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丰图义仓作为全国为数不多仍在使用的古代粮仓，在粮食仓储管理现代化背景下，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文章通过丰图义仓选址、布局和建筑形式的介绍，指出了现状利用方式的优势与问题，提出了活化利用的主要方向。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 篇1：
天津运河水次仓研究
摘要：天津是一座依靠运河与海运而兴起的城市，从寨到镇、卫、府的行政建制，充分说明了漕运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天津水次仓作为明代存储河运与海运漕粮的重要基地，每年存储税粮达数十万到上百万石，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历史演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天津仓的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力图揭示明代漕运仓储的历史变化。
关键词：天津；水次仓；漕运
1前言
漕运是中国历代专制国家之命脉，对于封建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储存税粮的漕仓，从秦代的敖仓到明清的水次仓，中国的仓储制度经历了起步、发展、完善、成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结构完善、奖惩有法、运作有序的整套管理体系与行政建置。作为中国古代仓储制度重要的一环，明代水次仓对于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其变迁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2天津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
天津最早兴起之地是元代位于潞、卫二河交汇之处的直沽，当时元政府为加强南粮北运，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人工运道，促进了国家漕运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规划与维护，致使河道岸狭水浅，船只负重难行，因此终元一代，海运一直在国家粮食运输中占主导地位。元延佑三年（1316年）为加强漕粮的运输与储藏，封建政府在直沽置海津镇，除管理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大型水次仓外，并设直沽盐运使司，专门掌控海盐的生产与销售。国家粮运与盐政等管理机构的设立使天津从一个海滨村落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经济影响与辐射力的区域中心，从而为明清天津的繁荣与昌盛打下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定都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1]，因此漕粮运输并不需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欲迁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北方大量政治、军事机构的设立对漕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永乐元年（1403年）明政府令“江南民粮悉运太仓州，于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莱大洋以达直沽，岁六十万一千二百余石”[2]，这些粮食主要通过天津转运到蓟州与辽东等边防要地，用作抵抗蒙元残余势力的物资供给。第二年又因天津“地居河海之衡，北拱神京，南则咽喉漕运，极为重要”[3]，所以特设三卫官军以资防守，其军人除了巩卫城池外，更大的目的是保护粮仓。置卫当年漕运总兵官陈瑄，即“统领官兵海运，又以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水路搁浅，迟误海船回还，令于小直沽收粮二十四万四千石，转运北京”[4]，可见当时天津仓储存粮数量已经比较可观。但由于天津地处海滨，且处九河下游，所以空气湿润，仓储多为露囤，漕粮不能久置，受地理条件限制比较大。据《春明梦余录》载，乐初天津仓的作用是这样的，“期初则建仓厫黄、卫之湄，受淮仓米转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处也。其年（永乐二年）即直沽设天津卫置仓，三年增置露囤千四百所，于是淮仓自卫河，太仓自海，咸输天津仓，而山东输德州仓。天津、德州二仓所受，又总输之通州，由通州输之北京[5]，在大运河尚未贯通前，天津仓作为江南漕粮与京通二处河、海运输中转站的作用非常明显。而这时的天津卫也主要作为仓储基地与军事重镇，经济与商业发展一般都服务于运军与卫所官兵，由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所产生，与市场的联系不大。
永乐四年（1406年）始，平江伯陈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借兵万人戍守”[6]。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疏浚后，南北大运河再次畅通，漕运输送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7]，天津仓从而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国家仓储，其地位较永乐初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将江南及江北有漕省份税粮由军民联合运输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水次仓的做法称之为支运法，属明代漕运的初始阶段，尚没有形成专业的运军制度。永乐十三（1415年）明政府彻底废除海运与陆运，“惟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8]，当时属遮洋总的天津三卫每年运粮上万石，其中正卫运粮四千四百五十石，左卫运粮三千一十三石，右卫运粮三千一百一十石。
