全局意识，才能清醒地认识客观现实，也才能前瞻未来，保持充分的信心。一方面，他对汉语国际地位的分析冷静客观，认为现在的汉语并不具备有些人认为的高度的国际地位（周有光 1989a），另一方面他对华语在21世纪的发展充满希望，预言“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周有光 2001a）。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一定有广阔的未来。周先生的名言“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厚今而不薄古，重中而不轻外，既需继承，更要创新”，体现的正是这种冷静的全局意识，坚定的发展眼光。
周先生的全局意识还表现在他始终以跨学科的角度看待语言规划。例如，他认为术语的应用领域和使用人群有特殊性，不能够用语言学、词汇学规律解释一切问题。作为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术语国际化的研究必须有跨学科的理念，不是语言学一家的事情。他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界限，敏锐地指出，有些语言文字问题，真正的肇因在于文化心理。虽然“文字‘神圣’观念已经被文字‘发展’观念所代替了”（周有光 1992b），但是“语文有图腾崇拜和禁忌迷信，文化越古，包袱越重。所以，新旧并存，逐步过渡，往往是最好的更新方法”（周有光 1989c）。
五、结 语
周先生经历了巨变迭起的一个多世纪。我们对他的理解，只能是他丰富的人生智慧中的点滴而已。他关于语言规划的观点，既根植于他数十年从事语言规划具体工作的实践经验，也是在社会和学术发展新形势下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他始终保持对世界的热情关注，反应敏锐，勤于思考，不局守固有理论，面对具体问题，思路开阔，多维交织。
周先生曾有题字：“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他对自己的事业有深厚的感情，确定了它的历史位置，确定了它在人类文化图景中的意义后，始终保持坚定、冷静、清醒的思考，敢于正视问题，总结规律，勇于更新认识，创新方法。我们纪念他，更应该学习他关注现实、胸怀博大的使命感，通达冷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承擔起自己的时代任务，促进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李宇明 2017 《有光的一生》，《光明日报》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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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2002 《周有光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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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2005 《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要放眼世界》，《北华大学学报》第6期。
周有光 2007 《〈汉语拼音文化津梁〉序》，北京：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丁海燕
作者：王敏
汉语文字规范化发展研究论文 篇2：
外来词规范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外来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外来词的规范在汉语规范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外来词的规范历时已久，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本文综述了外来词规范中涉及的外来词名称、定义、译借方式、规范原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以图对外来词的学习与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外来词；规范；定义；译借方式；规范原则；研究方法
漢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已久，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我国外来词大规模的引入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时期。两千年来不断地文化交流使得汉语中的外来词日益繁荣发展。王力先生曾有粗略估计：“拿现在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外来词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外来词的规范在汉语规范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特别是建国后语言工作者们对外来词的研究与规范逐步深入。研究与规范密不可分的同时又互相推动，因而我们说这一个世纪以来外来词领域所谱写的不仅仅是一部研究史，更是一部规范史。以下本文将重点对建国后几十年来外来词的研究与规范中涉及的外来词的名称、定义、译借方式，对外来词进行规范的原则、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综述。
一、外来词名称的演变
“外来词”的名称以往有很多争议，学者们曾经提出过：外来语（陈望道《六书法与六书》）、借词借字（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外来词（高明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外来影响词（黄河清《汉语外来影响词》）、广义外来词（孙力平《词库建设二论》）等名称。
在汉语词汇研究史中，使用“外来词”者占绝大多数，如张应德、符淮青、刘叔新等，目前以“外来词”指称者已成为主流。不管是使用哪一种称谓往往都是不离其宗，但是术语的统一是研究的第一步，因而，对“外来词”名称的规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外来词定义的讨论
关于外来词的定义过去有过很多的讨论，对外来词的范围和确定的标准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多分歧。
狭义的定义如高明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中：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这一观点认为音译词才是外来词，意译词的构词材料和方法都是汉语的，应视为汉语固有词。
广义的定义，周祖谟、张志公、葛本仪等认为凡从其他语言吸收来的词都是外来词。葛本仪在《汉语词汇研究》中指出“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决不就是外语中原来的词。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在接受外语影响时，都要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再经过一番重新改造和创制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她将意译词也视作外来词。
其实广义外来词和狭义外来词我们不认为是一对绝对相左的概念，而只是从不同层面、角度来考虑问题时的各取所需。狭义外来词是单纯从语言符号本身的结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广义外来词更看重的是语言与语言的相互影响，两者各有所长。
三、译借方式的规范
胡瑞昌曾经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中提到：外来词的规范问题，首先要解决吸收外来词的方法问题，这是消除吸收外来词分歧、混乱现象的根本方法。如果能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办法，就能使大家有统一的方法进行翻译工作，吸收外来词就能取得比较一致的规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借方式的规范问题对外来词的规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译借方式的研究各学者曾提出不同的观点。