永乐十九年（1421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随着官员、军队、商人、居民的大量迁入，“军国之需，皆仰给江南”[9]。到宣德七年（1472年）汇集到天津的漕粮竟然达到670多万石，短期内难以运达通州与北京二地，只好于天津三卫之地另置仓储，其名称分别为“天津卫曰大运仓，凡六厫；左卫曰大盈仓，凡九厫；右卫曰广备仓，凡七厫”[10]，以每厫五间算，计仓房共百余间，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漕粮转运基地。
兑运法施行后，天津水次仓除收储转运南方漕粮外，还往往接纳因河道冻堵与漕船漂溺而延迟入京的粮食。正统七年（1442年），明廷令“漕运官军，若一卫有数船遭风漂流者，委官核实，全卫改拨于通州及天津仓上纳” [11]。天顺六年（1462年）明英宗下诏书曰：“如今河道将冻，粮船未到通州者尚多，今特命尔前去看视催攒，可到天津者，就于天津受贮，可到德州者，就于德州收贮，量留耗米，以待下年带运”，户部同时命“粮船来迟，恐致冻阻故也。将南昌卫等三卫德州收，荆州左等六卫所天津收，宁波等一十二卫所河西务收” [12]。因该年天津水次仓存储粮食过多，天顺七年（1463年）左都御史王竑上言：“去年积储天津仓粮米二十八万余石，恐岁久糜烂，请令各处运粮官军明年粮船至天津仓带走”[13]，以防止漕粮日久腐朽。
明中期前漕粮以四百万石为额，本色居多，兼有折色，其后随着河道淤塞、自然灾害、农民起义等因素的影响，漕粮改折和寄囤的力度越来越大。成化八年（1472年）因天气干旱，河道淤浅，除免运扬州等受灾府县粮十多万石外，“起运数内有一百一十余万石随路寄收，天津仓寄收四十八万七千余石，德州仓寄收一十九万一千一百余石，临清仓寄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余石。东昌府仓寄收一十一万三千七百余石，济宁州仓寄收六万六千八百与石”[14]，在沿运诸仓中，天津仓存粮数量占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充分说明了仓储规模的庞大。成化九年（1473年）又因天津地处卑湿之地，“粮多露囤，俱春气上蒸，秋水泛涨，或风吹雨湿，损坏亏折 ”[15]，命永平、涿州等卫所官军支天津仓存粮运送京通仓。弘治七年（1494年）张秋河决，漕船不行，“寄收临清仓八十九万石，后因运船迟误，寄收天津仓四十万余石”[16]。正德时京、通仓储不足，往往从天津、临清等水次仓调运粮食填补缺额。正德八年（1513年），都御史张缙、总兵官顾仕隆奏：“查得递年额运天津仓改兑粮米六万石，即今天津地方冻阻，寄囤粮二十万石有余。合无比照上年事例，无便存留一十二万石于该仓上纳，准作八年、九年额运之数。却将正德八年、九年该运天津粮米，改于通州仓补纳，省下寄囤脚价余耗，给与宁波等卫完粮并修船之用”[17]。正德后，由于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不但运道淤塞，而且漕船大量被烧毁，运军伤亡惨重，改折之风愈长愈盛。当时天津仓“岁额本折粮一十万三百五十石五斗五升三合，本色粮八万二千一百五石六斗六升二合。折色粮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九升九勺，共银七千二百九十两九钱五分六厘。天津三卫仓，岁额本色粟、米、黑豆正耗共八万二千一百五石六升二合” [18]，仓储规模已远不如明初。万历三十年（1602年）运往京城的漕粮为一百三十八万石，仅为四百万之额的三分之一，临清、德州水次仓稍微有所积蓄，而天津、徐州、淮安几无粒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京通“仓储空虚”，临德“二仓如洗”，虽然其中有胥吏盗窃仓粮等现象，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初完善的漕运与仓储体系此时已经彻底破坏，国家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整合与控制这一关系封建统治是否稳固的经济命脉。天启、崇祯时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外有满清入侵，内有农民起义，明统治者更疏于对仓储进行管理，天津等水次仓也毁于战火之中。
3天津仓的管理与运作
天津仓北控京、通，南引江淮，在漕粮转输过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但是南方税粮寄囤的基地，更为周边区域粮食的流通与贸易提供了便利。正是由于大量漕船与人流、物流、商品流的聚集，才刺激了天津卫城市经济的崛起，从而使之成为北方重要的商贸城市。为了有效控制国家漕运与仓储事业，明政府在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水次仓重地“各有部署以监临之，岁一易其人，盖国计之重大焉者。而所在综理亦必分任其所有事也”[19]，由户部派出正六品的主事进行管理。除户部官员外，为防止仓储腐败现象的产生及规范运作体制，“在京、通者则有总督、太监、户部尚书或侍郎，巡仓则有御史，拨粮则有员外郎，监仓则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各有人员。所以统储天下之粟，以资国用也。在淮、徐、临、德者，监收则亦有太监，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亦各有人焉”[20]，不但分工明确，而且各部门环环相扣，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局面。