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指出“近代中国借字的四种方式”有声音的替代（其中包括纯译音的、音兼义的、音加义的、译音误作译意的），有新谐声字，有借译词和描写词。郑奠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首先提出罗常培认为的“描写”类不应算为外来词，并主张增加“借用”一类，将日语来源地汉字词列入外来词。此外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周祖谟等都持相同意见。而以高明凯、刘正琰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意译词不算外来词，因而借译的方式只有音译、音译加意译、半音译半意译。
四、外来词规范原则的研究情况
高明凯，刘正琰（1958）提出“三一原则”即“一词一音一字”原则；以及“二并原则”即“异形并存”（同一词语因语义分化而成为两个不同词形的外来词可以并存）和“异格并用”（外来词和固有词同义，但表现不同风格者可并存）。史有为《汉语外来词》中提出“柔性规范原则”即承认规范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影响规范的多个因素，并在此认识上建立多因素参与的规范模式，按照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案和力度去指导现实的规范工作。苏金智在2001年的全国汉语词汇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政策性、层次性、和谐性三原则。而邹玉华在《汉语外来词规范（草案）》（2009）中又提出了“领域原则”“语体原则”和“综合评价原则”，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语体对外来词规范的不同要求，坚持学理性与俗称性兼顾，形简、义明、音准综合评价。对外来词的规范原则众说纷纭，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学者们提出的原则在不断地深入与细化。当然无论规范原则如何的细化，我们对外来词的规范都应该坚持符合语言特点和民族习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经济节省等基本中心，这样才能使外来词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五、研究方法的完善
外来词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分析与归纳，描写、解释、预测等方法。
薛克谬（2004）指出的具体如完善国家译音规范、编写外来词规范字典、开展传媒之间的横向协调、加强商品译音名称的管理、开展译音规律和外来词的规范研究等方法。邹嘉彦、游汝杰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基于“华语各地共时语料库”编纂而成，开语料库研究外来词的先河。邹玉华（2009）指出对外来词的规范要以预测和引导为主，并根据词形的活力值计算结果来指导外来词的规范。活力值具有绝对优势的词形是相对完善的形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作为推荐词形使用。
结语
外来词给汉语带来新鲜血液，促进了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但是过于随意地使用外来词也给汉语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并且外来词的大量引入同样是我们自身文化消解力和创造力弱化的反应，因而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对于这些有泛滥之势的外来词的不规范使用现象，语言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为此语言工作者们需要不懈地对外来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外来词的规范化扫除障碍。此外语言工作者通过监督和管理学校、政府和媒体等具有影响力的单位的语言规范，来引导大众的语言使用情况。正如范开泰（2001）所说：“语言工作者可做的事是筑堤与开沟，做一个引导的工作。”相信通过对“有话语权的笔和嘴”的规范，在此规范语言的示范下，我们的语言环境必然能越来越清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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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雪
汉语文字规范化发展研究论文 篇3：
新时期汉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摘 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汉语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全球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境内涌入大量留学生。汉语发展应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大力加快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信息自动化的步伐，以科学的态度正视现今出现的新兴语言现象，建立科学、系统的汉语语言学理论。
关键词：汉语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信息自动化；语言学理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攀升。汉语作为承载博大精深的汉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在世界语言之林中逐渐趋强，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共有资源。在这个独具时代特色的新时期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顺应潮流快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得中文信息处理成为汉语应用实践的重中之重；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时要求汉语研究必须关注当代新兴语言现象，建立相应科学的汉语理论。近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汉语的发展，把语言文化的影响力，称为“软国力”。2006年，中国第一次就年度的语言使用事态发布报告，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语委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及相关数据。这不仅引导我国语言生活走向健康、和谐，也促使人们对我国新时期下汉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理论一、汉语的崛起与对外汉语教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中国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迅猛发展强烈吸引了世界各国国民的眼球，国外大批留学生涌入国内学习汉语言文化，世界各地也出现了“汉语热”。韩国各大学纷纷开设汉语专业课；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政府根据国民学习的需要逐年增加华文学校，有些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把汉语作为主要外语来进行教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曾一度禁止使用华语，取消华文学校，致使华语衰落，但如今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汉语与其蕴涵的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华语教育在这些国家重新得到振兴。美国近年来把中文列为第二关键外语。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安排教授汉语课程。