天津仓初建时，并没有正式的管理人员，由当地的卫所军官代为管理。宣德三年（1428年）为整顿仓政，“令在京各卫添经历一员，监收支粮。其内外卫所仓，俱令各卫首领官与仓官专管，罢军职管粮”[21]。这时虽设仓官，但人数较少，且管理松懈，往往造成仓粮损失。宣德六年（1431年）天津仓发生火灾，烧毁粮食七万一千余石。宣德十年（1435年）在天津卫城北设户部督仓分司，掌管天津水次仓漕粮的收支与出纳，并向户部上报仓储的相关情况。户部分司的主管者为郎中或主事，三年一任，属于国家漕运与仓储系统的中层行政人员。宣德中期后，为牵制户部官员及分化督粮大权，皇帝派出大量宦官渗透入京通仓与天津、德州等水次仓，从而对仓储的正常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这些宦官与户部主事不同，不但没有专业的仓储知识，而且其任期不受户部约束，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任意干预户部监督的日常职能，甚至盗窃仓储存粮，勾结胥吏欺压百姓与运军，造成“漕挽军民横被索求，不堪其扰”[22]。初期每仓宦官多为一人，为害尚轻，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增加，每仓达到数人乃至十数人，致使“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23]。正德十六年（1527年）令“在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场、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查参取回”[24]。嘉靖初年，宦官为祸仓储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户部尚书孙交上书曰：“监督仓场中官为数太多，请尽去之，并临清、淮、徐诸仓一切勿遣”，但“帝命罢其半，余仍如故”[25]，正是因为宦官是皇帝的耳目，所以才会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庇护与放纵。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因监督仓场中官王奉、季慎互相揭发对方的贪渎，下法司治罪。给事中管怀理上书言：“仓场钱谷皆户部事，今参用内官，惟肆贪饕，于国计无补，请悉撤回”[26]，这才最终消除了宦官对水次仓的掌控。但是宦官的罢黜并没有使腐败现象消失，由其导致的仓储弊端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水次仓的守卫状况在明代是有所变化的。景泰以前“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27]，后因武官与军丁多不堪使用，景泰三年（1452年）“革各仓场致仕武官守把门禁，令办事官一员管理”[28]。为明确责任，同时命“各仓监收官员，严督官攒、库斗人等，修葺仓场，开通沟渠。其旷职坐视，淹没粮草者，拏问追赔”[29]。对于水次仓的巡查，“京仓以御史、户部官、锦衣卫千百户，季更巡察，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30]。初期天津、德州等仓虽有监督，却无关防，给仓场的日常管理造成很大不便，延迟至隆庆六年（1572年），户部尚书王国光题准“给监督徐州、淮安、临清、德州、天津等仓关 ，凡遇一应支移，俱用关防钤 盖。差满交代”[31]。万历七年（1579年）命天津水次五仓按时上报岁入岁出，缺溢完欠等状况，九年（1581年）题准“临、德、天津等仓，委官三年一次，盘验明白，即将官攒照例起送，免其守支”[32]。
天津仓从明初卫所军官代管到国家户部仓储官员的设置，反映了明代漕运仓储行政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强化。这种由户部、刑部、宦官组合而成的管理结构，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必将会使仓储秩序得到稳定的运转。但由于封建制度所存在的腐朽性，加之河道淤塞、农民起义、漕政弊坏等原因，最终只能走向没落。
4天津水次仓的功能与作用
天津、临清、徐州、淮安、德州、通州、北京诸仓，每年存储漕粮数百万石，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稳定，在封建统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除部分供给京城皇室、官僚等，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卫所军人与军事开支。嘉靖八年（1529年）福建晋江人林性之担任天津仓户部监督，当时“值仓粟空，又寒冻，饷道阻，军无所食。性之请发旁近德州仓粟，给天津军三月食。或谓于法不得相借，性之不为所止，朝廷从性之议”[33]。嘉靖末年，边境辽阳发生饥荒，军民相食，境况异常惨烈，“兵部侍郎王某疏请赈饥。议将二万石粟陆运至山海关，解费之银，每万石计八千两，地方深以为苦。时昆山许伯云为给事，谓辽人命在旦夕，若用陆运，则旷日而骚扰。不如暂驰海禁，用漕船沿海以往，则可扬帆速至，于是抗疏极言，且谓海运倘有疏虞，请以一家为质。而后朝廷始从其请。于是将原议漕石并天津仓粮共添至十万余石，星夜航海赴辽。辽人欢呼动地，全活甚多”[34]。万历十四年（1586年）辽东发生自然灾害，军心动摇，次年户部题：“辽东去年发生水灾，原议留贮通粮一十万石，不足辽军两月之饷，乞将新运漕粮共留二十万石，贮天津仓，以待辽军自运”[35]。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户部以“永平镇主客兵本色米豆皆坐派于滦州、卢龙等县，永平等卫。今岁水旱异常，人民垫隘。议将天津仓先给一万石海运，余俟明春新运到日，截留二万石，将一万石补仓，一万石给镇”[36]，动用天津仓存粮以济军饷。明代辽东、蓟州为边防重镇，从天津仓运粮具有极大的地理优势，不但便于船只的募集与装载，更有利于军事物资的及时运送，从而对灾荒救济与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津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社会救济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落后，自然灾害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封建帝国的统治，中央政府往往通过豁免税收、截留漕粮、兴修工程、平抑粮价等方式赈济灾荒，以缓和阶级矛盾与保障社会稳定，而水次仓救灾作为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在明代社会中意义巨大。成化九年（1469年），给事中邓山奏：“北直隶、山东民饥相食，今德州、临清、天津水次三仓，去岁等减改兑运粮多，宜借拨三十万石”[37]。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河北诸州县发生灾荒，“发天津仓米一万五千石，通州仓米六千石于顺天、永平二府，太仓银一万五千两于保定、河间等六府赈济”[38]。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京畿地区受灾，“发天津仓米四万石以赈保、真二郡”[39]。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天津仓救灾实行的是就近原则，一般涉及河北、山东等地区，放粮规模在数万石到十多万石，这些粮米通过运河很快运送到受灾地区，对于缓解灾情，保障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小结
明代天津城市的发展与漕运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仓储、卫所的设立，才刺激了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天津水次仓从永乐时建立到崇祯时毁于战火，延续了近200年，几乎与大明王朝相始终。它不但维持了封建帝国的统治，而且带动了商人、商帮、商船在天津的聚集，大量粮食与其他物资在天津的交流与贸易，对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国家政治权力的弱化与管理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了天津仓走向衰落，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无法调和与激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6][30]张廷玉．明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6：1124，1245，1130.
[2]沈家本．重修天津府志（卷30海运）[M]．出版者不详．
[3]王翁如．毕自严与《督饷疏草》[J]．天津文史丛刊，1989（11）：158.
[4]谭其骧．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40.
[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645.
[7]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1079.
[8]闫镇衍．六典通考（卷81，历代漕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李东阳．大明会典（卷27，漕运）[M]．明万历刻本．
[10]王守恂．天津县新志（卷25，旧迹三仓）[M]. 出版者不详．
[11]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1.
[12][17]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 [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3]官修．明英宗正统实录（卷85） [M]．出版者不详．
[14]王琼．漕河图志（卷8，漕运粮数）[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15]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7，漕数表）[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6]官修．明孝宗弘治实录（卷192）[M]．出版者不详．
[18]刘斯洁．太仓考（卷8，水次仓）[M]．明万历刻本．
[19]梅守德．嘉靖徐州志（卷7，漕政）[M]．明嘉靖刻本．
[20]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卷26，国用补）[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21][28]王云五．万历重修明会典[M]//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45，546.
[22]徐学聚．国朝典汇（卷33，中官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23]王子英．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1.
[24]官修．明武宗正德实录（卷5）[M]．出版者不详．
[25][26]印鸾章．明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373.
[27]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936.
[29]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8）[M]．出版者不详．
[31]刘斯洁．太仓考（卷1，水次仓）[M]．明万历刻本．
[32]张邦翼．岭南文献（卷8）[M]．出版者不详．
[33]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2565.
[34]周思仁．阴惊文广义（卷2，岁饥赈济临近朋）[M]．出版者不详．
[35][36]官修．明神宗万历实录（卷183，卷401）[M]．出版者不详．
[3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234.