随着世界各地汉语学习热潮的涌起，中国境内外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目前，不仅北京、上海等地高校聚集大批留学生，而且全国其他许多地方高校都招收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2007年，我们曾对上海一些高校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85%的留学生学习汉语是希望有助于从事与中国法律、经济、语言等有关的工作；10%的留学生学习汉语是由于对中国电影、艺术、语言感兴趣所致；5%的留学生学习汉语是觉得中国很神秘，希望能到中国各地旅游，了解中国。为满足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4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召开了对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的工作会议，不久，正式确立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1987年，我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此后，全国各高校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对外汉语系如雨后春笋般从中文系语言专业基础上孕育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1988年9月,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对外汉语教学”有了政策上的保障。1989年5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成立了“世界汉语交流中心”。2005年7月，北京召开了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会议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汉语的国际发展问题，进一步探讨了“硬国力”和“软国力”的区别，认为“硬国力”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国力”则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由此，人们把语言文化提升到综合国力的高度上，认为汉语发展是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竞争，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的竞争。关于语言的竞争力，有学者曾归纳为五个要素。第一，政治竞争力，主要指政府的语言计划或语言政策有利于哪一种语言（语言变体）；第二，文化竞争力，主要指语言（语言变体）背后的文化是强势或是弱势；第三，经济竞争力，指民系经济地位的高低；第四，人口竞争力，指民系人口的多寡；第五，文字竞争力，主要指某一种语言（语言变体）有无文字，或文字化的程度。由此我们也可以知晓英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性语言。美国、英国等国家一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强势地位，它们以往曾通过长期扩张，把英语强植于殖民国家，使大批殖民国家把英语视为主要语言。现今，在全球化经济大潮影响下，处于世界强势地位的国家及其语言和文化仍然备受推崇。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向世界推广汉语。近几年，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了增强“软国力”，推进“强国力”，在全球开办了100多所“孔子学院”，这种在世界各国进行的中文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推动汉语言与文化走向世界，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综观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成绩是可喜的。但在新时期下，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相对显得比较滞后。其中高质量师资队伍缺乏、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形式单一等问题表现得相对较突出。要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成效，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不应满足于长期以来基于传统语言学观点上所采用的教学路子，不能只是简单、死板地把孤立的语法单位“词”、“句子”和一些语法知识点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而应该把日常交际口语或当今经典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鲜活的语言材料作为教学主要内容。教师要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受体对象，把握其教学的特殊规律，对教学全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不少对外汉语教科书在留学生初学拼音阶段，把较复杂的语言学知识盲目放入教材和教学中，比如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复杂的音调知识，大部分初学者认为这些孤立的语言知识枯燥、难学，他们在这些知识点上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没有起到提高汉语发音水平的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习汉语的兴趣，有些初学者甚至由此放弃汉语学习。
另外，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够完善。我们只有结合教学实际编写合适的汉语教材，采取恰当、有效、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要明了不同国家学习者受母语负迁移的特性，适应学习者各个学习阶段的要求，运用不同程度的教学计划和教材，针对学习者学习个性和共性，以互动方式让学习者循序渐进地掌握汉语语言系统。其次，要明确认识到现代汉语不是语音、词汇、语法知识的简单相加，语言和文化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学习者要在掌握一定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汉语文化背景知识。最后，教材的内容要尽可能接近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从学习者期望掌握和必须掌握的内容出发，以点带面，让学习者在有趣味的情景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一些词语和句式特点，让这些陌生词语和句式扎根于他们的记忆中，成为他们熟悉的表达习惯，从而提高他们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二、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对汉语言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社会自动化进程的加快，信息自动化的根本就是要研究处理好自然语言的规则。有科学家断言，在当今及未来的电子时代与电子文化中，语言学发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至今，我国在汉语书面语文本，特别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文本的语料库建设上已经有了一些起色，编程和初步的信息开发方兴未艾。但是对于汉语信息自动化工作来说，这些基础性工作和应用性研究还远远不足。许嘉璐曾说：“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进步的程度如何，决定着中华文化（包括传统的和现实的）继承、发展和弘扬的速度、范围和质量。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华文化利用不了中文信息自动化处理技术，就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衰落，被异质文化所淹没。而文化的萎缩，将是民族最大的灾难。”这就迫切需要加强汉语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研究工作。