[38]官修．明世宗嘉靖实录（卷493）[M]．出版者不详．
[39]汪应蛟．抚畿奏疏（卷7）[M]．北京：全国图书馆微文献复制中心，2006．
责任编辑：蒋亚林
作者：郑民德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 篇2：
清代丰图义仓活化利用的途径
丰图义仓作为全国为数不多仍在使用的古代粮仓，在粮食仓储管理现代化背景下，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文章通过丰图义仓选址、布局和建筑形式的介绍，指出了现状利用方式的优势与问题，提出了活化利用的主要方向。
清末“天下第一仓”
丰图义仓地处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占地约4.5公顷，总仓容约5000吨，由朝邑籍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倡议修建，1882年动工，1885年建成后慈禧朱批“天下第一仓”。该义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全国所存无几的清代大型粮仓建筑。
丰图义仓与国内其他古代粮仓相比呈现三大特点：
粮仓选址方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区位来看。
从宏观区位看，丰图义仓位于古代秦晋交通的咽喉地带，军事地位突出，交通条件便利;同时其所在的渭河、洛河、黄河交汇的三河地带，旱则大丰，涝则大歉，粮食收成波动明显。
从微观区位看，丰图义仓位于黄河西岸的黄土老崖上，地势高峻，地表平坦，土质坚硬，粮食不易受积水困扰，晾晒通风也方便。同时，义仓北侧有两处台地与丰图义仓所在台地形态相仿，两处台地边缘均有夯土寨墙，与义仓寨城相连，形成三连城格局，寨墙连接处的顶部可通行人，底部有通车门洞。
从总体布局来看，丰图义仓历史格局表现为三重防御体系。第一层为最外侧的人工壕沟。第二层为寨城，1891年建成，为不规则形，东、南、北三侧有夯土寨墙，墙高、宽约8米，北侧临绝壁不设寨墙。寨城设东、西两门和五处马面，西门通车马，东门用于排水，寨城内西门处有马道可登寨墙顶。第三层为仓城，是义仓主体，1882年起建，1885年建成，整体呈“回”型，砖表土心，外观近似城墙，南墙设东、西两门，门内为平坦广场。广场南部有三组独立的南北向管理建筑。仓城西侧有踏步可登仓顶，仓顶北部与东西门相对处有朱文公祠。寨城与仓城之间的西部原有阎公祠，建于1892年，最早为祭奠阎敬铭，民国和建国初期兼做学校，后期被损毁。
建国以后，粮食部门先后在寨城与仓城之間新建两座房式粮仓。一座俗称南仓，建于1950年代，为砖木结构，歇山顶，东西约25米，南北约15米;一座俗称92仓，建于1992年，为砖混结构，悬山顶，东西53米，南北17米。
从建筑形式来看，仓房设于仓城城墙之下，共58间，均向广场开门。仓房内部类似窑洞，为单拱结构，一般高4.5米，深9米，宽4.3米。仓房内外墙体均于高处设通风气窗，底部铺有悬空木板，离地面0.4米，木板下墙体设排气孔。仓房外设回廊，廊深3.2米，廊外侧有木柱108根。回廊由导水墙分割为16段，导水墙下有砖券门洞，使各段贯通。
利用现状
粮食仓储之用。
丰图义仓建成之初属义仓，由社会团体管理，由于政府出资建设，又兼具少许官仓性质，在1900年、1906年和1929年的大规模灾荒中活人无数，并于抗日战争期间为陕西黄河河防保卫部队和陕西东渡黄河抗日部队提供粮食。
丰图义仓建国后改为国有粮库，后期由于粮食市场化改革，一度无粮可储。2006年国家粮食局考虑到丰图义仓在中国古代义仓制度发展、粮仓选址布局、乡村治理和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方面的见证作用，授予其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通过“以粮养仓”的方式保护丰图义仓。现阶段中央储备粮多储存于92仓和仓城内的30间仓房。
丰图义仓选址、布局和构造特点使其防火防潮、保温隔热性能优良，小仓多室也便于古代粮食出入库和晾晒作业。然而储粮技术飞速发展，全国粮库正在步入机械化和智能化，粮仓的单仓容量和总容量不断增大。小仓多室特点促使丰图义仓维护使用中经费投入相对高，经济效益不明显。
军事防御之用。
丰图义仓的易守难攻、场地开阔、仓房众多、粮食充足为军队驻扎提供了可能。1938年，国民党驻朝邑中央军曾驻扎于仓城西南角，指挥黄河河防保卫工作。1948年，中共平朝工委所掌握的国民党朝邑县保安警察大队在仓城西南角策划朝邑起义事项。新中国成立后，丰图义仓的军事功能消失，但却是登高望远首选之地。
用以开放展示。
2009年，丰图义仓面向公众开放，先后公布为中储粮储备文化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爱粮节粮社会实践基地。寨城东门外建有疏散广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和卫生间等设施。仓城东门处4间仓房、西南角2间仓房、3处管理用房和朱文公祠常设展览，展示大荔县历史文化、粮食文化、饮食器具、仓储文化、阎敬铭生平事迹、朝邑起义和黄河河防保卫事迹，形成了九馆一祠的基本格局，其中朱文公祠重在祭祀义仓仓祖朱熹，朝邑起义纪念馆和抗战河防指挥所是历史事件发生地，都具有历史延续性。
以空置仓房为基础布展提高了仓房的利用效率，也方便公众近距离观察仓房结构和储粮方式。但是现有展厅分布较为松散，影响观展流畅度;仓房空间狭窄，单仓面积仅20平方米，以文字、图片和器物展示为主，吸引力不足，展示内容也不够丰富全面;公众观展须从仓门位置进出，经外廊进入后续展厅，造成仓房出入口和外廊人流拥堵。
活化利用路径
仓城、南仓、92仓是近现代中国粮仓建筑发展的缩影。随着粮食仓储技术发展，更加高效的粮仓建筑会相继涌现，仅依靠粮食仓储维持丰图义仓运营，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埋没了其特殊价值。在确保丰图义仓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以历史功能和结构特性为基础，探索兼具延续性、关联性、公益性的利用方式，才能使丰图义仓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丰图义仓一公里范围内有中国传统村落，明代古建筑岱祠岑楼和金龙寺塔，北周长春宫遗址，战国墓群，还有建于1960年代的农垦集团家属区，整个区域历史久远绵延，文化资源富集。同时周边自然环境优越，是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现代农机示范基地，农业观光势头良好。
丰图义仓活化利用应立足整个区域，统筹考虑各类资源，将区域建成集历史展示、粮食文化展示、民居民俗展示和现代农业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景区，合理设置展示场馆和服务设施，提供多样化的游览体验。作为景区的核心资源，丰图义仓应着重对比与其他粮仓博物馆和粮仓创意园区的差异，凸显文化特色和建筑特色，突出粮食文化和粮食安全主题，提升整体活力。
可做粮食博物馆。
现有展示场馆的空间规模和结构形式难以构建系统全面的展示体系。从保护历史格局真实性和完整性出发，在寨城外侧建设综合性粮食博物馆，能够兼顾文物保护与展示需求，现状展馆可以用于临时展览或专题展览，形成以综合博物馆为主体，专题博物馆为补充的展示体系。同时游客在游览初期通过综合博物馆了解仓储知识也有助于提高参观游览质量。
综合博物馆可以设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全面系统展示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粮食仓储理念、仓储建筑演变历史、饮食发展历史以及丰图义仓的修建、储粮和革命历史。展示方式可以引入VR、AR等新方式，增加互动交流，增强体验性和趣味性。
可用以粮食仓储。
粮食仓储是丰图义仓一以贯之的利用方式，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居安思危、同舟共济的处事态度，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正是以安全存储为目的的经常性养护和修缮工程，确保了仓城和寨城的安全完整。同时，粮食仓储还能简单直观的展现储粮方式和存取流程。
从保护、展示、利用三方面考虑，仓城都应保留一定数量的仓房用作粮食仓储。以丰图义仓现有的存储条件，继续保留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离不开粮食管理部门的持续支持，也需要对仓房进行合理化改造，不断适应现代化储粮要求。仓房的合理化改造应该满足文物保护需求，保留建筑结构和形态特征。
可成为公共文化中心。
仓城内有近20处仓房处于轮休或空置状态，随着粮仓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未来空置仓房可能更多。提高空置仓房的利用率，有助于提升粮仓利用的复合性，为粮仓发展带来新生机。作为开放的文化遗产，丰图义仓的利用宜保持部分公共属性，如：将仓房作为粮食博物馆展陈内容的延伸区和粮食文化的深度体验区，通过谷物识别、食品展演等，加大互动参与，深化公众对古今粮食仓储理念和粮食安全的理解;将仓房作为地区非物质文化展演和传承教习场地，分片区、分类型引入能够与仓房结构特性兼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仓房建成集公众阅读、艺术培训、艺术创作、艺术展览和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公共文化中心，提高地区公共文化水平。
随着丰图义仓仓储功能的调整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活化利用的环境背景也将随之变化。无论何种方式，只有与丰图义仓地理区位、环境区位和结构特征相协调，才能确保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互利共生，使其从同类景区中脱颖而出。同时，开展与利用功能相适应的公共活动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场所效应，使丰图义仓具有持久活力，不断衍生新的價值。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作者：董云慧 王倩楠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 篇3：
清入关前仓储制度探析
[摘 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很重视本国的仓储建设，而粮食储备又是仓储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文仅就清入关前粮食的贮存方式、统治者对仓储建设的管理以及仓储对于备荒、救荒的作用做以探析，以求更加明晰地了解仓储制度在清入关前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努尔哈赤；皇太极；仓储制度