20世纪70年代，我们已开始注重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研究，到了90年代，在语料库建设和词语标注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一批有助于汉语研究的软件系统，特别受到汉语词汇研究者和语法研究者的欢迎。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离我们所说的语言自动化、人工智能相去甚远。因为汉语信息处理，不仅包括对词语的处理，还包括对句子、句群、语篇的处理，甚至还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处理。这项工作的任务量和困难度更大，但它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又是重要的、必须的，因为它决定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决定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汉语信息处理不是语言研究者能独立担当的，它需要语言学家与计算机、数学、物理学、信息学等领域专家的鼎立合作才能完成。现在很多人虽看到汉语信息处理的重要性，但由于时间、精力、学力、财力的限制，只能囿于一隅，对某个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即使进行了一些学科交叉的研究，也往往是蜻蜓点水式的。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和政府应该加大对汉语信息处理的投资，从宏观上整合研究队伍，从而加快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进程。社会信息科技的发展和要求给语言研究者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给语言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挑战。在当今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应该在做好语言本体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精力放置这项应用实践研究中来，和其他领域的专家相配合，系统、详细地描写和分析汉语结构的特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应用实践研究除了要关注汉语信息自动化问题，还要关注当今新兴的语言现象。近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新娱乐方式的出现，语言生活里出现很多热点问题。比如人们经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运用一些字母、符号、数字或拟音等方式创造出新奇的词语和句式。有些青少年为了在网络上保持特定群体交流的独特性和神秘性，把中文、韩文、日文拼在一起，创造了“火星文”，并编制了“火星文”的输入法。这些近似于口语的特殊书面语包裹着现代青年人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其语言形式也明显带有现代年轻人的独立思想和时尚趋向。对于青少年使用网络语言这种语言现象，在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否定态度。我们认为，对语言进行规范是必要的，但过度地规范也是不妥的。新兴语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新兴语言，比如有些新奇、简洁的网络词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网络群体的浪漫激情和青春活力。新词语、新句式能否正式进入日常交际，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社会的认同度才是过滤器。学术团体、行政机构不能也无法对其进行过多的硬性规定。语言研究者分析考察各类语言现象，应进行频率统计，动态监测，观察分析语言现象的变化。对网络流行语等新兴语言现象，要给予广阔的空间，既要看到它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要高瞻远瞩，对各种新句式、新词语的产生做出有预见性的分析。
我们同时还要看到，汉语发展要有科学的语言理论。有了适合汉语特性的语言理论，才能真正指导汉语的应用实践；没有优秀的语言理论，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自动化的进展也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话。通观汉语研究的历史，前人主要集中于传统小学的研究，形成了考证、描写缜密的传统。而对汉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使之提升至语言学理论，还只是近百年的事。语言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被列强强行打开，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国外的语言及语言学理论也涌入国内。我国的语言学一直是尾随西方语言学亦步亦趋发展起来的。一百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理论和研究与国外语言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经济发展迅猛，世界地位大幅度提升，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继承传统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精华和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汉语言理论。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应该全盘吸收西方的语言学理论，这才是纯粹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才能在语言研究中与国际对话和国际接轨；有人认为汉语具有自己的独立特点，和印欧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应该抛开国外语言学的干扰和束缚，建立独立于其他语言之外的汉语语言理论。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偏颇的。没有自己民族个性的语言理论研究很难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地位，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接轨；脱离其国外语言理论，建立纯而又纯的汉语语法理论本身就是否认语言具有共性，这种想法不现实，也不可能付诸实际。我们认为，要把握新时期语言发展趋势，总结我国语言研究的历史，结合汉语的事实，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的精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建立科学、系统的汉语语法理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的汉语发展，面对“软国力”对汉语提出的挑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言理论，并由此引导汉语言研究的实践，从而提升汉语在世界语言研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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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绿 叶
作者：张豫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