清入关前的仓储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完善的过程。明代女真人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前，没有建立“粮库之制”，女真人多在自家掘地窖、建粮仓贮藏粮食[1]。努尔哈赤建立女真族政权——后金以后，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并开始设仓积谷，使得后金粮食的贮存方式也由地下窖藏逐渐发展为以建在地上的粮库为主。皇太极继位后，后金的仓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仓储的备荒、救荒功能亦得以发挥，形成了清入关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独有的仓储制度。
一、粮食贮存方式
清入关前粮食的贮存方式分为地下窖藏与地上粮库两种形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所在的佛阿拉城，看到“奴酋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云”。[2]这种随用随取，不于城中积置粮饷的方式说明建州女真当时在佛阿拉城尚未建立统一的粮库。申忠一描述当时建州女真贮藏农作物的方式为“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以所乙外输入。”[3]这种在田头埋藏粮食的方式大概就是女真族掘窖藏粮的早期形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后金政权，女真族的农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天命四年（1619年），被拘留在赫图阿拉城的朝鲜人李民寏在其《建州见闻录》中对后金农业发展情况作以描述：“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对于粮食的贮存方式则记有：“秋后掘窖以藏，渐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5]。虽然迁都到赫图阿拉城的建州女真的储粮技术仍然没有太大进步，但是农业的发展使后金的储粮渐多，否则也不会积压到“腐臭”的地步。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命人收割田禾，并且“将粮打净晒干，乘凉时记明斗斛数目，于夜间窖之”[6]。可见，此时的后金政权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窖藏粮食的老习惯，不会把秋收后打下来的粮食直接放进仓库而是乘凉埋藏。[7]至于建州女真为什么一直以来热衷于以窖藏的方式贮藏粮食，史料中并未有明确记载，但据《满文老档》中努尔哈赤“恐有不盖粮窖口者，务谕众人，妥为掩盖”，[8]的记载来看，大概是因为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连年征战的女真人怕建在地上的粮库目标太明显，容易被敌人摧毁，而把粮食埋藏在地下，这样便不容易被发现。从窖藏位置上看，大多是在就近田地处掘窖藏粮，从而节省了运粮的成本。
相较于由来已久窖藏粮食的习惯，建州女真人地上粮库的建设与发展则要相对缓慢得多。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据史料记载，赫图阿拉城内“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9]然而此时的仓廒区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粮库。《满文老档》中关于努尔哈赤修建粮库的明确记载共有三次，集中在他称汗的前几年，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01年），为了免征国人粮赋，努尔哈赤命各牛录出男丁和耕牛在荒地上耕田，使得“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10]第二次记载是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诸贝勒、大臣建议努尔哈赤征明，努尔哈赤不允，认为“我等尚无粮库，……宜先收我国人，固我疆土，整修边关，垦种农田，建仓库以积粮。”[11]《满文老档》的此处记载值得商榷，既然在明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已经提到开始建造粮库，为什么两年之后努尔哈赤仍称：“我等尚无粮库呢”？而《清实录》中关于同时期的记载则是：“我国储积未充……重农积谷，为先务耳。”[12]因此，可能是因为建州女真的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并未出现大量的余量可供存储，使得建州女真粮库的建设进度较为缓慢。第三次记载仍是在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命牛录出丁牛充公役，垦荒屯田，“自是，粮谷丰登，修建粮库。”[13]至此，努尔哈赤直到自己称汗的前一年，建州女真总算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粮库。
因为战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在从天命四年（1619年）至天命七年（162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迁都到界藩山城、萨尔浒、辽阳。连年的灾荒造成了迁都辽阳之后的后金社会动荡、粮食匮乏、人民居无定所的困难局面[14]，使得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个都城都建立起完善的仓储制度。直至天命十年（1625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努尔哈赤再次力排众议，迁都沈阳。自此，清入关前的都城才算固定下来。可惜的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不久便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留下刚刚开始修建的都城。皇太极继位后，一面继续与明战争，一面着手对盛京城进行修缮。至崇德二年（1637年）盛京城修缮竣工时，“堆子房、档房、肉楼、熬蜜房、仓廒、粉子房等先后同期告竣。”[15]从中可以看出皇太极时期盛京城内的仓储建设已经以地上为主，且形成了以粮仓为主，肉楼、熬蜜房等副食品存储并存的仓储体系。
二、仓储管理
关于清入关前仓储的管理可以分为对仓粮的管理和对仓官的管理。后金迁都辽阳之后，与明朝复杂的战争形势使得努尔哈赤格外重视对仓粮的保管。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告诫栋鄂额驸：“当妥为晾晒右屯卫之粮谷，仓顶用席遮盖，檐际留有缝隙，以使粮谷通风，不得靡费粮谷，务尽心妥善管理之。”[16]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为防止春天粮食腐烂，努尔哈赤命人前往广宁，令其“将仓粮搬入为筑城而丈量之城内房屋。限正月内从速搬运完毕，过正月即逢天热，粮若受损，则罪其所往之大臣。”[17]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后金修建粮库之时努尔哈赤曾“复设官十六员、笔帖式八员，会计出入”[18]，可见后金的仓官是伴随着粮库的修建而产生的。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新城（东京），促使后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也将视线更多地放在了后金的经济建设上，对于仓储的日常管理十分重视。平日里除了设立专人看管仓库，叮嘱对仓库要“妥加看守”外，对于看管仓粮工作不力的仓官，努尔哈赤亦给予严惩。天命八年（1623年），掌管海州粮仓的西赖巴克什将仓钥匙放在家里，被家奴窃得钥匙既而盗去仓粮，为了对其他仓官以示警戒，努尔哈赤下令：“将该奴仆鞭七十三，刺耳鼻。其主子鞭七十三，罚银九两，以赎刺耳鼻之刑”[19]。
注释：
[1]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2]（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M].《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页。
[3]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第443页。
[4]《建州闻见录校释》[M].（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第43页。
[5]《建州闻见录校释》，第43页。
[6]《满文老档》[G].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8页。
[7]袁闾.《清代前史·上卷》[M].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8]《满文老档》，第280页。
[9]（明）程开佑.《筹辽硕画》[G].卷首《东夷努尔哈赤考》。
[10]《满文老档》，第19页。
[11]《满文老档》，第32页。
[12]《清太祖实录》卷4，乙卯年六月丙子。
[13]《满文老档》，第37页。
[14]梁彦彬、白洪希.《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新探》[J].《满族研究》，2000年第4期。
[15]铁玉饮、王佩环.《关于沈阳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C].《沈阳故宫博物院论文集》，沈阳故宫博物院编，1984年版，第5页。
[16]《满文老档》，第319页。
[17]《满文老档》，第398页。
[18]《清太祖实录》卷4，乙卯年六月丙子。
[19]《满文老档》，第467页。
[20]《满文老档》，第1496页。
[21]《满文老档》，第1520页。
[22]《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四月丁未。
[23]崔赟.《明代的备荒仓储》[J].《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
[2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书店出版，1984年版。
[25]邵永忠.《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
[26]《满文老档》，第37页。
[27]《天聪朝臣工奏议》[G].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版，第38页。
[28]《天聪朝臣工奏议》，第76页。
[29]《满文老档》，第858页。
[30]王景泽.《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1]《满文老档》，第282页。
[32]《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八年八月乙巳。
[33]《天聪朝臣工奏议》，第8页。
[34]《清太宗实录》，卷31，崇德元年十月庚子。
[35]《清太宗实录》，卷34，崇德二年二月癸巳。
[36]《清太宗实录》，卷58，崇德六年十一月戊寅。
作者：贺飞